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写道：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这既是他对莎士比亚这位“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艺术成就的认识和精当的评价，也为朱生豪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做了很好的诠释。因为他发现：“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对于怀有满腔报国热情，却在社会现实的矛盾面前一度感到彷徨失落的文弱书生朱生豪来说，以他的整个生命之重来为中国人民奉上一部高质量的莎士比亚译作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朱生豪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衰败中的商贾家庭。家境的窘迫加上幼失怙持，使他过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并养成了沉默内向，然而外柔内刚的性格。

朱生豪从小即勤奋好学，文科成绩尤为突出，在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时就在校刊《秀州钟》上发表过多篇诗文。1929年高中毕业时，学校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保送他进入杭州之江大学继续深造，且为其争取到了四年八学期的全额奖学金，使他的才学得以在这“风景擅越南之美，人物尽江东之秀”的环境中继续提升。在钟钟山、夏承焘等名师的指点培育下，朱生豪的才学很快就在之江校园崭露头角，“一代词宗”夏承焘对他的诗论和其他诗文作品赞叹不已，在日记中称赞他是“之江办学数十年”来的“不易才”，认为他的“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

在之江求学期间，朱生豪广泛地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许多英国诗人的杰作，如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为莎剧中深睿的人文主义内涵所吸引，正如他在“译者自序”中所说“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这为他后来走进莎士比亚的世界打下了早期的基础。

朱生豪在之江大学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结识了他事业上的知己和一生的伴侣，比他低三级的女诗人宋清如。

朱生豪就读大学的那几年，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特别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朱生豪和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他们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期待着在完成学业以后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改变现实，报效祖国和社会。

1933年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怀着满腔热情，进入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译工作，希望通过勤恳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发现社会现实和他原来所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发现，在他的周围，只有那些靠投机钻营，玩弄权术的人能飞黄腾达，而像他那样老老实实勤奋工作的人却总是难以和周围的环境合拍，“总是吃瘪”；加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初到上海时的热情逐渐被难以排遣的压抑感所替代。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腐败现象和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却苦于回天无术，报国无门，“孤独、寂寞、彷徨”在朱生豪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主导的地位。

1935年，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被称为“翻译年”。这一年，上海的各大书局纷纷组织力量，译出了多种世界名著。当时世界书局的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对朱生豪的才学比较了解，建议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对莎士比亚一向十分喜爱，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亚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当时正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因此就欣然接受了建议。

朱生豪写信给当时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胞弟朱文振商议此事，文振弟曾听说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讥笑中国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他的决定，并把这一工作推崇为“民族英雄的事业”。这大大增加了朱生豪译莎的决心。他在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原先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惑的朱生豪，这时候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中国人争气，在精神上一改原先感到“孤独、寂寞、彷徨”的状况，充分显示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

此后，朱生豪一方面再次从头到尾反复研读莎士比亚作品原文，一方面又尽一切可能收集莎氏作品的不同版本、各种注释本和参考资料，并且废寝忘食地阅读、钻研、比较，积极地为译莎进行准备。1936年上半年正式动笔翻译。

他首先动手翻译的莎剧是《暴风雨》，这不仅因为在早先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该剧本多被排在卷首，更因为在所有莎剧中，这是朱生豪最喜爱的一个剧本。这个莎士比亚晚年所写的传奇剧反映了作者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难以找到出路时，希望到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去寻求解脱的精神状况，和朱生豪从学校出来时的青春理想在社会现实面前处处碰壁产生的苦闷心情，是很自然会发生碰撞，产生共鸣的。

译完《暴风雨》以后，朱生豪又次第译出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烦恼》《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等喜剧作品。按照他和书局商定的计划，全套《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拟分四个分册出版，分别为“喜剧”“悲剧”“史剧（英国史剧）”和“次要作品”（后来改称“杂剧”）。其中《暴风雨》虽然按照现代正统的文学理论不完全符合喜剧的特征，但毕竟也有大团圆的结局，当时也是归入第一分册“喜剧”中的。

有了精神上的寄托，朱生豪像是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译莎工作进行得很快，虽然基本上都得在业余时间进行。按照他的计划，只要没有意外，全部莎剧的翻译工作大概到1938年底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历史没有给朱生豪这样的幸运，就在他基本上译完了计划编入第一分册的九个“喜剧”剧本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制造事端，突然向上海发动进攻。朱生豪居住的虹口区汇山路一带正是首当其冲的地方，半夜里他在炮火声中仓皇出走，只带出了少许几件衣服和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原著。世界书局总部也被日军占领并且放火烧过。朱生豪一年多来的译稿（已经交给书局）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种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及其他书籍用品等，全部毁于一旦。

此后，朱生豪回了嘉兴老家，于1938年初夏回到上海，继续为在孤岛（租界区）中恢复营业的世界书局工作，1939年9月又转入《中美日报》任编辑。

在逃难和回到上海工作期间，朱生豪并没有放下他的译笔，他还是从《暴风雨》开始，重新进行他的翻译工作。只是由于在《中美日报》时工作繁忙，进度相对要慢一些。

不幸再次降临到这位倔强的年轻人身上。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正式对英美等盟国进入战争状态，上海租界区的“孤岛”也就不复存在了。次日凌晨，日军冲进中美日报馆，朱生豪杂在职工群中徒手逃出。存放在办公室里的所有译稿和参考资料再次遭到厄运，已经交给世界书局的译稿也大多散失，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1942年5月1日，朱生豪和宋清如在上海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后，就离开上海去江苏常熟宋清如的娘家暂住，1943年初，这对“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又一起回到嘉兴老家，在这里，朱生豪进行了他译莎征程中的最后拼搏，也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离开上海以后，朱生豪已经没有了其他工作的羁绊，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翻译工作中去了。虽然还得第三次从头开始，但前面一些剧本都不是新译，剧本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所以进展还是相当快的。估计在常熟的半年里已经补译完了“第一分册”中的全部喜剧作品，而且已经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部分悲剧。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虽然译稿一再被毁，毕竟有了不少经验的积累，译笔更成熟，更老练了。但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宋清如曾回忆说：“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辞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更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他所耗费的精力，确实难以想象”。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到1944年初，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汉姆莱脱》《李耳王》《奥瑟罗》和《麦克佩斯》，以及《该撒遇弑记》《女王殉爱记》等三本罗马史剧，还有《爱的徒劳》和《维洛那二士》等剧本。他估计如果进展顺利没有意外的话，到年底就可以把全部莎剧译完，从而大功告成了。其间世界书局也开始为全集的出版做准备，着手对已经完成的译稿进行排版并由宋清如代替译者本人进行校对，朱生豪还撰写了“译者自序”“莎翁年谱”及各分册的“提要”等。

翻译成果与日俱增，可是由于超强度的脑力支出，又加上由于经济窘迫而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朱生豪的身体日见虚弱，终于病倒了。到1944年6月初，在译完历史剧《约翰王》《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上下篇以及《亨利五世》的前两幕之后，朱生豪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笔。经检查，他得的是肺结核、肠结核、肋膜结核的并发症，鉴于处在日寇占领区的现实和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完全没有条件使用对结核病比较有效的药物，如青链霉素等。拖到12月26日，朱生豪终于带着对娇妻稚子的不舍和因为没有能最终译完全部莎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临终前曾表示：“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朱生豪译出全部莎剧的宏愿虽然功亏一篑，但他已经以他的生命之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书局于1947年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1-3辑。分别为“喜剧”“悲剧”和“杂剧”，共收入朱生豪译的莎剧27部。原来计划作为第3辑的英国史剧因为还没有全部译出，所以暂时没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包括全部31部朱译莎剧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书的“出版说明”中表示，该戏剧集曾对译本“略作必要的修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批莎学专家对朱译莎剧进行了全面“校订”并补译了朱生豪未及译出的六个剧本和莎士比亚的全部诗作，原计划在1964年莎士比亚400周年诞辰的时候推出《莎士比亚全集》的，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全集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问世，成为我国第一部外国作家的全集。1998年和2015年，译林出版社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又对朱生豪的译作进行了新的校订和补译后，分别出版了新的《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由于英年早逝，在翻译理论方面未能留下更多的论述。但在他的“译者自序”中也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翻译工作的宗旨：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

“保持原作之神韵，传达原文之意趣”，朱生豪是这样主张的，在翻译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罗新璋先生1983年发表的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指出，朱光潜提出的“神似”，傅雷提出的“传神”的翻译理论，是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的突破。这种“神似神韵之说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提过，但影响不大，一方面可能是表述上不够有力……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翻译实践还没有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实例”。罗先生认为“神似神韵之说”最“令人瞩目的范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倾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也就是说朱生豪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为在“信达雅”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神似神韵之说”的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他对朱生豪译文的评价是“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辞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说得十分中肯。朱生豪的译作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浪潮的淘洗后，还能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说明他翻译的宗旨和在这一宗旨主导下的翻译实践是成功的。

近年来莎学界和翻译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翻译莎剧使用的文体问题。因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主要是用Blank verse（素体诗）来表达的，那么如单从文体形式的对应性来说，自然是在译文中仍保留诗体为好。若能完美地做到这点当然是好事，但既要全面保留诗剧的形式，又要最大限度保留原著的韵味，还要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适合中国舞台的演出和观众的接受，确实很难全面照顾到。实际上，即使用诗体翻译，用什么格式的诗体才能和莎士比亚以Blank verse为主的诗体相对应，也是一个很难得出定论的问题。

朱生豪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定主要以散文体来进行翻译。其实朱生豪在诗歌上是有很深造诣的，即使在他散文体的译文中，诗的韵味也很浓，曾有不止一家出版社出版过署名“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的“抒情诗集”，其实只是把原来译成散文体的大段台词分行排成“诗”的形式而已，读起来也并不觉得不像诗。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李伟民认为：“朱生豪的诗人气质和他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充分调动起莎剧汉语读者的审美感觉。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是五音步抑扬格，具有节奏感。朱生豪以散文译莎剧，诗意的审美超越了以诗体形式翻译的莎剧，虽然是散文形式，但读起来更有诗意感。即便是莎剧原文中基本不押韵的独白，在朱生豪的译文中也押了韵，而且换韵不多，这很适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原文中一些唱词等特殊的诗体段落，朱生豪仍是以诗体译出的，他在此更是发挥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根据原诗的内容与表达的情绪，灵活地采用各种相应的体式，语气短促的可用四言诗经体，为抒发情感可用骚体，内容多的可用古体诗的形式来翻译，也有许多以自由诗甚至民间小调的形式译的。这些译诗完全融入了汉文化的情趣之中，而没有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这都是要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基础的。

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终场诗，朱生豪也是用诗体译出的，他的译文是：

清晨带来了凄凉的和解，

太阳也惨得在云中躲闪。

大家先回去发几声感慨，

该恕的、该罚的再听宣判。

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

谁曾见像这样哀怨辛酸！

这里原诗是五音部抑扬格的素体诗，大部分句子都是十个音节，译文则每行都是十个音节且有四个语顿，这虽然并不是汉诗中的固有格律，但却十分切近原文的体裁，诗味也很浓，可以说是在诗体方面的创造性发挥了。

当然，朱生豪的译作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宋清如曾回忆说“原文中也偶然有近似‘插科打诨’或不堪雅驯之处，他往往大胆做出简略处理”，而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1998年译林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则由方平、方重、吴兴华、辜正坤、裘克安、沈林、何其莘等优秀学者专家们进行了校订，对完善朱译莎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过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校订本在使原译作更加完善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存在一些缺憾。除了众多的校订者有着语言风格上的差异外，还难免有一些“过度校订”的情况存在。有的是因为原译者和校订者看问题和理解的角度不同，本是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探讨甚至“存异”的，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情况，但校订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改动，其实并无必要。还有些地方实际上还是校订者对原译文和原译者的意图并没有完全理解，改了以后反而偏离了原意，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很多。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情况是，在校订过的译稿中，有许多地方是用了更能顺应当代读者的语言习惯，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替代了原译文中一些现代读者不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的词语。这当然能使读者容易阅读和理解。

但我们知道，莎士比亚作品中所使用的词汇量在世界英语文学的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浩大的词汇量支撑了莎士比亚作品非凡的表现力，也是使莎士比亚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奇葩的重要因素之一。朱生豪的翻译业绩也是建立在他特别深厚的国学功底之上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他所熟练运用的超大的词汇量，使他能在传达莎剧的神韵和气派上运作自如。其中一些对当代读者已经比较陌生的带文言色彩的词语，若细细查考体味，可发现它们不但有典有出处，而且其表达的词义和韵味都恰到好处，非常贴切地传达了莎翁作品中的意境，该雅则可大雅，该俗则可大俗，读起来也是一种很独特的艺术享受。而把大量这样的词语改用了更通俗的表述，确实为读者减少了困难，降低了门槛，但也不免与这样的艺术享受失之交臂，所以是有得也有失的。

随着广大读者对朱生豪及其译作的进一步了解，有不少读者已经不能满足于经过“校订”的朱生豪译作，还希望能看到原汁原味朱生豪译的莎剧作品。

这套精编精校精排的作家榜版《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就是考虑了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收入的是世界书局1947年版朱生豪原译作，仅为了方便读者，把一些剧名、人名、地名按照当代通用的译法做了改动，力求呈现给读者原汁原味的阅读感受。这并非最完美的译本，但仍能得到读者和学界的喜爱和高度评价，这正是朱译莎剧的魅力所在。

正如苏福忠先生所说，这是朱生豪消耗了“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在我国文学园地里浇灌出来的一株奇葩。

2017年8月14日于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