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节 郑氏割据

清圣祖康熙全传 作者:朱元鹏 著


第三章 统台湾

第一节 郑氏割据

自从康熙亲政,一直计划收复台湾,列为三大政事之一。这一方面是出于消除反清力量的威胁,一方面也是国家统一的需要。但同除鳌拜、平三藩相比,收复台湾无疑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对于不善水战的清军来说,越过几百里的海峡攻打郑氏长期据守的台湾,是非常困难的。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在福建省东南的东海和南海之间,东西宽15~144公里,南北延伸约394公里,全岛面积约3郾6万平方公里。台湾自古以来与内地有着密切联系。早在两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同内地有文化联系。三国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卫温、诸葛直曾率万人东渡台湾。南宋时,将台湾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统管澎湖和台湾。一千多年来,大陆沿海人民相继渡海到台湾定居,特别是福建、广东两地的人最多。仅明末,福建游击郑芝龙(郑成功之父)一次就组织数万多人到台湾垦荒。

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军指挥官宋克率舰13艘,侵占了台湾西部,在一鲲身(今澎湖)山上筑台湾城,又在本岛西南部建起赤嵌城(今台南市)。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军侵占了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等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殖民军打败了西班牙军,又夺占了台湾的北部。自此,台湾本岛就为荷兰殖民者侵占。

崇祯十五年(1642年),台湾全岛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战舰数百艘,将士25000人,渡海打败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回归祖国版图。

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组织,进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占据台湾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夺王位而火并。清廷趁机招抚驻守厦门的郑经,郑经交出了明朝敕命及玉印等。

次年五月,郑经杀死郑世袭,台湾内乱平息。郑经向清廷请求仿照琉球的藩国形式,占据台湾,永不登陆,不剃发,不改汉族衣冠,否则,虽死不降。

为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从康熙三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和郑氏集团进行了九次谈判。但由于郑经等企图依靠强大的水军,世代据守台湾,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康熙认识到争取郑经等上层的希望不大。于是,朝廷就把目标转移到中下层将领和士兵上,通过招抚,分化瓦解郑氏的力量。

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内部接连发生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首先是郑氏家族中郑经和其伯父郑泰的矛盾。郑泰辈分高,长期为郑氏管理钱粮事务,又率部留守金厦,势力更盛,招致心胸狭窄的郑经的疑忌。郑泰偏偏又在郑氏政权的继承问题上一度拥护郑世袭,并曾致书郑世袭集团骨干黄昭。郑经入台后发现了郑泰沟通黄昭的信,顿起杀心。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七日,郑经设计诱郑泰至自己帐中饮酒,将其缢杀,并派兵抄家。郑泰的弟弟郑鸣骏以及儿子郑缵绪被逼无奈,率水陆各镇官员400余人,兵马1万余众,船300余艘来到泉州港,投降了清朝。

郑成功收复台湾

当时康熙还没有亲政,朝廷认为这是收复台湾的大好机会。经过一番准备,海澄公黄梧、福建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分别从海澄、同安、泉州三路攻打郑氏盘踞的金厦。十月十九日,马得功所部与郑军在金门乌沙港大战,被精通水战的郑军打败,马得功投海自尽。黄梧和李率泰两路人马都打败了郑军,迫使守护高崎的郑将陈升投降。郑经退守铜山,清军收复金厦。李率泰派人四处招降,扰乱了郑军军心,很多人纷纷归降。但郑经仍旧拒绝投降。

经过这一战,朝廷认为争取郑氏将领的希望是很大的,于是从兵部、户部各派两名官员长期驻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诱降郑军中下级军官,还提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不问真伪,凡海上武官率众投降者按原衔补官,单身投降者降四级叙用,有立功者降二级叙用。为了安插降官,允许武职改授文官。郑军人心浮动,各思投身之路。康熙三年(1664年)春,郑经将领林顺为旧友施琅所招而投诚,共计带来文武官3985人,士兵40962名,归农官弁兵民64330名,眷属人役63000余人,大小船只900余只。郑经见诸将纷纷叛降,自知铜山必难坚守,又恐变起肘腋,遂退居台湾,令周全斌、黄廷二人断后。周、黄二人不愿意远离故土,也归附了清朝政府。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见有机可乘,派船队集结澎湖待变。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反叛。郑经应其所请,率众攻打厦门。当时,清军主力与吴三桂作战,耿精忠又率主力北上江浙,郑经遂趁机攻占闽海、粤东沿海地区,连占泉州、漳州、汀州、兴化、邵武等府和广东潮州、惠州、广州两府的一些州县。郑经并非真心和三藩合作,而是借助这次机会,恢复原来占据的闽粤之地。而这两个地方原来在耿精忠和尚之信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化。针对这样的情况,康熙采取了更稳健的做法。他没有全面出击,而是把精力放在对付三藩上。他命军队重点打击耿精忠,对郑经则采取暂时不理的策略。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康亲王杰书亲率大军从浙江攻入福建。耿精忠南有郑经牵制,无力抵抗,被迫降清,并担任向导,转而攻郑。康熙借助郑经之手逼降了耿精忠,然后才转头攻打郑经。经过两个月的大战,郑经连败于乌龙江、邵武等地,丢失了广东全省,不得不收缩战线,退守汀州。第二年春天,清军连陷兴化、泉州、漳州,郑军全线崩溃,郑经退守厦门、金门及附近岛屿。

当时对吴三桂的作战正在激烈进行,朝廷无力立即攻打台湾。康熙仍然坚持劝降策略,他指示康亲王杰书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希望趁郑经新败之机,和谈会有所收获。但郑经仍坚持照朝鲜例,不剃发,不上岸。八月,康亲王杰书再派人去厦门见郑经,提出可以按照朝鲜的例子办理,每年纳贡,通商贸易。但郑经更进一步,转而要求沿海诸岛也必须由郑军把守,粮饷由福建供给,因而谈判功败垂成,再起战端。但康熙仍然没有放弃招抚,他下令:“郑经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郑经突然派手下大将刘国轩猛攻漳州,屡败清军,乘胜攻克同安、海澄,之后分兵北上,留一部继续攻打漳州。康熙以福建总督郎廷相指挥不力,经过康亲王杰书的举荐,任命署福建布政使姚启圣继任福建总督。

姚启圣接任后不久,就密陈方略,提出破敌妙计。康熙看到他的奏疏,高兴地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姚启圣严格贯彻康熙的平台战略。他一面扭转战局,收复失地,围攻退守海澄的刘国轩,一面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军事上,他大力整顿充实绿营兵,革除各种军役,招募壮丁入伍以足兵额,加强军力,做好和谈不成武力攻台的准备。政治上,他首先稳定福建民心,解除民困。他改变了郎廷相怀疑闽人与郑氏官兵沟通的作法,广贴告示,不许挟嫌陷害。此举使得民心大定,为对台用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姚启圣像

姚启圣按照康熙的安排,特别注重策反、招降工作。其方法多种多样,效果也十分显著。首先,姚启圣下令保护沿海各地与郑军有乡邻戚党关系之人,严禁挟隙陷害,消除郑氏官兵疑惑之心及后顾之忧。其次,姚启圣采纳郑氏投诚人员黄性震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不论“官爵、资财、玩好,凡言来自郑氏者,皆延致之。”并规定文官照原衔报部补官,武官一律保留现职。士兵及平民头发长者,赏银50两,头发短者赏银20两,愿入伍者立即收入军营,并领取军饷,愿回乡者送回原籍安插。对屡次逃走而复来者一样对待,不加追问。郑军纷纷来降,至者如归。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郑军投诚者更是纷至沓来,五镇大将廖瑞、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都各自带领所属官兵来归,共文武官员374员,士兵12124名。不久,陈士恺、郑奇烈、纪朝佐、杨廷彩、黄柏、吴定芳等人也相继率部投诚。后又有水师五镇蔡中调、征夷将军江机、杨一豹等人率所部10余万人降清。

招降的同时,姚启圣还用反间计扰乱郑氏后方。他派人携带重金潜入郑军,广散谣言,扬言郑军某将将投降,或派人带信及礼物送予郑氏将领,又故意将此事传播,以引起郑军内部自相猜疑。对郑经派来的间谍,不仅不究,反诱以厚利,为我所用。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康熙对姚启圣的招抚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海澄公黄芳泰原驻漳州,后移汀州,在二州颇有势力。因黄芳泰及其家眷被郑军杀害,郑军官兵因此不敢来漳州归顺。为此,姚启圣上疏康熙,请求迁海澄公黄芳泰出汀州。康熙立即下旨,命黄芳泰携家回到京师。同时,康熙对于姚启圣所做的其他各项工作也都大力支持,授姚启圣兵部尚书衔。这样,不长时间,姚启圣便充实了清军实力,稳定了民心,大大削弱了对手,使得清军逐渐摆脱被动局面,转入了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命姚启圣连续致书郑经,加以招抚。在信中,姚启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言辞颇为恳切。经过一再争取,郑经也有了和谈之意。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亲王杰书派苏埕再赴厦门,请郑经罢兵议和,并允诺“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郑经也很高兴,和谈之事,已经接近成功。但因为冯锡范等阻挠,功亏一篑。

清廷内部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着招抚和攻剿两种主张,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贯主张以武力攻剿台湾。

施琅是福建晋江人。原来是明朝的游击将军,后为郑芝龙手下左先锋,因为诛杀逃将得罪了郑成功,被迫降清,任清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曾上了一道《尽陈所见疏》给康熙,详述武力统一台湾的方略。他提出“因剿寓抚”的策略,即抚与剿并用,但侧重点在于剿,以剿促抚。剿抚都需根据具体情况,敌顺则抚,敌逆则剿,既然朝廷三番五次招抚无效,就应以武力征剿,以强大军事压力迫使郑经就抚。

可惜当时正值鳌拜辅政,对施琅的奏章非但不理,反而解除他的兵权,留在京师,授内大臣职,实际上是闲散供养。

朝廷继续对台湾进行招抚而没有结果的现实,让康熙逐渐认识到,收复台湾不能放弃武力。于是他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做好充分准备。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他下令重建福建水师,调镇江将军伯王之鼎为水师提督。四月,康熙改调在洞庭湖大败吴三桂水军的万正色为提督,从江南、浙江挑选百艘战船拨入福建水师,建立起足以抗衡郑氏水军的一支海上力量。水师建立,很快就发挥了作用。第二年二月,清军水陆两路进攻,势如破竹。郑经慌忙逃回台湾,厦门守将陈昌、海澄守将苏湛等纷纷献城而降,朱天贵也率文武官员600余人,水师精锐2万余人,战舰300艘归降。金厦及沿海诸岛屿都回到清朝的手中。

经过八年之久的金厦拉锯战,郑经的势力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打击下,已经大大削弱,他仅率千余人逃回台湾。而清军在战斗中重建了水师,锻炼了海战能力,统一的条件日臻成熟。

第二节 设台湾府

主权领土是涉及国家大利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康熙从来都是目光深远,寸土必争。在是否留守台湾的问题上,他目光深远,坚决反对放弃。在台湾的弃守问题上,康熙坚决抵制了放弃的意见,在台湾设立府县,建立长期驻军制度。这对于台湾的发展、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病死,郑氏集团再次反生内乱。冯锡范、刘国轩发动政变,杀死了郑克,拥立年仅12岁的郑克塽。主幼臣疑,人心不稳,冯锡范等企图杀人立威,更导致人心惶惶,“军内多思叛”。经过这番折腾,郑氏集团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了。

这时候,姚启圣立即上疏朝廷,建议趁机攻取台湾。康熙召集大学士会议,商议攻剿台湾方略。李光地举荐施琅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认为他熟悉海上情形,并富有谋略,郑氏对其颇为畏惧,姚启圣更是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此职。施琅十三年前所上《尽陈所见疏》,现在也得到了康熙的重视。

经过深思熟虑,康熙毅然起用熟悉台湾情况、善于海战的施琅替换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在施琅离京之前,康熙特在内廷召见,激励他说:“平海之议,惟汝于同,愿劳力无替朕命。”表示了对其高度的信任。

施琅终于被起用。他请求给予专征之权,总督和巡抚只负责后勤给养,不必干预军务,可是朝廷不允。他知道自己仍受到朝廷的怀疑,万一有人打小报告,自己还是不容易自我洗刷,他请求皇上派遣身边的侍卫吴启爵,随自己一起去。他任内大臣十三年,深知侍卫与皇帝关系密切,受皇帝信任,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兵部不同意这么办,认为如果皇帝的侍卫也发号施令,与当年派太监作监军有什么区别?如此必然贻误军机大事。

康熙明白施琅的用意,就说:“吴启爵只是一个侍卫,留在京城有什么用处?如果去福建,也可以通消息,就照施琅所请办吧。”并特别设宴为他赴任饯行,以示信任。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奉康熙之命到达福建后,就与总督姚启圣等一起抓紧时间整顿军备,制造战船,练兵育将。同时,派遣总兵董义、曾成,率战船赴澎湖侦察敌情,探测航路。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就在即将要进兵的时候,施琅和姚启圣对于如何攻取台湾问题产生了分歧意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取台湾和取澎湖的先后。姚启圣认为应先取台湾,只要台湾一取,澎湖就不攻自破。姚启圣主张,他与施琅各率一支船队,同时进取台、澎。而施琅则主张先取澎湖,认为只要攻下了澎湖,便扼住了咽喉。他说:“郑军以刘国轩最为骁勇,如果打败刘国轩,台湾可不战而下。”施琅反对两路出击,因为即使集中兵力也难以轻易取胜,何况分散兵力,两路出击。而且,两路进兵,万一有一路打了败仗,就会影响另一路,使整个战役受挫;二是关于利用风向上。姚启圣主张利用北风。施琅则认为北风刚强,骤发骤息,规律难掌握。南风风轻浪平,将士不会发生晕船,而且居于上风上流,容易取胜。两种意见,各不相让,影响了进兵计划。

施氏纪念馆

施琅在和姚启圣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给康熙送去了密奏,请求给予专征之权。他表示:如果皇上信任臣的愚忠,独任臣讨贼。要求总督和巡抚为他保障粮饷供给,并请允许他率水师时常在海上操练,不限时日,一旦风利可行,即发兵攻取,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则可“一鼓荡平台湾。如若失败,请治臣之罪”。

康熙感到自己对海战不熟悉,对施琅的意见,没有把握认定,便交给议政王大臣议复。他在听取汇报时,征求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诸多不便,所以不必命姚启圣同往,令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明珠是首辅大臣,于是众臣们都表示赞成。康熙认为大臣们的意见很好,就改变了原来合兵进取的决策,决定让施琅独立专任,相机进兵。令总督和巡抚负责办理粮饷,不得有误。

在台湾方面,早在康煕二十年(1681年)九月,康熙任施琅为福建提督的消息传到台湾后,郑氏集团就紧张起来了。他们知道施琅是个很难对付的水师将领。但对清军的作战意图,一时搞不清楚,所以防守的重点放在哪里,一时难以决定。可巧这时破获了两名要员给姚启圣的一封密信,写有“澎湖无备,可速督兵前来,一鼓可得。若得澎湖,台湾即虚,便将起兵相应”的内容。这样,郑氏集团才确定加强澎湖的防守。郑克塽命刘国轩为正总督,统水陆诸军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自副将以下,许其先斩后奏。又以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为副,共守澎湖。

施琅接到康熙命其专征台湾的命令,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十月,那时他会齐各路总兵在海上操练。为混淆郑氏集团的视听,他一直声称要利用北风进攻台湾,到十一月,又称北风太硬,不便进军,令各部仍回原地待命,自己率船队又回厦门。这使在澎湖的刘国轩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连福建总督姚启圣也弄不清楚施琅的意图。

六月十四日凌晨,施琅率领水师官兵2万余人、各类战船300余艘从铜山起程。澎湖郑军大将刘国轩对施琅集师于铜山的消息,早已知道,但他认为六月份是台风骤发季节,施琅懂得海上风候,不会冒险进兵的。十五日晨,刘国轩突然得报,清军战船风帆如叶,直奔澎湖而来,心中惊恐不已,慌忙命令各岛守将,移大炮罗列海岛应战。施琅督师迅速占领了澎湖以南的各主要岛屿。第二天即命令全师出动,向澎湖本岛进攻。因遇逆风,船队被郑军大队战舰包围,施琅乘楼船冲入重围解救,被炮火击伤右目,被迫命各部撤出战斗,初战失利。

二十二日,清军再攻澎湖。此时正逢南风劲吹,波涛汹涌,施琅督战船扬帆而进,占据上风,乘势将郑军分割包围,战斗异常激烈,炮火矢石犹如雨点,硝烟蔽日,咫尺莫辨,自早晨七点打到下午四点,终于打退了郑军。这一仗,共歼灭郑军12000人,其中副将、千总以上将领47人,游击以下军官300余人,焚毁战船200余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灭,清军也伤亡数千人,总兵朱天贵阵亡。刘国轩率残兵败将退回台湾,澎湖守军随即投降。

郑氏集团澎湖失守,台湾失去了屏障,精锐部队亦已所剩无几,眼看台湾朝不保夕,大家六神无主,各怀鬼胎。郑克塽反复考虑:现在民心已散,无人为自己死守;浮海而逃,又没有生路,唯一的亦只有求抚这一招了。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率冯锡范,刘国轩,列队恭迎王师,在天妃宫举行受降仪式。十八日,郑克塽等剃发,遥向北京叩头谢恩。郑氏所争“剃发”二字,终于有了结局,台湾从此与大陆统一。

八月十五日,康熙接到施琅的报告,兴奋异常,挥笔写了《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一诗,最后两句是:“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康熙将那天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派人疾驰送给施琅,写诗赞扬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安定南海疆,流芳百世。后又授施琅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

收回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地域狭小,得到了不会增加领土面积,失去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因此,有人极力主张“迁其人,弃其地”。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只需留澎湖为东南沿海的屏障就行了。就连原先积极主张收复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也主张将台湾放弃,他认为台湾远离大陆,朝廷不便管理,还不如让给荷兰人,令他们世守输贡,这是永逸长安之道。

众大臣中只有少数人主张守而不弃,其中包括收复台湾的功臣施琅。在台湾弃留之争中,施琅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并奏请朝廷设官兵镇守。为此,他还专门给康熙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反复陈述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台湾是关系到江浙、福建等地的要害所在,如果弃而不守,必将酿成大祸。更可贵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放弃台湾不守,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叛徒,随时可能乘隙而入,而台湾如果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

施琅墓

康熙的想法和施琅等人一样,主张留守台湾。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就反复征求意见,做说服工作。有一次他问李光地:“如果台湾重被外国人占领,将会对大陆的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李光地认为,目前没有问题,有皇上之声灵,几十年可保无事。康熙批评了李光地目光短浅,指出:“如此且置郡县,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岂能长保为我有?”康熙又问汉人大学士王熙等人的意见。王熙等人同意施琅的看法,认为台湾有地数千里,民众10万,其地甚为重要。放弃了必为外国人所据,或会成为犯法作乱之人的匿身之地,故以守之为上策。康熙听后说:“若徙其人民,又恐致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便又令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结果是一致主张“请守已得之地,设兵守之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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