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光（原名祖芳，字宗孺，号金安），曾用名徐建豫、徐楚狂、王祖训、王祖文、席正、席君实、席正清、席剑余等。公元1909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水县（1933年改名浠水）北部山区的华桂乡麻桥村白鹤塆。出身贫寒的他，在县城读书时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以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的影响；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求学期间，年轻的徐楚光在国共合作、北伐胜利进军的革命潮流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工农运动等革命斗争之中。

大革命洪流中觉醒的寒门少年

徐楚光的父亲徐正卿是个乡下裁缝，下有四个弟弟，因父亲早逝，身为老大的徐正卿就成了当家人。几兄弟淳朴厚道，勤劳节俭，靠租种佃田、做缝纫和锯木手艺活勉强糊口度日。徐正卿30岁才娶上媳妇，1909年1月16日儿子徐楚光的出生，不仅令全家高兴不已，也成了村上的喜事。徐氏祠堂的老辈，塆下的大嫂子、小媳妇，纷纷前来道贺。徐家还专门请来私塾老先生为孩子取名，祈求富贵平安。

徐楚光出生时，中国正处在清朝末期，清政府腐败没落，地方劣绅欺压剥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徐家也生计煎熬，磨难重重。为养家糊口，徐楚光的父亲和四个叔父常常五更天外出，晚上摸黑回家，在外做点手艺活补贴家用并设法躲避徭役。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徐正卿兄弟还是免不了被乡丁抓捕，因缴不出苛捐杂税而遭到毒打。徐楚光3岁那年，妹妹杏花出生，因先天营养不良，不久患上心衰病，这对徐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只好借高利贷为继，日子越过越艰难。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年幼的楚光时常忍饥挨饿，衣不御寒。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距蕲水百余公里的武昌爆发，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然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很快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倒行逆施，使国内陷于军阀割据的局面。1913年7月，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发动“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袁世凯为达到复辟称帝的目的，组织北洋军在南方诸省大肆挥戈，疯狂镇压革命军，社会更是动荡不安，民生朝不保夕。其后，中华大地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大事件：1915年开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简称“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时，徐楚光生长的鄂东小山村虽然还算平静，但这些事对后来走出小山村的徐楚光却产生了终其一生的影响。

1913年7月，徐楚光的母亲徐氏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不久，父亲徐正卿为反抗和躲避徭役，与同村几个年轻人一起外逃他乡，漂泊南方。受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革命风暴的影响，徐正卿等人在湖南参加了革命军。1915年2月，徐正卿在湖南洪江县参加与袁世凯北洋军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年仅6岁的徐楚光，在短短两年间痛失父母，幼小的心灵备受煎熬。父母去世后，徐楚光依靠四个叔父抚养，跟随叔父们下地耕作，插秧薅草、播种收割，十分机灵勤快，深得叔父们的喜欢。二叔徐渭卿1916年成亲娶妻，二婶娘把楚光当亲生儿子一样，给了他母亲般的关爱。因为贫困，楚光另外几个叔叔都没能成家，妹妹杏花12岁时也被送给本乡一户农家做童养媳。

徐楚光故里——20世纪70年代的白鹤塆

徐楚光在叔婶的关爱下渐渐长大，叔父们看到小楚光天资聪颖，加上他是徐家唯一的男孩，便把家门的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大家商定，再穷再苦一定得让楚光上学读书，以期将来有了出息光耀门楣，也是给早逝的哥嫂有个好的交待。

叔父们节衣缩食，送徐楚光进了本乡私塾。私塾设在白鹤塆的徐氏祠堂。祠堂依山而建，前后三重砖屋，青瓦白墙，飞檐翘角。塾师徐少梅老先生颇有名声，附近七里八乡的子弟慕名而来，常年就读学生达到四五十人。塾师把学童编成“启蒙”和“经学”两个班，同坐一个大课堂，采取一班学生听课、一班学生温习的复式教学法。乡塾的教学虽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但启蒙课大多都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和习字之类。先生边教学生识字，边教些儒学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每天开课，学生们捧着线装小册子，跟着塾师朗读。读完五六遍后，学生们便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自读背诵。

徐楚光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非常用功，识字与背诵课文很是勤奋，一般跟读三五遍后，便能基本背诵下来。到次日课前的“日背”检查时，他都能把课文背得熟练；习字描红、影写也时常受到塾师圈点夸奖。上启蒙班的徐楚光经常“吃不饱”，常利用复式课堂的便利，听完启蒙班的授课后，接着“偷听”经学班的讲课。塾师见他接受能力强，记忆力好，便单独给他开“小灶”或加大课程量，后来干脆把他提前升到经学班，正式学习“五经”、《古文观止》及作文赋诗、临摹字帖之类的课程。徐楚光特别喜欢作文赋诗和写字课，唐诗、宋词总是不离左右，就连练习毛笔字写的都是诗文名言佳句。以致写诗赋词成为他后来的特别爱好，常常用来抒怀、励志和交友。

在勤奋苦读之外，徐楚光还经常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其他有困难的同学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常把没用完的写字本丢弃，觉得十分可惜，就悄悄捡回来整理后使用。有一次，看到一位同学因穷得买不起写字本，用手指在桌上练写字，先生动员富家子弟送几页纸给那位同学，却无人响应，徐楚光在课后默默地把自己舍不得用的新本子送给了比他更艰难的同学。还有一次中午放学，徐楚光见一位同学迟迟不回家吃饭，询问之后得知这同学家里断了顿，早上就是空着肚子来上学的。徐楚光二话没说，立即把自己的午饭——两个熟红薯送给同学，自己则咽下几口唾沫，默默温习起功课来。塾师徐少梅十分喜爱这个品行端正、知礼淳朴、苦学业优的寒门少年，不仅会免他些学费，还不时接济些食物、文具。社会动荡、父母早亡、贫困但有爱的生活经历，培养了徐楚光吃苦耐劳、真诚待人、乐于助人、善于与人相交的品性。

1924年，15岁的徐楚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蕲水县立中学。叔父们咬牙借了高利贷的三块银元供他入学。出发那天，徐家人起了个大早，为他送行。少年徐楚光背着简单的铺盖，踏上蜿蜒的山路。当他回眸山冈上叔父们向他挥手的身影时，顿时感到口袋里三块银元是那么沉重，他暗暗发愿一定要发奋读书，改变这贫穷的命运。

徐楚光到县城读书期间，正值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1924年春，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改组国民党，大批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担任要职。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军校，培养新型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兴起，随后席卷全国。蕲水县也受到巨大影响，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在蕲水青年学生中传播。徐楚光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长知识；一边从《民报》《新青年》《向导》等进步报刊和中学《公民》课本里，学习了解辛亥革命、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探究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在学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积极分子。他对孙中山先生特别崇拜和敬仰，对其领导的革命斗争也十分关注和向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抱病逝世，全国各地万众举哀，蕲水县各界亦纷纷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徐楚光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吊唁，他将对孙先生的仰慕与追思集于笔端，表达了沉痛的肺腑之言：“乙丑之初，先生长逝。噩耗传之华夏，天愁地黯，山凄水泣，举国莫不大哀焉。仰先生平生奋斗四十余载，殚心瘁力，唯兴我邦国，高扬民族之大义，唤起独立自由、民主共和之精神，为国人海外之众目敬仰，留浩然正气于天地人间……”最后，徐楚光又以孙先生的遗嘱作为结束语，慷慨激昂地振臂领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表达了对进步思想的追求以及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决心。演说的文采和感染力使师生们无不为之动容。

当晚，夜阑人静，徐楚光辗转难眠，挑灯展纸写下《浪淘沙·悼孙文励吾志》一词：“噩耗惊天云，山河悲吟。华夏痛失擎旗人。殚心振邦四十春，浩气长存。遗嘱铭我心，效法孙文。革命成功靠后人。吾辈肩上有重任，忧乐同行。”

这时的徐楚光已经从立志改变个人命运的山村少年，开始转向追求进步思想，自觉思考国家、民族前途的“新青年”。

革命转折关头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7月中旬，北伐军唐生智第八军先遣团团长高瑜率部进入蕲水县城，徐楚光随着工、农、商、学各界参加迎接北伐军欢迎大会，兴高采烈地组织同学配合北伐军散发革命宣传单、宣传画，张贴“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等标语。一时间，“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歌声，唱响县城的大街小巷。

1927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大门

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为迎接大革命的发展，满足政治、军事人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俗称“黄埔军校”）政治科，校址位于武昌两湖书院旧址，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负责筹备。11月1日，成立招生委员会，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李一氓、董必武、李汉俊、包惠僧等14人为委员，向全国招生，众多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报名应征。12月8日，经过严格选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从全国各地的数千名考生中，招收男学员986人，女学员195人。他们先称入伍生，后成为黄埔六期的正式学员。未被录取的考生，多数进入设在武昌南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少数女生被介绍进入设在汉口的妇女运动训练班。此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1400人开入武汉分校，加上陆续从广州黄埔迁来的第五期部分科目学生，武汉分校学生总数最多时达6000人。

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到蕲水县城，受国民革命运动影响、立志报考军校的徐楚光因在校品学兼优，得到本县一位开明绅士的保荐与资助，以优异成绩一举中榜。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这时革命政府的辖区已经达到中国东南部广大地区，并正向鄂北、河南和沪宁一带扩展。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在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也分批迁到武汉。1927年1月1日，“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正式办公。当月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邓演达代理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顾孟余代理党代表）、张治中任教育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教官恽代英（李达代理总政治教官），沈雁冰（茅盾）、许德珩、李富春、蔡畅、郭沫若、章伯钧、项英、陈潭秋等为政治教官；兰腾蛟任总军事教官。军校领导层中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力量很强。

2月1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国民革命军学兵团开学典礼”的巨幅会标；主席台上坐着宋庆龄、孙科、吴玉章、董必武等国共要员；身穿月白色军装的4000多名学员和教官，整齐列队在操场上。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袁溥之代表宋庆龄宣读了祝词。徐楚光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来自主席台上的每一句声音，要员们的教诲和期望，国家的振兴与前途，此刻无不聚焦在心中。

1927年2月武汉分校开学典礼场景

“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嘹亮的黄埔军校校歌在会场上唱响，久久回荡在校园上空……

来到武汉、考入军校，大大拓展了徐楚光的视野。他第一次看到大武汉的长街楼宇，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大都会令人激情澎湃的革命场面，第一次结识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第一次见识到如雷贯耳的革命前辈和心目中神圣的军校教官。这一切让年轻的徐楚光振奋不已，他踌躇满志，全身心地投入到军校的学习训练中。

武汉分校沿袭广州黄埔军校的一套办学制度和办法，从每日操典、作息安排，到专业训练、政治教育等课程的教学大纲都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模式进行。

徐楚光所在的第五期步科，培养的是陆军步兵连、排级指挥官。按照《国民革命军步兵操典纲领》，开设了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地形学、经理学、卫生学、马学等九大军事课程，其训练比政治、炮兵、工兵等科来说相对综合性更强，要求也更高，自然更加紧张和艰苦。

徐楚光和同学们一道，不厌其烦地练习着每一个基本动作，认真地完成一个个训练项目，他不仅刻苦训练还爱开动脑筋、勤于观察思考，灵活运用教官所教授内容。一次战术课野外综合训练，他仔细观察，果断决策，带领班组活学活用，于难险中取胜，展现出很强的实战精神，受到教官和同学的赞赏。

00除了军事课，武汉军校政治课教育内容也十分丰富，开设国民革命概论、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社会主义、政治学、军队政治工作、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当时，有许多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在军校内任职，学生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恽代英等政治教官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先进思想和理论大量贯穿于教学之中。军校创办初期，没有桌椅，没有固定的课室，上课时，教官大多站在桌上讲，学生围在周围听。当时被聘为政治教官的沈雁冰（茅盾）曾回忆：政治教官的任务很重，准备好一课，就轮流到军事科、政治科的各队去讲授。讲课的题目有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等。另外，还有给军校女生队专门开设的妇女解放运动课程。年轻的徐楚光在这里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ABC”等革命课程的熏陶，并经同乡介绍接触、结识了中共秘密党员金龙章等人，其政治素养得到不断的充实和丰富，思想境界大大提升。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青年的理想与报国”讨论会上，徐楚光以民族英雄岳飞作勉励，发言说：“岳飞从小立下精忠报国之志，并以身殉国而践之，实为吾辈之楷模。”他把孙中山“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导工整地抄写在日记本扉页上作为座右铭，并在日记中写道：“大事者，于国于民有大利也。吾当为国民而生，亦当为国民而死。”蕲水同乡前辈、老同盟会员、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孔庚在看到他的这段自勉时赞赏有加，称他是“有志男儿”。

武汉军校的学员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倡导下，还时常走出校园做社会调查，参加声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实践活动。徐楚光做社会调查时，结识了蕲水同乡、汉阳兵工厂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郭芬。

4月初的一天，徐楚光再次拜访郭芬，两人促膝交谈，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北伐武昌的胜利；从工运、学运，到军校内出现的国共两党的斗争；从眼下的时局，到个人的理想前途，无所不及。交谈中，郭芬暗示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鼓励徐楚光尽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临别时，郭芬叮嘱鼓励徐楚光：“革命将随时可能面临着两种选择，那就是前进和倒退，有志向抱负的青年就应该坚定地朝向前进、朝向革命的真理，这真理就是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位年长9岁的同乡大哥，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革命政治头脑，深深地影响着徐楚光。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湘、鄂、赣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急需大量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才，1927年3月7日，位于武昌都府堤街黉巷（今红巷）13号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班上课（因新增省份学生不能如期入学，开学典礼于4月4日举行）。农讲所开设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是讲习所的创办者和实际主持者，并兼授“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共产党人都曾在农讲所任教或工作。讲习所学制4个月，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近800人。由于讲习所与武汉军校相距不远，学员之间多有来往交流。徐楚光很快结识了蕲水县派来农讲所学习的瞿祜、游雨生等同乡。他们关于农讲所政治、军事教育内容，平等、团结、活跃的师生关系和朴实、民主的学风的讲述，为徐楚光打开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另一扇窗。徐楚光的出身和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日益倾向共产党，认同工农革命。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在国民革命顺利发展的过程中，革命危机的因素也在不断扩大。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在战争中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盘，政治野心大大地膨胀起来。革命群众和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先是在孙中山逝世后不断制造事端，逐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领导层和国民革命军，继而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挑起了“迁都之争”，一反此前力主迁都武汉之前言，截留由粤迁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要员，操纵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暂住南昌”，企图凭借军事力量，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蒋介石的图谋没有得逞。1927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而在此次纷争之后，3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去掉了分校之名，被定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时实行委员制，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徐谦五人为委员，这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校长的职权。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并未停止。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收复南京。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10日晚，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形势与对策，不幸会址泄露，被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市公安局侦缉队包围，参加会议的侯绍裘（中共党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省党部中共党组书记）、谢文锦（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等10名中共党员被逮捕并被秘密杀害。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12日起在上海大开杀戒，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开杀戒，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及其他控制地区大肆镇压革命，另一方面于4月18日在南京举行定都典礼，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继而在南京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以正统自居，形成了宁汉对抗局面。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之后，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所兼各职。22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40人联名讨蒋通电。23日，武汉军校学生和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了《讨蒋通电》。武汉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出版《讨蒋特刊》，还发表了《讨蒋通电》。5月，蒋介石策动驻湖北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乱，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率所部和工人纠察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前往阻击，迅速击溃夏斗寅叛军。

这时的武汉三镇，虽然革命激情高涨，但反革命的暗流也在涌动，军校内“拥蒋”、“反蒋”的两派势力斗争十分激烈，为不同思想派别在课堂、操场打群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徐楚光对蒋介石等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破坏工农革命运动的行径十分愤慨，毅然投入到军校组织的“讨蒋运动”中。这年春夏之交，年仅18岁的徐楚光在武汉选择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帝国主义和武汉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压迫，以及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工农运动巨大威力的恐惧，也由于工农运动中的一些过火行为，武汉政府中“左派领袖”汪精卫等人逐渐右转，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攻击共产党。6月中旬，汪精卫即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中策划“分共”。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国共合作就此破裂。7月18日，恽代英主持了军校第五期学员的毕业仪式。

当时报纸关于1927年7月18日恽代英主持武汉中央军校毕业式的报道

汪精卫随即以“从黄埔来的第五期学员已经肄业期满”为借口，停办了武汉军校（实为解散）。武汉军校的学生一部分入叶挺、贺龙部，一部分入张发奎部，还有许多回到家乡自谋生计。而其中许多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被中共党组织有计划地安排隐蔽或转移到全国各地开展农村革命武装斗争。徐楚光被党秘密派往鄂东，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与情报策反（隐蔽战线）交织的革命道路。

徐楚光在武汉军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其奠定政治信仰和军事素养、确立人生道路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