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近代诗歌研究·

沧浪水、沧浪歌与《楚辞·渔父》

刘刚

【内容提要】 《楚辞·渔父》的创作时地，自古至今一直存有争论。文章通过对沧浪水与其域名延展、沧浪歌与其歌谣传播的考辨，认为最初以沧浪命名的水域是汉水中上游古均州段，那里即是沧浪歌的原发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沧浪歌在民间的传唱与在文化阶层的传播，致使沧浪歌的原发地失去了考证《渔父》创作时地的唯一性。据此，进一步分析《楚辞·渔父》的内证与外证可知，屈原援引沧浪歌作《渔父》，其地当在江南江湘一带，其时当为诗人沉江前不久。同时也证明，汉王逸依据《渔父》文本之内证与《史记》收录《渔父》之外证所做的解题是值得采信的。

【关键词】 沧浪水沧浪歌屈原楚辞渔父

关于《楚辞·渔父》的创作时地，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争论，或以为作于楚襄王逐放屈原于江南之时，或以为作于楚怀王放逐屈原于汉北之际，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渔父》文本提及的沧浪之水水域与沧浪之歌创作时地的不同解读。

关于沧浪水的最初记载见于《尚书·禹贡》，其记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但由于《禹贡》记述汉水中沧浪水起止界点比较模糊，后世训诂者又出于对昔贤屈原的追崇，主观地以自家所见所闻争相注说其遗迹，遂生出种种异说。见于文献记载的与《渔父》创作有关的沧浪之水，按地域与河流名称划分，主要有六说：于长江以北，有汉水中游下游通称沧浪说，有汉水中上游古均州段说，有汉水入江口古沔口段说，有汉水支流源出荆山之水说，有汉水别流夏水说；于长江以南，有沅水支流湖南汉寿之沧浪水说。

汉水中游下游通称沧浪说，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其卷二十八记载：“（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鄀，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按经传，宜以《尚书》为正耳。”此说将沧浪水的起点界定在北魏武当县（今湖北十堰市东北）西北的沧浪洲，认为其下通称沧浪水。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郦道元的时代，沧浪水完全有可能从汉水某一小流域的特称，演进为所指囊括汉水中游下游的通称。但是从沧浪歌与沧浪水的关系分析，郦道元的意思是说，汉水自沧浪洲以下直至入江口都可通称为沧浪水，由于这段汉水流经过楚国曾经的都城，所以这段水域符合《地说》提出的“近楚都”的创作沧浪歌的条件。在这一点上郦道元实际受到了《地说》歌与水关系的误导，细细品味“近楚都”与沧浪歌的创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对于郦道元的说法，如果理解为郦道元时代沧浪歌的流传已经广泛涉及汉水的中游下游，或符合当时的实情，若理解为在先秦其歌谣最初产生的水域，就难以让人接受了，因为这种说法过于泛泛，按常理沧浪歌的发生应当有一个相对具体的所在。因此郦道元以后的学者均不采信其说，时有引之者，如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只不过藉之聊备一说而已。

汉水中上游古均州段（今流经湖北丹江口市辖区的汉水河段）说，见于隋郎蔚之《隋图经》，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均州》载：“沧浪洲：《隋图经》云，汉水出琵琶谷至沧浪洲，即渔父棹歌处。庾仲雍《汉记》云谓千龄，亦通名沧浪水，又东经龙巢山下。”此说：一则指出了作为通称的沧浪水的原始水域，本之于《禹贡》，以“三澨”为沧浪水下游的界点，言之有据。二则有汉代文献资料佐证，东汉张衡《南都赋》有句：“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李善注：“《左氏传》屈完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明言赋语化用楚屈完之说，意在指出沧浪即临近楚方城的汉水中上游。于是赋题“南都”的地理位置则可作为判定古沧浪水的参照，《文选》李周翰注：“南都在南阳，光武旧里以置都焉。”可知赋中沧浪水是指汉南都（今河南南阳）西南，今襄阳市城区以西至丹江口市西、十堰市东的汉水。三则据清胡渭《禹贡锥指》考证，《禹贡》所述沧浪水下游的界点“三澨”在今襄阳市区：“愚意，三澨当在淯水（今称唐白河）入汉处，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东，皆襄阳县地，在邔县（今湖北宜城北）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这便进一步证明古沧浪水是为今襄阳市城区以西上溯至十堰市东部的汉水江段，因而给予“古均州段说”以有力的支持。此说既本之于《禹贡》，参之以《水经注》，又得之于汉代文献的认证，在诸说中最为可信。

汉水入江口古沔口段（今属湖北武汉市）说，见于南朝宋刘澄之《永初山川记》，《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九《沔州》载：“《永初山水记》曰：沔口古以为沧浪水，屈原遇渔父处。”古均州段说是以后世通称汉水中游下游为沧浪水的水域起点为说，此说是以沧浪水之终点为说。以《水经注》对沧浪水的描述推断，其水之最初得名在于其起点，而不在于其终点。清钟岳灵《沧浪记》描写沧浪水说：“（汉水）源出于陇西嶓冢，历郧乡而下数百里内，山石峣确，涒滩递接，其水奔趋澎湃，初无宁时。至均之关门滩始平，越数里之槐关，水之自西而东者，复折而南，地势纡回，江流乃缓。此处即均之东山焉。山根有崖，水清隐隐可见，但深不知几许。水至此汇渟，渊寂若池沼然，四时唯夏涨则潢流挠漫，非其本色，至霜露泬之际，色若结绿，纹如湘簟，较之他水自倍澄鲜。或曰山树阴翳，翠添江色，此殆不然。盖水深则静，静则绿如天之苍然者，积空气而成，岂有所映带耶。”这段描写可以作为沧浪水最初得名于古均州江段今之丹江口市辖区的佐证。而《水经注》所记沧浪洲者又因其所处水色沧浪而得名，亦为沧浪水最初得名于古均州江段的佐证。由此可知，处于汉水之终点的沔口段得以称沧浪水必在古均州汉水江段称沧浪水而后，或因沧浪歌沿江流传至此而得以冠名。由此亦可知，自沔口段汉水有了沧浪水的称谓后，沧浪水才得以有了《水经注》所说的“盖汉沔水，自（沧浪洲）下有沧浪通称”的事实。据此推断，汉水古均州段当是沧浪歌的原发地，而沔口段只是沧浪歌的传唱之地而已。宋朱熹似主此说，其《楚辞集注》注曰：“沧浪之水，即汉水下流也。见《禹贡》。”

汉水支流源出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境内）之水说，见于南朝梁任昉《地说》（一作《地记》），上引《水经注》载：“《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关于此说，《水经注》已作了有力的驳斥：“余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郦道元的说法以《禹贡》用词词义为据，极有说服力，得到了古今学者的一致认同。由此说来，源出荆山之水（今称蛮河）即便有沧浪水的称谓，也不是《禹贡》所述的古之沧浪之水。此水既不是古沧浪之水，也就不可能是始创沧浪歌的地方。清戴震《屈原赋戴氏注·通释上》释沧浪之水，引《水经注》“余按”一段后说：“在今襄阳府宜城县南，汉属南郡。”似将荆山之水入汉水处指为沧浪水，恐怕是误解了郦道元的意思。

汉水支流夏水说，见于唐刘之推《郡国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四《山南东道·复州》载：“夏水，《郡国志》古沧浪之水，渔父所歌于此。”此说大有渊源，《光绪沔阳州志》卷二《地舆·山川》“沧浪”条载：“自孔安国、郑康成、马季常多指为汉水别流，故《寰宇记》《方舆纪要》《明一统志》皆以景陵沔阳（今属湖北仙桃市）之夏水当之。”“考《方舆纪要》云，夏水泛则合诸水于州之东北，下流六十里名沧浪，古有沧浪驿。又云，漕河自州西三里之三江口东流合沧浪水，此沔之沧浪。”今人谭其骧从此说，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册《战国·楚越》图中标示古之沧浪水为夏水下游入汉水处。然而，上引《水经注》已辩沧浪之水“明非他水决入”汉水，而汉水之“别流”更非是也，故《水经注》又于“夏水”条辩之曰：“郑玄注《尚书》沧浪之水，言今谓之夏水，来同故世变名焉。刘澄之著《永初山川记》云，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渔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应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势西南，非《尚书》‘又东’之文。余亦以为非也。”郦道元据《尚书》力辩，言之有理。考之古夏水，乃因长江水涨泛流所致，首出于江，尾入于汉，冬竭夏流故曰夏水。众所周知，时至夏季无论江水还是汉水都比较浑浊，岂可以沧浪之色当之。

至于长江以南沅水支流今湖南汉寿之沧浪水，并非《禹贡》所记古之沧浪之水。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引《永初山川记》后说：“今沧浪之水合流出镡城（今属湖南常德市辖区）北界山北，盖后人名之，非古沧浪也。”考《嘉庆常德府志》：“沧浪水，县西十五里，一名沧港。”而其水周边古地名有沧口驿、沧港市、沧港渡，古迹有沧水驿楼、沧溪寺，皆不以“沧浪”为名，其中沧溪寺据《志》载“县西沧港，建于东晋，国朝康熙六年重修”，可见其水古名沧港或沧水、沧溪，称之为沧浪水实是后人因屈原放逐江南时曾行经此地而附会；亦因沧水与沧浪水仅一字之差，便将沧水支流名之以浪水，以自圆其说。据《志》载，“浪水源出龙阳（今湖南汉寿县）浪山”，“浪山……层峦叠嶂如浪，故名”，其山名称源起亦甚可疑，大凡群山簇拥起伏绵延者岂有不如浪者。更何况“沧浪”乃联绵词：（1）沧浪为叠韵词，符合联绵词多为“双声叠韵”的特点；（2）沧浪在《史记》中又写作“苍浪”或“苍莨”，符合联绵词“字无定写”的特点；（3）沧浪虽有两个音节，但只是一个语素，意在形容水青绿潋滟之色，符合联绵词不可分训的特点。附会者不了解“沧浪”一词的构词特点，因原有沧水，而附会出浪水，从而以二水合流为沧浪水，其附会之痕迹于此可见。《太平御览》说汉寿之沧浪水“非古沧浪”，是依据其掌握的汉寿之沧浪水得名远远晚于汉水名沧浪之时的事实，而我们依据联绵词构词特点的考辨，更进一步证明了其判断的正确性。然而自宋《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认为古龙阳今汉寿之沧浪水“乃渔父濯缨之处”，明清楚辞研究者更多主此说，以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为例，其注《渔父》说：“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余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之北。原迁江南，固不能复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与渔父问答者多矣，皆影响不足凭。惟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浪乡、三闾港、屈原巷，参而核之，最为有据。”且又于《楚辞余论》卷下辩说：“昔贤遗迹，后人往往多附会。均州、沔阳之沧浪非江南地，无论矣。若长沙湘阴之濯缨桥，宝庆邵阳之渔父庙，城步之渔父亭，去沧浪颇远，皆以为渔父遇屈原处。《一统志》又云，武冈沧浪水亦有渔父亭，然考武冈山水绝无沧浪，亦足征其妄也。”然而其说不顾《禹贡》的记述，忽略屈原曾到过汉北与沧浪歌历时传播的事实，更受到附会者的误导，虽言屈原放于江南属实，但强说沧浪水在江南则失考矣。

沧浪歌在先秦文献中凡两见。一见于《孟子》卷七《离娄上》：“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一见于《楚辞》卷七《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二者所记歌词仅一字之差，而“我”与“吾”均为代词作定语，词义相同，其实当为不同文献所记载的同一首歌谣。古人称《孟子》所记为“孺子歌”，《楚辞》所记为“渔父歌”，不过是取文中之歌者来作为篇名而已，不可视为两首歌谣。古人亦有取二者之歌词中关键词为题者，如《文章正宗》名此歌为“沧浪歌”，这一命名堪称恰切合理，一则不会无端引生误解，二则凸显了歌中比兴之物象。另，《文子》中有句曰：“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古诗纪》以为是“沧浪歌”异文，实误。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之《先秦诗》卷二辩之说：“查《文子》上卷载此，并不谓歌。盖转引以论其道耳。”据载，文子稍晚于孔子，曾从孔子弟子卜商问学，亦曾于楚平王时游学于楚。《文子》转引化用沧浪歌证明了沧浪歌在流传中，由于其歌咏具有比兴的潜质，而被先秦哲人借题发挥，藉以说理的实况。

体悟沧浪歌的本意原本并不复杂，仅仅是源于原创者的生活经验述说其对清水与浊水的利用有所不同而已，表现了歌谣率真、自然、古朴的特质。然而此歌谣一被先秦哲人所引用，便有了放射性引申的寓意。据《孟子》，孔子引此旨在教诲弟子懂得“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的道理，而孟子则将“自取之”的道理解释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据宋杜道坚《文子缵义》，文子引此旨在“言清浊无遗，贤愚并用，但量能授任，称物随机也”。据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屈原引此旨在阐述渔父所代表的隐逸者的处世观，即“濯缨濯足，盖与世推移之意”，也就是说“世清则濯缨而仕，世浊则濯足而隐”。对于《孟子》《文子》《楚辞·渔父》之注解，此仅各举一例，如若综观各种注本对引用沧浪歌的注释，则见仁见智，说法众多，不胜枚举。于此必须指出，后世的这类注释皆非沧浪歌始创之时的本意，而是征引者为阐发自家学说的借题发挥。

分析《孟子》《文子》《楚辞·渔父》，三者所记歌唱或转引沧浪歌的人物，均不是沧浪歌的作者。《孟子》中的“孺子”，乃孩童之谓，孩童不具备创作歌谣的条件，考辨古代文献，凡古代童谣的作者都不是唱童谣的孩童；《文子》的作者，以文本分析，只是歌谣的引用者，或化用者；至于《渔父》的作者屈原以及《渔父》中的人物渔父，也不是歌谣的原作者，原因是早于屈原的孟子已记述了歌谣的全文，而且《孟子》记述听这一歌谣的是比屈原更早的孔子。其实，从记述沧浪歌的文献资料与沧浪歌文本内容分析，其歌应是一首古代楚地的民歌。众所周知，先秦乃至后世的民歌都是民间的集体创作，沧浪歌当然不能例外。

关于沧浪歌产生的时间，已很难说得具体。《孟子》说孔子曾听过此歌，这要比《楚辞》所述屈原听此歌的时间至少早二百年以上。据此，沧浪歌至少在孔子周游列国之际就已经存在了。

考辨沧浪歌的原发地，无疑在春秋后期的楚国，因为沧浪之水即在楚国境内，而最初以沧浪命名的水域是汉水中上游的古均州段。关于这一问题，在上文讨论沧浪水的时候已经提出了相关论据：（1）《水经注》记载，此段是最初称之为沧浪之水的汉水流域；（2）有汉张衡《南都赋》为佐证；（3）有清胡渭《禹贡锥指》关于“三澨”的考证为支撑；（4）清钟岳灵《沧浪记》关于古均州段沧浪水的描写，证实了其水以联绵形容词“沧浪”命名的缘由。但问题是，在最早记录沧浪歌的《孟子》中并没有交代孔子在什么地方听到的沧浪歌，说沧浪歌产生于沧浪水，仅仅是根据歌中歌咏的对象做出的推测。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考证孔子听孺子歌之处是非常必要的。以《孟子》称沧浪歌为孺子所歌分析，所谓的孺子不可能是孔子三千弟子中来自楚国的弟子，也不可能是离乡背井在楚地外偶遇孔子的楚国游子，据此基本可以排除孔子于楚国境外间接聆听孺子所歌的可能性，因而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孔子在孺子的家乡听到了孺子之歌，而孺子所唱是以沧浪水为对象，他的家乡一定在汉水中上游沧浪水流域。因此，宋赵顺孙《孟子纂注》、元詹道传《孟子纂笺》、明胡广等撰《孟子集注大全》，均注说沧浪之水为汉水流经古均州的江段，暗示孔子听孺子歌即在其处。在宋元明《孟子》注释的基础上，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渔父篇》则将问题注释得更为明确，他说：“《孟子》亦载此歌，盖亦孔子自叶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考孔子周游列国之际，的确到过楚国，但文献记载其所游历的是“北楚”，是楚灵王至楚昭王时期逐渐向北扩张，兼并了一些小国（如汉阳诸姬）而得到的疆土，按理还不能说楚国北扩的疆土是其本土，与孔子同时代的楚昭王曾说：“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考宋胡仔《孔子编年》：“己酉，鲁哀公三年，年六十，在陈；庚戌，鲁哀公四年，年六十一，自陈适蔡；辛亥，鲁哀公五年，年六十二，自蔡如叶，同年又去叶返于蔡；壬子，鲁哀公六年，年六十三，在城父拜谒楚昭王，同年自楚返乎卫。”此后孔子便返回了鲁国。《孔子编年》本于《史记》中《楚世家》与《孔子世家》，清晰地描述了孔子适楚的历史，加之其编年本于正史，不录传闻，严谨诚信。考当时之陈都在今之河南淮阳；蔡都已迁至今之安徽凤台；叶早已成为楚邑，是为楚叶公封地，在今河南叶县南，毗邻楚之方城；城父旧为陈之夷邑，在今安徽亳县东南，楚灵王时即并入楚，并在其城南乾溪置有别宫（史称章华台或乾溪台）。分析此四地的古地理交通，孔子若去汉水中上游最初称为沧浪水的古均州，以叶最为方便，孔子在叶逗留近一年，完全具有一游汉水中上游的时间与地理条件。所以王夫之说“孔子自叶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至于陈、蔡、城父，不仅距汉水古均州段相对较远，而且距离荆山之水、夏水、沔口等被指认为沧浪水的地方要更远一些。尽管孔子后学编撰的《论语》和历史文献中没有孔子由叶入楚且至汉水中上游的记载，甚至《孔子家语》《孔子编年》均不收孔子听孺子歌之事，但是也不能因此轻易否定孔子曾到过汉水中上游沧浪之水的可能。孟子上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过一百多年，据《史记》载，他又师从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其所记述当有所据。据此，可以认为《孟子纂注》《孟子纂笺》《孟子集注大全》和《楚辞通释》的推测是可信的，以此为据便可以进一步推断，沧浪歌的原发地当为汉水中上游的古均州段。

既然已经考定最初以沧浪命名的水域是汉水中上游的古均州段，并推断汉水中上游古均州段是沧浪歌的原发地，那么，似乎可以进而推测《楚辞·渔父》作于屈原被放逐至汉北之时。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根据《孟子》所记，屈原作《渔父》之时距孔子听“孺子歌”已过去了二百余年，在这二百余年中，沧浪歌的传播范围已经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汉水中上游古均州段，一方面在民间可能随着渔家或船家的传唱传到了汉水的中游乃至下游，另一方面在知识阶层可能随着《文子》《孟子》的传播而传播得更为广泛，这就使沧浪歌的原发地失去了考证《楚辞·渔父》创作时地的唯一性，因而没有足够的理由像确定《孟子》中唱沧浪歌的孺子一样，确定《渔父》中唱沧浪歌的渔父一定是汉水中上游的居民或隐居于那里的隐士，而作品中“避世隐身”的渔父完全有可能通过上述的传播渠道于沧浪水流域之外获悉沧浪歌，而不必居于其地或隐于其地。

当然，屈原是到过汉北即汉水中上游的，屈原《九章·抽思》有句“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可以为证，但是即便屈原在汉北曾经听到过沧浪歌，也不能断定屈原一定是在汉北创作的《渔父》。道理很简单，作者的作品除即时即兴创作外，还有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积累于异时异地进行的创作。考之《渔父》文本，有“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句，说明屈原既放已久，极度疲惫，又闻郢都沦陷，期望破灭，才煎熬如此，而楚怀王朝流放汉北时未必有此种大恸，故作品作于楚襄王朝被流放江南之时更为合理；文本又有“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句，明言湘水，可证屈原当时确在江南一带，虽《史记》异文曰“常流”，但“常流”也不能确指即是汉水，从而证明屈原当时在汉北一带，或汉水中游下游某个被称为沧浪水的地方。证之历史记载，《史记》将屈原遇渔父事置于其沉江之前，说明司马迁认为屈原作《渔父》而后不久便以身殉国了，与文本表意吻合。由此可知，汉王逸《渔父》题解根据文本内证，并以《史记》为外证，认为此篇作于“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是具有充分理据的。因而王逸的说法，要比后世根据最初以沧浪命名的水域为说，认为作品作于汉北，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彰显作品“独清”“独醒”、以死为谏、为国赴难的主题。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1）最初以沧浪命名的水域是汉水中上游的古均州段；（2）汉水中上游古均州段是民间歌谣沧浪歌的原发地；（3）屈原援引沧浪歌创作的《渔父》，并不在汉水中上游沧浪歌产生的原发地，或汉水中游下游曾被以为是沧浪水的地方，而当在长江以南王逸所说的“江湘之间”，其创作之时依《史记》所记当是诗人沉江之前夕。

刘刚（1951～），男，黑龙江哈尔滨市人，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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