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何以解忧,唯有稀粥

散文随笔卷 作者:张洁 著


何以解忧,唯有稀粥

稀粥之于我,与童年时代诸如姥姥疼、奶奶爱之类的美好回忆,并没有什么关系。

妈的妈是后妈,我的姥姥自然是后姥姥。虽然和传说中的后妈不尽相同,可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天底下的女人,是实在不愿意做后妈的,可这也由不得她们自己。既然做了后妈,也只好按着后妈的路数去做,做好做坏都是一个后妈,和男人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所以想得开的女人就想,不如索性做坏了它。

由于没有真实意义上的父亲,自然也就没了真实意思上的奶奶。

所以稀粥于我,就不是对被姥姥或奶奶惯坏了的胃口的调剂,更不是生病时的一种滋补。相反,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拼命喝白开水,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母亲出的这个高招。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病差不多都是喝白开水喝好的,也许我们生的都是贫贱人生的贫贱病,像我现在生的这种丙型肝炎,喝什么也好不了了。那时候没听说过这许多稀奇古怪的病,一个肺结核,就是惊天动地的病了。

所有与稀粥有关的回忆,只和各种各样的无奈有关系。

比如说,一般说来我应该叫做父亲、而又不尽一点父亲责任的那个人,一家伙把我和母亲丢下,一个大子儿不给的年月,我们全是靠稀粥度过艰难岁月。就是光光的棒子面粥,连点下粥的咸菜都买不起。可是母亲活下来了,我也长大了,长得比母亲还高,这是因为我到底有个亲妈的缘故。有一口粥她就给了我,有两口粥还是我的,除非有三口粥,才有一口是她的。虽然是喝粥,但母亲基本能让我喝饱肚子,不像她小的时候,永远饿肚子,没有吃饱的时候。

在我当作家之前,我们家和稀粥也有不解之缘,只不过由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原因,棒子面粥有时提高、改善为白米粥。

说“有时”,是因为白米按每人每月口粮定量,有比例地供应。我们每人每月口粮定量为二十七斤,分配给我们的白米则为五斤。

不敢老煮白米干饭,也不敢老煮白米稀粥,议价米是这几年才有的,就算那时有,我们也吃不起。五十六块钱的工资我挣了十八年,母亲的退休工资每月三十多元,三口之家,我们不喝稀粥难道喝可口可乐?!

全靠母亲在旧社会熬粥度日时练就的一身本领,把这不到一百块钱、口粮定量几十斤的日子,调节安排得月初月尾不漏底,还能吃上馒头、面条,有时还包饺子。要是没有母亲帮我这般筹划,我那点工资可如何是好?

不但有时可以喝白米粥,而且也买得起下粥的菜了。七分钱一斤的芥菜疙瘩,自制的雪里蕻,三毛八分钱一斤的小酱萝卜,四分钱一块的酱豆腐……而五毛钱一斤的大头菜,就是咸菜里的精品了。我独钟七分钱一斤的芥菜疙瘩,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就是见到,已是身价倍增。我之所以能够熟记各种低档咸菜的价格,并不是因为我爱吃的缘故,实在是囊中羞涩而无更多的选择。

为此,我那知足的母亲,老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长。我要是对生活发出稍许不满,一定遭到母亲认真的批判。“咱们的日子比在旧社会好多了,至少能吃口安定饭。不像过去,今天还能凑合一顿饭,明天也许就失业上当铺,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说。

稀粥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地想,中国人的食谱里,要是没有稀粥这个项目可怎么得了。恐怕在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里,不知去向的就不只两千万了。

历朝历代,很多时候是靠施粥度过荒年,或由官方、或由殷实人家、或由寺院出面设立粥棚,不知救活多少人。记不得在哪篇文章里看到,某一地方官为确保施粥的质量,要求筷子插进粥里不倒才行,那些只能照见人影的稀汤就不能算粥。

说实话,那不知去向的两千万以外的生灵,既不是靠社论,也不是靠红头文件,而是靠中国人开天辟地以来延绵至今、不管是官宦之家还是平民百姓都离不了的稀粥,乃至照得见人影的稀汤,才不致从人口统计表上消失。

记得一九六一年春节,母亲分配到一两鸡肉、一两猪肉、一两牛肉——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一两鸡肉、一两猪肉、一两牛肉,是怎么称下来的,真难为了操刀的师傅——母亲用一个小号的,边边角角磕掉了搪瓷、四边露着铁坯的搪瓷缸子,把那三两金贵的杂合肉,炖得我永生难忘。此后,我在任何大饭店也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炖肉。

对那三两杂合肉来说,除了茶缸,还得是小号的,我相信再也没有更合适的容器了。就是用最小的锅,那三两集肉之大成的肉,也不够垫那个锅的锅底。

从记事起到一九六三年以前,我从不记得母亲用别的容器炖过肉。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后,我们才用锅炖肉,是那种仅仅比奶锅大一点的钢精锅。除了这种比奶锅大一点的钢精锅,我们从未设想过用再大一点的锅的可能性——你有那么多肉往里搁吗?

到现在,那个搪瓷茶缸和那个材料稀软,又让我们长年累月的磕碰,弄得像个瓢镲的钢精锅,有时还会在依稀的梦中,与我纠缠不休。

母亲双手捧着这三两炖杂合肉,步行到火车站,又挤上塞满四面八方来,又四面八方去的、赶着回家过春节的人的火车,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到了我这儿,那一茶缸肉居然连一滴汤也没洒。

那一茶缸一滴汤也没洒的肉和捧着那一茶缸肉,历经那样的旅途把它送到我嘴里的母亲,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心里一咕涌。

我那可怜的、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让我吃饱,但凡有一点可能还要让我吃好的母亲啊!

我们用这三两杂合肉,吃了除夕的年夜饭。这顿年夜饭,这三两杂合肉,还招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当时想和我在男婚女嫁上有所进展的男士。虽然我和母亲对这一发展前景毫无兴趣,但我们想都没想过,多一个人分享这三两杂合肉,对我们的损失有多大!母亲虽然穷了一辈子,却是宁可自己关起房门吃咸菜,也不能让客人回家再找补一顿的人。

好在我还有当月二两肉票,为了让老百姓欢度春节,党让二两肉票顶四两用。我们又在大年初一到馄饨馆,用那增值的二两肉票,吃了一次馄饨。

母亲的浮肿,就是那时扎下的根,后来有了经济条件,却怎么补也补不过来了,她这一辈子,亏得是太狠了。

母亲的脚后跟沾着满清帝国的一个尾巴,又跨越了中华民国从成立到偏安一隅的过程,并在三十八岁那一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历经三个朝代。各朝各代,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关键时刻,全靠稀粥撑了过来。

喝了一辈子稀粥的母亲,好不容易熬到我虎口拔牙地当了作家,有了几文稿费,可以不喝粥了。可这样的日子她没能享用多久,就去了。好像她就是为了喝粥,才到这世上来走一遭。

就是过上不必以粥度日的日子后,她还是离不了粥。她不甚明了小说里面的事,对小说外面的事,可是忧心忡忡。她老说我挣的是血汗钱,不忍花费。

稀粥,永远的、母亲的稀粥。

1992年7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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