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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故乡是种病

张先生说 作者:张五毛 著


CHAPTER 1 故乡是种病

世间再无美味

在北京这些年,每年都回陕西老家,每次回去都会有些失落,因为村庄日渐荒芜,很多人渐行渐远,童年记忆里那个生机勃勃的乐园再也不见了。可是,无论它如何凋敝,每过一段时间,总是想回去看看。

思念像水库,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积蓄,直到有一天,你不得不回去一趟,把思念宣泄出去。回家的细节,大都淡忘了。只有2011年年底的那次回家,因为写过一篇文章,所以记得特别清晰。

那次,坐飞机到咸阳,再开车回商洛。秦岭山中刚下了场大雪,路上结了冰。因为怕父亲担心,走之前没告诉他。父亲还是从姐姐那里得知我要回来,在门前小路上候了一下午。黄昏时分,我把车开进院子,他转身对乡邻们说:“天黑了才回来,也不知道早点走!”

说的是埋怨的话,却是乐不可支的腔调。刚坐下,父亲就端上来一大碗羊肉泡馍,我一口气连汤带水吃了。父亲说,其实,他几天前就知道我要回来。昨天,他骑摩托车去四十里外的集上买了羊肉,给我做羊肉泡馍。

那次回家,本打算在家住几天,后来临时有事,只住了一宿就要返京。父亲说:“不是说好了在家再住两天吗?”

我说:“临时有事,必须回去。”

父亲说:“那你走吧!”

父亲的话里带着哭腔,一路上,无限酸楚,好几次打算掉转车头,回家再住一宿。可是,再住一宿,也还是要走……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我想象着六十岁的父亲在这山路上骑摩托车的样子。

父亲是个厨师。年轻时修铁路,人家安排他做饭,从此,便无师自通成了厨师。铁路修完了,他又去供销社当临时工,还是做饭;熬了十几年,终于成了正式工,不用再做饭了,供销社却倒闭了。

下岗后父亲开过饭店,出门打过工,都是靠着做饭的手艺养家糊口。虽不是科班出身,却能把简单的饭菜做到极致。

一碗泡馍,在父亲那里要十几道工序。汤一定要用羊骨来熬,不放盐不放料,只把羊骨中的膻味和香味熬出来。羊肉要前一天煮好,放在冰箱里冷冻,吃的时候肉更紧实。最关键的是馍,泡馍馆里大多用死面(未发酵)锅盔做泡馍,耐煮却没有面香。父亲烙锅盔用的是半发面(未完全发酵),烙出来的锅盔在羊汤里煮不烂,吃到嘴里又不至于太硬。

一切食材备好,先舀两大勺羊汤,烧到沸腾。先放肉,再放馍,然后是黄花菜、木耳、粉丝等配料,出锅前,舀一小勺油泼辣子顺着锅边一抹,红彤彤的羊油在锅里瞬间散开,香味四溢。盛到碗里,再撒上几叶香菜,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泡馍就算完成了。

无数次,我站在父亲身边看他做泡馍,无数次被那一碗泡馍滋润得打出饱嗝。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泡馍在陕西,陕西最好的泡馍在洛南,洛南最好的泡馍在我家里。

陕西人都爱吃泡馍,但我很少在泡馍馆里吃。因为在我心里,饭店里的羊肉泡馍都是赝品,只有父亲做的泡馍才是最正宗的。

父亲不只是会做羊肉泡馍,大到上得了酒桌的红烧肉,小到家常必备的胡辣汤,每一样都可以把我的胃唤醒。有一年夏天,父亲来京。我想吃他做的油包子(用玉米面、猪油和苜蓿做馅),父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没有买到苜蓿。他说:“北京买不到苜蓿,等你下次回家,我给你做。”

这一等,再也没能吃到父亲做的油包子。

2013年5月2日,父亲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那一天,我在长春出差。听到消息,脑子一片空白。几天前,我还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癌症家庭的艰难抉择》,看完后,躺在沙发上唏嘘不已,不承想厄运这么快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推了工作,立刻往机场赶。在出租车上就开始找熟人,联系医院。一周后,父亲在西安做了切除手术,两个月后病灶转移到肝上,然后开始化疗。化疗控制不住就做射频,射频不行,再用靶向药物。

2014年7月,犹豫再三,带着父亲在北京做了肝切除手术,术后半月又出现胆管梗阻,医生说病灶又转移到胆管上了,放了支架,退了烧。回老家休养两个月,又是高烧不退,再去西安做导流手术,没出院就开始腹胀,医生确认为肝腹水,已无法医治。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我还在极力劝父亲去医院,我不愿意他等死。后来,又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希望医生能帮他抽出腹腔积水,减轻病痛。医生做完检查,告诉我肝已经坏死。抽积水也是白折腾,这才彻底绝望了。

父亲说:“回家吧。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早点走。”

我答应父亲:“回家。”

2015年1月12日,秦岭山中飘雪,从县城开车拉父亲回家。车开得很慢,我知道父亲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我希望能慢一点,让他再看看这熟悉的风景。

回家后,父亲日渐消瘦,很快就滴水不进,嘴巴和舌苔已脱水起痂。他看着我,似乎有什么要交代,但似乎已无力交代。最后的几天,在止痛药的作用下,父亲逐渐失去意识,迷迷糊糊熬了几天,撒手去了。

过去的一年里,我从未如此疲惫,也从未如此清醒,死神像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扑将过来,只知道它会越来越近。从西安到北京,再到商州,奔波于各大医院,大小手术做了十多次,拍的片子足足有三十斤重。

我曾在医生节去给医生送花,希望他能给父亲多说几句宽慰的话;也曾给护士长送去红包,希望她能早一点给父亲安排床位;我曾向每一位医生、护士无比真诚地说“谢谢”……

脸色、拒绝、疲惫,都不曾感到委屈,即便是遇到把药开错,让父亲加倍服用化疗药物的医生,我也没有火气。我接受现状,无力声讨。我知道,没有什么比给父亲治病更重要。

每次从医院出来,都要找个地方歇一会,抽支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值得,我应该有足够的耐力,应该为今天能为父亲所做的这一切而欣慰。

十四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只是个上高中的孩子。母亲卧床不起的六年,是父亲伺候了她六年。我希望把在母亲身上留下的遗憾,在父亲身上补回来。可是,我愿做一切,却留不住他。

医生说,手术是唯一可能根治的方法,做手术有20%的可能生存五年。现在想来,如果父亲不做肝切除手术,也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至少可以少受些折磨。可是,人生没有如果,面对死亡,只能选择一条路去尝试。

父亲临终前,我想跟他说:也许是我错了,希望他能理解我,原谅我。终归是没能说出口。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当死神走近,谁能理智到不去放手一搏?不去追求那20%的渺茫希望?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哭。直到遗体告别的那一刻,泪水奔涌而出,才放声痛哭。那一刻,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我在父亲怀里蹦跳着,用巴掌在他身上胡乱抽打,他一直微笑着,抱着我。

那是我关于父亲的最早记忆:那一年我五岁,想要一个儿童车,三十块钱,父亲当时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块钱。他没给我买,任由我把他打了一条街。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两副挽联。一副是:“慈父无严训,儿女有长情。”父子一场,我打过父亲,父亲没打过我,他没给过我什么严苛的训诫,甚至连一个难看的脸色都不曾给我,他一直微笑着。

写给父亲的另一副挽联,上联是“惯用锅碗瓢盆烹仁爱付儿女”,下联是“尝尽酸甜苦辣树德望传梓里”。家里人看了挽联,觉得不妥。他们说父亲是供销社的正式工,不是个厨师,我这样写有损父亲生平。

我知道在农村人眼里,男人围着锅台转会被人看不起。但我不愿意刻意拔高父亲,他是个普通工人,一生主要靠做饭养家,于国家于社会也确实没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像大多数平凡的父亲一样,父亲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养育了三个儿女,并且言传身教,把一些最朴素的做人品质传授给我们。

他一生朴实,我相信他愿意我用最朴实的词语去总结他的人生。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天,姐姐在台阶上洗脸,找不到香皂,问了一句:“爸,香皂放哪了?”没人应答,我装作没听见,眼泪夺眶而出。

1月23日晚,飞机在北京落地,打开手机,拨通父亲的手机,想给他报个平安。电话拨通的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这个电话永远无法接通了,他永远不会再问我身在何处,是否平安。秦岭山中,永远不会有人在路边站一下午,殷殷地等我回家;

这世上,永远不会再有一碗羊肉泡馍唤醒我的记忆……

父亲走了,真的走了。从此,故乡只剩记忆,人间再无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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