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作家入关后，与左翼作家有了更多交往，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生活体验，作家自己也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一些主要作家，如萧军、萧红、罗烽、舒群、白朗、金人、林珏、李辉英，于一九三四年前后竟不约而同地奔向上海，聚集在左联内，这是一个颇有深意的选择。

上海是当时全国进步文化活动的重心，是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正在激烈搏斗的阵地。对于渴望战斗的东北进步作家来说，内心自然充满极大的向往。在他们的抗日题材作品即将问世的时候，他们来到上海，并旋即投入革命文学的洪流中，经受斗争洗礼，这对他们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能够真正理解和认识他们作品的崭新价值的，在当时首推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能够真正广泛宣传和确立他们地位的，也只能是上海的进步文化界。

上海的左联对整个进步文化界张开臂膀，以长者的关怀之情，培植这些来自北国的稚嫩幼苗，为他们施展才能创造良好环境。《文学》《作家》《中流》等上海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都为他们开辟园地，使他们的作品有机会发表。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热情地为他们的作品评论宣传。

骆宾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就曾直接经茅盾推荐和协助安排出版。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也得益于茅盾、郑振铎的鼓励与支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没有祖国的孩子》《科尔沁旗草原》《鴜鹭湖的忧郁》等作品刚一问世，便受到茅盾、丁玲、周立波、周扬、乔木、胡风等作家的热情支持与介绍。

周立波在评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时说：“他的人物很单纯、直率、勇敢，有着独立的人格，倨傲的心情……对于一切加于自身的和民族的压迫，不能忍耐，这和我们许多同胞对于异族的任何压迫怀着奴性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争取解放的中国民族，正需要这样的人物。”^[1]乔木在评论《八月的乡村》时说：“《八月的乡村》连同它的作者一起到洋场上来了，于是大家就齐声叹服。……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写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会有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都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2]胡风评论《鴜鹭湖的忧郁》创造了一幅受难者的“凄美动人的图画”。“这不是血腥的故事，但读者依然从这里感受得到满洲大地上的中国农民过的是怎样悲惨的生活。”^[3]此外，像王统照称赞《大地的海》“雄健”^[4]，巴人称誉《科尔沁旗草原》“把科尔沁旗草原直立起来”（见《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第153页），都是中肯的评论，都准确指出了“东北流亡作家”作品的鲜明价值。

对流亡上海的东北进步作家地位的肯定，还与鲁迅先生的直接扶植有着重大关系。鲁迅先生亲切接待萧军和萧红，坚决驳斥了狄克（张春桥）的《八月的乡村》“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日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5]的讥嘲，保护了年轻的东北作家。鲁迅先生扶病弱之身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序，并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安排出版。鲁迅先生是把它们作为奴隶们的文学看待的。鲁迅认为，在当时的上海，在中国，就需要这样投枪式的作品，唤醒奴隶们的“麻木的”心，挺直民族的脊梁。

鲁迅先生说：“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半夏小集》）这种深刻的国民灵魂的省察和希冀之情，非鲁迅不能言。在为《生死场》作的序的结尾处，鲁迅先生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感情、意味深长的文字：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