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肆。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一九一六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秋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卖旧书的，俗称“背包袱”的。如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当时鲁迅住在绍兴县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一九一三年一月四日鲁迅日记又写道：“晚琉璃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因以五金买之。”这些“背包袱”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和所爱，当然也都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类的书，或者寻找—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九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书铺的掌柜姓刘。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墓志》一枚。”这是近于救济的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他以第一人称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接下去——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卖书也要靠一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鲁迅日记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持有好感。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一九二一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题记》时，忽然又想起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