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黄裳 故人书简——忆汪曾祺

百年曾祺:1920—2020 作者:梁由之 著


黄裳
故人书简——忆汪曾祺

录自《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认识曾祺,大约是在1947至1948年顷,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店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一个写小说的,一个刻木刻、画画的,都是才气纵横但穷得叮当响的“文化人”。曾祺那时在福煦路上的致远中学教书,我跟他去玩过,但实在没有什么好玩。但就是这么个毫无趣味的地方,他还为之留下了一篇小说—《星期天》。没有好久他就北上了。到天津后给我寄来一信。

黄裳,我已安抵天津。也许是天气特别好,也许我很“进步”了,居然没有晕船。但此刻又觉得宁可是晕船还好些,可以减少一点寂寞。刚才旅馆茶房来,让他给我沏壶茶来,他借故搭讪上来,“茶给您沏,我看您怪寂寞的,给您叫个人来陪陪罢”。我不相信他叫来的人可以解除我的寂寞,于是不让他叫,倒留着他陪我聊了一会。很简单,拆开一包骆驼牌,给他倒杯茶,他即很乐意地留了下来。这家伙,光得发亮的脑袋,一身黑中山服,胖胖答答的,很像个中委。似乎他的道德观比我还强得多。他问我结了婚没有,我告诉他刚准备结婚,太太死了。他于是很同情,说“刚才真不该跟您说那个胡话”。我说我离开这儿八九年没有回来了,他就跟我大聊“日本”时候情形,问我当初怎么逃出去的。他又告诉我旅馆里住了几个做五金的,几个做玻璃、做颜料的,谁半年赚了四十亿,谁赔了。最后很关心地问我上海白面多少钱一袋。我这才发现在上海实应当打听打听面粉价钱,这儿简直遇到人就问这个。天津的行市我倒知道了,一百八、一百九的样子。北平一袋贵个十万光景。那位中委茶房再三为我不带货来而惋惜,说不管带什么来,抢着有人要。“就我就可以跟您托出去,半个钟头就托出去,这哪个不带货呀!”可是假如我带的是骆驼牌呢!这儿骆驼牌才卖四万八,上海已经卖到五万六了。加立克也才三十二万,我在上海买的是三十四,有的铺子标价还是三十六万!

天津房子还是不太挤,我住的这间,若在上海,早就分为两间或三间了。这儿饭馆里已经卖“春菜”了。似乎节令比上海还早些。所谓春菜是毛豆、青椒、晃虾等等。上开三色,我都吃了。这儿馆子里吃东西比上海便宜,连吃带喝还不上二十万。天津白干没有问题要好得多,因为甫下船,又是一个人,只喝了四两,否则一定来半斤。你在天津时恐还是小孩子,未必好好地喝过酒,此殊可惜。

我住的旅馆是“惠中”,你不知知不知道,在上海未打听,又未读指南之类,一个旅馆也不晓得,但想来“交通”“国际”之类一定有的吧。至于雇了三轮车而随便说了个名字,他拉到交通,交通没有“房子”,一招弯就到这儿来了。地近劝业场。各处走了走,所得印象第一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我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差不多是以此为首项的。几家书店里看了看,以《凯旋门》、《秋天里的春天》最为触目。有京派人士所编类乎“观察”型的周刊(?),撰稿为胡适、贺麒、张印堂等人,本拟买来带回旅馆里一读,而店里已经“在打烊中”了。以后若遇此样刊物,必当买来,看过,奉寄阁下也。

鸭梨尚未吃,水果店似写着“京梨”,那么北京的也许更好些么?倒吃了一个很大的萝卜。辣不辣且不管他,切得那么小一角一角的,殊不合我这个乡下人口味也。—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矫作,实是真情。而天下闻名的天津萝卜实在教我得不着乐趣。我想你是不喜欢吃的,吃康料底亚巧克力的人亦必无兴趣,我只有说不出什么。

旅馆里的被窝叫我不想睡觉,然而现在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附近有个游艺场,贴的是《雷雨》和《千里送京娘》,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一到,马上就买票,许还听得着童芷苓,然而童芷苓我本来就没有兴趣。这儿票价顶贵才六万多。据说北平也如此,还更便宜些。那么以后我听戏与看电影的机会将会均等了。中委茶房说得好,“北京就是听戏”!

然而我到北京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想起孙伏园的《北京乎》?

我还是叫中委给我弄盆水洗洗脚吧,在那细看着教人心里不大明亮的床上睡一夜吧,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曾祺,三月九日。

信是用钢笔、蝇头小字写的。字迹娟秀如其人。就像平常聊天一样,这信写得自如,丰满,情趣盎然。五十年后重读,就和促膝谈笑一样。他总是对那些生活琐事有浓厚兴趣,吃的、看的、玩的,巨细靡遗,都不放过。他的小说为什么总使人想起《清明上河图》来,道理就在此。这信是散文么,还是小说,说不清楚。他晚期的有些短篇,就是这样,没有情节,甚至没有人物,只有一点气氛,却能中人欲醉。我说过,散文与杂文中间没有一条必定的界限,在曾祺,散文与小说也是如此。

到北平后,大概生活颇不如意,也许不久就住到午门朝房里去了。这中间,应该还有些信,失落了。保存下来的是写在涵芬楼制的红格笺纸上的一封。

黄裳兄,同学有研究语言学者,前曾嘱代请上海熟人打听《外来语大词典》,天马书店出版。上海现在不知还买不买得到。当时回答他说,问问人大概是可以的。说完了跟着就忘了。今天他来问,有消息么,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实在该写一封信了。我的上海熟人适宜于代办这一宗差事的除了阁下还有谁呢?劳您驾,往后若是串书店,顺便问问他们掌柜的。若是遇到,请先垫款代买了。见书界权威唐弢氏,代为致候之余,亦请便问问此事。我准备更大地佩服他。他的地址是不是仍是从前那一个,前两天有汉学研究所赵君编《一千五百个中国小说和戏剧》,附作者小传,有他一条,他想寄一份表之类的东西请他填一填,希望告诉他的不错。

案上二表,一正指三点,一则已三点一刻,鸡鸣肚饿,只说事务,无法抒情矣。得把两篇劳什子文章赶好的时候再畅叙幽怀一番如何。

黄永玉言六月底必离台湾,要到上海开展览会,不知其近在何所否?我自他离沪后尚未有信到他,居常颇不忘,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少年羁旅,可念也。

我仍是那样,近来忽然有了从未有过的胃病,才吃便饱,放下筷子就饿。饱起来不住打嗝,饿起来不可当,浑身一点气力也无。可能此是一时现象,若竟长此下去,不亦糟乎!身体不能随意使用,那就真是毫无希望了。

林徽因已能起床走走,已催沈公送纸去,会当再往促之。

此处找事似无望,不得已时只有再到别处逛逛去,困难亦殊多。我甚寂寞,得便望写信说琐屑事,为候诸相识人。曾祺候安。六月廿六日。

在上海时,曾祺常陪我逛旧书店,因此才将访书之事见托。研究语言学者大约是朱德熙。辞典后来没有找到。那时我正起劲收集名人手迹,曾托他转请林徽因写一张。后来终于没有如愿。他还是住在北平写文章,曾寄来一篇小说《赵四》给我看,此文未收入他的自选集,可能在“文学丛刊”的一本集子里。他有一长信说起此文。

黄裳,刚才在一纸夹中检出阁下五月一日来函,即有“北平甚可爱,望不给这个城市所吞没。事实上是有很多人到北平只剩下晒太阳听鸽子哨声的闲情了”者,觉得很有趣味。

而我今天写的是前两天要写的信。今日所写之信非前两天之信矣。唯写信之意是前两天即有的耳。即在上次的信发了之后的一天。事情真有想不到的!我所写《赵四》一文阁下不知以为如何?或者不免觉得其平淡乎?实在是的。因所写完全是实事。自然主义有时是没办法的事。我对于所写的东西有一种也许是不够的同情,觉得有一种义务似的要把它写出来。(阁下能因其诚实而不讥笑之乎?)因此觉得没有理由加添或是加深一点东西。而,在我正在对我的工作怀疑起来(这也许是我寄“出”的原因)的时候。警察来谈天,说赵四死了!我昨天还看见他的?(即我文章最后一段所记)—是的,一觉睡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死了。警察去埋他的。明华春掌柜的倒了霉,花了钱,二百多块。我又从警察口中得知他到明华春去,最初是说让他们吃剩下的给他一点吃,后来掌柜的见他挺不错的,就让一起吃了。还跟大家一块分零钱。德启说:没造化—吃不得好的。我想我的文章势必得加一句了。而我对我的文章忽然没有兴趣起来,我想不要它了。我觉得我顶好是没有写。而我又实是写了。我不能释然于此事。而我觉得应当先告诉你一下。你把它搁着吧,或者得便什么时候(过一阵子)退给我。或者发表了也可行。反正这是无法十全的事。

昨写信未寄,今日乃得廿九日的复信,觉得信去的实在是快,有如面对矣,为一欣然。拙作的观感已得知矣,不须另说了。阁下评语似甚普通,然甚为弟所中意,唯盼真是那样的耳。稿发不发表皆无所谓,然愿不烦及巴公。烦及巴公,总觉得不大好似的。弟盖于许多事上仍是未放得开,殊乡气可笑耳。或送交范泉如何?其应加之一句,一时尚不能得,以原稿不在手头,觉得是写在空虚里一样。或请阁下代笔如何?弟信得过,当无异议。如能附记两句为一结束,是更佳耳。

P家打麻将,阁下其如何?仍强持对于麻将之洁癖乎?弟于此甚有阅历,觉得是一种令人苦痛的东西。他们打牌,你干吗呢?在一旁抽烟,看报,翻弄新买的残本(勿怪)宋明板书耶?甚念念。意不尽,容当续书。弟祺顿首、一日。

巴公想买的《性与性之崇拜》已问不到。该书由文澂阁伙友携来,是替人代买的,现已不知转往何处去矣。唯当再往问之。

(以下细说关于《赵四》的两处增改。“第三或四页,赵四来打千道谢之后,写赵四模样,‘小小的……’一段最后,‘他体格结构中有一种精巧’两句抹去,改作‘他骨骼很文弱,体重不过九十镑。满面风霜,但本来眉目一定颇清秀。—小时他一定是很得人怜爱的孩子……’”)

阁下于此事作何种态度?—我简直是麻烦你。

前信说“下次谈旅行的事”,但此刻我心中实无“旅行”。大概还是那个样子。旅行是一种心理,是内在的,不具体,不成为一个事件,除非成为事件的时候,忽然来了,此间熟人近有动身者,类多是突然的。盖今日人被决定得太厉害,每有所动,往往突然耳。突然者,突乎其然,着重在这个“突”字。来上海若重到致远中学教书,亦无甚不可耳。然而又觉有许多说不通处!这算是干嘛呢。黄永玉曾有信让我上九龙荔支角乡下去住,说是可以洗海水浴,香港稿费一千字可买八罐到十罐鹰牌炼乳云。我去洗海水澡么,哈哈,有意思得很。而且牛乳之为物,不是很蛊惑人的。然我不是一定不去九龙耳。信至今尚未复他。他最近的木刻似乎无惊人之进步。我的希望只有更推远一点。我最近似乎有点跟自己闹着玩儿。但也许还是对浮动的心情加一道封条为愈乎?你知道这个大院子里,晚上怪静的,真是静得“慌”。近复无书可读,唯以写作限制自己耳。

北平已入零下,颇冷。有人送我冰鞋一双,尚未试过大小,似乎忒大了。那么,可以转送大脚人也。物价大跳,但不大妨事,弟已储足一月粮食,两月的烟。前言连烟卷也没得抽了,言之过于惨切。“中国烟丝”一共买过一包耳。所囤积者盖“华丰”(?)牌也,这在北平,颇为奢侈,每一抽上,恒觉不安。婆婆妈妈性情亦难改去也。

昨睡过晚,今天摹了一天的漆器铭文,颇困顿,遂不复书。颇思得佳字笔为阁下书王维与裴迪秀才书一过也。下次信或可一聊北平文人之情绪。如何?然大盼阁下便惠一书以慰焦渴也。此候安适、弟曾祺顿首。十一月卅日。

在这封长信里,曾祺述说了他对小说的一些意见。他的作品往往是“平淡”的。因为往往写的完全是“实事”。这在他晚期三篇一组的短篇中,表现得最着实。他甚至吝啬得不肯多加一点“多余”的东西,要这样做时会觉得“没有兴趣起来”。这种写作上的“洁癖”,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从这封信里,从他的作品里,似乎可以隐约地察觉到他受废名、也许还有阿左林的影响颇深。他执著地“写真实”,他叹息说自然主义似乎是不可抗拒的。他晚期小说写得少,散文写得多,似乎也是一种“返祖”,在他看来,小说就是散文,而更喜爱的还是后者。手头找不到《赵四》了,如得重读,当可更能理解他说这一番话的真意。在手头没有了原稿的情况下,他还清楚地记得他曾写下过的一切,要在什么地方删改、增添点什么东西,希望作品更完美、更接近他理想的境界,实在显示出他对写作的忠诚。

信里反映了他困居愁城寂寞的心情。有的熟人“突然”走掉了,踏上了“旅行”的征途。他却无奈地摹写漆器的铭文。可惜找不到他预告要写的“北平文人之情绪”的信,否则就可以看到他浮沉于这个小圈子里的种种光影。

这以后就是长长的睽隔,不知道他“行脚”到哪里去了。1954年与妻去京,才匆匆见了一面,不记得在一起喝酒了没有。他在编《说说唱唱》,颇有点落魄的样子。偶然在书店里买到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册《羊舍的一晚》,是曾祺的新作,高兴极了。书中有永玉的几幅木刻插图,看来是精心刻成的。知道他们还常过从,从永玉的来信中时时提起曾祺,那时他大概已经加人北京京剧团做编剧了。这一步跨得好远,从小说散文到京剧编剧,真不知道他是怎样跨过去的。那时我在写一部小说,写成两万多字,曾请吴晗看过,又请永玉转给曾祺一看,他寄来一信。

黄裳兄:永玉和际垌叫我读一下《鸳湖记》,顷已拜读,你写了东西,首先是值得庆贺的事,向你道喜!

小说看来甚长。已经写了两万五千字,人物才出场,故事才开了一个头,全篇岂不要有二十万字么?那么,这是一个长篇。全篇已经写完了么?我很想有机会读一读全文,也许可以提出一点读后感。单看开头,未免有点茫然……这里面有些段落字句显然是为了后面的情节而伏置的,在“此时”还不会发生作用。

单看开头,只有两点意见。

一、行文似乎过于纡缓。也许我看惯了京戏,喜欢明白了畅。写了三四个京戏本子,觉得“自报家门”式的人物出场办法,大是省笔墨、醒精神之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报纸的读者尤多是劳人,过于精雕细刻,也许不一定很配胃口。有一个很鲁莽的想法,不如前面浓浓地写上一大段风景,接着就点名,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姓脚色拉出一个单子,然后再让他们动作起来。

二、个别标点抄写时可能弄错了,有的按常例应是逗点处标成了句点—或者是把原有的破折号丢了,有语意断促之感。

一个希望是,还是尽量写得简短一些。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我是只能写短篇,并且也只读短篇的。

我仍在写京戏,日前以一星期之力,写成一个剧本(速度可与郭老相比!),名曰《凌烟阁》。但是,只是一个一个地在写,却未有一个演出,终其身作一个案头剧本作家,这事就不太妙!

奚啸伯在上海演出,以《范进中举》打炮,曾往看乎?“听”说他对原著“整理、加工、提高”了(此贵报所云),不知“高”到如何境地也!此颂曼福不尽!曾祺顿首,十二月九日。(一九六二)

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虽然委婉,他的批评意见是对的。小说也不曾续写下去,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作为编剧,他是勤奋的,案头剧也不知写了多少,存稿仍在否?

他曾随剧团到上海演出,大概带来的就是《沙家浜》。在一起喝了酒,萧珊请我们到家里去吃了一次饭。曾祺不再像过去那样意气风发,老成了许多。这自然是难怪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几次赴京,却总未能见面。一次约他一晤,他来了一封信,是在画纸上大笔挥洒的。

黄裳兄:来信收到,真是很久不见了!从你的文章产量之多,可以想见身体不错,精力饱满,深以为慰。

很想来看你。但我后日即将应张家口之邀,到彼“讲学”,明日须到剧院请假,并要突击阅读张家口市青年作者的小说(约有三十篇),抽不出时间,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晤谈了。—张家口这回有点近于绑票,事情尚未最后谈妥,他们已经在报上登了广告,发了票,我只好如期就范!

我的小说选印出后即想寄给你,因为不知道你现在通讯处,拖下来了。兹请运燮兄转奉一册,即乞指教。

同时附上拙画一幅。我的画你大概还没有见过吧?这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不知你以为如何?

我近期发现肝脏欠佳,已基本上不喝白酒,异日相逢,喝点黄酒还可以。即候暑安!曾祺顿首。十七日。

这实在是他给我最后的一封信。后来还曾结伴赴港访问,苏南共游。我发现曾祺兴致很好,随处演讲,题诗,作画,不知疲倦。不过促膝神聊的机会没有了。重读旧信,我还是怀念过去的那些日子。

曾祺谢世,瞬已半载。久想写点什么给他作纪念。可是万语千言,竟无下笔处。偶然检出几通遗笺,重读一过,觉得这里面还保留着故人的风貌。重温昔梦,渺若山河。即以此为曾祺纪念可也。

199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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