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创作、传播主体和诗潮起落

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中国古代诗歌也是早熟的诗歌。早在夏朝前期，四言诗已经具备雏形，并且开始诗歌个人创作的时代。其实，虞舜时期的《赓歌》，已经初步显露出个人创作的苗头。《五子之歌》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创作时代的开始。《五子之歌》五首，是太康的五位弟弟所作，显然是每人各作一首，明显是个人创作。

《诗经》多数诗篇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不能由此断定那个时期仍然处于群体创作的阶段，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诗经》向人们提供了个体创作的演变轨迹，是考察先秦诗歌个体创作的重要依据。

个体诗歌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在周代。从西周初年开始，陆续涌现出一批能够进行诗歌创作的朝廷大臣。周公制礼作乐，《诗经》中的不少篇目都归于他的名下，如《豳风·鸱鸮》、《周颂·清庙》以及大武歌诗。从实际情况考察，上述作品出自周公之手的可能性极大，否则，《周颂》相关篇目不会受到高度重视，成为高级别礼仪配乐演唱的歌诗。召康公姬奭和周公同为西周初年的朝廷栋梁，相传《大雅·卷阿》就是召康公所作。再加上成王作告庙诗，那个时段西周朝廷已经形成一个诗歌创作的群体，许多人都有自己独立创作的诗歌。

现在流传下来的留有作者姓名的歌诗，以厉王、宣王、幽王年间的居多。先看宣王年间的情况。《大雅》的《嵩高》、《烝民》明确标示是尹吉甫所作。除此之外，《大雅·江汉》，《诗》毛序称“尹吉甫美宣王也。”《大雅·韩奕》，《诗》毛序亦称“尹吉甫美宣王也”。这样一来，归于尹吉甫名下的诗作就有四首。同是作于周宣王时期的诗，《大雅·云汉》，《诗》毛序称“仍叔美宣王也。”《大雅·常武》，《诗》毛序称：“召穆公美宣王也。”这样看来，周宣王时所形成的诗歌创作群体，比西周初年规模更大，从事创作的多是朝廷重臣，还有的是诸侯国君主。《小雅·六月》叙述尹吉甫率兵北伐之事，诗中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之语，显然不是尹吉甫本人所作。诗的末章写道：“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诗的作者与尹吉甫都是从镐地战场返回，显然是随从尹吉甫出征人员，《六月》一诗是他所作。尹吉甫本人善于写诗，随他出征的部下也能创作出这首水平很高的诗，这首诗的作者相当于后来的文职幕僚，服务于军中。宣王时期有多首征战诗流传下来，当有一批军府幕僚从事这方面的创作。

厉王、幽王时期是变雅大量产生的阶段，这些政治批判诗有的留下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节南山》是家父所作，《小雅·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还有的诗中没有留下姓名，但《诗》毛序指出了诗的作者。如：《小雅·何人斯》是苏公刺暴公。《大雅·板》、《大雅·桑柔》是芮伯刺厉王。《大雅·瞻卬》是凡伯刺幽王。由此看来，厉、幽时期个人诗歌创作也出现群体，留下的多是政治批判诗。

厉、幽时期诗歌创作群体中，《小雅·白华》的作者相传是申后。即被周幽王废黜的王后，诗中反映的环境、心态可以证明它确实是申后所作，她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可考的女性作者。进入春秋之后，又出现两位女性诗歌作者，那就是《邶风·燕燕》的作者庄姜和《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庄姜是卫庄公之妻，许穆夫人则是卫国公主。诗歌创作有女性参与其间，是先秦诗歌出现的新气象。

综观春秋以前的诗歌创作主体，贵族成员多是朝廷高官或是诸侯国君主，平民百姓则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对于各阶层成员而言，诗歌创作在他们生活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没有把诗歌创作视为主要精神寄托。战国中后期，楚地诗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屈原有的诗是在朝廷任职时所作，但已经被楚王疏远，没有什么权力；还有一部分诗歌作于贬谪、流放期间。宋玉虽然在朝廷任职，但不过是位幕僚文人。荀子的几篇诗，则都是隐居期间所作。楚国几位诗人都是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转向诗歌创作，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是，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却使得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把它作为精神寄托，从而实现了诗歌创作的自觉。也就在同一个阶段，诗歌从综合艺术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这表明个体诗歌创作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先秦诗歌很早就进入个体创作阶段，从而促进了诗歌作品个性的发展。诗歌作品的个性，在《五子之歌》中已见端倪，虽然同是伤时悯乱，但五首诗的切入点不同，第一首诗的风格与其余四首迥异。随着历史的推移，诗歌的个性化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同是表现宣王中兴的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召虎之手的《常武》和尹吉甫所作的《江汉》，虽然同是每章八句，共六章，但叙事风格、结构安排明显有别。厉幽时期的变雅都是政治批判诗，同样风格多异，创作主体的个性体现得极其明显。至于屈原、宋玉、荀子诗歌的差异，更是非常突出。

诗歌有原创，有再创。所谓再创，就是对已有的作品进行改造，使之以新的形态出现。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周颂》以周公制礼作乐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前期缺少规则，后期则走向有序。依此推断，周公当时对已有的某些诗歌作了改编，以符合礼仪的要求。《诗经》是由朝廷乐官编定的，他们是先秦诗歌再创作的重要成员，《诗经》有两组诗显然经过乐师的改编。一组是《小雅》的《信南山》、《大田》、《甫田》。这三篇作品都是农事诗，题材一致，所叙述的事象也多有雷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显然是它们出自同一母体，经过改造之后变成三首诗，以适应演唱的需要。《信南山》六章，每章六句。《甫田》四章，每章十句。《大田》四章，前两章各八句，后两章各九句。这三首诗各篇句数在34到40之间，差别不大。但各篇每章句数不同，显然要用不同曲调演唱。乐师是在原有农事诗基础上对诗句进行重新组合，变成曲调各异的三首歌诗。另一组是《周颂》的《载芟》和《良耜》，也是农事诗，两诗重复的地方较多。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载芟》生活气息很浓，是以参加农事活动者的口气进行叙述。《良耜》则是用第三人称语气叙述，生活气息不如前者。如果进一步对比还会发现，《载芟》31句或两句一组，或三句一组，句子的组合没有规则。《良耜》23句，前16句都是每两句为一组，结尾四句也是两句一组，中间只出现一个三句相组合的例子，这是受全诗总数为奇数所制约。《良耜》的句子组合井然有序，遵循两句一组的规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载芟》是原创，生活气息浓，但句子组合无规则。《良耜》是再创，是对《载芟》进行改造，变得简约而有规则，但生活气息变得淡薄。上述农事诗原来都出自豳地，收入《小雅》和《周颂》之后，为适应祭祀和演唱的需要，乐师对原作进行改造，有的变成几首诗，有的则是原作和改造后的诗都保存下来。乐师的再创使诗歌变得规范，但也损失了一些有文学价值的因素。

先秦诗歌创作主体的社会角色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变化，先秦诗歌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同样也有历史的演变。西周时期，诗歌的传播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朝廷大臣，二是朝廷的乐师，前者采用引诗的方式，后者则是通过音乐进行传播。进入春秋时期，诗歌传播者的主角是各诸侯国的大夫，他们引诗赋诗，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种传播方式的参与者前期还有少数诸侯国君主，后期则再也见不到君主引诗赋诗。周王朝及诸侯国的乐师，继续通过演唱的方式传播诗歌。

进入战国之后，士大夫赋诗引诗之风悄然而止，官府乐师演唱诗也极其罕见。代之而起的是诸子说诗引诗，这种风气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诗歌成为私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诸子著作还经常引诗议论，《诗经》成为重要的经典。尤其是儒家学者，他们的说诗引诗一脉相承，从孔子论诗到《孔子诗论》，再到孟子的说诗，最后再到荀子的引诗，寓诗于教，寓诗于著述，成为他们传播诗歌的主要方式。战国时期出现一批民间乐师，如钟子期、雍门周等，他们没有政治职务，都以琴艺精妙著称，可以想象，有的诗歌就是由他们传播开来的，后代流传的琴曲歌辞当与他们有关。另外，诗歌的民间传播在战国时期也比较流行。《郢中对》记载，楚国首都演唱的就有《下里》、《巴人》、《阳阿》、《采薇》、《阳春》、《白雪》等多个曲子，有雅有俗。流传下来的战国歌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民间传播。

先秦的诗歌创作有高潮期也有衰落期。西周是诗歌创作的高潮期，西周初年和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先后出现两次诗歌创作高潮。虽然康王、穆王时期产生的诗歌多数已经不可考，但从西周初期到末期旺盛的创作势头推断，康王、穆王时期的诗坛也不会寂寞，应该有大批作品问世。《雅》诗许多无法确定写作时段的作品，很有可能是在康王、穆王期间最后写定。进入春秋时期，诸侯国的诗歌创作出现繁荣景象，卫地、齐地、郑地相继产生一批作品。卫地诗歌保存下来的最多，在当时也广为传播。郑国多篇作品产生于春秋后期，是春秋诗歌创作的尾声。进入战国阶段，诗歌创作进入消歇期。从战国初年到战国中期前段，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本上见不到诗歌作品。直到屈原的作品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才再次出现，楚地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

从总体上看，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前段，诗歌创作的局面是冷落的，处于低潮期。但是，诗歌的传播并没有消歇，而是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变换了方式。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潮起潮落，而这并不总是同步。

西周早期和宣王时期可以称作盛世和治世，厉王、幽王时期则是衰世和乱世。尽管二者的社会环境差别极大，但都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只是推出的作品有正变之别。诗歌创作的高潮与低谷，与社会的治乱并不总是成正比，治世可以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衰世乱世同样有这种可能。从总体上看，西周是一个充满诗情的时代，它的文化生态适于诗歌的生成发育。春秋阶段还保留着一些西周时期的诗情，但已经有所减弱，所产生的作品数量有限。整个战国是一个散文化的时期，它所形成的文化生态已经消解了往日的诗情。只有当人们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在与时代的喧嚣拉开距离，返回自身和内心之后，才会重新找到诗情，产生进行创作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南楚诗人的创作，并不是那个散文化时代的产品，而是它的副产物。这个创作群体的出现，使沉寂已久的诗坛开始恢复生机，也为汉诗的发展提供营养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