小引

澶漫江淮万里春，九黎才格又苗民。

即今魋髻穷山里，此是江南旧主人。

——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四

王静安先生的这首绝句，分明是一个发现。他将今人洋洋数十万字的科研论文，仅以寥寥几行诗语，富于情韵地咏唱而出。

尽管我并不是苗民，却正是从“魋髻穷山”的深谷老林中走出，来到这湿润多情、温柔富贵的江南水乡。于是就像《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看罢了林妹妹，便说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读者诸君倘如贾母哂我“可又是胡说”，我也不辩。春天的陌上花开，秋日的斜阳流水，长亭短亭的等了好久，心里只如宝玉说的“今日只作远别重逢”，“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了”。

有一种属于诗的神秘经验，即“一见此地名，诗味便油然而生”。英哲詹姆斯说：“每有一单字而能使人悠然若冥接神明者。”他举Philadelphia一地名之于一德国老妇，Chalacedony一地名之于神学家福斯托（Foster）为例，皆证明一种类似于宗教心理的神秘体验。英国有一条谚语，叫“赐福之语美索不达米亚”（that blessed word Mesopotamia），说古代有一老妪，虔敬事天，偶闻Mesopotamia一地名，遂惊为奇字，奉持念诵，于是得极乐之境。文章大家史梯芬生曾回忆儿时闻Jehovah Tsidkenu一名，不解何义，却神驰心悦（均见钱锺书《谈艺录》第八十九则）。奇怪的是，“江南”一名，对于我正有这样的神秘经验，长久如此。我想可能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拥有极少数这样的片语只字，珍之若神明，念之悠然若冥接天地之美，尤其是对于有文字恋物癖的书生。真正的书生拥有的并不是整座的图书馆，说到底也只是吉光片羽的几个词。而真正的书生好比炼丹的老道士，一生九转灵砂的功夫，也不过就是成就几粒金丹，然而在其中凝炼了他的身心性命。靠着这一点灵丹，然后虚若无物，可以升天，可以转世，其实并不是玄虚荒诞的事情。所以这册札记，并不像古人的笔记那样纯知识的取向，并不专注于纯客观的记录钩沉，只是随意自由地俯拾，不拘体例，文体与心情相呼应，岁月的新痕与历史的旧迹不期然而然地相遇，在情在义地勾画一个地名背后的巨大天地，永远视这样的勾画俯拾为旅程，为长亭短亭的漫漫长路，没有封闭停止，就像是古诗里所说的“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与我的精神有着永远的交流感应，而我又确信她不仅“在”历史里，而且“在”我的生存背景中，便觉得生命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

这一小册子的写作背景，重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是一个重要机缘。只要你是认真读书，那么，每一本好书都是一种观照、一种接引、一种敞开、山长水远的一种深意。如果没有陈先生这本书，我对于“文化江南”的勾画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没有这本书，我或许只有想象，而无法观照。《别传》确实是深不可测，但它首先教你懂得如何观照。

《柳如是别传》书影

观照要求屏息静气。既是细看，也是整个地看。细者，洞幽烛微；大者，观水观澜。就大处而言，有几个想法可以在这里提一提。

现代人往往将江南文化描写成特具女性情调的杏花春雨、旖旎香梦。不错，正像古诗所写的：“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文化江南”的这样一种美，无疑有着常新常存的魅力，然而我总感到这样说着江南的雨、江南的梦、江南的人与事，说得多了，似乎有着某种重要的遮蔽。比如，这本书就写了许多明遗民，有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有的却鲜为人知。他们存在的意义，对于现代人来说，正是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在三百多年前，明遗民就为今天播下了文化精神的种子。我们知道，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我们也知道，辛亥革命的渊源是吾国固有之民族思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认真想一想，这个思想的真正播种地，是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之际的民族思想，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发源处。如果将民族文化作一个大生命来观照，顾亭林、黄梨洲等文化遗民，都是现代文化的播种人，这正是“文化江南”的深意、远意。牟宗三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国文化亡于明亡之时。”但从流转意义说，又何尝不是它的再生之时？三百年间事，其间伏流奔莽，隐显无定，知识人少有不被五光十色的现象所迷惑。但孟子说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依然是大智慧。

民族思想的追寻，当然不是本书想表达的唯一主题。“文化江南”意涵极广。比如，中国文化一直试图去解决的另一难题是：究竟雅与俗二者能不能融合在一起？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确有一种努力方向，即试图将精致、优雅、高深的文化旨趣，与日常人生的平实、普通、自然的文化趣味融合起来，不在日常人生之外去企求一种超越与孤绝的神境，而就在日常人生与平实自然之中，涵具精神的润泽与人生的远意。这固然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但是，其代价往往是牺牲优雅文化的细腻、秀异、精深，以及超绝孤诣的品质，拉平了高妙与平庸的界限，而变得丧失了刻意创新的生气活力、一往不返的献身精神。有些人过于强调了它的优势，而有些人又只看到它的弊病，其实都是不公正的。这一问题，在“文化江南”中有着丰富多样的实践，有不少文化经验、人文遗产值得去发掘，值得现代人借鉴反省。

一个人在遭逢困境时，最能激发出他的天赋优质，也最能表现出他的人格中的文化程量，发挥出他固有的文化积累中优秀的方面，同时也显露出某些不适应的地方；而天赋优质与文化陶养往往是统一的。我并不试图将这个探索当作一项科研课题来做，但是在断断续续的札记中，多多少少触及这个问题。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文化生命有两个层面：一是尽才、尽情、尽气；一是尽心、尽性、尽理。往往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文化生命偏于尽才尽情尽气的创造活动，如六朝与唐代；而另一些阶段，则偏于尽心尽性尽理的文化创造活动。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化，出了不少人物，有许多豪侠义士、高人大儒，许多才子佳人、名姝国士，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恰恰同时显示了中国文化中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丰富多姿。哪些是尽心尽性尽理，哪些是尽才尽情尽气，而心、性、理与才、情、气可不可以同时存在？同样受到尊重？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下一些读书心得和感受，更系统的研究则有待于他日。

其实，也很难断定将来的系统研究成果就一定比现在的随意勾画更有价值。也许更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书写活动本身；更重要的也许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在情在义的真正书写活动进入历史传统之中。认真的书写过程正是对于传统最佳的体认方式之一，而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分类编排与整理剖析。对于历史文化世界，其实有多种进入方式：你可以带着研究的眼光细考详察这里的人事与故物；你可以怀着作家的热情、想象，运用灵巧的技术，去构作完整、大幅、气韵深长的大文章；你当然也可以怀着一份简单的游子的心情，去追忆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于是你可以写得意随景到、笔借目传、如数家珍、如写家书。我的文体宁取后者。研究的眼光，有时太过于厚重、胶执、客而不主；而作家的做法又太过于制作味、过于铺张、主而不客。我这里才是中国笔记文的散淡自在的老路数：予受一体、人我兼摄、忙闲有节。张宗子曾说：“木坚而焰透，铁实而声宏。”这是一种很高的笔记散文境界，我虽不能至，心向往焉。所以，在我看来，也许更重要的并不是去隆重地发掘一座湮灭尘封的古迹，也不是将历史作为我自由想象创造的材料，而应是真实的感应。通过我的这支笔，去触摸、亲近那越来越与现代人遥远相隔的心灵的存在。当年苏东坡在凤翔寺里困眠，看着眼前那王摩诘壁上画僧，残灯耿耿，踽踽欲动。余目盱盱，能无梦想？

一九九七年仲夏于日就月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