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家国，原无论校内校外；志在星汉，何必忧身量未足？

诞生于那个内忧外患、世态炎凉、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旧中国，每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存亡紧紧交织，每一个人的苦难经历浓缩着报仇雪恨、强国富家的历史责任的精华。小小的身躯，大大的志向，不愿做亡国奴的孩童，血气方刚的青年，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年代里，年轻的他们纷纷走向艰苦卓绝的华中战场，浴血奋战，千锤百炼，一步一步成功转变为“民族脊梁”，肩负起谱写祖国富强、文明的新篇章。

千锤百炼，终成自觉革命战士——记沈步云老人

沈步云，1931年9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分界乡界沟村。原名沈家进，参加革命后改名沈步云。从13岁起，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组织儿童团并担任团长。曾多次想参加革命队伍，皆因为年龄偏小，或因敌人严格封锁，均未能如愿。直到解放战争转入反攻时期，才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参加了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以及国家的和平建设。受到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经历了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逐步成为一各自觉的革命战士。

打死鬼子曹长松川

1943年秋，地里的粟子、高粱、玉米等开始秀穗，我继续读古书。一天傍晚和四个同学在放学途中，突然碰到了日本曹长松川，我们在修公路时就早已认识他，可他不一定认识我们。走近后，他喊了一声：“小把戏，花姑娘的有？”我们同声说：“大大的有。”他拍着我们的肩膀说：“大大的好！”他跟着我们走了一段路，然后从树上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我是松川，是曹长。”写完后，他站起来看看我们，指着最高一位同学比划着要和他摔跤，说着就抱住那个同学摔起来。我那同学哪里是他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他摔倒了。小鬼子哈哈大笑，接着就跑到我面前要与我摔，我虽然是最矮的一个，但是摔跤在同学中还算拔尖的。他抱着摔了几下也没把我摔倒，就有点急了，用右手伸到我裤裆里，把我抱起来摔了我个嘴啃泥。他还未笑出声来，其他四个同学一起上，抱腰的抱腰，搬腿的搬腿，几个回合就把他放倒了。一个人骑在他肚子上，一个人压着他的脑袋，两个人压着他的腿，他想挣扎也爬不起来。正在难分难解之际，两个民兵正好从地里收工回来，一看是小鬼子，没与我们商量就用锄头朝他脑袋猛敲一下，当场就把他打晕了，我们几个吓了一跳。另一个民兵看他还在动，又朝着脑袋补了两锄头，鲜血淌了一地，摸摸没有气了，就把他藏在高粱地里，清好血迹对我们说：别怕！据点离我们还有好几里路，我们负责处理好，一定要保守好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说，神不知鬼不觉。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民兵要我们回家后带上水桶和其他工具到这里集合。吃完晚饭，我们就拿上工具和手电等到了集合点。民兵带了水桶、绳子，我和四个同学都已到齐，民兵把我们带到距村子约300米处找了一条隐蔽的河沟，把水清干，挖了一个有一米多宽、两米深的坑，一切就绪。再回到藏尸的高粱地里，把尸体清理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民兵在扒衣服时，发现尸体已经有点硬，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衣服全扒光，仅剩一条短裤。所有口袋都搜遍，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一个小本本，里面还有证件，记了中日对话的单词。还有一点中国汪伪币和日本钞票等。还在靴子里找到一支铜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匕首。清好后，民兵说：“军帽、军衣、靴子我们要了，以后好派用场。小东西你们几个分了。”我分到一把匕首，特别开心！分好后，我们把尸体用芦席包好捆扎起来。清理好现场，民兵抬着尸体向埋葬点进发。一路上还绕了好几个大圈，主要是为了防止敌人的警犬寻踪。到达位置后，把尸体埋进坑里，再放水满上，警犬的鼻子再灵也嗅不到任何气味。一直搞到深夜才回家。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家，我说配合民兵去巡逻了。她也无话可说。事隔三天，鬼子的一个排和一个连的伪军才查到我们村。因这几天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所有的痕迹都被冲得干干净净，他们把全村搜查了个遍，一无所获。问了几个农民都说没看见，就灰溜溜地跑了。两个民兵把打死鬼子的过程向地下党和游击队作了报告，把缴获的军衣、军帽、靴子等也上交了。分支书和游击队长对两个民兵说：“日本一个小队长不见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一定还会再派大队人马给农民施加压力和报复，我们要研究一个安全之策对付他们。游击队长提议，最好是拟一封信转给鬼子，说他们的曹长已向游击队投诚，并已送去延安。这封信还真起作用，鬼子再没下乡找麻烦。分给我的匕首，为怕敌人发现，已悄悄地丢到水井里。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村民们重新挖井才把它捞出来。知情的同学把它要了回来，寄给了我。离我15年的匕首，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消灭国民党军长李守维

就在泰州“二李”同意保持中立的情况下，韩德勤却奉蒋介石的指令，妄图消灭苏北的新四军。先派六旅阻止新四军北进，然后派89军军长李守维率20多个团，2万多人与新四军决战。当时新四军只有5000多人，兵力悬殊，主动作战略撤退，一直退到我们家乡黄桥一线，布好口袋，严阵以待。两种部队均从我们村路过。先是新四军南撤，部队秩序井然，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抓民夫，连向导都不要，秋毫无犯，百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此时我们村一个叫周宝成的农民，那晚正好在我家打纸牌玩。他家很穷，一听说新四军这么好，他就放下纸牌连夜跟新四军去当兵了。新四军刚离开半天，韩德勤的部队就紧紧跟上了。他们来势汹汹，盛气凌人，以胜者自居，宰杀百姓的家禽家畜，采割各种蔬菜，自动打开群众家里的酒坛，想吃什么就搞什么。我们家两桶绿豆粉也被住在我家的两个伙夫拿去给他们的头头吃光，不给一分钱。到处翻箱倒柜，搜刮财物。在我村一连发生好几起强奸妇女事件，百姓被打数十起之多，简直就是土匪。老百姓心中有数，像这样的部队哪里有不吃败仗的道理。敌军误认为新四军是“节节败退”，“扬言前面有长江天险，后有大军压境，紧追不舍，难逃覆灭的下场，不出一周就把他们赶到长江喂鱼”。在我们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就抓了很多民夫给他们运送武器弹药，兵分三路，向黄桥进军。黄桥离我家不足20里，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就与新四军接火了，新四军早已化整为零，换上便服混在百姓中，派少量部队正面接敌，阻击了一天，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战斗到半夜，新四军采取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战术，统一号令，中心开花。打得敌人蒙头转向，相互火拼。乘敌人混乱之际，预先组织好的几个突击部队，分头向敌人发起进攻，打得敌人纷纷举手投降。这时的敌军长李守维还带着夫人和副官们，在一个私塾先生家里玩麻将。正当他们玩得开心坐等胜利消息时，听警卫人员大叫一声：“新四军来了！”吓得李守维带着10多个人仓皇向北出逃。黄桥东北数里路外有一个叫八尺沟的村庄，村庄周围都是很宽的运河，河上的木桥早已被拆除，敌人无法过河，纷纷跳下水，由于河宽水深，这些兵又都是旱鸭子，互相拉扯统统沉到水底喂了鱼。敌军长骑在马上跳下水，十几个警卫和家属吊住马尾巴，结果连人带马都翻进水里，该军长钻进护渔的树杈里淹死了。天还没亮，2万多的敌人就全被消灭了。后来据了解，从我家去当兵的周宝成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八尺沟距我家只有七八里路，我们村大部分青壮年都赶去看热闹。我也随着民兵一道去。当我们赶到时，当地群众已把李守维和淹死的士兵捞起放在河岸上，供大家参观。士兵的腿上戴有老百姓小孩的银项链、银手镯等，说明他们都是强盗兵，给老百姓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消灭了，真是大快人心！我们临返回时都要对着敌尸踢上两脚。这次战斗在陈毅、粟裕的英明指挥下，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也给了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蒋狗急跳墙，令顾祝同率10万大军围歼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终因寡不敌众，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除突围出2000多人外，大部分都牺牲了。叶挺军长前去说理被软禁，项英副军长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又犯下了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随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又重新建立了军部，陈毅任军长，刘少奇任政委。此时，新四军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说有七个师的编制，为新四军能在苏北站住脚、巩固苏北的根据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淮海战役展军威

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歼灭黄伯韬兵团。我军轻松取得胜利，并取得了“徐蚌会战”的胜利。第二个阶段是消灭王维兵团。我纵队和其他兄弟部队为切断国民党援兵对王维的援助，火速南下阻击。这次行军是非常艰苦的，连老兵都说：“这次行军是创历史纪录的。”行程长、速度快，走的都是稻田坎、冰雪封地，路很滑，无正路可走，掉队的人很多，尤其是夜间就更难行走了。一位女同志掉进浇水坑里，两天后才被救出来。行军中，我们又饿又累又困，中途稍一休息都能打起呼噜来，同班同志相互推拉爬起来再走。最终堵住了国民党援兵，为消灭王维兵团起了关键作用。第三阶段是围歼杜聿明兵团。这是最艰苦的阶段。12月12日，敌70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连续向我郭楼发起猛攻，次数达10次之多，均被我军击退。阵地前的雪地上摆满了敌尸，就像是农民割麦时放满了麦把一样。但是我团伤亡也很惨重，约占3／4。我连140多人仅剩10余人，轻伤员都在坚持战斗。可敌军在长官们手枪的逼迫下还是整营整营地向前冲。我军主要靠手榴弹反击。交通壕内手榴弹有的是。只剩一只手的伤员，就用嘴把手榴弹盖揭开，用一只手把导火线拉出排满，好供战友们猛投。敌人上来多了，就两只三只地投，敌人根本无法跨进我阵地一步。下午，敌人终于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我军阵地的东北角，老大哥四师派来两个加强连跑步进入阵地，将敌军坦克和步兵击退。晚上我们又主动出击，俘敌数百人。至此，敌人的突围企图被彻底粉碎。郭楼是整个战役的要冲，打得敌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据说这次突围花了敌人一个整编师和一个装甲师的代价。我们也得以从前线撤下，进行补充和短期休整。不过，我们只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就又重新投入了战斗！正是凭着这样一股不怕死、打不垮的精神，我们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口述者：沈步云

整理者：张晓伟

凝望青史说革命——记冯增荣老人

冯增荣，笔名真虹，1925年12月出生于温州鹿城，中共党员，民盟成员。从小投身革命洪流，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曾直接参与并指导解放青田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温州市文教局长，首届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曾蒙冤受狱22年，1980年后平反。著有诗集枟感情的风枠、枟风雨情缘枠、枟真虹诗选枠，散文集枟生之痕枠等。

温州“一二・九”

我参加革命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1935年开始。那个时候学生运动特别热火，众所周知的便是1935年北京学生搞的“一二・九”运动，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国民党抗日，但是那时候国民党还不肯抗日。不肯抗日的话，我们就要当亡国奴啦！学生是积极上进的，他们当然不肯，然后就起来搞学生运动。

而温州的学生运动也搞得很热闹。因为那个时候温州跟上海、上海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密切——北京一有运动发生，上海就知道了；上海知道了，温州也就知道了。所以温州“一二・九”运动也搞得很热闹。

温州的“一二・九”运动有两个很具体的目标。在温州五马街有个叫东洋堂的地方，那是日本人卖“人丹”等药丸的地方。当时五马街要拓宽，这就要求街上的店都往后迁退，其他的店都往后退了，就那个日本店不肯退，就像钉子户一样强硬。它不退的话国民党也不敢动它，但是学生和市民很反感。所以当时温州“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东洋堂拆掉，国民党不敢拆，而学生非要把它拆掉，学生于是火了。第二个具体目标跟那时在温州平阳的一个大汉奸殷汝耕有关，他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一个会长，日本人想利用他来占领华北五省。政府想把殷汝耕抓起来，没收他的财产。

接下来温州的热血青年学生便开始请愿游行了，游行了两次。我参加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大概才小学四五年级，十一二岁，受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都是很爱国的，向我们灌输的也都是爱国主义的东西，再加上那个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更是群情激愤要抗日。那个时候虽然国民党不抵抗，但是国民党东北联军的马占山，这位爱国将领不顾一切在东北抗日，这更加激励我们去反抗。那时候东北义勇军抗日有专门的书，学校老师都让我们看，我们当然也去买来看。看完之后更有了仇恨日本人的心情。

温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条件得天独厚。温州共产党早在大革命的时候就建立了党组织，后来成为红十三军。大革命时红十三军牺牲了很多人，里面有很多革命英雄、红军领袖的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那时候的中共浙江省委不是在杭州，有时候在丽水，有时候在温州。那时候共产党就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大背景。

赤胆忠心齐抗日，百年母校百年情

我上的是温州中学。那个时候，温州中学是个革命堡垒，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为什么温州中学会成为中心呢？有特殊条件。那个时候就温州中学有高中部，而其他学校都没有高中部。而且温州中学的学生成绩很好，威信很高，其他学校就都向着她。

温州中学自五四运动后，就经常有一些党员活动，但正式建立党支部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温州中学出过很多后来的地方领导人，比如胡景瑊、孙少坤（音译）等。所以温州中学本身的革命气息比较浓，学术氛围也比较浓，革命和学术经常相结合。现在，有些人搞学术就不问政治了，但温州中学不是那么回事。像温州中学出来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谷超豪，是浙江大学苏步青的学生，是我介绍他入党的，他学术造诣很高，并且他当时也在浙大搞了很多革命运动，像雷达站和保护钱江大桥的任务，真正做到了革命和学术相结合。

我到温州中学的时候是1938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我们抗日的情绪是很高的，因为日本人老是来轰炸我们——温州中学被日本人轰炸了两次，我们只好搬到青田去上学。可是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温州中学呢？我后来才想明白，因为温州中学的抗日运动搞得太厉害了，日本人知道后很恨这个学校。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个学校干掉。就像南开大学一样，南开大学为什么会被打掉，就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它是个抗日的堡垒，非把南开打掉不可。本来一个学校也不是什么搞军事活动的地方，但就是因为日本兵对抗日运动又恨又怕，所以连炸了两次温州中学。这一炸把我们的抗日情绪炸得更高了——把我们学校都炸了，不让我们读书了，那我们非要抗日不可！

学校被炸掉的时候是1939年的4月份。4月底，学校就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去了。自己组织，不再公开由学校组织了，其实是由我们党组织领导的。我都参加了，那天是4月30日，夜里我们出发了。本地的学生就瞒着家里，不让家里知道，怕家里人不让自己走，而外地的学生就根本不告诉家里了。这次出去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一起到农场去搞宣传工作。十几天的时间，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如贴标语、画壁报、访问、唱歌……

读书会・民先・共产党，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1939年的时候我还没入党，还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当时我已经是党领导的一个叫九月读书会的会员了。以后这个读书会逐渐扩大变成为五月读书会，是在宣传队宣传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原来就只是高、初中十几个人，后来搞了一次宣传队宣传以后就扩大成七八十人了。这个读书会是秘密的，不是公开的。

后来，我还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来是由北京一些中学生、大学生组织起来的，他们分头下乡，到农村里面去动员老百姓起来抗日。这个民先是全国性的，北京组织起来后，各地都发展了队员。温州发展民先队员的时间比较晚一些，大概在1938年的上半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也是一个很革命的组织。参加民先就相当于参加革命，就等于你工作了。我是1938年的时候参加的民先，算是参加了革命。到了1939年，我又加入了共产党。

那个时候抗日热情很高，对共产党非常信仰。我们对共产党是怎么相信起来的呢？是读书读出来的道理——那时读的书比较带有文学气息的就是斯诺写的枟西行漫记枠，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就是枟红星照耀中国枠。书很厚很大，封面是用布精装的。这本书主要介绍共产党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那边的情况。这本书是很形象的，把共产党就摆到你面前来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知道中国是怎样个救法……这本书在学生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好多温州人都想要往延安去，那个时候的延安在大家眼中是革命圣地啊。

这是一个来自读书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共产党理论方面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还有其他比较通俗的百科方面的著作。读了这些以后，都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会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共同富裕……确确实实蛮相信的。因为它们都是从很科学的角度去分析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改变，但需要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当时我们很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走上革命道路也不是很随便很容易的，是经过思考，经过各种锻炼后才敢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个时候有关共产党理论的讨论是很热烈的，读书会开起理论会来我们都很踊跃，不像现在大家一碰到理论就头疼。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讲，提问题，辩论，不懂的问题就争论，直到把它弄懂为止。那个年代的人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风华正茂，是指点江山的那种味道。这跟环境有关系，国家处于那么个危难的时候，中国都快亡国了，国家救不了我们就都完了，所以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救亡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从民先队员转为共产党员。我这个党员不是现在入党的这个情况，是从民先队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从民先转为共产党员是不要预备期的，所以当时大家都说民先是第二党，比现在共青团还厉害一些。

那时要转为共产党员需要填一个表，表上面我记得有一个题目，是“你对第三国际有什么看法”。填的时候我很犹豫，因为好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装了很大一箱子。那时候日本人轰炸温州，家里的人都逃难逃到瑞安沙洋（音译）的炼乳场了。我就背着这一皮箱书到瑞安家里去看，把问题研究清楚。等到全部看了，记了笔记，最后根据这些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枟中国革命的道路枠，那是我对中国革命的认真总结，真正的心得体会。

85年人生，很多亲爱的人从我们生命中来过，又走了，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我已经活了85年。到今天，我不再是我，而是那些曾经与我并肩作战却已英勇捐躯的同志生命的延续。如果当初他们供出我，那么我早已一死。但是他们选择牺牲自己，延续了我的生命！22年的牢狱之灾，看似痛苦漫长，却在亲人与战友的共同鼓励下悄然晃过。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平安地活着！

口述者：冯增荣

整理者：杜巧丽 范艳琼 王 玺

报海生涯，笔录人生——记李士俊老人

李士俊，原名李华，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高级编辑。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在地下党领导的枟平报枠、枟浙江潮枠等报刊担任编辑。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囚上饶集中营三年。出狱后先后在杭州枟浙江日报枠、台北枟中外日报枠、杭州枟当代晚报枠任编辑、编纂课长、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枟当代日报枠总编辑，枟杭州日报枠第一副总编辑。在枟人民日报枠和省、市级报纸发表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已出版枟报海沉浮枠、枟三次追悼枠、枟家乡的老红军枠、枟所谓右派枠等四部著作。主编有枟浙江省情枠、枟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枠、枟文化交流枠（中英文）、枟之江风雷枠等书刊。20世纪50年代前期曾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省市人大代表、政协杭州市委员。

咬定青山不放松

我这一生，没有拿过枪杆子，却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9年15岁开始走上新闻道路，一晃60年，风风雨雨，几度沉浮。

回想最初与新闻工作结缘，还得从我的幼年生活说起。我出生在一个传统手工业者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鞋匠。1931年，父亲不幸突然病逝，家里生活就更加困难，母亲期望我做个学徒，学门手艺，养家糊口。但抗日救亡运动却把我卷进了时代的洪流。1937年卢沟桥和上海抗战的炮声打破了我进中学读书的希望，却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成长的大门。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平，面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腐朽的社会，我心中想呼喊、想宣泄的火焰不禁油然而生，而写作的冲动就像一只小鹿，在我的心里撞击起来。最开始，我学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几个社团作家的作品开始尝试写新诗，虽然都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可也是我宣泄的成果。后来，我慢慢试着写杂文、小品文，揭露和攻击旧社会的种种恶现象。写得多了，我就偷偷给地下党当时领导的枟平报枠副刊投稿，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的诗枟时间早已到了枠居然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我不禁欣喜若狂，写作的闸门从此打开，一发不可收。

没有想到，我与枟平报枠的缘分还未尽于此。

1939年8月，在我入党的第二天，组织上调我到枟平报枠工作，至此，我的60年报海生涯也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枟平报枠是一个温暖的战斗集体，大家在政治和生活上都是平等的，我既做副刊枟持久枠编辑，又做夜班校对，精神上早已没有做学徒时的压抑感，取而代之的是对知识的渴求。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对新闻工作的认识和能力。那时，我几乎每期都要写点小文章，用来填补枟持久枠的版面。

好景不长，1940年早春，鳌江风云突变。枟平报枠因翻印党内小册子被国民党发觉，不幸遭到查封。逾月，组织上通知我转移到浙西金华、丽水一带去工作。不满16岁的我，就这样背井离乡去闯天下了。

1940年初夏，刚过端午节，我进入金华枟浙江潮枠杂志社工作。那时候，原来在枟浙江潮枠工作的地下党员由于形势的逆转，不得不撤离，编辑部中只剩下郑红范和改名叫“新伍”的我。工作一下子就重了起来，我既帮助编辑稿件，也做校对和会计，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帮着搞发行。写文章的时间就不多了。不过，得益于枟浙江潮枠杂志社的地理优势，我也结识了计惜英、季音等一批和我一样将满腔爱国热情投入新闻工作中的同仁们。

枟浙江潮枠从1938年2月创刊，直到1941年1月停刊，历时整整三年，合计出刊128期，这128期杂志所传播的进步思想、对读者所起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很大的。可以这样说，在抗战前期金华出版的各种杂志中，枟浙江潮枠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然而，枟浙江潮枠强大的影响却令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坐立不安。1941年早春，暴风雨骤然袭来，枟浙江潮枠被迫停刊，而我也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送进上饶集中营。我囚于集中营三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被迫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现在想起集中营的岁月，我还心有余悸——那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那个时候我是狱中最年轻的党员，由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又加上使用的是化名，所以一直隐蔽得很好。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付我们这些犯人，除了严刑拷打，还加上了“政治洗脑”，但我们始终坚信着自己共产主义的理想，坚贞不屈，直到最后那些特务们把我们都编到了“顽固队”，天天上“特训班”。

1944年，我经营救出狱，可是在偌大的温州却找不到党组织。我依然决定用自己的笔，向这个黑暗的社会抗争。为了实践我的誓言，我先后在国统区的进步报纸中担任新闻编辑和副刊编辑，并且在1947年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担任枟中外日报枠的编纂科长，忠实记录台湾人民的心声。虽然每份工作都为时不长而且困难重重，可我依然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写些杂文和散文。这样，我不仅没有迷失于黑暗之中，反而迎来了黎明——1948年，我终于重回党的怀抱。

1947年下旬，我重回杭州，来到枟当代晚报枠这个集体中，先担任编辑主任，后来又任总编辑。在枟当代晚报枠的岁月，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战场上，敌方如摧枯拉朽，不堪一击。而在枟当代晚报枠编辑社，同样是一个微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和其他地下党员以及进步同志们一道，在夹缝中求生存，力求扩大党的影响，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起来斗争。

我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编辑大权，派人专门收听新华社广播，改写后以“本报上海电话”的方式发表，报道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尤其是对三大战役胜利的报道，都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知道，天快亮了。

此外，我们还致力于宣传解放区的新气象，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断揭露和抨击国统区腐败的政治气象和黑暗糜烂的社会，披露国统区物价飞涨，声援报道浙江当地进步学生运动、人民群众罢工请愿等一系列斗争，起到了十足的宣传作用。

1949年5月，杭州终于成功解放，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这些在杭州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终于熬过了白色恐怖的漫漫长夜，迎来了我们期望已久的黎明。

立根原在破岩中

办一份真正属于人民的报纸，为人民的利益敢说真话，敢记真事，敢批评丑恶的东西，这是我在新闻事业上一贯的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年间，我为这个追求，受到过迫害、恫吓以及流浪、逃亡。我工作过的进步报刊，三家被国民党查封，两家被强迫改组，但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追求。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新的开始，也是我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新的开始。这一年的5月上旬，我受命创办枟当代日报枠。枟当代日报枠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家受党领导的人民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它自1949年6月1日创刊，到1955年10月31日停刊。它不是党的机关报，但除创刊初期的三个月由枟浙江日报枠社长陈冰直接领导外，其余的六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始终是在中共杭州市委的关心和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出版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城市居民、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引导他们从旧思想的影响下转变过来，这是一个繁重而长期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一家报社所能完成的。同时，还要与解放初期尚在杭州出版的很多家旧报竞争，如一些公开的国民党报纸枟东南日报枠、枟正报枠、枟民报枠、枟大同日报枠等。当时地下党领导的指示是：“你们还要与继续出版的但又不能取缔和接管的旧报纸竞争，把这些旧报纸陆陆续续淘汰掉。要注意政策，谨慎行事。”在经济上，要自力更生，不能要国家补贴。在这样一副重担面前，年仅25岁的我忘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奋力地去挑。

创业的开头总是艰难的，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十六七个人，又没有副总编辑。报社里的一个人几乎都干两到三个人的活，有些人几乎天天工作都超过16个小时，但不仅听不到叫苦声，反而越干越起劲。由于枟当代日报枠不是党的机关报，报纸的内容办得比较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新闻多，副刊多，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都努力地加以报道和反映。但现在回想起来，枟当代日报枠的一个重大缺点是“民营”色彩还显示得不够，编辑方针不够大胆泼辣，对人民的利益方面还不够敢说、敢做、敢批评。有时还向党报看齐，冲淡了“民营”的色彩。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上还比较“左”的缘故。

虽然如此，枟当代日报枠在当时还是十分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量由开始的2000多份，逐步增加到1万多份。而且在半年之内就取代了杭州解放前留下来的好几家报纸，如枟工商报枠、枟大华日报枠、枟西湖夜报枠等。

但到后来枟当代日报枠的经营越来越困难，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断出现，报纸由于印刷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原因，犯过几次大的政治错误，而且由于枟当代日报枠不是党报，订购和发行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虽不断地奔走呼吁，枟当代日报枠却最终停刊，改组为市委机关报枟杭州日报枠。但在全国解放后，一张民营报纸出版了六年又五个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枟当代日报枠在宣传杭州经济恢复和三大政治运动的情况以及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和杭州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中，都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杭州解放后，我被中共浙江省委批准任命为枟杭州日报枠副总编辑。我主张枟杭州日报枠在做好市委宣传工作的同时，要做杭州人民的喉舌，要多方面地反映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要比较多地发表他们的呼声、要求和意见，让群众觉得枟杭州日报枠是他们的贴心朋友，是他们的代言人。但由于当时我们的思想很“左”，片面地把指导性理解为主要是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而不是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报纸摆出一副党报的架势，强调一字一句都要代表市委讲话，严肃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我对此很有意见，但由于多重顾忌，在几次编委会上，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或者是说几点意在“抛砖引玉”的意见，希望能展开讨论，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些不了了之的事情却成为一年半后我的“资本主义办报路线”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状”。

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1月结束的反右派斗争，小小的报社竟被揪出占编辑和记者总数30％的“右派分子”，我也没幸免于难。那时候，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瞬间就被颠倒了。当我被宣布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之时，我这个曾经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一个个老同志、老战友面前失声痛哭。然后，我擦干了眼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灾难，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新闻工作事业，于1958年夏天，被分配到余杭县农村劳动了。我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到了尽头。

1979年，2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拨开阴霾，重见天日。我以共产党人的不屈精神，支撑着自己度过了那一段逆境中的艰苦岁月。我被恢复党籍、政治名誉以及原来级别。

虽然恢复了我们这些“右派”原先的清白，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同志们的正常关系，滋生了一批以整人、诬陷人为能事的“干部”。粉碎“四人帮”后，派性和关系网又把这些人保护起来，一个从来没有搞过新闻工作，但能言善辩的人，却窜了上来，身居要津。

我以一个老报人的专业精神给报社提了很多改革的意见，但却一再地遭到诬陷和造谣。当时的我已经50多岁了，“文革”以后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想离开、“逃避”，市委却不同意。我仍留在枟杭州日报枠工作，既然我继续做着新闻工作，就要继续坚持着我对新闻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做法。那时候，报纸上常登一些不是新闻的新闻，“假、大、空”的东西还很多，文法不通的句子和错别字经常出现，我为此每天都要改到很晚，我辛苦不要紧，主要是对报纸负责。

我坚持着自己的办报原则，但有些人却不断借机会将我调出枟杭州日报枠的办报机构。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人，我想，只要我行得正、站得稳，就应当无所畏惧，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样，我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坚持了下来，直到1983年机构改革。

我于1984年转到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离开了枟杭州日报枠的工作，担任枟浙江省情枠副主编。

枟浙江省情枠全书160多万字，涉及全省十个大方面、几十个厅局和10个市、地委，经过300多名同志一年多的时间辛勤劳动才成书。书编成后，我便主动办了离休手续。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离休，实质是离而不休，我仍然拿着笔杆子继续从事着新闻方面的工作。

先是帮助省政协主办枟联谊报枠，后到省对外友好协会主办枟文化交流枠杂志，负责部分编务，这是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对外宣传刊物，图文并茂，印刷精致，发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省市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后，又要我担任枟东南烽火枠、枟之江风雷枠的主编。这三份杂志，经过我编发和审定的稿件，共有200多万字。

业余时间，再从事写作，几年下来，已陆续写了200多万字。不少文章已被收入枟回忆雪峰枠、枟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枠、枟老战士诗文集枠、枟新兴的版画之光枠、枟人民之声枠等书。

既然与新闻结了不解之缘，我就一往情深，执着追求。我将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口述者：李士俊

整理者：陈心如 杨代玉 孙 蕊

历史的缔造者，伟绩的创造人——记刘德桂老人

刘德桂，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从事政工工作。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76年转业，在地方工作15年，离休前为杭州市民政局局长。现为杭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分管新四军宣讲团工作。

以学为基，革命之始

我出身中农，童年时家里虽然不富足但仍可以解决温饱。自从日寇侵入我的家乡，抢走了所有的粮食，加上地头蛇的搜刮，全家人只能靠吃糠度日。面对日寇的烧杀抢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避战自保。没有人保护，人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每当日寇对村庄扫荡，村民便全都跑到山里藏起来。从此我就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从小立下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由于日寇的愚民政策，我只读了四年私塾后就没有地方继续上学了。后来得知40里路外的根据地有学校，并且不收学费。当时我年纪还很小，每天要走40里的路去当时的如西中学继续学习。在那里我了解了时局的变化，学习了文化知识，这都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党的政策，知道了有组织的反抗才能战胜日寇。

在如西中学的学习，让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都大为提高。1944年，我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新四军，在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江苏中部，下辖六七个县，是我党当时在华东地区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根据地有极高的抗日积极性，全民皆兵，有儿童团、民兵、妇女队各种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儿童团集体进行文化学习，空余时间为村民站岗放哨；民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妇女队为部队提供军需物品的同时，开设识字班，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根据地的生活，使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加入新四军后，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死要死在新四军，活要活在新四军，坚持！不动摇！”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我被分到一师一旅的教导队，后进入文工团，开始了我的政工生涯。

以伤为徽，顽强抗战

1945年上半年的夏天，让我终生难忘，我参加了入伍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战斗。我所在的二团的任务是攻打扬泰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扬泰线是当时苏中地区一条铁路命脉，将这一据点攻下意味着切断了日寇在整个苏中地区的联系，甚至影响着整个华东地区的战局，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这是一场攻坚战，晚10点战斗准时开始，我的任务是向据点内的敌人喊话，劝其投降的同时吸引敌军注意力。当时，我的喊话筒几次被敌人的子弹打坏，但我仍坚持喊话。敌人的注意力被我的声音吸引，这时两个爆破组同时冲上前去，一举将这一重要据点攻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对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拒绝向我人民军队放下武器投降。就在我所在部队准备消灭仍做困守挣扎的日军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背后偷袭。1946年1月12日下午2点，国民党军队2000多人向我所在部队展开了袭击，我军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靠有利地势予以还击，坚守姜堰。13日，继续向敌军阵地展开心理战，恼羞成怒的敌人向我军阵地打来了六零式榴弹炮。一枚炮弹正好打到了我们的战壕旁，一片弹片穿入了我的右腿……

“不能离开部队！要革命到底！绝对不能截肢！”强烈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当时为了继续参加革命，冒着感染后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我拒绝了医生的截肢治疗。随着全国局势的改变，我在受伤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文工团，在后留处工作。腿伤刚好些不久，我又在胶东地区参加了游击战争，打埋伏，牵制敌军兵力。那时，我经常骑着马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进行侦查工作。1947年11月，我参加了谭震林、许世友领导的著名的“东线突围”战役，三个军成功突围的同时，激活了胶东地区的战局。此时的胶东，军民鱼水情深，人民军队与人民心连心，让我深感温暖——“我是幸福的！再苦也要跟着共产党！”

淮海战役开始后，我所在的部队仅用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就行军200多里，在敌人之前从碾庄赶到了永城，用我们的“脚板子”赛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从而赢得了战机。

英雄暮年，壮心不已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只为坚持当年的理想。

1991年3月，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当时心里一阵紧张，感到死将来临，生命就要结束了。医生说：“胃癌只要早治、对症下药，可以康复。”后来我想应该面对现实，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努力争取活下来。想通后，就一心听医生话，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3月28日进行手术切除，先后化疗八个疗程，疗效显著。出院后，又长期坚持服中药，注重养生。经过一段时间，身体完全康复了。至今身体一直很好，每年体检，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记得毛主席在给刘澜涛同志的信中谈过医病良方：“既来之，则安之，乐观豁达，战而胜之。”这一点对癌症病人来说更为重要。面对癌症病魔，就得像当年抗日打鬼子那样，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勇敢地和它作斗争，进而战胜它。这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精神。

口述者：刘德桂

整理者：罗文佳

“抗战救国”偶参军，艰苦跋涉寄未来——记蔡浩老人

蔡浩，1928年生，17岁担任过乡政府通讯员。1945年加入新四军第三师，为卫生员。1946年12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晋升为部队副室长。解放后进入中南军医大学，而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小小信息情报员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44年的时候，那年我17岁，日本占领了我的家乡，经常联合当时的汪精卫伪政府对村庄进行扫荡。他们对村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当时，我在乡政府当通讯员，负责当时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是负责信息方面的事情，那必然有信息来源。当时，伪政府中的一位副中队长是共产党员。他是党组织安排在伪政府中的卧底。每次当他们要实施扫荡的时候，就会传消息给乡政府。这样政府就能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有哪些紧急应对的措施呢？得看情况！如果扫荡的人数不多，县大队就会召集一些人进行埋伏，与他们干一场。如果人多，会紧急撤走村里的人。当然，他们同时会带走猪、牛、鸡等，不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给伪政府。

当时从事这项工作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很少人会注意到我啊！我当时的着装也很破烂，大大降低了敌人对我的注意。当时，我头上戴的是那种芦苇编织而成的草帽，衣服也是破了好几个洞的，脚上穿的是草鞋，整个人看上去脏兮兮的。就这样，我常常到那个副中队长的家里取回信息。

“抗战救国”偶参军

要说到参军还有一段故事在里面呢。当年，我还在江苏秦同镇上上学，那时，国民党的领导李长江投降汪伪政府。伪军扫荡学校，还打死了校长。因为当时校长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呼吁坚持抗日。就这样，学校被摧毁了。我们五六个学生就不得不从学校出来，身边还带了一些饼干。但饼干也支撑不了多久，第三天我们的食物就没有了。而且更糟的是，有一个朋友还一直拉肚子。幸亏当时有一位乡村的老中医拿来一些木炭灰，让朋友的病症有所缓解。当时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们就一直蹲在一棵大树下，个个都饿得不行。不过后来你知道我们遇到谁了吗？当时，走过来一位新四军的指导员，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在了解我们的情况后，他拿来一张纸，让我们写下“抗战救国”这四个字，然后问我们：“你们愿意抗战救国吗？”我们欣然答应了。后来，炊事班的班长带我们去吃饭。还记得，当时吃的是糙米饭和南瓜粥。当时觉得找到了救星，就参了军，那年是1945年。

不过我并不是在一参军的时候就成为共产党员的。因为当时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为了抢占东北三省，我们新四军第三师向东北进发，每日都在跋涉中，根本无法顾及这些事情。直到1946年12月12日，我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当时我在部队里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所以我进部队的时候，就成了一位卫生员。在1947年4月，当上了部队副室长。

解放后，我没有留在部队，而是进入了中南军医大学。在那里，我读了四年的医学院。五年后，我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艰苦跋涉寄未来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中国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是全世界人们都看得见的。中国从一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困难国家走到一个富强的大国，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你们现在的青年也很优秀，学习和工作都挺认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欠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要培养和提倡的。要好好珍惜优越的生活环境。

口述者：蔡 浩

整理者：程振伟 虞赛赛 姜宇婷

红色血脉常涌动，为党为国战一生——记郝龙清老人

郝龙清（左二），汉族，山东人，曾参与抗美援朝战争。1947年在我国第一所空军航校——牡丹江空军航校学习飞机驾驶。

很高兴你们青年来主动关注我党的战斗历史和我国的红色血脉，这对你们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希望你们作为祖国的未来，可以牢记革命历史，以热忱的爱国之心好好学习，将来以栋梁之身报效祖国。

——郝龙清

国恨家仇齐交织，热血男儿志参军

那真的是一段黑暗的岁月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眼中都常含着痛苦。

我只有12岁的时候，在我们山东老家，乡亲们一方面受着日本人残酷的控制——当时日本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冷血、残忍地对待每一个中国人，乡亲们时时刻刻都在为性命担忧，民不聊生。即便是这样，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仍旧无止无休。他们只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我的父亲本就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他是最看不得乡亲们受苦的，于是他牵头反抗，带领乡亲们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压迫。没想到，这正义之举却惹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的保长暗地里挟持了我的父亲。发现父亲，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父亲的尸体被野狗叼出。看着全身上下满是铁锹砍伤痕迹的父亲，痛苦与仇恨涨满胸膛，泪水一滴一滴掉在地上，凝结成力量，是的，那是为父报仇的力量，更是救国的力量。

“穷则思变”，我随着三个乡亲联系、找到了本村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投奔了八路军。那个时候我16岁，只知道参军是唯一的出路，八路军对老百姓像亲兄弟一样，是我们穷人的部队，跟着八路军，就一定会有希望。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的前线，亲手杀敌。我因为从小患有哮喘病，被送到后方秘密医院疗伤，后来做了护理员。不能上前线，我就通过保护好伤病员来为革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从一线下来的伤病员口中以及身边人的经历中知道了许多令人激动的战斗故事。他们的故事像是灯塔，给我方向和光亮，让我铭记，让我敬佩。

邹瑞来，我的外姓叔叔，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抗日战争中，他只是一名最普通的士兵，但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当他所在的连队快要全军覆没的时候，当敌军一步步向他逼近的时候，只剩下一枚手榴弹的他，在那个紧要的关头，始终坚持“中国的士兵，宁死不做俘虏”的信念，毅然决然地选择引爆手榴弹，炸死敌人，同时也牺牲自己。炸弹炸开了他半个胸膛，但是苍天有眼，一心为国的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现在的他，身体里仍旧涌动着爱国的血液，心里仍旧满溢着爱国的激情。

还有一位我的本家叔叔，在战场上，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选择冲锋。那一刻，生命于他，远远比不上那满腔爱国的热血。他果敢地用身体挡住机枪，用尽全力将机枪夺下，就算他的整个手臂粉碎性骨折，也从没想过放弃。虽然我的叔叔在战场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但是，这火一样的爱国热情却让我由衷敬佩，铭记在心。

抗美援朝英雄史，保家卫国志长存

在抗美援朝之前，我在27军。我们这支由陈毅军长带领的队伍，能打大仗，更能打恶战。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作为志愿军，是私下援助，不能公开，临行前所有带中国字的东西都不能携带或要把字剪掉。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坐在军车里却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心里有点茫然。当我们接近国境线时，我们才被告知我们是要去抗美援朝。一下车，我们就看见鸭绿江两岸战火冲天，特别是对面的朝鲜村庄新义州，炮声连连、硝烟弥漫。看着肆虐的战火吞噬着朝鲜人民、践踏我国土，我们此战的目的在心中坚定——抗美援朝，拯救朝鲜人民！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只带着半斤硬饼干、一口袋炒面儿，连续七天白天躲避敌机轰炸、夜里摸黑急行军直赴战场。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等待我们的不仅是艰难的战争，还有需要克服的恶劣环境。零下40多度的天气，我们没有棉鞋，没有帽子，穿着仅有的秋鞋出国。战争一打响，美军想尽办法切断我们的运输线，导致一线战士的供给严重不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吃一把炒面儿再吃一把雪，每天最多吃三片硬饼干的日子。我们是在山上打仗，山上积雪覆盖，冷风刺骨。为防止暴露目标，那个时候，烧土豆填饱肚子，也只能是在晚上。可是，等到炊事班好不容易穿过火线送到前线，土豆已经冻成了冰球，我们只能一口一口吃下冻土豆。支撑我们的也就是那份爱国的热情了。我们吃的苦还不算什么，曾经在前线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连的士兵接到任务去打埋伏，由于温度太低，士兵穿得又太单薄，待到要发起攻击的时候，整个连的士兵却没有一个能站起来。那时候才知道，全连的士兵都是以意志来严守军纪、执行任务，为了不影响大局，纹丝不动地始终以标准姿势匍匐，最后被活活冻死。军人铁的纪律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当时尚无空军的我们同军事实力超强的美国相比，差距悬殊。在那次战争中，美军陆、海、空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单单从空军方面说，美国战初参战飞机就达到1200多架，后来又增加到1400多架，同一次战事中，空中就有600架飞机执行任务，对我方的运输线和可疑兵营进行轮番攻击，像是空中有一片黑压压的乌鸦，让人无处躲藏。而我军因武器装备落后，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依旧没有放弃。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英雄主义观念，我们就想：消灭一个敌人是一个，新式武器算什么，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我们改变战略方法，在夜间每500～1000米设一人一岗，一旦发现敌机就鸣枪示警，运输车队就马上熄灭车灯，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摸黑前行一段再停下隐蔽以防在原地被动挨打。终于，在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在新兴里消灭敌人2万多，大获全胜，一鼓作气收复汉城，美军被迫退到北纬38度以南。自那以后，战争局势开始扭转，胜利开始向我们招手。

我一直觉得，抗美援朝的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为艰辛的，当然，也是最难忘的。我深深地觉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每一个战士，无论是牺牲的，还是幸存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勇敢地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担，便是大写之人。而从战争中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气节，不屈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同时，因为多次在战争中看到了美军极强的空军优势以及无数的战友们倒在敌机的轰炸下，我立志要做一名飞行员，无论怎样，也要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振兴国家的空军事业。

飞行梦圆牡丹江，“马有失蹄”险营救

1952年1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前夕，我随着回国休整的部队来到上海。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际，在南京我有了一个圆我当飞行员报效祖国的梦的机遇。由于我从小患有哮喘病，直到1947年才在部队医院治愈，我的战友们都觉得我这个“老病鬼”的身体素质可能过不了关，都劝我别去南京体检考试了，但为了圆我的飞行员梦想，我在一片反对声中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果——我的战友们落选了，而我光荣地加入了飞行员的行列，并且在我国第一所空军航校——牡丹江空军航校开始学习飞机驾驶。

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所空军航校，我国还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向苏联老大哥看齐，用苏联的教学大纲来指导学习。怀着“为战友报仇、为祖国雪恨”的愿望，我在航校学习一丝不苟。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战时生活动荡等原因，我只有小学文凭，想从高校毕业简直困难重重，但是我一直坚信：只要有科学、坚定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梦想就一定会实现！经过刻苦学习，我不仅理论全优、实驾最好、不超过三次就能单飞，还于1963年“创三手”考核比赛中荣获三个“一级能手”荣誉称号，摘得“创三手”这含金量十足的奖章。由于我的出色表现，我在航校担任了全部（68个）学员的区队长、党支部副书记、共青团团支书等重要学生干部。毕业时是26个毕业学员中仅有的三名优秀学员之一，这更使我明白计划和目标在人生道路上走向成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一直渴望自己可以在战斗中以飞行员的身份发挥应有的作用。1965年8月6日，我空军赴福建欲在对台（当时为国民党统治）的八六海战中进行空袭，但被敌人察觉，我们的空军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后来又因种种原因，我都与参加空战擦肩而过，不免略有遗憾。

“马有失蹄”，再优秀的飞行员也不免会遭遇问题。在我还是学员的最后一次实弹驾驶中，我发现飞机异常抖动，在请求返航之后我立即掉头返航，一个90度弯还没转完，机体又不振动了，正当我再次准备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正常时，却发现飞机突然熄火失速了！由于周围群山绵延，我不得不选一个较为平坦的山头迫降，但由于没有正常降落，飞机异常颠簸撞击，机翼受损，反光镜迸裂，碎片深深划过我颧骨处，我也因机体与山地的撞击而昏厥。醒来时，我已血流满面，周围闻声而来的山民见我醒来才敢走近，找出急救箱帮我包扎。由于身陷群山，飞机无法降落又无路外通，营救我成了一个棘手的大难题。当时正逢我国将要进行大阅兵，苏联送我国六架直升机，有四架已抵达北京，另外两架前往北京的直升机刚好从附近经过，顺便帮助战友们营救了我。可以说，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直升机营救的人。

爱党之心永存留，心系祖国下一代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在我心里是一个始终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从小就接受着共产党的红色教育，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明白国破家亡志不可没、清楚我们为什么而战、坚持跟着党走，尽管只有“小米加步枪”，但从思想上就深深武装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我们，势必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从旧社会一路走来，深切感受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看到有许多人都为中国的独立而不停地进行探索，但最后只有共产党将我们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真正带领我们走出了黑暗。这不是偶然的，真心为人民、救中国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必然选择。

我在部队服役35年，离休以后仍旧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家中的报纸杂志全都是时政、军事类的。其中我最关注的重点是我党的领导与建设。我认为我党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腐败，二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我党已在采取倡导“三个决不”等有效措施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前就全中国各个党派组织来看，共产党的重要性和执政地位仍旧是不可动摇和取代的。我永远热爱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美好的今天。

我从旧社会走进新中国，了解我们这老一代的信仰与人生方向，而我子女辈的人生已经定型，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国青少年的成长。我经常到各个中小学和高校宣讲我国的那段红色革命历史，一方面是想让青少年们增加对我党艰苦战斗历史的了解，以史为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希望可以激励他们好好学习，科学制定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并且坚持实行，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我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国青少年一代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我国日益强大、发展的不竭动力。毕竟我们不能始终以“小米加步枪”的状态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形势，中国一定要努力发展，因为“落后就要挨打”是永远值得我们警醒的！

口述者：郝龙清

整理者：赵 飞 洪 凌 陈雨杉

八旬老将忆战事，骁勇百战卫和平——记马学俊老人

马学俊，汉族，1925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1942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夏军区副司令。

立身革命保家国，历尽艰辛完任务

1942年，年仅17岁的我就参加了革命。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实现个人价值，194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学校的政治和军事学习，我最终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打着“和平谈判”的幌子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当时在华中第九中队担任指导员的我同部队一起进行了自卫反击战。由于封锁政策，战士们连饭都吃不上。但大家士气高昂，愈战愈勇。解放战争开始后，我所在的华东野战军十四团二纵队参加了对抗国民党八十三师的孟良崮战役。由于敌方装备精良，战事十分艰辛。由我率领的一排从上午8点打到下午6点，一排几乎全部牺牲。又从二排带领五个班反击，最终完成了夺取万泉山的任务。

旱鸭子成功变蛟龙，突破江防追顽敌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所在的部队驻鲁南韩庄地区，总结经验，休养生息。在毛主席、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下，一八五团乘火车南下，大家满怀信心，去合肥市以南的巢湖地区进行水上练兵，以准备渡江战役，迎接更大的胜利。

部队进驻后，将政治思想教育与水上练兵相结合。消除轻敌麻痹思想，尽管蒋介石败局已定，但仍有百万军队扼守长江天险作垂死搏斗，我军必须将弱敌当强敌打。同时，北方同志多为“旱鸭子”，要消除他们对江南水乡生活的不习惯。在军事上，利用巢湖自然条件，军队刻苦学习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水上射击、水上联络等方法。此外，我们还学会了用芦苇、圆木、竹竿编成水上浮游救生器材。尽管天气寒冷，但干部战士们每天“泡”在湖水中七八个小时，终于从“旱鸭子”变成了“水上蛟龙”。副师长长沙风亲自组织一八五团进行了一次演习，我们三小时横渡70里，靠岸时全团五分钟登陆完毕，基本上取得了水上作战自由行动能力。

1949年3月15日，一八五团奉命进驻桐城白果园地区集结待命。六十三师以偷袭手段夺取了江心长生岛、汆水岛，为六十二师渡江创造了条件。4月21日黄昏，震惊中外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了，一八五团两个突击营将船抬过江堤。在炮兵群猛烈炮击敌军沿岸工事的同时，百余条船齐发，以最快速度向南岸进发。守敌见我军强大攻势，吓得如惊弓之鸟，不敢恋战，纷纷溃逃。当时我担任副营长，团长陈福胜命令我指挥的三营追缴溃逃之敌。22日5时左右，我们向青阳县城内穿插猛攻，俘虏了几十名逃散敌人。4月23日，南京解放。

神兵战士历激战，红旗插上玉皇山

南京解放后，我军猛追穷寇，直捣浙江省会——杭州市。此时，我只有25岁，在六十二师一八五团三营任副营长。该团是六十二师的第一梯队，奉命由青阳县穿过浙皖边界，经天目山向杭州挺进。

部队冒雨日夜兼程，攻占余杭后，继续沿余杭公路向杭州进发。五月的天气，苏杭一带已是炎热异常。潮湿的大地在骄阳的照射下越发闷热难耐。大家互相帮助，不让一个同志掉队。干部更是以身作则，替战士背枪提包。有的同志晕倒了，在卫生员的简单处理后，醒过来又继续前进。为了缩短行军时间，部队决定翻越山势陡峻的五云山。山间小路崎岖不平，天热、劳累、没有水，大家只好摘一些路边鲜嫩的茶叶，放在嘴里嚼一嚼解渴。那个时候的艰苦现在看来早已是过眼云烟。

随后，一八五团兵分两路向钱江大桥和玉皇山发起攻击。在一营和二营攻打钱江大桥的同时，副团长孙存余带领我所在的三团从二龙山东北侧直插玉皇山。营长指挥七连和九连从西南面向敌人进攻，而我率八连绕道玉皇山东南侧从背后袭击敌人，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以最快速度向山上攻击。指战员们犹如神兵天降，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玉皇山守敌，将胜利的红旗插在了玉皇山顶峰。

但敌人为了挽救残局，又从杭州市内调出满载敌兵的五辆汽车，企图夺回玉皇山。副团长当机立断，当敌人进至玉皇山西侧时，命令三营七连、九连和二营六连一齐开火，击毁敌人汽车三辆。趁敌人混乱之际，我军勇猛出击，将敌全歼，俘敌100余人，缴获汽车五辆，机枪和步枪100余支，物资一批。

当时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一想到胜利在望，所有的人都特别兴奋。六十二师后又攻占了中山桥、电灯公司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与六十一师胜利会师，并迅速接管敌人的电台和报社，把胜利的消息传播给了全世界人民。

也是在当天晚上我经历了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国民党一个中队的火车大摇大摆地从南京驶入了艮山门火车站。车上的国民党军官还以为杭州没解放，挺着胸脯对阻拦他的人大声地喊：“我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我……”

“先生，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全部交接！”我军朗声说道。这位军官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美梦已提早破灭了。

在之后两天执行警备任务的时候，我和战友一样，严格遵守部队枟约法八章枠、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枠的原则：不进民宅，露宿在解放路、湖滨路、火车站一带；不上饭馆，宁可以盐水下饭，也要秋毫无犯刚从国民党军队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杭州人民。目睹我军的优良作风，杭州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主动把房子腾出来给部队住，把食物拿出来给战士吃。军民之情，水乳交融，令人赞叹。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国富民强，杭州更是日新月异。你们大学生生活在当代，真的很幸福。你们要好好学习，掌握科技，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事，为建设新社会多做事，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口述者：马学俊

整理者：马梦云 任雅芳 赵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