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兰德·桑德斯，1890年出生在美国南方印第安纳州的亨利维尔农业社区，是威尔伯特和玛格丽特·安·桑德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就那个时代和地区来说，他们一家还算过得去。农社的人在百亩地头劳作，混一口生计。威尔伯特·桑德斯在大儿子满5岁后离世，留给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玛格丽特是个坚强的女人，她听天由命、虔诚信教。年轻守寡让她处境为难：30岁的年龄，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又是在1895年的印第安纳农村。若是领悟不了上校母亲的绝望处境和平凡一生，那便不能欣赏透彻桑德斯上校的一生和品行。一个农民，想要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扛下去，最好的情形，也让大部分美国人无法想象，生活夹在绝望和贫困之中。“1893年大恐慌”是当时重创美国经济最为严重的萧条时期，而农民则无疑是最艰难的受灾群体，他们遭受着银行毁灭性的高利贷，被房产投机者和铁路系统洗劫一空，连获得信用借款或强势货币的希望都很渺茫。可桑德斯一家甚至还算不上这种境地，全家都还在最基础的生存线上挣扎，生活不如之前的边境时光——那段三代人最初居住的时期。（印第安纳州在1816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

玛格丽特·安·桑德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是一个受人尊敬，有着良好声誉的基督教女人。她有80多英亩肥沃的田地，但要抚养三个孩子，自己无法耕种。田地是她的财产，她可以“租出去”，让更穷的佃农去耕种，她从中收取部分收成。不过对佃农来说，80多英亩地并不算多。她的处境步履维艰。即便如此，亨利维尔农场的人们依然团结一心、互相帮扶。因此，玛格丽特多年来为邻居缝缝补补、整理家务。毫无疑问，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尊严——新教祖先一脉相承的坚忍耐心。1897年，哈兰德7岁，家里需要更稳定的收入来源，母亲玛格丽特便到当地一家罐头厂工作。这是桑德斯上校传奇一生中家庭生活与现代的第一次交汇。那时，让詹姆斯·麦迪逊政府议论纷纷的事情还没发生。玛格丽特艰难养育三个孩子的处境也不会让任何穷困人民感到惊讶。一位单身母亲在21世纪的挣扎：她让长子照看他的弟弟和妹妹，祈祷一切顺利安稳。桑德斯上校非常乐意讲述自己第一次接管厨房的情景：在热木炉灶上烘烤面包，骄傲地给在罐头厂工作的母亲送去。一路上其他的妇女拥抱着、亲吻着这个小男孩。数十年后，这个备受整个国家崇拜的老人，还是对这个故事百讲不厌。

哈兰德·桑德斯的早年生活大部分都愁苦不堪，没有人想要把他的苦闷时光拍进电影。他的母亲派他去为附近的农民清理灌木和修剪树枝。这种单调、无情、孤独的工作往往像给人锁上铁链。那时，桑德斯才10岁。他的传记作家、《路易斯维尔快报》的记者约翰·埃德·皮尔斯说：“那并不是特别辛苦的工作。”他说，正如上校所做的那般，问题在于桑德斯上校时常偷懒，没有全心全力干活。皮尔斯写道：“没有人总是盯着他，很多时候他都是躺在那儿望着大地蓝天，听着大自然的鸟鸣风声。大自然不会惩罚这个小懒鬼，但责罚随之就来，10岁的桑德斯被解雇，还被邻居说道一番：‘你这个可恶的小子。’”

这种挫败的耻辱，他似乎要背负余生。小桑德斯害怕回去面对母亲，害怕告诉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自己失败了。他的恐惧终成噩梦：“你似乎永远一事无成”，桑德斯上校清晰地记得母亲说的这句话。“你可能就这样了吧。我呢，独自养着你们三个孩子，你是我的长子，是唯一可以帮得上忙的人，可你不好好工作反倒让人辞退。我想我算是指望不上你了。”

桑德斯上校的第二任妻子克劳迪娅·莱丁顿（广为人知的）说母亲的这番话对小桑德斯的成长格外重要，就像一味滋补良方，激励着他后来加倍努力。同许多单身母亲养大的孩子一样，上校十分崇拜母亲的记忆力，内心暗暗思忖，今后绝不辜负母亲，一定刻苦努力。即便到了80多岁，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人，他也从未质疑过母亲教会的信仰或是母亲膝下的训谕。他能做的，便是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他从小远离吸烟、喝酒和赌博，但他仍然害怕辞世之时，自己曾经的“咒骂”会让他永世沉沦。上校没有冰镇的薄荷酒以解千愁，只有严格不断地自我鞭策，当新教的工作伦理真的有所意味的时候，这幅新教徒工作伦理的画面才会再次浮现。

被辞退一个月后，上校回到农场继续工作。这一次，他在县城南部一个大点的农场主亨利·蒙克手下当小工。桑德斯整天拉着一队骡子耕地，累得摇摇晃晃，也不忘给牛喂食、补水，还要挤牛奶，着实把这个小家伙累得够呛。11岁那年的夏天，桑德斯就在蒙克的农场里待着，黎明之前就要起床，晚上10点还在工作。小桑德斯的手上起了第一个茧子，但他懂得了劳动的价值。约翰·埃德·皮尔斯称赞说：“传统守旧的肯塔基州的人们之间都流传着一个说法：‘哈兰德回来了，带着尊严回家，还挣了更多的钱。他现在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做男人该做的事，谋得生存。这以后，上学就显得小儿科，也实属是浪费时间了。’”

不用说，桑德斯上校的现代传记作家定不会是这般小大人般的口吻，即便他或她感觉如此，也同样不大可能。（桑德斯上校后来努力挤进中产阶级时明显感到自己缺乏学校教育。）而实际情况是，出于供养家人的需要，他没有机会接受教育。16岁的时候，桑德斯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也是他今后长久以来能找寻到的擅长的却总是辞去或是被开除的一系列工作中的第一份。不过，这些工作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在城市里，这些支薪岗位可让这位充满干劲儿的年轻人随时拿得起、放得下。对桑德斯来说，现在已经没有适合他的农活，他已然是21世纪的人了。

哈兰德·桑德斯的叔叔在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附近的电车公司上班。1906年，年轻的桑德斯在那里谋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售卖车票、找换零钱，还从电车司机那里改变了内心顽固的观念。不过随着古巴的局势紧张起来，人们呼吁志愿者前去，桑德斯便参了军。参军的经历短暂而又惨淡，他能做的也就是铲骡粪和晕船不止，这让他暴瘦了40斤。在新奥尔良登陆后，他乘上前往密西西比河的火车，第一次见到了圣路易斯。在车轨上疾驰而过的感觉让他沉醉，他索性一直乘着列车，向南旅行，最后抵达亚拉巴马州的谢菲尔德，那里有他的亲人。他的另一个叔叔在南方铁路公司工作，于是，这个17岁的小伙子当上了铁匠的帮手——这是个糟糕的工作。这份工作往好了说，虽看不到火车的影子，但确实是与铁路相关的工作；往坏了说，现实残酷无情。据上校回忆，铁匠是个卑鄙的老鬼，铁块都冷却下来了，他还命令下属不断锤炼。然而不管怎样，它还算是一份铁路工作，且与其他的铁路工作相关。虽然所有的工作一样卑微，但不像他第一个工作那般古老。当然，铁路的魅力在于它的现代性——自由，铁路击垮距离的束缚，火车无处不在的咆哮打破了19世纪农村生活的呆滞和愚笨。桑德斯上校生活的时代和地区，人们无以慰藉的时候，就站着等着，看看火车驶过来的样子。朝气蓬勃的上校自然向往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即便只是一名道班工人，整日忙着把道钉钉进轨道，或是只在车站附近工作，又或是做着把煤块填送进火车发动机里的活儿。但简单说来，无论哪种活儿，只要能把他带上火车，他便心满意足。这是他性格的雏形，他总会把自己推向最火热的地方。如果上校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会资助社交媒体新秀，并向国产微型酒厂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上校进入铁路工作的时候早已是铁路时代的末期。汽车仍然是新奇事物，开车还得带着护目镜，穿上一身的“防尘罩衫”。1908年，第一台T型车生产下线，汽车创造的文化后来则成为上校一次次击破各方的不断寻求的事业。这种不知疲倦、活跃无比、灵活多变的精力不仅是在回应爵士乐时代，更是爵士的精神所在。

说来也怪，亦算特殊优势，即便生活在经济繁荣且变化无常的时代，桑德斯仍旧是根深蒂固的农业生活的产物。1909年，桑德斯同自己的第一任女朋友约瑟芬·金结了婚。在他再次寻求自由之身前，他迅速地承担起抚养家庭的责任。这并不是说他对婚姻玩世不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现实和无情。似乎他也别无他法。上校在电影院外遇到了约瑟芬，约会了几周后，决定娶她为妻。据他讲，约瑟芬婚后变得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喜云雨。这段婚姻一直很糟糕，两人也在结婚39年后离了婚。

约瑟芬生了三个孩子，但之后对云雨之欢没了兴趣，这让桑德斯的炙热多情和热血天性感到尤为遗憾。桑德斯只好在外寻欢，正如他第二任妻子的外甥莱丁顿微妙而简洁地说：“很明显，如果约瑟芬对那些事不感兴趣，他也不会忘记那些，他在别处得到了满足。”

婚姻使得桑德斯再次背负养家糊口的重任。他在诺福克-西方公司找到一份烧炉工的活儿，往发动机填送煤块。在桑德斯眼中，这是个很不错的工作，除了远离自己的孩子和那不怎么回信的妻子。妻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位于亚拉巴马州贾斯珀的父母家。桑德斯回家后发现妻子不仅搬离，还把家中的家具都送走了。这下可麻烦了。“她伤透了我的心，”桑德斯上校后来回忆道，“她无权带走我的孩子，也不能送走我的家具。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他悬崖勒马之前，桑德斯都计划好了绑架孩子，甚至还爬进岳父家的灌木丛里。这番闹剧让桑德斯太太约瑟芬同意与桑德斯和好，但她对之前的离去没有任何解释。上校重返男人当家的家庭生活中，而这无趣的生活让他忍受了近40年。（如果说上校母亲当年那番话冥冥之中确有其意，那么现在便是应验的时候。）

这时，哈兰德·桑德斯，未来的上校，第一次从年幼时卑微的工作中挺起胸膛。在一次火车失事的处理中，桑德斯发现现场的首席律师可以代表客户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但那律师必须先在受害方和铁路部门签署索赔协议才能多要一美元或是更多。桑德斯后来回忆道：“这取决于当事人有多少油水可赚。”由此，桑德斯得到了第一份白领生活。桑德斯用今后改变了大量潜在特许经营人的营销手段，开始带着律师授权书在人群中推销。虽然理赔员不久之后就已出现，但桑德斯已经得到大量客户的签单。他在一起事故中赚了2500美元——对他来说是笔小钱，却是真正挣到了钱。这一刻，桑德斯才发现自己还有这般才能，尽管当年在铁路工作时这才能还被母亲和妻子忽略过。（他的第二任妻子克劳迪娅说：“他天生爱出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站在人前，推销些什么，引起人们注意，他就是有那种范儿。”）

对桑德斯来说，这比一己之私还要冲动。尽管大字不识，桑德斯却把克莱伦斯·丹诺奉作英杰，参加了一系列的函授课程，梦想成为一名律师。1915年，桑德斯和全家居住的阿肯色州，几乎任何一个“懂法识法”的人都可以在法庭里代表客户出庭，至少能在和平治安法院中处理轻微事故，只要他有客户。半路出家的律师总比一窍不通的好，所以总会有市场。在小镇的法庭上，律师的人际关系和个人魅力通常更吃香。铁路事故解决后，桑德斯有过短暂的律师事业，要不是冲动的他好几个月都在酒吧说服阿肯色州立法机构限制和平正义的权力，他的律师事业可以更长久。

即便是上校多年以后安宁地回忆起来，他也会说自己在听证会上大放异彩，而代价是“丢掉了自己的饭碗”。他疏远了新事业中的同事。不久之后，他结束了这份工作，即便是在阿肯色州这种水平不高的小镇法院，他的行为也出了格：他在法庭上和自己的客户动手，就在法官的眼前。桑德斯当场被逮捕，还被指控，即便是他的指路英雄丹诺也无力回天。

桑德斯上校的律师生涯就此结束，经过这短暂的辉煌后，他又跌入另一个陡崖里。他去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回到铺铁轨的活计上，每天1.65美元，为了贴补生计，每晚卸一车煤额外挣得6美元。这便是支撑他生存的现实，无论是当时还是几十年后，供养一个家，做着最卑微的工作。他希望能有均等的机会进入社会较高阶层。他明白，在专业的等级里，人不仅出卖着劳力，更出卖着自己。而上校则是天生的推销员，他想穿着一件白衬衫，系着白领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终有一天他真的会身着一整套白色套装。

20世纪中叶，就美国的商贸事业来说，这会遭受许多批评。C．赖特·米尔斯在人们广为追捧的《白领》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写道：

在以营销心态为主导的员工社会中，人格市场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由于手工技能到“处理”艺术的伟大转变，推销和服务人员、员工个体或亲密特征进入交换领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

这正合桑德斯心意，实际上，这让他喜出望外。在被人称颂的时期，桑德斯上校彻底完成了从工人到生活资产阶级的转变，他的白色西装永远不会染上灰尘或油脂。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作是展示炸鸡，而不是杀鸡烹饪。他逐渐明白，自己也是一种商品，尽管他的出身一贫如洗，但他拥有百万美金的品性。他打算依靠个人品性，重返曾在短暂的乡村律师时期目睹的中产阶级中。

1921年，他为此十分热忱。听说保德信金融保险有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他出去给自己买了一件灰色的西装和一双闪亮的黑色鞋子，并坚信公司会给他一个机会。他被分配到最糟糕的印第安纳州，那里满是贫穷无比的居民和游手好闲的人。他每天要努力工作20个小时，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照旧带着委托书满街跑。凭借浑身的推销技巧和手艺（上校有时跑到人家家门口，说自己正在做调查，还问人家：“你有买人寿保险吗？”）及顽强的意志力，31岁的桑德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闯荡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过正如他的律师生涯一般，他的放荡不羁再次断送了他的前程。

人家告诉他，只有把账单上交，他才能得到佣金；而他却认为，账单是他唯一来财的渠道，因此他拒绝这么做。就这样，他被开除了。即便桑德斯不知道中产阶级到底如何运作，他还是挤破了脑袋要想成为其中一员。“他是个优秀的商人，”他的合伙人约翰·Y．布朗后来说道，“他只是还没完全摸清商业世界。”令人欣慰的是，当你离开一个工作，你才能够去往下一站，找到类似的工作。专业世界里精心打造的机器，连同混杂的建议、信用报告、人力资源部门，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噩梦般的处境。桑德斯穿过密西西比河，在路易斯维尔又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新泽西的互惠保险。他加入了青年商人俱乐部，回味着许许多多振奋人心的座右铭。他加倍努力推销保险，仿佛从未有人卖过一样。但很明显，他并不适合工薪阶层。在路易斯维尔定居没多久，他决定自己开家渡船公司，以取代“远古咆哮”——一个肯塔基州的船夫将旅行者送过河的古老的渡口。

难以置信的是，这艘名为弗罗曼·M．库茨的渡船成功了。桑德斯在其回忆录里开玩笑地说道：“咳，我的渡船……并没有航行太久，我怕吓到渡船公司，以为我要抢生意啦。”他并没再详细说下去。但从这一刻起，哈兰德·桑德斯不再是一个试图拼补生活的贫瘠的奋斗者，他已然是有着自己小小商业世界的商人、扶轮社员，是“兴旺的20年”里招徕投资、迎合兴企的热情支持者。

扶轮社是1905年由芝加哥格调高尚的商人成立的服务机构，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兄弟俱乐部之一。志同道合的商人在这些组织中享有盛名，他们暂时摆脱妻子的管教，正如他们有时说的，大家有了独一无二的联络网和交易机会。19世纪20年代，要是不加入像扶轮社、共济会、麋鹿社、麋鹿小屋这样的社团，那就太孤独无友了。在美国小镇化进程时期，这些团体在聚集卡尔文·库利奇总统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共识方面具有核心重要性。

扶轮社小企业的虔诚让哈兰德·桑德斯悠然向往，他从来没有看到上帝和财神之间，做好与做得很好之间有任何冲突。如同美国其他的乐观企业家一样，他认为在做上帝的工作时向前迈进，即便在这里，它还是世俗圣礼的形式。桑德斯被扶轮社的口号所震慑，“服务好，挣钱多”和“先人后己”，后来他进一步向大家推介扶轮社的“四大考验”：“这是真的吗？这对所有人都公平吗？这会建立善意和更好的友谊吗？这对所有人都有利吗？”桑德斯声称自己余生都认为“四大考验”是企业成功的终极导向，这点很重要，因为“四大考验”被过分拔高而使人误导。更确切地说，任何商业交易都不可能通过其中任何一个考验。当然，它不过是拥护者内心把商业和道德相结合的产物。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支持者很大程度上只能从H．L．门肯、约翰·多斯帕斯和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描述中记起来，这些作家乐于把支持者描写成让人压抑窒息的蠢货和市侩。

拥护主义和拥护兄弟组织隐藏在这位坚持下来的上校背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常有人在私底下，后来又在互联网上声称，桑德斯上校是，3K党（美国南部的白人秘密组织，利用暴力反对社会变革和黑人的平等权利）的秘密成员，并把他的部分财富留给了“无形帝国”。传说这帝国力量巨大，有一部黑人电影《一水黑人》，讲的是克隆人指挥官克罗斯上校，在他的地下室豢养着一个3K分子。桑德斯的意愿显而易见，因此这些指控很容易反驳，但没法明确证明他不是3K党成员——3K党对其成员尤为保密——所以有必要查出这个组织的本源。这里，提笔之前要说明的是，哈兰德·桑德斯完全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写这本书时，没有人对我说过，也没有任何明确消息，无论是一手还是二手文献，都没有暗示对桑德斯的偏见或仇恨。像他那个时代的南方人，他说“黑鬼”这个词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直到一些好心人告知这个词已经变得有攻击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词才变成这样。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使用到了这个词。）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早期，肯德基公共关系部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雷·卡兰德的黑人。同桑德斯上校打过多年交道后，卡兰德告诉他，他更喜欢被叫做“黑鬼”。上校则回答说：“嗯，我叫你友好黑人小伙就好。”

也就是说，3K党在20世纪20年代采取的形式——一个沉浸在网络和饮酒，以及消除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的兄弟组织——对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哈兰德·桑德斯来说根本是视而不见的。如果他加入，那也许是完全为了商业目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除了在游行和简短的仪式上露面，以及出席20世纪50年代肯塔基商会的“地区负责人”仪式，他从未对政治表现出任何兴趣。所谓的第二个3K党，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声称有500万至600万成员（南方不断增长的年轻商人数量异常巨大），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与当时其他一些兄弟会组织，如扶轮社、麋鹿社、共济会等没有什么不同。年轻的桑德斯渴望提高自我，成为一个老手艺人，可能加入了一段时间。如果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说过，没有他这么做的证据。作为国家最显眼的南方白人老头，哈兰德·桑德斯很有可能被人泼了脏水。

一个养家糊口的人，想要在中产阶级有立足之地，对哈兰德·桑德斯来说所有的图腾都代表了一种救恩的形式。他出生的社会是一个往前或往后50年里，阶级还不稳定、还可渗透的时期。正如没有高中文凭依旧阻止不了他成为律师一样，他那短暂的、接连两次被辞退的推销员经历也不妨碍桑德斯担任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商会的秘书一职。在上任之后不景气的一年里，他发现商业很难推进，也很难在以大型制造业为主导的小城市里推行扶轮社的商誉。同样，他放弃了这份工作，想到自己河船企业的成功，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制造乙炔灯的计划。他想卖给农民，以取代那些普遍昏暗、危险的煤油灯。同样，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考虑的项目，因为农民并没有钱购买。人们都知道，哈兰德·桑德斯是贫穷的农场家庭出身，他想卖给南印第安纳州的农民。更糟糕的是，几乎就在桑德斯开始创业时，德科推出了可为县电力覆盖内的农场电源灯供电的小型发电机。乙炔灯厂的火焰就此熄灭，可以这么说，哈兰德·桑德斯再一次失败了。

桑德斯为他的下一步盘算着，他还没想到要去更大点儿的城市。但是到20世纪初，汽车给印第安纳州带来了现代气息，有消息说米其林轮胎公司需要一名推销员。像他那一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桑德斯迎来了铁路时代。那曾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他的第一次解放，第一次离开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喜欢火车的浪漫、噪音、节奏和蜂鸣声。但铁路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汽车的到来，新的领域正在打开，有识之士大为所用。身为天才推销员，桑德斯可以很轻松地把车像轮胎那样卖出去，而轮胎成就了上校。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格外好，每月完成配额，便会有750美元的工资。鉴于整个肯塔基州都是他的领地，以及与州内各种商人日益交往，他的品性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他最大的财富，他马上就在新工作中大放异彩。他在公司勤勤恳恳、无可挑剔，他首次出演的真人图标便是米其林宝宝——公司用轮胎制成的吉祥物。桑德斯穿上米其林男套装参加展会和公开活动，展示产品的优势，并让本地同行进行测试，通常是让健壮的农场小伙给轮胎充气，看谁充得最鼓最大。直到肯德基出现之前，上校按部就班，他迅速成为肯塔基州的顶级轮胎销售员，但在1924年，不知怎么的，他离开公司或被解雇，然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

两辆汽车相撞，一场可怕的事故差点儿要了他的命。结果正是在这个汽车时代，他被要求减少乘车。同标准石油公司代表的一次谈话从此改变了上校的命运，他接管了尼古拉斯维尔的一个加油站。他一路的奔波、悲伤和辛勤工作终于有了回报。这个加油站很不错，桑德斯能够把他的家人接到城里。他甚至在1928年供得起他的大女儿玛格丽特上大学。两年后，加油站关门了，倒不是因为桑德斯不成熟的脾气，或者他频繁的挣扎，经济大萧条才是标准石油公司关闭尼古拉斯维尔站的理由。但肯塔基很快建好了另一个加油站。壳牌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听说了桑德斯在尼古拉斯维尔的成绩，给了他在肯塔基州科尔宾的边际站，还免了租金。据说，他能做得非常好，那地方不会亏本一分，他可以每加仑多向公司付一便士来代替租金。这一便士，结束了他长久以来的漂泊。

加油站处在繁忙的25号公路上，公路对面还有一家更大的加油站，但更大的挑战是这里臭名昭著的粗俗的贸易。这是肮脏的地方，当地人把靠北边的区域叫做“半亩地狱”，这里经常有人斗殴，甚至有时还有枪战。（在科尔宾期间，桑德斯在现金抽屉里放着一把枪，在家中床的旁边还放着一把“霍步枪”。）这是一座暴力之城，10年前，1919年的“红色夏天”，城里宣称有种族暴乱，驱逐了所有的黑人公民，并采取了南方黑人称之为“不要让太阳落在你身上”的态度。

桑德斯在这座城市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在科尔宾建立业务很是艰难，没有当地的扶轮社员加入，没有人关心“四大考验”。但是哈兰德·桑德斯用他一贯的激情经营着这家店，即使面临他的直接竞争对手的威胁——一个名叫马特·斯图尔特的人早些时候在公路上开了一个标准公司的加油站。这两个人性格刚强，脾气暴躁，都喜欢摩拳擦掌，开始战争只是时间的问题。桑德斯在公路旁的墙上画了巨大的指示标志，直接指向自家的站点，斯图尔特把指示方向涂改过来作为回应。桑德斯给斯图尔特打去电话，并说要“敲打他的脑袋”。桑德斯继续推进他的广告计划，重新画了标志。回应是肯定的，只是时机没那么好。当听说斯图尔特又在涂改标志的时候，桑德斯正同两位壳牌官员商谈，一位是区域经理罗伯特·吉布森，一个是主管H．D．谢尔本。他们三人全副武装起来，跳进车里直奔标示牌。斯图尔特踩着梯子涂画，看到他们过来便跳了下来，拔出枪来，子弹飞出枪口，壳牌经理胸口连中三枪，当即死亡。桑德斯躲在一旁，趁战况稍缓便抢过倒在身旁的战友的枪。他和谢尔本前后夹住躲在墙后的斯图尔特。上校举起手枪，瞄准斯图尔特的肩膀，谢尔本则瞄准他的臀部。

“别开枪，桑德斯！”斯图尔特哭着说，“你这一枪下去会要了我的命的！”事实上，上校并没索去他的性命。

警察逮捕了他们三人，案件移交到法庭。结局很简单，壳牌有权势，上校有威望，最后，桑德斯和谢尔本的指控被驳回，斯图尔特则因犯谋杀罪被判入狱18年。两年后，斯图尔特试图上诉时被副警长射杀，据说那是被害人罗伯特·吉布森的家人花钱请人做的。皮尔斯提到桑德斯传记的传闻，但暗示：“提出的指控从来没有被证明。”

哈兰德·桑德斯通过战斗赢得了销售汽油的权利，他的加油站大获成功。他一生的奔波、喧嚣和合群或多或少地保证了加油站必将成功。他是该地区第一个提供石油支票、免费空气抽运以及其他在肯塔基州农村还享受不到的服务的站点。司机们经常问桑德斯，哪里可以吃到饭，因为那附近并没多少吃饭的地方。现在，桑德斯一家都在车站吃饭，有时他还邀请旅行者进来，同他们一起用餐。于是他想道：“为什么不顺便做点什么呢？”车站一侧有个小房间，桑德斯花了16美元买了一些油毡，并将家庭餐厅搬了进去。他们在上午11点准备食物，因为东部人习惯在中午吃饭，如果没有人出现，家人可以吃午饭。如果有人过来吃饭，晚上家里就多做点儿。桑德斯做所有南方的美食，如火腿、饼干、蔬菜，当然还有炸鸡，像所有南方厨师那样在煎锅里做好。这便是现代肯德基公司的雏形。给车加满油成了副业，美食生意成了主业，桑德斯上校绝不会错过晋升的好机会，他把桑德斯服务站更名为桑德斯服务站和咖啡馆，之后，随着美食业务不断扩大，又更名为桑德斯咖啡馆和汽车服务站。隔壁一家四室的棚屋空出来，桑德斯立马接手过来，并把它打造成汽车旅馆餐厅——桑德斯的小院和咖啡馆。

店名虽然换了，但风格一点儿没变。这个加油站附带着一些房间，在这个贫困州的角落，在大萧条的夹击中，是个绝望的事业，像那个时期那个地区大多数小企业一样。那时汽油也才几美分一加仑，他们只能从加油站每加仑汽油中获得一点儿收益，却要供一大家子人吃穿住；向过路的人兜售食物也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司机前来加油，以多挣得几美元。食物虽不是赚钱的主要来源，但桑德斯一家不得不购买食材。如果没有旅客，他们会自己吃，如同所有贫瘠、孤立的餐馆老板那样。登记存款的现金大多是家族银行，若有需要，便会拿出来，注明什么时间拿走了多少钱。不过，等到1935年，汽车旅馆生意已经做得很好，据上校的女儿玛格丽特说，附近的另外两个汽车旅馆均开始盈利了。

没有什么比炸鸡更能代表贫困农村的集群特性。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养着肥猪，有吸烟房，更不用说，贫穷无比的肯塔基人会在宽广、绿色的田野上放牧。不过，在那个年代，肯塔基州和整个南部的农村穷人，还能很幸运地拥有几只小鸡在院子里刨来刨去，它们吃着虫子和泥土，偶尔还会产下几枚珍贵的蛋。在礼拜日和其他特殊场合，这种人家便会杀一只鸡，剁成块，每个人都能尝一口。他们会用猪油煎炒，用香料来调味，这是他们从流离失所的西非奴隶那里学来的伎俩。炸鸡不是一种零食，而是一种主食，远不像后来商业化之后象征性成堆的馈赠，对最温馨和最饥饿的礼拜膳食来说，这是一种倒退。因此，它是南方穷人最珍贵的食物，当他们用炸鸡来款待陌生人时，意味着与客人分享一家人的生活。这么多年以后，肯德基品牌所倡导的营销理论并非空穴来风。在上校的眼中，炸鸡不单单是你在餐馆吃到的一种食物，它更是一家人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南方人理解这一点，而世界上其他人尚未有所领悟。桑德斯上校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却比南方人更会做炸鸡。

首先，他明白，鸡肉剁块后丢在面粉里，再到油锅里炸熟，而炸薯条和洋葱圈可不算炸鸡。炸鸡不是那么好做的，在炸篮里更是做不出来。在美国第一本食谱《弗吉尼亚州家庭主妇的菜谱》（1824年）中，几乎每个传统的食谱都号召使用厚锅进行烹饪。盛满猪油或其他油的厚底锅很是笨重、肮脏不堪，难以清洗，制作美食花费时间相对较长。最重要的是，还需要厨师娴熟的技巧，这也是使得伟大的炸鸡在南方白人和黑人的眼中像特别荣誉徽章般重要的原因之一。

没人知道，桑德斯曾试图大规模生产这道备受推崇、好歹算是美国南部美食的菜品。他一开始并无目的，也没策划，更没有什么商业计划。后来，他得到了经验丰富的餐馆、银行家和企业家的帮助。不过，也只有像桑德斯这样的人物才能把家庭炸鸡和市场炸鸡结合起来，也只有他才能把身穿白色套装的“南方绅士”展现得淋漓尽致。

桑德斯在商业上的文化资本便是如今享有盛誉的肯德基公司。同样，这也是他自身的矛盾。任何一个了解南方的人都知道，在南方普通的家庭里不会有肯德基上校烹饪的炸鸡，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吃得起炸鸡，特别是在上校那个时代，炸鸡一般都是由黑人佣人或家庭管家烹饪。但桑德斯上校创造了另一种现实，白人种植园主不仅享用炸鸡，而且还亲自下厨制作炸鸡。这便是事实的真相。

同样，桑德斯在21世纪中叶向顾客呼吁的是古老价值观的象征，而不是抽象的吉布森女孩和某种特殊历史感的男人。没错，肯德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指望一款味道很棒的炸鸡。不过，也只有在南方的饮食文化中，这款炸鸡才能得到了解炸鸡的人的赞许。桑德斯上校使用某种模糊但又真实的方式，将自己的过去人格化——一个移居南方的人、一个厨师、一个老式保守派、一个传奇的销售员、一个真正的商人。更有力的是，人们把他视为夹在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男人。当他在明显超现代的高级餐厅制作这种传统佳肴，看起来也别无二异，矛盾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