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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心中有事想说就要写”

吴泰昌集:亲历文坛 作者:吴泰昌


冰心:“心中有事想说就要写”

中国作家协会的外事活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苏联、东欧国家交往较多,而同西方未建交国家的来往极少。冰心数次参加文化代表团,进行非官方的民间外交,访问西欧某些国家,如法国、英国等等。从1956年起,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逐步开展了亚洲、亚非作家会议的活动。这些区域性的作家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在文化知识界,争取联合、团结一些进步人士,以争取一个区域性的,甚至世界的和平局面。冰心非常高兴地和其他作家一道,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国作家协会的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现改为外联部)每逢有外事活动,冰心先生一请就到,无论是开座谈会还是接受采访,她都积极参加。她热情、亲切地同外宾交谈,并回答他们所提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冰心用的语言俏丽、机智而幽默,并且态度和蔼可亲可敬,风度潇洒,使客人听了乐于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又恢复了同外国作家的文学交往。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接触面逐渐扩大到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是耄耋之年的冰心老人,依然如故地关心和参与文学外事活动,只要身体健康,无论是请她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参加座谈,她都会欣然接受,并且常玩笑地说:“你们净给我派活,都把我给累死了。”

1980年,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冰心作为副团长再访东瀛。

回国后不久,冰心老人的腿摔坏了,行动不便,就不愿意出门了。但是,由于她的威望和影响力大,常常有来自海外的一些作家、学者、记者要求登门拜访,老人也就只好在家中接待他们。

冰心在寓所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我有幸陪同过一次。

1987年8月11日上午,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葛理福先生,来到位于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学院的冰心先生的寓所,对冰心进行专访,向她提出了一些关于她创作生涯以及当前中国文学状况的问题。冰心时而用流利的英语,时而用中文聪慧敏捷地回答了葛理福先生的提问。

头天下午,中国作协外联部电话通知我,明天上午9时半英国记者要采访冰心,冰心提出要我参加一下。晚上老人又来电话,叫我明天早一点去,“有话对你说”。我9时10分提前到达。老人已衣着整齐地坐在书房里,她说:今天请你来作陪,如记者提的问题中有我不便和不好回答的,请你代回答一下。她微笑地指着我说:你听我的安排,回答要简练,不要替我吹。她还关照我,今天你不能拍照。

中国作协外联部金坚范担任翻译和记录,冰心的小女儿吴青、陈恕夫妇在场,他们都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文教师,吴青偶尔也插译一些。葛理福先生的助手夏小姐(中国人)在做录音、拍照工作。

采访从9时30分正式开始,11时30分结束后,老人叫我留一下,她说,这是人家的专访,《文艺报》没有报道任务。

冰心是这样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葛理福先生对话的:

冰心:为什么要来见我这样一个老太婆呀?

葛理福:想见名作家。

冰心:所谓的。

葛理福:想写一篇关于中国作家的文章。请你谈一下你的创作生涯,你怎么搞起创作来的?

冰心:我本不想做一个作家,而是想做一个医生。五四运动起来了,我当时是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要写点宣传文章,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从那以后就一直写下来了。

葛理福:写什么题材?

冰心:各种各样题材,主要为儿童写。

葛理福: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

冰心:心中有事想说就要写。

葛理福: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写作,就是说受政治影响。以后的写作是否也是受政治影响所致?

冰心:是的。我说的政治不同于现在所说的政治。

葛理福:为什么变了?

冰心:从前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的脚底下。上海有许多外国租界。坐车的是外国人,拉车的是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睛里,中国人一个钱也不值。许多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去,在美国想租房子,房东一听是中国人就不租。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1923~1926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上学。1936~1937年又去了一次。美国我最恨的是种族歧视。中国就没有。

葛理福:种族歧视现在好多了,你那时是最糟的。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因为你们没有黑人。

冰心: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这儿是中央民族学院,便是没有种族歧视的一个例证。我在威尔斯利学院上学时,老师和同学待我都很好。有一个威尔斯利的老同学今年10月要来北京看我。我有许多美国朋友。

葛理福:你写作时按中国的传统来写,还是模仿外国的?

冰心: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写,无意识地受外国的影响。

葛理福:刚开始写作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现在是否仍这样?

冰心:也是这样,没有一天不写。没有客人来访时每天写三至四小时。天天有客人。

葛理福:你现在写作是自由的?

冰心:自由。

葛理福:现在中青年作家的态度是什么?

冰心:他们的态度你去问他们。我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去看。他们比较深入社会下层去了解情况,到农村、到工厂、到企业、到各地去了解,我现在就不能去了。1980年从日本访问归来后我摔断了腿。以前我经常去外国访问。

葛理福:为什么经常去?

冰心:作家交流。新中国成立后我出去了十二次。1980年威尔斯利学院要给我的作品发奖,我没有去。我推荐了其他人去。

葛理福:你受哪些外国作家的影响?

冰心:我受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比如雪莱和拜伦。

葛理福:那你是罗曼蒂克?

冰心:我可不是罗曼蒂克,我是最不罗曼蒂克的。

葛理福:你认为应该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呢,还是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社会?

冰心:应该反映社会问题。

葛理福:现在中国作家的情况怎样?

(冰心要吴泰昌回答……)

葛理福:冰心女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

冰心(冲着准备回答此题的吴泰昌):你不要替我吹!

葛理福:新中国成立前,鲁迅是个最优秀的作家。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谁是最优秀的作家?

冰心: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别忘了我们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谌容、温小钰、张洁、铁凝、张抗抗、陈愉庆、王安忆等。现在还有一批十多岁的……

葛理福:女作家有独特的洞察力,容易受读者欢迎。

冰心:有洞察力,比较深刻。

葛理福:你的第一篇小说是写什么的?

冰心:第一篇小说叫《两个家庭》。一个妇女是个小姐,什么都不会干,也不会帮丈夫料理事务;另一个很能干,帮助丈夫取得事业上的进步。

葛理福:小说要得出什么结论。

冰心:没有结论。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考虑。结尾是小姐回娘家去了。

葛理福:我懂了。

冰心:1980年,我还写了《空巢》。写两个留美学生,一个回国,一个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后来夫人死了,女儿嫁给了一个美籍意大利人。女儿隔一段时间来看他一次,他还得给女儿做饭。平时他同两只波斯猫厮守。他回国探望朋友,朋友家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他告别朋友,又踏上回归空巢的旅途。

葛理福:很有意思。是真人真事?

冰心:你也知道,写小说呗,有点真人真事,再七拼八凑。

葛理福:今年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很多作家有忧虑。

冰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影响我,没有限制我。7月25日,我在《北京晚报》还发表了一篇小说《万般皆上品》。

葛理福:你现在读什么外国作品?

冰心:现在外国作品读得比较少。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些。

葛理福:你偏爱女作家了。

冰心:当然。我在威尔斯利学院读书时,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李清照的。她比同时代的男人写得好。我可不喜欢哈佛大学,那时哈佛的图书馆不准妇女去借书。我要到哈佛图书馆去看参考书,只好到一个朋友的宿舍里,由朋友去图书馆把书借出来给我看。

葛理福: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住的楼里电梯司机突然之间都看起巴金的《家》来,为什么?

冰心:巴金是个了不起的优秀作家。

葛理福:目前你在写什么?

冰心:写自传性的一组散文和《关于男人》的一组散文,一部分已分别在《收获》和《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还继续在写。还在想写一篇散文,名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现在许多留学生,学成回国,知识很丰富,但得不到很好的安排。但一些美籍华人学者,一回来又是领导见又是上电视。我每天上午9到12点,下午2点30到5点30,不是写作就是读书。推荐青年作家是老作家的责任。

不久,金坚范整理出冰心这次谈话内容,希望《文艺报》能刊登,因冰心老人有话在先,需征得她的同意。冰心看了记录,说记的大体是准确的,她又据自己的回忆和我当晚写的日记所载,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正,认为所拟标题也可以。冰心说:“我谈话时点到一些作家的名字,我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我读过的作家作品,自然比我列举的要多,排名先后我没有多加考虑,想到就说了,也许有我喜欢的还没有说到。”顺此她又谈到,报纸公布1985年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委员选举结果的事。她说:“《人民日报》公布时排名是以得票多少为序,而《文艺报》稍后公布的是以当选者姓氏笔画为序,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弄得许多人议论纷纷。官员的顺序是不能乱的,但我点的作家名字先后没有那么多讲究,我点谁是因为我先看了谁的作品,认为好,不是说先说了谁的作品好就是我认为最好的,也许后面我说谁的作品好比我先说好的还好。”

我以为老太太同意《文艺报》发表了,岂料当我告别时,她却说:“《泰晤士报》在伦敦是家有二百年出版历史的老报纸,在西方影响大,这是人家的专访,你们暂不要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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