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究竟谁拦了谢书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30多年前的稠城街头，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里，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认识。

当时义乌经商的队伍中培养了一大批能人，谢高华至今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创业故事并如数家珍。可以说，他们共同见证了义乌奇迹产生的全过程。

有人说，“农妇与县委书记对话”是义乌市场的肇始。谢高华说，作出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非只因为冯爱倩找我“对话”，而是千万个像她(他)这样的义乌人需要“谋生”、需要摆脱贫困。

早期经商户何海美也说，1982年10月的一天，她和冯爱倩、黄昌根等商户也在县前街当面拦下谢高华书记并与之对话。黄昌根也多次说，他也曾找过谢高华反映问题，其中，最具有了小说般离奇的情节就是冯爱倩的故事。

说起开放义乌市场，农妇冯爱倩与县委书记争论的故事多年来有多个版本在演绎，曾有人怀疑这场“对话”的存在。笔者多次采访当事人，努力还原小商品市场初创时的这段风云。

如今80岁高龄的冯爱倩，虽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非常健谈，不时拿出“中华”牌香烟吸着。回忆起与谢高华第一次见面的趣事仿佛如同昨天，她曾是央视播放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拦截谢书记汽车冯姐的原型之一。

谢高华(右)和冯爱倩(中)拉家常

“别看我现在算是有点小名气，但当年我这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地位。到如今，谢书记还一直在关心着我。”“我当时不像个女人，敢说敢干，还笑称我当年那番话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迫于生计的“对话”，为揭开义乌的辉煌传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冯爱倩是义乌佛堂镇和平村人，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生活一直窘迫。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一个大姑娘和男人们一起参加了“生产合作社”。为了养活五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杨兴桂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饭吃，她竟然连跨了6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跑了第7户人家，才总算借到2斤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义乌饭店当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7年。

冯爱倩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然后卖给“鸡毛换糖”的义乌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净赚了6元多。

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几毛钱。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盘点当天的生意，呀，赚了整整22元!

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当时义乌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回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她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除了帮自己以外，也收购农民换来的鸡毛，负责加工和销售，不过这些工作是为供销社做的。即便如此，杨兴桂依然要面对周围的责难：“你老婆搞资本主义，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里，冯爱倩的这种生意，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刚开始全在‘打游击’，哪像现在当个体户是‘光彩的事业’呀，稍不注意是要被抓的，那是在搞资本主义。”

当时的义乌，做小商品买卖的商业氛围并不好。由于政府部门经常抓小商贩，冯爱倩只好东躲西藏，整天担惊受怕，于是便有了弄个合法证件，光明正大地做生意的想法。可要取得一个经商许可证在那时可谓困难重重，打报告、提要求、开证明、托人情……跑破了鞋子，磨破了嘴皮，历时近一年，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了她的要求。

1980年12月1日，冯爱倩从义乌县稠城镇工商所领取了营业许可证，但无经营场地的冯爱倩生意做起来依旧辛苦，依旧遭到执法人员的刁难。比如说进货，就十分艰难，但凡是大包小包，每每都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是“搞资本主义”。

“当时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扒窗户上下车，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差点摔断双腿。有时则跑到相邻的小站上下车，负重来回起码走二三十里路。”

冯爱倩说。

“我们女人进货时挤火车，腰间系着进货款，白天晚上根本都不敢睡觉，就担心有闪失。车上要方便又挤不出去，只能让几个女同志围成一圈挡住身体就地解决。至于在车上挨饿受冻的事，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

“我被人家赶来赶去，又要罚款，实在没办法，就想找政府反映反映。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思想很开放，经常深入基层，喜欢听老百姓的呼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也是壮了胆子。当时，没有电视，书记、县长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见皇上一样难，根本不像现在电视新闻中几乎天天露面，人人认识。”

“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有人悄悄告诉说，新来的县委谢书记个头不高、衣着朴实，现在正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县府大院对面南门街小弄堂的‘菊芬理发店’理发，于是我就等在当时的弄堂口。”

冯爱倩看见谢书记理好发从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

“你就是谢书记吗？”

“是，找我有事吗？”谢书记对于一个陌生的妇女突然拦住去路，有些疑惑。

“我是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的人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谢高华说。

冯爱倩急了：“我没工作，没田种，不摆摊儿吃什么!”冯爱倩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她一番，又见她身后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去谈。”

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冯爱倩身后的那些围观者吓坏了，心想你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

冯爱倩当时心里确实紧张，人家是一县之长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自己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冯爱倩跟着进了书记办公室。

“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那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外县人。”谢书记认真耐心听取冯爱倩意见并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就这样，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相互敬烟谈了近两个小时，抽的烟头装了满满一烟缸。

最后，谢书记大声说道：“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冯爱倩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谢书记一挥手，说“可以，你们有许可证的先干干再说。”

冯爱倩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

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

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冯爱倩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拿到了“县令”的“尚方宝剑”。

“当时，冯爱倩肚里有股气，语气是带责问的，后来我们谈得比较平和，我也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知道她靠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我说了两句话，一是我理解你，同意你经商；二是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们。”谢高华后来回忆说。

与冯爱倩的对话，引起了谢高华的深思：到底应不应该开放集贸市场？开放市场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又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何乐而不为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隆隆春雷，在谢高华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