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传奇人生
他从一个穷苦家庭走出来，靠给别人当学徒维持生计，几经磨砺白手起家；他的事业从"一粒米"开始，他卖米卖砖卖木柴，逐步走上从商之路；他以石化工业为目标，把事业推向巅峰，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他被善于经营的日本人称为"经营之神"。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第一章 强者的声音——命运靠自己掌舵
环境能改变人，环境能影响人，环境能塑造人。生活在富足家庭中的孩子，从来不用为衣食担忧，他们的生活是美好的，平顺的。与他们不同的是，处于贫苦家庭的孩子，往往更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命运的多舛。出身贫苦能让他们对美好的生活有更强烈的渴望，更能让他们为走出困境而思索。一个人的潜能，往往是在困境中被激发出来的。
命运掌握自己手中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一个俗称"情人谷"的地方，兄弟排行居长。王永庆的祖父希望长孙日后事业发达，生活美满，而不是像王家的祖祖辈辈一样，穷困潦倒，一事无成。于是，他给孙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永庆。
王家祖籍在福建安溪。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老曾祖母许雪娘因新寡，在家乡无法谋生，便带着儿子王天来和儿媳林谨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在此之前，安溪已经有不少同乡来到了台湾。
许雪娘一家落户在台北县新店镇直潭孔子岭上，当地人把这里称作"情人谷"。地名虽浪漫，人们的生活却并不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这里山多平地少，物产不丰，并不是一个适于安居的好地方。在福建安溪，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种茶人。于是，许雪娘和儿子、儿媳三人"重操旧业"，在直潭开荒种茶，定居下来。
此后，王家世代以种茶为业，只出过一位读书人，即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王添泉饱读诗书，深受当地父老乡亲的敬重。他在直潭开了一家私塾，以教书为业。
王永庆的祖母苏好，是一个乐天知命、心地善良的女人。那时候，一些愚昧而贫苦的农民认为养女儿没用，女儿出生后就直接掐死。苏好出生时也差点遭此厄运。她曾对王永庆说："我在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要掐死我，我父亲说先找个算命的看看再说，还好算命先生说我将来的命运很好，所以才活了下来。"
乡亲们都羡慕苏好嫁给了王添泉，说她找了个知书识礼的好丈夫，苏好自己也暗暗庆幸自己的"命好"。可真正进入了王家门，却发现事实与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王添泉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却家徒四壁，享福是不用想了。苏好是个知足常乐的女人，对此也不十分失望。
当时百姓普遍贫穷，特别是在乡下，能解决温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有几个人会把孩子送去念书呢？私塾里的学生寥寥可数，王添泉的收入非常有限。而他除了教书，什么农活都不会干，随着子女一个个降临人间，日子越来越清贫。望着因操劳过度而风采渐逝的妻子，以及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瘦小的儿女，王添泉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他觉得自己很"无用"，早知孔老夫子的学问这么不值钱，还不如当初跟父兄学种茶呢！痛心疾首之下，他决心不让儿女读书。所以，王永庆的父亲及叔伯们都是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睁眼瞎。
如果说王添泉此举也算是一种求变的话，只能算是一次失败的改变，他的儿子们并没有因为不读书而变得富裕起来，反而越来越穷。因为穷根并不在读书识字上。
那么，穷根在哪呢？有些人相信命运。他们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据说，王永庆成名后，一位地理老师认为："情人谷这片土地连接乌来山岭，整个盘绕北乌来，就像一条巨龙。乌来是龙头，情人谷是龙尾，千里来龙，结穴于此，地灵人杰，所以才出了这位企业巨子。"这位地理老师还指出："如今，这条龙由于公路的开发已被切成数段，所幸王永庆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前，若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后，今天就没有这号人物了。"
地理老师说得头头是道，却经不起推敲：情人谷居民众多，为什么"风水"独独偏爱王永庆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命运，王永庆一生从不信命，也从不算命。他"不信神，不信鬼，只信自己的胳膊腿"。他对命运的解释是："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 这才是强者的声音。
苦难生活炼自信
王永庆出生后，原本贫寒的家庭又多了一张嘴，经济更加拮据。"情人谷"的居民多以种茶为生。种茶有季节限制，卖茶叶的收入也不多，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就利用农闲时间到有钱人家做苦工。但农村的工作机会少，也不是想做就有得做。当时的台湾处在日本的铁蹄下，经济命脉被日本人控制着，作为下等人的台湾同胞只能苦苦求活，城里人做生意固然受气，乡下人连一份苦工粗活也难寻到。找活儿的人只好走后门，托人情，倒像要饭似的。
男人出门做工了，女人留守在家，整天为两件事提心吊胆，一是丈夫的安全，二是米缸里还有多少米。男人的薪水总是来得那么慢，米缸里的米却越来越少，终于什么都掏不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一点，做成一大锅稀稀的粥，供一家人吃上好几顿。
在王永庆童年的记忆中，除了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点猪肉，平时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乡下有句俗话："勤快勤快，没饭有菜。"在南方的农村，只要肯做事，总有填饱肚子的办法。王永庆的母亲詹祥为了"改善"伙食，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一些青菜、萝卜，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打理菜地。王永庆从小就勤快懂事，他成了母亲种菜的好帮手。除此之外，他还要做其他力所能及的体力活。
艰难的日子里，王家养成了自给自足的习惯，菜是自己种的，柴火是自己捡的，布是自己织的，鞋袜是自己缝的。童年时期，王永庆除了帮母亲种菜外，捡柴火也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王家附近有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每天都有好几趟台车经过，把柴火和煤从狮子山运到直潭镇。王永庆从会走路起，就跟母亲一起到铁路边"捡宝"。他们和一群妇女小孩在路边守候，满载木材和柴火的台车咔嚓咔嚓驶过时，可能会掉下一些木材或煤块，这时，人们便蜂拥上前去捡。好的挑出来拿去卖钱，差一点的带回家里当柴烧。
这项"工作"不但要经受日晒雨淋，还要手脚麻利，反应敏捷，不然就竞争不过别人。王永庆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手还比较灵活。他捡到的木材或煤块总是比别人多。这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收获，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足以让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自豪了。
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人的自信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是通过一个个小小的成功积累起来的。对青少年来说，要积极行动，并安于做小事，从小事中获得成功的感觉，以增强自信。不做事，只靠自我肯定，只能获得盲目的自信，而不是真正的自信。
王永庆六七岁时，已经是家里一个很能干的劳力了。喂猪种菜打柴捡煤块，挑水做饭洗衣服，样样能干，他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帮手。
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还没有自来水，吃用的水都是从水井里打上来的。王永庆从6岁开始就肩负起了挑水的任务。水井离王家不远，但要翻过一个小山岗。每天，他挑着水桶，吃力地上坡下坡，需要来回五六趟才能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虽然木桶并不大，但对王永庆瘦小的身子来说，这项挑水的任务未免太重了！
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对当年的王永庆来说，这种磨练有实质上的好处，不但培养了他勤劳刻苦、坚忍不拔的个性，也使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日后遇到任何挑战，他从不胆怯；遇到任何难题，他都自信地认为："我能行"。
荒废学业留缺憾
时间的脚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停下，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劣而对谁有所眷顾。无论事物如何发展，孩子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人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总会希望他们快点长大，认为等孩子大一点就不会这么累人了，可是等孩子长大了，就会发现还会有新的麻烦，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人家来说，孩子长大了无疑是增加了生活的负担。
孩子长大了饭量就会增加，这是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今天，我们有了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而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穷苦人家更是无法满足孩子的这个基本要求，他们往往会因为不能让孩子吃饱饭而发愁。孩子要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是家里没有钱给他们买东西补身子，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这样的事情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衣服穿呢？孩子多的人家往往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缝缝补补一直穿，大家都不能穿了，即使变成了破布条了也舍不得扔掉，还要留作补衣服用。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台湾的目的，就对台湾地区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台湾人民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多数只能忍受，却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日本人的学校。况且，家里把孩子养大了，刚刚能够做个帮手，却要送进学校，生活本来就很艰辛，多了学费先不说，却又少了一个干活的，生活会更加艰辛。
所以，一般的人家都是要孩子帮忙下田或者看牛，不往学校送。当时，一个孩子给别人家看一个月的牛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也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孩子下田还可以帮着多收点粮食，农闲了还可以上山做点苦工，或就待在家里帮忙干点活，也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让父母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
王永庆7岁时祖父就开始念叨着该是上学的年龄了。当年，因为没有让儿子上学，耽误了他，他不想再耽误了孙子，所以，王永庆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急着让家里人安排孙子去上学。当时虽然是日本人的学校，却有中国教员。这些教员经常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对村民们来说，教员们讲的这些都没用，他们并不懂得将来会怎样，他们认为将来就是要娶老婆生孩子，而这一切都是看有没有钱，不是看有没有上过学。
为了一个孩子，教员往往要走上很远的路，反复来好几次。
相对于其他家庭的孩子来说，小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父母比较开明，他们支持孩子去学校上学。当教员第一次路过王永庆家门口时，觉得他虽然小，却看上去很聪明，就走进了他家。恰好王永庆的父母在家，教员便说明了来意，母亲表示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因为大女儿也到了读书的年龄，然而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去上学。
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送孩子去读书，但是只能让永庆去，他毕竟是个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样，小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在穷苦的环境里，男孩子总是要比女孩子幸运一些。
尽管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已经把学费压得很低了，但家里为他筹措学费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每年要多出一笔学费，所以母亲要多养一头猪才能支撑家用。
小永庆知道，那不单单是多出一头猪那么简单，那要付出更多的艰辛，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因此，自从父母答应送他上学开始，他就知道要尽量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减轻负担。
小孩子对学校的向往是与生俱来的。父亲把他送到新店国民小学时他还光着脚丫，家里没有钱给他买鞋穿，书包也是一条粗布巾扎成的，雨具是竹叶做成的笠帽，那里的雨下得很频繁，笠帽几乎是每天都要戴的。
父亲把王永庆交给教员的手里，很憨厚地说："老师，孩子给你们送来了，以后就交给你们了，不听话了该打就打。"然后又嘱咐永庆，"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父亲与老师寒暄了两句就走了。这里的一切对王永庆来说是陌生而新奇的，特别是多了这么多伙伴，小永庆别提多高兴了。然而，他在班里无论是年龄还是个头都是最小的，因为别的孩子有些已经十几岁。之前，他在家做活已浪费很长时间。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没有鞋穿，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连小学老师所穿的皮鞋也是一样，补丁是一层又一层。相比之下，小永庆的衣服还算是好的，裤子虽然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有"中美合作"的字样，但总归是一条像样的裤子。
虽然他才7岁，但他要提前起床，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要起到表率作用，他要在去上学之前帮家里做些事情。首先是打水，水井离家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对于一个刚刚7岁的孩子来说，要把水缸打满仍旧会累得满身大汗。
小永庆身体太单薄了，满满的一桶水他是根本拎不动的，只能拎小半桶。但是力气也随着他的个子在长，11岁的时候，他已经能拎动一桶水了。在他的记忆里，那个桶依然沉重。把水缸灌满，这要花去他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还要喂鸡喂鹅，然后才能吃饭去上学。上学要徒步跋涉3公里，再两次渡船过河，穿行近10公里的路才能到达新店国民小学。
王永庆每次来到学校都很高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学习，而是因为这里有许多的同学，跟一群伙伴在一起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那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对学习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不知道上学有什么用，就算能把日文前前后后都背下来，算术题都能一个不差地算出来，这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不明白，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每天放学回去面对的是辛苦的父母、粗糙的食物，不仅是穿鞋的愿望无法实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还要花学费，所以大家对读书提不起丝毫兴趣。当时教员要用日文讲课，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没意思的事情。
教员对他们没有办法，只要上课不捣乱，也就放任他们。虽然王永庆在学习上是一知半解，在班里成绩很落后，但是教员并不认为他很笨，相反却认为他很聪明。由于没有人正确地引导，小永庆也没有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有的人自小喜欢读书，看过的书能过目不忘，有的人就对此不感兴趣。而环境引导还是很重要的，从父母到同学都认为读书没有用处，只要认识几个字不是睁眼瞎就行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让孩子们对读书产生兴趣。
然而，一个人小的时候往往是不懂这些道理的，但真正懂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读书的最好年龄。
王永庆就是这样，他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对书本产生过兴趣，直到他创业之后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他并不是遗憾没有上大学，而是后悔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用心。这是最令人懊悔的事情，最适合求学的时光而自己却荒废了。
贫苦人家添新丁
王永庆入学那年，母亲又一次怀上了孩子，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略微好转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母亲的脸上多了一些笑容。直到那时，王永庆才发觉，母亲笑起来挺好看的。
妹妹恩燕出生时只有王永庆在场。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挺着肚子辛苦地忙碌着，突然开始肚子疼，她知道自己快要生了，坚持着烧了一些热水，然后把蜡烛点燃，把剪刀放在身边。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过后，豆大的汗珠从母亲额头上滚落下来。小永庆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傻傻地看着。终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母亲也已经气喘嘘嘘了，她抬起手在蜡烛上把剪刀前后烧了几遍，直到有些烫手为止，然后剪断脐带，把妹妹包好。母亲用热水洗了一下身子，就开始照料新生的妹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更看不到欣喜。
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孩子，生活的重担让母亲有些麻木了，对自己对孩子都少了关照。
小永庆觉得母亲也是很无奈的，她是爱自己的子女的，也想多花点时间悉心照顾他们，可每天还要为了生活奔波，她已经把母爱淹没在了生活的琐碎当中。
生产的疼痛还没有消失，母亲就开始在屋旁的水沟里洗刷一家人的衣物。当然，那天晚上母亲还要像往常一样，不露声色地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的饭菜。
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母亲一天也没闲地辛勤劳作着，打点全家人的生活。王永庆觉得母亲太辛劳了，他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
王永庆每天放学后都要扛一袋50斤的饲料回家喂猪。
50斤的重量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起初，他每走500米就要休息一下，然后换个肩膀，直到两个肩膀都被压红为止。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这么吃力地走回家。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王永庆说："当时感觉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放学回家还要背上50斤的饲料。"
穷则思变心更坚
穷人为什么穷？是因为出身不好还是被社会所压迫而没有翻身的时机？抑或是努力了仍然一无所获？穷的时候你抱有什么样的理想？有没有深思熟虑过你的梦想是否能够成真？当你暂时生活在穷人堆里却无可奈何时，是否认真地"穷则思变"？
贫穷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改变它的样貌与形体。只有我们想方设法去争取改变现状，那才能给予我们最佳解答。我们都知道"蝉变人生"的痛苦，但我们也都懂得蝉变之后的生命是如此的倔强与禀性，因为我们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之后，会发现人生一定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其实，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的残酷与无情。穷时我们要知道勤奋，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勤天下无难事！勤，是我们获取成功的捷径；是我们获得机会的窍门；是我们拥有鲜花掌声的良机；是我们拥有财富智慧的转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穷人，只有永远不思进取的人，只有永远坐享其成的人，只有永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人！富人也是从穷人走过来的，只不过他们在贫穷的时候懂得比我们更用心地思考如何走出困境。王永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想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王永庆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全家陷入了最艰难的困境。他的父亲病倒在床，一家人的生计完全落在了瘦弱的母亲身上。她不仅要侍奉年迈的公婆，要养育子女，还要照顾病魔缠身的丈夫。她备尝艰辛，却充满乐观，从不叫苦叫累。母亲的吃苦耐劳和乐观精神成为王永庆的榜样。
看到这一切，王永庆再也无心整天上学读书了，他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母亲给他找到了一份看牛的活，每月可以给家里挣五毛钱，尽管这是很少的一点钱，但却是他挣来的。但这钱毕竟太少了，不够去买足够的药，将父亲从病魔中解脱出来。
一天，王永庆放完牛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神色慌张，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王永庚不见了。
一家人急忙四处寻找。王永庆绕着村子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父亲的踪影。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他环视四周，都是一些散落的低矮民居，不远处是村里的晒茶场，旁边有棵大榕树，枝繁叶茂，颇为显眼。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他急忙把母亲喊过来，两人一起向晒茶场跑去。暮色中，有一个人正在往榕树枝上拴绳子，然后把头伸进绳套里。那人正是王长庚。
母子俩吓坏了，尖叫着，飞奔着上前，七手八脚地把他救了下来。
经詹祥母子百般劝慰，王长庚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那天晚上，王永庆却失眠了，眼前老是浮现出父亲那张痛苦的脸和母亲因操劳过度而微驼的背。他心中暗思：父亲为何要走绝路？是没有钱治病，不能上医院就医！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钱，一定要建座医院，解除人们的病魔与痛苦！他也暗下决心：为了这个家，他要为母亲分忧解愁，改变现在的贫穷生活面貌！
深孚众望闯天下
王永庆10岁那年，祖父告诉他："茶山将来会变成废山，茶山是无根底的。因为茶树种植于山地，为使茶树发育良好，其周围的杂草都要除掉；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土壤流失，其斜坡山地有一天会只剩下石头。不但茶树没有前途，连种植其他树木都有问题，所以，靠茶为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你们后代不要靠茶维生，只有山林耕田才有希望。"
当时王永庆很纳闷："祖父教我们不要靠茶为业，何以他不转行呢？"
这个疑问他没敢问祖父，直到后来他才慢慢了解。当时住在直潭乡下，要到别处谋生谈何容易。在乡下，如果有林地，应该可以从事木材生意吧？其实不然，当时身处殖民地，山林都是官有的，木材由日本人的会社经营，本省人要做是不可能的。能谋得一份苦力的工作，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想去做日本人的苦工，还得托人讲情才行。
基于祖父的一番话，再加上在家乡连要做苦工赚钱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立志要出去闯天下。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母亲担心他小小年纪经不起外面的风雨。父亲却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很赞成他的主意。
王长庚自那次自杀未遂，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王永庆小学毕业的时候，王长庚已能活动自如，干一些比较轻的体力活了。为了帮儿子找工作，王长庚请来自己的弟弟王水源帮忙。
王水源是王添泉的第三子，是王长庚惟一的弟弟。他经常在外面做小生意，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王水源很欣赏侄儿想去山外闯荡的志向。经熟人介绍，他在嘉义一家米店为王永庆找到一份当学徒的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同年，15岁的王永庆告别了情人谷，告别了父母、家人，来到嘉义，开始了他人生重要的旅程。
走出山外是王永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很多人为环境所困，难有作为，即便对现状极为不满，却不敢寻求变化以突破重围，即使偶有举动，一遇小小挫折便止步不前，像蜗牛一样缩回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与其说是没有本事，还不如说是没有胆量。王永庆虽然学历不高，经验全无，但他有胆量，敢想敢干敢闯，这就已经够了！
嘉义，位于台湾岛的中南部，是台湾商业重镇，更是米粮的集散地。嘉南平原以产米著称，所有米粮都集中到嘉义。这里南输北运，贸易发达，一片繁荣景象。
嘉义虽然不是大城市，但跟王永庆的家乡直潭相比，不啻于人间天堂。当米店学徒虽然工作辛苦，但跟平时的家务活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王永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白花花堆积如山的大米，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一样，激动之情难以言表。王永庆长期吃糠咽菜，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如今与米为伍，天天有白米饭吃，怎能让他不高兴？
米行在当时算是比较高尚的行业，从穷山沟里出来的王永庆能在此工作，天天吃饱饭，一个月还能领到4块钱工钱，他不仅感到庆幸，也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为此，王永庆工作起来格外细心卖力，颇得老板喜爱。但他并没有忘记，此番出来不是为求温饱，而是为全家找出路。靠打工赚几个辛苦钱怎能解决全家的生活问题？他想，如果自己也有一家米店那该多好啊，父母该有多高兴！
颇有心计的王永庆在送米之余，经常给老板干一些分外的工作，并暗中观察老板如何经营米店，从中琢磨做生意的诀窍。
有人说，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有些年轻人，心怀大志却不去为成功准备条件。他们在学校读书，就好像帮老师、家长读书一样，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为日后的事业打基础；他们在公司工作，就好像帮老板工作一样，抱着"拿一分钱干一分活"的心理，斤斤计较于所谓分内、分外的事，从未想过利用工作机会学习办大事创大业的本领。与这种人相比，王永庆的见识显然高人一筹。
王永庆功成名就后曾说："年轻人刚踏入社会，不要东挑西挑，任何工作都可以做，都有前途；特别在企业界，只要你努力，一年就可以得其要领，而三年有成，就可以一展雄心大略。"
这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
第二章 创业经商——卖米卖砖卖木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如果没有山，没有水，靠什么？只能靠自己努力，白手起家。没有任何背景的王永庆，为了生计，只能在米店当学徒。通过给老板打工，他意识到，要想赚钱就要自己开店。从此，王永庆走上了艰辛而漫长的创业之路……
大米——事业的开端
王永庆在米店当了一年学徒就对米店的经营运作了如指掌。创业的雄心在这个少年心中升起来了。他想："如果我开一家米店的话，我一定能做得跟老板一样好。"
那年的春节，王永庆回家乡直潭过年。他把自己想开米店当老板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他认为，米店的经营方法已经掌握，自己开店就缺本钱了。
王长庚对儿子的想法有些吃惊又有些高兴，他决定支持儿子创业。
王永庆回到家以后，王长庚挨家挨户去亲朋好友那里借钱，说尽了好话。
王家在当地口碑不错，王长庚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颇受人敬重，没几天，他就筹到了200块钱。这样，王永庆就可以开始他的创业之旅了。
16岁的王永庆辞去工作，在嘉义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从打工仔到老板是王永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很多人工作多年不敢迈出这一步，王永庆小小年纪就敢于做出这一抉择，其胆量和气魄确实不同一般。
王永庆的米店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不是做买卖的好地段，但王永庆只有200块钱本钱，租不起好地方，只好暂时将就。当时，他也请不起伙计，于是一切亲力亲为，既当老板又当伙计。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他便将大弟王永成与二弟王永在带到他的米店帮忙。王长庚在从事茶叶生意，一到冬天无生意可做时也会到嘉义来协助儿子经营米店。
作为米粮集散地，小小的嘉义已有米店近30家，竞争非常激烈。城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熟识的米店，而那些米店也总是紧紧地拴住这些老主顾。王永庆的米店开办最晚，规模最小，更谈不上知名度了，没有任何优势。在新开张的那段日子里，生意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刚开始，王永庆曾背着米挨家挨户去推销。一天下来，人不仅累得够呛，效果也不太好。谁会去买一个小商贩上门推销的米呢？为了打开销路，王永庆决定从每一粒米上打开突破口。那时候的台湾农民还处在手工作业状态，由于稻谷收割与加工的技术落后，很多小石子之类的杂物很容易掺杂在米里。人们在做饭之前都要淘好几次米，很不方便。但大家都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王永庆却从这司空见惯中找到了切入点。他和两个弟弟一起动手，一点一点地将夹杂在米里的秕糠、砂石之类的杂物捡出来，然后再卖。一时间，小镇上的主妇们都说，王永庆卖的米质量好，省去了淘米的麻烦。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米店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
然而，王永庆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还要在米上下大功夫。那时候，顾客都是上门买米，自己运送回家。这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一个大大的不便了。由于年轻人无暇顾及家务，买米的顾客便以老年人居多。王永庆注意到这一细节，于是主动送米上门。这一方便顾客的服务措施更是大受欢迎。那时还没有"送货上门"一说，这一服务项目的出现等于是一项创举。
王永庆送米并非送到顾客家门口了事，还要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陈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把米缸擦干净再把新米倒进去，然后将旧米放回上层。这样，陈米就不至于因存放过久而变质。这一精细的服务令顾客深受感动，为王永庆赢得了很多的顾客。
他还注意收集顾客用米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每天大约要吃多少米……估计哪家买的米快要吃完了，他就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甚至免费为顾客掏出陈米、清洗米缸等。
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他米店每天要多营业4个小时以上，随时买随时送。有时顾客半夜里敲门，他也总是热情地把米送到顾客家中。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年代，一般台湾民众的生活相当拮据，因此免不了在买米时欠款赊账。为了及时回收米款，并避免给顾客造成不便，同时也给自己省去不必要的麻烦，王永庆总是先打听好顾客领薪的日子，然后再在次日登门送米时收账。
举例来说，当时服务于铁道部的顾客每月21日领薪水，他就在当天晚上或隔天去收款，因为这些顾客比邻而居，不但收款方便顺利，顾客对这种收款方式也很满意。如此一来，王永庆的米既卖得快又口碑好，生意自然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所谓"质优价廉"和"顾客导向"的经营策略也就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这种建立"顾客档案"的做法对台塑后来的"表单化"经营管理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只赚一分钱开始
王永庆经营米店在品质、服务、收款等方面创新的做法大受顾客的欢迎。大家都说他品质好，服务周到，信用第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生意越做越好。刚开业之时，一包十二斗的米一天都卖不掉；一两年之后，王永庆一天就可以卖出十几包米，营业额增长了几十倍。
当时有一句台湾俗语"粜米卖布，赚钱有数"，意思是说，米与布的营业金额很大，因此利润应当尽量压低。当时的米一斗12斤，售价5角1分，本钱5角，换言之，卖一斗米只能赚到一分钱，利润只有2%。因为利润微薄、钱不好赚，王永庆就格外地勤劳、努力，以争取生意。
一天的深夜两点多钟，外面下着雨，一家小客栈的厨师到米店敲门，说是半夜有旅客来住店吃饭，要他立刻送一斗米过去。
卖一斗米才赚一分钱，又是深夜两点多钟熟睡的时候，并且外面还下着大雨。如果一般人，不是假装没听见，就是把那位敲门的厨师赶走。但是王永庆一听有人敲门之后，立刻从被窝里爬起来，随便往身上披了个粗麻袋片就跑出去送米，回来后全身都淋湿了，冻得瑟瑟发抖。
这次经历使王永庆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固定客户，但若要想多赚钱，那么就要向上游发展，搞批发业务，即由自己来碾米，然后再自己卖或者批发给别人。因为他发现，沿着这条线越往上走，厂商就越少，竞争也就越小，并且行业的利润也就越高。于是，王永庆有了自己开碾米厂的念头。
经过一年多的资金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便自己办了个碾米厂，在最繁华热闹的临街处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做铺面，里间做碾米厂。
开了碾米厂，工作多了，三兄弟忙不过来，王永庆就到附近的渔村雇了一批壮汉来搬运大米。
王永庆碾米作坊刚开工就碰上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日本人福岛正夫。在那个时代，台湾人不仅生活拮据，同时与日本人在各方面所受到的待遇也相当悬殊。就在王永庆的隔壁，有一家由日本人经营的碾米厂。日本人享有种种优惠条件，致使王永庆从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王永庆意识到，惟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使自己的处境得以改善。日本人的碾米厂下午六点就停工休息，但他却要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半，每天多干四个半小时。
碾米厂的活又脏又累，每天都弄得一身灰。福岛正夫上了年纪，比较注重生活享受，每天要花3分钱洗个热水澡。而王永庆仗着年轻力壮，跑到屋外的水龙头用冷水冲洗，即使冬天也不例外。他认为，每天省下3分钱等于比福岛正夫每天多卖出3斗米。
就这样，王永庆勤干苦做，开源节流。一年后，他的生意就超过了福岛正夫。嘉义当时共有26家碾米厂，王永庆排名第三，而福岛正夫位居第四。在日统时代，王永庆能有如此业绩，实属难能可贵。
后来，王永庆在跟年轻人谈成功之道时坦率地说："贫寒的家境，以及在恶劣的条件下的创业经验，使我年轻时就深刻体会到，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在于一己的努力。"
这条信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深深影响并支配着王永庆的工作与处事态度。在后来创办及经营台塑企业的过程中，他曾遭遇过种种困难，但每次他都以这条信念来勉励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踏出稳健的脚步，追求着成功后的喜悦和不断的自我超越。
风云突变转低谷
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获得了成功之后，他用积累的资金扩大了碾米厂的规模。虽然他很年轻，但论经济实力，已成了嘉义数得着的头面人物。当时做生意的人，彼此交易都是凭一句话，大家说话算数，信誉良好。王永庆极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说一不二，深受同行敬重。
正当王永庆踌躇满志，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时，台湾的大环境却发生了急剧变化。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侵略战争，并加紧了对台湾的掠夺，规定一切人力、物力都要优先供应战争所需，导致整个台湾物质极为贫乏。
到了1941年时，台湾的水稻因为肥料缺乏而收成大减，并且因为日本供应侵华战争需要的关系，导致粮油等物资极端匮乏，于是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实施物资配给制度，其中一项便是对大米采取"共精共贩"的方式供应。也就是说，对稻米的碾、售实施配给制度。当时的嘉义市大约有12家规模不一的碾米厂，在实施了新制度后仅剩余两家，其余的则一律关门。至于稻米的销售，则按过去营业额的高低进行分配，王永庆的碾米厂当然也在被迫关门之列。
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粮食越发奇缺，连替代食物也无法满足供应，台湾人民处于饥荒状态，甚至连卖米商都无粮果腹。在这种情形下，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只有关门。
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落得如此下场，王永庆自然深感痛惜，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知道，这是一个个人无法控制命运的特殊时期，只有耐心等待时局好转，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他收拾家当，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老家直潭。
王永庆这次回老家，虽然算不上衣锦还乡，但毕竟在外面闯荡了10年，已经是小有名气，足以让乡亲们啧啧称羡了。而且，在这10年的艰苦创业中，他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钱。回到家乡后，他买了数十亩土地。中国有句古话："有土斯有财。"穷人赚了钱，如果不知节俭，吃吃喝喝，不置产业，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王永庆深明此理，将钱投资在土地上，既可保值，又可奠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可在日后事业扩展时作为信用的保证。尤其是与银行来往时，有土地担保，自然可以确保贷款的信用。这不能不说他的眼光独到，高人一筹。
王永庆所购多是价格便宜的山林地，为了补充一家大小粮食供应的不足，他选择地势较平坦而且肥沃的地方栽种红薯。第一年种出的红薯特别大，第二年就明显变小了，第三年长出的红薯则像树根似的又长又细，而且多遭虫咬。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土地原先没有种过庄稼，土地的肥力不足，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没有施肥，肥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自然长不出好红薯。这件事让王永庆感慨良多。他想，米店和碾米厂关门是因为环境不好，但人不能一味依赖环境生存，还得多"施肥"，事业才能发达。如果听之任之，事业的土壤必定会贫瘠。
想通了这个问题，他决定行动起来，寻找新的机会。
主动出击交好运
后来，王永庆又跑到嘉义民雄一带开设砖厂。烧砖需要煤炭，对于资源十分缺乏的台湾来说，煤炭也就和粮食一样紧俏，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因此兴办砖厂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另外由于烧砖时会冒出浓烟，影响当地的农作物，尤其是当稻子开花的时候，日本警察便会前来强迫砖厂停工。砖厂的员工都是海口渔村的人，一旦工厂停工便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而当时的米都是配给的，因此员工们主动提出愿将配给的米交给警察机关，请其停配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农因浓烟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让砖厂得以继续开工。
在距离王永庆所经营的砖瓦厂不远的斗南地区，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砖厂，名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在当时，日本人的砖厂被通称为八卦窑，其规模非常大，产量也很高。斗南这家砖厂的前身本是由台湾人经营的一个小规模砖窑，但台湾炼瓦株式会社为了控制市场，遂对其加以收购，并改建为一座八卦窑。除斗南外，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在台湾其他各地还拥有数十座八卦窑，大多都是出于政策性需要才设立的，完全垄断了台湾的砖瓦市场。
红砖的原料是泥土，所需设备也比较简单，主要的问题在于取土搬运都要耗用大量人工，并且对煤炭的需求量也比较大。在王永庆看来，日本人经营的优势和特色是八卦窑的投资大、产量多，而且用煤较省，因此成本较低。另外，台湾当时的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红砖，但绝大部分业务几乎都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独家垄断，而像王永庆开办的小规模砖窑也只能是勉强度日罢了。
王永庆在民雄的砖厂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由于烧窑用的煤炭在当地不易取得，于是他又把砖厂搬到板桥。但是后来板桥的砖厂也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因故关门了。虽然兴办砖厂的历史不长，但其间所获取的经验对于王永庆经营理念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
王永庆认为，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一般人根本无法找到一项适合自己且能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事业。这也就是他后来之所以花费几乎大半生的时间来抨击垄断势力的主要原因。
他无奈地回忆说，记得在经营米业的那一段时间内，虽然也有若干困难，但在当时的经济状态下，货银出入大，可以自由操作业务，每日大批进出，充满着活力和进取的气氛，度过了将近10年的岁月。如今突然转入依靠人工取土制砖瓦的这种单纯行业，加上业务交易都是依靠附近散户自备牛车前来取货，因此深感在经营上无法自由发挥，甚至是处在一种半退休的状态。虽然工作完全可以胜任，但在闲散中度日却终非王永庆所愿。
在台湾，嘉义县不但盛产稻米，同时也是木材的集散地。大约在1943年前后，也就是王永庆大约26岁时，他开始转向买卖木材。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嘉义和宜兰两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台湾脱离了日本统治，重回祖国的怀抱。光复后的台湾百废待兴，岛内对于建筑材料，包括木材的需求急剧膨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对客户收账的条件放得很宽，并且从不要求客户担保，所以既没有因此吃过倒账，也没有和客户发生过争执，原因在于他不但充分了解客户，而且还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当时有超过半数的营造厂都是他的客户，这使他的业务蒸蒸日上。
前华夏海湾塑胶公司董事长赵廷箴，当时正从事营造生意，他成立营造厂时必须交缴一笔保证金，于是他找到王永庆，希望他能提供资金支持，王永庆当即借给赵廷箴十几根金条。等到赵廷箴的乐丰营造厂成立之后，工程上所需要的木材则完全由王永庆承包了。王永庆说："人与人之间总是会互相回报的，所以赵廷箴先生后来向我买木材。"
第三章 坎坷石化路——打造台塑王国
干大事业的人，要有宏伟的气魄，远大的志向，敏锐的目光。干大事业的人，不会为了一点儿眼前的小利而止步不前，他们目光长远，做事果断。开米店、建砖厂、贩木材，让王永庆初露锋芒，小赚了一笔。商人的敏锐目光使他看到了更大的商机：投资石化，建立自己的事业王国……
目光睿智定塑胶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什么事情都得慎重考虑。只有在大环境相对稳定后，才能放下心来做事。王永庆等到台湾光复后，又把之前被迫关闭的碾米厂恢复营业了。1946年3月，经过一番筹备，他在嘉义车站附近盖了一家当地规模最大的碾米厂。二次经营碾米厂的王永庆因为经验娴熟，设备投入也不多，因此米厂便在短短的10个月内得以竣工，于1947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由于有过去几年的丰富经验，因而再次做起碾米生意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生意兴隆。
可不料开工才3个月，突然飞来一场横祸。1947年3月11日，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稻谷。车刚到碾米厂，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冒出了两名警察要求王永庆到警局接受侦讯。到警局之后，那两名警察不容分说，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将他拘禁了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侦讯，证明王永庆所买的稻谷确实是从同一粮区运来的，总算无罪开释。但问题是他却被无缘无故地关了29天。对这一段经历，王永庆痛心地回忆说："在二·二八事件后不久，我遭到藉词越区运粮而强制拘禁29天，显然是居心不良者利用混乱失序情势，滥用权势加害无辜所致。"
回家之后，王永庆内心对此次牢狱之灾愤愤不平。他很快查阅了当局制定的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当局对粮食跨区运输的惩罚极其严酷，犯罪者大多被判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王永庆觉得，现时的政治气候极为敏感，对做稻米生意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坐在一座未喷发的活火山口，虽然这次幸免于难，但是将来未必能如此幸运。基于这样的考虑，王永庆决定放弃稻米生意。
1950年6月25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发动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国民党政权走投无路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出发，为了使台湾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阵营扩张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采取了积极的"扶蒋反共"政策，并直接出兵台湾，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美国基于"防堵共产主义"的政治利益考虑，便在当年下半年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亿美元。
1953年，美国共同安全总署向美国国会报告指出，美国对台经济援助的目的有三：经济稳定、协助美方开展军事活动、促进台湾经济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为了配合美国的援台目标，国民党当局于1953年7月1日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了"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主任委员"由"台湾省政府主席"俞鸿钧兼任，负责统筹台湾的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以争取美援。"经安会"下设有四组一会。四组分别指"金融、银行、信用政策组"、"预算与美援组"、"美国军援与经援组"和"农业组"。一会是指"工业委员会"（简称'工委会'），由原"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仲容担任总召集人。为了争取美援，台湾当局还聘请了美国纽约怀特工程公司充当技术顾问。
为了生产塑料原料，怀特工程公司于1953年12月向"经安会"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座树脂加工厂（PVC）。当时"经安会"内对树脂厂究竟交于民间还是公营的问题上有两派意见。其中公营派认为，只有公营与管制才能统筹运用资源及人才，并最终实现"反攻复国"的目标；而民营派则以"经安会主委"尹仲容为主，极力主张树脂工业民营化，并得到了美方的有力支持。美国人认为，提供美援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台湾的民间企业家，以便达成共同"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后来，该计划在"副总统"陈诚和"财政部长"严家淦的支持下终于交由民间来承办。
在选择具体承办人时，尹仲容本来挑选的是原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义。据《战后台湾史记》一书所述，何义在赴西方国家考察归来后，反而认为岛内发展PVC制造业根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遂决定放弃该计划。后来，尹仲容不得不再次决定由台湾银行出面，查看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存款最多就把PVC项目交给他。结果，台湾银行在嘉义分行的客户名单中发现了一位名叫王永庆的米商有800万元存款。于是，尹仲容便要求"工委会"主管化学工业的严演存博士"透过旧识赵廷箴，邀约赵与王永庆一同投资"。
按照常理，要开设一家工厂，必先作可行性调查，然后再作决策。可王永庆在接到严演存博士的电话后，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便一口答应下来。他说他当时就像是"一只久经饥饿的瘦鹅看到食物一般，迫不及待地将之一口吞下"。
1954年3月，"福懋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王永庆与赵廷箴只用了3年时间便完成了建厂任务并正式开工生产。
后来，王永庆前往"工委会"拜见尹仲容，请求将福懋塑胶公司改名为台湾塑胶公司。王永庆解释说，他希望将"福懋"两字改为"台湾"，因为这样修改不仅好记好写，而且和公司名称的英文翻译FORMOSA对照，也比较容易被"外国人"认可和接受。
投资建厂销库存
王永庆用了近3年的时间就把塑胶厂建起来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进展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等工厂投产之后问题就出现了，塑胶厂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第一年所生产的PVC粉几乎全部积压在厂区内，这成为当时让王永庆最为头疼的事。
眼看着产品堆积如山，王永庆如坐针毡，进退维谷。产品销不出去，自然谈不上前景可期，当初一起合伙入股的几位股东见状纷纷要求退股。无奈之下，王永庆被迫以板桥、松山两处砖厂和10多亩土地的所有权来交换台塑的股份，然后再自己一个人独撑天下。
通过分析产品滞销的原因，王永庆发现，在建厂初期，PVC粉的国际行情是每吨1000美元，但到了投产时则跌至每吨1000美元以下。自投产后，台塑的产量一直很低，而且成本又偏高，另外再加上出口市场没有着落，岛内仅有的两家胶布厂又认为台塑的PVC粉质量欠佳，拒绝采用，转向全部进口。在这种极度困苦的情况下，王永庆想起了十几年前在民雄乡下饲养瘦鹅的经历。他想，只要刻苦坚韧，耐心寻找出路，总是会有办法的。
经过再三思考，王永庆认为，项目既然已经上马，那么就没有退路。此刻惟一能做的，一是增加产量以摊薄成本；二是向下游二、三次加工业拓展以消化中游原料。
在市场不景气的前提下，王永庆提出了增加产量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立即遭遇到了公司内部的激烈反对。各级主管强力主张王永庆应请求当局对进口实施管制，因为这样做见效最快。不然，在销路不畅的条件下增加产量，只会使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公司内部的反对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王永庆认为，进口管制乃一时之策，台塑应该从长远着手以稳固企业经营的根基，扩增产量虽不一定保证成功，但至少是希望所在。
王永庆认定只有增加产量才能有出路，但势单力孤，他满脸惆怅。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当时主办美援事务的沈观泰，并与之商议增加产量的事情。王永庆的完整构想是，台塑应首先通过扩大规模以摊薄成本；其次是筹设二次加工厂以消化PVC粉；最后是将最终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王永庆的大胆设想得到了沈观泰的赞同和支持。王永庆后来回忆说，扩大规模终使台塑绝处逢生，如果没有沈观泰的支持，既使他可以另筹资金，但在外汇被管制的情况下，没有当局的核准，任何事情在当时都是行不通的。
有了沈观泰的支持，王永庆心里也有底了。他力排众议，决定扩大生产规模。经过认真策划和精心设计，台塑的PVC产量一举增加了4倍，即从当初的每日4吨增加为每日20吨，且购买设备的资金只占当初设备总费用的20%。若以相同的产能计算，此次扩充的费用也只有当初建厂总成本的5%。
实际上，按照王永庆与沈观泰商谈的结果，台塑产能的扩张计划是日产40吨。对比日本PVC厂的产能，王永庆认为月产1200吨才足以使价格具有竞争力，但最后为了安抚公司内的反对情绪，还是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日产20吨。在公司没有外来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整个扩充过程几乎全部依赖过去一年多的教训以及早年卖米、制砖和贩卖木材的经验。
由此，王永庆深深地体会到，凡是设备投资，除了要求品质性能精良以外，如何控制投资费用，谋求低廉的成本条件，是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岛内财力与物力均不宽裕，原料大多依靠进口，且本地市场狭小，产品必须外销的情境之下，如何降低投资费用，并以此减轻成本负担，谋求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经济意义十分重大。
此次规模扩充为台塑的后期经营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经历。王永庆总结说，以后凡是涉及设备投资事宜，首先要追求物美价廉，对于供应商的选择以及采购管理制度等方面，都要用心做到最为妥帖为止。台塑日后的经营管理也的确深入贯彻了王永庆的这一理念和思想，无论是设备采购或是工程发包，都经由计算机。如此一来，既杜绝了围标（也称为串通招标投标）行为，并且在工程发包完成交由承包商施工后，台塑一般也是遵循负责供料的做法，尤其是通过自行采购来达到降低材料费用的目的。自此，王永庆在降低成本方面所建立的"追根究底"的企业文化开始逐步成形。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塑集团的经营业绩在岛内已处于领先地位。王永庆这样评价当时的台塑，如果日本的投资费用指数是100，那么美国的指数大概是140，而台塑则只有67。
企业的初创时期总是最艰难的，台塑公司的规模和成本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问题又出现了，制造出来的产品卖给谁？这是一个很现实而且很紧迫的问题。
1958年，为了消化台塑公司每日增产的16吨PVC粉，王永庆决定筹设南亚公司，使企业形成中下游一贯经营体系。和当初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一样，成立南亚公司也遭遇到了其他下游客户的反对。因为成立南亚公司，一是意味着下游客户又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二是南亚在取得中游原料方面势必有绝对优势。一时之间，台塑与下游客户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甚至还多次出现不欢而散的场面。
无奈之下，王永庆只好出面协调，说明台塑此举意不在与下游竞争，而是为堆积如山的产品寻求出路。中游厂商直接到下游设厂的情形要是发生在美国，那么下游客户肯定会反弹抵制到底，且永远拒绝与台塑往来。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协调和沟通，王永庆本着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信念，最终还是求得了谅解，使双方的合作关系渐渐趋于和谐。
事后，王永庆曾就这一段经历评论说："同样一个问题，台湾和美国这两个地区的人民由于观念及想法各异，所产生的结果自然也大不相同，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将基本道理阐述清楚。"
当时塑胶业中下游加工业不发达，不能有效消化PVC粉，因此，最初台塑公司的PVC粉产品滞销。建厂本意是为自行消化台塑公司的大部分产品PVC粉。出乎意料的是，由于以外销为主的塑胶三次加工产业的迅速发展，原料需求源源不断，给南亚公司开创了无限商机。南亚公司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业绩十分显著。生产的PVC管材等产品不仅在岛内填补了多项空白，同时也经格外用心的介绍和推销使得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由于岛内居民从未使用过PVC管材，因此从试用到乐于采用的推销工作经历了一番波折。但经过努力，再加上不断改良品质并降低售价，PVC管材开始用于各项建设工程，甚至还有人利用PVC管制造捕鱼筏供渔民使用。这种PVC管材不仅费用低廉并且坚实耐用，因此使用数量相当惊人，最高时每月销售量曾高达2万吨之多，依人口比率计算，使用量居世界首位。
王永庆高兴地说："PVC管埋于地下几乎是永久性的，可替代传统的钢、铁、铝等五金材质，堪称为价廉物美，因而深感开发一项产品能收开源节流等各方面的经济效益，其意义所在令人欣慰之至。"
市场盈利靠整合
南亚公司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于1967年在高雄扩充前镇厂，增加石棉地砖新产品，并在台北县泰山乡设立明志厂。1968年，为响应台湾当局奖励投资政策，加速经济建设，积极发展石油化学工业的号召，王永庆决定由南亚公司在泰山兴建多元酯纤维厂，之后又于1980年8月合并台化染整公司（以下简称台染），改设台染事业部，实现纤维与染整的一体化生产。1987年，南亚公司吸收合并台湾可塑剂公司，终于成为世界最大塑胶加工厂。
南亚公司不断拓展业务，已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塑胶制品，还生产纤维、染整及电子材料等多项产品。1989年，嘉义新港硬质胶布机工厂扩建完成后，其软质与硬质胶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其聚酯纤维产品不仅产量居世界前列，其品质与效率也达世界一流水准。
高效率的体制和合理化的经营管理是高质量、高产量产品的保障。为求得最大效益和效率提高，南亚公司将各不相同的事业机构划分为塑胶第一、二、三、四事业部及门窗、纤维、台染、可塑剂、电路板、工务、国外等11个事业部。面对全球资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南亚公司于1995年7月17日又成立"电子材料事业部"，统管液晶显示器、铜箔基板、环氧树脂等科技产业，由南亚公司协理王文洋兼任该事业部经理。
1971年，南亚公司的营业额首次超过30亿元，成为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不仅超越了老大哥台塑公司，更遥遥领先大同、"台泥（台湾水泥集团）"等台湾老字号企业。
就在塑胶业走上正轨之际，王永庆依旧不忘他的木材业，但这时进军木材业不再是仅仅从事木材买卖，而是王永庆更庞大事业中的一环。
商人的眼光总是独特的，在他们眼里，很多平常人看起来不值一文钱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商机，就是财富。王永庆以他敏锐的眼光发现木材是台湾一大丰富的天然资源，但经营木材业者只用砍伐的木材主体，而将大量的枝干废弃在山上；另一方面，台湾每年又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纸浆，严重浪费资源。这些弃之不用的木材，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纸浆，进而加工成人造纤维，替代台湾天然棉供应不足的困扰。据此，王永庆要"化腐朽为神奇"，将这些弃之不用的林木枝梢变成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化纤材料，为他创造更大的利润。
发现了机会的王永庆便双管齐下，一面筹建木材公司，一面兴建化纤公司。
1962年，王永庆建立新茂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三条木材生产线，重新在木材行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拥有窗帘工厂、涂装工厂、平切工厂、扇叶及美新板工厂等5个加工厂的大公司。产品主要外销美国，内销部分则由生产办公家具的力友木业公司总经销。1986年，该公司与台南永兴木业公司合作，在台南共同开设家具超级市场，这标志着台塑集团从木材业的生产制造进入制成品销售的商业领域。
1966年，王永庆投资成立朝阳木业公司，从国外进口原木，加工夹板及其他各种木材制品，进一步扩大木材业务。该公司的前身为林义兴企业，1968年正式纳入集团行列，并更改为现名。其原来仅有合板及制材两条生产线，随着市场需要的扩张，经营范围逐渐扩及厨柜、家具、长柜、平切合板、印花合板、化妆纸合板等生产线。公司产品曾以合板为主力，主要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等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际合板业的衰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朝阳木业公司于1983年扩建了台中厂，以生产组合家具为主。最后，拥有高雄、小港、台中等3家工厂。直至如今，木材业及相关加工业仍是台塑集团经营领域的重要部分。
建台塑遍地开花
1964年10月，王永庆投资4亿多元，从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进口700多万美元的现代化设备，筹建台湾化学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化公司）。经过两年多的兴建，彰化县八卦山下约1000亩的农田摇身一变成为工厂林立的一片工业小城。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从生产木浆到爆索丝、再到纺织加工的一体化纤维生产企业。这是台湾化纤及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台化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业务不断扩充。从此，台湾的纸浆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节省了外汇，扩大了出口，甚至有人称"台化公司的建立给台湾纺织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王永庆在台湾的纤维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随着全球石化工业的迅猛发展，新的海内外市场需求不断拓展，王永庆于1973年在台化公司下设立尼龙丝、加工丝生产企业。1984年12月，台化公司股票公开上市。
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化公司相继完成纺纱11厂、织布4厂与龙德螺萦丝厂等扩建工程，螺萦丝棉产能提高22%，年产能达到14～15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螺萦棉生产工厂。台化公司还首次在台湾用尼龙66开发工程塑胶（FBT），该产品也是台湾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工程塑胶制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化公司成为台塑集团另一个超大型企业，产品众多，包括纱、布、尼龙丝、林工丝、螺萦丝、螺萦棉丝、芒硝与清洁剂等。就其综合力量而言，台化公司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纺织公司。目前，台化公司有化工第一、二、三事业部，纺织第一、二事业部及尼龙、工务等7个事业部；另有直属总经理室的储运处、彰化管理处、嘉义管理处、宜兰管理处、成品处、事业关系室、研究开发中心等机构。
纺织带来大发展
纺织业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起飞。石化塑胶工业虽是王永庆的经营主业，但与纺织业密切相关，其许多化工产品就是纺织业的重要原料。
1968年，为建立一体化生产体系，王永庆与亲友在宜兰县建立台丽成衣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台化公司生产的化纤布，生产滑雪衣、茄克等人造纤维成衣产品。由于业绩优良，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在新店建立了第二座化纤工厂。
同年，台塑公司与日本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合资各出资2000万元成立台旭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台塑集团第一个合资企业，并在宜兰县礁溪乡的龙潭湖畔建厂，生产聚丙烯腈纤维纱（又称亚克力纱）。
1973年始，公司陆续增加投资，添置纺纱及染纱设备，并开始生产羊毛混纺纱高级产品。经多年努力，亚克力纤维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销量大增，除供应本地毛衣厂外，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在岛内外市场享有很高信誉。
1990年，台塑集团几乎囊括了除下游成衣部门之外台湾纺织业上游与中游的各项第一。南亚公司是台湾最大的聚酯棉、聚酯丝与聚酯加工丝生产企业；台塑公司是台湾最大的亚克力锦、碳纤维与地毯生产企业；台化公司是台湾最大爆蔡锦、尼龙丝、纱厂、尼龙加工丝厂与短纤平织布生产企业；福懋兴业公司则是台湾最大的长纤平织布生产企业。
今天的台塑集团，不仅是石化业的老大，而且成为纺织界的新霸主。而在台塑集团众多公司中，台塑、南亚、台化三家公司则是台塑集团的主力，被誉为王永庆累积财富的"三宝"，更是台湾制造业的榜样。
以三大主力为核心的台塑集团，通过不断的扩张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台湾第一财团的宝座。1978年，台塑集团企业总营业额第一次超过10亿美元，成为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始，台塑集团的业务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到1983年底，台塑集团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员工近4万人，不仅仅是台湾第一大企业集团，也是台湾惟一一家跻身国际大厂商的民营企业集团。1984年，美国《财富》杂志发表的"国际五百强"排名，台塑集团跃入第202位。
1994年，台塑集团营业收入总额高达239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营业收入成长率高达34.71%，比百大集团平均成长15.92%高出许多。除了国际石化业市场景气外，企业经营效率高也是重要原因。台塑集团共赚进287亿元。
在《卓越》杂志列出的台湾集团"12个之最"中，台塑集团占有5个，分别是：营业收入最多的集团（2398亿元）、资本额最大的集团（1203亿元）、员工人数最多的集团（52万人）、赚钱最多的集团（税前纯收益为287亿元）及最大的制造业集团。王永庆也因此成为令台湾企业家们最佩服的企业家。
第四章 西天取经——发展就要走出去
关起门来过日子，闭上国门做生意，这是久远年代的事情。世界大格局的变化早已把这些观念淘汰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下为家，国际贸易的局面。要想把事业做大，就要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商业巨头同行。这一点，王永庆做到了。他在建立起自己的石化公司之后，并没有满足于在台湾岛内称王称霸，而是把眼光瞄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为发展西天取经
王永庆虽然在台湾岛内兴建上游原料企业的愿望难以实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了岛外。但是，虽有投资岛外的想法，具体如何着手，王永庆心里没底，对台塑是否具有与世界级大企业竞争的能力也没有把握。为此，他决定赴美国考察。
美国之行给王永庆带来了很大震撼，使他产生了许多感慨。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满了自信。
王永庆曾跟纽约一个出租车司机交谈。按台湾人的标准，虽然司机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那位美国人并不因职业而自卑，反而显得朝气蓬勃、乐观自信。这样自由而自信的人民是快乐的，是幸福的。
美国的繁荣程度让王永庆吃惊。无论在纽约还是洛杉矶，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道路上豪华轿车往来穿梭。当时，别的国家还很少见的家用电器在美国差不多已经全面普及。工人的工资和台湾比起来简直如同天上地下。例如，美国一家真空管制造厂的女工的薪水比台湾的一个总经理还高。
为什么美国如此富裕、繁荣呢？经过细心探究，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效率和利益的确保。美国一家只有350名工人的收音机工厂，每月却能制造出15万台收音机。这种生产效率在台湾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商家从不隐讳利益，老板要确保利润，员工也要拿到足够的薪水。大家不是靠降低利益、勒紧裤腰带来支撑日子，而是多产多销、多赚多花，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王永庆感到，美国人的做法深得人心，很值得借鉴。他说："现在的美国非常繁荣，每年都会拨出巨额款项援助国外，台湾也得到了这种惠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强盛了十几年，这种繁荣究竟来自何处呢？尽管各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能彼此认识，确保正当利益。事业从这个基点产生，终于造成了繁荣的社会。"
日后，王永庆十分重视员工的利益，与他此时的领悟不无关系。可以说，美国之行使他受益匪浅。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王永庆再度出国考察。他这次是由美国转道欧洲，考察多个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大企业技术之优良和设备之先进，简直让王永庆感到震惊。在英国的某家公司，最吸引王永庆的是那支庞大的、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这家公司的研究院共有研究人员3000多名，大多是英国优秀的人才，其中还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王永庆还了解到，不仅这家公司如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
在欧美的所见所闻使王永庆深具危机感：要想保持巨型企业的稳固地位，生产出一流产品，非增加技术研究与开发力量不可。为此，王永庆于1979年在台塑集团成立技术研究所。他后来还陆续成立了其他一些技术研究部门。1981年5月，在过去诸多机构的基础上，台塑公司组建了"生产技术本部"，承担此前所有相关机构的全部职能。这个本部下设三个机构：生产技术研究部、生产技术中心、精密机器事业部。王永庆不惜工本地在技术研究方面进行投资，为台塑日后大规模投资海外提供了技术保障。
王永庆的两次出国考察，既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市场预测提供了依据，又学到了不少有效经验，为完善台塑的经营管理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投资直指美利坚
考察归来，王永庆下定了投资海外的决心。接下来便是选择投资地点和投资项目。王永庆认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而且，美国是个高度开放的社会，资金和人员流动都比较自由，作为投资场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优势。当然，投资美国还有其他优越条件。比如，美国人有高效率的工作作风；美国人坦荡而诚恳，没有那么复杂的人事关系网；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高，军事实力强，因而相对比较安全；美国人由于长期的优越感，养成了他们不拘小节、大大咧咧、喜欢舒适、贪图享受的民族个性，要赚美国人的钱，容易多了。此外，投资美国还可以利用美国丰富的资源，大大节省原料的运输费用和时间；投资美国，还可以把产品直接打入美国市场，避免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投资美国，可以利用美国的先进技术，促使自己的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使企业现代化的步伐迈得更快！
基于以上种种有利条件，王永庆对投资美国的兴趣非常浓，信心非常足。他说："台塑要和美国'搭'上帮，跟他们'搭'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至于投资美国的时机，王永庆重点考虑的是成本节省的问题。怎样才能用更少的投资换取更大的成果呢？王永庆有一个理念：卖冰淇淋要在冬天开业。冰淇淋是夏令商品，为什么要在冬天开业呢？按王永庆的逻辑，冬天吃冰淇淋的顾客少，必须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去经营，并且要严格控制成本，降低价格，并在服务上狠下功夫，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这样一点一滴建立基础，等夏天来临时，发展的机会到了，力量便一下子壮大起来。
王永庆投资美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物价飞涨，许多商店关门，工厂不是倒闭就是惨淡经营，失业人数剧增。就在这时，王永庆远涉重洋，从台湾来到世界工业大国——美国。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之时，大肆收购美国企业，让美国人为之惊叹，也再一次显示了王永庆过人的胆识、远大的目光。
王永庆这一让中国人感到自豪与骄傲的超乎寻常之举，震惊了美国工商界，也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与发表评论，王永庆一时成为美国工商界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也让美国人对这位"东方之子"刮目相看。
这次收购美国企业只是小规模的尝试，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王永庆在美国投资建厂、收购企业，更是大规模的出击。王永庆于1978年开始在美国德州兴建生产氯乙烯单体（VCM）、聚氯乙烯（PVC）及二氯乙烷（EDC）工厂，到80年代初建成投产。
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国际保护主义的冲击波意犹未尽，世界经济持续衰退。美国石化业纷纷压缩生产，甚至出让设备、厂房。王永庆再次出击，收购美国卜内门化学公司（ICI）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生产二氯乙烷和氯乙烯单体的工厂，以及收购斯坦福化学公司在特拉华州生产聚氯乙烯工厂。
特拉华州位于新泽西州的西南部，是美国最小的一州，却是美国石化工业的基地，境内石油化工厂鳞次栉比，非常壮观。世界闻名的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的发源地就在特拉华州的北边，杜邦家族在这个州有庞大的势力，前任州长就是杜邦化学公司的总裁。
王永庆也成为这个州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这个州斯坦福公司的新主人。在通往工厂的公路上也挂上了台塑公司标志的牌子。台塑美国公司的石化厂地域广阔，工厂占地49英亩，厂外土地达63英亩。
台塑在这个州的石化厂依照PVC粉生产类别，分为S1、S2、E23个厂，前两个厂生产一般PVC粉，用于制造电信电缆绝缘管、塑胶管、食品包装容器、鞋底、窗框等塑胶制品的原料。E2厂则是生产粉质较细、技术层次较高的PVC乳化粉，属于特殊粉，是制造室内塑胶装潢用品如地砖、空纸、地毯以及塑胶玩具等。
在台湾，台塑员工自誉为"台塑牛"，道出了台塑人的勤奋、牺牲、奉献精神。这些来到美国的台塑人，个个拼命工作。经过几年的整顿与改革，王永庆在美国买下的工厂面貌大为改观，很快走上了正轨，产量与效益大为提高。如从威尔公司手中买过来的一家化工厂，经过一年的革新、整顿，第二年就摘掉了160万美元的亏损帽子，并一举获得了600多万美元的盈利。王永庆的大胆收购与成功改革；引起了当地政府与新闻界的关注。当地一位官员佩服地讲：
"王永庆从台湾带来了东太平洋地区的中国魔力，他的经营手段和作风具有日本松下幸之助的风格。"
台塑集团是台湾最大的石化企业，也是最大的民营企业。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台塑这个名字，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台湾有个王永庆。
长期以来，世界化学工业均由美国、德国等工业大国企业称霸。中国人的名字还从未在现代化学工业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王永庆的出现改写了世界化学工业的排名，中国人也跻身化学工业强者之列。1983年，世界化学工业前50大企业家的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华人企业家的名字——王永庆。
然而，王永庆并没有为这一确实值得庆贺的光环而忘乎所以从此满足。他有更为远大的目标，他要做世界化学工业的巨头。他又开始了新一波收购美国企业行动与建厂计划。
为了实现台塑集团与美国公司一体化的长远发展目标，1988年，台塑公司吞并美国铝业公司ALCOA天然气事业部。其中包括天然气开发、运输管路及碳氢化合物工厂。这样一来，台塑美国企业除可自行提供现有发电设备所需天然气外，并可经由该事业部获得乙烯裂解工厂所需的基本原料，为以后台塑美国企业扩大规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岛内，"六轻"（台湾第六个轻油裂解厂）工程尚未定案及面临重大障碍之时，王永庆又将目标投向海外，要在美国建立规模庞大的轻油裂解厂，号称"七轻"。
王永庆的成功让众多国家看到了他的巨大能量，菲律宾、印尼、泰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不断派人前去台塑大楼，游说王永庆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进行投资，并许以提供多方优惠措施的诱惑。
美国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那州更是卯足了劲，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各项优惠法案来吸引台塑前去投资。
1988年2月初，美国德克萨斯州卡宏县（Calhoun County）地方政府组成一个由县长、议长、市长、议员、港务局主席与工业促进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10人代表团来到台北，拜访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介绍当地的投资环境。希望王永庆前往投资。
德克萨斯州政府为了争取台塑投资，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配合优惠法令的修改，州长特邀参议员费尔·格兰全力奔走于华盛顿政府与国会，进行游说。杰克·雷斯专程到台拜访王永庆，力求王董事长能去德州投资，否则无颜回去见德克萨斯州父老。
同年5月，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竞选。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竞选百忙之中，接见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大企业家王永庆，建议他到德克萨斯州投资。
美国人民的热情，美国政府的优惠政策，美国政要的造访，打动了这位东方企业巨子的心，王永庆终于划定德克萨斯州为台塑在美国的投资地。
母猪耳朵绣荷包
王永庆曾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可能也是企业投资与开展扩建计划的适当时机。" 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王永庆在经营上的深谋远虑，由于他善于抓住投资时机，把握投资方向，他的台塑企业才不断地战胜挑战，发展壮大。依照王永庆的独到见解，凡是经济不景气与市场萧条的时刻，正是企业锻炼实力的最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要沉着冷静，咬紧牙关，改善体质，不断强化企业内的经营管理，如此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不妨在这时拟定完善的投资计划，掌握适当的时机，做有效或前瞻性的投资，通常可以抢先得点，化危机为契机。
王永庆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再投资新的计划，至少建厂的成本比较低，可以增加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且，经济形势的好坏，大都遵循一定的周期在转，兴建一座现代化工厂，约需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建厂，等到建厂完成时，市场景气又在逐渐复苏中，正好赶上时机。
1980年，王永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买下了一个石化厂，跨出了进军美国的第一步。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王永庆虽然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收购了很多企业，省下了一大笔钱，但是这些工厂并没有在重建或改造之后马上就带来经济效益。因为这些厂之所以被迫出售，总是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王永庆在接管后也没能迅速扭转局面。王永庆原先预计这些厂正式投产后，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事实上，经济复苏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迟。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家能对世界经济大势在宏观上进行把握，却不可能在细节上算得那么准确，因此在美国的台塑厂不但没有赢利，反而一度出现亏损的现象。
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那家石化厂是一家有着28年厂龄的老厂，机器老化，设备陈旧，工资负担又重，再加上当时美国塑胶生产严重过剩，导致价格暴跌，企业不胜重负。
面对这种情况，王永庆镇定自若，处之泰然，在他看来，在"冬天里卖冰淇淋"，不可能轻易出现旺销的局面，但他有信心在"母猪耳朵里做出绣花荷包来。"
通过冷静分析这几家工厂和现状，王永庆从精简人员入手，对那几家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
经过精简，路易斯安那州工厂的员工从406人降至300人；特拉华州工厂的员工从400人降至220人。
王永庆一方面裁减美籍员工，另一方面，则输入大量的台湾员工。一来台湾员工工资较低，二来他们是在儒家文化环境成长的，容易接受台塑的管理理念，容易接受新订立的管理措施。
在美国裁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美国工人文化素质高，权益意识强，企业裁员常引发工人的抗议与示威活动，王永庆厚此薄彼，大炒美国人的"鱿鱼"而输入台湾人，失业的美国工人岂肯善罢干休？他们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对王永庆进行恐吓、威胁。
一天，王永庆乘专车前往工厂视察，当他的坐车即将驶入工厂大门时，一些游行示威的青年居然用砖块向他的车砸去，保卫人员担心酿成意外事故，劝王永庆返回，王永庆却坦然不惧，他让司机停车，走出车门，昂首挺胸，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他的这一举动，令在场的人震惊不已。那些极度愤怒的示威者安静下来，惊讶地看着王永庆，也许是被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的气魄与勇敢所折服，相持片刻，他们便不驱而散。
由于王永庆的勇气和坚持，工厂的整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不过，整改的难度仍然很大。除了人的因素外，物的因素也是个大问题，原以为购买人家的旧厂房设备省下了不少钱。事后才发现，修改与整顿一个陈旧的工厂比兴建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还要困难。但困难并不能阻挡王永庆和他的"台塑部队"，自接收特拉华州厂后，王永庆先后从台湾母公司派遣许多技术人员前来美国，针对生产管理与技术，逐项进行个案研究改善，特别是在1982年3月6日，以"密集安打"方式进行改造，使得该厂的年产能很快从12万吨增加到18万吨，王永庆也由此获得了旧厂改造的丰富经验。
从以上事实看来，王永庆所谓"母猪耳朵里做出绣花荷包来"的诀窍，无非是做别人怕麻烦、不愿做的事，是在遇到困难时坚持不懈，这也许是"瘦鹅理论"的延伸。试想，在经济不景气的状态下，企业如果"饿不死"，一旦等到经济复苏，其高速发展是可以预期的。也许正是这种信念，使王永庆在面临困难时毫不动摇。
第五章 赤子之心——为两岸关系奔走
树高千尺离不了根，王永庆功成名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根在哪里。他时刻想念着回报祖国，时刻把自己跟大陆联系在一起，他为了能在大陆投资而多方奔走，为了能让两岸早日正常往来而不懈努力。
欲投资"亲近"大陆
1989年11月30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后又经大连进入大陆。对于王永庆的到来，大陆高层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派专人赴大连机场迎接。王永庆一行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在当时，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永庆一行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显然受到了高规格接待。
在王永庆到来之前，大陆高层领导曾专门召开过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大家非常认真地落实了多项接待活动的细节。在此次访问当中，王永庆提出要在大陆投资一个70亿美元的石化项目。应该说，70亿美元对于刚刚开放10多年的大陆经济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项目。对于如何承接这笔资金，当时许多人心里并没有底。尽管如此，大陆一方仍然为此作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分成几个工作小组，分头承担各项接待任务。
王永庆的总体设想是投资70亿美元，建造一座年炼油1000万吨、乙烯70万吨的石化工厂，并自备电厂和远洋与内河运输船队，产品100%供应国际市场。围绕这一设想，王永庆向大陆有关部门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大陆一方向台塑提供一定数量的原油；二是双方以合资方式合作；三是由大陆一方提供可供建厂的土地。
另外，为表示合作的诚意，王永庆亲自选派当时担任长庚医院院长的张昭雄与大陆卫生部门洽谈，并提出，台塑愿向大陆捐献两座各3000张床位的医院。
在当时，会谈当然是艰难的，因为双方都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在大陆一方，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的理论界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都还远没有搞清楚。王永庆所提的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比较好解决，但前两个却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大陆经过10多年的发展，自己生产的石油尚不敷所需。至于以合资方式合作，那么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大陆一方较为头疼的事情。而在王永庆一边，台湾当局是否允许他赴大陆投资还是一个未知数。两岸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虽说已显露进入"快速发展"的征兆，但实际上仍是外松内紧。
198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正式实施，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大陆对台经济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但是4天之后，在国民党的"十三大"会议上，李登辉却在致词时宣称，台湾当局对中共"绝不存丝毫幻想，也绝没有任何妥协可言"。李登辉的致词可被看作是其日后"戒急用忍"政策思路的高度概括。
两岸关系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了双方投资者之间的经济往来。1989年5月13日，台湾"经济部长"陈履安重申，禁止岛内企业界直接投资大陆。5月24日，台湾有关官员透露，当局已拟具"原则禁止，例外规范"的间接投资要点，准许"合乎规定的"台湾厂商以间接方式赴大陆投资。所以说，王永庆在当时的情况下赴大陆考察，仍旧冒着被人说成"通匪、资匪"的风险，更何况台塑不是中小企业，而是台湾民营企业的一只领头羊。
从时间上看，王永庆早有赴大陆投资之意。就在陈履安发表谈话的当天，王永庆也对外宣称："只要当局今天点头，我明天就去。"其实，早在两年多前，在台湾当局刚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台塑集团的几个母公司就开始通过美国公司的关系，间接派人到大陆去考察。据说，考察团共有5个人，以石化专家及技术人员的名义从美国前往北京，并在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安排下，参观大陆的石化工厂及考察未来大陆可能发展石化工业的地点，全部行程近一个月，从北到南，对大陆的石化工业状况作了一个通盘的了解。台塑代表团此次考察行程包括参观北京燕山石化厂、山东齐鲁石化厂、上海金山石化厂，以及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更重要的是，大陆随行陪同人员还带领他们到一些适宜建厂的沿海地区，实地了解投资环境。
当时考察团看过的地方有宁波和湄州湾等地。宁波离上海很近，腹地广大，人力充沛，但地质较差，码头风浪较大，不过北仑港码头水深可泊15万吨轮船，不失为建设石化工厂的理想地点。至于湄州湾，大陆已在当地规划了一个面积为6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湄洲湾水域面积516平方公里，主航道水深15～20米，适宜建设深水码头。
其实，台塑集团来大陆考察，只是想了解一下大陆的市场，并没有十分具体的投资计划。但以后随着到大陆投资的台商数量愈来愈多，台塑集团的有关人员也多次借探亲之便，直接去了解投资环境及台商在大陆的经营情况，先后不下四五次之多，足迹遍及广东、厦门以及澳门、海南岛等地。至于是否有投资决定，一时众说纷纭。
台塑集团的一位高级主管说，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去探亲考察的已不知凡几，其中不乏知名度很高的人士，甚至有些已经在大陆投资建厂了，可是外界很少传言，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倒是台塑集团，哪怕只是一位员工或同仁回去探亲，都会引起一些传言，使得台塑集团简直不敢有任何动作，甚至不方便到大陆去考察市场，实在是感到困扰不已。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塑集团不愿意因为单纯的考察行动被外界渲染，甚至被人诬为"统战工具"，所以百般避讳。实际上，台塑早就通过岛外关系，甚至日本商社，对大陆的一些重要地区作过市场调查，其中包括深圳、广州、惠州、厦门及海南岛等地。另外，就在王永庆出访大陆之前，大陆的一些大型石化企业也曾派负责人亲赴美国，参观台塑美国工厂，实地了解王永庆在当地的投资情况。当然，这一切也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不管怎么说，王永庆自己的话以及有关其下属赴大陆考察的传言，实际上为他年底密访大陆埋下了一个伏笔。
为访大陆先预热
1989年末的一天晚上，王永庆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别墅里召开了一次"行前准备会"。会议虽是在家里举行，但内容却十分严肃，台塑集团的许多高层人员都到场参加，主题是分析、讨论台塑的大陆投资计划。开会时，所有在场人士均热烈发言，详细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表达自己对集团前途的由衷关切。与会的大部分人认为，因两岸各自的政治经济情势不同，担心纵使经营非常成功，恐怕资金不能自由使用，结果会弄得血本无归。也有人认为大陆工资低廉，是大型企业的最佳投资地，不仅较台湾优越，同时也可以大陆市场为腹地，与世界跨国集团展开竞争，从而使台塑集团立于不败之地。不过还是有干部担心，一旦在大陆遭遇劳资纠纷，那么会由于工人势力过大而无法合理保障资方的利益，因此建议赴大陆投资应该考虑再三，谋定而后动。讨论分析的结果是，大多数干部均持保守态度，认为风险太大，不如先观望一段时期再说，免得白白辛苦一场。
王永庆在静听了各位的分析与建议之后，最后总结说："过去'国家'的强弱，决定于她的钢铁生产量，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转变为决定于石化业，尤其是乙烯的产量最为重要，全世界都往这方面发展，因为它有带头作用。目前美国年产乙烯1600万吨，日本年产700万吨，中国大陆包括燕山、大庆等石化厂的总和约为100多万吨。"
"第一步是，如果台塑在大陆的投资计划能够实施，那么整个集团的乙烯年产量可达154万吨，整体产能将增加150%，同时还可带动许许多多的下游产业一同前往投资设厂，推动台湾石化工业在整体上实现转型。"
"第二步是，台塑将在大陆投资医疗事业。台湾的长庚医院已经有十几年的发展经验，不论规模或品质都是东南亚最好的，目前在台湾拥有4个大型的医学院区，带动了台湾医疗界的良性发展。因此我计划在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建立4个具有较大规模的医院，首先以长庚医院多年的营运经验协助大陆提高医疗品质及水准，然后再进行汽车工业的研发。因为大陆人口达13亿，土地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因此交通工具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台湾和大陆将来都可以逐步提高汽车的自制率，最终达到自行生产的目标。我今年已经75岁了，若能为整个民族做几件重要的事，这一生也算没有白活，就算血本无归，又何足惜之！"
大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做出决定，于1989年12月5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王永庆。这位享有"改革开放政策总设计师"称号的伟人对王永庆的到来高度重视，同时心情也十分高兴。在邓小平看来，王永庆是大陆早就希望看到的台湾企业家之一，因此非常欢迎他来投资。
为了满足王永庆的要求，邓小平交代随行官员说，要配合王永庆，要和王永庆积极合作。当时，大陆"工作班子"在政府内部对于王永庆的到访，和要投资的石化项目所使用的名称代号是"1130工程"，后来对外则一律改称为"901工程"。前者的寓意在于纪念王永庆于1989年11月30日到访大陆；后者则在于纪念"海沧计划"于1990年1月开始商谈。
这天，参加会见的还有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主客双方一见面，立刻就像一家人一样聊了起来，一点也不见外。
王永庆告诉邓小平说："台湾的环境有其特殊性，1895年满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被实施了50年的殖民统治。在日本殖民政策之下，将台湾所产米、糖运往日本，换回其他生活必需品，譬如衣着类，当时就是百分之百从日本进口。由此简单举例不难了解，在殖民统治的抑制下，当时台湾连一点纺织工业的基础都没有，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亦是大致相同，都十分落后，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惟一的例外就是在制糖工厂下附设了一个小型机械厂，负责糖厂的设备维修，也就是台湾当时仅有的所谓机械工业。除此之外，其他稍具经济性的事业以及工作机会，完全付诸阙如。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居民一般都是以农为生，再有就是在制糖工厂做铁道维修的粗工，或者是在日本财阀三井的大型茶园里从事种茶的劳力工作，当时一般称之为'三井工'。"
"1945年台湾光复，虽然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一般还是停滞在小型加工产业的阶段。虽然规模不大，但已是台湾有史以来首次遇到的最佳发展机会，因此大家都是日夜勤奋投入，努力工作。此一情形，就像一直在饥饿状态中的瘦鹅，一旦有了足够的食物可以吃饱，食欲就会特别强，消化吸收的能力，也是特别好，一段时间后，竟然长到比正常状态下所饲养的鹅还要肥大。台湾居民努力工作的情况，以及所获得的成果，大致上可以此一瘦鹅作为比喻。"
"但在另一方面，台湾虽然经过一番发展促成了经济繁荣，可是生活水准跟着水涨船高，工资大幅提升的结果，使得许多加工产业已经渐渐失去竞争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当劳力密集性的小型加工产业遭遇到如上发展瓶颈时，即必须设法另起炉灶，筹谋其他更具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性产业。但是台湾因为缺乏工业基础建设，再加上企业经营经验心得相对也是有限，以至于对上述的产业转型造成了根本性的阻碍，实际上很难伸展手脚。这亦是台湾今后再往上一层楼发展的难关所在。"
"台湾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主要是依赖良质的劳力条件，大量从事各种加工产业，并将其产品源源不断推销到国际市场，赚取可观的外汇，充实经济发展的条件。加工产业的类别及规模不断扩充的结果，自然就需要更大量的原料供应，由此而建立了中上游原料产业的坚实基础。台湾的石化产业体系就是循此途径，由下而上逆向发展出来的。我本人早年是先行创立了台塑公司，生产PVC塑胶粉，但是因为没有下游的加工体系，产品根本无法销售，因此再陆续成立南亚公司和新东工厂，从事二次及三次加工，好不容易才开启企业的生机，同时建立了石化产业的根基。当新东工厂培育出了相当数量的加工产业经营人才以后，我毅然将之关闭，让这些人才出去自立门户，从此开拓了广大的三次加工产业体系，为台湾整体石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在女儿的帮助下，王永庆一口气陈述了大约十几分钟，他的主要思想是向大陆领导人表明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和方法，亦即石化产业必须上中下游垂直整合，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并参与国际竞争。其实，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台塑集团在岛内发展壮大的基础是因为有一大批下游企业，而如今这批企业纷纷赴大陆投资设厂，如果台塑不过来，恐怕时间久了就会失去这批厂商。
王永庆的"陈情"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大陆领导人。邓小平当场回应王永庆的要求，他说，为了配合台塑投资计划的实施，大陆将向台塑提供3个可供选择的建厂地点：福建海沧、湄洲湾和广东惠州。邓小平同时还建议双方先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并由大陆一方先拿出3亿美元作为该公司的资本金。经过协商，王永庆倾向把海沧作为未来建厂厂址。邓小平当即回答说，可以在海沧拨出1万公顷土地，同时为方便起见，可以成立特区的方式来推动台塑的投资计划。若是将来还有需要，也可以在与海沧毗邻的漳州，随时再拨出5000公顷土地作为配合。总之，大陆对于"海沧计划"将支持到底。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邀请王永庆共进晚宴。王永庆委托女儿王瑞瑜代为致词。王瑞瑜是王永庆与夫人李宝珠所生的第二个女儿，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既聪颖又美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代父致词时年仅20多岁。王瑞瑜说，台塑是台湾岛内最大的民营企业，已有30多年的经营历史，为台湾的石化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名中国人，王永庆一直考虑的是，如何能把台塑的经验带入大陆，同样也为大陆石化工业的发展创造一片天地。
王瑞瑜的话赢得了全体来宾长时间的掌声，人们无不为宴会上弥漫着的浓浓乡情而感慨万千。席间，邓小平转过身询问一旁作陪的大陆干部："为什么不安排王永庆作一场报告？"在场的干部面露疑难地回答说："王永庆此次访问大陆的行程高度保密，如果安排讲座，难免会曝光。"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那就在保密的情况下讲嘛！"
3天之后，中央有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出现在钓鱼台芳菲苑报告厅，准备聆听王永庆的讲座。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讲座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天的王永庆西装笔挺，特意系了一条红色的领带，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他内心的愉快和兴奋。一连数日的会谈虽然使他面露一丝困倦，但在场的人士也注意到，每每讲到关键之处，他的眼神总是会闪出光来。
由于王永庆讲话时的闽南口音特别重，同时还不时夹杂着一些英文单词。但是在女儿王瑞瑜的帮助下，总算让每一位听讲的人都清楚地领会到了他的心声。最让与会人员难忘的是，王永庆系统阐述了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他说：
台塑集团的经营理念，基本上，我们深切体认人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且人要松懈很容易，要紧张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所以在企业经营上，首先必要思考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维持不松懈的经营态度。
对内部而言，必须由本企业领导者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凡事追根究底，谋求合理化，以"止于至善"作为目标，永无休止的追求，才能在持续谋求合理化的过程中，凝聚企业各层人员的共识，普遍养成追求合理化的习惯，随时随地检讨现状中所存在的种种不合理，并设法改善，以此锻炼具有竞争力量的经营体质。
对外而言，台塑一般是主动顾及客户的经营发展需要，在售价方面自我抑制，尽其可能提供价廉物美之原料，以合理的售价，赚取合理的经营利润，如此即会形成一种经营上的压力，不致因为利润高，赚钱容易，而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松懈。由此而观，我们在经营上所遵循的，乃是一种兼顾客我，利己利人而能维系长远的精神与理念，且惟有能够利己利人，企业才能克尽其回馈社会的基本宗旨。
密访大陆起风波
1990年1月11日，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再次乘坐飞机离开美国，经香港飞抵北京。像上次一样，他的这次访问仍然受到了大陆最高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但是不巧的是，他的行踪在香港被台湾记者发现，并见诸于报端。可以想象，王永庆密访大陆会带给台湾政商两界何等的震撼！
对于王永庆构想的投资计划，大陆方面的工作班子遵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给予了他大力支持，有关方面很快批准了王永庆在海沧"经济特区"内兴建炼油厂的计划，并承诺提供原油等优厚条件。
结束在北京的会谈后，王永庆开始在大陆考察。他先后访问了广州、深圳、厦门等地，分别同各省市负责人频频会晤与交流。厦门市政府对于王永庆前往投资十分欢迎，他们同意提供1万公顷土地，以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每公顷只有新台币1.6万元，且使用期限是70年。
按照与邓小平商谈的内容，王永庆告诉厦门市政府，他准备在海沧斥资70亿美元，进行包括从炼油到轻油裂解，从石化中间衍生产品再到塑胶二、三次加工，将海沧整合成为一个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石化工业加工特区，另还准备建设自备电厂、运输船队以及银行金融体系等。至此，"海沧计划"的实施蓝图正式浮现，它和台湾六轻计划初期只提出设立年产45万吨烯烃厂的情形完全不同。
王永庆密访大陆的消息被媒体披露之后，引起台湾舆论一片哗然。有人以调侃的口吻比喻说，王永庆在大陆打的这个喷嚏，使整个台湾都感冒了！
为了避开媒体的追踪，王永庆没有返回台湾岛内，而是继续住在美国。但岛内的新闻记者不肯就此罢手，纷纷前往美国进行采访。
在接受《联合报》记者张作锦采访时，王永庆坦率地说："现在台湾的加工厂四散而去，离开台湾另寻生路。以制鞋业来说，台湾原本有1400家，目前只剩下不到一半，即使留下的，也是勉强在支撑着。纺织业也一样愈来愈难生存，企业关的关，跑的跑，这样下去怎么办？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永庆甚至以手提包业者为例作了一番说明。他说，手提包业者过去一直被业界视为是不愿赴大陆投资的"死硬派"，认为在大陆投资成功的例子很少，就算有成功的也比在台湾做得还辛苦，但现在他们对大陆投资的态度却有了相当的软化迹象，以往生产软包的厂商共有十几个贸易商系统，但如今在台湾只剩下3个还在坚持。
王永庆认为，工资上涨和新台币升值对台湾石化工业的影响都不是根本性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去中国人勤劳的美德，好像在台湾消失了。现在的台湾没人愿意辛苦工作，都在玩金钱游戏，公共建设连劳工都找不到。再不改革，台湾可能走不下去了。如何扭转现在的情势，恢复台湾正常的经济环境，使企业能继续发展，乃是当务之急。假如可以在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设立特区，所有原料都供应无缺，那么这样才能安定发展。从台湾可以直接供应原料给特区，虽然源源不绝，但根照样可以留在台湾。
王永庆说，台湾现在对大陆还是间接贸易，而对日本、韩国则是直接贸易，长久下去，台湾必然竞争不过，市场也一定会衰退下去。如果可以设立特区，让根还留在台湾，这不失为补救之道。不论是到大陆或是菲律宾投资，现在还没有定案，因为企业投资务必要进行实地考察，所以他才亲自到大陆去看看。
作为企业家，王永庆的历史责任感充分显露出了他的人格特质：看待问题时高屋建瓴，做事时行为坦荡，与人沟通时言语耿直。面对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不务实态度以及岛内"朝野间勾心斗角"的种种现象，王永庆基本上是予以正面抨击，有时甚至丝毫不留情面。
但是不管怎样，王永庆密访大陆一事在台湾还是引发了激烈争论。此时，他人虽在美国，但六轻计划一刻也没有停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台塑宣布放弃宜兰利泽工业区。此时，又有人将此与"海沧计划"联系在一起，不少人因此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王永庆的大陆之行实际上是在寻求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的筹码，以便于六轻计划能在岛内顺利实施。
媒体有各种评论本属正常，但是如果硬要把访问大陆视作向台湾当局要价的"筹码"，那么势必将陷王永庆于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王永庆会被台湾当局认为确有"出走大陆"和"资匪通匪"之嫌，甚至还会因此"吃官司"；另一方面，也会被大陆一方认为不守信用，耍两面派，更何况接待他的不是大陆的一般官员，而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对此，王永庆气愤但又无奈地回应道："在报纸杂志上有若干有关的报道，一部分并不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困扰。'政府'以为我在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让步，其实我并没有这种想法。以我这个年纪，想的就是如何使台湾更好，不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才想到大陆投资。如今却遭到这么大的压力，实在是没有预料到的。"
当记者问他何时回台湾时，王永庆感慨地说："事情发展至此，情何以堪？真是有家难归了！何时回台，尚无定日。"
万言书陈情利弊
1990年3月13日，王永庆在沉默了一个多月之后，突然在台湾的主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何前往大陆考察投资环境》的万言书，在岛内政商两界再次掀起波澜。
在文章中，王永庆悲愤地大声疾呼："如今加工业者迫于时势，纷纷对外四处流散，情同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一般，完全丧失以往在岛内所享有之良好原料供应条件。如今连任何一种型号的鞋子，都必须有十多项原材料及配件同时足量供应，才能维持正常生产。其中若有一项原材料或配件短少，即将影响生产及订单，严重时甚至将导致生意中断。另一方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下游业者间之关系，实际有如毛皮之相互依存。一旦加工业者流落异乡而致散失，则岛内原料业亦将无力独存。"
在详细阐述了中下游企业出走的危险性之后，王永庆又进一步说明了台塑赴大陆投资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如果能在广阔大陆具有贡献的条件，能推动发展而受肯定，过着有意义的人生，实亦无须刻意强调留不留根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到台湾，今其子孙从台湾回大陆，此亦人之道也。当东南亚地区将来逐渐建立其本地中间原料工业以后，台湾外移加工业者和岛内中间原料厂商之间的供需关系就会解体，因而动摇台湾石化中间原料业的经营基础。而中间原料业一旦动摇，又将牵连危及上游工业。以上石化工业可能遭遇的问题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产业。针对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如果没有预为因应，则将来台湾各项产业恐将难免遭遇到整体瓦解的命运，如果情势发展至此将造成台湾经济的大失血。"
其实，在王永庆悲愤的情绪当中，还有另外一层令人难以觉察的缘由。两年半以前，也就是1988年初，当王永庆发觉大批中下游加工业者开始移向岛外时，他曾请下游加工业者举办多次座谈会，恳切呼吁不要轻易前往岛外投资，以免造成业者四散的不利后果。当时造成加工业者外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台币升值以及工资上涨等。因此，针对新台币升值问题，王永庆主动向中下游客户做出承诺，由台塑集团吸收汇率变动所造成的价差，并以此减轻业者的原料负担，稳定其经营。
而在更早的1987年，王永庆还曾几次邀请下游加工业者及业界朋友到台塑大楼聚会，讨论下游业者外移的问题，并希望借此能够设法加以阻止。考虑到新台币升值对加工业者所造成的经营压力，王永庆主动宣布以当时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为基准，以后凡因新台币升值所造成的原料价差，全部由台塑负担。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台塑当年营收利润减少的数额有150亿元之多。
除此之外，王永庆还决定在各方面向下游业者提供优惠，以便使其能够安心经营。台塑当时采取的定价原则和一般国际市场的定价惯例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当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时，厂商的外销价通常都低于内销价，借以促进外销。但台塑出于长远打算，坚持外销价比内销价高3%～5%，并且一次定价连续3年不变。至今，台塑维持该定价策略不变，因为定价策略调整之后，台塑仍可维持一定程度的利润率。
应该说，企业获取合理利润是其有效经营管理的具体体现。对此，王永庆谦虚地说，他虽不敢自认此举对于下游加工客户已有所反馈，但以台塑所采取的调节措施确实足以证明，台塑对于业界未来的前景已经尽心尽力，并诚恳谋求补救之道。
王永庆担心的是，下游加工厂商大量外移的结果，终将会影响到岛内的石化上中游企业的经营结构。在台湾，下游加工业者不但和岛内中间原料厂商已经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纵使在原料供应方面有所不便而要向外采购，但还是碍于上述关系，最终也是要设法向岛内中间原料厂采购。在目前情况下，岛内中间原料厂商的业务还没有出现明显衰退，其原因在于加工业者外移后，由于当地工资低廉，其业务大为扩充，加上当地尚未有原料生产，自然继续保持和岛内的中间原料厂商进行交易。
但王永庆认为这种情况并非能够长久。因为不管怎么说，中间原料从台湾运到加工业者的外移所在地，运费将占原料价格的5%～8%，加上海运船期不好掌握，而且货到当地码头还要等待转交陆运，时常因缺料而耽误生产。更为严重的是，在制造某种产品的过程中，厂商经常会突然发现还必须补充某种副料，如果要等从台湾补送过去，那么肯定会造成停工待料现象。在此情况下，如果当地有厂商生产此种中间原料，并可就近便利供应，那么以长远眼光来看，加工业者势必倾向于就近采购。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并且可以预料的是，此一情形迟早肯定会发生在台湾中游业者身上。
"买也要吃，卖也要吃"，王永庆用这句台湾俚语再次来说明自己的意思。他说，生意双方都希望从交易中获取利益，因此，卖方在做生意时，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外，也必须同时替对方设想，让其感觉有利可图，如此生意才会长久。特别是对于原料的供应者而言，如果只求一己的片面利益，而不顾及下游客户经营上的需要，那么绝对无法追求到真正的最大利益。台塑在经营观念上一向坚信，惟有能够妥善兼顾客户利益者，自己才能从中求得最大的利益。
除此之外，岛内的外销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多年以前，有鉴于市场过度集中并非长久之策，岛内业界无不体认应尽其所能分散市场，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王永庆分析说，原因在于邻近各国和地区都是台湾岛内的竞争对手，当然不可能从台湾岛内进口加工产品。至于欧洲方面，一向对来自台湾岛内的加工产品设定限额，并课以高额关税。在这种情况下，台商虽竭力分散市场，但结果总难以如愿以偿，外销市场长期以来仍旧集中在美国，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既然今后大部分加工产品仍要依赖美国市场，那么为探求未来大量销售美国市场的可能性，眼下台商必须对比美国方面并分析自己的生产成本是否足够的低。美国工业用地价格约为台湾岛内的1/300，设备投资费用差不多，电价方面美国是台湾岛内的40%以下，此外美国石化工业和台湾岛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上游原料供应非常稳定。台塑在美国经营事业已有7年，从未遭遇过上游原料供应中断以致停工待料的情形。
至于价格方面，以加权平均价格计算，美国的原料价格比台湾岛内便宜9%。以当前价格为例，美国乙烯的价格是每吨590美元，而台湾岛内则高达700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言自明。
相对来看，台湾岛内也有优于美国的地方，比如建厂成本就比美国大约便宜1/3（和日本比，便宜15%以上）；原油运费比美国每吨便宜3～4美元；管理成本如人事费用、机器的操作和保养等，可以控制在比美国低15%～25%的水平。成本如何控制实属事在人为，但当此时点，中游业界若能再加一把劲，肯定能找出可供下游加工业者扩大生产规模的条件。对此，中游厂商要体认环境的特殊性，并尽力做到最佳程度为止。否则，如果将来连美国市场都无法维持，那么再要另外找寻其他市场代替，恐怕是舍本逐末。
为了证明自己推断的正确性，王永庆以台塑多元酯棉丝的经营情况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下游厂商出走的可怕性。他说，多元酯棉丝大部分销往美国，利润率一直很稳定。美国加工客户为求供料方便起见，多年来一直催促台塑前去美国设厂。考虑到只有前往设厂才能确保更多的客户，台塑已经决定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建厂，年产多元酯棉丝20万吨，建厂工程顺利进行。
依初步估算，在美国厂生产的产品中，PTA及EG两项原料的价格比台湾岛内便宜，但是建厂费用及人工费用较台湾岛内偏高。总体来说，将来美国的生产成本仅比台湾岛内偏高约1%～2%，但是如果把台湾岛内产品运到美国，那么仅运费和关税两项就远远超过在美国境内生产。如此一来，台湾虽然从岛内可源源不断地将其产品推销到美国，但将来在美国设厂后，台湾的产品即无竞争力可言。
当时，虽然台塑向下游加工客户提供原料的价格一直比国际行情上的价格低，但这并未能挽留住岛内的下游加工厂商外移的心。王永庆为此真是伤透了脑筋，感到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一方面，他觉得大陆不是美国，不仅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且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加上大陆"改革开放"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往大陆投资的决心。
有一天，在南亚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王永庆向与会的员工和股东讲述了他的最新想法。他说，南亚准备将部分设备移到大陆的广州及南通，目的是要在那里设厂。既然原来的客户大多已经移到广州邻近地区，那么为了维系交易，南亚不得不跟着客户一起走。
南亚的产品主要是PVC胶布及胶皮。其中，胶布主要供加工厂制造吹气玩具等产品；胶皮主要供加工厂制造皮包及运动鞋等产品。这些加工厂在台湾岛内已经无法存活，所以被迫转移至大陆继续经营，数量大约有3万多家，几乎全部撤离岛内，致使南亚的产品必须装柜渡海运至大陆市场，丧失了其原有的竞争能力。在此情形下，南亚如再勉强维持经营，必定会走向衰退，并断送其前程。
南亚公司在塑胶二次加工这一行业向来绩效良好，一直在岛内处于领导地位。南亚塑料事业部面临存废绝续的重要关头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旦转移至大陆，那么南亚公司就要和当地的新同行在同一环境及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以南亚公司当前的管理制度而言，实际上难以应对当地的竞争环境，有必要重新实施组织再造，并在观念上有新的突破。
王永庆建议说，可以在大陆选择10个以上的地点设厂，诸如四川、汉口以及东北等地。开始的时候，每个厂以设置4～6部胶布机为原则。各厂各自成立一家独立公司，全部由南亚出资，独立核算，以"公有私营"的方式交给合适的经理人去经营，因为这样安排，其经营者才有切身感。台北南亚总部负责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以及分红入股办法，每年有盈余时，可让经营者及相关人员入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挑选一些经营绩效良好的公司，并向大陆申请其股票上市，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成长为大陆的大众持股公司。各厂每日的经营活动皆由计算机和南亚公司总部联系，并由总部作必要的协调及控制。
南亚总部须随时掌握其产销动态，如发现有异常事项，或不符合制订的各项标准，那么必须立即提出纠正办法并督促其改善。除此之外，总部同时也提供其他各厂的产销资料作为参考，在互相比较之下必定产生激发竞争意志的效用。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50多倍，但是将来大陆市场类似产品的生产量绝不只是台湾的50多倍，大陆将来必定会比台湾当年最为兴盛的时代还要更加兴盛，其发展愿景指日可待。王永庆的策划提出之后，得到了南亚公司员工及股东的响应。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想法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同时也更加洞见了事业经营的精妙机微。
有趣的是，此时有记者问他对"戒急用忍"问题怎么看，王永庆以调侃的口吻回答说："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们在待人处世的修养上，当然应该处处要'戒急用忍'。至于若是要到大陆那边做任何事业，则'戒急用忍'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解释，当成是我们的朋友或是前辈们的好心善意，提醒我们要小心行事，所以'戒急用忍'在这里是句好话，我的看法就是这些。"
把根留在台湾
王永庆通过减轻中下游加工业者负担的努力，虽然暂时使石化下游企业外移的风潮有所减缓，但是最终的结果仍是无力回天。因为，就台湾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汇率损失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劳动力数量及其价格问题又浮现出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批台商开始不顾一切地涌入大陆。
1990年4月9日，王永庆在岛内接着发表了他的第二篇万言书——《谈石化业如何把根留在台湾》。在文中，王永庆理直气壮地解释了他对"根留台湾"的看法。他说，我们可以提出事实加以证明，当各行各业纷纷缩小经营规模，甚或关闭工厂之际，一如最近报纸所报导，纺织厂商不到两天就关闭一家，3年之间关厂达数百家。在此情况下，台塑集团仍无减缓其投资脚步，1989年的投资金额高达247亿元，占岛内总投资额的30%。据报载，若扣除台塑集团的投资额度，岛内投资将呈现巨幅负增长。工资上涨及新台币升值，应该都可以努力设法克服。但今天岛内石化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在此，而在于因为环境的恶化，致使企业根本难以依照计划进行必要的投资及经营活动。以六轻为例，在经过当局核准后，台塑向外购买技术和设备，耗费了可观的资金，但是因为受到"非法"的干扰，建厂工程迟迟不能进行，进口的设备摆在一旁生锈。
台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要争取同情，而是在于强调，岛内石化原料供不应求，六轻建厂正是顾全整体发展的必要之举，但却受到"非法"干扰而停摆，有关方面对于此事应该如何处理，迄今未曾有所表示，致使业界根本无所适从，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所在。
岛内石化下游业者因为投资环境变化必须设法外移，而中间原料业者受此时势所迫，又不得不前往配合，在此情况下，岛内厂商前往大陆特区投资，而将盈余汇回岛内，实际上等于是将石化工业的根留在台湾。
如果台塑集团不能及时兴建石化原料厂，将来发展前途必定堪忧。可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部门竟然坐视不管，长此以往，工商业界将如何谋求经营前途？台塑集团不能依照计划兴建六轻而受害，是"小我"的损失，可问题还在其次，而当台湾当局对于"合法"而且必要的建厂工程都不能保障其顺利进行时，必将导致业界丧失其信心，这样看，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是"大我"的损失。
毅然决然赴大陆
1990年6月，王永庆毅然率团第三次访问北京，并且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永庆曾派人多次赴大陆就"海沧计划"的细节问题继续进行商谈。
王永庆一共向大陆方面具体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包括提供原油、建立特区等。甚至有趣的是，基于当时大陆的实际情况，海沧案在开始时计划将使用的土地划为特区并像深圳一样在特区四周架设铁丝网。但是后来，王永庆却建议大陆方面应特别允许免除铁丝网，因为虽然在诸多厂商当中，如有任何一家发生违法事情，将可能波及全特区并造成不良影响，而台塑集团完全可以通过全面实施计算机化管理来加以解决，并且要求任何加入海沧特区的厂商都必须接受且全面执行。
王永庆说："我们也一再提出说明，凡能够做到计算机化管理，就像是天衣无缝一样，绝不会产生任何漏洞，因此可以免除架设铁丝网。更重要者，在无漏洞之下不但国家税收必定增加，而且国民普遍守法，社会秩序井然，违法之事自然能够杜绝，其意义之深不难料想。"
1990年11月，陈水扁等5位台湾"立法委员"在美国观摩国会议员选举期间，专程会晤王永庆。当问及他对于"六轻"的态度时，王永庆避重就轻，并没有直接答复。而当"立法委员"们督促他回台以安民心时，王永庆的回答也是不置可否。
到了1991年下半年，六轻计划初露曙光，云林县长廖泉裕热情邀请台塑去投资。而此时，"《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已实施一年多，岛内投资环境已有明显改善。当年8月，台塑集团正式对外宣布六轻将建于云林县麦寮乡。如此重大的投资事项，自然少不了王永庆回台主持大局。为了从整体上统合台塑、南亚和台化三大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专职负责六轻项目的推动和即将到来的工程建设任务，王永庆决定成立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塑化"）。
1991年10月10日，王永庆回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台湾。第二天，王永庆便一口气拜会了台湾"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经济部长"萧万长。在台湾，能在一天之内临时安排与台湾当局三"巨头"会谈的企业家，王永庆是第一人。
王永庆此番回台，自然免不了又引起台湾新闻界轰动。在接受采访时，王永庆对"海沧计划"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在大陆投资的整体战略是正确的，对台湾未来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认为"海沧计划"是否实施，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态度。他说："一些政治问题我不知道，也不能替台湾当局讲什么话，就只好不做。"
王永庆尽管不参与政治，但生活在高度政治化的台湾，任何事情都会与政治挂上钩。他的"海沧计划"备受企业界和台湾当局的关注，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另外，面对岛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权力斗争，作为企业家，王永庆也就只能如此。
敞开心扉谈合作
1992年10月，大陆方面通知王永庆，其所提的十一项要求全部得到批准。11月5日，王永庆在北京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及其他多位领导商谈有关事宜。而此时在海沧，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在原定建厂土地上展开基础设施和土地整理工作。据媒体报道，大陆方面为确保工程进度，甚至投入了机械化工程兵部队在日夜赶工。当地官员多次表示，王永庆投资案已经万事具备，只欠签约的东风。
会谈一开始，大陆方面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向王永庆表示，"海沧计划"可以全面依照计划推动进行。但不料王永庆却提出了产品要100%内销的要求。他说，"海沧计划"中有关产品市场销售的方向必须转换，当初允诺过100%产品供应国际市场，即以推展外销为主，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年，岛内外石化产业的经营态势及市场状况已经完全改变，因此必须从100%外销转变成100%产品供应内销市场。
当时大陆鼓励企业把争取外汇平衡和国际市场作为主要目标，所以政策上要求产品要100%外销，这与王永庆提出把产品全部转供内销的条件相悖，大陆方面认为与政策不符。但为了进一步说服大陆方面接受自己的建议，王永庆接着又对台塑要求100%内销的理由详加说明。
王永庆首先介绍说，台湾原有数千家三次加工厂，但如今90%已经外移，大多数选择在广东及福建两省设厂。据了解，这些三次加工厂商在生产以至经营各方面，大多相当顺利，所以自开始经营以来不断地扩充生产线，同时效率也在不断提升，所生产的各项产品都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任何生产工厂都必须谋求产销平衡，才能维持人员等一切正常安定。而且就经营规模而言，一般生产工厂都是可进而不可退，只能扩充生产规模而不能减产，一旦减产就是衰退。依现有三次加工厂商的发展趋势，很快就呈现供过于求，因为国际市场也有一定的容纳限度，就像进口一方常常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或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提高进口关税一样，这些措施都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海沧计划"要吸引三次加工业者进入特区内设厂，预料其脚步将迟疑不前，况且一如上述，国际外销市场也是有限的，情境如此变化，原来的计划自有必要重新检讨，以为因应。
其次，"海沧计划"中的产品外销全部转为内销，除了能为国家开源节流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之外，他认为更可以促进国家建设的合理性，加速带动经济发展，并且节省人类有限资源的耗用，发挥更高的经济效益。该构想如获认同，并准其产品改为100%内销，对于国家而言将有百利而无一害。
讲到这里，王永庆取出事先携带的几个样品，想拿给在场的领导人看。但大陆方面可能认为王永庆"出尔反尔"，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有人提高声调说："请坐着讲就可以。"
对于这一段经历，王永庆事后回忆时一再谈到："由于我临时才提出外销要转变内销的看法，事先又不够周到，没有提出报备，所以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其所能说明清楚，让大陆领导了解实际的需要以及得失所在。"
王永庆接着介绍说，台塑所提出的各项产品计划，并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建设用的材料。不但能够代替传统的材料，而且还质量兼优。若能大量使用，既可减少国家宝贵资源的耗用，同时也能替代进口节省外汇支出。王永庆首先介绍了台塑的"看家产品"PVC粉。他说，台塑初步计划在大陆每年生产100万吨，其中70万吨用于制造PVC管材，可以做到质量兼优，求得市场普遍采用，最终目标单只PVC管材一项，年产量可达1000万吨以上，对于国计民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福利都将极为庞大，因而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接着，王永庆介绍了台塑采用拉伸法所生产的新型包装袋等产品。他说，使用强韧胶布（XF FILM）取代聚丙烯（PP）编织袋，可增强其物性强度及韧性，用于制袋可以节省抽丝及织带的工艺。除了工艺简易之外，在材料用量方面，XF FILM还具有较佳的经济性，一般25公斤重的包装袋子，PP编织袋的材料用量是125～135克，但XF FILM的材料用量只有70～80克。另外，XF FILM除了可以制作包装材料外，还有其他非常广泛的用途。更重要的是，XF FILM也可以替代纸袋，减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及耗用，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实质意义。
经过王永庆的耐心说明，大陆方面的态度开始改变。朱镕基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光和胸怀马上意识到，王永庆所言如果真能够达成所介绍的成效，那么对于国家兴办工业及发展经济都有裨益，应该肯定和赞成。最后，朱镕基表示了两点看法：一是内销的事情暂保留作详细考虑，明天再讨论并做出决定；二是为顺利推动"海沧计划"，将本来考虑设在全国各省的14个轻油裂解厂计划项目停掉，由两岸的民营事业取代。
第二天上午，双方的会谈继续进行。大陆一方参加会议的成员，除昨天的原班人马以外，又增加了一些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朱镕基直截了当地宣布："昨天开会时，王董事长所提出来的计划，我们完全接受。"
对于大陆方面的决定，王永庆事后由衷地感叹说："此一牵涉非小的事业计划案，经过提出介绍说明，便能当机立断表示接纳，显示魄力非同小可。政府处理各项案件事务有此效率，实在非常罕见，而且极不容易，对于朱副总理处事的果断明快，我们至为感激及钦佩。同时，我们也深感如果没有此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而不能拿出新产品计划，作为'海沧计划'变迁后的应变替代方案，恐怕就难以如此圆满，可以有所交代。有此产品作为后盾，可以打开广阔的大陆市场，关键在于今后如何经营。如果在经营上能够达成预期的绩效，则在此一几近无穷大的市场中，其可供发挥的空间也是无止无尽。"
王永庆一边与大陆方面展开积极协商，一边着手推动各项准备工作。其中，仅购买炼油及轻油裂解、人造纸厂、BP厂以及年产24万吨低密度聚乙烯厂等所涉及的核心技术等，就已经支付了2 700万美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和聘请当地技术人员等费用，台塑为"海沧计划"首批共计支出人民币达5亿元之多。
当然，王永庆也预计到，"海沧计划"由于已从原先的全部外销转变为全部内销，所以台塑集团未来的产销业务实际上将涵盖整个大陆地区。内销、外销的转换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意味着王永庆的战略思路发生了调整，即进入大陆的原因由原来单纯的追求生产成本的降低转向以追求市场为主。当然，台塑若要在大陆各地布局设厂，其工作负荷及经营责任之沉重可以想见。另外来自岛内政商两界的压力也必定会使今后的路程坎坷崎岖，前景仍难以预料。
11月6日的会谈成功，无论对于台塑还是大陆，都是一件大事。当日晚，国务院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王永庆一行，庆祝这次合作取得良好进展，并且大陆的工作班子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文件等待签署。
可就在这时，台湾当局对于王永庆的举动大为恼火，认为"海沧计划"带给台湾岛内的"政治伤害比经济伤害大"，于是台湾岛内传出了台湾当局对王永庆提出的处理意见，内容大致是：
如果王永庆与大陆方面签署有关"海沧计划"的协议，那么台湾当局将停止台塑集团的股票交易、责令相关银行冻结台塑集团的资金往来、限制台塑集团高层人员出境。
王永庆闻知顿时既紧张又不安，但为了顾及台湾当局的过激反应，为了台塑的未来发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对几万名股东负责，王永庆于无奈之下只得在征得大陆方面的谅解后，决定暂缓签约。至此，轰动一时的"海沧计划"就此宣告夭折。
在以后十多年的岁月中，王永庆多次感慨万千地回忆说："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当时一步之差，'海沧计划'未能推动实施，所造成的差异极为可观。当台湾众多加工业者感受到因为工资普遍提高，已经逐渐丧失国际市场的竞争条件，为了谋求持续经营，不得不将生产线外移往工资不到台湾十分之一的大陆，此一情形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完全不是人为力量所能阻挡。尤其邓小平先生特别带上一句话，若是海沧1万公顷土地不敷使用，可以在毗邻的漳州再拨5 000公顷，而且语带鼓励。有此亲口承诺，何患'海沧计划'不能在大陆施展！但是无奈事与愿违，众多台商分散大陆各地，形成孤军奋斗，而且前途未卜。于今思之，真是悔恨莫及！"
染指石化
石化是台塑的核心产业，也是台塑赴大陆投资的重点。
尽管早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成为世界级的"塑胶大王"，但长期无法进入官方垄断的石化上游即石油冶炼行业。王永庆为此奋斗了20余年，才在台湾经济自由化的上世纪90年代初得以实现，在台湾兴建第一个民营的"轻油裂解厂"即所谓的"六轻"，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石化工业体系，实现了王永庆多年的石化王国梦。
1993年2月26日，萧万长被素有"拼命三郎"之称的江丙坤接替，江丙坤升任台湾"经济部长"。上任伊始，江丙坤面对的台湾经济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尽管在美、台投资与贸易摩擦中，美国凭借"301"条款报复台湾的压力暂时有所缓和，但此时的江炳坤却必须专注于解决任内面临的三大挑战：六轻、"核四"和"国营"事业民营化。其中，王永庆的六轻案距1973年1月首次提出，已经差不多过去整整20年。如此看来，江丙坤要想在任内有所作为，恐怕命中注定要通过这"三大工程"来改变台湾经济的命运。
国民党当局的改变还源于外部因素。1986年3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这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了极大震撼。国民党于1986年3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并由蒋经国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虽然这一主张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的确是四十多年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不仅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其经济体制也开始全面向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转型。
在六轻筹建之前，台湾有一轻、二轻、三轻、四轻和五轻，他们都统归"中油"管理。"中油"长期垄断石化上游原料业，而在"中油"之下，则是为数众多的中下游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并且其所迸发出的生产活力成了当时台湾地区石化业产品出口的中坚力量。但是，"中油"的垄断行为严重束缚了整个石化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因此，从长远看，打破"中油"的垄断地位乃势之所趋。
六轻的"情结"尚未理清，岛内石化业者便已开始叫嚷着要兴建"七轻"，给本已"雾中看花"的六轻案又平添了一份复杂。"台湾区石化公会"甚至还成立了"石化中心项目小组"，考虑建议当局有关单位将开发云林离岛工业区列入"六年国建计划项目"之一，并由业者向"政府"租地建厂，以降低投资成本。为了推动七轻投资案，"台湾区石化公会"所属的长春石化、台苯、国乔、中纤等18家公司，于日前成立"石化中心项目小组"，由和桐化学公司董事长陈武雄担任召集人，共同评估七轻的投资效益。
虽然六轻和七轻面临的问题相同，比如土地问题等，但实质上，两方在台面底下正在展开一场争夺石化资源和市场的争斗。有人甚至还担心说，由于把"许多重化工业与周边产业紧密地放在一个小范围里，即使个别企业可以满足污染防治要求，但合在一起，他们很有可能超过当地可以容忍的污染总量。"业界的反应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当局对工业用地的整体规划。
石化路上的障碍
在王永庆看来，他要建六轻的障碍存在于台湾当局的石化政策，而同行之间的竞争，他并没有放在眼里。要想攻下政府这个难关，就要联合同行，共同说服政府支持他。为此，王永庆曾多次和岛内石化业者聚餐，以化解业内的矛盾，增强石化业者对台湾投资环境的信心，同时也希望当局和业界能共同克服困难，继续在岛内投资。他希望当局对石化同业筹建的七轻应多给予支持，以利于规划和六轻一起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开发公用设施，如港口、输水管、绿带等相关事宜。如此一来，石化业的扩张不仅更符合经济效益，同时也能避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对未来台湾岛内石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将有正面的帮助。
在台湾的工业化历史上，让一家企业花掉20年时间去申请一个项目，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去建设，简直就是一场雄心、耐心和决心的大比拼！1992年底，王永庆在和中下游业者进行座谈时，就曾多次以"我也着急得不行"来表达内心对六轻计划能否顺利实施的关切。
江丙坤自上任后在六轻问题上一直是马不停蹄，时常听取"经济部工业局"对六轻最新情况所作的工作简报。江丙坤需要协调的最大症结在于如何取得六轻建厂土地以及取得土地之后又由谁来开发。当然，从开发的成本和效率来看，自然是由台塑集团自己开发成本最低且效率最高，另外还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如果以"工业局"的名义开发，并由其在完工后再发给台塑土地所有权证，那么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日后是否能避免产生什么样的变数。
筹建七轻的企业群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国乔石化公司总经理吴丁凯就说，根据台湾中兴工程顾问公司评估，云林离岛工业区口湖段填海造地后，每坪土地售价将高达22000元，每公顷相当于6000万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石化业土地所取得的成本相比较，已明显偏高，石化业界的投资意愿必定会受到影响。
为化解此一疑虑，"经济部"打算和台塑集团签订买卖契约，保证在完成相关的地籍整理后，即发给台塑集团六轻建厂土地的产权移转证明。"经济部"甚至还建议以工业区开发管理基金和"行政院"开发基金的方式筹措资金，给予台塑等厂商开发麦寮工业港110亿元的长期无息贷款。对此，江丙坤一再向有关官员和媒体强调说："这么大的投资，如果土地所有权无法确定，台塑当然不会安心。"另外，他从多个渠道获悉，依据王永庆做事的风格和胆略，台塑总是谋定而后动。如果贸然投资，一旦陷入将难以自拔。难怪王永庆一再强调，台塑六轻相关工程一定要在所有问题解决后，才能动工，否则台塑宁愿放弃先期已投入的200多亿元资金，也不愿冒被套牢的风险。"我为六轻可以说是已经筋疲力尽，再套牢怎么办？"王永庆不无忧虑地抱怨说。
为使江丙坤与王永庆之间面对面的沟通能顺利进行，"工业局"主管官员甚至在1993年3月17日先行与当时的台塑集团六轻小组召集人——台塑公司总经理王金树会谈，就台塑集团提出的土地、建港等问题交换意见。
1993年3月21日下午，江丙坤应约和"老长官"萧万长一起来到了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的台塑大楼面见王永庆。会谈之中，江丙坤口头承诺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一定会带领"经济部"全力推动六轻建厂案，并在取得建厂用地等方面尽全力协助。当天，两人的心情就像台北的春天一样轻松愉快，因此会谈也就进行得相当顺利，双方对于六轻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乐观其成"。
在取得王永庆的共识后，江丙坤仍不放心，于是又和"老长官"萧万长商议，两人联手一起鼓动王永庆尽快把六轻案的动工时间确定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经济部"与台塑之间在近期内的这一系列互动，并没有摆脱市场有心人士的关注。不久，这一切都在股票市场上得到了彻底反映。3月24日，台塑公司股票价量齐升，以43.8元的跳空涨停价格开盘。收盘价虽回落至42.6元，但仍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6元。成交量尽管只有13000余张，但仍比前一个交易日增加3.4倍，并且股价有挑战45元高位的可能。
至于股价波动的原因，市场分析人士预测说，台塑的六轻计划在当局有关单位的全力策动下，的确有可能在下月动工，但因该计划已延宕近7年，建厂地点也先后由最初的宜兰利泽、桃园观音转移到云林麦寮，可见人们对于六轻计划在这个"不毛之地"兴建所能带来的投资效益仍心存疑虑。消息灵通人士和市场投机人士似乎从股民的这一微妙心理变化中嗅出了某种味道，于是在证券市场上掀起了阵阵涟漪。台塑集团的股票顿时成了六轻是否能够动工兴建的晴雨表。
1993年3月28日下午，王永庆在台塑大楼主持长庚护专董事会会议前，接受"中央社"记者单独访问时表示，总投资额约2100亿元新台币的六轻及其扩大计划已延宕7年多，台塑过去在六轻计划上已投入新台币两三百亿元，所以今年无论如何"绝对要动工！"他告诉记者说，六轻建好的时候，自己都已经八十几岁了。如果今年再不开始做，恐怕就看不到它完工了！
希望就在眼前
有心的记者注意到，早在1993年1月30日，王永庆其实就已经在《经济日报》上以《莫让我石化工业发展谱下休止符——驳斥中油乙烯供过于求进而论断兴建六轻非属必要说法》为题发表了一份万言书。他愤怒地说道："继之承蒙贤明'政府'于1986年才又核准台塑集团兴办六轻。当时台塑鉴于三次加工所需原料已大量不足，经获核准兴办六轻后当即积极储备人才，引进岛外各项工艺及采购设备等，不幸随即发生变故，至此已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冻结部分设备放置任其生锈。"
王永庆深感责任重大。他自1993年3月17日从美返台后，11天来为六轻案已于台塑大楼密集会晤"经济部长"江丙坤、"工业局长"王觉民、云林县长廖泉裕以及石化业下游众多好友，并自22日起每天听取由台塑干部所做的进度简报。
1993年3月29日，恰逢台塑集团第十七届员工体育运动大会召开。精明的江丙坤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于是和萧万长一起参加了运动会开幕式。会后，萧万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六轻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投资计划，在台湾经济成长面临瓶颈时，六轻的兴建对整体制造业产出的贡献太大了！"他预估，六轻可使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第二天，江丙坤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六轻及其关联工业产值的增加，将可使台湾每年的经济成长率维持在7%的水平上。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王永庆在致辞时表示，运动的精神就是要锻炼体魄，希望台塑员工能以相同的精神，进行兴建六轻的工作。也许是命运有意安排江丙坤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点燃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也许是因为此次运动大会在王永庆的经历和记忆中太重要了，所以使得当天出席运动会的来宾和员工似乎从他俩的表情中猜测出了什么。人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王永庆，看他今天到底要当众宣布什么决定。
为了弘扬"勤劳朴实"的企业精神，台塑关系企业每年都要依照惯例在明志工专的操场上举行运动大会。其中，由王永庆率领各关系企业主管进行的5000米长跑，已经成为台塑举办企业文化活动的一个象征。参加当年台塑运动会的总人数约有3000人，应邀出席运动会的贵宾除萧万长和江丙坤外，还有时任台湾"法务部长"的马英九。
这天，王永庆仍如往常一样在凌晨3点多就起床，并在7点多由太太李宝珠陪同前往会场主持为时一天的运动会。更让在场人士兴奋不已的是，王永庆、王永在已106岁高龄的母亲——王詹祥女士，也在8点多时抵达运动会会场。在台塑，老人家被尊称为"阿妈"，许多台塑员工及家属早早就赶到会场，只为一睹"阿妈"的风采。当天的"阿妈"也显得格外精神，特意绕场一周为鼓舞台塑集团员工士气。
实际上，出席会议的来宾都知道，此时跑步对于王永庆已成为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跑步，他要向世人显示台塑追求"止于至善"的毅力。他在运动大会上不仅宣布了六轻及其扩大计划即将动工，同时他还表示说，六轻计划中有关抽沙填海、地质改良、兴建港口、搭建临时工寮等，已委托日本、美国、欧洲等工程公司进行比价，日后六轻动工将不举行任何庆祝仪式。
1994年7月，六轻计划正式动工，并于1998年12月7日完成六轻计划的第一座工厂正式投料试车，年产乙烯45万吨。"六轻"位于台湾西海岸云林县麦寮乡。这是一个填海造地、兴建几十座工厂的巨大工程。
两岸三通操碎心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台海两岸的沟通、交流一直存在着障碍。为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中国大陆政府在1979年提出两岸直接通邮、通商、通航。两岸"三通"的提法自此开始。在两岸"三通"方面，王永庆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王永庆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嘉义县，差不多在日本奴役下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经历台湾光复、"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总共60年。不管台湾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他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未改变。他坚定地表示，他是炎黄子孙，两岸人民一家亲，血肉相连，兄弟情深。
每个人最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最深爱自己的家乡，王永庆也不例外，他深爱着台湾的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他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台湾不断繁荣富强、祥和安定的期盼。
他也曾经抨击时弊，甚至对台湾当局一些政策大唱反调，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善意的，他只想能够有个合理的政策来合理利用台湾的资源、维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王永庆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游刃有余，到了官场却成了一个拙劣的学徒，不懂得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屡屡呛水。对一些子民不利的政策，就会无法控制地站出来责问。
比如，当年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提供退役官兵有适当的工作及活动，并照顾其生活，出发点本来很好，但是不顾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创设荣工处，以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发展方向背离了应循的正轨。
王永庆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将钱从这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已，从表面上并无外漏之虞，可是由于"政府"的过分"关照"，所设荣工处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都是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不必经由竞争而直接以议价方式，优先取得承揽工程的机会。因此30多年来，一般民间略有规模的工程公司，无不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在多方面都受到某种严格控制的工程公司也站出来公开指责，认为当局主要工程都限定由荣工处及官方工程处包办，不但造成台湾巨额财务的虚耗浪费，而且该等特权工程单位在缺乏竞争的处境中，也流于安逸放松，不思进取。
这种本无恶意的关照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副作用，民间的工程公司在该等特权单位垄断之下，无法获得承揽大规模工程的机会，业务难以正常发展，长此以往，其工程经验及技术将无法正常累积成长。而特权工程单位在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条件下承揽到工程，就会提高价钱转包给其他承包商，如此一手又一手转包，都只为图谋利益而已，最终实际施工的，大多是谈不上规模的小型营造公司，不仅价格虚高，工程质量也没有保证。
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每逢此时王永庆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向"政府"反映，为民请命。由于肯讲真话，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时弊，因此他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王永庆为了实现石化王国梦，他提出在台湾建立轻油裂解厂和重油裂解厂，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由于私人原因，在"政府"的阻挠下遭到了流产的命运。蒋经国就曾经亲自过问过此事，他对属下说："不能任其发展，免得以后他做大了不好控制。"除此之外，王永庆还提出的一系列建厂计划都遭到了"政府"的封杀，哪怕是极好极有见地的项目，也难逃厄运。
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三通"上的只说不做，王永庆更是恼火异常，甚至当面警告说，当局如果不采取经贸开放的措施，台湾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窒息，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改变拖延"三通"的政策，促使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种种不便和损失即可望消除。在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基础上，一切事务的进行就如同活水一般顺畅流通。不仅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原料供应商可以省去赴大陆设厂就近配合的麻烦，世界著名企业的在台机构也会谋求扩充发展，甚至其他知名企业也可能到台湾设立营运中心。他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采取开放措施，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用王永庆自己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出发点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富裕，为了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才会孜孜不倦地建立对外商业贸易，尤其是在大陆的贸易，因为他知道，台湾要想长远发展，孤立起来是不行的。
如今，两岸"三通"已经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告慰已经逝世的王永庆老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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