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庸生活的狂怒

1968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王小波去了云南。多年以后再看这件事，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件货物。王小波对此的解释是，所谓货物，就是别人安排你干什么无须向你解释或者征得你的同意。王小波说，在17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忽然被装上了火车，然后长途运送到了云南。对此他倒没什么怨言，只是油然而生一股行货感。

事实上，王小波当时并不是没有选择，那时候他的母亲宋华也面临着要去安徽干校的分配，她打算把王小波带在身边一起去干校。在她看来，尽管王小波非常顽劣，甚至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他放鞭炮差点把房子都给烧了，但毕竟他从小身体就不好，让他一个人去云南，无论如何自己都放心不下。不过王小波坚持自己的选择，再多人反对他也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时王小波甚至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样的句子，以表达自己的决心。家里人见了都觉得奇怪，聚在一起讨论王小波为什么这么坚持，姐姐甚至请假回来，要打消他去云南的念头。大家谈了很久，提出了很多看法，最后还在男女恋情方面作了大胆猜想，却仍然找不到原因，最终也没有劝服王小波。

王小波最终还是去了云南，王小平后来想，这可能源于王小波内心的那种浪漫情愫。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迷人的风光，肯定让他充满了幻想和憧憬。教育部大院里面琐碎的生活原本就不让他喜欢，他觉得大院里的干部都非常庸碌，曾把他们称为“烫面饺子干部”，如果到了干校这种弹丸之地，整天和那些具有市民气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让他发狂的。

后来在给李银河的信中，王小波这样写道：“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落寞的决心。小时候我简直狂妄，看到庸俗的一切，我把它默默地记下来，化成了沸腾的愤怒。不管是谁把肉麻当有趣，当时我都要气得要命，心说，这是多么渺小的行为！我将来要从你们头上飞腾过去！”在王小波十几岁的时候，这种情绪时刻充盈在他的心里。

其实王小波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写作的时候他会用披头士的歌吵吵自己的耳朵，因为那些歌让他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尽管是多灾多难的，却有一种振奋向上的精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想着改变社会，把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王小波也有这样的情感，所以对那个年代的这种精神，他仍旧很仰慕和怀念。

王小波的“云南形象”

在那些云南老乡的眼里，王小波是这样一副形象，高高的个子，脑门重重的，走起路来歪着个脑袋，脚步一拖一拖的。王小波自来就是这种样子，非常自由散漫和随性。后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时候，他去找他的导师许倬云聊天，在办公室里也是这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东倒西歪的，有时候甚至还会把脚搁在桌上。不过他的导师许倬云没说什么，因为他的脚也搁在桌上。

在当地，王小波还有一个叫“野牛”的外号。这种动物是野性和力量的象征，不知道王小波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外号，可能是他五大三粗的体型让人联想到了这种动物；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小波常常打架。其实他一般不主动和别人打架，但是他的朋友和别人打起来，他往往会第一个冲过去帮忙。小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帮凶”的，有一次王小平打架时被人按倒在地，活像一个动物标本，就是王小波出手帮他解围的。

在云南的时候，王小波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老乡说，王小波不爱跟旁人讲话，不大搭理人。我们知道，王小波并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他不讲话是因为他信不过当时的那个语言环境。从小时候开始，王小波就一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老师说他焉，他也特别赞同。私下里，王小波就没那么沉默了，譬如和他那些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说有笑的，常常妙语连珠，以至于别人说他的话有不可复述性，但在公开场合，他就会闭口不说。

除了沉默寡言之外，王小波让老乡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他的邋遢了。他几乎从来不洗衣服，那些衣服穿脏了之后，他就把它们挂在门外，就这样一直晾着，等到下次要穿的时候再直接穿上去。他能这样反反复复穿上好几次。那些衣服，原本是白色的，能被他穿成黄色，最后再穿成黑色，到了这时他居然还穿得下去。老乡说，北京的知青里，再没有比他更脏的了。那时候有一个叫段炳芹的老职工，见此情形大受刺激，曾忍不住每周给王小波洗一次衣服。

对于爱清洁的人来说，这种事可能无法接受，但我们还是能理解他的，因为一个专注于精神世界的人，对现实生活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忽略。王小波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用的东西也经常被他随手扔到床下。他的褥子下面被他扔满了东西，甚至还有锤子、钳子等工具。他就是在那张床上睡觉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不嫌硌。

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黄金时代》，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很多人因此认为那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还愣说他在云南有个当医生的女朋友，小说中描写他们做爱的情形，都是真的。但其实这不是事实，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才17岁，当然了，放到现在，17岁的男生发生一些疯狂的事情那是很正常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况且山上15队也没有小说中描写的女医生，只有两个男医生。尽管王小波后来做过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自己是异性恋，必不会和他们发生小说中描述的那种感情。

自封“愁容骑士”

王小波去云南之前，对云南充满了期待，去了之后马上就后悔了，他发现这里原来是如此的苦不堪言！他还因此给家里写了信，诉说这里的辛苦，但这时候已经没有用了，他到了云南，就休想离开那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离开只能有三种途径：一是探亲；二是病退；三是悄悄溜回去。前两种方法最好，但王小波没这个资格，后一种办法他虽然可以尝试，但危险系数极高。云南和北京隔得太远，中间有三条大江，游泳的话，江里水流太急，任谁也休想游过去。

在云南的这段日子里，王小波非常困顿。一米八四的个子，要撅在水田里插秧，并且一插就是一天，这几乎让他的腰都累断了。在《黄金时代》里面，主人公也有腰疼病，后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其实是他的真实感受。但是没办法，他已经来了云南，又走不掉，所以只能咬牙忍着。

在作品中王小波并没有把云南的艰苦生活全写出来，他只写了一点，如果把自己经历过的全部写出来，是非常可怕的。在他写到的那部分中，他讲自己曾在云南偷农场的菠萝，一脚踩进蚂蚁窝里面，他的两只脚都有水田脚气，趾缝里烂得没了皮，那些蚂蚁一起咬他，像乱箭穿心一样疼。此外他还对他朋友说过，云南水田里的蚂蟥多得不得了，钻到腿上打都打不下来。

去云南之前，王小波是挺虔诚的一个人，非常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后来他自己也说，那是他一生最善良的时期。那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只要说一点不太革命的话，王小波都会非常气愤地指责他。但是到了云南之后，没过几个月，他所有的革命道德就都荡然无存了，所有人都是这样，他甚至开始偷鸡摸狗。有一年那边的花生害了病，颗粒无收，导致他们一整年只能吃生菜，伙食实在是太差了。王小波因此就和别的知青一起去偷老乡的鸡，结果不幸被逮住，身加缧绁，被当众狠狠地批斗了一番。

还有一次，王小波因为用牛的事和当地青年打了一架，把人家的眼窝都给打青了。他因此受到惩罚，足足被批斗了一个星期。后来，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加在他头上，有的事情他根本没干过也被赖在他身上，像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懒工、打架斗殴等，全推到了他身上，王小波因此被罚去扛两百斤重的麻包。

那时王小波经历的痛苦不难想象。后来他曾在杂文里面写道：“傍晚时分，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他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当时的他就好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位老先生立志要恢复被人遗忘的骑士道，穿着一副破盔甲，骑着一匹驽马，就这样出门闯荡，结果在残酷的现实中弄得灰头土脸，他的侍从因此把他称为“愁容骑士”。王小波也是这样，因一腔热情来到了云南，结果却是在现实中受尽折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于是他把自己也称作“愁容骑士”。

就是在那段日子里，王小波学会了抽烟。他的烟瘾很大，在美国的时候一天要抽掉两包烟。有一次他去丈母娘家，丈母娘不许他抽烟，他就把烟藏在袖筒里面，到阳台上悄悄地抽。他曾对朋友说，就是在云南的时候，他开始学会抽烟的，那时候生活很苦，很想家，对自己的未来又充满了迷茫，心中因此痛苦万分，所以就跟当地的农民学会了抽大烟，结果烟瘾越来越大。没有烟的时候，王小波还曾用云南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过一支，那次他把烟卷得很粗，结果一点火柴，把他的睫毛燎了个精光。那茶叶里又有不少咖啡因，他抽了一口，感觉就像是太阳穴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地。

急性肝炎和盲肠手术

因为云南生活方面的各种困苦，待了不到一年，王小波就患上了急性肝炎。后来他在文章中有写到这件事。看他写的文章，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痛苦的地方，反而还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多现实之中苦不堪言的事情，在王小波这里都会变得特别有趣，而事实上，那些事真的发生的时候，是完全无趣且充满痛苦的，就好像小说中李先生的遭遇，他从国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知道被人一脚踢成了龟头血肿。如果你真遇到这种事，还怎么会觉得有趣？

之所以到了王小波笔下这些事情会充满趣味性，主要是因为他喜欢用这样有趣的方式去写作。王小波对写作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能体会，渲染了反倒有滥情之嫌。因此，在王小波这里，痛苦成了黑色幽默，并且他觉得，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对于痛苦的事也没其他更合适的写法了。何况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些事，会发现其中的确充满了黑色幽默。

但真正经历这些事情时，王小波就没这么轻松了。急性肝炎病发的时候，王小波高烧不退，接连在床上躺了三天，滴水不进，还开始呕吐，甚至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同住的几个知青合力把他送到了几里外的医院，还好送去得及时，否则王小波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其实也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给王小波治病。那些医生用听诊器在王小波身上听了一遍，然后居然开口问王小波，他得了什么病。作为一个医生，查不出病因，竟然开口问患者，这实在是够古怪的，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荒诞古怪。后来在医院里，王小波还目睹过更为荒诞的事情，那些全无医师资格的医生毫无顾忌地给病人动盲肠手术，他们连盲肠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竟然也能下得去手，拿着病人的肠子一通倒腾！

有个网友读了他的这段描述之后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具体地说，王小波描述的就是他的老婆。她在医院学习了6个月，然后又实习6个月之后，回家就给她的老乡们动手术了，在他们的肚皮上横砍竖切。王小波当时去治病的医院，也是这种情况，最后他让医生给他吃点维生素，就当是治病了。

当然，王小波的病没有治好，他想请病假回家，领导们不同意，只让他想想当前的大好局势，还说他情绪上面有问题。王小波那时候的情绪的确很悲观，而且他生了病，当然快乐不起来，生病的时候抑郁是正常的，如果这时候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那才是情绪有问题呢。但是领导那么说，王小波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在云南待着，后来领导总算是批准他请假回家了，到了北京之后，他的肝炎才得以治愈。

如果有一天要去孤岛

对于王小波来说，在云南生活最大的痛苦，还是在于精神生活的贫乏。那里没电视，没电影，也没有什么文化消遣，最让人忍受不了的还是没书看，他曾带过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结果被翻成了一卷海带的模样，再后来被活生生看没了。王小波说，如果当时有书看，《变形记》也不至于落得这副悲惨的下场。后来王小波做客《孤岛访谈》节目，主持人虚构出了一个“孤岛”，问王小波是否能想起云南插队时的情景，王小波回答说肯定可以。

按王小波的理解，主持人所说的“孤岛”可能就像是鲁滨孙流落的那个荒岛一样，充满孤寂，需要打发大把大把闲散的时间。主持人问王小波说，如果让他带一本书去“孤岛”，他会带什么书。考虑到孤岛是这样一幅景象，他觉得该带本能熬时间的书，那么，他会带什么书呢？或许他会带本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带本罗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带本杜拉斯的《情人》？但是他不，他居然说，要带一本习题集过去，可能会带基米诺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带《几何学大辞典》什么的。这回答让主持人大感意外。

王小波自小就喜欢数学，在小学的时候还曾拿过全年级数学竞赛第一名呢。他别的科目成绩都不怎么好，数学竞赛居然能夺魁，以至于他妈妈怎么都不相信，还以为别人弄错了。后来，在学业中断期间，他还常常和哥哥王小平一起做习题，开动脑筋，想题想得昏天暗地。事实上，在无聊的时候，王小波真的会通过做习题来打发时间，他妻子李银河先他两年出国，他在家一个人无聊，也是靠做习题来消遣的。

当初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就是缺少了这样一本习题集。那时候他的消遣，主要就是和别人下象棋。王小波家里面有不少棋谱，他还曾和他哥哥王小平专门研究过象棋的下法，有一阵子他的棋艺还很不错。在作品中王小波曾写道，主人公和别人下象棋，连赢十几把，把对方的脑门都杀紫了。但是，在百无聊赖之中棋下多了之后，他的棋艺越来越差了，到了后来，他连刚会走几个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对王小波来说，下棋也不是好的消遣方法，还是做题好。

把时间往回推几十年，王小波在云南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些清晰明智的想法，当时他只是觉得活着挺没劲的。在那个年代，他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他们，这些人的思维已被8个样板戏占领了，他们自己被占领还不够，居然要别人也被这些东西占领。领略智者的智慧和卓越的艺术，这种感觉能让人兴奋得发狂，也一直是王小波不断追寻的，但是那些军代表却要剥夺他的这种乐趣，他们加之于王小波身上的痛苦，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王小波进一步谈到，有些人正打算对人类的思维进行灌输，譬如说，要让小孩子在三岁背诵唐诗等。王小波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因为知识是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趣味的东西，而不应背其道而行，把功利的目的施加在上面。在灌输中我们失去了学习的乐趣且不去说，问题是，别人灌输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定就是好的？

救世情节与瞎浪漫

王小波在云南经历的痛苦，和他同去的那些人都感同身受，王小波曾问起过和他一起去云南的萧林，为什么当初放着干校不去非要来云南？他的回答和王小波想的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外国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觉得云南那么浪漫的地方简直美极了。可结果去了之后他们都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了，有些同学对那里的生活实在受不了了，就越境去缅甸当了缅共人民军，哪怕死去，也要轰轰烈烈一回。

王小波当时也面临着这种选择，没人让他去缅甸，那些去缅甸的人，也同样没人邀请，他们完全是自发过去的，甚至王小波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也过去了，这让他很受刺激，觉得是不是自己也该过去。在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一心想着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有一天晚上，王小波边抽着香烟边考虑这个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去。

后来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王小波十分庆幸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当时大家共同的目标，所有的有志青年都这么想，但王小波觉得，这件事很不对头。首先，他不认识那些受苦的人；其次，那些人也没让他去拯救；最后，他自己还需要拯救呢，有什么资格去拯救别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凭自己的力量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纯粹就是个笑话。因为倘使我们要去帮助一些人，肯定要知道那些人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决定是不是该去帮助他们。那时候大家只叫嚣着要去解放别人，至于要被解放的那些人是什么情况都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笑话，所幸王小波没有被蒙骗。

曾经有一个弟子问师父：“您能谈谈人们的奇怪之处吗？”师父回答说：“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套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傻×，一种是亡命徒，那些因盲目举动而最终与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就是傻×。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我们都是这种人，也就是王小波笔下的亡命徒。所谓亡命徒，在王小波看来，就是付出一切追求自己所愿的那些人。我们都在这么做，都希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能够实现，之所以这种人最后会分道成傻×和亡命徒，在于前者失去了理性，不会好好地思考。他们只知道跟着世俗的指挥棒走，指挥棒往东边一指，他们就一窝蜂地拥上去。诚然，东边的确有一些好东西，但这些东西未必就是他们需要的，可能西边的东西他们更需要，但是很少有人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路线，结果就成了傻×。王小平说，当初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就是一个傻×青年。

后来，王小波明智了，觉得再也不能当傻×了。后来有人说，中华文明将要拯救世界，王小波觉得这和当初的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因此有必要提醒一下。在王小波看来，解救受苦的人并不是不好，恰恰相反，那是很好的，问题在于，那些你想要解救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受苦，你却非要去解救他们。救世情结当然是高尚的，但失去理性的救世情结，就是瞎浪漫。

被诱发的创作冲动

在王小波的整个文学生涯之中，云南的这段经历是至关重要的，不仅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创作素材，而且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小王小波就喜欢看书编故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还被当作范文在学校广播，这无疑对他的写作有激励作用。但是那些时候他都没有开始写作，到了云南之后，王小波才开始尝试写作。

后来在一篇文章之中他写到了当时的感受：“我17岁到云南，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面往四下看，四处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拂过。”于是，他觉得应该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在某一天晚上，王小波在半夜里起来，避开了所有人，悄悄走到窗前，借着月光，用一支蓝水笔在镜子上写，写了涂，涂了再写，直到整面镜子都变成了蓝色。

1980年的时候王小波在一本名为《丑小鸭》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地久天长》，小说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讲述了“文革”时期三个知青在苦难生活中的友情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小红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勇敢率性、聪明纯真、生机勃勃、充满自信，文中形容她“像光明一样”，后来她却得了脑瘤，不幸去世。当时杂志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还给小说配上了一篇评论文字，但可惜的是，小说发表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82年的时候，王小波开始写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篇小说同样也是写发生在云南的事情。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没有人知道他为这个小说修改过几遍，只知道他是花了大功夫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王小波看来，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主要还是看作者是不是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完善。后来小说写成了，他也感到很满意，跟别人提起这部作品的时候，连谦虚都忘了，说自己写得很有境界，随即又笑说，他好像是在夸别人的作品，这么没节制！

尽管云南的经历可能为王小波的创作提供了帮助，但对于去云南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好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会转化成坏的，坏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也能转化为好的。王小波倒是同意这一点，但并不能由此说，坏的事情就是好的。他举例说，好比有个不良少年一脚把盲人踢下楼梯，那盲人因此复明，这虽是好事，但把盲人踢下楼去仍旧是件惨痛的事，那踢人下楼的不良少年也不能因此被看成好人。

从云南回到北京

1971年，王小波从云南回到北京。当初去云南之前他心里充满了浪漫主义献身精神，结果一去三年什么都没做成，丢盔卸甲回到了北京。看那时候王小波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总是满腹心事的样子。当时他的哥哥王小平在煤矿里面工作，赚的钱比较多，每个月还能回家一两次，常常带着王小波出入高档饭店。用王小平的话说，是带他开开眼，同时也慰藉一下他受伤的心灵。尽管王小波总是强颜欢笑，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兴致一直不怎么高。

后来回忆起去云南的事情，王小波说，不妨把这当作是自己中了一个大彩。所谓中彩，在王小波这里，是指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在青年时期，王小波常常中彩，有时候会中一个大彩，还有的时候会中一些小彩，总之，常常中彩，怎么都躲不过。不过，有人说这是青春无悔，王小波也赞同，因为没地儿悔了，只能青春无悔。接着王小波又说，经历了一个时代，现在回头想一想，脑袋里尽是黑色幽默——很多人对此深表赞同。

王小波说起了当时吃忆苦饭的事情，原本他们吃的东西就不讲究，有时还要专门吃一顿忆苦饭，以便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的苦。当司务长问起大家过去都吃过什么的时候，有人说吃芋头花，有人说吃过南瓜花，还有人说吃过芭蕉树心等。那司务长听了就去操办了，但是最后没弄到芋头花，因为芋头不太爱开花，结果煮的是芋头秆，南瓜花也没有，只有南瓜藤，最离谱的是那芭蕉树心，司务长居然弄了一整棵芭蕉树过来。

在似水流年里，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王小波还在小说中引用了北京大学社会系沈关宝博士的论文，说当时有一个干部，认为把大粪倒进坑里发酵太慢，居然要求家家户户在开饭前，用自家的锅先煮一锅屎！试问，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觉得自己中了一个大彩，还能怎么觉得？王小波说，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很多时候，生活之中的障碍我们无法改变，于是只能用一种玩世和有趣的心态去看待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