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学仙玉阳东

唐朝是个道教非常发达且社会地位甚高、颇受尊崇的朝代。道教教义主张养性修真、悟道炼形、长生不老、由人入神，这一套很能吸引大众，所以自汉代以来信徒日益增多，成为中国土产的最大宗教。道教在唐代特别昌盛，还有一个出于巧合的原因——道教以先秦周人老子为始祖，称其为老君或太上老君。老子本姓李，名耳，而唐朝皇帝也正是姓李。为了证明自己纯正的华夏血脉，而且渊源深厚、来头很大，唐朝皇帝便与李耳攀上了本家，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啊。有一本宋人所编分门辑录唐代史料的书，名叫《唐会要》，书中便有“尊崇道教”一卷，浏览此卷，便可略窥唐朝道教地位之一斑，也就对李商隐入道学仙之举多一些“了解之同情”。

《唐会要》“尊崇道教”题目下，第一条资料就是一则传说故事，道是武德三年（620），也就是唐朝取代隋朝刚刚建国三年，有人在晋州（今山西）羊角山见到一个骑着高头白马的老头，老头叫此人给唐天子传话：“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不用说，这个老头便是老子李耳了。既然老祖宗找上门来，唐高祖李渊自然乐于承认——也许这故事本身便是深明上意的人编派后上奏的——于是下令在李渊的发迹之地晋州为老子立庙。这是李唐王朝与道教始祖老子攀亲的开始。到李渊孙子唐高宗手上，老子就得到了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再以后历代皇帝为表对老子的尊崇，赠给他的尊号越来越长，老子的身份也越来越高了。由太上玄元皇帝，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一路直升上去。最后连老子的父母妻子都得了相应的封号。

李唐王朝为尊崇道教，很早就于京师和各大州开办“崇玄学”，设博士、助教以培养生徒，并开“道举”以取士。想从此途登科者，考试的科目是“四经”：《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通玄经》即《文子》，《冲虚经》即《列子》，后来一度还加上《洞灵真经》即《庚桑子》。这就以行政命令将作为道家典籍的先秦子书提升到经书的行列，凑成可与儒家经典比美抗衡的道家“五经”。道举及第，资格等同明经，照样可以做官。这一系列措施与读书士子的切身利益关系就大了，自然也就使道教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李商隐去玉阳山学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自己没有说，我们不好随便臆测。不过从他后来并未去应道举，也没有真的出家来看，也许他之学仙玉阳并没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只是受一时风气裹挟而已。的确，当时有的士子甚至官僚，因为种种原因而弃儒入道的事，时有发生。

后世的研究者确认李商隐曾有“学仙玉阳”之举，最重要的根据还是他自己的陈述。

李商隐在及第前有一首诗，题为《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这李肱是商隐的朋友（很可能还是道友），后来二人成为同科进士，李肱因为是皇族，还被主考官拔为榜首，即状元。

看商隐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便知李肱将一幅画松赠送给商隐，于是商隐作此诗答谢，一写就写了四十一韵，即八十二句。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前面大段描写李肱画松的意境，以松之高大挺拔隐喻李肱与自己，抒发自信自强之思，末段从“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二句起，则忆及往昔玉阳学仙之事，具体地描写了玉阳山千松竞秀的景色。这两句是只说自己，还是兼言二人？似可考虑。但无论如何，商隐自陈当年曾谢绝四方车骑的盛情邀约（此言未可当真，所谓“诗语”耳），而上玉阳东山学道，却是无可怀疑的了。当然，李商隐别的诗中还有一些证据，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问题是李商隐何以要去学道？这从现存商隐诗文和其他史料中找不到正面说明，相反却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李商隐是并不赞成道教，不主张出家为道，更反对炼丹服药寻求长生那一套的。

这不是矛盾吗？诚然矛盾，可是并不奇怪。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而且在一生中，还会有所变化。李商隐年轻时一度学道，后来也常把“归去嵩阳寻旧师”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似乎对道教颇为钟情，但同时又并不真信道教宣称的白日飞升、羽化登仙之类神话，不赞成身为刺史的族叔李褒弃官入道，尤其反对皇帝宠信道士和谋求长生不老之术，作了不少诗讽刺他们服药求仙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人的心理复杂和想法变化的结果。

清代著名的李商隐研究家冯浩，在注释《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忆昔谢四骑”二句时，引韩愈的《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记述李素官河南少尹时处理过一桩士子出家为道的事：

吕氏子炅弃其妻，著道士衣冠，谢母曰：“当学仙王屋山。”去数月复出，间诣公，公立之府门外，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送付其母。

吕炅抛妻弃母入山学道，李素和韩愈显然都是不以为然的。后来吕炅弃道返家，李素允许其回归儒门，但“立之府门外”，以示惩戒。韩愈还为此作《谁氏子》诗予以痛切指责：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

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

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

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

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

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

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

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

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

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

由此可知，当时年轻人盲目出家学道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正统儒师和官府虽难以阻止，却明显是不赞成不支持的。说句笑话，倘若李商隐离家弃母上山学道之事被韩愈知道，韩愈也一定会对他诚心“教诲”一番的。其实清人冯浩也是如此，他在引毕韩愈诗文后，说：“盖当时风尚如此，义山学仙亦此情事”，也就是跟那个吕炅差不多。不过，深具讽刺意味的是，韩愈这样一位明确反对学道求仙的儒学宗师，老年时竟也服起丹药来，“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白居易《思旧诗》），他和炼丹服食的元稹最后都因此死去。人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反复和自我否定，乃至否定之否定。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只说李商隐在跟处士叔读书数年之后，终在某一天走出家门，上玉阳山学道去了。当时，他的母亲是否反对，商隐是否已有家室，均不得而知。商隐离家后，其母当由弟弟羲叟奉养，可能他家此时已移居济源——济源也是怀州的一个属县，商隐学道的玉阳山也就在济源境内。

说到玉阳山，倒是颇有名气。它是王屋山的支脉，那王屋山盘亘于怀州、绛州、泽州（今河南、山西），因拥有诸多道教圣地而著称。道教的“天下十大洞天”中，王屋号称第一。其绝顶名为天坛，登此可早早看到日出东海的奇景，唐人有《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专写此处观景及所感，这里不烦具引。唐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曾在此山修行，住在一个号称“阳台”的峰上。唐玄宗恩准他在山中“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他便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阳台观，后来便成了一处名胜。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信道，玄宗还曾命光禄卿韦绦陪她到司马承祯那里去参修金箓斋。后来玉真公主正式出家，便在玉阳山设观，遂使此山名气更大。

李商隐学道有“学仙玉阳东”之句——原来玉阳山甚为秀丽，有对峙的东、西双峰，山上各有道观若干，两峰之间有一条蜿蜒潺湲的小溪，当地名其为“玉溪”。此溪本不著名，但因李商隐取以为号，借了“玉谿生”响亮的诗名，它也变得万古流芳了。

道观是道人聚居修行之地，犹如寺庙是僧徒集中生活之处一样。李商隐进入道观，每天自有少不了的功课和科仪。诵经，祭拜，吐纳导引，乃至入静炼气之类道教修行功夫，必须从头学起，教内的种种杂务必须分担，许多斋醮活动也须参与，若有余暇，则可诵习浏览道书。

道书的种类及数量均多，除朝廷奉为经典的老、庄、文、列诸子外，多是讲求修炼成仙方法、描述仙境人物和神仙班列的道书，其中包括许多女仙生活和她们下凡求偶的故事。这些对于惯读儒书的李商隐来说，当然格外新鲜有趣。从李商隐后来所写的诗歌作品看，他对道书，特别是《黄庭经》《玄女经》《神仙传》《真诰》《登真隐诀》等等是读得很熟的，也许还有机会浏览过唐开元年间辑成的道藏《三洞琼纲》之类。他的诗中随处会有关于道教的词汇、人物、典故出现，使得后人感叹，若不广读道教典籍，有一部分李商隐诗实在无法读懂。

学道期间，李商隐还学会了撰写青词和斋文。道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常要求信徒忏悔己之罪过，而向教主和上天乞恩。为了谋取保佑，民间也常请道士举行斋醮活动。这类活动中便需有一篇献给天上神灵的文章，即所谓青词或斋文。此种文章有一套格式，一套术语，行文又需一种特殊的恭敬虔诚口吻，要写得雅洁有文采并不容易。不过，这对李商隐来说均非难事。现存的李商隐文集中，还保留着为相国陇西公李某、为荥阳公郑某、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诸人所作的《黄箓斋文》等作品，使我们能够领略道教斋醮的仪式和大致内容。

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不必多说，后人说起李商隐之学道，觉得最重要也最感兴趣的事儿，乃是他和女道士（亦称女冠）的恋爱。

此事不见于商隐本传，也未见于野史笔记。清人在读李商隐诗时发现他爱用道教典故，尤多涉及女冠生活，总觉得其中隐隐约约有些男女间的暧昧事迹。按他们的看法，这些诗的男主人公应是商隐本人，而对方不是女冠就是贵家后房姬妾，而又以女冠的可能最大。只因李商隐诗写得闪烁朦胧，他们又为学严谨，还没把猜测当作定论。

说得最明白，甚至有点邪乎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苏雪林。

苏雪林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脱颖而出的小说家，思想解放，想象力丰富，因研读唐诗而对李商隐发生兴趣，遂学着胡适的考据方法，写出一本《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后曾改名《玉溪诗谜》）。此书主要论点是：“他（李商隐）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他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他恋爱的对象，非寻常女子可比，如果彰明昭著地写将出来，不但对方名誉将为之破坏，连生命都很危险的。”“他到底不敢说，而又不忍不说，于是他只得呕心挖脑，制造一大批巧妙的诗谜，教后人自己去猜。他如此办法，不啻将他的爱情窖藏了，窖上却安设了一定的标识，教后来认得这标识的人，自己去掘发。”

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考据，苏雪林得出了商隐的恋爱经历，大致情况可简述如下：

李商隐在玉阳山道观结识某女冠，与之恋爱，不久因情敌介入，商隐与该女冠失和。但由于女冠的引介，他又结识了某个入道公主的随从（原系宫女，现亦为女冠）。这位女冠后随公主返京，而商隐也因求仕常到京师，于是李商隐便由她安排而得以混入宫内参与醮祭活动，从而结识了宫嫔卢氏飞鸾、轻凤姊妹，并与她们恋爱，在长安曲江的皇家离宫幽会。后来鸾、凤卷入宫廷纷争，被迫自杀。李商隐的恋爱遂以悲剧告终，他的那些追怀悼伤之诗大多就是为此而作，因为恋爱对象是宫嫔，不能公然宣扬，所以诗写得谜一般的隐晦含蓄。

后来的一些李商隐专家不太敢相信苏雪林编织的李商隐爱情故事，然而自苏氏之后，认为李商隐曾有恋爱女冠之迹的观点，成了主流。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陈贻焮教授，八十年代的钟来茵研究员，都是把李商隐与女冠之恋说得很实很细的代表性人物。陈教授有《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等文，钟研究员有结集成专书的《李商隐爱情诗解》。他们的依据都是李商隐诗。他们的方法都是先从李商隐的许多诗中体会出他和女冠确曾发生恋爱，然后回过头来再普查李商隐诗，从而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对这些诗逐一作出诠释。这是一个由细读开始，形成总体看法，再由宏观返回微观的细读。他们的考证也许不能叫人全都信服，但许多具体解说却又颇富启发性，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增添了读李商隐诗的兴趣。

如果考虑唐代的实际情况，李商隐即使本人并未像前述研究者讲的那样恋爱，但他的诗中描写了女冠的爱情生活，那倒是可以相信的。至于这样的事情，李商隐本人参与了没有，参与得多深，那其实可以另当别论。

唐朝道士，包括女冠，虽有清规，但一般生活比较自由，有的甚至近于放纵。苏雪林书中有一节专论“唐时女冠之娼妓性质”，所举代表性人物如鱼玄机、李季兰等，她们与士人交往狎昵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同时，唐公主和宫人入道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入道公主生活豪奢不异于在宫中时，她和她的宫女随从当然也就往往并不恪守道规。在这种情况下，女冠与士人发生种种瓜葛，包括恋爱，是确有可能而并不奇怪的。

据李商隐诗可知，玉阳山自然风光幽深秀丽，他在《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中笔酣墨饱地描写过纸上画出的松树后，写到玉阳山的松林和他的学道生活：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

千株尽若此，路入琼瑶宫。

口咏《玄云歌》，手把金芙蓉。

浓霭深霓袖，色映琅玕中。

悲哉堕世网，去之若遗弓。

形魄天坛上，海日高曈曈。

终期紫鸾归，持寄扶桑翁。

高山，松林，秀竹，堂皇的道观，浓郁缥缈的山岚雾霭，还有诗中没有提及的清清玉溪，对于道观里一群青春焕发的男女来说，岂不是极好的恋爱环境？且看李商隐怎样描写道士们的生活：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若是明珠晓又定，一生常对水精盘。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

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

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

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七夕来时先有期，洞房帘箔至今垂。

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

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上面就是著名的《碧城三首》。碧城，向来被认为是道教仙界的代词，当然也可用来喻指道观。这三首诗写碧城中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女冠生活的实录，而且一首比一首写得深入具体而清晰。

第一首把道观比喻为道教最向往的天上世界，碧城、阆苑、女床（山名）都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既清洁又温暖，本诗的主角——一群女冠——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她们的清修生活并不冷清孤独。你看，有仙鹤为她们传递书信，几乎每棵树上都栖宿着鸾鸟（可以设想，必是成双的）。选择“女床”这个山名，特意省去一个“山”字，便成了巧妙的借代，并导致必然的想象，那栖宿在女床上成双捉对的鸾鸟是怎么回事，也就不言而喻了。从诗的后半，更可看出那显然是一种彻夜相对、难分难舍的状态，女冠和她的情人不但陶醉于此，而且渴望一生都能长相厮守。

第二首，“对影闻声已可怜”，所写完全是恋人的实感。“玉池荷叶正田田”，借南朝民歌《江南》“鱼戏莲叶”的意境为恋情的欢快再加一笔。“不逢”二句是爱人间的呢喃情话。萧史、洪崖为男仙之名，故应是男主人公在叮嘱女冠：你可不要移情于他人啊——其实本来应该是对话，但限于诗的形式，只能写出一半，女方如何回答，就请读者自行想象补充。“紫凤”一联，赤鳞（龙）、紫凤分指男女，诗句形容他们爱情的狂热，是用雅语描写做爱，颇具色情意味。尾联的“鄂君”是古时的一位美男，本诗写他看着别人陷入情网，自己只能旁观，不免惆怅。由此推想，《碧城》诗所写的应该并不是李商隐自己的故事，他多半是处在怅望他人欢乐的知情人位置。

第三首更进一步。女冠与恋人虽然如牛郎织女那样相聚无多，但竟已怀孕，“玉兔生魄”就是怀孕的暗喻。在道观生孩子当然绝无可能，只好用所谓“神方”让她服药堕胎，保持容颜，掩饰过去。从此不敢公开来往，全凭书信传递相思。可是，这种艳闻哪里瞒得住，正像汉武帝求仙秘事，本不想让人知道，但有了《汉武内传》，终归会被世人知晓的啊！李商隐是同情还是在讥嘲他们，读者的感受不一。但在这个恋爱事件中，他只是个局外人，倒由此看得清楚。

《碧城三首》所写虽非李商隐自己的事情，然而却写出了道观里男女道士恋爱的种种情事和浓郁气氛。当然，由于诗歌体裁的限制，不可能把事情原委写得清清楚楚，从而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团。最起码的，道观本分男女，且各有严格道规，何以竟能发生诗中所写之事？男女道士的恋爱竟能发展到如此地步？这就很让人费解。然而细观这三首诗，绝非凭空虚构可得，无论如何应有某种生活的依据才行。我们今天无从将诗之所写与当时实际生活一一对照落实，但却可以想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耳闻目睹此类事件，受到这种风气熏陶，正值青春期的李商隐开始对异性发生兴趣，注意到她们的美丽和可爱，从而春情萌动，甚至步师兄们的后尘，那都是完全可能而毫不奇怪的。我们再来看他的一首诗：

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

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

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

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水天闲话旧事》）

这诗写的是李商隐对一个女子的难忘记忆。“月姊”指嫦娥，李商隐爱把美好的或他钟情的女子比作月里嫦娥，并亲切地叫她们“月姊”，因为这个称呼不仅马上让人感到其人的清丽娴雅，而且月宫仙子自有一股高洁之气，拿来喻指女冠真是再合适不过。

这个女冠大概来自相邻的道观，平时并不常见，所以商隐说她似乎是从月亮（彩蟾）上下来。在李商隐眼中，她简直美得如下凡的嫦娥，虽然隔着重重帘幕，但倾国倾城的消息早就被商隐捕捉到了。也许她是到李商隐所在的道观办事，二人近在咫尺却也不易见面，但商隐已从她身上玉佩的轻响感到她的腰很细（步态也美），从她弹出的琴声感到她的手指纤细（琴技也佳）。女冠在这里盘桓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独自离去，商隐则因思念而整夜不寐。因为道规的约束，李商隐有情不能畅达。那位女冠对李商隐似也有好感，甚至也略有表示，但更不敢轻举妄动。商隐忍不住在心里对她说：我们两家道观离得那么近，好比王昌（古风流男子名）就住在你家墙东，即使你再小心谨慎，恐怕也难免被人猜疑呢！

这首诗显示李商隐在学道期间确有所爱女冠，他们曾有难忘的接触，而且也许从此开始了羞涩的小心翼翼的交往。至于更多的情况，从这首字数有限、格律森严的近体诗中，是看不出来的。

但既有了这一篇，李商隐那些写到女冠生活的诗，那些涉及爱情感受的诗，包括运用道教典故、道书词语，特别是出现女仙下界与凡人婚恋的诗，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太多的遐想，使得研究者情不自禁地把这些诗尽可能地联系起来，甚至利用想象加以编织，并且会着魔似的推演、追究下去，力求查明与李商隐恋爱的女冠到底是谁，后来的发展怎样，曾有什么曲折，结局又如何，等等。上面提及的苏雪林、陈贻焮、钟来茵诸位先生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李商隐诗魔力巨大，他们被深深吸引，钻研很深，想象力又受到极大激发，于是根据各自的考证提出假说，勾勒出一篇篇李商隐女冠恋爱故事。说实话，我们虽然并不奢望由此能够获悉事情的真相，但还是十分感谢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不少启发，更大大增添了我们阅读李商隐的乐趣。

如果一定要从李商隐诗中找出他曾恋爱过的女冠，那么最有可能的便是宋华阳了。

在现存的李商隐诗集中，有两首诗赠寄给宋华阳——一位姓宋的女冠。而且两首诗都写得相当亲昵，显示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苏、陈、钟三位先生和众多的李商隐研究者在这一点上，认识基本一致，虽然在宋华阳的身份、经历和她同李商隐恋爱的具体过程与细节上，各人说法不尽相同，思路衍伸的方向和远近也各具特色。

我们还是来看看李商隐的这两首诗吧：

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识蕊珠人。

但惊茅、许多玄分，不记刘、卢是世亲。

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

不因杖履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

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

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两首诗都涉及一个人：宋华阳，或称华阳宋真人，本来“宋华阳”可以理解为这位女冠姓宋，道号华阳。但从“华阳宋真人”的称呼，则应是在华阳观修道的宋道士，第二首既点明“宋华阳姊妹”，那么她们应该都是女冠。所谓“偷桃窃药事难兼”，说得明白些，便是对学道的人（无论男女）来说，偷桃（情）与窃药（得道成仙）二事是不能兼而有之的，犯规偷情的结果是“十二城中锁彩蟾”——“彩蟾”应指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冠受惩尤重，被禁制在道观中，失去了自由。本来诗人渴望像从前那样与宋华阳姊妹三人一起赏月，但玉楼上的水晶帘至今仍挂得严严实实，这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只能以此诗相寄。诗的感情是渴望与失望并存，回忆与现实同在，透露出李商隐与宋华阳姊妹确曾有过一段不同一般的友谊。

再看前一首。“沦谪千年别帝宸”云云，当是兼作者与宋华阳二人而言，似乎是说两个人都遭到了“沦谪千年”的命运。所谓“别帝宸”，对李商隐而言，是离开道观，重堕尘网。请注意，《李肱所遗画松诗》也有“悲哉堕世网，去之若遗弓”的话，二者是否有关联，或者竟是一回事呢？让人不能不作此想。对宋华阳而言，“别帝宸”则是说她虽仍在道门，但亦成仙无望。

这一句是对双方眼下处境的形象概括，所述是实，而语含悲酸。然而下一句诗人马上安慰道：虽然多年不见，我们俩都未忘对方，都认为对方是有慧根的“蕊珠人”——我们相互了解很深，我们的友情和好感长存。

三、四两句用典故说明宋华阳和刘先生本是亲戚关系，并赞美他俩的道根（玄分）很深，而这些，商隐是今天方才知道，所以用“不记”、“但惊”来表达。

五、六两句的道教色彩很浓（冯浩说：“玉检、金华、凤篆、龙鳞皆道家习见语”），倘拘泥作解，则易滋纷纭，而透过一层，则所言还是二人情事：“玉检赐书”者，宋华阳曾有书信寄商隐也，“迷凤篆”言其书法甚佳而内容动人，故商隐为之着迷；“金华归驾”则指宋华阳先遭“锁彩蟾”又被转移至别的道观之事，“冷龙鳞”乃以龙鳞代指龙车，而突出其冷酷。由前句可推知他们曾多有书信来往，由后句则可想见宋华阳遭遇甚惨，但具体究竟如何，无可细说。

尾联说到作者与刘先生的关系。“周史”以道教始祖李耳比刘，“徐甲”以道教传说中李耳仆人自比。徐甲曾因犯错死去，李耳则以法力使徐甲复生。看来刘先生对商隐也有过起死回生般的“再造之恩”。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尤其是与首联相联系，不能不引起李商隐研究者的格外重视：是否李商隐曾有被教规严惩而经刘先生援手解救之事呢？本诗既是“赠宋”而“兼寄刘”的，则诗中所言之事应与三人皆有关系。李、宋之间友情至深，而刘对李恩同再造，怎样把这两件事关合起来？人们很自然地作出这样的猜测：李、宋的友情浓烈，终于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触犯了道规，二人皆将受到严厉处罚，而使打击减轻乃至危机化解，使李、宋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位刘先生必定发挥过重要作用。

因为《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诗中有“应共三英同夜赏”之句，宋华阳有姊妹三人，而宋华阳居长，她与商隐发生了恋情，她的姊妹也与商隐相熟等等，便自然被推论出来。尤其是另一首题为《寄永道士》的诗似乎也与之有了瓜葛：“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王屋山有名为“阳台”的道教洞天，上有阳台真人，初得道者经拜谒后才能名列仙箓。看诗意，商隐和这位永道士曾是玉阳学仙的同学，所谓“共上云山”，并肩行走于“阳台白道”也。不过商隐后来离开了，永道士则在阳台修道而“独下迟”，所以如今他倒能够“并倚三珠树”——与宋华阳三姊妹亲切相处，而“不记人间落叶时”，即无心关切人间是否有人失意潦倒了。而我李商隐正是这失意潦倒之人啊。

上面提到的李商隐诗都是抒情诗。虽然任何诗歌创作都是因事有感而发，抒情诗也不例外，但抒情诗，尤其是篇幅有限、格律森严的近体诗，往往会略去事因的叙述、事件的描写，而集中抒发感情，只写所感而将引发感情的事实或背景淡化，甚至故意加以遮蔽。然而即使如此，诗中仍会留下蛛丝马迹，多少有一点故事的影子。研究者读抒情诗，特别是像上举李商隐诗那样影影绰绰仿佛含有某种事实的抒情诗，除了通过感受其情感的倾向和色彩来把握它，往往会被其中透露的那点儿叙事成分所吸引，于是抓住一鳞半爪，联系诗人的其他作品，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的线索，像身负破案重任的侦探那样一路追究下去，以努力形成对诗人有关经历的完整认识。人们对李商隐玉阳学仙阶段恋爱生活的探索，大抵就是如此。

应该说，这是非常艰辛而有趣的探索过程。人的心灵是那样复杂深邃，李商隐诗的表达是那样曲折隐晦，研究者要揭示那被深藏或变形的故事，简直有点像是探险，很难不遭遇迷茫，不走错路径，当然也会因有所发现而兴奋不已。这里要紧的是在追索中保持清醒，应该把根据有限而朦胧含混的资料所复原（其实是建构）的诗歌本事，置于有分寸的假设的地位。假设是允许的，甚或是必要的，但不能说过头或说得绝对，因为那是会离真实很远乃至于很荒谬的。

对于李商隐的玉阳之恋，我们大致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道观中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女性，其时道观中似乎有比较普遍的恋爱风气。青春焕发的李商隐，结识了某位女冠，双方产生了友情乃至爱情。他们交往渐深，因而可能触犯道规而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但在教内有力者的庇护下，危机终于过去。然而他们的恋爱也就没有结果。不久，李商隐离开玉阳山的道观，仍然回归读书士子应举求宦之路——幸好这段恋爱行径并未给他的求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他的恋人有可能就是后来还曾重见的宋华阳。唐京城长安有华阳观，宋华阳或华阳宋真人的称呼显示宋氏后来有可能是从玉阳到了京城的华阳观。可是道观同名的情况并不鲜见，李商隐与宋华阳重会是否一定在京城，也很难断言。作为一个女子，宋氏能够走的路更窄，李商隐离开玉阳山后她的命运如何，研究者们做过种种假设，但既无史料依据，从李商隐诗中也找不到可靠线索。

李商隐在学仙玉阳前后，一方面陷入热恋，一方面正用心学习李贺，而李贺诗风正是在抒写年轻人浪漫情怀中建树起来的，自然也最适合宣泄年轻人对爱情的渴盼和初尝此味的激动。这段时间里，李商隐常常沉溺在爱情的遐想之中，道教中众多的女仙故事和学仙生活中与女冠接近的机缘，常触发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模拟李贺风格，写出了一系列热烈讴歌爱情、特别是爱情难遂之痛苦的诗，形成了一次小小的诗歌创作高潮。

1. 见《唐会要》第五十卷，其中包括“尊崇道教”“观”“杂记”三目，以下所引皆出该卷。
2. 李商隐结过两次婚，广为人知的是娶王茂元幼女，那已是二娶。会昌四年（844）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说道：“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犹子之谊，倍切他人。”这里“别娶”指与王氏婚，可见前此曾有妻子，但初娶的时间和详情则不明。
3. 《旧唐书·司马承祯传》。
4. 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北新书局，1927年版。多次重版，曾改名《玉溪诗谜》。
5. 见《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北新书局，1927年版，4—5页。下引苏雪林语，若出此书，仅标页码。
6. 陈贻焮文见其《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7. 偷桃用东方朔偷食西王母仙桃典（见《汉武内传》），窃药，用嫦娥窃药升仙故事。朱鹤龄注：“偷桃，方朔事；窃药，嫦娥事。”冯浩注：“偷桃是男，窃药是女。昔同赏月，今则相离。”实际上，偷桃窃药乃互文兼言男女，借偷桃喻男女偷情，不可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