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金代藝文的文化特徵

金代文化以中原傳統封建文化爲基礎，融入北方少數民族的風習，由此涵養了一代風流人物，也造就了一代燦爛藝文。《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序》云：

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命書，燦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一 金代藝文的創新精神

女真在部落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較少思想禁忌，注重實用，從而激發了人們的探索熱情。因此，不唯傳統、敢於創新，成爲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

一、數學研究成果卓著。金代兩修天文曆法，比較先進，與當時社會具有良好的數學氛圍有關。如義州耶律履、女真僕散忠義、真定韓孝彦與韓道昭父子、樂平楊雲翼、易州麻九疇、房山劉伯熙、宿州武禎等等，俱見涉足數學，造詣精通。同時，也推出了一批卓越的數學研究成果，如李文一的《照膽》；石道信的《鈐經》；劉汝諧的《如積釋鎖》，‘絳人元裕細草之，後人始知有天元也’。天元，指北宋以來形成的天元方程法，以天元設定未知數，相當於現代‘設x爲某某’，先立‘元’、後列‘式’，以適應方程運算的需要；細草，即通過設問和演算來闡述天元術原理。其中，李治集諸家之大成，先後完成了《測圓海鏡》、《益古演段》，把以‘天元術’爲標誌的數學研究推向當時世界的高峰。

二、醫學開創了百家争鳴局面。金代醫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破除了彌漫已久的因循守舊習氣，以新的思維探索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中的諸多矛盾問題，建立起適應社會需要的辨證施治理論與方法。如劉完素的‘火熱論’、張元素的‘臟腑辨證論’、張從正的‘攻邪論’、李杲的‘脾胃論’、王好古的‘陰證論’等，競創新説，各樹一幟，開創了中醫藥學領域百家争鳴的局面，即所謂‘醫之門户分於金元’。這對中醫理論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迄今仍具積極的啓發意義。相比之下，南方醫家卻把功夫下在詮釋經典上，沉潛於篩選與套用局方。蒙古統一南北後，在北方醫學的影響下，南方才逐漸趕了上來。

三、諸宫調講唱空前繁榮。金代前期的《劉知遠》已應用‘纏令’，金代中期的《西廂記》則更爲普遍，標誌北曲構套形式成熟了。北曲包括‘小令’與‘纏令’。小令亦名‘葉兒’；纏令後來稱‘套數’，是由同一宫調內的若干小令聯綴而成，有引子、尾聲。‘諸宫調’集合不同宫調的套曲敷演傳奇故事，爲院本向北曲雜劇蜕變提供了經驗。金代後期，一些社會名流也染指於此，如商道嘗改編南宋張五牛的《雙漸蘇卿》。而《劉知遠》與《西廂記》作爲中國文藝發展史僅存的諸宫調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與文獻價值。

四、北曲雜劇乘勢崛起。北曲雜劇是院本與諸宫調結合而發展形成的。金院本即金雜劇，元陶宗儀《輟耕録》記録的七百多個名目，反映出這種藝術曾經歷過的輝煌。自北宋春秋聖節三大宴，樂次十九盞。伎樂、菜肴隨盞更易，次第而進。盞與伎樂聯在一起時，則離開宴飲而指樂次。其中，有兩‘盞’雜劇，分爲前後場，互不相聯。一盞即一場，每場由‘兩段’組成。瓦舍演出也如此。入金後，宴外國使，禮數‘九盞’。其中，‘六、七兩盞雜劇’，則是前後之‘盞’相聯，連續演出四段。由於每‘盞’的時間不長，它的音樂組織應是單一宫調的套曲形式，而一個複雜的故事需要幾個‘套曲’來完成，兩盞四段的規制既爲之提供了可能，也受到制約。金代後期，由四段院本或四個宫調套數敷演故事的形式固定下來，催生了北曲雜劇，並成爲它的重要格律之一。

需要强調的是，諸宫調、院本及北曲雜劇等通俗文藝的蓬勃發展，改變了當時文壇的走向。這些敘事樣式被賦予新的生活內容；社會下層的‘才人’打破了封建士大夫把持的文壇；市民大衆、鄉村百姓成爲新文藝的欣賞與支持者；那些社會小人物的生活與命運、歡樂與痛苦，既是‘才人’的創作源泉，也是文藝作品表現的重要內容，甚至當作正面形象來歌頌。因此，這些新興通俗文藝以突出的歷史貢獻而贏得長久的生命力。

五、語言學與時俱進。宋金時期，漢語文字、音韻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努力貼近社會生活，以滿足現實的需要。當時，新興通俗文藝使用的白話俗語，及儒、釋、道各以白話俗語傳經授業，以争取更多的觀衆與信徒，正成爲一種時尚、一場競争、一股潮流，並在民間形成新的漢語語言體系。邢準、韓孝彦、韓道昭、王文鬱等，相繼推出《增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四聲篇海》、《五音集韻》、《改併五音集韻》、《新刊韻略》等優秀著作，無論數量或是質量，都十分可觀。這些學者對字書編纂、音韻改併等發起全面改革，創造出‘平水韻’，爲漢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六、北方儒學不唯傳統。金代後期，以朱熹爲代表的南宋理學傳入北方。‘趙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爲道學門弟子’。同時，士人的深層意識也呈現出多元化思維的趨勢。屏山李純甫嘗言：‘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其中，鄭厚‘敢爲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那樣的見解難以爲理學盛行的南宋所容，而傳入北方後卻找到了知音。屏山不滿理學家辟佛，遂著《鳴道集説》，揭發兩宋諸儒陰取浮屠之説‘以證吾書’，‘就伊川（程頤）、横渠（張載）、晦庵（朱熹）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又著《楞嚴外解》、《金剛經别解》等，援儒入佛，宣示理學與佛學在方法論方面的一致性，倡導三教合一。

新思潮自南而北湧動過程中，舊説與新説並陳，良莠雜蕪。北方學者指陳弊陋，有所揚棄；也闡揚精華，有所吸取。金王若虛《論語辨惑序》云：

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誇，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之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衆説，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

尹川程頤嘗言：‘婦人夫没，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人。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王氏評曰：‘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制禮，雖曲爲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爲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

上蔡謝良佐解‘學而優則仕’云：‘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王氏評曰：‘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蒞官，而施於德業，是亦爲政，强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爲足也。而曰是以爲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説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

這位滹南遺老還猛烈抨擊北宋以來偏執形式的文風。特别是‘四六’文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類俳可鄙。有云：‘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麗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邪？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絶之，亦千古之快也。’

應當指出的是，當時南宋不乏有識之士，而囿於師承、親友、同僚種種關係，往往沉默不語，即使有所反映，也多爲含蓄委婉所掩没。相比之下，北方學者冷静思考和評價宋人學説得失，實屬難能可貴。而金人以新的思維爲學界注入活力，令人耳目一新。元好問《題中州集》詩云：‘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浄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則略顯激動，流露出詩論之外的情緒。

另外，釋、道兩家圍繞‘心性論’展開討論，各自發力，生氣勃勃。貞祐南渡後，中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喪亂，令各族士人陷入茫然，釋、道二教乘勢崛起。如全真教王嚞的《重陽全真集》、丘處機的《磻溪集》，曹洞宗釋行秀的《從容庵録》、《拈古請益録》等等，同儒家學説相互影響、競争，極大豐富了一代人文思想的內涵。釋氏規模浩大的‘趙城藏’，道家搜羅宏富的‘玄都藏’，各成爲金代藝文的重要標誌。而教派之林立、思想之混沌，也藴育了那個特殊時代的思想解放，激發了當時社會探索新事物的熱情，爲金代文化增添了不同尋常的光彩。

七、詞創作取得新成就。金代詞家輩出，如‘借才異代’之吴激、蔡松年，‘國朝文派’之蔡珪、党懷英，‘貞祐南渡’之趙秉文、元好問，氣藴不同，各領風騷，把一代文學樣式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别是海陵與章宗兩位女真帝王的創作，或豪邁，或婉約，極盡文華，爲金詞增輝。有金一代崇尚蘇軾，反映在詞的創作領域，多意境開闊，格調爽朗，透出雄渾之氣。因此，後人以‘清勁能樹骨’概括金詞特質。實際也如此。金詞較少受柳永、秦觀、周邦彦等婉約詞風的影響，即使吟詠兒女之情、冶遊之事，亦寓剛健於婀娜。譬如燕趙佳人，風韻與越女吴姬有别。以‘詞’言志抒懷，多骨重神清，猶蒼巖掛樹，鷹擊長空，意境蒼涼深邃。

八、女真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學者和作家成批湧現。如女真完顔勖、完顔宗憲、完顔永成、徒單鎰及契丹耶律履、渤海王庭筠、鮮卑元好問等，前後相望，競争風流。海陵完顔亮《南征維揚望江左》云：‘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别疆封。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吴山第一峰。’骨力遒勁，自然明快，充分抒發了這位年輕女真君主追求‘混一天下’的情懷。筆鋒之恣肆，氣勢之豪邁，使無數文人騷客自愧不如。章宗完顔璟《宫中絶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峥嶸帝子家。三十六宫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揚花。’典雅精工，瓌麗纖巧，反映出女真人在封建化過程中已脱去質樸粗獷的氣質，而融入唐宋韻律之中，被稱爲‘真帝王詩’。密國公完顔璹生當國祚危亡之際，以皇室傾軋而遭牽連，不得不把自己的視野轉向大自然。其《北郊散步》云：‘陂水荷凋晚，茅簷燕去涼。遠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歸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諳閑散樂，園圃意猶長。’詩作的情境猶如一幅水墨畫，文華落盡，瀟灑淡遠，深得唐人山水田園詩真諦。這三位女真貴族分别代表了大金帝國從創業、守成到衰亡的不同時期的詩風，彰顯出女真人在文學創作上深受中原文化影響的軌跡。

二 金代藝文的正統意識

女真有國百餘年，同以往鮮卑、渤海、契丹相比，對中原文化更加認同，接受更加自覺。特别是太祖阿骨打的三個孫子熙宗完顔亶、海陵王完顔亮、世宗完顔雍相繼登位，治理大金帝國長達半個世紀，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消除舊法，建立新政，‘大率制度與中國等’，實現了女真社會的封建化，使各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而顯著的變化。

一、自覺追求封建正統地位。熙宗自幼師從名儒韓昉，‘解賦詩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戰象’，‘宛然一漢家少年子’。即位後，身邊聚攏了一批儒士，授之儒家經典和封建禮制，‘教以宫室之壯，禁衛之嚴，禮儀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爲君之道’，使這位年輕的女真君主與舊有觀念、風習漸疏漸遠，‘徒失女真之本態’ 。他學習中原文化，崇奉以文治國，嘗言：‘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力圖將女真融入華夏文明之中。

海陵少時‘嗜習經史’，頗具文學修養。篡立後，不滿足於京師僻處東北之一隅，同南宋、高麗、西夏分治的格局。他以‘燕京乃天地之中’，力排衆議，將京師從會寧遷至燕京，改稱中都。他反對重夏輕夷，爲女真‘夷’之身份辯護，嘗言：‘朕每讀《魯論》，至於“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正隆元年，命修復汴京大內，爲再次遷都、兵伐江左作準備，云：‘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以爲正統。’明確表達了統一南北、嗣承正統的宏偉目標。

世宗通曉中原文化，‘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鼓勵臣下‘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以汲取歷史教訓；踐行任人唯賢，‘止取實才用之’；倡導節省，有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同時，他也不忘女真傳統，嘗言：‘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寢忘舊風。朕昔時嘗見女直舊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他以爲，‘女真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因此，他告誡諸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遂多次詔令，禁止女真人改稱漢姓，不得學南人裝束，犯者抵罪，以保持女真的民族個性。

章宗以皇太孫即位，繼續貫徹祖父制定的方針，甚至命女真策論選舉加試騎射，以發揚尚武精神。在金朝諸帝中，章宗的漢化程度最高，懂得從深層意識形態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嘗謂宰臣曰：‘凡言女真進士，不須稱女真字。卿等誤作回避女真、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别户名，則女真言本户，漢户及契丹，餘謂之雜户。’所謂本户，即正宗之户，與其‘國人’、‘種人’的身份一致。略去‘女真’二字，以凸顯‘本户’進士的地位。至於漢人及其它民族及第者稱‘詞賦進士’、‘經義進士’，不過‘雜户’而已。苦心思慮，無以復加。這位女真君主才華卓著，詩詞‘多有可稱’。亦通音律，爲‘帝王知音者’。

這幾位女真守成君主無不仰慕中原文化，追求封建正統地位，在以文治國方面均有所建樹。追求之執著，幾乎無處不在。

一是實行中原禮儀。金之禮儀大率依唐宋制度，也保留了自己的舊有禮俗。大定中，女真宰執皆行舊禮，獨唐括安禮依中原規矩禮拜，受到世宗責備。承安時，禮官奏：‘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禮也。乞自今，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章宗乃命公裳則‘朝拜’，諸色人便服則‘本朝’拜，諸人衽髮皆從‘女真’制。

世宗嘗曰：‘本國拜天之禮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築壇，亦宜。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郊祀之禮豈可不行。’强調了大金王朝對於契丹、趙宋的合法代替。因此，女真功臣依中原禮制受祭，如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躋楚王宗雄、宋王宗望、梁王宗弼侍武成王坐，韓信而下降立於廡。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餘人，而增遼王斜也等。此外，金源內地的山川也都依例封謚，立祠受祭。這與契丹之分‘南北’、僅在‘南面’實行封建禮制不同。而女真禮制的封建化，使之擺脱了部落社會‘無知夷狄’的狀態。

封建禮制的本質在於别尊卑、貴賤、親疏，而女真的觀念有所變化。‘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大小，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禮’。不僅如此，世宗還重儒輕吏，以爲‘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在這位女真君主看來，儒與吏的任用，關係政道興廢的大問題，當以禮義廉恥作爲職官受刑與否的標準。‘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

二是崇奉傳統德運。有金一代，由章宗發起的‘德運’之議，標誌着大金統治者已將自己的發跡納入華夏封建文明序列。所謂德運，指古人將王朝的興衰，與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相生相剋之説相聯繫。自漢以降，每朝都以某‘德’興運，代代相承。終金之世，雖多次集議，衆説紛紜，卻從未改變‘土’德之運，以此上承北宋‘火’德。實際上，德運之説‘不可據爲典要。後代泥於其説，多侈陳五行傳序之由，而牽合遷就，附會支離，亦終無一當’。但是，這種觀念已深入當時社會。大金皇帝所以崇奉德運之説，無非藉以宣示女真入主中原的正統合法性。

金代名士趙秉文撰《蜀漢正名論》，論證‘中國’與‘夷狄’之間的發展關係，以爲‘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時，晉、鄭、宋、魯、衛等國視秦、楚爲‘夷狄’；至秦漢，秦、楚則成爲‘中國’一部分。南北朝期間，南朝稱北朝爲‘索虜’，北朝稱南朝爲‘島夷’，各以‘中國’自居。隋唐統一後，彼此都是‘中國’了。趙氏還提出‘漢’與‘非漢’、‘正統’與‘非正統’的區别，在於是否有‘公天下之心’，而不在於所居之地僻陋與否。‘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這些論述從封建歷史觀出發，重點是爲女真‘夷’之身份辯護，抵禦來自南宋的攻擊，目的是將大金王朝置於傳統道德的制高點。

三是以繼統者修史。女真君主注重修史，以同前代封建王朝開創的傳統接軌，是其標榜嗣承正統地位的重大行動之一。皇統中，耶律固、蕭永祺等奉旨修成《遼史》。章宗朝，或以前修未善，又命党懷英、陳大任等重修。《遼史》修成而未刊行，與女真不願同契丹發生繼統聯繫有關。此外，有金一代亦設‘國史院’，由執政首輔監修，領修、修撰等職官俱由著名詞臣充任，人才濟濟。太宗朝已有‘起居注’，熙宗朝始修‘實録’，而且，各朝‘實録’比較完備，元人賴以修成《金史》，‘迥出宋、元二史之上’，稱爲‘良史’。

應當指出的是，女真君主熟悉歷史故事，往往具有獨到的見解。世宗推崇《資治通鑑》，以爲‘編次累代興廢，甚有鑑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大定十一年，世宗幸東宫，謂皇太子曰：

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在女真君主的內心深處，大金是承祧中原封建王朝而來，應當從中吸取治國的經驗教訓。

二、全面接受中原傳統文化。自金初，女真竭力推行‘本朝之制’。滅遼國，命契丹按‘猛安謀克’編制。入中原，則‘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法者死’。然而，由於女真同漢、契丹在經濟文化方面存在明顯差距，這些行徑遭到强烈抵制。海陵王執政後，被迫停止以女真之制同化天下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諸猛安謀克移居關內後，紛紛改易姓名，從語言、飲食、起居、節序、婚喪等方面，無不‘强效華風’。因此，女真君主不得不轉而遏制‘漢化’傾向，以重振女真民族精神。然而，令女真君主意想不到的是，他們制定與推行的政策反而加速了那種‘漢化’傾向。

一是推行女真民族文化教育。女真崛起後，即抓緊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天會元年，選諸路子弟習學女真字，拔其優者送上京，由女真字專家教授，學成後派往各地教授生徒，爲女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世宗執政，又‘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爲學生，諸路至三千人’。經過幾代女真君主的努力，終於建立起京師‘六學’的漢、女真兩個文化教育體系。京師之外，還有府學。其中，女真府學二十二處，遍及中原、燕雲、東北、西北各地，推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消彌或縮小了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間的文化差距。例如，皇宫后妃也都知書達禮。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章宗之母，‘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章宗元妃李師兒，‘能作字，知文義’。南渡後，諸猛安謀克好文之風日盛。‘妻母報嫂’的婚俗猶如明日黄花，‘丁憂廬墓’之制則爲越來越多的女真人奉行。至於婦人，‘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由此可見，所謂女真民族文化教育，其內容不過是由女真語言文字包裹的中原傳統文化。

二是創立女真策論進士科。先是女真君主在中原、燕雲恢復科舉選士，企圖以中原、燕雲之人治理中原、燕雲之地。繼之經過長期藴釀，於大定十三年創立女真策論進士科，詔令猛安謀克子弟赴試，得徒單鎰等二十七人，開闢了少數民族科舉選士的新紀元。此後，女真舉子奥屯忠孝、納蘭胡鲁剌、夾谷中孚、完顔素闌、斡勒業德、孛术論長河等等，繼之登第奪魁，競争風流。

金代科舉制度的發展，深深吸引了漢、女真、渤海、契丹、奚等各族士人，促進了當時社會的文化教育。‘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彦，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禄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一大批經由科舉培養的人才脱穎而出，躋身津要，徹底改變了金初‘借才異代’的局面。

三是將漢語經典譯成女真文字。大定四年，世宗詔設譯經所，‘頒行女真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如《論語》、《孟子》、《孝經》及《史記》等等。章宗時，又‘置弘文院’，加强譯經力量。實際情況是，女真君主在建立封建王朝的過程中，亟需從意識形態方面鞏固政權。世宗鑒於熙宗與海陵王相繼被臣下所弑，有意識地把儒家的忠孝觀念作爲調整君臣、宗族和家庭關係的準則，嘗言：‘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章宗遵循祖訓，‘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企圖以儒家思想馴伏女真人的野性。幾位女真貴族關於‘仁’的討論提供了生動例證：

寢殿小底駝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奥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

女真如此全面系統地將漢語經典譯成本民族文字，而成爲人類文明史上的首創之舉。這些旨在重振民族精神的舉措引發了女真意識形態的重大變化，使儒家學説成爲這個北方少數民族普遍的文化思想。而這樣的變化强化了大金統治者的正統意識及其對封建正統地位的追求。

需要説明的是，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影響是相互的。如燕雲漢人先是遭遇契丹二百年‘胡風’薰染，原有習俗已經異化；繼之經歷女真百餘年統治，‘胡化’特徵愈益突出。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年），南宋名士樓鑰從使金國，沿途所見，感受頗深。河南故地已‘改變衣裝’，或跪或喏，雜用‘胡禮’；‘語音亦微帶燕音’。一過白溝，‘男子多露頭，婦人多耆婆。把車人云：“只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别也。”’‘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白溝亦稱拒馬河，原是宋、遼分界處。

具體講，女真人的語言、樂曲、舞蹈，以及一些適應環境的生活習俗，如便於騎射和勞動的服飾，飲豆漿、吃蔥韮、燒火炕等等，當時正成爲時髦，即使不用政令推行，也爲中原漢人接受。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共同社會生活中，彼此的語言障礙消失了，生活習俗接近了，甚至民族心理也趨於一致。因此，女真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文明與習俗帶入中原，豐富了中原文化的內涵。

同時，這些變化也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例如，女真初入中原即與漢族通婚，而在社會下層是受限制的。後來出於緩和民族矛盾、增殖人口的目的，轉而鼓勵那些遷入內地的猛安謀克‘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因此，女真同漢、契丹、渤海之間的血緣關係漸次融合，民族畛域日益沖淡。金亡後，中原女真人即被劃入‘漢人’范疇。

凡此種種説明，金代文化同中原文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謂金初發生過‘文字獄’，濫殺宇文虛中、高士談等無辜士人，以此證明女真政權對於文化的摧殘。而那個事件與清人的‘文字獄’不同，主要表明女真反對利用書籍詆毁大金王朝，並未藉此鉗錮士人的思想。至於嚴禁以‘番’相稱，以其同女真追求正統地位相悖，不得不頒佈禁令，不構成文化管制的主動措施。

實際上，同南宋相比，女真的意識形態禁忌不多，漢人及其它民族士人所處的環境比較寬鬆，有利於破除因循守舊觀念。如諸宫調講唱文藝源自北宋，入金後獲得長足發展，而在南方卻日漸衰落。這與北方士人較少鄙視或非難通俗文藝有關。另外，注重實用的風氣激發了學術領域競創新説的熱情。數學、醫學及音韻學的突出成就，是金代學者努力探索、與時俱進的結果。從這樣的意義説，金代藝文具有突出的多樣性與包容性，體現了通俗實用的特點與富於創新的精神。

三 金代藝文的歷史局限

女真崛起後，開創了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無論武功或是文治，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篇章。然而，由於女真自身及封建傳統觀念的種種局限，那一代人所創造的藝文竟倍受摧殘，以至於所存無幾了。

一、自身的狹隘民族意識束缚。女真以落後的生産方式入主中原，不得不聽任那裏先進的生産方式繼續存在，並最終融入那種生産方式所代表的文化。因此，女真在接受中原優秀文化的同時，也沾染了腐朽没落的東西。如避諱制度，一招一式，學得酷似。金太祖族名阿骨打，漢名完顔旻，其法僅避漢名，諱之尤嚴。‘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並閔諱之’。泰和中，避諱已臻極至，講究之繁多，規定之嚴峻，‘不勝曲避’，造成了諸多消極影響。如張元素嘗試進士，以犯廟諱下第，去而學醫。宗端修以‘衛紹王避世宗諱’，而‘改宗爲姬’。正大初，有李守節者以哀宗守緒即位而去‘守’字。哀宗謂侍臣曰：‘吾不欲人避上一字，李守節何故避之？’良久曰：‘臣子敬君，避之亦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女真由部落社會實現封建化，卻無法跳出歷史的局限。女真入主中原，以‘國人’、‘種人’自居，形成或明或暗的民族等級。‘有兵權錢穀，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漢兒指燕雲漢人；中原漢人稱‘南人’，處境卑微。天會間，選舉以詞賦爲主，優遇燕雲漢族士人，而對中原漢族士人卻百般歧視，甚至命主文者不予録取。這與當時金國與南宋之間的激烈衝突有關。後來，隨着雙方媾和，及南北選舉、釋褐授官等制度的統一，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緩和了。但是，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卻不可能消失。世宗强調‘天下一家’，而一旦涉及民族利益，則變得激動、偏狹。例如，爲救濟女真屯田軍户，世宗欲簽漢人佃户入軍籍，而以其所佃官田分給女真人。尚書右丞唐括安禮提出異議：‘猛安人與漢户，今皆一家，彼此耕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世宗斥曰：‘卿習漢字，讀漢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真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真、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真偕來，此可謂一類乎？’世宗治國被譽爲‘小堯舜’，稱爲一代明君，而其內心深處的民族意識如此狹隘，不惟缺少‘明君’應有的度量，也暴露出自己的小家子氣。因此，‘偏私族類，疏外漢人’，成爲那個時代的政治特徵之一。

同時，漢人爲維護自身生存，不得不靈活對待滄桑變化。一方面，他們在驅爲大金臣民的過程中，固有的民族意識趨於淡化；另一方面，客觀存在的民族矛盾又使彼此之間的隔闔難以徹底消融。貞祐南渡後，大金國力愈益衰敗，那種隔闔也愈益深重。漢族及其他民族士人的思想、情感與心理都發生了複雜而微妙的變化，深藏內心的民族血緣關係的種子或因事萌發。金劉祁有云：

李丈欽止爲余言：‘宋制，省曹有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爲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

這些私下議論反映了女真‘分别蕃漢’造成的惡果，導致大金王朝在中原喪失了‘多數’民族的支持。因此，蒙古初入中原推行‘戊戌選舉’，即吸引了楊奂等金末名士紛紛進入考場，及第者達四千餘人。一大批前進士競相出仕新朝，如王鶚、劉肅、敬鉉、楊果、商挺、王磐、徐世隆、王昶等等。一大批士人爲避兵禍而湧入南宋境內，如李俊民、楊弘道、王元粹、房皞等等。即使隱居鄉里者也不拒絶在一定層面同蒙古汗王合作，如元好問、李治、段成己等等。而且，那些金朝降叛臣子，除少數爲虎作倀者，多未在道德節操層面背負苟且偷生之類的駡名。這些有别於以往封建王朝更迭時的士庶心態。

需要强調的是，女真全面接受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漢化’，但是，其自身的狹隘民族意識也不可避免地同‘漢化’對立。至金末，女真由於强行屯田撥地而引發的同漢人及其他民族之間的衝突，已達空前尖鋭地步。各地‘紅襖’紛紛揭竿而起，契丹、渤海也相繼反叛。以往作威作福的女真人不僅慘遭蒙古鐵騎的屠戮，而且，還面臨中原、燕雲、東北、西北等地受壓迫民族的復仇攻擊。‘讎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故居，若僑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浄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

二、沉重的封建傳統觀念制約。女真以‘夷虜’入主中原，追求封建正統地位，而‘夷虜’不可爲正統的傳統觀念竟使女真人的追求成爲悲劇。女真王朝覆亡後，仍被斥爲‘夷虜’，擯棄於‘正統’之外。自元初詔修遼、宋、金三史，即歧議紛出。或主張依《晉書》例，以北宋爲正統，立‘帝紀’，遼、金爲僭竊，入‘載記’；或主張依《南史》、《北史》例，以遼、金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史’。由於争論不休，三史修纂陷入停頓。至元末再次詔修三史，各方意見依然相左。其時大元江山已是風雨飄搖，朝廷顧不得士人們的陳詞爛言，以丞相脱脱總裁，力排衆議，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三史雖得以修成，而歧見遠未結束。元楊維楨《正統辨》云：

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于完顔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顔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説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吴、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吴、魏爲分系，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閲萬世而不可泯者也。……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絶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

這篇著名的論辯充滿偏見，反映了元末南方士人的歷史觀，影響了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在楊氏眼里，契丹與女真乃天生‘夷虜’，即使接受中原文化洗禮，也不能入列華夏‘正統’，從而暴露出那些論辯的狹隘與虛僞，表明封建士大夫超越歷史局限的複雜艱巨性。

元亡後，明人舊話重提。王洙《宋史質》强調，以兩宋爲正統、遼金爲僭越，力主將遼、金事蹟併入宋，明則承宋祚等等。明代後期，女真後裔之滿人在東北重新崛起，建立‘後金’政權，屢次打敗明朝軍隊，克取遼東。明朝皇帝惑於陰陽家之説，以爲大房山金陵王氣旺盛所致，遂罷金陵之祀，拆毁陵墓，挖斷地脈，構築關帝廟，以爲‘厭勝之術’。然而，這些舉措未能延緩大明王朝覆亡的歷史命運。

滿人入關，以‘夷虜’居華夏，且與女真淵源相親，似乎心虛，未能擺脱傳統觀念的束縛。乾隆以‘遼金雖稱帝，究屬偏安。元雖統一，而主中華才八十年。其對漢人之爲臣僕者，心意終未浹洽’，諭曰：‘昔楊維楨著《正統辨》，謂正統在宋不在遼、金、元，其説甚當。今《通禮》祀遼、金，黜兩晉諸代，使後世疑本朝區南北，非禮意也。’因此，有清一代態度曖昧，既未撤銷遼金諸帝祀禮，也未承認兩朝的正統地位。

綜上所述，宋、遼、金三史在紛争與匆忙中修成，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諸多缺撼。除《宋史》外，《遼史》與《金史》未設‘藝文’，明人修《元史》亦如之。豈遼、金、元三代無‘藝文’？實際上，這不過是那些秉史筆的南宋士人後裔的狹隘心理作祟，北方之‘夷虜’似不應享有創造藝文的地位。因此，金代文獻‘一任散佚’，也就不奇怪了。入清後，乾嘉學者紛紛爲金之藝文補志，或附之於元，雖爲私家著述，多草草從事，謬誤百出，令人不能卒讀。由此可見，金代藝文之立世，何其艱也！

但是，有金一代創造的藝文是客觀的存在，即使南宋士人也予以認同，真德秀謂‘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元人以爲不刊之論，稱之‘文風振而人才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有國雖餘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

特别是金元易代之際留下的遺産璀燦奪目。蒙古滅金是以異常殘酷的方式實現的：‘天綱絶，地軸折，人理滅’，社會文明幾近摧毁。這使中原各族士人不僅面臨自身的生存問題，還有如何傳承中原文化的問題。於是，‘中州元氣’成爲那個時代的特定用語、一部分士人的精神寄託。在金人及其後裔眼里，中州即中原，元氣指中原之道統文脈。元好問《博州重修廟學記》云：‘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元氏稱趙秉文‘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而且，元氏本人也被奉爲文宗，‘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系而不絶’。

當時，‘中州’漸次脱離地理範疇而成爲一個文化概念。元好問裒輯金代之詩，名之《中州集》。這種稱名與女真帝國無關，也不涉及蒙古新貴，避開了令金末士人頗爲尷尬的民族歸屬與國家認同問題，而且，還將自己置於中原文化正統傳人的地位。南宋名儒家鉉翁被驅北上，閲《中州集》後，以同是天涯淪落人，擯棄了因南北對峙而産生的偏狹，贊曰：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巨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採録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需要指出的是，遺山先生爲保存與弘揚中原文化，嘔心瀝血，鞠躬盡粹。他不僅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遺山樂府》、《遺山先生文集》、《續異堅志》；編纂了一批當代歷史作品，如《壬辰雜編》、《金源君臣言行録》；整理出一代文獻，如《中州集》、《中州樂府》，而且，還言傳身教，影響了當時文壇湧現的年輕俊秀，如商挺、王磐、徐世隆、王昶、郝經、白樸、王博文、王惲、胡紫遹、劉因、魏初、姚燧等等。這些金人的子弟陸續進入政壇後，如群星般嶄露頭角，具體參與了元世祖忽必烈倡導的變革蒙古舊法、建立中原新制的浩大社會工程，爲扭轉當時社會的文化危機不遺餘力地鼓而倡之。郝經《再送常山劉道濟序》云：‘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王惲《西巖趙君文集序》云：‘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興，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恐亦有所取焉。’這些俊秀甚至以‘中州元氣’作爲衡量士人品格高下的尺度、以‘中州氣象’作爲評價詩作意韻優劣的準繩。

由此可見，‘中州元氣’是那個時代文人自覺弘揚的文化精神，也成爲一代文化的魂魄，並漸次化作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説，由女真與漢、渤海、契丹、奚等各族人民創造的金代藝文，爲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

第二節 金代藝文的歷史淵源

女真是以種養漁獵爲生的民族，質樸粗獷，蠻勇好鬥，社會文化長久處於原始的蒙昧狀態。自肅慎、挹婁、勿吉、靺鞨等先世的不斷繁衍和開拓，至公元十二世紀開始崛興。

女真‘本國舊音’以《鷓鴣》最著名，分‘高下長短’兩種，用‘鼓笛’伴奏。這種《鷓鴣》見諸唐代文獻。許渾《聽吹鷓鴣》云：‘金谷歌傳第一流，鷓鴣清怨碧雲愁。夜來省得曾聞處，萬里月明湘水流’。女真也有自己的民族詩歌，如巫歌、詛咒歌、自度曲及謠諺等。一些作品因當時被譯成漢語而保存下來，句頭押韻，通俗流暢。立國後，女真詩歌發展爲‘本曲’。大定二十五年，世宗率諸王回上京體驗傳統生活，在皇武殿宴宗室弟子及群臣故老，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歌詞述王業之艱難，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幸好，這支‘本曲’保存在《金史·樂志》中，題爲《本朝樂曲》：

猗歟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命，功光於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蒂。克開我後，傳福萬世。無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茶毒海內。自昔肇基，王於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予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閒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屬兹來遊，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於鄉於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遊，依稀如昨。歡誠契闊，旦暮之若。于嗟闊别兮，云胡不樂。

這首‘本曲’應是通俗流暢的女真創業史詩，惟其如此，才會引起慷慨悲激的感情共鳴，而被譯成漢語古體詩，語言艱澀，韻味索然，失去了女真詩歌的原始風貌。這首‘本曲’由民間質樸之聲演爲廟堂高雅之音，成爲女真從原始部落向封建社會轉變的縮影。

同時，女真還創製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歷經百餘年苦心經營，培養出一大批女真文化人才，使女真文字成爲交流思想、傳播信息的工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山東蓬萊發現的泰和間奥屯良弼女真文字題詩。其中，一、二、四、六、八等句押韻，三與四、五與六，各自對仗。譯成漢文：

在朝賞心笑談求，稚返蓬瀛長住留。五馬載車無比貴，一旗出導惠及流。筆柳喜高□□柳，琴瑟□□心月□。小城雖僻於菟遠，南衙大授夏非秋。

這首詩體現了漢語詩歌的思維定勢，從形式到內容不過是傳統律詩的譯本，而徒具女真文字的外殼。但是，儘管如此，這首詩反映了女真爲建立民族文化所進行的努力。

那麽，金代文化源自那裏？歷史上，女真同渤海、契丹共同生活在中國的東北區域，彼此影響，相互競争。先是渤海人同大唐王朝建立起隸屬關係，爲自身發展帶來動力，成爲契丹與女真效仿的榜樣。契丹同北宋王朝既交流又競争的經驗，促進了遼朝社會的封建化，也爲女真所借鑒。因此，女真崛起後，不僅繼承了渤海、契丹與北宋的文化遺産，而且，還通過種種渠道從南宋那里汲取有益的東西。歷史表明，金代文化是由女真同漢、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以中原文化爲基礎，相互學習、共同發展的結果。

一 渤海文化

渤海出自粟末靺鞨，民俗開朗純樸。‘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迴旋宛轉’。唐初時，大祚榮率渤海崛起，‘地方五千里，户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朝，祚榮遣子入唐。睿宗時，册祚榮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轄區域爲忽汗州，加授都督。自是去‘靺鞨’之名，稱‘渤海’之號，設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時譽‘海東盛國’。

一、發展同唐朝的親睦關係。渤海諸王接受唐朝的宗主地位，恪守藩臣之禮。老王去世，即遣使告哀，請求册封新王。册封之前，新王暫稱‘知國務’或‘權知國務’。册封之後，‘承詔赦其國內’，遣使拜謝納貢。同樣，唐朝也尊重渤海的自治權力，派駐的長史僅履行象徵性監控，而不干預其內部事務。如渤海有所請求，則儘量予以滿足。然而，渤海在積極‘靠近’中原的過程中，或偶爾露出峥嶸。開元二十年，渤海分别經海、陸向幽州、登州發起進攻，導致嚴重的軍事衝突。後來雙方從大局出發，息事寧人，以求和解。渤海王大武藝上表‘悔過輸誠’，唐玄宗則宣示‘棄人之過’，維繫了雙方關係。

渤海‘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或歲內二三至者’。此外，還有王室子弟入侍，宿衛唐朝皇帝；或求學賓貢，‘習識古今制度’，代代相承。大唐皇帝對這些使節、子弟，往往親自召見宴賜，禮遇有加。所謂賓貢，指唐朝允許渤海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及第者授以功名，因而有機會同中原士流交往，結下了深情厚誼。唐張喬《送朴充侍御歸海東》云：

天涯離二紀，闕下歷三朝。漲海雖然闊，歸帆不覺遙。驚波時失侣，舉火夜相招。來往尋遺事，秦皇有斷橋。

那位朴充御入侍大唐三朝皇帝‘二紀’，臨别之際，依依不捨。唐温庭筠《送渤海王子歸本國》云：

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勳歸舊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是天涯。

那位王子以自己的卓越品學贏得了友情和尊重。在這裏，詩人以敏鋭的視角和真摯的情感，揭示了唐朝與渤海‘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的親睦關係。而且，唐朝及邊州督府派往渤海的使者多爲飽學之士，以利於文化交流。如鴻臚卿崔訢奉使，嘗於途中鑿‘井兩口，永爲紀念’，稱爲‘鴻臚井’。張建章以幽州節度府司馬報聘，在上京龍泉（今黑龍江寧安縣渤海鎮）廣交各界人士，詩賦唱和，‘凡所箋、啓、賦、詩，盈溢緗帙’。其時年僅二十八歲，英姿勃發，博通經史，頗受禮遇。所著《渤海記》，‘備盡島夷風俗、宫殿、官品，當代傳之’。

同時，渤海積極同中原開展經濟文化交流。自唐初，渤海‘朝貢’地方物産，唐朝‘回賜’渤海所需。開元元年，渤海王子入唐奏請‘就市交易’。此後，登州‘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絶’；青州則交易渤海熟銅；營州（今遼寧朝陽）、幽州(今北京西南)也成爲雙方互市之地，開啓了榷場貿易先河。渤海納貢和交易的物品主要有毛皮、牲畜、鷹鶻、人參、蜂蜜、松子、金銀、銅材、魚蟹、布匹。唐朝回賜和交易的物品主要有絹帛、絲綢、糧食、茶、藥材、金銀器皿、圖書及文化用品。唐朝還在登州設館，以接待渤海貢使和客商。當時，唐朝規定銅鐵等物資‘不得與諸蕃互市’，出於照顧，淄青節度使向朝廷奏請對渤海熟銅‘請不禁斷’。

這樣的經貿關係促進了渤海經濟的發展。如鐵材被普遍用於製造各種生産、生活用具與兵器等；銅材自給有餘，多銷往中原；廣泛應用窯制磚瓦，加速了長白山以東以北的建設；自行生産輪制陶器，滿足了社會生活的需要；渤海人織造的‘龍州之綢’，質地優良，構圖精美，標誌渤海的紡織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此外，渤海還注重收集中原圖書，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等。當時的詩歌作品屢見涉及，如‘渤海歸人將集去’、‘誰把芻蕘過日東’，留下了那段往事的真實寫照。後來，渤海人的姓名漸次漢化，所用詩律及內涵也都透出盛唐氣象的影響，由‘遠慕華風’演爲‘與華夏同風’。

二、應用漢字，重儒興學。史稱渤海‘頗有文字及書記’ ，如出土的《貞惠公主墓誌》、《貞孝公主墓誌》，由序、銘組成，序爲駢體，記述生平行狀，銘則讚頌悼念，皆漢字楷書。清張縉彦《寧古塔山水記》云：渤海上京遺址，‘敗瓦斷磚，雖野燒之餘，尚有存者。丹碧琉璃，間有夷漢字號，土人拾取爲玩。’其中，多爲‘漢字’，而所謂‘夷字’，數量甚少，‘奇詭難識’，已無法讀音釋義。以其仍屬漢語體系的方塊字，當是渤海人爲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自造的新字，即所謂‘渤海人特製之字，以表特有之音’。此外，一些出土的磚文、陶文、官印等，俱見使用漢字，與兩位公主墓誌的情況一致。

這些考古發現説明，渤海無‘本字’，而以漢字爲通用文字。契丹統治時期如此，女真統治時期也如此。天眷二年，熙宗完顔亶製成女真小字後，‘詔百官誥命，女真、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以渤海無‘本字’，且通用漢字，故‘同漢人’。

渤海上京古城遺址原有‘國學碑’。清張賁《東京記》云：‘在榛莽中，時有丹碧琉璃錯出，間雜存漢字款識，土人取以爲玩。掘地得斷碑，有“下瞰臺城，儒生盛于東觀”十字，皆漢字，字畫莊楷，蓋國學碑也。想像當時建國荒漠，重學崇儒如是。’這塊碑石證實了渤海嘗設‘胄子監’及‘文籍院’等教育管理機構與藏書處所。

因此，渤海歷經二百餘年的發展，湧現出一批聲播遐邇的士人。如楊師泰出使日本有《奉和紀朝臣公詠雪詩》：‘昨夜龍樓上，今朝鶴雪新。只看花發樹，不聽鳥驚春。回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王孝廉出使日本有《出雲州書情寄兩敕使》詩：‘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賴有鏘鏘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這些詩作的內涵與韻律同中原别無二致。

三、信仰佛教。渤海使節來長安，往往‘入寺禮拜’。一些僧人也紛紛負笈求學，將中原優秀的佛教文化藝術帶回渤海。‘老别關中寺，禪歸海外峰’ 。當時，寺廟建築幾乎遍及渤海各地。僅上京龍泉（今黑龍江寧安縣渤海鎮）遺址已發現十餘座寺廟故基與衆多佛教文物。特别是渤海石燈幢，造形凝重别致；銅佛金佛及泥塑佛像，工巧端莊，處處透出盛唐風範。而且，渤海僧人也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如釋仁貞東渡日本有《七日禁中陪宴》詩：‘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更見凰聲無妓態，風流變動一園春。’釋貞素在唐所作《哭日本國內供奉大德靈仙和尚詩並序》，詩文並茂。

凡此種種説明，渤海文化是唐代文化融入當地民俗而形成的。後來，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滅亡渤海，命太子耶律倍爲東丹王，統領渤海軍政事務。遼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後，將東丹國從上京龍泉遷至東京遼陽（當時稱東平，今遼寧遼陽），渤海人從此失去了復興基礎。但是，渤海人創造的文化却深深影響了契丹與女真，激勵了這兩個民族相繼走向强大。

女真起兵反遼時，完顔阿骨打以渤海源於粟末靺鞨、女真出自黑水靺鞨，族源相近，風習相通，都倍受契丹壓迫，遂以‘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爲號召，争取渤海人站到自己一邊。建國後優遇渤海人，‘有兵權、錢穀，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這樣的環境有利於渤海人釋放自己的聰明才智。如楊樸，遼東鐵州人。‘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歸附女真後，勸完顔氏首領稱帝，國號大金。嘗建言：‘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策。’阿骨打從之。遼天祚帝遣使備袞冕之服，册爲東懷皇帝。楊樸受命檢驗，以物儀不合天子之制而拒之。天輔三年，知樞密院，定朝儀，建典章，參與謀劃聯宋攻遼之策；大本名大撻不野，遼陽渤海人，爲阿骨打‘收養’，屢立戰功。天會四年，率渤海猛安渡江南伐。海陵時，擢右副元帥，拜尚書右丞相；李石字子堅，遼陽渤海人，世宗完顔雍之舅。‘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後佐世宗奪帝位，拜參知政事，官至尚書令；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歷仕五朝，頗受眷顧，官至太傅、尚書令，封南陽郡王。其子侄汝弼、汝霖，亦先後官至宰執，等等。

這些渤海人有意無意地將本民族的治國理念與經驗帶入女真社會。同時，他們多與完顔氏聯姻。如海陵王生母永寧太后，出自遼陽渤海大氏；大三女，均嫁入皇家，成爲海陵元妃、世宗柔妃，及遼王完顔杲幼子之妻；遼陽渤海李氏有二，一是潞王宗輔側室，即李石之姊、世宗之母，後追謚貞懿皇后；二是世宗元妃，李石之女；遼陽渤海張氏，世宗側室，父玄征與張浩同族。這種聯姻使金朝一些帝王具有了渤海血緣，如海陵王、世宗、衛紹王等。此外，宣宗生母劉氏，亦遼陽人，或出自渤海世家。這種母子關係潛移默化地把渤海文化基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并延續了渤海人在金代政壇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女真同渤海長期共處於白山黑水之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驗表明，相鄰民族之間的示範效應是巨大的。自唐代，女真效仿渤海，試圖發展同中原的關係，《册府元龜》記載了那些朝貢事件，透露出女真對先進文明的渴求。唐亡後，仍保持同中原交往。這説明，渤海的成功經驗長久銘刻在女真人心裏，成爲他們奮力崛起的榜樣。

二 契丹文化

契丹原是鮮卑餘部，初不知桑麻稼穡，亦無村舍城郭，逐水草而居。至北魏，繁衍爲八部。貞觀中，唐朝以其歸順，遂置松漠都督府，改八部爲九州，各命爲刺史。唐末動亂，太祖耶律阿保機乘勢統一諸部，奪取渤海。會同十年（九四七年），太宗率軍攻克汴梁，建國號大遼。統和二十二年（一〇〇四），與北宋締結‘澶淵盟約’，弭兵修好。此後百餘年間，雙方聘使往來，增强了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交流，促進了契丹社會的封建化。

一、創製契丹文字，接受中原文化。遼自太宗佔有燕雲十六州後，因地域風俗有異，‘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督、諸衛、東宫之官’，‘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遼朝延續渤海之制，亦設五京：上京臨潢、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北京大定、南京析津。上京名西樓，遠離中原。上京以南，契丹及其他北方民族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上京以北，仍保持舊有風習。

同時，又承唐制，實施科舉選士。聖宗朝，‘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後受北宋影響，‘程文分兩科，一曰詞賦，一曰經義，魁各分焉’。當時，每年舉行考試選舉，僅放進士一兩名。澶淵結盟後，及第人數增加。至天祚執政，往往百數十人。

需要説明的是，遼朝選舉僅限於燕雲與遼東地區的漢人與渤海人，是其推行南面官制度的需要，目的在於利用中原機制治理漢人與渤海人，因而嚴禁契丹人應試。將軍庶箴嘗令其子舉進士，有違國制，被‘鞭二百’。但是，契丹實施南面官制、選舉考試，爲其他民族士人提供了參政機遇，維繫了社會穩定，推動了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

契丹文化的重大建樹之一，是創製了本民族文字。太祖神册五年，‘詔頒行之’，是爲‘契丹大字’，系突吕不、耶律魯不古等人借漢字之形，增減筆劃而成，爲表意文字。由於契丹語屬阿勒泰語系，單詞爲多音節，使用粘着詞尾，因此，以一個漢字表示一個音節的方法套用契丹語，往往不合。後來，契丹人從回鶻語受到啓發。太祖以其弟迭剌‘聰敏’，命之迎伴回鶻使，‘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製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這種小字是耶律迭刺等在大字基礎上，結合契丹語音特點，參照回鶻語及漢字的反切原理而創製的拼音文字。

契丹大小字頒行後，實際應用不廣。如詔令奏議及同北宋、西夏、高麗等國的交聘文書等，多使用漢字。帝后哀册、貴戚墓誌之類，也爲漢、契丹兩種文字對照刻寫。當時，契丹文字屬專門學問，《遼史》涉及通曉者，僅耶律倍、耶律庶成、蕭韓家奴、耶律大石等十餘人。遼亡後，契丹文字繼續延用，至金章宗明昌二年，方退出官方序列。但是，契丹文字的創立，使契丹人成爲首先擁有自己文字的北方少數民族，對後來女真文字、西夏文字、蒙古文字及滿語文字的問世，起到示範作用，具有積極的歷史文化意義。

不僅如此，契丹人還全面接受了中原文化。自遼初，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孔子廟’，詔‘春秋釋奠’，崇奉儒家觀念。阿保機通曉漢語，頗仰慕中原文化，自比‘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因此，契丹王公貴族多取漢名，遂成風氣。太宗耶律德光克汴，盡收後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宫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漸次融入中原文明之中。聖宗耶律隆緒‘好讀唐《貞觀政要》’，命侍臣‘録其行事可法者進之’，以《易》、《詩》、《書》、《春秋》、《禮記》賜部屬。興宗耶律宗真‘好儒術，通音律’，常與國戚、臣僚及宋使酌酒賦詩。道宗耶律洪基召名儒講《五經》大義，命皇孫‘寫《尚書五子之歌》’，以加强對皇位繼承人的教育。

后妃也如此。如蕭觀音，道宗宣懿皇后。姿容冠絶，工詩，尤善琵琶。從道宗獵秋山，至伏虎林，命賦詩，應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緑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自然流暢，豪氣逼人，不讓鬚眉，透出‘馬上樂’的北歌特質。蕭瑟瑟，天祚文妃。聰慧閑雅，工文墨，善歌詩。時女真興起，而帝遊畋不恤，寵任奸佞，疏斥忠良，乃作歌諷諫云：‘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蕭氏，秦晉國王妃。博覽經史，歌詩賦詠，落筆成章，尤嗜書傳，著有《見志集》。這些遼國君主及后妃的好尚，反映出中原文化已爲契丹人所接受。道宗嘗曰：‘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

契丹人頗崇尚唐宋名家。東丹王耶律倍效仿白居易詩作，自然質樸，不加雕琢，自號‘樂地’。聖宗耶律隆緒自稱‘樂天詩集是吾師’，嘗以契丹大字譯其《諷諫集》，令群臣閲讀。唐人詩歌甚至被編入啓蒙課本，以俗語顛倒其文而習之。如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詩句，改爲‘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這樣的教材頗具創意，通俗易解，朗朗上口，饒有趣味，適於小兒閲讀。

宋人魏野詩作爲遼人喜愛。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遂命‘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有故事云：‘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准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從中透出契丹對魏詩的熟悉程度。

蘇軾兄弟的作品尤受歡迎。蘇轍奉使遼國，燕京副留守邢希古傳語曰：‘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東坡詩集傳入遼國後，爲范陽書坊翻刻，張芸叟奉使契丹見之，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這些詩壇軼事反映出唐宋文學名家在北方的深遠影響。

二、同北宋等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契丹從渤海人那裏受到啓發，‘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生産與生活資料。如寧江（今吉林扶餘）、龍州（今吉林農安）榷場，與混同江流域生女真等互市；鴨緑江南岸保州（今朝鮮義州與新義州之間）榷場，與高麗交易；西北羊城（今內蒙古集寧）、振武軍（今內蒙古和林格爾）榷場，與阻卜（蒙古）、西夏互通有無。甚至與‘吴越、南唐航海輸貢’。其間，同北宋貿易發展迅速，雙方先後在涿州新城（今河北新城）、朔州（今山西朔縣）、霸州（今河北霸縣）、雄州（今河北雄縣）、安静軍（今河北徐水）、廣信軍（今河北徐水東）、順安軍（今河北高陽）等處設榷場。從北宋輸入的物産有茶、藥材、繒帛、糧穀、瓷器、漆器等；從遼國輸出的物産有羊、馬、駝牲畜。其中，‘河北榷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數量頗爲可觀。

此外，契丹人還注重收集中原圖籍，特别是‘朝廷大臣之奏議、臺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俱涉機要，而‘書坊刊行，流布四遠’，從中可以‘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因此，北宋規定：‘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按罪，其書没官’，甚至訂立‘賣書北界告捕之法’。所謂北界，防範的重點在遼，對夏國與高麗比較寬鬆。然而，由於那些禁書‘販入虜中，其利十倍’，儘管法令嚴峻，‘射利之徒，殊不知畏’，以至於‘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

三、佞佛成風。有遼一代，皇帝后妃無不尊崇佛教，大造寺宇；庶民百姓禮敬有加，捐施不斷，以期脱去劫難，獲得福佑。統和二年（九八四），聖宗以先父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飯僧’。統和四年，因對宋作戰勝利，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皇太后亦‘每歲正月輒不食葷茹，大修齋會及造寺’。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僧尼活躍，名釋輩出，佛學著作相繼問世，由此形成更大的影響力。道宗‘御書《華嚴經五頌》’，又命皇太子‘寫佛書’，甚至在內殿設壇，召高僧講經。

契丹人如此崇佛，引發了剃度者猛增，‘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那些碩德尊宿們也使出種種手段，賣弄法力，蠱惑人心，邀功争寵。如沙門昭教，景宗授以‘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興宗常與海山和尚對榻切搓詩藝。海山俗姓郎，名思孝，登進士第，後受戒爲僧，賜‘司空輔國大師’號，嘗著有《海山文集》傳世。當時，‘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成爲煊赫天下的剃度新貴。各地寺院還坐擁大片土地，佔有衆多寺户。如中京蘭陵郡夫人建静安寺，‘凡巨細之費，餘於二萬緡’，又施‘地三千頃，粟一萬石，錢二千貫，人五十户，牛五十頭，馬四十匹，以爲供億之本’。這個由寺院經濟支撑並享有政治特權的寄生群體，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以致‘遼以釋廢’。

綜上所述，與渤海相比，契丹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走得更遠。一是同北宋比鄰而居，且佔有燕雲漢地與漢民，形成了更爲緊密而複雜的關係；二是擁有比較强大的軍事力量，迫使北宋及周邊王朝向其納貢。這些因素有利於縮小北方同中原的經濟文化差距。至於實施‘番漢分治’，限制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等等，則爲女真趕超留下空間。女真也崇奉佛教，却有所克制，避免了契丹由佞佛而導至的政治愚昧。

女真長期隸屬於遼，深受契丹文化的影響。女真崛起後，創製自己的民族文字；實行選舉取士；以中原之制治理中原與雲燕地區；建立開國功勳紀念碑；與南宋及周邊鄰國互派使者交聘、開展榷場貿易等等，無一不留有契丹經驗的印記。天輔五年，金太祖阿骨打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盡收遼國的文化人才與文物圖籍。一些遼朝漢官如劉彦宗、時立愛、韓企先、韓昉、張浩、程寀等等，各以自己的學識與經驗爲新朝展土開疆、制定典章制度效力；一些契丹士人如耶律固、蕭永祺、移剌子敬、耶律迪越、耶律紹文、移剌温等等，先後預修前朝《遼史》與當代‘國史’，爲新朝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教訓。因此，遼、金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女真人儘管經歷了更爲深刻的封建化進程，而以《敕勒歌》爲代表的馬上之歌傳唱不衰。‘慷慨歌謠絶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依然是那个時代北方民族文化的深層積淀与象徵。

三 北宋文化

一、北宋文化的發展。北宋在文化建設方面開創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就。

一是注重文治，優禮儒士。太祖趙匡胤制定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國策，以根除唐五代以來的藩鎮割據之患，加强中央集權。爲此，他立下‘家法’，告誡子孫不得輕殺大臣和言官。因此，‘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太宗即位，繼續貫徹重文治、禮儒士的方針，嘗言：‘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由此形成尊重翰林學士、優待館閣侍從、禮遇儒臣學官的風氣。經太祖、太宗近四十年的努力，確立了北宋的文官政治。至仁、英兩朝，仕宦者多以‘文詞進’，無論宰輔大臣、皇帝近侍，或是錢穀之司、邊鎮之帥，及各路轉運使、郡縣守令，幾乎無不出自士人，以至於脱離實際，演爲時弊，被譏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二是興辦學校，革新科舉。建隆元年，開科選舉，太祖親臨講武殿命題，是爲‘殿試’之始，及第者一躍而爲‘天子門生’。此後，選舉制度不斷改進，録取名額逐年增加。一旦金榜題名，即授以官職。吕蒙正於太平興國二年及第，歷十二年官至宰相；蘇易簡於太平興國五年登科，歷十四年拜參知政事。此外，又設制科、雜科、特奏名等，以廣開選才之路。由於兩宋選科舉士，爲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打開了通往仕途之門。‘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爲那個時代寒門士人競相效仿的故事。

這樣的選舉制度激發了社會辦學的熱情，促進了文化教育的普及。自京師设國子監，各地鄉校書院大批湧現，名流學者紛紛聚徒講學，至仁宗慶曆四年、神宗熙寧四年、徽宗崇寧元年，又陸續發起興學運動，改革科舉考試，以教養人材爲治世之急務。於是，京師太學、國子學之外，府州軍縣亦競相建學。崇寧三年，天下生員二十一萬人，經費三百四十萬緡，供給糧米五十五萬餘石。

三是收藏典籍，倡導讀書。北宋初，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藏書達一萬三千餘卷。統一西蜀、江南，收圖籍近四萬卷。太宗嘗言：‘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太平興國間，又擴建三館，别置崇文院，藏書正副本八萬餘卷。慶曆元年，王堯臣、歐陽修等奉敕修纂《崇文總目》，著録典籍三萬零六百六十九卷。嘉祐五年，‘開購賞之科，廣獻書之路’。北宋末，新收圖籍驟然增加，遂再編《秘書總目》。

宋代皇帝熱衷訪書、藏書、編書、刻書，也倡導讀書。太祖‘雖在軍事，手不釋卷’，以求‘廣聞見，增智慮’。太宗也如此。《太平御覽》修成，日進三卷覽之，曰：‘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爲勞耳。’此後，趙宋諸帝及臣僚俱重讀書，以資治世之鑒，蔚然成風。

因此，兩宋在人文思想與自然科學方面均有重大發明建樹。如儒學流派紛呈，已有‘門户’之分。其中，程朱理學脱穎而出，影響深遠；在自然科學領域，火藥的發明與使用、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與普及，俱超越前古；自唐發起的古文運動，至宋發揚光大，促進了文學創作的全面發展，催生了以宋詞爲標誌的一代文學，等等。這些使兩宋成爲繼盛唐之後又一個文化時代的開始。由此吸引女真延續了同中原王朝交往的傳統。

二、北宋同女真的交往。北宋初，女真有生、熟之分：遼東女真稱熟女真，‘居於東京三面，皆僑立州名，民籍每州千户至百户餘’，已歸順契丹；而‘依山林不服從者，謂之生女真’，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間，仍保持部落社會的形態。另外，生女真又有東、西之别。大中祥符八年，‘東女真首領何盧太’附高麗使團來貢：‘高麗主表求賜曆日及尊號，且言契丹於其國西鴨緑江頭創浮橋，又於江東築寨，欲發兵焚毁，則慮衆寡不敵，邊民殊不安，乃西女真爲之鄉導也’。其中，東部落‘三十’，即所謂‘首領三十，分領其衆’。當時，生女真諸部尚未統一，各自獨立。遼聖宗統和四年（九八六），‘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據此推斷，其人口應遠多於以上所涉數目。

建隆二年（九六一）八月，女真‘來貢名馬’，由此展開了同北宋的朝貢貿易。宋朝出於對馬匹的需求，頒佈了相應的鼓勵措施：

登州沙門島土居人户深在海嶠，皆出王租。比聞自備舟船，般載女真鞍馬。眷言勞役，宜示矜蠲。應所納夏税曲錢及沿納泛配諸雜物色並州縣差徭，今後並與放免。其渡馬回般上木植，自前州司多令抽納，亦並除之

這些優惠政策激發了女真的積極性，東西各部落纷纷遣使來貢，絡繹不絶。所貢方物包括馬匹以及海東青、貂麝、紫青貂鼠皮、金犀帶、烏漆甲、金飾長刀、匕首、雕羽鳴鏑、紵布等等。至淳化二年，雙方的馬匹交易‘歲不下萬匹’，成爲宋朝戰馬的重要來源之一。而宋朝以賞賜形式對價支付，互惠互利，‘女真歲以市馬於中國而資富’。

其間或有衝突發生。開寶五年（九七二年），‘女真侵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侵略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當是女真少數人藉渡海朝貢之機搶掠。‘未幾，首領渤海那三人入貢，奉木該言：三十東部落令送先被爲惡女真所虜白沙寨人馬’，希望盡快化解矛盾。而宋朝似餘怒未消，令‘自今登州有女真貢馬，其隨行物色仰給牒，所在勘驗，牒外物並没入之’。或是女真使者藉朝貢挾帶違禁物品，而宋朝藉故收緊交往。這個事件暴露出女真民族性格的消極方面，也預示了崛起後的行爲徵兆。

不久，雙方淡化了那個事件的影響，並發展政治關係。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宋將伐遼，‘乃以詔書賜定安國王，令張犄角之勢。其王烏元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於是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烏元明托使者附表來上，且言“扶餘府昨叛契丹歸其國，此契丹災禍大至之日也”，表稱“元興六年（九八一）十月”。上復優詔答之，仍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

當時，女真同遼國、高麗及定安國、渤海部落相鄰，又有鐵勒等五國‘與女真接境’，關係錯綜複雜。特别是女真長期遭受契丹壓迫與掠奪，內心積淀的仇恨與恐懼難以消除。雍熙三年（九八六），契丹借道高麗國圍剿女真，‘壓背追捕’，不少兵丁被‘俘擒而去’。因此，女真積極接近宋朝，以尋求支援與庇護。雍熙四年，女真遣使登州，通報‘本國爲契丹以書招誘，今遣使持書詣州’。淳化二年（九九一），又遣使通報契丹沿海置兵，禁其與宋朝交往。

是歲，女真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柵，柵置兵三千，絶其朝貢之路。於是航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上但降詔撫諭，而不爲出師。

實際情況是，宋朝因北伐失利，不願與契丹再次交惡，因而拒絶了女真請求，遂導致交往中斷。淳化五年，‘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鬱來乞師，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而北邊甫寧，不可輕動干戈’。同樣，高麗也不來朝貢了。

當時，契丹據有燕雲以北的廣袤區域，控制了西夏、回鶻、高麗、女真、渤海、室韋、韃靼、步奚等，‘弱者盡有其土，强者止納其貢賦’，使宋朝北部安全面臨嚴重威脅。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登州報告：‘女真國人錫喇卜等遇風飄船至州’。宋朝抓住時機，‘詔給其資糧，候風便遣還’，企圖同女真重建關係。

宋朝因此加强了情報蒐集。大中祥符三年，知雄州李允則上疏：‘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才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以待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趨遼陽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必不能勝也。’不久，高麗‘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大敗，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没大半’。慶曆五年（一〇四五），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奏云：‘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才稍定。’熙寧五年（一〇七二），河東經略司報曰：‘契丹大點集，云防托漢界，至召女真、渤海首領。自來點集，未嘗如此。’

這些變化引起了宋朝注意，‘令登州於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者’。後來，女真附高麗使團入貢，‘館餼、宴賜之禮，並與高麗使同’。元豐初，重新審定諸蕃儀制，包括《大遼令式》、《高麗入貢儀》、《女真排辦儀》等，已將女真同遼國、高麗並列，凸顯了對女真的重視。大中祥符中，裁减軍中‘疲老者’，仍給俸糧之半，使歸農業。至於合留者，逐營定編役數，别爲營舍處之。‘內契丹、渤海、女真，本外國人，停之慮無所歸，可如其舊’。天聖间，‘女真國晏端等百八十四人內附’，朝廷令‘送濠州給田處之’。濠州在淮南，地廣人稀，便於墾殖。此外，命鴻臚寺禮賓院‘掌回鶻、吐蕃、黨項、女真等國朝貢館設，及互市譯語之事’，以促進彼此溝通。元豐四年（一〇八一），有司建言‘募慣習航海之人，因其商販踏行海道之通塞遠近，開諭女真入馬之利’，神宗皇帝當即批準，且令‘與高麗遣使往還，可降詔國王諭旨，女真如願以馬與中國爲市，宜許假道’。然而，其時女真正忙於統一各部落，且已‘役屬契丹，不復入貢’了。

總之，女真在交往中收獲頗豐。經濟之外，也促進了自身的文化進步。天聖間，以‘女真素無差降’，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陳寬奉敕修成《高麗女真風土朝貢事儀》二卷，使之講究禮儀、區别尊卑。天禧中，東、西女真首領來朝，‘乞佛經一藏，詔賜之’。這説明，生女真如同渤海、契丹一樣信仰佛教。至於‘女真使上表’云云，反映出這個僻居東北的少數民族已經應用漢字了。最爲重要的變化是，女真不再將自己的命運寄托於他人，而是學會了韜晦與忍耐。他們表面臣伏契丹，向其納貢，暗地則爲崛起而積蓄力量。

與女真相比，北宋得到的卻是沉重教訓。自太祖以降，由於過度追求文治而造成軍威不立，致使對外用兵屢屢潰敗。同相鄰民族交往，缺乏切實有效的政策。如重視女真的向背立場，卻又顧及契丹的淫威，畏首畏尾，關鍵時刻不敢出手，以至於女真棄之而去。至政和間，阿骨打嗣承父兄之志，統一生女真諸部，‘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同契丹的關係發生了逆轉。‘是時匈奴方苦女真侵擾，故帖然自守，不敢爲中國患’。從此，女真不再是遼國欺壓的對象或是宋朝把玩的棋子了。而宋人在未經充分思想動員與軍事準備的情況下，竟貿然同女真達成‘海上之盟’，實際是依賴女真奪取燕雲，再以銀絹贖買方式收復故土。可以説，宋人的渾噩腐朽狀態，成爲女真後來南下的誘因。

與漢唐相比，兩宋文化雖具特色，成就卓著，卻長久處於內積貧弱、外患頻仍的境地，加之崇文風氣彌漫，其社會審美心理趨向細膩而不雄闊，深斂而不張揚。建炎南渡後，一方面，女真爲中原文化注入原始的野性異質，賦予新的勃勃活力，由南北分治而導致的文化差異愈益突出的原因，北雄南秀的風格特徵分外鮮明；另一方面，女真囿於兩宋文化的影響，企圖藉封建傳統觀念馴服自身的野性，也漸次丟掉了賴以崛起的尚武精神。

需要説明的是，女真所以能夠超越渤海與契丹，實現後來居上，有兩點比較突出的原因：一是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吸納中原文化。如竭力網羅遼宋一切有用人才，‘借才異代’，使自己站在一個較高的文化起點向前發展；二是繼承渤海、契丹與北宋遺産的同時，也注重向南宋學習。貞元中，宋國賀正旦使將歸，海陵遣使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正隆間，‘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敬嗣暉以左宣徽使奉使南宋，‘盡記朝儀以歸，國中典禮文，多出其手’。由於不固步自封，遂使一代科舉辦得有聲有色，禮儀制度也形成了新的特點。

這説明，有金一代建立的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文華斑斕，燦然可觀。因此，金文化有别於遼朝，也不同於兩宋。清代學者張金吾畢一生精力整理金源文獻，感悟亦深，以爲金人秉‘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以此見出‘北地之堅强，絶勝江南之柔弱’，突出强調了民族特質、地理風習對於文化的影響。

應當指出的是，女真的崛起不能證明部落社會的優越性。恰恰相反，以落後的生産方式入主中原，就不得不聽任那裏先進的生産方式繼續存在，並最終融入那種生産方式所代表的文化，甚至喪失了自己的民族個性。因此，從這樣的意義説，女真實現了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跨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却無法逃脱那種社會制度的興衰週期。其興也生機勃發，其衰也腐朽不堪。壬辰之亂如同天祚之亡、靖康之難，成爲女真王朝氣數已盡的末日，爲後人留下了説不完的教訓。

第三節 金代城鎮文明的發展

金初時，女真尚無城郭，多星散而居。阿骨打起兵反遼，攻城略地，文獻或記爲‘寨’，會寧即所謂‘皇帝寨’。靖康前，北宋人尊之爲‘御寨’；建炎後，南宋人斥之爲‘虜寨’。女真寨以生聚設防，‘依山谷而居，聯木爲柵’，與猛安謀克制度及其習俗相適應，遍及東北各地。明昌元年，王寂巡按遼東刑獄，所經之地有南州寨、松瓦千户寨、叩畏千户營、和魯奪徒千户等。營亦稱寨，即猛安駐地，承擔戍邊職能。

自晚唐五代，城鎮功能漸趨完善，成爲區域經濟交流的平臺、文化教育的中心。入宋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鎮建設。如汴京開封，店鋪商販、作坊工匠、搬運人夫等非農業人口急劇增加，各種餐飲、娱樂、租賃、典當等服務業應運而生。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反映了那裏商品經濟與市民文化的繁榮景象。

無獨有偶，五臺山巖上寺文殊殿金代壁畫，生動而細緻地描繪出當時城镇的模式，及街市、酒樓、磨坊、民居等社會生活的場面。酒樓熱鬧，簾望高挑，上寫‘野花攢地出，村酒透瓶香’。樓內座無虛席，或品茶飲酒，或説唱賣藝。樓外則人頭攢動，小商小販或手提，或肩挑，或推車，或擺攤，從事各種經營，使盡解數叫賣。樓前街市還有算卦的盲人、遊方的和尚，以及被熱鬧場面引得流連忘返的婦女兒童。這幅壁畫的史料價值與藝術價值都是極爲珍貴的，爲考察金代城鎮文明提供了可資參照的微觀圖象。

女真崛起後，從中原、燕雲到東北、西北，以遼與北宋二百餘年的城鎮建設爲基礎，實現了全面發展，各類城鎮已是星羅棋布。金設五京、十四總管府，共十九路，各轄節鎮、防禦、州縣等。京府州一百七十九個，與遼接近；縣六百八十三個，爲遼之三倍。燕南州縣，多爲北宋所置。燕北城鎮，遼時已具規模，入金後又有新的發展。如上京路十三座，咸平路十座，東京路二十六座，北京路一百十八座，西京路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座，少於遼，系省廢舊時州縣所致。至於界壕要塞、長城邊堡等猛安謀克及諸乣軍屯駐地，約六百餘座，其中大型軍屯約占十分之一。

其中，燕雲、東北城鎮的發展尤爲突出。一是充分利用了契丹及渤海的歷史積澱。如遼之上京西樓，自周廣順中（九五一至九五三年），‘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抵、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幽、薊爲多’。遼滅周，設‘國子監’，立‘孔子廟’。寺院道觀，比鄰而設。市肆貿易則有南城，亦名漢城，‘下列井肆’，燕雲及中原漢人來此經商。而‘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城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者’。入金後，改臨潢府，仍爲北方大都市之一；遼之中京大定，契丹‘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宫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並建有祖廟宫殿。那裏設‘大同驛’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入金後，改爲北京大定；遼之東京遼陽，契丹滅渤海後遷渤海人與漢人實之。‘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名刹林立，人文薈萃，是當時東北經濟文化最爲發達的所在。入金後，仍爲東京。以其爲世宗起兵發跡之地，老母也葬於此，這使他對東京别有一番夢魂牽繞的深情；遼之西京大同，自遼‘非親王不得主之’，設有國子監及州學、縣學，人才輩出。上、下華嚴寺、普恩寺等，俱名聞天下。入金後，仍爲西北重地。頒行女真字後，‘立學官’，選諸部女真貴族子弟入學。

二是特殊的歷史機緣。一方面，會寧與燕京先後成爲一代封建王朝的京師，曠古未有，這使傳統政治中心驟然遠離中原而北移，也必然拉動經濟文化的北移。另一方面，女真滅遼克宋，勢如摧枯拉朽，瞬間佔據了兩大王朝的全部資源，爲燕雲與東北的城鎮建設提供了所必須的人力、財力與物力。

例如人力。天輔六年，定山西諸州，移其民以實上京腹地。天輔七年，取燕京路六州，遷其家業一百五十貫以上者三萬户。遼之燕雲富豪大户、工匠技藝，盡遷入會寧及其周邊地區。至於諸軍所掠民户，無可計數。天會五年，攻克汴京，又取各類專業人才。如六部官吏，包括太常寺、秘書省書庫、後苑作、五寺三監、合臺、左司、鴻臚寺、太醫局、市易務官吏若干，內侍、司天臺、少傅監官吏等若干，並其家屬什物；各類工匠，包括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金銀匠八十人，八作務五十人，後苑作五十人，修內司並文思院、後苑作工匠若干，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鐵工、酒匠、陰陽伎術若干；畫工百人，及諸色待詔；醫人若干，包括醫官二百人及家屬，‘稍有名者皆不得脱’；‘學官十人，明經學生三十人’ ，‘招聘太學秀才六經各五人，以爲北方師資’，並其家屬什物；各類百戲藝人，如‘露臺弟子千人’，鈞容班一百人，教坊四百人，諸般百戲一百人，走馬打毬弟子七人，內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築毬供奉五人，弟子簾前小唱二十人，雜戲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唱探營人若干；女童六百人，影戲、傀儡、小唱等若干，並其家屬什物，及童貫、蔡京、梁師成、王用等‘家聲樂’；‘僧道各四百人’；宗室近屬、後宫才人及‘三十六州守臣家屬’等等。至於其他被驅之北上的各類生口，如戰俘、民户，難以統計。這些來自遼國與北宋的移民，各類專業技術人才濟濟，爲會寧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

再如金銀。女真滅遼之繳獲，史無詳載，而較之北宋當更酷烈。天會四年，金兵圍汴，索要犒軍之銀一千萬兩。次年克汴，大規模掠取金銀凡四次：初時‘御路輦置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繼之‘開封府報納虜營金十六萬兩、銀六百萬兩’；又命‘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並掠內藏庫‘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當時，‘金每兩價錢二十貫，銀每兩一貫五百文’。

再如絹帛。先是索絹一千萬匹，‘如數應副，皆內藏元豐、大觀庫，河北積歲貢賦爲之掃地’。凡十餘日，搬運未盡；又‘來取絲綿凡數萬斤，送之軍前’；又‘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再取‘表段四萬八千四百匹’。

再如馬匹、車輛、兵器及其他物資。‘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得七千餘匹，汴京之馬群遂空矣；‘碩大牛車一千’，後加‘車牛千兩’；又命開封府索軍器，‘凡甲仗、軍器，以車輦去，或用搬擔，數日方盡’。又取油衣庫什物，並太醫局生藥等。

再如各色禮器珍寶。如玉册、冠冕，金輅玉輦法物、法駕、儀仗、駕頭，皇后玉車，諸王法服，百官朝服，皇后衣服，御駕御鞍，御麈拂子，御前法服儀仗，內家樂女樂器，大晟府樂器，鈞容班樂器，景靈宫陳設神御及宗廟等什物，銅古器二萬五千，司天臺渾儀及銅人、刻漏，景陽鍾並簴，內廷珍寶器皿，《秘書録》及所藏古器，等等。

以上所述，爲女真滅遼克宋戰利品的不完全統計，且不包括諸軍所下各地府州之搜刮。當時，女真尚未打算定居中原，凡可以帶走的東西，無不根括攫取，搬往金源內地。

一 以上京爲代表的東北城鎮迅速崛起

金之京師名會寧，女真語意‘城’，‘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號蓋取諸此’。按出虎水，今松花江之支流阿什河，以那裏産金而獲名。遼於生女真完顔部設節度使，治所會寧州。

阿骨打先是利用節使名分，統一諸部，然後建立金國，起兵反遼。其時，會寧尚未脱去女真寨規制。太宗即位，‘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巨集侈矣’。其中，著名者爲乾元殿，威嚴壯觀。四外栽柳，以爲禁圍。人之往來，無甚限制，女真君民怡然相處的遺風猶在。熙宗執政，‘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當時，大金對外交聘頻繁，而會寧規模‘才如郡治’，與新的形勢不相適應，‘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

一、上京的新城建設。會寧新城由盧彦倫統領設計與施工。盧氏臨潢人，由遼入金，授夏州觀察使。天會二年，知會寧新城事。‘城邑初建，彦倫爲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嘗奉使南宋賀歲元。其性機巧，將遼都臨潢與宋京開封的建築經驗融入會寧新城的建設。

上京新城包括南北二城，分兩批建成。先是‘朝殿’（敷德殿），系皇宫主殿，兩側各有朵殿及行廊。其中，稽古殿聚集了遼國與北宋的皇家書籍，是塞外最大的藏書處所。繼之‘涼殿’，規模超過敷德殿。‘門曰延福，殿曰重明，樓曰五雲’。重明殿亦名東華，五雲樓或名廣仁；廡殿兩座，名西清、明義，所謂‘東華’對‘西清’，‘廣仁’對‘明義’。重明殿後之東西兩廂也建有殿宇，東爲龍壽殿，西爲奎文殿。以主殿爲軸心，前後兩廂建殿，東西對稱。五樓翔向而立，飛橋欄檻，明暗相通，錯綜變化，色彩繽紛。

會寧分南城與北城，兩城之間有干道相聯，縱横交錯，構成‘十’字或‘井’字形，各與城門相通。南城西爲皇城，不辟里坊。其東、南里坊多居宗室貴族，北城爲庶民及商業市肆雜處。里坊之間以街道區隔，劃分若干‘坊’。路面鋪以方形磚、石板。兩側排水溝與城外護城河相接，流入按出虎水。皇統二年四月，新城竣工；五月，‘宴群臣於五雲樓，皆盡醉而罷’。由是會寧以嶄新的面貌聳立於白山黑水之間，成爲十二世紀東北亞規模宏大的都城。

二、上京的農牧業。女真崛起後，從原遼宋地區引入先進的生産技術，普遍應用鐵製農具，加之土地廣袤而肥沃，農業發展迅速。在這方面，黑龍江與吉林兩地金代遺址出土的鐵製農具、交通器具及生活用具，種類齊全，分佈廣泛，數量衆多，提供了充分的考古調查證據。明昌時，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産量提高，已是‘收多支少’。

另外，女真從事畜牧業的傳統悠久。遼太祖來伐時，一次‘獲馬二十餘萬’。女真建國後更加重視飼養馬、牛等大牲畜，‘因遼諸“抹”而置群牧’，所謂抹，指無蚊蚋、水草美之地。金源內地的渤野澱（今黑龍江省賓縣枷板河與松花江交匯地區）、緑野澱（今黑龍江省五常縣牤牛河與拉林河交匯地區），是當時兩大著名牧場，養馬至少二十萬匹。天德時群牧所五處，大定間增至七處，主要分佈在松花江下游及以東地區。當時，群牧所‘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這些數字不包括各猛安謀克户及漢人的飼養。

群牧所由‘烏魯古’統轄，字亦作‘漚魯抹’。一九七八年，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古城出土一面金代銅鏡，鏡後鐫刻‘漚魯抹官’字樣。‘漚魯’，女真語之漢語音譯，意爲牧馬。羅子溝古城當是群牧所的行政管理所在。上京畜牧業的蓬勃發展，爲當地農業開發、交通運輸、戰事軍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動力。

三、上京的手工業商業。上世紀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城五道嶺發現金代鐵礦井遺址十餘處，煉鐵遺址五十餘處。據礦井規模估計，已采鐵礦石四、五十萬吨。礦井附近還分佈許多煉鐵爐，由爐門、煉膛、爐篦、煙囪組成。經化驗分析，那些器具的金相組織屬於碳鋼，以生鐵冶煉而成，工藝比較簡單，成本低，産量高，適於製造需求極大的兵器與農具。

會寧的陶瓷貿易活躍。當地古城遺址與墓葬出土的陶瓷器具，多來自遼寧撫順大官窯、遼陽冮官屯窯、河北觀台窯、承德隆化窯、河南鈞窯、陝西耀州窯等。金代陶瓷業是在遼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特别是‘砂圈疊燒法’的發明與應用，大幅提高了産量。這種燒法是在碗、盤等瓷胎施釉入窯燒製前，先在瓷胚底部刮去一圈釉，使之露胎疊置，以免粘結。因此，瓷器底部留下無釉的砂圈痕跡。這種工藝生産的瓷器一般無紋飾，成本較低，屬於普通民用瓷器，即使今天仍在沿用。

另外，黑龍江金代遺址及墓葬出土的銀金器比較普遍，如金耳墜、金帶銙、金腰脾、金項圈、金串珠、金佩飾、金牌、金鼻環、金鈴、金雙鹿、金玉樹等等；銀馬鞍、銀帶銙、銀釧、銀簪、銀壺、銀碗、銀盤、銀盃、銀牌等等。這些文物反映了上京金銀器加工與貿易的繁榮。女真人的金銀器物或來自戰争掠奪及南宋、西夏、高麗納貢，更多的則是會寧當地所産。

會寧是當時北方最大的消費城市之一，天下商賈聚集，各類市肆繁榮。如女真好茶，‘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上流人家或‘分茶’，或‘點茶’，有種種講究，以爲風雅。女真亦喜絲綢，多爲權貴富豪所用。哈爾濱市阿城區巨源城子村發掘的金初齊國王墓，經勘察，墓主夫婦穿戴絲綢服飾達三十三件之多，用料考究，加工精湛。金源故地不産茶葉與絲綢，當是南宋貢品或經榷場販運而來。

女真以‘稷’釀酒，色清澈，味醇美，性濃烈，當時譽爲‘金泉’，經榷場貿易輸往江南，稱之‘虜酒’或‘新酒’。陸游賦詩云：‘燈前耳熱顛狂甚，虜酒誰言不醉人。’楊萬里則稱贊新酒‘來自太虛’，飲之能‘换君仙骨’。這種新酒即民間所謂‘燒酒’，是當時釀酒工藝的新産物。河北省青龍縣西山嘴村金代遺址發現的燒酒銅鍋，命名爲‘青龍蒸餾酒器’。考古專家用這套酒鍋驗證，出酒順利。這説明，金代釀酒已實現從温水法到蒸餾法的飛躍。

當時，商賈已有‘引領’之説，或即行會頭目。如上京遺址發現刻有‘行人王林’、‘行人唐公源’、‘行人張德温’等字樣的銀錠，説明也有類似南宋臨安的商行組織，那些‘行人’當是某‘行’成員，通過‘行’之‘引領’，應對官府‘科索’、‘和買’等課捐雜税，以維護本行業户的利益，如商定價格，均衡‘科索’、‘和買’負擔等。此外，在金源故地的肇東、五常及俄羅斯一些地區，相繼發現金代衡器，如手提桿秤、銅權、鐵權、戥子等等。這些文物反映出上京及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

四、上京的水陸交通。金之尚書省工部掌修造‘道路橋梁’等事，都水監‘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四方館‘掌提控諸路驛舍、驛馬並陳設器皿等事’，官吏多用女真人。驛舍亦稱驛鋪，鋪有鋪頭，管領鋪兵，各備車馬。臨江驛鋪還備有舟船。這些驛鋪負責傳遞朝廷詔令文書、運送物資、招待過往使節等。所需費用由民間承擔，稱爲‘鋪馬錢’。

通往燕京的交通，‘始自京師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驛’。南京，指平州（今河北盧龍）；後延至燕京，連接中原；通往五國部及吉列迷諸野人的交通，由五國城抵黑龍江入海口，沿途建有不少驛站；通往恤品路的交通，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恤品路治所在俄羅斯境內的烏蘇里斯克雙城子附近；通往胡里改路的交通，‘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胡里改路治，遺址爲今黑龍江依蘭縣北土城子古城；通往蒲與路及火魯火疃謀克的交通，‘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東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邊界火魯火疃謀克三千里’。蒲與路治所，遺址在今黑龍江克東縣金城鄉古城，曾出土金代‘蒲裕路印’。火魯火疃謀克在外興安嶺，是金朝北部最遠的城鎮；通往肇州、宜春及界壕邊堡的交通。肇州，今黑龍江省肇東縣八里城；宜春，上京會寧屬地，大定七年置縣，今吉林省松源東南小城子古城。經肇源縣北行，可達界壕邊堡；通往合懶路的交通，‘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合懶路治所，今朝鮮咸興；通往泥厖古部的交通。泥厖古部，女真部落之一，生活在今哈爾濱呼蘭河流域，當時稱忽剌渾水，湧現出許多重要人物；通往遼陽、冷山與長春州、泰州的交通。冷山，完顔希尹故鄉，今黑龍江省五常市沖河鄉大秃頂子山，南宋使臣洪皓嘗流放於此。長春州，今吉林前郭縣白臺子屯他虎城古城。泰州，今吉林洮安縣四家子古城。

此外，還有漕運河道。今哈爾濱西南郊有一條古河道，俗稱‘金兀朮運糧河’，上接松花江，下通阿什河。當時，從中原向上京運送物資，進入吉林後經松花江順流而下，至阿什河口再溯流而上，繞路費時，空耗人力。女真爲縮短運距，曾大興工役，開鑿了這條漕運河道。

同時，各府路州之間也修路相通。如肇州通往蒲與路、蒲與路通往胡里改路、胡里改路通往合里賓忒千户與恤品路，等等。自阿骨打稱帝至海陵王遷都的三十八年期間，形成了東瀕日本海、西連西夏、北達外興安嶺、南接中原的交通網絡，促進了以會寧爲中心的金源內地經濟文化的發展。

後來，海陵以‘上京僻在一偶，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遷都至燕，並‘命會寧府毁舊宫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以消除野心之輩反叛的基礎。至世宗，爲重振女真民族精神，命修復部分建築。但是，會寧的輝煌已經成爲過去，由燕京取而代之了。它的滄桑變化符合歷史規律，反映了中國社會中心的調整過程。

二 以中都爲中心的北方文明空前進步

金之中都乃亡遼之南京，人文薈萃，商賈聚集，‘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入金後，雖無陪都名號，卻是女真王朝的經濟文化中心。海陵篡立後，重定燕城宫室制度，倍加增擴。貞元元年，由會寧遷都於此，改稱中都。‘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産豐潤’，已非遼時可比。遷都燕京之舉，顯示出女真獨具慧眼，奠定了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以此作爲政治中心的基礎，爲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産。例如蘆溝橋，長二六六·五米、寬七·五米、高約十米，有十一孔洞。橋面用石板鋪砌，兩側各豎石柱一百四十根，高約一·四米，內嵌石板爲欄。橋下石墩逆流呈尖鋭形，以利於分水破冰。孔洞爲圓拱形，以橋墩爲軸，左右相鄰，使橋面的承重經圓拱分導至橋墩，由各拱共同負擔，科學而先進。柱頭石獅雕琢精美，或大或小，或動或静，神態各異，總計四百八十六尊。石橋建成後，中都對外交通聯繫更爲便捷通暢，也成爲著名的‘蘆溝曉月’，令騷人墨客吟詠不絶。這座石橋歷經八百餘年的滄桑歲月，仍堅固耐用，不愧爲世界橋梁建筑史中的傑作。它就象一座不朽的豐碑，記録下當時橋梁建築家及無數工匠力夫付出的心血與汗水，宣揚着那個時代的創新精神。

當時，從京師到郡縣，注重經濟與文化功能的建設，體現在學校廟堂、佛教寺院、道教宫觀、市肆樓宇等方面。以這些文化元素構建的城鎮網路覆蓋了中原、燕雲、東北及隴右的廣袤區域，承載和傳播當時社會不可或缺的政治、經濟、文化信息。

一、儒學廟宇。漢以降，儒學漸次獨尊。至唐代，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以奉歲祀。於是，‘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

由於傳統的影響，女真重視儒學教育。天會五年，金軍進駐燕京，‘戎馬未息，首建太學，修國子監’。天會七年，兵臨曲阜，‘登杏壇，望殿火，奠拜迄，詣聖林’。不久，‘詔頒新格，具載學宫’。

熙宗時，‘立孔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重修曲阜孔廟，授孔子四十九代孫孔璠爲承奉郎、襲封衍聖公。皇統元年，又駕臨燕京，‘親祭孔子廟’，嘗言：‘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海陵朝，繼續推行崇儒政策，令天下州縣‘許破系省錢，修蓋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産，緣兵火没官者，許給還之’。同時規定：‘凡職官到任，並先謁奠先聖廟庭’。

大定中，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遂‘詔京府設學養士’，促進了廟學建設。章宗即位，又詔天下興學，州郡之上官爲修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由是廟學在處興起。如曲周下邑，有顧氏兄弟解囊助學。潞城豪族王備、李格等出資創建鄉校，殿廡規制一如官學。萬全主簿劉祖謙罄己所有，倡議修學。‘邑中之民，如棟宇楹杙之資，既塗赬堊之用，則富民大家之所樂輸也。如持畚荷鍤之勞，赴工服役之事，則閭巷少年之所樂爲也’。因此，‘自承平以來，文治猥興，下至僻邑，莫不有廟學以爲教’。即使僻遠東北，讀書之聲朗朗，幾與中原相等。如咸平‘先師宣聖廟’，‘程考諸生月課’。

金代學校教育包括兩個系統：一是漢語教學。由京師‘六學’與地方官學組成。大定十六年，置府學十七處，生員千人。章宗朝，又置節鎮、防禦州學六十處，生員已達二千餘人。二是女真語教學。天會初，立女真字學館於西京，選女真子弟入學，然後拔其優者送上京深造。世宗時，又建京師女真‘六學’，諸路設女真府學二十二處，遍及各地。

於是，經長期策劃與充分醖釀，自大定十三年，詔開女真策論進士科，按漢人選舉程式應試，至大定二十一年，策論府試地所增至七處：中都、會寧、咸平、東平、北京、西京、益都。此外，遼陽、大定亦設詞賦、經義考場。這些府試地所反映出選舉制度已覆蓋大金版圖各區域，促進了中原文化的北移。燕雲、東北士子應運而起，登第奪魁。如雲中劉撝、宛平劉仲淵、大定鄭子聃、大興吕忠嗣、會寧徒單鎰、遼陽張甫、懿州奥屯忠孝等等，前後相望，競争風流。

二、佛教寺院。會寧建爲都城後，寺院因之興起。如大儲慶寺。皇統二年，熙宗得太子濟安，‘詔海惠大師於上京宫側創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次年，‘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供養’。皇統六年，海惠圓寂，‘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謚‘佛覺佑國大禪師’。寶勝寺寶嚴大師，臨潢保和人，俗姓于氏，年十一出家，從臨潢興圓寺講律沙門覺宗爲師，訓名裕超。皇統元年試經受戒。天德三年，居上京，爲海陵所重。大定中，賜紫衣及詮圓大德號。興王寺。海陵嫡母東宫太后徒單氏崇佛，重建興王寺。天德三年，寶嚴大師奉太后懿旨住持興王寺，‘開演《大華嚴經》講，聚徒二百餘人，詞鋒鋭博，學者慕之’。當時會寧亦有尼庵，名釋迦院。

上京之外，寺院遍及東北各地。王寂巡按遼東，嘗親歷目睹。如遼陽靈巖寺，乃世宗之母‘落髮披緇’幽隱之地；熊岳興教寺，京師名公多有題詠，‘玉照老人劉南鵬爲之序’；熊岳龍門山雲峰院，佛堂、僧舍、鐘閣、經樓，‘無不具焉’；復州寶嚴寺，冰溪魚叟張仲文題詩壁間云：‘七年重到舊招提，影轉南窗日轉西。粗飯滿匙才脱粟，藜羹供箸欲吹齏。城邊草木驚搖落，山下風煙正慘淒。欲覓前詩拂塵壁，已煩侍者掃黄泥’；望平縣佛寺建有窣堵波，皇儲允恭嘗題辭其上，系‘從世宗自遼之燕，於此駐蹕時所書也’；胡土虎寨蕭寺，乃‘水邊野寺，舊無名額，殿宇寮舍，雖非壯麗，然蕭灑可愛’；咸平西塔寺，建九曜閣，‘有蔡正甫所撰弘理大師碑’。他如析木法雲寺、湯池縣護國寺、辰州興教寺、宜民縣福嚴院、同昌蕭寺、懿州寶嚴寺及返照庵、靈山縣佛寺、榮安縣蕭寺、歸仁縣道院、柳河縣澄心庵、韓州大明寺、咸平府西山崇壽寺等等。此外，見諸文獻，還有懿州佑先院，明昌時重建，釋善塋住持五十餘年，以及宜州奉國寺、廣勝寺、藥王廟、娘娘殿、望海觀；顯州崇興寺、北白山院等等。至於碑記塔銘，鐫於石板者不勝枚舉。

當時，信男信女‘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於是，土木之役歲月不絶，釋道廟宇遍及郡邑，遠超學校廟堂。明昌五年，章宗與宰執論及此事，道出個中原由：

上問輔臣曰：‘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

三、道教宫觀。自遼時，東北及金源內地已有道教活動。如臨潢嘗建道教庵宇天長觀。太宗吴乞買少時嘗遇奇異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迄，道人不見，遂寶秘之’。靖康中，女真取汴京道士北上。如張虛白，‘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番争肩輿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

樊倫字正大，中山武定人。自幼慕老子之道，‘皇統間於上京會寧府遇一方外士，授以虛寂玄言，深得其秘’。

蕭抱珍諱元升，河南衛郡人，創立太一教。皇統三年，赴上京大儲慶寺請度牒，其‘靈異之迹，上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後世尊爲‘一悟真人’。

遼陽道士孫明道，嘗爲染業。‘年三十餘，自厭塵緣，舍俗爲道士。初不識字，後因夢羽師見教，且付之詩云云。自爾篆、隸、行、草，無所不通，落筆盡得其妙，此額蓋天書雲篆也。自前歲被召赴京師，特賜紫衣師號，令主大天長觀事’，大定明昌間奉敕修纂《大金玄都寶藏》。

會寧乳峰山（今松峰山），峰巒峭拔，林木蒼鬱，環境清幽。臨潢曹道士來此創立‘海雲觀’。正殿三間，供奉三清聖像、玉皇大帝和慈航道人觀世音。殿西建有藏經樓。曹道士名道清，承安四年卒。東安進士劉傑遺所撰《曹道士碑》，是金源故地僅存的道教碑刻，史料價值與藝術價值都極爲珍貴。

與佛教相比，道教進入金源內地較晚，勢力難與之匹敵。然而，在中原與燕雲却是另外一番天地。太一道教、真大道教、全真道教競相興起，建立宫觀，傳經佈道。章宗朝，已成燎原之勢，‘燕南燕北皆有之’。貞祐南遷後，全真獨樹一幟，風靡天下。

四、里坊市肆。金代里坊市肆因文藝演出與商品流通交織而繁榮。如説話，極爲活躍。有張仲軻者，‘説傳奇小説，雜以俳優詼諧語爲業’。貞祐初，蒙古鐵騎圍中都甚急，詔天下官庶皆可議事。有賈耐兒者，‘本路歧小説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挺身建言退兵之策。時人尤鍾愛那些英雄傳奇故事。‘皓叟黄童、樵夫走卒，聞譚三國時戰争之事，則猶皆鼓譟踴躍，以爲公（關羽）之助’。再如院本，乃金之雜劇。元陶宗儀《輟耕録》記録的七百多個名目，與金代舞臺戲俑與雜劇磚雕等出土文物相印證，反映了這種文藝曾經歷過輝煌。再如諸宫調講唱，自金爲後世留存了《劉知遠》、《西廂記》等一批宏篇巨制。這些通俗文藝均爲敘事樣式，具有突出的傳奇色彩，爲城鄉大衆喜聞樂見。

金代城鎮的娱樂場所，一是廟會。從京師到地方，無不即會設市，伴以各種演藝活動。廟會娱樂源於先秦巫覡祈祝歌舞。漢魏時，寺院‘常設女樂’，‘呈伎寺內’。至唐代，則於廟內辟‘戲場’。這使廟宇成爲名曰酬神、實際爲人而設的娱樂之地。入金後，‘廟祝、田主争香火之利’，樂此不疲。如平陽祠廟林立，香火興旺。其中，龍子祠建於平水畔，神祗誕日，例有慶會。陳賡《遊龍祠》詩云：‘是時三月遊人繁，男女雜邏簫鼓喧。騫菱沉玉答靈祝，割牲釃酒傳巫言’。洪洞東岳廟露臺，大定八年重修。洪洞明應王廟舞臺，泰和間補修，每歲‘簫鼓香櫧駢集，來享者甚重’。臨汾聖母祠，興定二年建舞臺一座，以酬神獻藝。

他如雲陽城隍廟，大定二十四年‘創修樂臺’。澤州沁水崔府君廟‘舞樓’，大定二十七年重修。陽城白龍祠，明昌三年創建‘舞庭’。陽城東岳廟，承安四年修築戲臺。河南中牟關聖廟，大安元年建‘樂樓’。北京西郊關帝廟，金時嘗建戲臺。芮城岳廟露臺原系土建，泰和三年‘創用磚石，坤大其基’，‘時祭月享，當奏樂於其上’。嵩山中岳廟‘露臺’，規制雄偉，以中岳所在，河南各地皆‘崇祠宇，嚴象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陳而前’。陝西三原后土廟，泰和三年建‘樂臺’，‘每當季春中休前二日，張樂祀神。遠近之人不期而會，居街坊者傾市而來，處田里者捨農而至，肩摩踵接，塞於廟下’。

二是瓦舍。遼之宫帳、部族皆設‘瓦里’。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没入於此’ 。凡承應事類及‘伶官之屬’，皆充之。北宋時，已發展成城鎮固定的演藝場所，‘通謂之勾欄’。入金後，各地城鎮或建有瓦舍，以供‘樂人作場’。而瓦舍勾欄多置於城鎮熱鬧之處，易於引聚人衆，即所謂‘市有優樂’。金末名士杜仁傑《莊家不識勾欄》套數，以詼諧歡快的筆調，調侃了一個初識勾欄的農民，重現了勾欄上演院本的火爆場面。例如真定，‘城中一萬户’，是當時的繁華所在之一。南門名陽和，‘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爐茶竈，豪商大賈，並集於此’。再如順天，金季爲兵火破壞，稍後重建時，仍按舊制設‘樂棚二’。

當時，中都燕京娼優之盛，不亞於北宋汴京。‘清明谷雨香山道，脆管繁弦平樂樓’。上元觀燈，結綵山、搭棚臺，集妓樂雜劇及歌舞百戲，所謂‘綵樓深處電光凝，白玉闌干夜共憑。笑指六街人似螘，踏歌齊鬧上元燈’。節序之外，還有慶典盛會。正隆二年，適皇子光英生日，‘宴百官於神龍殿，賜京師大酺一日’。所謂大酺，猶言大慶，指因事賜酺，吏民會飲，或伴有演藝活動，過則禁之。

各地州府也如此。濟南‘繁華富瓌奇’，士人相聚，往往召歌兒舞女獻伎。‘豔歌相勸十分飲，優戲能供一笑咍’。咸寧則有胭脂坡、翡翠坡，青樓交錯，娼優聚集。‘梨園法曲懷奴舞，月窟新聲倩女歌’，‘薄遊却憶開元日，常逐春風醉兩坡’。汴京爲金之南部重鎮。大定九年，南宋樓鑰從使金國賀正旦，路過此地，‘倡優尚有五百餘，亦有旦望接送禮數’，代代相傳，保持了演藝傳統。

總之，以上京會寧與中都燕京爲代表的金代城鎮建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極大改變了東北與燕雲以往的荒蕪景象，並由那個時代形成的城鎮文明孕育了一代藝文。

第四節 金代板刻印刷的繁榮

五代以降，雕版印刷的發展使文化傳播、信息交流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入金後，國家治理中心前所未有地北移，對於文化傳播走向與雕板印刷格局産生了重要影響。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金代文獻傳世甚少，幾無典章巨册、名家文編。如以傳統眼光審視，似‘淺陋’無足稱，甚至落入‘夷狄’無藝文的陳腐觀念中。其實，金代板刻印刷發達，所刊書籍不僅在北方傳播，也爲南方歡迎，稱之‘北本’、‘北方刊本’，多寶而重之。

一 金代刻書地所

一、上京會寧。自金初，女真以會寧爲京師，由此頒佈詔令，制定法條。以往，那裏的文化基礎薄弱，通過滅遼克宋而獲取了所需要的一切。如靖康中，金人索要‘做腰帶、帽子；打造金銀；系筆、和墨、雕刻、圖畫工匠三百餘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其中，‘系筆’、‘和墨’、‘雕刻’、‘圖畫’等工匠，均爲雕板印刷不可或缺的技術人才。而那些法令制條、女真《字書》，以及稍後的《天眷新官制》、《皇統制》等等，當是在會寧雕板。

海陵篡立後，改革科舉，實行鄉、府、省、御四試。會寧因舉子備考需要，印賣書籍隨之興起。如天德二年，劉仲遊‘在會寧隨先兄讀書’。仲遊字景文，大興宛平人。皇統黨籍案首田瑴內侄，名士仲淵、仲洙之弟，後仕爲同知京兆府尹兼本路都總管府事。

天德三年，上京‘置國子監’，轄國子學、太學。同時，原遼宋京師故地仍保留國子監。如‘汴京國子監博士’楊用道撰就《附廣肘後方》，‘下監俾更加讎次，且爲之序而刊行之’。國子學職官包括：博士二員、助教二員，及國子校勘，‘掌校刊文字’；國子書寫官，‘掌書寫實録’。此外，還有雕字印刷‘作’隸之，雇用若干雕字匠人，歲俸分别等次：‘作頭六貫石，副作頭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長行三貫石’。所謂長行，指長期雇用的工匠。初學匠者，‘錢六百，米六斗，春秋絹各一匹，布各一匹’。至於民匠，多爲臨時聘用，‘日支錢一百八十文’。

二、中都燕京。自遼以燕京爲陪都，名刹如林，高僧薈萃，著述亦多，促進了佛教典籍的刻印與傳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山西應縣發現一批遼代佛教文獻，如《上生經疏科文》，統和八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稱讚大乘功德經》，統和二十一年燕京穆咸寧等人雕造；《妙法蓮華經》，太平五年燕京檀州街顯忠坊門南頰住馮家印造；《釋摩訶衍論通贊疏》、《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咸雍七年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這些文物反映了那裏板刻印刷的發展情況。

海陵遷都後，燕京成爲金朝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雕板印刷愈益發達。大定中，國子監嘗刊行《東坡奏議》。明昌間，翰林院又刻印‘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

見諸文獻，金人著述雕板亦多。如完顔勗爲女真才子，著述甚富。大定二十二年，詔‘太師勖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録，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板行之’；劉迎‘有詩文樂府號《山林長語》，章宗即位後，‘詔國學刊印’。豫王永成，世宗之子，著有《樂善老人集》，泰和四年，‘命購豫王永成遺文’，雕板‘行於世’。泰和六年，壽州魏全死節，詔贈宣武將軍、蒙城縣令，‘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這些欽命雕版當在中都印行。至於民間書坊所刻，則不知凡幾。

大定中，世宗命設譯經所，將諸子、史部等漢語經典文獻譯成女真文字，刊印流佈。章宗即位，又‘置弘文院，譯寫經書’，設知院、同知院、校理等，‘掌校譯經史’。其間，著名者如粘合珪，泰和間以上騎都尉知弘文院；烏古論榮祖，明昌二年進士，仕爲弘文院校理。

三、南京開封。原北宋京師，商業繁盛，手工業發達，官私刻印書籍亦多。如宋初名士穆修屢遭挫折，衣食窘困，‘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相國寺，設肆鬻之’。相國寺廟會稱‘瓦市’，書商聚集，販賣‘書籍玩好圖畫’。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描繪出那裏繁華而生動的景象。畫中集賢堂書鋪高掛‘兑客書坊’招牌，或以‘發兑古今書籍’爲標榜。甚至以書爲博彩：買者下注，勝者贏書。入金後，定爲陪都，自北宋形成的傳統得以延續。貞祐南遷，汴京的雕板印刷與書籍交易仍然活躍，元好問嘗於相國寺書肆購得《笠澤叢書》。

四、平水書籍。平水指平陽，以平水源自平陽壺口山而獲名。平陽毛麾自號平水老人，以平水名其集；平陽王文鬱改併古韻爲一百〇六部，謂之平水韻。當時，平陽‘有書籍’，爲官設機構，以强化對民間坊刻的管理。如《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原系北宋王惟一奉詔纂作，入金後補注，增至五卷，有平水書軒陳氏刻板；《道德寶章》爲北宋葛長庚撰，‘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軒王宅重刊’。正大戊子，正大五年。

值得提及的是，平水書坊晦明軒主張存惠，字魏卿，精於星曆，亦通醫學，爲元好問所知，與麻革、劉祁交往。嘗刻《重修證類本草》，跋文自署‘泰和甲子下己酉歲小寒初日’。所謂‘下己酉’，下者後也，指‘泰和甲子’後之‘己酉’，即蒙古定宗海迷失后稱制元年（一二四九）。其時金亡十五載，而晦明軒張氏刻板仍署前朝年號，以遺民自居，不忘故國也。

五、洨川雕板。洨川亦稱洨水，出獲鹿西南井涇山，東流至寧晉。洨川雕板以荆氏爲著名。荆氏幾代從事刻印，所刊書籍流布河朔。皇統間，‘洨川荆璞字彦寶，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群書奥旨，特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之易也’，所撰《五音集韻》爲時人推崇。貞祐間，有荆祐字伯祥者，爲避兵亂，將《五經》、《泰和律義篇》、《廣韻》等書板藏於廢墟，亂後修補復完，繼續刊印。荆氏印模精，取值廉，銷路廣，積而能散，鄉里稱爲善人。流傳至今的書籍，有荆珍所刊《崇慶新雕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

他如中都路之玉田；河北西路之真定、邢臺、保定、濬州；大名府路之大名；河東北路之太原、榆次、五臺山；河東南路之曲沃、絳州、隰州、蒲州、澤州、山陽、河內；山東西路之東平、曲阜；山東東路之濟南、東萊、寧海州、棲霞；南京路之亳社、嵩州、少林寺、唐州；京兆府路之京兆、同州、朝邑、醴州等九路三十處，均有刻書。

六、私家刊印。著名者如《孔氏祖庭廣記》。孔子四十九代孫、祥符主簿孔瓌‘考諸傳記，證以舊聞，重加編次，僅成完書’。正隆元年，‘鏤版流傳’。五十一世孫、襲封衍聖公兼曲阜縣令孔元措，‘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并録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采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正大四年刊行。壬寅歲（蒙古太宗乃馬真后稱制元年、一二四二年），又‘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

又，北宋陶叔獻所撰《兩漢策要》。大定中，有常彦修者取‘舊本’摹寫刊行於世，以應科舉之需。後二孫皆擢進士第，又校正添補，命工鋟木，岳陽令王大鈞以同鄉之誼爲序。

又，《如庵小槁》。正大間，密國公完顔璹僑居南京，將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釐爲五卷，自行刊印，閑閑老人趙秉文爲序，‘汴梁鬻書家有之’。金亡後，再刻於大名，已是書賈所爲了。

值得提及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山西發現的《成唯識論了義燈鈔科文》一卷，‘卷尾有“阜昌丁巳，醴州乾明院比丘道溥願心勸緣，校勘重雕記”和“鳳翔府吴光澤雕”字樣’。丁巳，齊阜昌八年、金天會十五年；醴州，今陝西乾縣。阜昌板刻，以往未見官私書目著録。另外，當時榷場亦印書，取其流通快，成本低，易於獲利。如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所見《李師師小傳》。

二 金代刻書內容

金代刊印的書籍極爲豐富，可考者達數百種，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反映出一代雕板印刷的繁榮。

一、經部著述。以國子監所刻爲多。如三國魏王弼、西晉韓康伯注《易》；西漢孔安國注《書》；西漢毛萇傳、東漢鄭玄箋《詩》；西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三國魏何晏集注、北宋邢昺疏《論語》；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孟子》；唐玄宗注《孝經》，及唐陸淳《春秋纂例》等等。現僅存‘金刻本’《尚書注疏》二十卷、漢鄭玄《周禮》十二卷等。

金代重科舉，也湧現出一批字書韻書。如《新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大定二十八年付梓；韓孝彦《四聲篇海》十五卷，泰和八年刊印；韓道昭《改併五音集韻》十二卷，崇慶元年刻板；王文鬱《新刊韻略》五卷，正大六年刊行；張天錫《草書韻會》五卷，正大八年雕印。

二、史部著述。亦以國子監刊印爲多，如南朝宋裴駰注《史記》；唐顔師古注《前漢書》；唐李賢注《後漢書》；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唐房喬等奉敕修《晉書》；梁沈約《宋書》；梁蕭子顯《齊書》；唐姚思廉《梁書》、《陳書》；北齊魏收《後魏書》；唐李百藥《北齊書》；唐令狐德棻《周書》；唐魏徵等《隋書》；後晉劉昫等《舊唐書》、《新唐書》；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宋歐陽修《新五代史》等。

此外，見諸文獻，還有《貞觀政要》、《資治通鑑》及承安四年南京路都轉運司所刊《舊五代史》等，或存於世。值得慶幸的是，郭明如《新編詔告章表機要》四卷流傳至今。

三、子部著述。國子監嘗以所刻唐玄宗注《老子》，楊倞注《荀子》，李軌、宋咸、柳宗元、吴秘注《揚子》等，授諸學校。金趙秉文《揚子法言微旨》，古澤陳氏於元光元年‘購工板行，以廣其傳’。此外，金代選舉考試從《荀子》、《揚子》、《老子》出題，爲後世所無，現存北宋吕惠卿《壬辰重改證吕太尉經進莊子全解》‘金刻本’。

又，筆記小説。北宋李獻民《雲齋廣録》十卷，南宋周密嘗向友人借閲‘北本’。現存金刻《新雕雲齋廣録》八卷、後集一卷；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傳於世，元宋無《續夷堅志跋》云：‘遺山‘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盧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録，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鈔成帙’。

又，堪輿陰陽。當時，司天臺學生須經選舉，考試推步、合婚安葬、三命五星之術，爲此類書籍的刊行帶來活力。如《新雕注疏珞碌子三命消息賦》、《新雕李燕陰陽三命》等。另，宋王洙《地理新書》十五卷，專述宅葬。大定中有畢履道者重校，‘藏之於家’。明昌時，張謙訪得之，補完遺闕，校讎差互，再行刊印，成爲當時印量可觀的書籍之一。此外，宋司馬光《潛虛》亦有金刊本，朱熹嘗得之，跋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板本焉。’

又，類林撮要。各地皆有編印，以應科舉之需。名士路伯達幼時，‘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新出價數十金。大家兒有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爲伯達買此書，撙衣節食，累年而後致’。現存平陽王朋壽《增廣分門類林雜説》，大定二十九年刊行；佚名《重編補添分門字苑撮要》金刻本等。

四、集部著述。明昌中， 翰林學士院嘗刊印唐宋集部二十六種，實際不止於此。如曾鞏《南豐曾子固先生集》、文同《丹淵集》、南宋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等，尚有‘金刻’本存世。

金之名士見於《中州集》者，不下百數十人，所著或刻板‘行於世’。以集部言之，流傳至今者，僅蔡松年《明秀集》、王寂《拙軒集》、趙秉文《滏水集》等寥寥數種。

五、醫學著述。金代醫學發達，刊印的著述亦多。如《黄帝內經素問》；《聖濟總録》、《續附經驗奇方》、《經史證類大全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義》二十卷、《本草集方》等。

又，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大定二十二年，有孫執中者‘欲爲之開板，廣傳於世，庶幾普救生民夭横之厄，兼證醫家從來所傳相習之非’；《傷寒直格》，大定二十六年，‘太原書坊劉生鋟梓以廣其傳’；《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初刻於大定中，辛亥歲（蒙古憲宗元年、一二五一年）再刻；《素問要旨論》，入清後尚有金板影寫本流傳。

又，張元素《醫學啓源》。金亡之際，弟子李杲刊行，邀蘭泉老人張建爲序；《注叔和脈訣》，金時刻版，入元後重刊，元吴駿《潔古老人注王叔和脈訣序》云：‘余友虞兄成夫，近得斯本，乃江南前所未有者。不欲珍襲，爰鋟諸梓，以與學醫者共之’。

六、釋氏著述。金代社會，崇奉佛教典籍，或寫或刊，趨之若鶩。一是以寺院爲中心，雕造大藏經。如大同華嚴寺《薄伽藏教》‘通制爲五百七十九帙’，趙城廣勝寺金藏‘陸千九百八十爲卷’，陝西扶風法門寺‘轉輪法藏瑯琅函並諸賢聖集記’萬餘卷，等等。寺院之外，民間檀越亦倡議刊印。如宜州廳峪道院原藏有《遼藏》一部，金初毁於兵火。郡人馬祐等集千人立爲一社，‘募錢易經，鳩工構藏，隨其卷帖，貯以櫃匣’。

二是刊印佛學著述。如唐釋宗密《華嚴原人論》一卷。所謂原人，指依內外教理，究其本源，取之名經，既吸納禪宗思想，也融入儒、道理念，力主禪、教一致，以心性論闡明萬物之本源，見解新穎。李純甫爲重印撰序；唐釋從梵《釋書品次録》一卷。大定二十七年重刊，黎陽張翬爲之跋。前代之外，也刊印當代釋徒著述。如居士王子成《禮念彌陀道場懺文》十卷，刊於崇慶二年，趙秉文作贊、李純甫爲序；釋志明《禪苑蒙求瑤林》三卷，初刊於正大三年，完顔璹題記、趙秉文爲引。乙卯歲（蒙古憲宗五年、一二五五年），燕京大萬壽寺德諫作注再刊；宋釋本嵩著、金釋宗湛集解《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正大元年刊行。

三是釋徒爲士人著述鋟板。貞祐南渡後，趙秉文爲佛、老二家所作之文，並葛藤詩句，名《閑閑外集》，少林寺長老木庵英上人爲之鏤板；李純甫爲釋徒作碑記傳贊，‘諸僧翕然歸向，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

此外，釋俗仍以寫經相尚。宇文虛中《予寫〈金剛經〉與王正道，正道與朱少章復以詩來，輒次二公韻》云：‘前世曾爲粥飯僧，此生隨處且騰騰。經中因認人我相，教外都忘大小乘。寫去欲云居士頌，信來如續祖師燈。他年辱贈茅庵句，誰謂因緣昔未曾。’大定中，鳳臺琵琶寺惠銓和尚歷盡千辛萬苦，‘寫真經總計六百七十九萬七千字’。王寂《書金剛經後》則道出寫經之真諦，云：

先大夫歸德君，夙植善根，奉佛謹甚。年二十七登第後，誦《金剛經》，至春秋八十有三，中間雖大寒暑風雨不廢也。易簣之際，操浴振衣，置經於首，合手加額，跏趺以終，香聞滿室，信宿乃滅，人以謂戒定之報。某追念考妣去世久矣，無以伸罔極之痛，乃啓誠心，手書金銀字《金剛經》，受持誦讀，以余散施諸善知識，歡喜奉行，成就第一希有之法，庶可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一切有情，同沾勝利。先有發願疏文，亦恐久之湮滅，今並附於卷末云。

七、道教著述。以全真爲代表的新教派崛起，人才濟濟，著述頗富，多由道觀自行刊印。如《重陽全真集》，‘門人已嘗編集，分卷命名，印施陝右’；靈真子朱抱一等再次編集，詳加讎正，重新雕造，以‘傳於山東’。譚處端《水雲集》，在金先後鋟梓四次：大定中，先是濬州全真庵主王琉輝等鏤板；繼之同門劉處玄以刻板亡佚，命工重刊；後經兵火，殘缺不全，山陽信徒爲之刻印；正大六年，弟子張志全再次刊行。劉處玄《黄帝陰符經注》，濟南畢守真於明昌中刊印。其《長生真人至真語録》嘗‘雕鏤以流傳’，泰和間重刻印行；丘處機《磻溪集》。大定時初刻，胡光謙、毛麾序；泰和中再刻，移剌霖、陳大任序；泰和八年，棲霞太虛觀門徒再次鋟木刊行。郝大通《太古集》，大定間初刻；天興二年，弟子范圓曦‘重鋟木以傳’，計十五卷，馮璧、劉祁爲序。

金代道教經典，以官修道藏最著名。世宗晚年，詔天長觀沖和大師孫明道修藏，並以南京開封所藏《政和萬壽道藏》經板付之，以爲基礎。明昌改元，章宗敕遣中使，諭旨度支，拓展宫觀，‘俾構屋列槴，以貯經板。仍署文臣二員，與明道經書參訂’，遂勒成一藏，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題曰《大金玄都寶藏》，次年刊畢。金亡之際，經板毁於兵火，全真披雲宋德方遵長春師遺囑，校訂補遺，歷經八載，刻於平陽，亦名《玄都寶藏》。‘首製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既而諸方附印者，有百餘家’。

三 金代刻書條件

金代雕板印刷的繁榮，是當時社會文化發展的結果，也與具備相應的條件密不可分。

一是刻工。如《趙城藏》卷帙浩大，所需工匠衆多。見於題記者，有劉性湛、劉繕福、劉海慶、李洪智、趙圓榮、王普慈、任瑄、郭浦、洪深、洪元及太原府祁縣侯城、張福佑、陽谷縣樊明政、張七居士等等。張七當是在家奉佛者，因稱居士。

韓道昭《崇慶新雕改併五音集韻》目録銜名後有‘雲中李玉刊’，當是受雇於寧晉書坊的刻工。板心又有‘後學小曹雕’、‘賈小二雕’等字樣，説明一部著述轉爲雕板，非個别工匠所能完成。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即有太學生馬天章爲之畫像，張一、浮光季奫鏤板。張一，金亡後仍從事刻書業。

各地寺院還有‘雕經僧’，或稱‘雕字僧’、‘雕造僧’。如太原府‘雕經僧’元濟、廣定；潞州潞城縣常村洪濟院‘雕字僧’洪宗；汾州西河縣石塔崇真院‘雕字僧’圓朗，深州‘雕經僧’廣超，萊州掖縣丈八佛寺‘補雕字僧’德興等等。此外，又有‘學者’，當是釋之初學徒工。見於文獻，這些從事雕版和尚分佈於太原、潞州、汾州、深州、萊州、寧海、莫州、滕州、臨淄、福山、即墨、壽光、膠水等地。一部大藏經的刊印，往往需要聯合其他寺院的刻字僧來完成。可見，釋徒也爲金代雕板印刷業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

二是紙張。金代造紙業比較發達。特别是晉南造紙傳統悠久，自南北朝已有經紙。唐代的‘白薄’、‘重抄’，及以野麻爲原料製作的斑石紋紙等，譽滿天下。北宋時，經紙依然是當地的重要土産貢品之一。此外，燕京自遼以‘白紙坊’所産最著名。入金後，仍爲造紙重地，以滿足中都作爲一代封建王朝京師的需求。

三是板材。平陽、河朔等地盛産梨木、棗木，質地堅硬，紋理細密，爲雕板所必須的上等材料。因此，所刻書板優良，傳入南方或稱‘北地棗本’，冠絶當時。

四是墨料。太原有官置‘造墨場’，以供印鈔、印書之用。當時，也湧現出一批製墨名家，如‘程尚書’，王寂嘗賦詩詠之：

書生短燈檠，業苦孔之卓。百巧出寒餓，輕煤收紙幄。魚胞杵萬計，得此昆侖璞。墜溝終不變，良質信堅確。摩挲等肘印，肝腎要雕琢。是中自有樂，未許兒輩覺。堂堂地官伯，胸次吞河岳。隃糜優月給，拜次豈不數。人生幾量屐，迅景驚飛雹。胡爲事細碎，刻意追古樸。得非遊戲耳，一笑供掌握。區區張與李，小道安足學。何當獻天子，毛楮同甄擢。增新漢文物，潤色周禮樂。天章貺詞臣，宛彼雲漢倬。但恐醉常侍，狂登御床角。

劉法，字彦矩，常山人。‘善博物，自製墨數品，銘曰棲神巖造者，佳品也。楊邦基爲畫墨史圖：一曰入山，二曰起竃，三曰采松，四曰發火，五曰取煤，六曰烹膠，七曰和劑，八曰成造，九曰入灰治刷，十曰磨試。彦矩云：“初無入山、磨試二事，而成造、入灰、出灰、治刷本四事，楊合爲二，復增入山、磨試，總成十圖云。”’

楊文秀，字伯達，江左人。善製墨，後入金。‘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得其遺法以授耶律楚材。楚材授其子鑄，使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元好問《賦南中楊生玉泉墨》贊曰：

萬竃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團更覺香爲累，冷劑休誇漆點成。涴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晴窗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嵩山道士李元老，亦以墨聞，稱之生計蒼煙。‘松下讀道經，窗前寫周易。相看斗南北，不見十年餘’。

與此相關的是，金代諸京府運司提刑司節鎮防刺等處吏人薪俸外，還有其他優待：‘月支大紙五十張，小紙五百張，筆二管，墨兩錠’。後來，由於大量發行紙幣鈔引，又置交鈔庫抄紙坊，如上京、西京、北京、東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間、平陽、太原、京兆、平涼、廣寧等府，及瑞、蔚、平、清、通、順、薊等州，以供印造鈔引之用，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於紙張、墨材需求之巨。

如上所述，衆多的刻印裝褙工匠、豐富的鏤板紙墨材料，爲金代雕板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因此，從京師到郡縣，官刻、坊刻與私刻，板片層出不窮，各具特色，傳之久遠。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雕板印刷的發展爲一代藝文的繁榮提供了必要條件。特别是平水書坊，刻書之盛不亞於南宋建安。清葉昌熾有詩贊云：‘三輔黄圖五色描，别風松脂望嶕嶢。尹家鋪子臨安市，平水書籍正大朝。’

第五節 金與南宋的藝文交流

建炎南渡後，金國與南宋劃淮分治，時戰時和，相峙百餘年。其間，雙方出於各自發展的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過廣泛交往，如互派使節，絡繹不絶；通過陸路榷場與市舶口岸而開展的貿易活動頻繁。其中，包括文獻書籍交流，對於南北文化消彌差異、共同發展，都産生過重要影響，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

一 南北藝文交流的形式

金國與南宋之間的藝文交流，主要是通過移民攜帶、諜人竊取、榷場買賣等渠道進行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金代前期，移民往來帶動了藝文交流。自宇文虛中以所藏圖書獲罪，金朝士人對南來著述晦莫如深，鮮有論及。大定明昌，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與江南交流漸多，由於餘悸猶存，仍罕見記載。泰和後，隨着女真統治權威的動搖，那些禁忌的陰影漸次消散了，人們公開談論南來之書，竟相從中吸取營養，甚至成爲啓發靈感、從事創作、建立新説的重要源泉。金代後期，由官方主辦的榷場貿易走向衰落，而邊境兩側的走私活動，以利之驅動，從未消停。

一、移民攜帶。皇統初，宋金達成和議，各按‘誓書’遣返使者及‘歸明’人等。皇統元年（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十二月，金人‘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宋人答書云：

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上聞，欲得上國降一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即可發遣，免致艱難。……又論發遣張中孚及其弟中彦，並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一依稟。爲各人居處遠邇不一，已令所在津遣，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以來，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絶少，故難根刷。

文中涉及的張中孚，字信甫，嘗從名將吴玠抗金。建炎四年（天會八年、一一三〇年），率部降金。天眷初，以陝西歸宋，又隨陝入宋。皇統中，再定陝西，詔歸金，官至尚書左丞。弟中彦字才甫，再歸後，累遷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史稱張氏兄弟，‘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云。

金國索要淮北人之在南者，宋依‘誓書’發遣，名曰‘取其情願’。實際是，執政者秦檜欲‘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於大金。內弱兵勢，絶後來歸降之心’。這裏的‘五萬’人及其家眷，與攜帶的細軟、書籍等生活資料，形成一股巨大的移民潮流，在雙方當局的安排下，由南向北湧動。其中，包括宇文虛中家眷，以其孤身仕金，此次亦被指名索取。皇統六年，宇文氏因嘲弄權貴，積怨甚深，乃羅織罪名，‘鍛煉所藏圖書爲反具。叔通歎曰：“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並置士談極刑’。所藏圖書何以爲反具？蓋建炎南渡，宋人受侮已極，‘朝野冤聲尤多，著録土印活版，濫刻甚重。傳本之入北者，大率叫囂怒駡慢侮北人之語’。而‘移民’攜帶應是重要的傳入途徑之一。

與‘合法’移民相比，雙方各有不少偷渡者。北上代表人物酈瓊、李成、杜充等，皆南宋著名將領，先後率部北上，少則幾萬人，多則十幾萬，封賜甚厚。這種‘移民’在一方屬於‘反叛’，在另一方則受到歡迎。南下代表人物辛棄疾，‘壯歲旌旗擁萬夫’，南渡歸宋。綏德李世輔揭榜反金，率衆南下，宋高宗賜名‘顯忠’。如此規模的武裝‘移民’，必然經過周密策劃與長期準備，攜帶家眷及包括文物圖籍在內的資財。

有金一代因戰争引發的‘移民’從未止息。大定至泰和，南北雙方屢以兵戎相見，互有勝負，終以使者交聘而議和。其間，各有被俘軍民被驅往對方。以貞祐南渡爲標誌，在蒙古鐵騎的打擊下，金國陷入動蕩，士庶奔竄，或流落宋境。金亡後，蒙古統治者頒行一系列招撫政策，一些人輾轉回到北方。同時，南宋也採取了相應措施：‘中原、淮南流寓士人，听所在州郡附試’；‘遺民來歸，置隘使屯田’。一些人則長久留居南方了。

二、諜人竊取。宋金各遣‘諜人’刺探情報，史書不乏記載。這是兩國關係中的特點之一。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八：紹興十三年（皇統三年、一一四三年），‘蒙古復叛，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星哈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此據王大観《行程録》’。大觀，金保義校尉，嘗從元帥完顔宗弼北征蒙古。又，《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四：紹興十五年，‘宗弼且死，語其徒以本朝軍勢强盛，宜益加和好。俟十餘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可爲寇江之計云。’原注：‘此以李大諒《征蒙記》修入。其詞雖俚，然足以見金人急於就和與秦檜養寇遺患之罪，故俱載之。’大諒，南宋降金將領李成之子。這些著述俱涉金國軍政機要，當是諜人竊取而傳入南宋。

女真改葬熙宗事，《金史》及《大金集禮》未載詔制，而淳熙十五年（大定二十八年、一一八八年），‘諜報金人’《改葬熙宗思陵制》，竟録全文。可見，南宋通過諜人及時掌握了金國的軍政信息。大定十年，參知政事宗敘‘與上論南邊事，宗敘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情。我遣諜人，多不得其實。蓋彼以厚賞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資諜人，徒費其財，何能爲也。”’世宗强調處理邊事須靠實力，不過是對諜戰不力的無奈托詞。其實，大金境內的中原、燕雲漢民，與南宋具有天然的血緣關係，成爲宋人獲取情報的深厚社會基礎。

從‘藝文’角度看，宋人諜報成果累累。一是使者充當‘諜人’。當時，雙方欽命使者稱行人，名目繁多，如正旦使、生日使，告哀使等等。這些名目之外，還負有瞭解對方國情的任務。如洪皓的《松漠紀聞》、范成大的《攬轡録》、樓鑰的《北行日録》，各從不同方面反映金國的社會狀況，不無刺探情報作用。宋洪適《盤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行狀》云：

先君間行廛市，物色諜者，得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曰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魂，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躪河南，後必更成，具以烏舍問答語，並兩宫諸王主所居報上。是歲紹興十年也，明年夏，求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微。其冬復以書曰：‘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朝廷不知虛實，卑辭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爾；所取投附人民，欲保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鑒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凡四年中，以文書至者九，數陳軍國利疚，謂施行之則宗社生靈之福，留中皆莫得聞。

所謂‘書機事數萬言’，無疑於文獻著述。紹興中，韓元吉奉使金國，所著《朔行日記》毫無隱諱地道出行人應負的使命：

吾嘗念之，中原陷没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類多失實。朝廷遣偵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所謂覘國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覘敵者，日夜不敢忘，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親故之從行者，反復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

金國使者也如此。正隆元年（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敬嗣暉以左宣徽使奉使南宋賀生日。‘盡記朝儀以歸。國中典章禮文，多出其手’。正隆四年，海陵欲南侵，命施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奉使南宋賀正旦。‘隱畫工於中，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吴山、西湖之勝以歸’。這些活動催生了一批反映對方國情的著述，客觀上促進了彼此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文化交流。

此外，南宋使者或攜書籍歸國，如洪皓‘有書萬餘卷，名畫數百卷，皆厄兵燼。居窮絶域，復訪求，捆載以歸’。或攜書輸入金國。當時，‘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所謂‘四書’，當指朱熹的《四書集注》。

二是‘歸正人’提供的情報。如南宋酈瓊降於劉豫後，‘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跡》，聞於金師’。而自金南下者亦多。如齊之楊克弼、楊載歸正後，上《二楊歸朝録》，‘末有探報金事數十條’。淳熙中，張棣從北而南，所著《金圖經》、《正隆事跡記》，‘記金事頗詳’。宇文懋昭自謂‘偷生淮浦，竊禄金朝’。歸正後進《大金國志》，‘跡其所以興亡，是以可爲鑒戒’。

如此‘藝文’，南宋書志屢見著録，如《金國大定官制》、《金馬統志》、《金國刑統》、《金國須知》、《女真實録》、《評議虜中録》、《雜記金國事》、《虜都驛程圖》、《燕北金疆地里記》、《北虜方言》、《金國世系》、《明昌事實》等等，或出自金人之手，或爲南宋使者及歸正官所記。紹興中，鄭樵‘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閲書籍’，説明皇家書閣藏有不少那樣的著述。

三、榷場買賣。南北達成和議後，金國‘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開啓榷場貿易。榷場者，‘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商人出境前，受己方當局轄制，繳納税費；出境後，則受對方當局轄制，亦繳納税費，大略遙相對應。

宋金之間的榷場貿易或因局勢變化，時置時罷。南宋先後設榷場五處：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盱眙軍、天水軍，‘與北商博易’。金之榷場略多些，泰和八年經調整，尚有八處：唐州、鄧州、壽州、泗州、息州、穎州、秦州西子城場、鳳翔場。同時，南宋還於榷場外許金國使者與民貿易，或令接引送伴使代爲買賣。所過州軍，縱其爲市。相比之下，金國却不那麽寬鬆。後來，南宋也有所調整。紹興十四年（金皇統四年、一一四四年），‘詔北使所過州軍，如要收買物色，令接引送伴所應副，即不得縱令百姓與北使私相交易，可立法禁’。臨安杭州國信所回易旋亦罷之。

當時，無論戰和，雙方都把涉及國家安全的物資列爲禁品，如糧食、軍器、銅幣、馬牛、書籍等等。而且，制裁措施嚴厲。嘉定十一年（興定二年、一二一八年），宋因商人循海運米，透入虜界，‘不可勝計’，遂下令：凡違戾之人，‘處以軍法’。金國也如此。大定二十二年（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年），壽州刺史、同知、軍事判官及‘榷場副使韓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物出界，皆處死’。泰和六年（開禧二年、一二〇六年），‘詔賣馬入外境，但至界欲賣而爲所捕即論死’。

自北宋，防範的重點在遼，禁止有關國家事體的書籍出境。‘自非九經書疏悉禁止，違者案罪，其書没官’。建炎南渡後，防范的重點在金，規定具體，如舉子程文、地理圖籍、諸臣奏議等，凡涉軍政機要，皆不許過淮販賣。嘉泰二年（泰和二年、一二〇二年），嚴令‘諸路帥憲司行下諸州軍應有書坊去處，將事干國體及邊機軍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詳，如委是不許私下雕印，有違見行條法指揮，並仰拘收繳申國子監。所有板本，日下並行毁劈，不得稍有隱漏，及憑籍騷擾，仍仰江邊州軍常切措置關防。或因事發露，即將興販經由地分及印造州軍不覺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帥憲司嚴立賞膀，許人告捉，月具有無違戾奏聞。以盱眙軍獲到戴十六等，輒將本朝事實等文字欲行過界故也’。

儘管宋、金各有禁令，由於邊界漫長，巡邏不力，特别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商賈不惜以身試法，走私猖獗，甚至官吏、軍士也紛紛參與，遂屢禁而不能絶。‘邊人多盜販者，往往十百爲群，遇巡尉出邏，則踏開生路以避之，有司亦不敢問，第遙護之出境而已’。因此，榷場禁令鮮能奏效。

從金國流入的南宋文獻，涉及‘靖康’的內容比較突出。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云：‘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虜必有賜齎，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所謂‘北虜集成一帙’，當指《大金吊伐録》，‘載破宋滅遼廢齊諸詔令書檄，及徽欽二帝在北地謝金主諸表文甚備’。南宋史家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嘗大量引用這部集成，與金國詔令、文書、牒榜，及其他金人著述，如完顔勖《太祖實録》、李大諒《征蒙記》等等。

南宋私家纂述靖康事件，重視參考來自北方的文獻。如宋人確庵《同憤録》，亦名《靖康稗史》，收《開封府狀》、《南征録彙》、《宋俘記》、《青宫譯語》、《呻吟語》等宋、金人著述，加之《南征録彙》所引劉同壽《聖院劄記》、克錫《青城秘録》、高有功《行營隨筆》、趙士先《毳幕閑談》、阿嬾《大金武功記》、佚名《雛鳳清聲》、《宋遺民憤談》、《屯翁日録》、李東賢《辛齋筆記》，及《呻吟語》引《燕人麈》，計十五種之多。咸淳丁卯歲（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宋耐庵序云：

《開封府狀》、《南征録彙》、《宋俘記》、《青宫譯語》、《呻吟語》各一卷，封題‘《同憤録》下帙，甲申重午確庵訂’十二字，藏臨安顧氏已三世。甲申當是隆興二年，上册已佚，確庵姓氏亦無考。所採皆虜中書，絶筆於梓宫南返，當是奉迎諸老手筆。高宗朝蒐禁私家紀述。《南征録彙》間有傳本，余僅見上帙，當是靖康元年閏月前事，補以《宣和奉使録》、《甕中人語》各一卷，靖康禍亂始末備已。

所謂‘所採皆虜中書’，當是經榷場從北方傳入。高宗朝所以蒐禁《靖康稗史》那樣的私家著述，無非是涉及的問題與披露的見聞有損趙宋王朝形象，影響其脆弱的統治根基，遂以禁令來鉗制士人。紹興十四年（皇統四年、一一四四年），‘秦檜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後來，這部《靖康稗史》流入朝鮮，引起鄰國鑒戒，再從那裏傳回本土。

金人詩文别集亦流入南宋。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三引金毛麾《過龍德宫》詩云：‘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於虜境。榷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八引金人趙可‘文集’《宣德軍判劉某墓誌》、卷一九二引《户部郎中王基墓誌》、卷一九三引《喬扆墓誌》、卷一九六引《魏子平墓碑》等，從中採用了許多重要資料。至金末，一些北方士人如劉昂次霄、吕之鵬、王予可等人的詩詞作品也在南宋流傳。

北方文學以格調雄渾而爲宋人關注。如海陵王詩詞，‘語出輒崛彊，愸愸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於辭表’。同時，一些降金者的作品也具有特殊吸引力，如蔡松年《蕭閑集》、吴激《東山集》，書商販於榷場，爲南宋藏書家著録。張孝純所題《張叔夜挽詩》，爲南宋士人不恥。宇文虛中奉使被留所賦之詩，卻受到南宋士人稱頌。施宜生‘少時’所作《失題》、‘奉使本朝時’《題將臺》等等，也在南宋傳播。

建炎南渡後，北方文物書籍爲宋人所重，需求强勁。紹興九年（天眷二年、一一三九年），河南地復歸南宋。‘陝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朱熹通過‘北方互市’而獲司馬光《潛虛》金刻本。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三論及《南遷録》之僞，以金國文獻爲據：‘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顔編”。虜之官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士民須知》爲章宗承安間纂定，《金史》屢見涉及，內容極爲豐富，如官制、法條等等，以便士民周知遵守，因而成爲南宋窺見金國制度的重要途徑。

北方釋道著述也販運過江。宋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卷八《地理類》著録‘《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當指《西岳華山志》，著者王處一，字子淵，號金蓮逸士，大定中黄冠。另，卷八《目録類》著録《釋書品次録》一卷，云：‘唐僧從梵集，末有大定丁未黎陽張翬跋，稱“大定丁未”，蓋北方板本也。’

北方醫學著述尤爲歡迎。開禧元年（泰和五年、一二五〇年），荆門守張孝忠獲成無己著述，跋云：‘無己此二集自北而南，先以紹興庚戌得《傷寒論注》十卷於醫士王光廷家，後守荆門，又於襄陽訪得《明理論》四卷，因爲刊板於彬山’。襄陽，南宋設立的榷場所在之一。

二 南北藝文交流的內容

與北方書籍流入南方的情況相比，由南而北則更多些。金代後期，閑閑趙秉文、屏山李純甫、滹南王若虛、遺山元好問、神川劉祁及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等人的著述俱見涉及。

一、經部著述。南宋當局不禁榷場販賣‘九經書疏’，表明以‘華’意識形態影響‘夷’之企圖。明昌後，南宋理學著述傳入金國，打破了北方儒學的沉寂局面，即所謂‘金源氏之衰，其書侵淫而北’。王若虛積數十年之功撰就‘雜著’，對兩宋諸儒學説有所繼承，有所批判；李純甫用力近二十載而成《鳴道集説》，從佛學角度審視理學源淵，縱横捭闔，鞭闢入裏，體現了北方儒學的後發生機。

如尹焞《論語解》。焞字彦明，世爲洛人。少師事程頤，不爲科舉，以薦授秘書郎兼説書，累遷徽猷閣待制兼侍講，紹興十二年卒。今按，李純甫《鳴道集説》‘鳴道遺説’涉及；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論語辨惑》引尹彦明曰：‘孔子于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於子貢，不足以知之。’

又，葉夢得《禮記解》。夢得字少藴，蘇州吴縣人。紹聖四年進士，累遷翰林學士，紹興十八年卒。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四《論語辨惑》引葉少藴曰：‘古者凡言三年之喪，素冠刺不能喪三年是也。’

又，張九成《孟子解》。九成字子韶，錢塘人。紹興二年狀元，累遷禮部侍郎兼侍講。因得罪秦檜，屢遭貶竄，檜死復官。其説宗程門理學，‘亦本之佛氏’。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八《孟子辨惑》：‘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尤是鄭厚輩所見。’

又，朱熹《論語集注》。熹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累遷焕章閣待制兼侍講。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七《論語辨惑》解‘當仁不讓於師’，引‘晦庵云：“言當勇而必爲，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另，《孟子集注》。李純甫《鳴道集説》‘鳴道遺説’涉及；另，《小學》。《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八《良佐鏡銘》：‘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

又，鄭厚《六經雅言圖辨》。厚字直厚，莆田人。紹興中舉進士第一，坐臺評廢於家。今按，劉祁《歸潛志》卷一引李純甫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〇《議論辨惑》引‘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消，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於帝德，史法無害于經意。直厚之鄙見如是耳。’

又，吕祖謙《春秋左氏博議》。祖謙字伯恭，婺州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四《論語辨惑》：‘吕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

史部著述。夏少曾《靖康僉言》。夏氏始末未詳，自謂‘余生值靖康丙午之難於都城’。今按，《遺山先生文集》卷八有《讀〈靖康僉言〉》詩。

又，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燾字仁父，丹稜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宋史》卷三八八有傳。今按，金元好問《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論及。

又，吕祖謙《通鑑節要》。《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著録，作《吕氏家塾通鑑節要》二十四卷。今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集諸家通鑑節要序》：‘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吕氏《節要》爲斷。’

又，陳季雅《兩漢博議》。季雅字彦章，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著録。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〇《論語辨惑》：‘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

又，王偁《東都事略》。偁字季平，眉州人。淳熙間修成‘事略’，特授直秘閣。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九《詩話》：‘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遊蘇軾之門，號四學士。”’

又，陸唐老《增節音注資治通鑑》。唐老，會稽人，淳熙中進士。所著以備科舉策論之用，‘然淺陋頗甚，亦寥寥不詳’。今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陸氏通鑑節要序》：‘歷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

三、子部著述。如胡寅《崇安聖傳論》二卷。寅字明仲，崇安人。北宋進士，學者稱致堂先生。南渡後，仕爲禮部侍郎，遭秦檜猜忌而貶官。今按，李純甫《鳴道集説》‘鳴道遺説’涉及，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論語辨惑》亦見。

又，張九成《横浦日新》二卷。今按，《鳴道集説》‘鳴道遺説’涉及，《滹南遺老集》卷三六《文辨》引其説：‘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又，吕祖謙《吕氏家塾》及《讀詩記》、《大事記》。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四《論語辨惑》論及《吕氏家塾》，卷三一《著述辨惑》又論及後兩種：‘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滏水集》卷九《和楊尚書子美韻》亦涉：‘東萊兩本不朽計，讀書原委有本因。傷哉絶筆《大事記》，讀經未了已亡身。’

又，葉適《學習記言》。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累遷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終於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二《五經辨惑》引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於察奸，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待其心之自回。’

此外，還有筆記雜考。如邵伯温《邵氏聞見録》。伯温字子文，洛陽人。建炎南渡後，官至利州路轉運副使。藉其父邵雍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〇《議論辨惑》論及。

又，釋惠洪《冷齋夜話》。惠洪字覺範，俗姓彭，筠州人。與丞相張商英交往。政和初，因張氏得罪而受牽連，流放海南崖州，約卒於建炎二年。‘論詩實多中理解’。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六《文辨》論及。

又，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博字公濟，伯温子。紹興八年，賜同進士出身，以朝散大夫知眉州，以誣降職。所著續其父之書，故曰後録。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四《文辨》：‘邵公濟嘗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

又，吴曾《能改齋漫録》。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累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當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説，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今按，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三《謬誤雜辨》引録。

又，曾慥《類説》六十卷。慥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直寶文閣。是書‘成於紹興六年’。今按，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〇《詩話》：‘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茆荆産以叔夷爲文婉而意尤長。’

又，葛立方《西疇筆耕》。立方字常之，丹陽人，徙吴興。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今按，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〇《議論辨惑》引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

又，洪邁《容齋隨筆》。邁字景廬，鄱陽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四《文辨》引石駘仲卒後喪事，評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

又，程大昌《北邊備對》。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學術湛深，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淳熙中，孝宗問以塞外山川，未能詳對。後摭史傳舊聞，補撰此書。今按，元好問《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論及。

此外，還有禪學頌古。建炎南渡後，禪學之臨濟宗、曹洞宗，以‘公案頌古’崛起。如《天童正覺禪師廣録》。正覺出隰州李氏，自幼讀書通經史，落髮出家，建炎南渡後，主明州天童寺。紹興二十七年圓寂。今按，元耶律楚材《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序》涉及。

又，釋守賾《古尊宿語録》。守賾，福州鼓山寺藏經執事。紹興八年，採唐宋諸禪宗語録，成書四卷。今按，耶律楚材《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序》：‘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録》中所得者扣之澄公。’澄公指釋徽澄，金哀宗正大元年住陳留東林寺，‘道價隱然於東南’。

又，釋克勤《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録》，成於宣和七年，刊於建炎二年。克勤字無著，賜號圓悟，亦號佛果，自幼出家，師從臨濟宗法演。今按，金釋行秀《寄湛然居士書》：‘竊比佛果《碧巖集》，則篇篇皆有示衆爲備’。耶律楚材《評唱天童和尚拈古請益録後序》：‘雪竇拈古，佛覺唱評之，擊節《碧巖録》在焉。’

又，釋寶鑒《禪宗頌古聯珠集》。寶鑒號法應，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採摭燈録語録，去取校訂三十餘年，成於淳熙二年。今按，耶律楚材《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録後序》：‘今佛鑒、佛果《拈八方珠玉集》具在，愈可疑焉。’所謂《拈八方珠玉集》，即寶鑒《禪宗頌古聯珠集》。

四、集部著述。如孫覿《鴻慶居士集》。覿字仲益，晉陵人。靖康初，專附和議，遷翰林學士。建炎中，連遭貶謫，斥提舉鴻慶宫。詩文頗工，‘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七《文辨》引其《求退表》云云。

又，胡銓《胡忠簡奏議》。銓字邦衡，廬陵人。以賢良方正薦，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資政殿學士。今按，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六《斬檜書》：‘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所謂三日云云，乃誇誕之詞。

又，張九成《横浦文集》。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六《文辨》引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又，吕本中《江西宗派詩集》。本中字居仁，壽州人。紹興六年，特賜進士出身，累遷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年六十二卒。今按，《滏水集》卷二〇《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四《蘧然子墓碣銘》：‘畫入能品，詩學江西詩派。’

又，劉子翬《屏山集》。子翬字彦沖，號病翁，崇安人。以父蔭出仕，後辭歸武夷山。學者稱屏山先生。今按，李純甫《鳴道集説》‘鳴道遺説’涉及。另，《滹南遺老集》卷二七《臣事實辨》引劉子翬曰：‘廣德誠太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

又，曾慥《宋百家詩選》。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四〇《滹南詩話》：‘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云、曹元象云云，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又，張栻《南軒文集》。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南渡名將張浚之子，以蔭入仕，嘗主岳麓書院教事，從學者衆。今按，李純甫《鳴道集説》‘鳴道遺説’；《滹南遺老集》卷三《論語辨惑總論》、卷二八《臣事實辨》俱涉及。

又，辛棄疾《稼軒詞》。今按，金劉祁《歸潛志》卷八引《鷓鴣天》詞‘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韉突騎渡江初’云云，謂辛退閑後，‘紀其少時事也’。

又，林之奇《拙齋集》。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遷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淳熙三年卒。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七《論語辨惑》引林少穎曰：‘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另，林之奇輯、吕祖謙注《觀瀾集》。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六《文辨》：‘其辭蕪陋，讀之可笑，而林少穎《觀瀾集》顧選取之，何其濫也。’

又，吕祖謙《皇朝文鑒》。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七《文辨》‘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云：‘予嘗於《文鑒》見其全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

又，魏齊賢、葉棻《播芳大全文粹》。魏氏字仲賢，鉅鹿人。葉氏字子實，南陽人。是編題曰五百家，網羅宏富，亦失之冗濫。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六《文辨》論及。

又，徐宅《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宅字居仁，東萊人。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世所傳《千家注杜詩》，其間有曰新添四十餘篇’，‘鮑文虎、杜時可間爲注説，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

又，李石《方舟集》。石字知幾，號方舟，資陽人，進士及第。紹興末爲太學學録，終於成都轉運判官。爲人有氣節，好學善屬文。今按，《遺山先生文集》卷五《癸卯歲杏花》：‘今年閠年好寒節，花開不妨遲一月。’自注：‘“留船買魚作寒節”，宋方舟先生李知幾語。’

又，楊萬里《誠齋集》。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開禧間，聞北伐啓釁，憂憤不食卒。今按，金劉祁《歸潛志》卷八：李純甫‘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難及也”。’

又，徐似道《竹隱集》。似道字淵子，號竹隱，黄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學士院，終於提點江西刑獄。今按，元好問《又解嘲》之二：‘詩卷親來酒盞疏，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南湖，指張鎡《南湖集》。鎡字功甫，號約齋，西秦人，居臨安，循王諸孫。官奉議郎、直秘閣。

文集之外，還有詩文評論。如胡舜陟《三山老人語録》。舜陟字汝明，號三山老人，徽州績溪人。大觀三年進士。建炎南渡，以功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後與秦檜交惡，死獄中。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滹南詩話》引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説，何其相反歟？’

又，洪興祖《韓文辨正》。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官宣教郎。建炎南渡，累遷知真州，徙饒州。事跡具《宋史》卷四三三《儒林傳》。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五《文辨》：‘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

又，阮閲《詩話總龜》。閲字閎休，舒城人。元豐中進士。建炎初，以中奉大夫知袁州，累官户部員外郎。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九《詩話》：‘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温爐間閑坐之適。’其中‘或者疑之’云云，見於《詩話總龜》卷五。

又，葉夢得《石林詩話》。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

又，黄徹《溪詩話》。徹字常明，莆田人。宣和六年進士，數任縣令，以忤權貴，棄官歸鄉。‘其論詩大抵以風教爲本，不尚雕華’。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九《詩話》：‘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

又，鄭厚《藝圃折衷》。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黄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出自《藝圃折衷》。

又，吕本中《紫微詩話》。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四〇《詩話》：‘吕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

又，葛立方《韻語陽秋》。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群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晁無咎之論，出自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三。

又，鮑彪論杜詩。彪字文虎，縉雲人，官尚書郎。紹興間撰《戰國策注》。宋黄鶴《杜詩補注》、宋郭知達《集注九家杜詩》皆‘引彪之語’。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論及。

又，杜田《注杜詩補遺正繆》。《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著録。田字時可。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世所傳杜詩輯本，‘鮑文虎、杜時可間爲注説，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

又，趙次公《杜詩證誤》。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著録。今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杜詩學引》：‘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

又，嚴有翼《藝苑雌黄》。有翼，建安人。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詩話》：‘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已甚矣。吕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

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仔字元任，績溪人。官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卜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今按，《滹南遺老集》卷三八《滹南詩話》涉及。

何汶《竹莊詩話》。汶，處州龍泉人。慶元二年進士，官德安府學教授。今按，《滹南遺老集》卷四〇《滹南詩話》：‘《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説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

同時，諸宫調通俗文藝作品也傳入北方。元楊立齋[般若調·哨遍]序云：‘張五牛、商正叔編《雙漸小卿》，趙珍卿善歌。立齋見楊玉娥唱其曲，因作《鷓鴣天》及《哨遍》以詠之。’曲云：‘張五牛創製似選石中玉，商正叔重編如添錦上花’。張五牛，南宋臨安著名藝人。紹興間，‘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商道字正叔，曹州濟陰人。與元好問年輩相若，交誼甚厚，稱之‘滑稽豪爽，有古人風’。

需要説明的是，宋金之間的交流是雙向的，幾乎涉及以藝文爲載體的所有領域，對於彼此拓寬眼界，相互借鑒，促進南北文化的共同發展，都起過積極作用。然而，由於南北分治帶來的種種消極因素，致使這種交流存在諸多限制，不能同步進行，也就難以相互理解了。

因此，各自社會因長期阻隔而造成的文化差異成爲歷史的客觀存在。即使後來統一，這種差異也未能完全消失。清人施國祁以畢生精力研究金代文獻，發現自趙宋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百餘年，經書文字已有所不同，當‘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云：

按孫奭《孟子疏》亡於南宋，其存者乃邵武士人纏擾趙注之僞作。史選志所載《孟子》，用趙注孫疏，或不過即僞爲真耳。趙秉文有删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范氏本（吴中范檢討必英藏元刊本《孟子》）又云：‘以中原本定南本之誤，則古本猶存，豈金源人尚及見孫疏乎？不可考也。’余曰：曩於暝琴山館見宋槧張九成《孟子注》本，內作‘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一字之聞，足知舊刊可貴。

由此可見，經典文獻的本源也出現了差異。但是，這種差異不過是兩地文化匯聚而成的壯闊波瀾之支流。而那波瀾具有天然的淵源關係，成爲避免永久分裂的切實保障和最終走向統一的堅實基礎。

第六節 金代社會的藏書風尚

女真重視蒐集典藏圖書，當作弘揚文治、鞏固統治基業的大事，努力程度不遜於以往中原封建王朝。世宗論及古今興廢，嘗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

自金初，女真權貴多選遼宋名士教授子弟。如徽州朱弁奉使見留，‘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鄱陽洪皓亦奉使見留，陳王希尹敬之，‘使教其八子’。熙宗少時，‘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臨潢張用直以學行稱，‘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篡立後，又委之輔導太子。後來，一些名進士相繼被命以‘太子諭德’、‘太子詹事’或‘王府文學’，教授宗室子弟。

至於民間，普遍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當作育人成才的條件、選舉入仕的途徑、振興家族的希望。路伯達幼時，‘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新出價數十金。大家兒有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爲伯達買此書，撙衣節食，累年而後致。戒伯達言：“此書當置學舍中，必使同業者皆得觀。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後來，伯達登第，成爲一代名臣，與母親樹立的賢惠榜樣、給予的良好教育是分不開的。

再如順聖魏德元，嘗謂諸子曰：‘我家貲可約五萬餘貫。渾有幾，不若供汝輩讀書。泰則登第，不登第猶足以學自守。’於是重金館請名師，子弟多有達者：魏琦，擢進士第，官至户部郎中，殁於河南郟城之役；魏玠，中神童科，仕爲延安府司獄；魏璠，登進士第，授翰林修撰；魏笏，屢赴殿試，恩榜賜第。

再如冀州趙榮，臨終援其孫璧手而語之曰：‘來，吾畀汝以志。吾令爾父讀書，欲大吾門閭，不幸蚤卒。成吾志者，惟汝而已，其惟勉之。弟不見聳壑昂霄爲恨耳！’璧感奮，泣血力學，泳今茹古，蹬踴群倫，擢興定五年進士第，累遷權尚書户部主事，金末殁於國難。

再如陵川郝思温，天挺之子，與遺山同從父學。天興元年，河南亡，攜子經北渡，寓居保州，處境貧寒。元郝經《先妣行狀》云：

經年十有六，欲以幹蠱自任。先妣謂家君曰：‘郝氏業儒四世矣。名士如元遺山者，我自出之。故家淵源，當益浚之，可自我而涸乎？今宗族之在河南者皆盡矣，惟吾獨在，有三子焉，豈非天也？使是子也而有成，不墜家聲，吾儕凍餒無憾。其或不成，亦云命矣，于吾擇何有。若以利責之子而不教，是廢先世也。先世之靈，照之在上，質之在傍，將於誰而責也？’故家君感泣，爲之賦詩，有‘日月儻隨天地在，詩書終療子孫貧’之句。於是命經就學，欲其先經也，乃命之曰‘經’。經亦感奮，以夜繼日，或冠衣不釋，如是者有年。

這種將讀書視爲改變人生與家族命運的普遍認知，激發了當時社會士庶的讀書藏書熱情。

一 金代的藏書機構

有金一代，各類藏書機構林立，遍及各地，成爲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皇家藏書。自西周的‘守藏室之史’，西漢的‘內書’與‘外書’，至東漢的‘秘書監’，經籍典藏制度逐漸形成。蒐集、整理、典藏圖書，已成爲盛世文治的象徵與需要。入唐後，除秘書省，又設弘文館、崇賢館、司經局、史館、翰林院、集賢院等機構藏書。北宋時，昭文館、集賢院、史館與秘閣爲國家藏書處所。同時，國子監、學士院、司天監等亦各有收藏，宫廷大內的龍圖閣、太清樓和玉宸殿等，所藏尤爲精緻。

女真滅遼與北宋後，注重接收兩國的文化遺産。天輔五年，太祖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攻陷汴京，則盡取圖籍，包括國子監官書；三館文籍國書、監本印版，太清樓書‘皆黄帕牙籖’；秘閣書籍，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類，以及‘監書藏經，蘇、黄文及古文書、《資治通鑑》諸書’，並‘蘇文墨跡’；‘藏經、道經等書板’。

此外，還有各類圖書牒譜，如大內圖，夏國圖，天下州府、尚書省圖，百王圖，寶籙宫圖，隆德宫圖，相國寺圖，五岳觀圖，神霄宫圖，天寧寺圖，宋朝開國登寶位赦書舊本，夏國奏舉書本等；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宫闕圖、四京圖，大宋百司並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及‘宗正玉牒’。

同時，又命‘開封府披撥見錢收買’，甚至‘直取於書籍鋪’。即使私家藏書也指名索取，不令放過。然後命汴京留守司‘差兵八千人’，將這些書籍、印版載之太平車，搬往金兵大營，再運回京師會寧。

女真南征中，仍以圖書文籍爲重要戰利品。天會五年，攻同州，以官守請降，‘入州學，取書籍而去，餘無秋毫之擾’。陷毗陵，北宋詞家賀鑄《慶湖遺老集》稿本尚未刊行，爲‘酋攜去’。赤盞暉以洺州刺史從宗弼伐宋至餘杭，及還，‘載《資治通鑑》版以歸’。自江南至東北，翻山越嶺，渡江跨河，成爲一次頗爲壯觀的書版流動。

天眷元年，上京建‘稽古’殿以藏書。遷都燕京後，則有‘蓬萊院’、‘賁文館’等。先是女真人利用原北宋書庫人才管理藏書，繼之設秘書監，‘通掌經籍圖書’，‘校勘在監文籍’。秘書監置監、少監、丞，各有所職。至於吏員，則有‘楷書’若干，年俸‘六貫石’，專事抄寫文獻典籍。秘書監亦編纂經籍。大定十二年，詔有司：‘凡陳言文字，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録副付所司’。

自金初至貞祐，授秘書監職官者多爲皇戚貴族，或飽學之士，或近侍寵幸。如張綱、蕭肄、蕭裕、蕭賾、高守元、完顔文、孫九鼎、納合椿年、張仲軻、田與信、郭長倩、王可道、完顔爽、趙興祥、楊邦基、任倜、鄭子聃、張大節、賈少沖、大穎、石抹頤、移剌子敬、王彦潛、豫王永成、毛麾、李晏、康元弼、徒單繹、張汝方、温迪罕締達、耿端義、吕貞幹、趙泌、李遹、霍王從彜、蒲察思忠、遂王守禮、蒲察合住等等。

另外，尚書省各部也都藏有圖書文籍。天德四年，趙安時‘因任太常職事，於寺扃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

女真君主爲加强皇子的文化教育，又設太子司經，或稱‘太子校書郎’，‘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見於記載，劉敏行、王韶、郭宗益、劉迎、梁襄、徐孝美、路伯達、奥屯忠孝、王彪，俱歷此職。

後宫嬪妃亦學習文化，聘博學老儒任宫教之外，並設‘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皇后位下女職還有‘秉儀’、‘丞儀’各一員，‘掌左右給事、宣傳啓奏、經籍紙筆之事’。

從上京會寧到中都燕京，經籍文物，蓄積宏富，燦然可觀，而女真仍不遺餘力蒐求。明昌五年，‘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泰和元年，‘敕有司，購遺書宜尚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官爲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購求之殷切，規定之合理，反映出女真已完全融入中原文明之中了。

貞祐二年五月，在蒙古鐵騎的打擊下，宣宗倉惶逃離中都，‘廟社、陵寢、宫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隨駕物品包括‘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並秘書監、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實際上，那些由燕至汴的圖書、寶器，不過‘千之一耳’。大金秘書監從此失去了昔日的輝煌。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封建統治的局限性，皇家及官藏經籍，既不向社會公衆開放，難以發揮藏書作用，也多因王朝更疊而遭受兵火厄運。吴晗《兩浙藏書家史略序》云：

大抵政府收藏，多隨政治局面之隆替而興廢，且其采掇，僅憑官司，無論精校丹黄，即鑒别真贋，品評得失，亦絶不可得。甚或深幽瓊閣，徒飽蠹魚，日蝕月消，終歸湮滅。其不爲學者所重也固宜。

因此，金代學校、寺廟、道觀等處所藏典籍，以其存在普遍、允許士庶閲覽，而成爲覆蓋當時社會的藏書網絡，起到傳播文化與交流信息的作用。

二、學校藏書。金代國子監轄國子學、太學，‘分掌教授生員、考藝業’。同時，亦藏書校書。皇統四年，楊用道爲‘汴京國子博士’，以行省‘乾統間所刊《肘後方》善本’，校訂附廣，‘下監俾更加讎次，且爲之序而刊行之’。

各地亦設官學。大定十六年，府學十七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又置節鎮、防禦州學六十處。此外，還有女真府學二十二處，如中都、上京、胡里改、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等。這些府州官學各有藏書。如太原府學，‘講學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曲阜廟學，尤爲講究。‘廟有層閣，以備庋書’。而且，府學州學之規制，均整齊劃一。‘從祀畫像之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廚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佈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濬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

地方府學以京兆最著名。漢唐古都，人才薈萃，文化傳統底藴深厚。明昌中，劉仲遊《觀京兆府學》詩云：‘一覽古碑辭翰，頓還舊觀神明。’自正隆迄正大，土木翻修，迤邐不斷。‘殿宇翬飛，石經堵立。齋廚廊蕪，焕然一新。濟濟乎，洋洋乎，聚秀異而誨焉。《易》以經之，《禮》以緯之，《詩》、《書》以成之，《春秋》以斷之。標準《語》、《孟》，鼓吹《韓》《柳》，博採於歷代史氏，日漸月滋，作爲文章，華國藩身，厥跡茂矣’。及第進士亦以長安爲多，刻諸貞石。學官教授以訓導之職爲榮，有如‘修木異幹，始自枝葉扶疎，至於拂雲蔽日，其長養培植，必有贊造化之功者，閲之以春秋，歷之以寒暑，風雨之所散潤，雪霜之所堅實而已’。

至於縣學，系‘士庶自願建立’，藏書情況千差萬别。肥鄉廟學，‘講經有堂，肄業有齋，貯書有庫，修膳有廚，壯偉閎敞，焕然一新’。而夏邑儒學，就讀士人不過‘釋耒耜而挾書册’。由於經費所限，未能享受廟學藏書的益處。

官學之外，還有鄉塾。當時，以教授生徒而名聞天下者，各地皆有。如渾源翠屏書院，爲金初詞賦狀元劉撝講學處。平陰王去非，學問博瞻，貫穿融會，鄉鄰咸尊師之。‘有請焉，無賢不肖，必爲之盡言。或怪其不擇，曰：善者吾獎之，不善者吾勉之，誠均入于善，奚必擇？故受業於門者，人皆以爲獨厚於己也’。這些書院鄉塾也都藏有一定數量的圖籍。

遺山先生嘗描繪金之盛時的文化教育：‘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以‘鄉校家塾，弦誦之聲相聞’，概括政治昌明、文教繁榮，文獻不乏記載，而‘士或帶經而鋤’，却是獨特而生動的現象。此外，一些地方還建有書樓文庫，如潞州、洪洞等等。金孔天監《洪洞縣藏書記》云：

每三歲大比，秀造輩出，取數居多。故逞能西府，則老鄭爲之魁；較藝上都，則二郭取其乙。祖慶以妙齡馳譽，居善以老成擢試。濟濟藹藹，前後相望。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家置書樓，人畜文庫，尚慮夫草萊貧乏之士，有志而無書，或未免借觀手録之勤，不足於采覽，無以盡發後生之才分。吾友承慶先輩，奮爲倡首，以贖書是任。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歡喜施捨，各出金錢。於是得爲經之書有若干，史之書有若干，諸子之書有若干，以至類書字學，凡繫於文運者，粲然畢修。噫！是舉也，不但便於己，蓋以便於衆；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也，顧不偉哉！將見濡沫涸轍者，游泳於西江之水；糊口四方者，厭飫乎太倉之粟。書林學海，覽華實而探源流，給其無窮之取，而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莫不推本於此。則房山之藏，不得專美於李氏；閲市之區區，無勞於漢人也。以是義風率先他邑，使視而仿之，慕而效之，一變而至於齊、魯，蔚然禮義之鄉，其爲善利，豈易量哉！承慶，同舍友也，累書索仆爲記。仆寓居鄉里，人事袞袞，不惟不敏，蓋亦不暇。然勉强爲之者，兹不朽之善事，亦冀得一託名於其上也。

洪洞隸平陽，與刻書重地毗鄰，既方便求書，也爲之熏染，遂有‘家置書樓，人畜文庫’的景象。因此，一經有識者倡議贖書，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扶助那些有志而無書的‘草萊貧乏之士’，‘不但便於己，蓋以便於衆；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這樣的思想舉措，不僅當時難能可貴，即使今天也具有積極的啓發意義。

三、佛寺藏書。自東漢，佛教寺院已有藏書，僧俗譯經寫經，漸成傳統。這與佛教宣揚的功德觀念密不可分。如《法華經》‘法師功德品’的説法令人心動：善男善女受持是經，‘若讀、若誦、若解説、若書寫’，當獲功德，與一切的過去、未來及其之間的因果報應具有密切關係。這種觀念引發了從帝王到釋俗對佛教經典的崇拜，成爲寺院寫（刻）經、藏經的內在動力。

六朝前，寺院藏書多爲譯經。隋唐時，佛教經歷了本土化改造，南北佛學開始融合，並形成諸多宗派，也推出諸多著述。後來，隨着雕板印刷術的發明，寺院藏書進入新的階段。另外，當時書志排斥釋道文獻，一般不予著録，這迫使釋徒不得不自行整理藏書，從而促進了寺院藏書體系的獨立與完善。至唐代，佛教目録學已超越世俗。入宋後，寺院藏書由寫本轉爲刻本，並向雕版大藏發展。

金代寺院也如此。如寶坻大覺寺自遼置有‘藏經之所’，貞元間，‘又建內經一藏，漆函金飾，工制瓌瑋’；正隆間，晉陽重修天龍寺‘復修經藏一所’；明昌時，濟州普照寺智照和尚用錢二百餘萬，從京師弘法寺所藏經板印製，‘得金文二全藏以歸’，一部爲黄卷赤軸卷子本，藏之寶輪，一部爲摺疊梵册本，漆板金字，藏之於壁。

寺院藏書處名經樓書閣。如新蔡開元寺經樓、熊岳縣興教寺經閣、臨洮觀音院書閣等等，屢見當時文人墨客來此遊覽題詠。至於古刹名寺，或建在山水幽静處，加之富有藏書，常引來士人就讀。如順天抱陽巖寶教院之顯濟寺，趙攄‘嘗讀書於此’，後奪詞賦狀元。隆慮黄華山慈明、覺仁二寺，相去不半里。王庭筠來此卜居，前後十年，悉力經史，‘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永平西山寺，李有之、高唐卿、趙廷玉嘗讀書寺中，‘後三人皆登上第’。

寺院藏書也使一批能詩善文的釋徒脱穎而出。如釋覺悟，探道覩奥，經律論説，人莫能濟其畔岸，皇統二年賜紫及崇辯大師號。釋政言，大定中‘舉揚宗旨，脱落窠臼，如鶻起長空，駿騰平野，奔逸絶塵，難爲觀附’。少林長老木庵英粹中，趙秉文稱之‘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元好問譽之‘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

值得提及的是，除佛教典籍，寺院還藏有醫籍。金初時，辯才大師開堂仰山，得醫者度爲僧，俾主藥局，‘病者亦安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於財，衆請主之’。度醫者爲僧，也將世俗醫籍藥典帶入寺院。

四、道觀藏書。自道教形成後，其著述與典藏日漸豐富。東晉葛洪《抱樸子內篇·遐覽篇》著録道書一千二百餘卷，南朝劉宋陸修静所編《三洞經書目録》，創立了‘三洞’（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四輔’（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分類法。後來，又按內容分爲十二子類：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録、戒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章表等，便於庋存檢索，至今仍在沿用。

道觀藏經，重在宣揚神之啓示，自稱上天所授。因此，有無藏經與藏經多寡，成爲道觀地位的象徵。如亳縣太清宫，乃老子故鄉，大定中創修‘太極殿，並轉輪大藏，仍印經以實之’。其時，沁源卜師中度爲道士，施地購書，‘置六經、諸子、道家之書，以遺後之人，使藏而讀之，庶幾有所發明，而爲入道之漸’；中都天長觀，‘尊雄深靖，爲天下壯觀’。世宗詔以南京開封《道藏經》板付之，起藏經處名‘飛玄閣’。明昌初，章宗敕遣使諭旨度支，拓展宫觀，‘俾構屋列槴，以貯經板’，‘列庫四區，爲楹三十有五，以架計者百有四十’；中都太極宫，亦當時名觀，藏有《道藏》。泰和間，太一教三代度師蕭志沖應詔赴京作醮。時逢大蝗，上遣使問禳治法。提點宫事命其徒閲《道藏》求之，度師從傍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度師博覽群籍，‘老莊之外，兼通經史諸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

全真丘處機晚居燕京長春宫，‘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金亡之際，大批士人遁入全真教，如張本、秦志安、王元粹、辛願等等。其中，王元粹奉命爲重陽祖師作傳，‘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緝之’。當時，全真諸真人多與達官顯宦、文學名流交往，論古談今，詩詞唱和，涉獵甚廣，説明道觀所藏不惟六經、諸子、道家之書。

京師之外，‘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亦藏有《道藏》。其中，棲霞太虛觀藏書豐富，尤爲著名。時任縣令李惠《詠棲霞》云：‘蕭灑棲霞縣，靈宫蔽太虛。壇場天地府，松竹道人廬。一點無塵跡，千函有藏書。何當扣真寂，重整舊藍輿。’而且，道觀亦藏有醫藥典籍，一些黄冠‘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

二 金代的藏書文化

自金初，一些女真有識之士惟書所好。如金兵克汴後，完顔勖奉敕慰勞。統軍宗翰問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其他軍中士人如宗憲，‘衆人争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范承吉，遼進士，入金爲御前承應文字，‘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

後來，隨着社會封建化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女真權貴‘惟喜讀書’，‘延引儒士’。如參知政事蒲散公，‘平生無所嗜好，獨於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之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於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命齎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攈拾而不已也’；密國公完顔璹，世宗之孫，有俊才，藏書頗富。貞祐南遷，‘諸王公貴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書法、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正大間，劉祁寓汴，嘗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漆水郡夫人耶律氏，乃契丹女流，‘藏書萬卷’。每日‘雜閲諸書，涉獵傳記。或時評議古今得失，切當事理’。這些‘夷虜’的雅好，反映了北方民族已經深深融入中原文化之中。

當時，藏書讀書已成爲士人的普遍好尚。如范季霑，家許昌，北宋名相范仲淹四世孫，‘聚書萬餘卷’；吴永，石州人，‘廣蓄書籍，榜堂曰萬卷，以爲家塾’。子希尹、孫章，俱擢進士第；史公奕，大名人。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遭益都之喪亂，孑身渡河。平生所藏書，掃地無餘’；寧知微，宿州人，博學識廣，詩文敏瞻可喜，‘家積書萬卷’；劉祖謙，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家多藏書，金石遺文略備’；宗道，山陰人，以足疾不仕。有詩云：‘家藏千卷富，身得一生閑。茅屋經年補，柴門盡日關’；武伯英，崞縣人，少以詩名。家故饒財，‘貯書有萬卷樓’。當時汾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曹恒，應州人。少讀書，不喜爲科舉計。南渡後，‘好收古人書畫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商衡，曹州人。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累官左右司員外郎，天興元年殁於國難。‘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雷淵，渾源人。崇慶二年詞賦進士，仕爲翰林修撰。博學有雄氣，爲文法昌黎，詩則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於家，甚富’；許國，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敝衣糲食，環堵蕭然’，而‘傾家貲市書’，當時名流多重之；安全廣，離石人。‘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惠及後人。

一些大型典籍亦有所藏。‘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户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以其‘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從中透出，即使不如江左之盛的《通鑑》之學，‘號稱專門’者尚有十數人之多。

與普遍的藏書活動相適應，圖籍目録也結出碩果。如房山西城寺所造石經即有《鐫葬藏經目録》，系‘按總經題字號’編纂；大同華嚴寺所藏《薄伽藏教》，卷帙浩瀚，因兵火而遺失過半。大定初補修刊就，‘卷軸式樣，新舊不殊；字號詮題，先後如一’；明昌間，官修道藏即先行編目。金李鼎《玄都至道披雲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並引》云：‘若夫三洞三十六部之零章，四輔一十二義之奥典，仁卿藏經碑文云：真人參校政和、明昌目録之始，至工墨裝襮之畢手，其於規度旋斡，靡不編録，讀之一過，見其間補完亡缺，搜羅遺逸，直至七千卷焉’。所謂政和、明昌目録，指《政和萬壽道藏》與《明昌玄都寶藏》兩部道藏目録。

私家藏書亦如此，書志目録相伴而生。漆水郡夫人耶律氏‘藏書萬卷，部居分别，各有倫次’。元好問藏書處稱讀書山。金亡後，嘗自編《故物譜》，除文籍之外，亦涉文房四寶，因稱‘故物’。自序云：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天禄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册，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幾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簽題印識猶夢寐見之。

王天鐸，字振之，晚號思淵老人，汲縣人，元初名士王惲之父。正大元年，‘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户部主事’。金亡後，隱於鄉，編有藏書目録。其子王惲序云：

河南房扈王氏，爲衛之著姓，百有餘年。祖宗以孝友相傳，略無長物。逮先君思淵子北渡後，亦不治生産，怡然以閉户讀書爲業，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其弱冠時，先君氣志精强，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十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爲？’先子曰：‘吾老矣，爲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禄，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寶其金玉，不知一慢藏已爲盜所目也，何若保書之爲寶乎！若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爲卿相，爲牧守，爲善人，爲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櫝，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歎仕不爲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爾。然置之而不力其讀，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於庭，與兒子孺校而帙之，則各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録敘。

此外，士人多重書齋命名，或藉以明志，或聊充風雅。如高士談‘所居之南，下臨短壑，因鑿壁開窗，規爲書室。坐獲山林之趣，榜曰野齋’，且爲詩云：‘一室亦何有，狼藉書與琴’；王寂以拙軒命名，賦詩云：‘拙軒少也絶交朋，閉門坐斷藜床繩。據梧手卷挑青燈，目力自足誇秋鷹。一行作吏負且乘，簡書夜下催晨興’；田秀實僑寓汴梁，自號雪巖老人，嘗佐南臺惠民局。‘構書齋榜曰小眠’。善鼓琴，音節抑揚，爲當時第一手；史肅則命名爲‘復齋’，有詩云：‘居士年來一復齋，馴庭鳥雀絶驚猜。雨添窗下硯池滿，風揭床頭書卷開。身似臥輪無伎倆，心如明鏡不塵埃。紛紛寵辱人間世，付與浮雲任去來’；任子山書齋曰適安，與趙秉文爲友。嘗曰：‘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册，以適吾性而已’；高思誠，王若虛之友，‘葺其所居之堂，以爲讀書之所，擇樂天絶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蘭子野，馮延登之友，致仕後名書齋晚節軒。‘几有琴書樽有酒，却愁兒輩覺清歡’，等等。

士人與書籍的不解情緣，或入詩畫，透出一種看似淡雅實則癡迷的趣味。如馬雲卿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行旅雖辛苦，仍以書相隨。蘭泉張建《送王主簿還鄉》云：‘笑君習氣只書生，薄有歸裝亦自清。瘦仆擔詩雙籠重，羸牛引軛一車輕。長亭已過那知遠，别酒猶多未忍傾。記取明年斷腸處，玉梨花底月三更’。

士人之間交往，或以書爲紐帶，各有癡情。大定中，孟宗獻謁全真王嚞。適‘師閲書而不爲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爲送至師’；王寂《客中戲用龍溪借書韻》云：‘平生拙宦失快捷，蘭蕙當門爲誰馥。文章既不一錢直，五經安用窗前讀’；丘處機《虢縣銀張五秀才處借書》云：‘顧我微才宏道晚，知君博學貫心靈。嘲吟不用多披覽，續借閑書混杳冥’；劉昂霄自幼好學，博聞强記，‘中羅列世間書，泛異窮奇無不至。嘗借《莊周》十日還，成誦未嘗遺一字’。當時亦有借書不還之事，民間遂‘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爲二癡’。

士人無論貧富，或以抄書爲樂。如張莘卿，日照人。天德三年進士，累遷鎮西節度副使。‘家多藏書，部帙完潔，蠅頭細字，往往手自抄寫。觀者已倦，而公終日伏紙揮翰而已。或謂之曰：“人生當行樂，何至自苦如此？”笑而答曰：“人各有所好，吾好在是，它樂不能易也”’；王啓，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累官絳陽軍節度使。‘南渡後，隱居嵩山，時年已六十餘，經傳子史，皆手自抄之，如健舉子結夏課然’；王琢，平陽人。‘酷嗜讀書，往往手自抄寫。家素貧乏，而能以剛介自持，未嘗有所丐貸’；吴庭秀，交城人。‘博覽强記，九經傳注率手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瞻，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元好問自謂：‘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

值得提及的是，金代藏書器具與時而進，實用機巧。名士楊奂《臂僮記》云：

經史插架，濈濈如蠶，二三僮子，備朝夕檢閲，奈何索甲而得乙，語東而應西，能盡如己意耶？夫器利則事善，固也。獨無知者乎？方皇皇間，會黄冠宋魯班志明爲予創圓轉書廚，以便觀覽。其級也三，象三才也；其隙也六，象六虛也。頂末有樞紐，常居其所而不移，象極星也。擬諸體用之妙，則與天行健無異也。是以正襟危坐，聚所用書，圜而帙之，終日左探右取，迴圈而無端，既息呼叫之煩，又絶奔走之冗，或疾或徐，或作或止，不過一引臂而已。因命之曰‘臂僮’，所謂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今而後吾書其完乎！

這篇文字展示了一種新穎、靈巧、實用的‘旋轉書廚’，以‘臂僮’爲喻，生動形象，稱頌了黄冠創造的功效，表達了因‘器利’而‘事善’的愉悦心情，是一篇頗具創意的書廚革新記。

金亡之際，戰亂頻仍，一些士人竭力保存書籍。張正倫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遣老而已’。元遺山輾轉飄零，攜‘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册，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後來，他所珍愛的那些故物再遭兵火，化作灰燼。不難想象，這位爲發揚金源文獻而奔走呼號的老人是何等悲傷：‘女幾三潭憶避兵，遺簪敗履不勝情。金源文獻空山在，野史亭前夜哭聲。’

需要説明的是，金代藏書亦有所限制。《中州集》卷一《宇文大學虛中》：皇統中，‘上京諸虜俘謀奉叔通爲帥，奪兵仗南奔，事覺繫詔獄。諸貴先被叔通嘲笑，積不平，必欲殺之。乃鍛煉所藏圖書爲反具。’鍛煉者，嚴刑拷問也。奪兵仗南奔云云，雖經‘鍛煉’，卻無法證實。至於所藏圖書，當包括一些由南宋傳入怒駡慢侮女真的謗書，以此構成反具。這與《金史》的説法一致：‘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以反耶？”’究其實，宇文虛中之死不在於書。或者説，這樁冤案不能證明女真人實施過文字獄之類的法令，那不過是女真內部政治鬥争及宇文氏孤傲性格的犧牲品罷了。

另，《金史》卷四五《刑志》云：‘舊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産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預使民測其輕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爲便。”以衆議多不欲，詔姑令仍舊禁之。’而張汝霖本傳作‘詔從之’，與此完全不同。所謂制書，指律令制條，不欲使民知之，以維護統治者愚民而馭民的權威。

綜上所述，金代各民族士人廣泛而持久的藏書活動，爲一代藝文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氛圍與堅實的基礎。

第七節 金代藝文的歷史遭遇

金代藝文曾經歷過輝煌，僅《金史》、《中州集》、《歸潛志》等所涉金人著述即達百餘種，多雕板‘傳於世’。然而，迄今存者寥寥，原因何在？

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云：‘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興廢，述五厄之説，則書之厄也久矣。’明胡應麟繼之有‘十厄’之論。其《經籍會通》之一云：‘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黄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可見，歷代封建王朝苦心聚集的文獻典籍，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受過兵燹厄運。

一 金末喪亂重創了一代藝文

貞祐中，女真在蒙古鐵騎的打擊下，倉惶逃離中都，南遷汴京。蒙古所到之處，稍遇抵抗即屠城。一些文獻記録了當時的慘烈情況：‘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沖，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順天焚毁之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太行破，‘烈炎所焚，蕩然一空’。河南陷，‘逋亡累累，無所於托，僵屍爲之蔽野’。‘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于道路者多矣’。總之，屠戮之殘酷，掠奪之强暴，焚蕩之洶烈，前所未聞。詩人元好問親歷喪亂，悲憤不已，無奈哀歎：‘呼天天不聞，感諷復何補！’等等。

由外患引發的內亂更爲嚴重。‘兵興以來，俗狃於惡，以强淩弱，以衆暴寡，以勇苦怯，怙終自若。當是時也，未有不嗜殺人者’。此外，病疫也相伴而生。汴京圍城間，因饑寒、病疫、驚悸而殁者，‘將百萬人’。泰和七年，金國人口四千五百餘萬；乙未歲（蒙古太宗七年、一二三五年）‘籍民’時，僅得四百七十餘萬。當時，山河破碎，人民塗炭，一代文獻典籍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毁滅命運。如：

党懷英《竹溪先生文集》，‘近歲寇攘，喪亡幾盡’。趙秉文‘裒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周昂《常山集》，‘喪亂後不復見，從之能記三百餘首，因得傳之’；杜佺《錦溪集》，‘亂後不復見矣’；姚孝錫《雞肋集》，‘喪亂以來，止存律詩五卷而已’，等等。貞祐南渡，‘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暐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孔子舊里，‘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没’，等等。

因此，元魏初云：‘金國百有餘年，以文章名家者，如党竹溪、王黄華、趙黄山，楊、趙二禮部，雷、李、王、麻諸公，不啻百數十人。其餘爲兵亂磨滅者不可勝計’。元蘇天爵亦云：‘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渢，皆有文集行世，兵後往往不存’。

與此同時，民間發起了搶救行動。一些士人以爲國亡史作，己所當爲。元好問往來魏晉、燕趙、齊魯間幾三十年，遊歷故國山川，尋訪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記録，積至百餘萬言，完成《壬辰雜編》、《金源君臣言行録》。同時，以爲百年金詩往往可傳，而‘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乃編就《中州集》、《中州樂府》。

劉祁‘念昔所與交遊，皆一代偉人，人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没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以劫後餘生撰成《歸潛志》。

馮渭以蔭入仕，官南京右廂機察。金亡後，北渡歸鄉里，讀書爲文，不廢風雨寒暑，節録經史，細及箋訓。‘裒集金代文章凡若干百卷’。

趙侃學識該貫，尤長於音律儀制。貞祐南遷，禮樂散失不完，受命詳定，官至大樂署直長、權知太廟署事。‘壬辰北渡，隱居鄉里，編集郊祀所記憶者，爲《祀典樂志辨》凡三十卷’。

金亡之際，明昌《玄都寶藏》雕版損毁殆盡，全真道士宋德方遵長春遺囑，乃購求遺經，設局修纂。‘置通經之士，典其讎校’。自丁酉（蒙古太宗九年、一二三七年）至甲辰（蒙古太宗乃馬真后稱制三年、一二四四年），歷時近八载，‘補完亡缺，搜羅遺逸，直至七千卷焉’。

一些金代士人後裔不忘根本，悉心整理前輩著述。如李之翰《漆園集》，其曾孫德元於戰亂中負之，輾轉數千里，‘無所失墜’，又‘勘校揀選，然後刻之’，易名《窺豹集》。

王元節《遯齋先生詩集》。其孫振，仕元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收集先世遺文，鏤板刊印，‘其意亦有足嘉者’。

馮子翼及其子孫皆當時名士。金亡後，其曾孫馮岵嘗僉河南北憲事，將先人文集板行於世，名曰《馮氏三世遺文》，即曾祖子翼《白雲集》、祖璧《松庵集》、父渭《常山集》。

李元佐精專新律，泰和間試吏者皆出其門。元好問譽之‘爲人寬博疏通，精於吏事’，所著《删注刑統賦》‘傳於世’。癸丑歲（蒙古憲宗三年、一二五三年），其外孫劉敬之爲之刊行。

趙思文《耐辱居士集》二十卷，金時已鏤板‘傳於世’。入元後，其孫趙維弘重刊，名之《禮部尚書趙公文集》。

孟澤民《雲巖先生文集》。子攀鱗，金末名士，雖‘在羈旅困厄中，孜孜不忘揚其親之善’。局勢稍穩，即將先父文集鏤板以行。

曹之謙《兑齋曹先生文集》。汴京破，徙居平陽，隱居教授。至元中，其子曹子輶爲之刊印，等等。

然而，更多的却是子孫無力或無心作爲。如任詢，‘平生詩數千首，君謨殁後皆散失’；蔡珪，一生著述涉及經史子集，而存世無幾。李純甫嘗曰：‘正甫文字全散失不傳，以是知士大夫貴有良子弟也。’

應當指出的是，耶律楚材爲保存一代文獻作出了重要貢獻。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遼東丹王之後、金尚書右丞耶律履之子。中都陷落，歸附蒙古，官至尚書令。嘗屢諫蒙古汗王嗜殺，並解救了一批金末名士，刊印了一批重要著述。如：

張居中，出金之司天臺世家，通經史百家之學，嘗寫災異事若干，‘藏在史館’。所著《六壬祛惑鈐》六卷。癸巳歲（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楚材撰序鼓吹：‘引式明例，皆有所據。或有隱奥，人所未通者，釋以新説。蓋採諸經之所長，無所矛盾者，取其折衷，爲一家之書，近代未之有也。’

苗秀實，號棲巖，少時從鄉先生喬扆學琴。章宗朝，以伎藝精妙而授翰林待詔。壬辰歲（天興元年、一二三二年），汴京破，楚材命北上，卒於范陽。所著《琴辨》，‘凡四十餘曲’，皆爲‘絶聲’，亦爲之鏤板。

孔元措，孔子五十一世孫，襲封衍聖公，兼曲阜縣令，著有《祖庭廣記》。金亡之際，楚材指名索取，令歸闕里奉祀，重刊其記。

李純甫，號屏山居士，著有《鳴道集説》五卷。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賞音者。’敬鼎臣聞楚材求屏山書甚切，徒步數百里，赴燕獻書稿，甲午歲（蒙古太宗六年、一二三四年）爲之刊行。

《趙城金藏》因遭兵火，經版缺失近半。丙申歲（蒙古太宗八年、一二三六年），楚材倡議補雕：‘欲析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出世間財。’

然而，這些文獻不過滄海一粟。不久，連那些搶救成果也多散佚了。元末詔修遼、金、宋三史，購求遺書已頗艱難。元危素《史館購求書目録序》云：

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數史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淛、江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寧處，諭以皇上仁明，鋭志删述，於是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採擇其要者書諸策矣。暇日因發故櫝，録其目録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之書，世無他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筦龠者誠慎守之，不至於散亡可也。有志于稽古者，豈不有所增廣其學問云爾。至於人情之險阻，事物之轇轕，别爲一録，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爲難。

這説明，元末蒙古汗王的權威日薄西山，雖以詔令徵集而響應者‘甚少’；當時遼金文獻已存世寥寥。因此，危素‘别爲一録，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爲難’，反映出序者內心深處的良多感慨。如深入考察，問題不止於此，還存在其他一些複雑因素。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御定全金詩》論及金詩存世稀少原因，云：‘特北人質樸，性不近名，不似江左勝流，動刊梨棗。迨汝陽板蕩，散佚遂多。’此説多少有些道理。如喬扆工詩詞，兼通音律，有集藏於家。劉中長於古文，典雅雄放，有韓柳氣象，‘有文集藏於家’。楊雲翼博通經傳，善天文律曆醫卜之學，所著《句股機要》、《象數雜説》等‘皆藏于秘府’。馮延登‘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董文甫‘於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所著論道一編，後歸劉祁，藏於家。張正倫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爲集若干卷，藏於家’。曹玨‘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王無咎‘生平得古律若干，目曰《青峰詩集》，傳於家’，等等。

這些‘藏於家’著述均遺佚，或社會動亂，無法付梓；或曩中羞澀，無力雕版；或子孫無德，無人經營。其中，楊奂的遭遇尤爲典型。在金，才學出衆而累舉不第。金亡，年五十餘，以儒生就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授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乙卯歲（蒙古憲宗五年、一二五五年）卒，年七十。元好問稱之‘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其一生著述豐富，‘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鑒》三十卷；《韓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蓋起於唐虞，訖於五代也’。然而，這些著述歷盡厄運，迄今所存不過《還山遺稿》二卷。元姚燧《紫陽先生文集序》云：

歲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篪者，相失兵間；次王亨，皆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亡妻手，語夫人吴曰：‘他日無醮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婿其家，得觀《還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遺集，寶有甚至，不以付三婿。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次姨自櫝之。燧後爲秦邸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恚而與其姊絶，尋卒。刺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姨適任良，及主荆門長林簿，求先生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來長林省其姑，録四帙歸。後亨子某，婿昭文館大學士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由爲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於王氏敗笥故書間得其七帙。寅橐以遺燧。思四帙在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攜其子某親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哉！’今年四月，曙滿秩南劍録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建寧書坊。過宣，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常面命之。曙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顧能成其兄志而文其祖書，行今與後，亦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酅國世家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故燧著是五十年間幽鬱於昔、將昭章於今者於篇終云。

姚燧爲元初翰林詞臣、楊奂之婿，所言當不誣。

二 元明兩代肆意竊取金人著述

如果説金末喪亂重創了一代藝文，不過是兵火與搶掠，猶如外傷，那麽，金人著述在元明兩代的遭遇雖無刀光劍影，卻是摧殘尤甚，不啻爲內傷。

金亡後，北方社會持續動亂，道德淪喪，斯文掃地，以至於士流剽竊盛行。金末王若虛嘗言：‘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爲人竊去。’元初王鶚亦以自嘲針砭時弊云：‘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

金代名醫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初刻於大定間。辛亥歲（蒙古憲宗元年、一二五一年）再刻，楊威爲序云：‘惜哉先生卒，書世不傳，使先生之道竊入小人口，以爲己書者有之。予憫先生之道，屏翳於茅茨荆棘中，故存心精校，今數年矣。命工鏤板，擬廣世傳，使先生之道出於茅茨荆棘中，亦起世膏盲之一端也。’以劉氏之德高名重，雖有小人竊取，終未得逞。

而太醫趙庸奉敕所編《風科集驗名方》卻没有那様幸運。趙庸字大中，與名士元好問、張緯文等俱有交往。值金末喪亂隱遁，不知所終。由於‘名方’頗具臨床價值與社會影響，有心者遂藉‘增訂’之機而‘續添’己名。如金末士人趙素，爲避兵禍，遁入全真教，南下漂泊荆湖，得此‘名方’。北歸後，獲賜虛白處士號。癸丑歲（蒙古憲宗三年、一二五三年），將‘名方’付梓，爲序曰：‘醫非細事，可知五行萬物之數之氣之味之性，用方劑始可爲據也。故將耳聞目見得效作驗者，書爲十集，目之曰《風科經驗名方》，實非利禄之學，以備國家無疆之地，資醫藥夭横之急爾’。這篇序文隱去原創者姓名，字裏行間完全以撰者自居了。

大德間，湖廣官醫提舉劉君卿發起重刊，‘命廬陵左辰叟校讎增定’。‘訛者正之，脱者補之，復者削之，舛者竄之，略者增之，疑者缺之。’由‘十集’增至‘二十八卷’，鏤板以行。而劉君卿乃趙素弟子，刻意將‘名方’著作權歸其師，並廣邀名流爲之鼓吹，自己則以‘嫡傳’繼承。如：

安慶序曰：丙申歲（蒙古太宗八年、一二三六年），虛白處士‘挾策歸明大元，復居恒山。仕宦名家，凡中風者治之，不逾月而痊愈矣，奚可數焉。予憐其編緝諸風未備者，補綴完美，不揆荒蕪，而序其筆汙之勞，使疾人不置拐杖而復登車上馬，天下萬世有賴，不爲細事矣。’

杜道堅序曰：‘湖廣官醫提舉劉君卿，少事河中趙才卿學。才卿既被召賜還，以皇極道院老焉。遺山元先生實銘之。晚出二書以授君卿，一曰《風科集驗方》，一曰《心庵爲政九要》。君卿既以醫道遊公卿間，屢爲當路推挽，則所謂集驗方者，無不試矣。’

狄思聖序曰：‘虛白趙公，儒而醫、醫而良者也。裒集風科名方，簡而出之，號專門學，惜乎人亡道息。提舉劉公君卿識高才博，研精難素，家傳心法，獲是方知其妙契玄通，默潛真訣，乃方藝之淵源，誠醫經之機括，重爲演微素隱，收遺補漏，芟晻昧，除混淆，增修讎校，理明義備，亦猶荆巖珍璞遇和氏，價倍者乎？’

臧夢解序曰：虛白處士‘家世業儒，而通於岐黄之學，洞究病證之本源，裒集古今之治法，以風爲百病之長，編爲《風科經驗名方》。凡中風者，百試百效。又有《爲政九要》，述經世之法，惜其不及見用，悉以授之頤齋劉君卿，乃鋟諸梓，以廣其師經濟之志，可尚也已。’

如此鼓吹，清水攪混了，離事實越來越遠了。入明後，焦竑《國史經籍志》卷四《醫家》著録，‘驗’作‘論’，歸‘佚名’。當時書目罕見著録，而實際流傳頗廣，人們競相據爲己有。明孫雲翼《風科集驗名方跋》即透露出這樣的故事：

先大夫曲水翁篤嗜古書，所藏甚富。是書雖刻于勝國時，以繕鏤精緻，又爲醫家言，特珍惜之。嘉靖中，遭島夷兵燹，避亂金壇，百物皆棄，獨攜此書。會先慈抱疴，延京老醫錢霽山者，灼艾無以娱之，因出此書相示，遂不告攜去，耿耿往來於懷。後從叔德輿出先祖石雲翁所藏遺書，亦有是編，亟購得之。時外弟王宇泰方留心醫學，復被豪奪，意此書已矣，終不可見矣。後遊陽羨市中，復購得是編于周孝侯廟。辛丑上公交車，又爲不肖子賣去，訪而贖還，迄今又十五年矣。後之子孫其永保之。

至清代，雖經乾嘉學者考訂，仍殘存那些不實鼓吹的影響。如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子部醫家類》曰：‘趙大中《風科集驗名方》二十八卷，趙素訂補。’而所訂補者爲何？

再如《新刊惠民御藥院方》。元初高鳴序云：‘太醫提點榮禄許公暨二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其訛，補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將宏肆流傳，俾人人如在良醫左右’。榮禄許公指許國楨，字文進，中統元年授榮禄大夫提點太醫院事，《元史》卷一六八有傳。壬寅，蒙古太宗乃馬真后稱制元年（一二四二年）。至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許公暨二三僚友’以‘壬寅書板’爲基礎增補重刊。後來，諸書志竟歸許國楨名下。實際上，‘壬寅書板’不過是金人方書的翻刻。其卷五‘檳榔圓’下注：‘泰和五年，御直馮元童傳奉聖旨，降到檳榔丸方一道，便交合者’；卷七‘半夏利膈圓’下注：‘祟慶元年，改作檳榔利膈圓’；卷九‘兩炒圓’下注：‘大安三年，本院劉仲玨改用姜湯送下’；卷一〇‘酸棗仁煎’下注：‘興定五年，權直長張古以藥稠難濾，添酒半升’；卷一六載明昌、貞祐間醫驗二事，等等。這説明，雖經整理，仍未消除金板痕跡，露出了元人竊取前代醫家成果的馬腳。

然而，同明人相比，元人的剽竊行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清顧炎武嘗言：‘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如修纂《永樂大典》而徵書時，金人文獻‘捆載滿前，汗牛塞棟。在局者稍識文字，皆驚爲無主之奇貨。中間諸家小集，大可假裝門面，於是相互没入，没入不已，競相盜販。至所存經史釋道醫律各種，實無取而備數者也。韻學演算法尤不解，而無用者也。惟党、趙、王、元諸集，畏其大名，不敢公肆攘竊。自餘可以全偷者没之，可以抽取者缺之。諸人既已各飽所欲，視閣藏反爲棄物，不過按部計册，草草録目，隨著翰林一員，典籍了事。是以雜著十亡其七，詩文十亡其八，豈非金源文士之不幸，遭此狗鼠之奇禍耶？’這種看法不無根據。施國祁先生以‘燕京八景’題詠爲例云：

趙正夫所寄北平舊志載金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爲古風，或演爲小曲。所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至永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倡和，更薊門‘飛雨’爲‘煙樹’，和者相屬。《元一統志》八景作‘太液秋波’。《中州集》七卷朱宫教瀾《宫詞》：‘太液芙蓉上下天，秋波淡淡白生煙’。此明昌作‘秋波’之證。又‘積雪’應作‘晴雪’。遺山《新樂府·浣溪紗》詞曰：‘日射雲間五色芝，鴛鴦宫瓦碧參差，西山晴雪入新詩。’注：‘往年宏詞御題有《西山晴雪詩》’，則作‘晴雪’無疑。按八景詩，金源詞人無一語及，其題字遂莫得詳。趙僅取北平志所云，而‘秋波’、‘晴雪’亦藉《一統志》、《新樂府》可以訂正。至若明人，又作‘晴波霽雪’矣。而‘瓊島春陰’，明人作‘春雲’；‘薊門飛雨’作‘煙樹’矣。明初徵天下書，文淵閣舊集靡不搜採，值閣諸人覷得諸家小本有此詩，而《中州集》一語不及，因以没入，塗去名氏，改易題目，紛紛掠爲己有。一時楊榮、金幼孜、黄淮、邵緝、梁潛、林環、曾棨、王洪等十餘人，詞林盛集，大放厥詞，不知皆從剽奪中來者。此明人偷書之祖。余曰：顧亭林先生有言，故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蓋已先爲君言矣。至‘秋風’，無可爲景，作‘秋波’無疑，而明人改作‘晴波’，亦足爲‘波’字之證，北平志誤也。

清初的《人海詩區》是一部歷代吟詠北京詩篇的結集，卷帙頗巨。如對照檢閲，則可以印證，施先生所言不虛矣。

另外，明人喜編類書，卻使所聚原著删削割裂，多有廢棄。特别是《永樂大典》，名爲盛世之舉，實若焚書之害。而且，先後僅抄成兩部，高束宫廷館閣，天下士人難得一見。因此，隨着斗轉星移，大典漸次散佚，一些包括金代在內的文獻從此絶跡了。如大典殘帙所引郝俣《郝內翰俣集》；耶律履《耶律文獻公集》；楊雲翼《續資治通鑒》；白華《寓齋集》；劉祁《泰山雅詠》；王元粹《王元粹詩集》，等等。

再如《中州元氣集》，入明後尚存。孫能傳等《內閣藏書目録》卷五《樂律部》、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一〇《詩詞》、錢溥《秘閣書目·詩辭》、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詩詞集》、董其昌《玄賞齋書目》卷七、佚名《近古堂書目》卷下俱見著録。此外，《永樂大典》亦屢見引録，使得些許詩文作品有幸保存下來。這部大典殘帙僅爲原書百分之幾，而引録金人著述如此之多，一併成爲它的殉葬品。

再如《詩淵》，輯入不少金人詩作，却一律題作‘元’。如蔡珪《洞庭》；朱自牧《高郵橋下》、《江樓晚望》；劉彧《山居苦》；郝俣《題五丈原武侯廟》；任詢《遊謝氏山亭》；馮子翼《登岳陽樓》；史肅《村居》二首；王良臣《種梅》、《山寺》、《春遊宿山館》；邊元鼎《和》、《沁水山寺》等等，多爲《中州集》失收，當從金人詩集或别集輯入。而那些集部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再如《天機餘錦》，輯有一些金代詞作，其中包括馮延登十六首，《中州樂府》未見，當是據金人詞籍輯入，而原書早已廢棄埋没了。

三 封建正統意識抑制了金代文獻的傳播

清黄廷鑒《金文最序》云：‘夫金之立國，元既相仇，明人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散佚。’自南宋，士人自持正統，歧視女真，致使北方著述難以在江南立足，即所謂‘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即使傳入，也多遭改竄。如金初名醫成無己所著《傷寒論注》、《傷寒明理論》及《論方》等，《宋史·藝文志》竟歸入宋。入明再刻，亦如之。清代藏書家錢曾以博洽聞名，仍謂‘北宋時人’。成氏蒙冤何其久也。

金亡後，蒙古沿用女真治國機制，文壇仍是前金士人的天下，如王鶚、王磐、宋子貞、張德輝、楊果、徐世隆、高鳴、李昶、商挺等等。當時南北阻隔，這些人的影響所及僅限於北方。如檢索元代‘集部’，不難發現，金人著述幾無涉及。元末修宋、遼、金三史，僅《宋史》設‘藝文’，而遼、金兩朝俱無。何以如此？這不過是那些秉史筆的南宋文人後裔的狹隘心理在作祟，北方‘夷虜’似不應享有創造藝文的地位。入明後，女真被列爲‘四夷’之一，不甚重之。寧獻王朱權重刻金代名醫劉完素《保命集》，爲序曰：

是書者，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守真所撰之書也，時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焉。始守真蘄惜無傳，至胡元憲宗元年，乃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也。相去六十五年矣。大鹵楊震亨謂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不可私也，乃鋟諸梓。惜乎古板於兵燹不存久矣，世無其傳。今命工重刊既完，必用序以紀其實，姑書于篇端云。或曰：不書中國之正朔，而用金虜之正者何？當宋季也，河間爲金虜所有而用之故也。

在這位大明宗室眼裏，‘金虜’不配‘中國之正朔’，即使不得不用，也要標明與之相應的‘中國之正朔’。這種‘創造’竟成爲明清兩代的傳統，至今仍在延用。

金代文獻一部分毁於元，前文已述；一部分佚於明，舉例如下：

完顔勖《先朝實録》。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著録，作‘《金實録抄》三本’，云：‘內多奇聞異事，正史所未載者；亦有與正史相矛盾者，不可不知。約而抄之，其四十五本。’此外，還有《女真郡望姓氏譜》‘二卷’，明代猶存。

党懷英《党學士詩集》，明錢溥《秘閣書目·詩辭》、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詩詞集》均著録‘一册’。亦見明李廷相《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

《新定泰和律令敕條格式》五十三卷，包括《泰和律令》二十卷，《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一四《刑書》、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五《刑書》均著録‘《泰和律令格式》九册’、‘《泰和新定律義》十六册’。

《龜鑒萬年録》，趙秉文、楊雲翼奉詔撰。明孫能傳等《內閣藏書目録》卷八《雜部》著録，作‘《萬年龜鏡録》二册’，云：‘採摘經史，分上中下三卷，因萬年節撰進者。’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四《經濟》、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二《經濟》亦著録。

趙秉文《百里指南》，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一四《政書》、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五《刑書》均著録‘一册’。

楊雲翼《勾股機要》，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著録‘一卷’。

韓玉《元勳傳》，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著録‘《金元勳傳》十卷’。

楊奂《紫陽先生東遊記》，明孫能傳等《內閣藏書目録》卷八《雜部》著録‘一册’，云：‘內有《魯國圖》、《防山圖》、《顔母山圖》、《尼山圖》，總記一首。’今文存而圖佚；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六《古今通志》亦著録。

元好問《壬辰雜編》。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二《經濟》著録‘三册’；元氏《杜詩學》。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一〇《詩詞》、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詩詞集》著録‘三册’。

張珍《疊代世範》。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四《經濟》、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二《經濟》均著録‘張珍《疊代世範纂要》二册’。

劉祁等《渾源劉氏傳家集》。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九《文集》著録，作‘《渾源劉氏集》二册’，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三亦著録。

王萬慶《澹遊集》。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一〇《詩詞》、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詩詞集》均著録‘一册’。

敬鉉《明三傳例》八卷、《春秋備忘》三十卷。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一《春秋》著録‘敬鉉《春秋傳例説略》三册’；明孫能傳等《內閣藏書目録》卷二《經部》著録，云：‘《敬先生春秋備忘》八册，鈔本，宋敬鉉著，集《春秋》家諸儒之説而折衷之者。’

趙素《虛白處士爲政九要》。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四《經濟》、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二《經濟》均著録‘一册’。

楊鵬《陶然集詩》。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詩詞集》著録‘一册’。這些文獻均傳至明代而佚於明代，且涉及的書目不過是九牛一毛。

綜上所述，一代藝文的興衰是與一代王朝的命運緊密聯在一起的。女真崛起時，所向披靡，取北宋於青城受降。北宋長久的文化積累幾乎全部爲女真人所得，經過吸納與消化，迅速跨越結繩計數的蠻荒階段，以華夏文明繼承者的姿態入主中原。然而，曾幾何時，女真鋭氣喪盡，也走向覆亡，向蒙古鐵騎降伏之地仍在青城。大金經營百餘年的文物圖籍，隨着帝國大廈的坍塌而散落飄零，化作塵埃。歷史的滄桑是説不盡的，誠如元好問《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所云：‘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閲古今。’

1. 《金史》卷九五《移剌履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一〇一頁。
2. 《金史》卷八七《僕散忠義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九三五頁。
3. 金韓道升《重編改併五音篇序》，見金韓道昭《重編改併五音篇》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金史》卷一一〇《楊雲翼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四二一頁。
5. 《金史》卷一二六《文藝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四〇頁。
6. 元郝經《陵川集》卷三五《房山先生墓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金史》卷一三一《方伎傳》謂武禎‘深數學’，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八一四頁。
8. 元祖頤《四元玉鑒後序》，見元朱世傑《四元玉鑒》卷末，宛委别藏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今按元裕，當作元裕之，即元好問，忻州人。所謂絳人，或記誤，或筆誤。
9. 清施國祁《吉貝居雜記》：‘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澈，方山抽分窯冶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高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按碑文，兄澈弟滋，則仁卿名“治”無可疑者，且與字義正合。自此碑外，所見諸書無不作“冶”者，不知其訛自何始。考仁卿生於大定二十年庚子，至正大七年庚寅登收世科，已五十有一歲矣。同榜自詞賦李塘、經義孟德淵外，有劉從禹虞卿、孟攀鱗駕之、任亨甫嘉言、龐漢茂宏，見於記序碑文者數人。金亡北渡，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且觀其中統拜職後，與翰林諸公書云：“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禄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斂跡深山，木石與居，鹿豕與遊，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其本意大可見矣。蓋在金則爲收世科之後勁，入元則占改麻之先機，生則與王滹南、李莊靖同爲一代之遺民，死則與楊文獻、趙閑閑並列四賢祠祀，而後人不察，錯稱其名。吁！可悲已。余曰：近刻仁卿所著《測圓海鏡》、《益古衍段》二書，前題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雖仍舊刻，亦失於改正。’見民國羅振玉《雪堂叢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册七〇二頁。
10.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三《子部醫家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一三二九頁。
11. 《金史》卷三八《禮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八七五頁。
12. 自隋《切韻》分韻二六〇部，至金代後期定格爲一百零六部，稱之‘平水韻’。金王文鬱的《新刊韻略》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不久，金人張天錫的《草書韻會》問世，彙編金及金以前歷代草書家筆跡，收單字五千五百多，按平水韻‘一〇六部’分類，每部以同音字群（小韻）次第。由此可見，品第書法也是按‘平水韻’編纂的。
13. 元郝經《陵川集》卷二六《太極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 《歸潛志》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頁。
15. 《滹南遺老集》卷三《論語辨惑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七頁。
16. 李純甫《諸儒鳴道集序》，見《諸儒鳴道集》卷首，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本，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
17. 《中州集》卷四《屏山李純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二一九頁。
18. 《滹南遺老集》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七頁。
19. 《滹南遺老集》卷三二《雜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〇〇頁。
20. 《滹南遺老集》卷七《論語辨惑》，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五一頁。
21. 《滹南遺老集》卷三七《文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三五頁。
22.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三，四部叢刊本。
23. 金趙秉文《滏水集》卷一〇《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24. 清況周頤《惠風詞話》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五七頁。
25. 《歸潛志》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頁。
26. 宋張棣《金圖經·儀衛》，見李澍田等《金史輯佚》，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七九頁。
27. 宋張匯《金節要》，見李澍田《金史輯佚》，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六〇頁。
28. 《金史》卷四《熙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七七頁。
29.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三《海陵煬王》，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七頁。
30. 宋張棣《正隆事蹟》，見李澍田《金史輯佚》，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二二三頁。
31. 《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八三頁。
32. 《金史》卷七《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八頁、第一六四頁。
33.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三六頁。
34.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頁。
35. 元陶宗儀《輟耕録》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論》，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第三三五頁。
36. 《金史》卷三五《禮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八二七頁。
37. 《金史》卷二八《禮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六九四頁。
38. 《金史》卷三五《禮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八一六頁。
39.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六引《金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一一九七頁。
40. 《金史》卷四五《刑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一四頁。
41. 《金史》卷八《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五頁。
42. 《金史》卷四五《刑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一六頁。
43. 《金史》卷一一《章宗紀》：泰和二年，‘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五九頁。
44.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二《大金德運圖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一〇九〇頁。
45. 《滏水集》卷一四，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九七頁。
46.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七，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四七六頁。
47. 《金史》卷七《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五頁。
48. 《金史》卷六《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〇頁。
49. 《金史》卷七一《斡魯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六三三頁。
50.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二引《金虜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九六〇頁。
51. 宋范成大《攬轡録》，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五頁。
52.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四〇頁。
53. 《金史》卷六四《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二五頁。
54. 《金史》卷六四《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二七頁。
55. 《金史》卷六四《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二七頁。
56. 《金史》卷一三〇《列女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九八頁。
57. 金靳玉《滑州重修學記》，見《（民國）重修滑縣志》卷六《金石》，中國方志叢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58. 《（民國）新絳縣志》卷四《名宦傳》，中國方志叢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59. 《（民國）順義縣志》卷五《行政志》、卷一四《藝術志》，中國方志叢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60. 元王鶚《汝南遺事》卷四，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61.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四三頁。
62. 《金史》卷一七《哀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三七五頁。
63.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八《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四部叢刊本。
64.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四〇頁。
65. 《金史》卷一〇《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三二頁。
66. 《金史》卷八《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四頁。
67. 《金史》卷一二《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〇頁。
68. 《金史》卷九八《完顔匡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一六四頁。今按，顯宗指完顔允恭，世宗太子、章宗之父，未及即位而逝，後追謚廟號曰顯宗；所謂寢殿小底，即近侍局奉御，隸點檢司，屬親軍官員。
69. 《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録》上，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五七八頁、一五八〇頁、一五八八頁。
70. 宋周輝《清波雜誌》卷三《朔北氣候》，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〇四〇頁。
71. 《金史》卷四四《兵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九九一頁。
72. 宋洪皓《松漠紀聞·補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3. 《金史》卷九九《孫即康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一九六頁。
74. 《金史》卷一三一《方伎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八一二頁。
75. 《中州集》卷八《宗御史端修》，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四一二頁。今按，《金史》卷一一《章宗紀》：承安四年二月，‘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則章宗朝已改姬姓。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四九頁。
76. 《中州集》卷七《李扶風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三五三頁。
77.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引宋趙子砥《燕雲録》，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二五頁。
78. 《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禮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九六四頁。
79. 《金史》卷八《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〇四頁。
80.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三七頁。
81. 《歸潛志》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七七頁。
82.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八《臨淄縣令完顔公神道碑》，四部叢刊本。
83. 明權衡《庚申外史》，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〇頁。
84. 元陶宗儀《輟耕録》卷三《正統辨》，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第三四頁。
85.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三〇《京畿》‘乾隆十八年御製望大房山作歌’注引清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〇九〇頁。
86. 《清高宗實録》卷一一五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87. 《清史稿》卷八四《禮志》，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七二九頁。
88. 《清史稿》卷四《世祖紀》：順治二年春正月，‘命房山縣歲乙太牢祭金太祖、世宗陵’；又，順治二年三月：‘始祀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於歷代帝王廟，以其臣耶律曷魯、完顔粘没罕、斡離不、木華黎、伯顔、徐達、劉基從祀’。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六二頁。
89. 清黄廷鑑《金文最序》，見《金文最》卷首，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90. 元郝經《陵川集》卷三〇《删注刑統賦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1. 元王惲《秋澗集》卷五八《渾源劉氏世德碑》，四部叢刊本。
92. 《陵川文集》卷三七《與宋兩淮制置使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3.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二，四部叢刊本。
94.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八《趙閑閑真贊》，四部叢刊本。
95. 《陵川集》卷三五《遺山先生墓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6. 宋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見元蘇天爵《元文類》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六七頁。
97. 《陵川集》卷三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8. 《秋澗集》卷四三，四部叢刊本。
99. 元魏初《青崖集》卷二《寄答雷按察》：‘中州元氣文章伯，四海今知有使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0. 《青崖集》卷二詩題云：‘徽州學正胡泳子遊，自京都來過予於維揚，以士常中郎長詩見示。又省掾王約彦博謂子遊文筆有中州氣象，用是不敢以常書生遇之。’
101.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一八頁。
102. 《全唐詩》卷五三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六一四〇頁。
103. 《金史》卷八《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九頁。
104. 《金史》卷三九《樂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八九二頁。
105. 金啓孮《論金代的女真文學》，《內蒙古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106.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之七，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六九五頁。
107. 《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一八〇頁。
108. 金毓黼《渤海國志長編》卷一四《地理考》：‘南海府之所在有二説：一在今咸興之德源，亦即高句麗之泉井郡；一在今咸鏡北道之鏡城。……今朝鮮北青郡新昌有渤海古都之遺址，南距海岸約數里，其地在鏡城之南，或謂此南京南海府之所在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一六頁。
109. 《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一八二頁。
110.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五三六二頁。
111. 民國黄維翰《渤海國記》上篇引《張曲江文集》，《渤海國志長編》外九種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〇六頁。
112. 《渤海國記》下篇引《張曲江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五三頁。
113.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五三六二頁。
114. 《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一八二頁。
115.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六三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七二三〇頁。
116. 《全唐詩》卷五八三，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六七五六頁。
117. 明畢恭《遼東志》卷一《金州衛》：‘敕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鑿井兩口，永爲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遼海叢書本，遼沈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三六二頁。今按，《舊唐書》卷一九九《渤海傳》謂‘遣郎將崔訢往册拜祚榮’，與井欄題名合。崔訢即崔忻，當以忻爲是；‘靺鞨’當作‘靺羯’；‘鑿’、‘造’二字似衍；凡二十九字。民國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一亦録：‘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爲記念，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凡三十一字。二十世紀初，‘鴻臚井碑石’被日本駐旅順海軍强行運至該國，現存東京皇宫建安府前院。
118. 徐自强《張建章墓誌考》，《文獻》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19. 宋王若欽等《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第一一四〇五頁。
120. 《舊唐書》卷一二四《李正己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五三五頁。
121. 宋王若欽等《册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第一一七二七頁。
122. 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六‘蕃夷請經史’，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六六七頁。
123.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三六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四〇七六頁。
124. 唐徐寅《贈渤海賓貢高元鼓詩序》，見《全唐詩》卷七〇九，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八一六二頁。今按，芻蕘，文人自謙之辭，喻著述淺陋。
125. 宋李昉《文苑英華》卷四七一《翰林制詔》引唐封敖《與渤海王大彜震書》，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第二四〇六頁。
126. 金毓黼《渤海國志長編》卷一八《文徵》引《元氏長慶集·穆宗授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將軍等放還番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六一八頁。
127. 《舊唐書》卷一九九《渤海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五三六〇頁。
128. 閻萬章《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二期。
129. 金毓黻《渤海志長編》卷二〇《餘録》。又，《餘録》引[日]稻葉巖吉《滿州發達史》，謂日籍學者白鳥庫吉博士於一九〇八年赴上京城考察，‘曾於東京城附近採得一種瓦片，其上有類似文字之記號，大略似女真文，而頗有不同之點。是否爲渤海之文字，固不敢斷言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七四五頁。另，一九三一年，前蘇聯學者也來渤海上京調查，採集到不少文字瓦，多數文字符號是可辨識的漢字，而有些在漢語辭書中查無出處，不能釋讀。參見朱國忱等《渤海遺迹》引[俄]B·包諾索夫《關於調查東京城遺址的初步通報》，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三七頁。另，李强《論渤海文字》將這些字分爲‘正楷’、‘殊異’和‘符號’三類，以爲殊異字是漢字的别體，多因形似致誤。見《學習與探索》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130. 《金史》卷四《熙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七三頁。
131.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三引張賁《東京記》，二十四史訂補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三册八四一頁。
132. 《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一八三頁。
133. 《渤海國志長編》卷一八《文徵》，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六四〇頁。
134. 宋王若欽等《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第一一四〇五頁。
135. 唐張喬《送僧雅覺歸海東》，見《全唐詩》卷六三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七三一二頁。
136. 金毓黼《渤海國志長編》卷一八《文徵》引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六四一頁。
137. 《金史》卷二《太祖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五頁。
138.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引宋趙子砥《燕雲録》，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二五頁。
139.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五頁。
140. 宋葉禮隆《契丹國志》卷一〇《天祚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一二頁。
141. 宋馬擴《茅齋自敘》，見李澍田等《金史輯佚》，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一二三頁。
142. 《金史》卷八〇《大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〇七頁。
143. 《金史》卷八六《李石傳》未涉李氏族屬問題，日本學者外山軍治《世宗的即位與遼陽渤海人》考證爲渤海人。見劉浦江《遼金史論·渤海世家與女真皇室的聯姻》，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九七頁。
144. 《金史》卷八六《李石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九一一頁。
145. 《金史》卷八三《張浩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六二頁。
146. 《金史》卷九〇《高衍傳》有‘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太后族人’。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〇〇五頁。
147. 《金史》卷七六《宗義傳》：‘左副元帥撤離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離喝。’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四〇頁。又《金史》卷六三《后妃傳》：海陵即位之初，封貴妃，後‘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第一五〇八頁。
148. 《金史》卷六四《后妃傳》：大定‘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於坤厚陵。’又《金史》卷八〇《大傳》：大定初，大之子磐以事得罪，‘有妹在宫中爲寶林’，因使之向世宗説項。今按，金代后宫制度，妃凡十二位，柔妃爲其中之一，其下有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寶林等。大磐妹初入宫時當爲寶林，後進柔妃。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一〇頁。
149. 《金史》卷七六《宗義傳》：‘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七四一頁。
150. 鄒寶庫《遼陽市發現金代〈通慧圓明大師塔銘〉》，《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151. 《金史》卷六四《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二六頁。
152. 《新五代史》卷一二《周本紀》：顯德六年春正月，‘女真使阿辨來’。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二三頁。
153. 《遼史》卷四七《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七七二頁。
154. 《遼史》卷四《太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九頁。
155.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三《試進士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二七頁。
156. 清紀昀等《續通典》卷一八《選舉》，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二一九頁。
157. 《遼史》卷二《太祖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六頁。
158. 參見《遼史》卷七五《耶律突吕不傳》、卷七六《耶律魯不古傳》。
159. 劉鳳翥《契丹大字與契丹小字的區别》，《內蒙古社會科學》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160. 《遼史》卷六四《皇子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九六八頁。
161. 《遼史》卷七二《義宗倍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二〇九頁。
162. 《遼史》卷七一《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一九八頁。
163. 《遼史》卷三《太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五九頁。
164.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七一頁。
165. 《遼史》卷八〇《馬得臣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二七九頁。
166. 《遼史》卷一五《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七一頁。
167. 《遼史》卷一八《興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二一一頁。
168. 《遼史》卷二五《道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二九六頁。
169. 《遼史》卷七一《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二〇五頁。
170. 陳述《全遼文》卷三《伏虎林應制》，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六二頁。
171.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〇七一頁。
172. 《遼史》卷七一《后妃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二〇六頁。
173. 陳述《全遼文》卷八《秦晉國妃墓誌》，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一九四頁。
174.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九五頁。
175. 蔣祖怡、張滌雲《增訂遼詩話》卷上引《古今詩話》：‘雄州安撫都監稱宣事云：遼人好樂天詩，聞遼主有詩云“樂天詩集是吾師”。’全遼詩話本，岳麓書社一九九二年，第九頁。
176.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一八《契丹誦詩》，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五一四頁。
177.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七，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六六頁。
178.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頁。
179. 宋蘇轍《欒城集》卷四二《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之一，唐宋八大家全集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第五〇四四頁。
180. 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録》卷七《歌詠》，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八九頁。今按，《欒城集》卷一六《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作‘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著胡人問大蘇’。
181. 《遼史》卷六〇《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九二九頁。
182.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三七頁。
18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一，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一三六頁。
184. 《宋會要輯稿·刑》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六五五八頁。
185. 《蘇軾文集》卷六三《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之三，唐宋八大家全集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第三八七九頁。
186.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四五六三頁。
187. 《欒城集》卷四二《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之一，唐宋八大家全集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第五〇四四頁。
188. 《宋會要輯稿·刑》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六五五八頁。
189. 《蘇軾文集》卷六三《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之二，唐宋八大家全集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第三八七八頁。
190. 《遼史》卷一〇《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一四頁。
191.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二三頁。
192. 《宋會要輯稿》卷五二五七《蕃夷》，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六七七頁。
193. 《遼史》卷二四《道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二八四頁。
194. 《遼史》卷二六《道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一四頁。
195. 《遼史》卷八《景宗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九四頁。
196. 金王寂《遼東行部志》，遼海叢書本，遼沈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三二頁。
197.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八《興宗文成皇帝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八二頁。
198. 遼耶律興公《創建静安寺碑銘》，見陳述《全遼文》卷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二〇〇頁。
199.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〇《宣慰張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第二〇六頁。
200. 《金史》卷二《太祖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三六頁。
201. 金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一《論詩絶句》之七，四部叢刊本。
202. 宋司馬光《稽古録》卷一七，四部叢刊本。
203. 徐規《宋太祖誓約辨析》，《歷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204.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四，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第六頁。
205. 宋李燾《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二八頁。
206. 《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一，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三七〇頁。
207. 《宋大詔令集》卷一五七《興學校詔》，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五九一頁。
208. 《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七一頁。
209. 《宋大詔令集》卷一五八《求遺書詔》，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五九七頁。
210. 宋李燾《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七一頁。
211. 《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五九頁。
21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三《子部醫家類》：‘儒之門户分於宋，醫之門户分於金元’。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第一三二九頁。
213.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邊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4.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癸酉’，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九五 七頁。
215. 《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七一二頁。
216.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二，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第一一九頁。
217.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建隆二年八月辛亥’，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二頁。
218.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七之一〇繫於‘乾德元年（九六三年）八月’，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五〇八八頁。
219.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癸亥’，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一二二頁。
220. 宋晁以道《景迂生集》卷三《負薪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六月戊申’，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二八五頁。
222. 《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七一二頁。
22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十二月庚申’，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四六六頁。
224.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甲辰’，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〇四——五〇五頁。
225. 《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三，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七一二頁。
226. 《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四〇三八——一四〇三九頁。
227. 《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七一二頁。
228.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十二月末’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七二八頁。
229.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七月庚戌’，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七八九——七九〇頁。
23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〇‘慶曆四年六月戊午’引宋富弼《河北守禦十二策》，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三六五〇頁。
23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丙辰’，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五九七頁。
23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六九四——一六九五頁。
233.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六‘慶曆五年閏五月癸丑’，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三七八一頁。
234.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五‘熙寧五年七月甲午’，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五七〇九頁。
23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二月甲戌’，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九一八頁。
236.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四，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五七一頁。
237. 《宋史》卷九八《禮志》一，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二四二三頁。
238.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七‘大中祥符五年四月辛丑’，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七六一頁。
239.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二月丙午’，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二五五五頁。
240. 《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三九〇三頁。
24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一一‘元豐四年二月乙酉’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七五四七頁。
24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二‘元豐五年正月丙午’，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七七六八頁。
243.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四，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五七一頁。
244. 《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七七一二頁。
24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一‘天禧二年二月癸未’，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二一〇一頁。
24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四‘天禧三年十一月己卯’，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二一七二頁。
247. 《宋史》卷四九一《定安國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四一二九頁。
248. 宋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一《女真國》，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九頁。
249. 宋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一《女真國》，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九頁。
250.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〇《高宗紹興二十四年》，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第三四四五頁。
251. 《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一六頁。
252. 宋樓鑰《攻媿集》卷一一一，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五九二頁。
253. 清張金吾《金文最序》，見《金文最》卷首，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254.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一七頁。
255.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巖山寺金代壁畫》圖三，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256.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四一頁。
257. 《遼史》卷三九《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八一頁。
258. 《遼史》卷三八《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五六頁。
259. 《遼史》卷四一《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五〇六頁。
260. 《金史》卷八三《納合椿年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七二頁。
261. 崔文印《靖康稗史箋證·甕中人語》，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八三頁。
262.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靖康二年正月三十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八七頁。
263. 宋佚名《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一九頁。
264.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三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七頁。
265.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菏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一七頁。
266.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二十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三頁。
267. 《靖康朝野僉言》，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頁。
268.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靖康二年正月三十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269.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叢書集成初编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一九頁。
270.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叢書集成初編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六頁。今按，《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亦涉，繫於二十六日。實際上，汴京陷落後，此類事無日不有。
271.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二頁。
272.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一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六頁。
273.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六‘靖康元年二月十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274. 宋佚名《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正月四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九三頁。今按，宋丁特起《靖康紀聞》又繫於五、六日。
275. 《靖康稗史箋證·甕中人語》繫於‘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七八頁。
276.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四頁。
277.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二《金國檢視大宋庫藏》，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四五五頁。
278.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二‘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二三六頁。
279.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二‘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四五頁。今按，《靖康要録》卷一四繫於‘十三日’；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二《金國檢視大宋庫藏》謂掠內藏庫‘絹五千四百萬疋，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280.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二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七頁。
281.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八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三頁。
282.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四頁。
283.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二‘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四一頁。
28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靖康二年二月一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八七頁。
285.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八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三頁。
286.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二‘靖康二年二月六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287.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六頁。
288.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五〇頁。
289. 《大金國志》卷三《太宗文烈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四〇頁。
290. 《金史》卷四《熙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七三頁。
291.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七四頁。
292. 《金史》卷七五《盧彦倫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一六頁。
293.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五〇頁。
294. 《金史》卷四《熙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七八頁。
295. 參見肇東縣博物館《黑龍江肇東縣八面城清理簡報》，《考古》一九六〇年第二期；吉林市博物館《吉林市郊發現金代窯藏文物》，《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姚騫、穆·依淩阿《五常發現金代窯藏鐵器》，《黑龍江文物叢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李英奎、鄭秀山《談談依蘭出土的金代鐵農具》，《黑龍江省文物博物館學成立紀念文集》；劉景文《吉林省前郭出土的金代犁鏵銅範》，《東北考古與歷史》一九八二年第一輯；田華《黑龍江省五常縣窯藏金代文物》，《北方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296. 《金史》卷五〇《食貨志》：‘（明昌）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户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税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二一頁。
297. 《遼史》卷六〇《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九三一頁。
298. 《金史》卷四四《兵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〇四頁。
299. 王禹浪《金代黑龍江述略》，哈爾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〇頁。
300. 《金史》卷四四《兵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〇五頁。
301. 文工《漚魯抹銅鏡》，《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302. 王永祥《黑龍江阿城縣小嶺地區金代冶鐵遺址》，《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三期。
303. 張泰湘《黑龍江古代簡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一〇頁。
304. 李士良、田華《黑龍江出土金代鐵器的初步研究》，《黑河學刊》一九九〇年第四期。
305. 今河北省磁縣觀台鎮。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金代磁州窯白釉黑花罐，腹部墨書‘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張泰造’字樣。此外，遼吉黑三省金代遺址都有這種白釉黑花瓷器的出土發現。參見李偉茹《金代磁州窯瓷器》，《北方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306. 參見關松房《金代瓷器和鈞窯的問題》，《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307. 今陝西銅川黄堡嘗出土題有‘大安二年’款識瓷片。參見王長啓《金元時期的耀州瓷器》，《文博》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308. 林秀貞等《黑龍江畔綏濱中興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四期。
309.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〇八頁。
310.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源故地發現齊國王墓》，《北方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311. 《劍南詩稿》卷一六《偶得北虜金泉酒小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2. 《誠齋集》卷三三《新酒歌》，四部叢刊本。
313. 林榮貴《金代蒸餾器考略》，《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314. 郭長海《中國蒸餾酒史探源》，見《金史研究論叢》，哈爾濱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二六頁。
315. 張泰湘《黑龍江古代簡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一五頁。
316.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三七頁。
317.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七六頁。
318.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八五頁。
319. 《金史》卷三《太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四九頁。
320.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五三頁。
321.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五二頁。
322. 原印下落不明，印樣存黑龍江省博物館。
323.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五二頁。
324. 李健才《金代東北的交通路線》，見《遼金史論集》第二輯，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二八四頁。
325. 《金史》卷三《太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〇頁。
326.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三《海陵煬王》，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七頁。
327. 《金史》卷五《海陵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八頁。
328. 《遼史》卷四〇《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九四頁。
329.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三《臨錦堂記》，四部叢刊本。
330. 《新唐書》卷一五《禮樂志》，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七三頁。
331.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三《學校》四，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四一一頁。
332. 金孔元措《祖庭廣記》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九頁。
333. 金張億《冀州創建文廟學校碑》，見《金文最》卷六五，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34. 《金史》卷一〇五《孔璠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三一一頁。
335. 《金史》卷四《熙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七六至七七頁。
336. 金傅慎威《威縣建廟學碑》，見《金文最》卷六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37. 金王堪《密州修學碑》，見清朱學海《諸城金石續考》，石刻史料新編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第三輯二八册五五頁。
338. 《金史》卷七《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六四頁。
339. 金趙秉文《滏水集》‘補遺’《郟縣文廟創建講堂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一頁。
340. 金靳子昭《曲周縣重修學記》，見《金文最》卷二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41. 金高不愚《李莊宣聖廟碑》，見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三，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五册八八八頁。
342. 金張邦彦《萬全縣重修宣聖廟碑》，見《金文最》卷六六，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43. 金王若虛《行唐縣重修學記》，見《金文最》卷二八，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44. 金王寂《遼東行部志》，遼海叢書本，遼沈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三九頁。
345. 元釋念常《佛祖通載》卷三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五一頁。今按，所謂普度僧尼百萬，乃夸飾之辭，不當爲實數之據。
346. 金佚名《上京寶勝寺前管內都僧録寶嚴大師塔銘誌》，見民國羅福頤《滿州金石誌》卷四，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三册七三頁。
347. 金釋廣明《寶嚴大師塔銘》，見民國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三，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三册七四頁。
348.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哈爾濱市阿城區建築施工時，發現二塊《上京釋迦院尼臨壇首座賜紫宣微大師法性瓦葬記》，現存金上京歷史博物館，墨跡如新。瓦文中有‘尼’字，當是‘比丘尼’之省略，證明上京會寧也建有尼庵。見許子榮《金上京釋迦牟尼臨壇首座宣徽大師法性葬記考釋》，《北方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349.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興定三年九月，以縣之靈巖寺爲巖州，名其倚郭縣曰東安，置行省。’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五五五頁。
350. 金王寂《鴨江行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五頁。
351. 《鴨江行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八頁。
352. 《鴨江行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一頁。
353. 《鴨江行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六頁。
354. 金王寂《遼東行部志》，遼海叢書本，遼沈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三一頁。今按，望平，廣寧府倚郭之山東縣，後改望平，治梁魚務。
355. 賈敬顔《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遼東行部志》按曰：‘胡土虎寨，即胡土虎猛安所在之寨。《金史》卷一〇三《石抹仲温傳》、卷一〇四《奥屯忠孝傳》、卷一二八《石抹元傳》三傳皆言：懿州胡土虎猛安人。此渾河，殆謂饒陽河無疑。’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二七四頁。
356. 《遼東行部志》，遼海叢書本，遼沈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三九頁。
357. 《鴨江行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七頁、一九頁、二三頁。今按，辰興，今之蓋縣。
358. 《遼東行部志》，遼海叢書本，遼沈書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三二頁、二五三三頁、二五三四頁、二五三五頁、二五三九頁。
359. 李品清《遼寧彰武發現金代佑先院碑》，見《遼金史論集》第九輯，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三〇〇頁。
360. 李品清《金代白狼水東佛教文化初考》，見《金史研究論叢》，哈爾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二三五頁。
361. 《遺山先生文集》三二《壽陽縣學記》，四部叢刊本。
362. 《金史》卷一〇《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三四頁。
363.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四一頁。
364.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太宗文烈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七頁。
365.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五一《張虛白傳》，明正統《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一九九四年，第五册三九五頁。
366. 金趙時中《遊封龍山記》，見清沈濤《常山金石志》卷一四，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册七〇〇頁。
367.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七二頁。
368. 元王惲《秋澗集》卷四七《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四部叢刊本。
369. 金王寂《鴨江行部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頁。
370.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六《道教》，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五一八頁。
371. 《金史》卷一二九《佞幸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八〇頁。
372. 《金史》卷一〇四《完顔寓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三〇一頁。
373. 金田特秀《重修壽亭侯廟碑》，見《金文最》卷八三，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74. 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四部叢刊本。
375. 唐張固《幽閑鼓吹》，見元陶宗儀《説郛》卷五二，説郛三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五册二四〇二頁。
376. 《金史》卷八三《張浩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六二頁。
377. 元房祺《河汾諸老詩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8. 《（民國）洪洞縣誌》卷八，中國方志叢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379. 元劉茂實《重修明應廟碑》，現存洪洞縣明應廟。
380. 參見丁夷明《山西中南部的宋元舞臺》，《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
381. 金武臣《雲陽縣城隍廟創修樂台碑》，見蔣湘南《涇陽金石略》，石刻石料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第三輯三一册六二八頁。
382. 寒聲等《澤州三座宋金戲臺的調查》，見《中華戲曲》第四輯，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383. 《（同治）中牟縣志》卷二，中國方志叢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384. 《國劇畫報》，民國二一年七月第一卷二七期。
385. 金李鑒《岳廟新修露臺記》，現存芮城縣博物館。
386. 參見張家泰《〈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廟圖碑〉試析》，《中原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黄維若《宋元明三代中國北方農村廟宇舞臺的沿革》，《戲劇》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387.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二《葉縣中岳廟記》，四部叢刊本。
388. 金王希哲《三原縣后土廟碑》，見《金文最》卷八〇，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389. 《遼史》卷一一六《國語解》，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五四四頁。
390. 《遼史》卷三一《營衛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七一頁。
391. 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2.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引《燕雲録》，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二五頁。
393. 《金史》卷三九《樂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八八六頁。
394. 隋樹森《全元散曲》，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三一頁。
395. 金趙秉文《滏水集》卷六《雪中登真定閣》，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九〇頁。
396. 元葛羅乃賢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五頁。
397.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二《順天府營建記》，四部叢刊本。
398. 金楊宏道《小亨集》卷四《中都》，四庫全書珍本叢刊本。
399. 清陸長春《三朝宫詞·金宫詞》，吴興叢書本。
400. 《金史》卷八二《海陵諸子》，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五三頁。
401. 金雷淵《濟南珍珠泉》，見清郭元釪《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三一三頁。
402. 《小亨集》卷三《記所見》，四庫全書珍本叢刊本。
403. 金李汾《州北》，見清郭元釪《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五四九頁。
404. 《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録》上，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五七九頁。
405.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金人求索諸色人’，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八三頁。
406. 《金史》卷四《熙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七三頁。
407. 《金史》卷四五《刑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〇一三頁。
408. 金劉仲遊《宋米元章虹縣詩跋》，見清吴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二，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八四册三五八頁。
409.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五七《劉仲遊詩刻》，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七册五 四七頁。
410. 《金史》卷五《海陵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九六頁。
411. 金楊用道《附廣肘後方序》，見《附廣肘後方》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2.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七一頁。
413. 《金史》卷五八《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三五二頁。
414. 鄭恩淮《應縣木塔所發現的北京早期印刷品》：‘一九七四年，在山西應縣木塔發現了世所罕見的遼代珍品，絶大部分爲遼代印刷品。計有《遼藏》十二卷，遼零刻經三十五件，刻書一件，雜刻七件，版刻佛畫六件。這批印刷品，雕版工整，字體雋秀，紙墨精良，印刷優美；更爲可貴的是紙質堅韌、光潔，秘藏木塔近千年，無一蟲蛀痕跡，可見入潢避蠹之功效。《遼藏》和零刻經中均有題記，標明其雕印年代地點、書手，雕工、校者、督造等，彌足珍貴，爲刻書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415. 《中州集》卷九《右相文獻公耶律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四五七頁。
416. 《金史》卷九《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一八頁。
417. 《金史》卷六六《完顔勖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五六〇頁。
418. 《中州集》卷三《劉記室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一〇九頁。
419. 《金史》卷一二《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六七頁。
420.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頁。
421. 《金史》卷一二一《忠義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六四一頁。
422. 明郎瑛《七修類稿》續稿卷五《謎序文》，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八五頁。
423. 《金史》卷一〇《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三二頁。
424.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七九頁。
425. 明殘抄本《順天府志》，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五六頁。
426. 《金史》卷一二一《忠義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六五〇頁。
427.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三，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二七〇一頁。
428. 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東京夢華録外四種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六四頁。
429. 羅福旼《清明上河圖》重摹本，故宫博物院藏，轉引自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六四頁。
430. 宋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卷八，四部叢刊本。
431.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四《校笠澤藂書後記》，四部叢刊本。
432.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六三四頁。
433. 清葉德均《書林清話》卷四，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第八九頁。
434. 清楊紹和《楹書偶録》卷三著録：‘昔得諸京師市肆……，作歐虞體，古秀遒勁，鐫刻極精。卷首有木記，題“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軒王宅重刊”，蓋即竹汀居士潛研堂跋尾中所謂平水書局本也。’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本，齊魯書社二〇〇二年，第一九三頁。
435. 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八一頁。
436. 金韓道升《改併五音集韻序》，見張金吾《金文最》卷四一，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第五九二頁。
437.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故趙州寧晉縣善士荆君墓碣銘》，四部叢刊本。
438. 參見張秀民、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一七五頁。
439. 金孔瓌《續編祖庭廣記跋》，見《孔氏祖庭廣記》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440. 金張行信《孔氏祖庭廣記序》，見《孔氏祖庭廣記》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441. 《孔氏祖庭廣記》卷一二‘後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442. 清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一著録‘十二卷’，前漢五卷續添一卷，後漢五卷續添一卷，即《汲古閣秘書目》所謂元鈔本，云：‘今兩漢具有續添之卷，其即彦修二孫所補歟？後有景祐二年六月、丹陽從事阮逸序，謂進士陶叔獻得漢聖之學，稽合衆作，去繁取衷，撮數萬言，編成十卷。王序所謂舊本《兩漢策要》者，當即陶氏叔獻之書也。然阮氏序前已標重雕補注《兩漢策要》，序則彦修所摹者，非陶氐原本矣。’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一三頁。
443.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如庵詩文序》，四部叢刊本。
444. 趙冬生《六十年來山西新發現的我國古代印刷品綜述》，《山西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445.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三一頁。
446.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一八《記舊本〈春秋纂例〉後》云：元延祐五年，柳氏客京師，得平陽刊本十卷，裝裱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紙，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按曰：‘金章宗之十二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閑閑公，秉文即公名，知爲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癉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殘躪滅，以萬毁一存於壁藏瓿覆之餘，傳閲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況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四部叢刊本。今按，當是泰和間刊印。
447. 清瞿鏞《鐵琴銅劍藏書樓目録》卷二《經部》著録‘金刻本’，云：‘此刻時代較前，合之足利宋板互相參證，則考文所稱“今本注疏錯雜紛亂殊甚”者，猶足以祛其弊而復其舊焉。每半葉十三行，行大字廿六至廿九不等，小字皆卅五，蠅頭小楷，雕鏤極工，雖南宋精槧不能及也。’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七〇頁。今按，地理圖中有款一行曰：‘平水劉敏仲編。蓋即校刻之人。’劉敏仲，金末名士劉祖謙之子。則刊印當在金亡之後。《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亦著録，作‘蒙古刻遞修本’。
448.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録‘金刻本’，包括唐陸德明《釋音》一卷。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六一頁。
449. 清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一著録：‘金刻《增修累音引證羣籍玉篇》三十卷二函十二册。金滄州清池縣邢准編。初洨陽王太取《玉篇》益以諸書，增加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字，號曰《增廣類玉篇海》。’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四二五頁。
450.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三《子部小學類》著録：‘其書成於明昌、承安間，迨泰和戊辰，孝彦之子道昭又改併爲四百四十四部……。刻是書者又記其後云：“崇慶己丑，新集雜部。至今成化辛卯，删補重編。”考崇慶元年壬申，明年即改元至寧，曰己丑者亦誤。道昭又因《廣韻》改其編次，爲《五音集韻》十五卷。’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五七五頁。
451. 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集韻序》：‘已前印行音韻，既增加三千餘字。兹韻也，方之於此，又以《龍龕》訓字，增加五千餘字焉。是以再命良工，謹鏤佳板。’見《金文最》卷四一，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另，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録》著録：‘此書以守温三十六字母各分四等排比漢字。所收之字，多以《廣韻》爲藍本；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爲藍本。崇慶元年改併編成，洨川荆珍爲之開版。’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册第五〇頁。
452. 金許古序云：‘精加校讎，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該書以一百〇六韻部編纂，刊於平水，因稱平水韻。 見《新刊韻略》卷首，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453. 金張天錫《草書韻會》亦以平水韻編類，趙秉文爲序、完顔璹題跋。正大八年，‘見住燕京縣角頭鄭州王家雕印’。明洪武二十九年再刊，上元羅振玉‘題記’述之甚詳。大連市圖書館藏日本覆刻明洪武本。
454.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三一頁。另，《金史》卷一二《章宗紀》：泰和七年，‘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第二八二頁。
455. 清于敏中《天禄琳琅書目》卷三著録，引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書前有大定己丑（九年）八月進士唐公弼序，稱南京路都轉運使梁（肅）公出公府之資命工鏤板。……此本字宗顔體，刻印精良，與宋版之佳者無異。藏書家知崇宋本而金版多未之及，蓋緣流傳實少，耳目罕經。似此吉光片羽，真爲希世之寶也。’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第六七頁。今按，此書不知藏處，待訪。
456. 清楊紹和《海源閣藏書目·史部》著録‘金本《資治通鑑》百廿卷、五十册一函’。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本，齊魯書社二〇〇二年，第六四〇頁。
457.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明謝在杭、陳第曾藏原本。解放前商務印書館重價徵求未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五〇頁。
458. 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459.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三二頁。
460.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四《揚子法言微旨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九二頁。
461. 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録》著録：‘觀紙墨版式刀法，當是金時平水重翻北宋本。壬辰，爲金世宗大定十二年……。此書除張掖黑水城出北宋殘本外，此爲傳世最古之本。’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四九頁。
462. 《志雅堂雜抄》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四二頁。
463.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録》著録《南豐曾子固先生集》，謂‘版式、刀法、紙墨，與潘氏滂喜齋舊藏《雲齋廣録》如出一轍，蓋同爲金中葉平水坊本’。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册四九頁；另，張麗娟、程有慶《宋本》亦著録：‘宋李獻民撰，藏臺灣省中央圖書館。十五行二十五字，後集十四行二十五字，白口，單黑魚尾，左右雙邊。潘氏滂熹齋舊藏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五七頁。
464. 《續夷堅志》卷末，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九八頁。
465.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子部術數類》著録《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賦》三卷，宋李仝注、東方 明疏；《新雕李燕陰陽三命》二卷，均爲‘金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三二〇頁。
466. 金畢履道《新校正地理新書序》，見《金文最》卷三八，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467. 清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卷二著録‘金刻’《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十五卷，云：‘宋初因唐吕才陰陽書中之地理八篇，分類增輯爲《乾坤寶典》。景祐初，又命修正舛盭，别成三十五篇，賜名《地理新書》。皇祐三年，復詔王洙等勾管删修，事具洙進書序。金世宗大定甲辰，平陽畢履道爲圖解；章宗明昌壬子，古戴鄙夫張謙復爲精校補完以行。此本殆即謙所刻也。每半葉十七行，行三十字。王洙詳注則十三行，行二十六字。’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468. 《晦庵朱文公集》卷八一《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四部叢刊本
469. 《中州集》卷八《路冀州仲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四〇五頁。
470. 清張蓉鏡《增廣類林跋》：‘《類林》十五卷。金大定間，平陽王朋壽取舊録增廣至一百門。某篇各繫以贊，遺文舊典，紀載繁富，不獨《敏求記》所舉眉間尺一事也。按《新唐書·藝文志》云：“于立政《類林》十卷，《祟文總目》同。”《中興書目》云：“唐于立政《類林》十卷，分五十目，記古人事迹。”觀此，則朋壽此書實以于氏爲藍本，原書十卷，此十五卷，序稱多至三倍。蓋實多至三分之一耳。’見《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説》卷末，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471.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板刻圖録》著録‘金刻本’，云：‘全書分類編次，從各書中摘録歷代事實，後附散對，備科場獺祭之用。原書卷數與編輯人均無考。存十卷。觀紙墨刀法與刻工稱謂，知是平水刻本。’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册五〇頁。
472. 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録》著録：‘此書版式、刀法、紙墨，與潘氏滂喜齋舊藏《雲齋廣録》如出一轍，蓋同爲金中葉平水坊本。’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册四九頁。
473. 清楊紹和《楹書偶録》卷五《集部》下著録《明修金本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録一卷，云：‘《丹淵集》明刊者已不易得，此本爲金泰和間從宋慶元四年戊午家誠之邛州本重梓，卷末木記云：“金泰和丙辰晦明軒張宅記”。惟卷中版號有注“大德”、“至正”、“正統”者，蓋經元明補修之本也。’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本，齊魯書社二〇〇二年，第二六九頁。
474.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金刻’殘本，存卷第十五至二十，共六頁。
475. 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正、孫兆改誤。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録》著録‘金刻本’：‘觀紙墨刀法，知是平水坊本，存十三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册五〇頁。
476. 元焦養直《大德重校聖濟總録序》云：‘始成於政和，重刊於大定。既綿歴百年之久，不能無三豕之訛。’[日]杉本良《醫家聚珍版聖濟總録序》云：‘元大德間重校，莫詳姓氏。意此書刊版未遍行於世。靖康之變，隨內府圖籍而北行。元之滅金也，復爲元人之有。是以刊於金大定，三刊於元大德，而南宋諸家未能睹此書也。’見《聖濟總録》卷首，日本文化癸酉《醫家聚珍版》活字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477.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五四頁。今按，大定十二年重刻，遼寧圖書館藏。
478.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四著録‘金刊本’，云：‘《郡齋讀書志》及《玉海》俱作三十二卷，合目録並數也。金泰和中，晦明軒所刻並爲三十卷，已改大觀之舊，第此本未經竄亂……。後來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當從此本出，而明萬曆丁丑本又依元本刊也。’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479. 民國張允亮《故宫善本書目》卷二‘天禄琳琅録外書目’著録‘八卷八册’，不著撰人，謂‘金刻本’。故宫博物院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今按，存卷一至卷三、卷五至卷九，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480. 金程道濟《素問玄機原病式序》，見《金文最》卷三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481. 金佚名《傷寒直格序》，見《金文最》卷三六，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482. 金楊威《保命集序》，見《金文最》卷四二，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483.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五五頁。
484. 《醫學啓源》卷首，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485. 《潔古老人注王叔和脈訣》卷首，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本，人民衛生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486. 金段子卿《大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教記》，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〇，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五册七八四頁。
487. 金趙渢《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見李際寧《佛經版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〇九頁。
488. 李發良《金‘法門寺大藏經’鈎沉》，《文博》一九九六年第五期。
489. 金徐卓《宜州廳峪道院復建藏經千人邑碑》，見《金文最》卷六六，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490. 《中華大藏經》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第九八册四七〇頁。今按，清董誥等《全唐文》卷九五五誤收李純甫序。序謂‘後三百歲，白衣弟子李純甫又作《睡語》，題其端云’，以會昌元年計，後三百歲已入金。
491. 宋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卷八《目録類》著録：‘唐僧從梵集，末有大定丁未黎陽張翬跋。稱“大定丁未”，蓋北方板本也。’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三〇頁。
492. 日本《續藏經》卷七四，臺灣白馬精舍印經會刊本。
493.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〇，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一九頁。
494. 《中州集》卷一《宇文大學虛中》，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五頁。
495. 《（光緒）山西通志》卷九七《金石記》，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第六九〇四頁。
496. 《拙軒集》卷六，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六八頁。
497. 金劉孝友《重陽教化集序》，見《重陽教化集》卷首，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五册七七一頁。
498. 金趙抗《重陽教化集序》，見《重陽教化集》卷首，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五册七七〇頁。
499. 金范懌《水雲集序》，見《水雲集》卷首，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五册八四五頁。
500. 金范某《水雲集後序》，見《水雲集》卷末，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五册八六五頁。
501. 金佚名《水雲集後序》，見《水雲集》卷末，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五册八六五頁。
502. 金范懌《黄帝陰符經注序》，見《黄帝陰符經注》卷首，明正統《道藏》本，第二册八一七頁。
503. 金韓士倩《長生真人至真語録序》，見《長生真人至真語録》卷首，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三册七〇六頁。
504. 《磻溪集》卷首，明正統《道藏》本，第二五册八〇八頁。
505. 民國傅增湘《金刊磻溪集跋》，見《磻溪集》卷末，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第九一册六〇頁。
506. 《太古集》卷首，明正統《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一九九四年，第二五册八六五頁。
507. 金魏搏霄《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見《宫觀碑誌》，明正統《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一九九四年，第一九册七一八頁。
508. 元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碑》，見陳垣等《道家金石略》，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六一三頁。
509.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轉引劉福春《金藏題記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七四〇頁。
510.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六〇頁。
511.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12. 元王東《題續夷堅志》，見《續夷堅志》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四頁。
513.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六二九頁。
514. 《拙軒集》卷一《程尚書油煙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頁。
515. 元陸友《墨史》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六三頁。今按，元葛羅乃賢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上亦涉：‘真定路府學尊經閣下，有劉法墨史圖石刻，及楊秘監邦基畫，及金諸賢詩，極精妙也。舊在墨史堂，今龕閣壁。’
516. 元陸友《墨史》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六四頁。
517. 《遺山先生文集》卷九，四部叢刊本。今按，題下注曰：‘墨不用松煙而用燈煤。’詩末注曰：‘宫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爲畫眉墨。’
518. 金趙秉文《滏水集》卷三《送墨李道士元老》，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四〇頁。
519. 《金史》卷五八《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三四九頁。
520.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八四頁。
521. 《藏書紀事詩》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三六頁。
522.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三‘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二二九六頁。今按，此書即《金文最》卷五三《上宋高宗第四書》。
523.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五‘紹興十二年六月’，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二三三〇頁。
524. 《金史》卷七九《張中彦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九一頁。
52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一‘紹興十四年三月’，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二四三三頁。
526.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三引《林泉野記》，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三四六七頁。
527. 《中州集》卷一《宇文大學虛中》，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三頁。
528. 清施國祁《史論五答》之三，《金史詳校》卷末，二十四史訂補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六七頁。
529. 金劉祁《歸潛志》卷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八四頁。
530. 《宋史》卷三六七《李顯忠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四二九頁。
531. 《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四七八頁。
532.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二一八二頁。
533.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三《思陵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4. 《金史》卷七一《宗敘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六四五頁。
535.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六《書〈朔行日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二頁。
536. 宋樓鑰《北行日録》上，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四頁。
537. 宋岳珂《桯史》卷八《逆亮辭怪》，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九五—九六頁。
538. 宋洪適《盤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行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9. 元許有壬《圭塘小稿》卷六《雪齋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40.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一《齊國劉豫傳》，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四四〇頁。
541. 宋陳振孫《直齋書目解題》卷五《僞史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一〇頁。
542. 《直齋書目解題》卷五《僞史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三五頁。
543. 《大金國志》卷首《經進大金國志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544.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地理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六頁。
54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六，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三三一三頁。
546. 《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九四四頁。
547. 《金史》卷五〇《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一一三頁。
548.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四五六五頁。
549.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五四八五頁。
550.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六五六六頁。
551. 《金史》卷八《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八二頁。
552. 《金史》卷一二《章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二七七頁。
553.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五四八〇頁。
554.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六五六一頁。
55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九六頁。
556.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六，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第一五五頁。
557.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録文四十九篇，與《大金吊伐録》頗異。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四謂‘會編’所載非出自金刻《吊伐録》，必采之案牘及宋人著作。‘蓋金人崛起氈裘之中，庶事草創，典章未備，不知保存文獻。宋人雖播遷之餘，而衣冠文物，盡歸江左，故府圖書猶有存者，士大夫亦網羅放失，著作如林，故夢莘得而録之耳’。此説似過。當是金人刊在榷場者，徐氏展轉得之。‘會編’涉及私家著述百餘種，幾無完整流傳，而‘會編’却免遭厄運，甚至‘帝聞而嘉之’。或徐氏心存忌諱，對那些著述有所删削，已無甚違礙，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史部紀事本末類》有説。
558.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九五頁。
559.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一四二二頁。
560. 崔文印《靖康稗史箋證》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561. 金劉祁《歸潛志》卷四録劉昂次霄《上平西》詞，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二頁。另，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〇亦録，歸女真將領紇石烈子仁名下，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三六八頁。今按，劉祁爲金末名士，去泰和南征不遠，所記當可信。
562.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三頁、三七頁。
563. 宋周密《桯史》卷八《逆亮辭怪》，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九五頁。今按，宋洪邁《夷堅志》支景卷四、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一亦見引録，等等。
564.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一《歌詞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五九六頁。
565.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四謂張氏‘本朝舊臣，視忠文公，自當愧死，何顔面復爲此詩？故書之以戒爲臣之不忠者’。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第五八頁。
566. 宋施彦執《北窗炙輠録》卷上，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三册三三〇八頁。
567.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六，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第四八三一——四八三二頁。
568. 宋周輝《清波雜誌》卷七，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册五〇八八頁。
569. 《朱文公文集》卷八一《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四部叢刊本。
570. 宋元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四一六七頁。
571. 金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卷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2. 元郝經《陵川集》卷二六《太極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3. 《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七三八頁。
574. 《宋史》卷四四五《文苑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三一三六頁。
575. 《宋元學案》卷四〇《横浦學案》，海王邨古籍叢刊本，中國書店一九九〇年，第六一七頁。
576. 《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七六四頁。
577.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8.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七四頁。
579.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七引，作《朝野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一三頁。
580.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〇《史部别史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六九二頁。
581.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八《史部編年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六六六頁。
582. 《宋史》卷四三五《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九二二頁。
583.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九四頁。
584.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五三頁。
585.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雜家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一六一〇頁。
58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子部小説家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一八六二頁。
587.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子部雜家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一五八〇頁。
588.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子部雜家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一六四一頁。
589.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一四二頁。
590. 《宋史》卷三七三《洪邁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五七四頁。
591.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六〇頁。
592. 元蘇天爵《元文類》卷五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六六〇頁。
593. 民國喻謙《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二，高僧傳合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八二二頁。
594. 金釋行秀《從容庵録》卷首，見日本《續藏經》卷六七，臺灣白馬精舍印經會刊本。
595. 金元好問《徽公塔銘》，見李修生主編《全元文》，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册六九六頁。
596.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昭覺克勤禪師》，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一二五三頁；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三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四九頁。
597. 《從容庵録》卷首，見日本《續藏經》卷六七，臺灣白馬精舍印經會刊本。
598. 《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599.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集部别集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二一七〇頁。
600. 《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五九〇頁。
601. 《宋史》卷三七六《吕本中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六三七頁。
602. 《宋元學案》卷三六《紫微學案》，海王邨古籍叢刊本，中國書店一九九〇年，第五八一頁。
603.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七一頁。
604. 《宋元學案》卷五〇《南軒學案》，海王邨古籍叢刊本，中國書店一九九〇年，第七六〇頁。
605.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六一頁。
606.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詩集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五二九頁。
607.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李知幾豪邁》，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四八二頁。
608.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二八七〇頁。
609. 錢鍾書《宋詩紀事補正》卷五三，遼寧人民出版社等二〇〇三年，第三七七九頁。
610.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三，四部叢刊本。
611. 《宋史》卷三七八《胡舜陟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六七〇頁。
61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集部詩文評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二七四二頁。
613.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集部詩文評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二七四六頁。
614.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一《史部雜史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七一四頁。
615.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〇《雜家類》，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〇頁。
616.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二四，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五九四頁。
617. 隋樹森《全元散曲》，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一二七一頁。
618.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二〇《妓樂》，《東京夢華録》外四種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三頁。
619.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九《曹南商氏千秋録》，四部叢刊本。
620. 清施國祁《吉貝居雜記》，雪堂叢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册七一九頁。
621. 《金史》卷七《世宗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六三頁。
622. 《宋史》卷三七三《朱弁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五五三頁。
623.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一五五九頁。
624.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七九頁。
625. 《金史》卷一〇五《張用直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三一四頁。
626.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鳩水集序》，四部叢刊本。
627. 《中州集》卷八《路冀州仲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四〇五頁。
628. 元魏初《青崖集》卷五《先君墓碣銘》，四庫全書珍本叢刊本。
629. 元郝經《陵川集》卷三五《許鄭總管趙侯述先碑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30. 《陵川集》卷三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31. 《金史》卷二《太祖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三六頁。
632. 宋佚名《靖康要録》卷一四：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虜人入國子監取官書，凡王安石説皆棄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八五頁。今按，《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三繫於二十六日。
633.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二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七頁。
634.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三頁。
635.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四八頁。
636.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四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七頁。
637.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靖康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八七頁。
638.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〇三頁。
639. 崔文印《靖康稗史箋證·甕中人語》，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八四頁。
640.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四八頁。
641. 宋佚名《靖康要録》卷一六：‘虜遣使入普浄寺，取朱勔家書畫’。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二六頁。
642.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八七頁。
643.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三《般載雜賣》：‘東京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無蓋，箱如構欄而平，板壁前出兩木，長二三尺許，駕車人在中間，兩手扶捉鞭鞍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車兩輪與箱齊，後有兩斜木腳拖夜；中間懸一鐵鈴，行即有聲，使遠來者車相避。仍於車後繫驢騾二頭，遇下峻險橋路，以鞭唬之，使倒坐綞車，令緩行也。可載數十石。’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二一頁。
64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八三四頁。
645. 宋寇翼《慶湖遺老集序》，見《慶湖遺老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今按，賀鑄嘗寓居毗陵，卒於宣和七年。
646. 《金史》卷八〇《赤盞暉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八〇六頁。
647. 北宋元祐七年，《資治通鑑》雕畢於杭州，全書二百九十四卷，四百餘萬字。以每頁十四行、行二十字計，每塊雕版五百七十六字，約七千塊。按序裝箱，用車五十餘輛，加上馭馬車夫、押運護衛，翻山越嶺，防水防火，極爲艱難。參見解生祥、孫麗萍《〈資治通鑑〉在金朝的歷史地位》，《北方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648.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第五五〇頁。
649.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校證》卷二四《宣宗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三一頁。
650.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靖康中，女真索汴京各色官吏、匠人等專業技術人才，其中包括‘國子監書庫官’、‘秘書省書庫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五八七頁。
651.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第一二六九頁。
652. 《金史》卷五八《百官志》，第一三四七頁。
653. 《金史》卷七《世宗紀》，第一五五頁。
654. 金李端謀《大金涿州智度寺邑人供塔碑銘並序》，天會十年仕爲‘涿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監校書郎’。見清陸耀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六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今按，‘監’原作‘省’，抄誤或刊誤。
655. 蕭肄，《金史》‘佞幸’有傳。皇統七年，以秘書監拜參知政事，見《金史》卷四《熙宗紀》，第八三頁。
656. 蕭裕，《金史》‘佞幸’有傳。天德二年，以秘書監擢尚書左丞，見《金史》卷五《海陵紀》，第九五頁。
657.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一，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二六二五頁。今按，原作‘蕭頤’，當是刊誤。頤，賾之弟，見《金史》卷九一《蕭懷忠傳》，大定三年仕爲安州刺史。
658. 天德中，高守元以校書郎與司天臺馬貴中‘奏天象災異忤旨’。見《金史》卷一三一《方伎傳》，第二八一三頁。
659. 完顔文，宗望子，貞元元年除秘書監。見《金史》卷七四《完顔文傳》，第一七一〇頁。
660. 孫九鼎，天會六年擢經義狀元。嘗仕爲秘書少監，見宋洪邁《夷堅甲志》卷一《孫九鼎》，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二頁。
661. 納合椿年，海陵時，除秘書監，見《金史》卷八三《納合椿年傳》，第一八七二頁。
662. 張仲軻，本以俳優詼諧語爲業。海陵即位，爲秘書郎，遷秘書丞，轉少監。見《金史》卷一二九《佞幸傳》，第二七八一頁。
663. 田與信，海陵朝仕爲校書郎，見《金史》卷一二九《佞幸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七八二頁。
664. 郭長倩，皇統六年進士，官秘書少監。見《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第二七二〇頁。
665. 王可道，正隆四年以秘書監奉命爲賀宋生日使。見《金史》卷五《海陵紀》，第一一〇頁。
666. 完顔爽，太祖子。大定初，封温王，授秘書監。見《金史》卷六九《太祖諸子》，第一六〇五頁。
667. 趙興祥，世宗即位後除秘書監。見《金史》卷九一《趙興祥傳》，第二〇二六頁。
668. 楊邦基，大定初，仕爲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見《金史》卷九〇《楊邦基傳》，第二〇〇七頁。
669. 任倜，世宗時，除秘書少監。見宋張棣《金圖經·族帳部曲録》，載李澍田等《金史輯佚》，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九七頁。
670. 鄭子聃，大定初仕爲秘書少監。見《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第二七二六頁。
671. 張大節，世宗時擢秘書郎。見《金史》卷九七《張大節傳》，第二一四五頁。
672. 賈少沖字若虛，通州人。大定二年除秘書少監，十七年遷太常卿，仍兼秘書少監。見《金史》卷九〇《賈少沖傳》，第二〇〇一頁。
673. 大穎，大定二年，起爲秘書丞。見《金史》卷六《世宗紀》，第一二六頁。
674. 石抹頤，大定三年仕爲秘書少監。見《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傳》，第一九八八頁。
675. 移剌子敬，大定七年以秘書監奉詔經略北邊。見《金史》卷六《世宗紀》，第一三九頁。
676. 王彦潛，大定十六年，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秘書少監虞王府文學’，奉命撰《貞憲王完顔希尹神道碑》，見民國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三，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三册六〇頁。
677. 豫王永成，大定十六年，判秘書監。見《金史》卷八五《世宗諸子》，第一九〇六頁。
678. 毛麾，大定十六年，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見《中州集》卷七《毛宫教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三三八頁。
679.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金邊元忠《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謂，大定二十二年，‘自秘書少監’出佐西京。見《金文最》卷七三，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680. 康元弼，大定末遷大理少卿，轉秘書少監，兼著作郎。見《金史》卷九七《康元弼傳》，第二一五九頁。
681. 徒單繹，明昌元年除秘書丞，見《金史》卷一〇〇《孟鑄傳》，第二二〇一頁。
682. 張汝方，明昌三年仕爲秘書郎。見《金史》卷一二六《文藝傳》，第二七三一頁。
683. 温迪罕締達，嘗仕爲國史院編修官，遷秘書丞。見《金史》卷一〇五《温迪罕締達傳》，第二三二一頁。
684. 耿端義，嘗仕爲太常丞兼秘書郎。見《金史》卷一〇一《耿端義傳》，第二二三四頁。
685. 清張金吾《金文最》卷五六《集議德運省箚》，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686. 李遹，明昌二年詞賦進士，嘗以太常博士兼秘書監校書郎。今按，‘監’原作‘省’，當是刊誤。見《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七《寄庵先生墓碑》，四部叢刊本。
687. 霍王從彜，承安四年除秘書監。見《金史》卷九三《顯宗諸子》，第二〇五七頁。
688. 蒲察思忠，貞祐二年以過失降秘書監兼同修國史。見《金史》卷一〇四《蒲察思忠傳》，第二三〇〇頁。
689. 遂王守禮，即太子守緒，是爲哀宗。貞祐初授秘書監。見《金史》卷一七《哀宗紀》，第三七三頁。
690. 蒲察合住，正大元年仕爲秘書監。見《金史》卷一七《哀宗紀》，第三七四頁。
691. 金趙安時《重修真澤二仙廟碑》，見《金文最》卷六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692.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三〇〇頁。
693. 劉敏行，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見《金史》卷一二八《循吏傳》，第二七六二頁。
694. 王韶，天會六年以‘太子校書郎守安次縣丞’爲《重建十方大悲禪院記》篆額。見金釋如智《重建十方大悲禪院記》，載清陸耀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六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695. 郭宗益，天會十五年以‘文林郎太子校書郎守獲鹿縣丞’，爲《奇石山磨崖記》篆額，見金鞏伯壎《奇石山磨崖記》，《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六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696. 劉迎，大定十三年進士，‘除豳王府文學，改太子司經，顯宗特親重之’。見《中州集》卷三《劉記室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一〇九頁。
697. 梁襄，以諫世宗幸金蓮川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見《金史》卷九六《梁襄傳》，第二一三七頁。
698. 徐孝美，大定十八年以司經爲皇太孫侍讀。見《金史》卷九《章宗紀》，第二〇七頁。
699. 路伯達，大定二十五年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見《金史》卷九六《路伯達傳》，第二一三八頁。
700. 《金史》卷一〇四《奥屯忠孝傳》，第二二九八頁。
701. 王彪，興定二年經義魁。‘宣宗喜其文，以爲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官，進司經’。見金劉祁《歸潛志》卷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三頁。
702.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第一二九七頁。
703.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第一二九九頁。
704. 《金史》卷一〇《章宗紀》，第二三一頁。
705. 《金史》卷一一《章宗紀》，第二五七頁。
706. 《金史》卷一〇九《許古傳》，第二四一二頁。
707.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三一頁。今按，‘監’原作‘省’。
708.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如庵詩文敘》，四部叢刊本。
709. 《江浙藏書家史略》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710.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二七一頁。
711. 金楊用道《附廣肘後方序》，見《金文最》卷三六，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12. 金趙渢《太原府學文廟碑》，見《金文最》卷七六，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13. 金党懷英《曲阜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見《金文最》卷七〇，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14. 金王去非《博州重修廟學碑》，見《金文最》卷六九，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15.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五六，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七册五四六頁。
716. 金劉渭《重修府學教養碑》，見《金文最》卷八二，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第一一九四頁。
717.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五八《進士題名記》、卷一五九《改建題名記》，歷代碑誌叢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七册五七一頁、五九〇頁。
718. 金孫通祥《京兆府學教授題名記》，中國西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本，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七册一〇四頁。
719. 金龐雲《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見《金文最》卷七九，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0. 金左容《夏邑縣重修儒學碑》，見《金文最》卷七五，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1. 《（光緒）山西通志》卷五五《古跡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第九册三九九七頁。
722. 金党懷英《醇德先生墓表》，見《金文最》卷八九，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3.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二《壽陽縣學記》，四部叢刊本。
724. 清吴式芬《金石彙目分編》卷一一《潞安府》著録《金藏書樓記》，大定中知州蓋善倡議修建。見石刻史料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第一輯二八册二一二五六頁。
725. 《金文最》卷二八，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6. 金張瓚《大覺寺記》，見《金文最》卷二三，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7. 金智允迪《重修天隆寺碑》，見《金文最》卷六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8. 金趙諷《濟州普照禪寺照公禪師塔銘》，見《金文最》卷一一一，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29. 金王寂《拙軒集》卷二《至新蔡寓居開元寺暇日與文伯起登經樓賦詩》，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〇頁。
730. 金王寂《甲辰次熊岳縣宿興教寺晚登經閣亦漫繼兩詩》，見羅繼祖、張博泉《鴨江行部志注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八頁。
731. 金李著《觀音院書閣》詩：‘門巷蓬蒿一尺深，小軒岑寂似山林。烏聲落枕有高下，山色閲人無古今。客裏三年侵老境，床頭一易浣塵襟。晚涼癡坐忘言裏，滿地西風白玉簪。’著字彦明，真定人。承安二年進士，嘗以户部員外郎坐大中黨事，謫臨洮府判官，量移西京路按察司判官，遷彰德府治中。詩中‘客裏三年’云云，當作於貶官臨洮時。見《中州集》卷九《李治中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四七二頁。
732.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抱陽二龍》，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一頁。
733.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六《王黄華墓碑》，四部叢刊本。
734. 《續夷堅志》卷三《三秀軒》，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六一頁。
735. 金范楫《崇辯大師塔銘並序》，見清陸耀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五八，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736. 民國喩謙《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六《釋政言傳》，高僧傳合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八三一頁。
737.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一《木庵詩集序》，四部叢刊本。
738.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五《少林藥局記》，四部叢刊本。
739. 金胡筠《續修太清宫碑》，見《金文最》卷七六，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40. 金喬扆《太清觀記》，見《金文最》卷二四，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741. 金魏搏霄《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見《宫觀碑誌》，明正統《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一九九四年，第一九册七一八頁。
742. 《滹南遺老集》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七五頁。
743. 元王磐《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見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録》卷五，明正統《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一九九四年，第一九册七五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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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金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三《寶墨堂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一八五頁。今按，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五《寶墨堂記跋》：趙翰林‘嘗爲故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九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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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十七史蒙求序》，四部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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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元姚燧《牧庵集》卷三《馮氏三世遺文序》，四部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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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中州集》卷八《李寧州之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三九四頁。
827. 金楊宏道《小亨集》卷六《窺豹集後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28. 元魏初《青崖集》卷三《遯齋先生詩集序》，四庫全書珍本叢刊本。
829. 《牧庵集》卷三《馮氏三世遺文序》，四部叢刊本。
830. 《青崖集》卷五《故鎮國將軍太原李公墓誌銘》，四庫全書珍本叢刊本。
831. 元郝經《陵川集》卷三〇《删注刑統賦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32.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八《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四部叢刊本。
833. 《秋澗集》卷四二《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四部叢刊本。
834. 《寓庵集》卷四《雲巖先生文集後序》，藕香零拾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第三三一頁。
835. 《秋澗集》卷四二《兑齋曹先生文集序》，四部叢刊本。
836. 《中州集》卷二《任南麓詢》，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八七頁。
837.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〇，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一八頁。
838. 《金史》卷一三《衛紹王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二九八頁。
839. 《湛然居士文集》卷八《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鈐序》，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頁。
840. 《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苗彦實琴譜序》，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一八四頁。
841.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六《祖庭廣記》，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二八四頁。
842. 《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四《屏山居士鳴道集序》，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三〇八頁。
843. 《危太僕文集》卷八，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844. 陳垣等《道家金石略》録《蓮峰真逸》二首之《題興慶池》，末句‘曾伴寧王玉笛吹’注云：‘家集中“伴”作“照”。’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〇四二頁。
845. 《中州集》卷四《劉左司中》，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第二〇〇頁。
846.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八《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四部叢刊本。
847.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九《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四部叢刊本。
848. 金劉祁《歸潛志》卷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四五頁。
849.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一《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四部叢刊本。
850.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曹徵君墓表》，四部叢刊本。
851. 元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九《故昭義軍節度副使王公碑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52.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君神道碑》，四部叢刊本。
853. 明宋廷佐輯《還山遺稿》卷上《臂僮記》，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一九九四年，第一〇七册七〇六頁。
854. 《牧庵集》卷三，四部叢刊本。
855. 元王鶚《滹南遺老集序》，見《滹南遺老集》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856. 清張金吾《金文最》卷四二，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857.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四：‘趙大中庸説，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謔，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四九頁。
858.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七一三頁。
859.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第七一四頁。
860.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第七一三頁。
861.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第七一四頁。
862.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七一六頁。
863.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第七一七頁。
864.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七《子部醫家類》，第五一八頁。
865.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七《子部醫家類》，第五一九頁。
866. 《日知録》卷一八《竊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67. 清施國祁《吉貝居雜記》，見羅振玉《雪堂叢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册七〇九頁。
868. 清施國祁《吉貝居雜記》，見羅振玉《雪堂叢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册七一〇頁。
869. 《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五湖字韻引《郝內翰俣集·奉陪太守遊南湖同郭令賦》，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第一册七九八頁。
870.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齋字韻引《耶律文獻公集·和德秀道濟詠李仲茂自得齋詩韻》七律二首，爲各家金詩結集失收，第二册一一七三頁。另，明孫能傳等《文淵閣書目》卷九《文集》著録‘六册’、‘十五卷’。
871. 《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神字韻、卷一〇八一三母字韻等引《續資治通鑒》，第二册一五二八頁、第五册四四四〇頁。
872.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齋字韻引《寓齋集》之《題何天衢安常齋》，第一册一一六〇頁。
873. 《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七門字韻引劉祁《泰山雅詠》之《素景門》，第二册二〇三九頁。
874. 《永樂大典》卷一一三一三館字韻引《王元粹詩集》之《再到秦館》，第五册四八二三頁。
875. 明佚名《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册第三一五八頁。
876.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册五八頁、第五册三五六二頁。
877.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册三一六四頁。
878.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册一六九八頁。
879.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册三四七八頁。
880.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册三五六五頁。
881.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册三一五四頁。
882.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册二五二八頁、第五册三七一六頁、三六二六頁。
883. 《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册二〇〇二頁、第五册三七二六頁。
884. 明程敏政《天機餘錦》卷一、卷二、卷四，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七三頁、第九六——九八頁；第一〇九頁；二八〇頁、三〇四頁、三〇五頁。今按，該書新版《説明》有云：‘《天機餘錦》既不是元初人所輯，也不是書中所署的程敏政（一四四五—一四九九年）編選，應該是嘉靖年間的書商或牟利的士人所編，而託名於程敏政。’
885. 清張金吾《金文最》卷首，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
886. 元宋無《續夷堅志跋》，見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末，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第九八頁。
887.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五三一六頁。
888. 《讀書敏求記》卷三《子部醫家》，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五三一六頁、五三一五頁。
889.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五〇《方論》，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六五三頁。
890. 清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八，四部精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〇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