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安排客居香港的文人墨客回燕京古城

故园柳色催南客，

春水桃花待北归。

——刘长卿《时平后春日思归》

1947年岁尾，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为保护国统区爱国民主人士，为茅盾、胡风等人及家属的安全考虑，我党决定将他们护送到香港保护起来，在那里由郭沫若主持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后应中共中央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1948年11月23日夜晚，在中央安排下，郭沫若、茅盾等在港爱国民主人士三十余人，分批乘船驶向解放区，然后又从东北各地前往早已解放的北平。不久，新中国诞生，中国文学开始了新的纪元。

1948年11月23日，在中共的安排下，郭沫若、茅盾等三十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分批乘豪华海轮，由香港起航，驶向解放区沈阳。他们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于立群等。他们一路谈笑风生，欣赏途中风光，触景生情，便吟诗作赋。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是我党从解放战争开始，陆续从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转移到香港保护起来的。如郭沫若，便是1947年由叶以群陪同，从上海转至香港，住进九龙公寓的，在此主持中国学术工作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不久，其夫人于立群及五个孩子也被接到香港，与陆续到港的茅盾、胡风诸人会合。

革命的作家到安逸繁华的香港，当然不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在香港享受舒适生活。实际上，我党早就在香港建立了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使其成为党活动的桥头堡，也是革命文艺的重要阵地。

1948年1月，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孙科，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想与共产党接头，就派其友人韩侍桁到香港找潘汉年。韩侍桁与潘汉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见过面。韩侍桁通过冯雪峰见到冯乃超，然后与潘汉年见了面。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与孙科的代表钟天心会谈，但条件分歧太大，会谈并无结果。

不久，韩侍桁到了上海，将会谈情况告知冯雪峰。为了后续工作，2月，冯雪峰赴香港，见潘汉年、邵荃麟，又会见夏衍、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等人，一周后返回上海。

是年3月，由内地转到香港的革命作家，在那里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主观论”文艺观进行第二次批判，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上，批判胡风背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胡风自己讲，香港发动对他的批评，对他是很不公平的，使他“感到迷惑”。是年9月，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回敬夏衍、冯乃超等人对他的批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1955年，胡风和他持相同文艺观的一大群作家、诗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事件已经平反，“但无论对于生命个体，还是社会群体，无论对于血肉之躯还是灵魂，胡风‘集团’案所造成的创伤都是极其深巨、难以愈合的”（谢泳《思想的时代》）。

新中国的诞生，让作家们完全沉浸在欢乐和憧憬中，根本想不到政治与文学、权力与文学、宗派与文学、作家群落与精神气候等产生的矛盾，离他们并不遥远。

如今，他们乘风破浪，前往解放区，大有“春风伴我返故乡”的慨叹。中共中央特派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专程从中共中央的中枢地区西柏坡到沈阳，隆重迎迓这批各界名流，足见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1949年2月18日，又一艘豪华外籍客轮“华中轮”，在浓浓的晨雾中，从香港起航。二十七位社会贤达和进步作家，由乔冠华具体安排指挥，悄悄乘船，驶向渤海。他们是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赵超构、陈叔通等人。曹禺和方瑞于2月刚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抵达香港。这次也一同回内地。

此次航行，比两个月前郭沫若等人归国那次，要紧张多了。就在三天前，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刚刚在吴淞口宣布倒戈，即被国民党派轰炸机击沉。国民党对海域加强了封锁。“华中轮”在行驶途中，有国民党军的舰只监视尾随。但归人的兴奋没有被敌人的威胁压倒，南社诗魁柳亚子凭栏远眺，抚髯即兴歌曰：“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为避开敌舰的尾随，乔冠华指挥“华中轮”改道，舍沈阳而驶向韩国，然后掉头至烟台抛锚，时间是3月5日。

次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从山东青州匆匆赶来，为贵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安排了精彩的京剧演出。他们至莱州，又应军政之邀，参加了热闹的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是夜，在革命口号和评剧、花鼓戏欢快悠扬的唱腔里，来宾感受到解放区的新生活是多么幸福和充满活力生机。

到了济南，当地驻军领导许世友，还有从北平赶到这里，专程欢迎贵宾的邓颖超，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让贵宾感受到归家般温暖，他们热泪盈眶，无比激动。

然后，主宾同乘火车，一路欢快交谈，一路放声高歌，开进红旗招展的北平，下榻北京饭店。

并不是所有受北平方面邀请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作家都可享受来自北方的温暖。左联时代形成的文学队伍壁垒，非但没有消弭，反而越来越厚。

同在香港的诗人戴望舒，就不像郭沫若、冯乃超、夏衍等人那么幸运，能在中央的安排下，分期分批乘豪华邮轮，像游子归家般回到解放区。

戴望舒于1938年至1947年，流亡到香港。1946年，他把这一时期创作的二十五首诗，编在第四个诗集《灾难的岁月》里。施蛰存曾这样评价戴望舒这段岁月里的表现，“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戴望舒诗校读记·引言》）。

戴望舒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抵抗运动的诗歌。他自己也走出象牙塔，不再总是回忆自己的幽情韵事，发些伶仃孤寂的感慨，做着种种幻想的长梦。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创作的作品唱出了民族的气节、人民的情绪。

日本投降后，老舍、茅盾曾嘱托他尽快在港复办文协香港分会，戴望舒便于1945年11月15日召开“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第一次会议，恢复战前出版的《文协周刊》等。正当他努力工作之时，有人不满，以莫须有的“与敌伪往来”罪名诋毁戴望舒。何家槐等人致信重庆总会，要求撤销已成立的通讯处，另组香港分会。这让戴望舒大感困惑。为了谋求自辩，也为了生活，次年，戴望舒偕妻女回到上海。

戴望舒到上海后，其自辩书得到总会的支持，他自己获得了清白。1948年，他又因参加暨南大学“教授联谊会”组织，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不再到香港避难。到港后，工作难寻，诗稿不好发，让他心力交瘁。他只能住到好友叶灵凤家里。生活困苦，婚姻也不如意，他决心回内地，“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1949年3月11日，患上严重哮喘病的戴望舒终于登上北上的三一公司货轮“基玛”号，在七天后到天津，次日抵达北京。他找到文协旧友，得到准许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里，他与同是代表的何家槐相视一笑。

1948年12月13日，清华园解放。

一天，几位头戴狗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清华园梁思成、林徽因的住所前。林徽因将他们迎进客厅。他们很客气地表示，是向梁、林二位请教，一旦解放军被迫攻城时，有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并请二位把古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注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

解放军干部走后，梁、林非常激动：“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依赖，值得拥护！”

不久，不少文坛的朋友聚到北平。从萧乾等人嘴里，林徽因得知新中国要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林徽因从未以文学为业，但在20世纪30年代“新月诗派”的影响下，她以出色的才华，活跃在文坛。她的诗文玲珑剔透，感觉细腻精妙，风格清莹婉丽。其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曾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她所经营的“太太的客厅”，成为古城进步文化人的文艺沙龙，联络了不少作家，如沈从文、萧乾、金岳霖等文化名人。她渴望参加文代会，但是，桃花红了、谢了，槐花白了、落了，她失望了。

历史给予她更光荣的使命，文代会闭幕后的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建筑的十位教师一起，接受设计共和国国徽的任务。次年6月23日，在政协大会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了国徽图案设计稿。列席的林徽因激动得落了泪。

施蛰存也未被邀请参加文代会。

施蛰存，作家、学者，20世纪30年代已成名。其小说以秀丽诗意的笔触描写故乡松江的风土人物，流泻着感念往昔的情怀，当中人物的刻画细腻动人。后来，他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艺术手法，纳入自己的小说实践，使中国小说多了一种境界，也使他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施蛰存早年与丁玲、沈从文结识并成为朋友，从未随波逐流，投向黑暗势力。抗战期间，他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师。1938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施蛰存被选为理事。抗战胜利后，施蛰存回沪任暨南大学教授，与戴望舒是同事。

1949年，得知戴望舒等朋友到北平参会，一种失落感啃噬着施蛰存的心灵。

沈从文也未获得这次文代会的邀请。

1949年6月初，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组组长沙可夫派甘露到沈阳，专门请丁玲。6月8日，他们到达北平。丁玲在11日写给陈明的信中说：“今天准备上香山，明天回来。昨天去看了表哥和沈从文。”丁玲提到老朋友沈从文，惜墨如金，意味深长。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自杀，被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关于自杀，人们都说是沈从文“精神失常”所致。读沈从文自杀前在清华园金岳霖的屋子里写就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三篇文章的手稿，可见其上皆是笔画细而端稳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一行接着一行，一页连着一页，赏心悦目。而文中清晰、流畅、冷静、理性的表述，充满灵性，没有显示出一点点纷乱、纠结的精神状况。认真研究沈从文当时的思想状态不难发现，是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导致其消极的自杀。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中这样冷静地自白：“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沈从文在《最后检查》中写道，“我始终不加入过什么进步或反动文学集团，永远是个‘单干户’”，只是“顽固主张‘争取写作自由’，‘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

身在解放区的作家们，雄赳赳地陆续向北平进发，那将是会师的地方。

是年1月9日，丁玲随以蔡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并访问莫斯科。丁玲见到了苏联作协负责人法捷耶夫，之后回到哈尔滨，不久又赶到沈阳。丁玲与林伯渠系临澧老乡，林老在保安、西安都曾给予她许多支持和帮助。丁玲去大和旅馆拜望了林伯渠。林老见到丁玲，就告诉她，江青对他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本书很好，是周扬压住不印（丁玲2月23日《致陈明》）。

3月下旬，中国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马寅初，团员有张奚若、许德珩、洪深、田汉、萧三、曹禺、曹靖华、戈宝权、裴文中、邓初民、翦伯赞、古元、程砚秋，还有妇女代表李德全、许广平、丁玲、戴爱莲、吴青、龚普生、陆璀等。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由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十七个国家的著名人士于1949年2月，联名发出倡议召开的。大会的宗旨是要求裁军，争取国际安全，民族独立，禁止原子武器，保卫世界和平。但到4月中旬，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因“当时我们尚未正式建立全国性的政府”，法国政府不承认中国解放区的合法地位，拒绝签证。几经协调，“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设立第二会场。据林利《往事琐记》记载，“两个会场同时开会，两边的发言互相传声转播”。

1949年5月14日，中国和平代表团返回开满杏花的哈尔滨，不久又到沈阳，丁玲等即接到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通知，速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

丁玲由专程到沈阳的甘露接回，于6月8日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住进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与主要来自解放区的部分文艺骨干会合。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举行渡江战役，百万雄师相继克南京、武汉等百座城市。5月12日，淞沪战役打响。

冯雪峰不畏艰险，组织上海中共地下党和革命群众，赶制红旗、刷写标语、组织工人护厂，以迎解放军入城。上海解放前夜，冯雪峰特意穿上瞿秋白送给他的长衫，站到阳台上，面向徐家汇方向，眺望闪闪的枪炮火光，听沉闷的隆隆炮声，默默地站了两个小时，沉思……（《一件不寻常的长衫》）

5月25日，春风拂面，冯雪峰站到欢腾的群众中间，欢迎雄师开进上海。6月25日，经陈毅市长提名，冯雪峰作为上海文艺代表团团长，率队赴北平参加7月召开的全国文代会，巴金等同时受邀前往，9月又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参会。

1948年底，《华北文艺》副主编陈企霞接到通知离开《华北文艺》，告别康濯、秦兆阳等编辑，先到良乡，随解放大军进北平城。开始陈企霞在北平军管会属下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工作，任文管会主任钱俊瑞的秘书，同事有荣高棠、尹达、艾青等人。陈企霞负责内勤，荣高棠负责对外联络。为了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大军，举行入城仪式，他们带人登上荒芜的天安门，连夜清理多年遗存堆集的垃圾。

沙可夫到北平后，陈企霞又调到沙可夫任秘书长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处工作。当务之急，是为机关找房子。他们通过军管会的帮助，在东单东总布胡同接收了一座日伪时为日本将军修建的，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一权贵据为己有的深宅大院，门牌是二十二号。文代会的筹备处就设在这里。作为沙可夫的助手，陈企霞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主要负责大会的会务组织工作。为了更好地工作，陈企霞曾向周恩来副主席要一名打字员。周副主席笑道：“偌大的北平，这类人才有的是，你到华文学校去找吧。”果然在那里找到帮了他大忙的打字员于静贞。

大会胜利召开之后，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作为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正式创刊，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