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漂泊岁月

传说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看见什么就打什么。玉皇大帝送给王母娘娘的一只大银盆，也被孙悟空一棒打了下去。银盆从天上落将下来，跌到地上砸了个大洞，形成了一个湖。因为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字上面的一横落在下面就成了一点，也就是“太”字，此湖就被名之曰“太湖”。

在美丽的太湖南岸，有个被称为中国江南封面的水乡古镇——南浔。南浔镇位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古镇枕河而居、沿水为镇，堪称江南水乡的市镇典型。

如画的南浔古镇

南浔自南宋淳祐末年（1252年）建镇，就以蚕桑种植和家庭手工缫丝闻名于世，“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史书记载，南浔“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朴，行商坐贾之所萃”。

1842年，没落腐败的大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海等五地被辟为通商口岸。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南浔“因祸得福”，凭借独特的蚕丝产品和优越的区位优势，成为湖丝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资料显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口岸蚕丝出口总数为21176包，其中南浔出口数为13426包，占出口总数的60％以上。

产自南浔镇辑里村的“辑里湖丝”是丝中极品，以“白、匀、细、圆、韧”享誉中外。1851年，在英国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上，“辑里湖丝”成为唯一参展的中国商品，一举获得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的金银大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工业品牌。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辑里湖丝”再获大奖。

在摇摇欲坠的清朝末年，有学者称“整个湖州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将因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南浔与传统古老的行政中心的湖州，做了鲜明对比，也概括地表明南浔镇在湖州地区的经济地位。

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曾正式宣布南浔镇升级为市，可见南浔之巨富，商品经济之发达。

南浔因经营蚕丝贸易而成为富豪者达数百家，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少则数十万两白银，多则达千余万两白银之巨，在江南各镇中首屈一指。如果在当时给全国的富豪们搞个排行榜，估计南浔籍的不在少数。这些富豪们除致力发展蚕丝外贸，还染指盐业、铁路、房地产、典当业、银行业等，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叱咤风云、呼风唤雨，被上海滩的商人们称之为“南浔帮”。

700多年来，南浔镇上“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崇文重教之风绵延不绝，因此又有“诗书之邦”的美誉。明代时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说，据宋、明、清三朝统计，南浔籍进士多达42人。

南浔辑里湖丝馆内展示的工业化时代的绸缎织机

近代以降，南浔人才群体崛起的现象更为世人所称道，如体育家教育家徐一冰、著名作家徐迟、著名船舶工程专家潘镜芙、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徐舜寿、中国航天四老之一屠守锷、中国治蝗第一人邱式邦、原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和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等。群星闪耀，南浔人在中国近现代人才画廊里格外引人注目。

地因人传，人因地传。更让人吃惊不已的是，小小的南浔镇上竟然出了8位院士，成为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这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通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乐民。

李乐民祖上只是南浔镇上一户普通人家，既不是钟鸣鼎食之家，也没有博学鸿知之士。李乐民爷爷李诵先是个小学教师，被乡亲们称之为“秀才”，在镇上也颇受尊重。

李诵先虽说只是个小学教师，他的两个儿子却相当地出人头地，十分了不起。大儿子李庆贤是南浔少有的“海归”博士，在美国喝过好几年的洋墨水，回国后在东吴大学做教授；小儿子李庆杰是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的高材生。

李诵先在南浔出了名，两个有出息的儿子也时常成为乡亲们教育孩子的榜样，左邻右舍时常向李诵先探求教育儿子的经验。

李庆贤就是李乐民的父亲，土生土长的南浔人，1902年出生在浔东洗粉兜。李庆贤自幼勤奋好学，南浔高等小学毕业后，于1916年考取苏州东吴大学的预科，192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理学院，因成绩突出，被接纳为国际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并留校任教。

1928年，李庆贤荣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深造，专攻物理。李庆贤在伊利诺伊大学潜心研究低温磁学，他通过独特的试验设计和精密观测，发现了磁铁矿石在低温条件下磁性的突变现象。他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1932年6月出版的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为当时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得到各国研究者的交相赞誉。

李乐民（中）随父亲（左1）参加东吴大学毕业典礼（上海，1945年）

李庆贤的论文引起了国际上许多学者对低温时磁性研究的兴趣，为现代磁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苏联著名磁学专家冯索夫斯基在他所著的《现代磁学》中，多处引述了李庆贤的研究发现，肯定了他所得出的结论。日本物理学家、磁学专家近角聪信教授所著的《磁性物理》中，指出李庆贤是观察到“通过这一转变点时的磁冷却效应的第一人”。

1931年，李庆贤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毅然放弃了留在伊利诺伊大学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在美国的几年，他的心里满满装着的是大洋彼岸的祖国。他是多么渴望早日回到战乱频频的中国，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于是，他接受母校的召唤，回到东吴大学任教。

成立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由美国基督教创办，是我国第一所西制大学，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东吴大学和这些教会大学一样起点都很高，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1930年的东吴大学设有文、理、法3个学院，12个学系。东吴大学在教学方面积极筹款推动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阵容提升教学品质、推动师生以其专业服务社会。20世纪30年代初，东吴大学学生人数近800人，位居全国教会大学前列。校园内主要建筑设施均在此阶段建成或动工。

此时的东吴大学急需延聘各类人才，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李庆贤对祖国、对母校念念不忘。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很想将在美国学到的全部知识奉献给祖国，但是残酷的现实把他的理想击打得粉碎。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高等教育十分落后，要在国内搞科学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科研条件十分简陋，连一间像样的实验室都找不到。李庆贤也无法取得实验中所需要的晶体材料和必需的低温设备，他不得已中断了他已经取得成绩的低温磁学的进一步研究。壮士扼腕，回国后的李庆贤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从事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

东吴大学校门

挚爱的科学研究搞不成了，李庆贤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上，强国必先强教。他想，总有一天中国会有和美国一样的实验室，会做出一流的科学成就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学生们的身上。

李庆贤当时担任东吴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负责筹建物理系。物理系创办伊始，工作千头万绪。他全力以赴，筹划课程、添置仪器设备、聘请教师。经过他的多年努力，物理系达到一定规模，教学水平在华东地区教会学校中也名列前茅。

一切走上了正轨，但在正轨上运行没多久，就受到了外来强力的阻止甚至摧毁。从1937年起，日本侵略军侵入华东地区。东吴大学校舍被日军占领，图书与设备大多毁于兵燹，学校分散内迁。李庆贤先随学校避难于安徽南部山区，后入上海租界，继续坚持教学工作。

此时，不仅教学条件十分困难，学生人数骤然下降，连教授出入租界也不甚安全。李庆贤没有消极避世，他坚信蕞尔岛国征服不了泱泱华夏，四万万同胞断没有臣服于倭人之下的可能。他每天在日本人刺刀的寒光中出入租界，坚持教学工作，“教育救国”的梦想一直没有熄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吴大学仍在苏州复校，因沦陷期间校舍被日军占用，遭到严重破坏，仪器设备荡然无存。为节省经费，李庆贤创办了一间仪器修配工场，修旧利废、创制教具，基本上能满足本校基础物理实验需要。苏州解放后，李庆贤仍留校执教。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改为江苏师范学院（后又改为苏州大学），李庆贤受聘为教授兼物理系主任。李庆贤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拥护社会主义新中国。1956年5月参加九三学社。

李庆贤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中去。1958年，他奉命前往南京参加重建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他还创办了一所电机制造厂，为师生提供了实习场所，并担任基础课的教学任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1958年的一天，下班回家的李庆贤满脸笑容，明显异于往常。

“什么好事，那么高兴？”妻子金羡贞问。

李庆贤笑而不语。

“是乐民来信了？”

他微笑着摇头。妻子又猜了几回，还是没有猜对。

“我入党了！”他激动而大声地对妻子说。

“真的？”妻子有点不相信，因为1957年的“反右”还让她心有余悸。直到李庆贤坚定地说“真的！”的时候，她才完全相信。是啊，一个“资产阶级教授”能够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能不高兴吗？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庆贤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诬，受到冲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虽然身陷囹圄，他却不抛弃、不放弃，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对党充满信心。忍辱负重的李庆贤终于迎来了黎明，拨乱反正以后，继续担任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重新走上他钟爱一生的讲台。

1982年12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对从事物理工作50年以上的科学家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李庆贤是全国65位获奖者之一。

李庆贤手执教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三尺讲台作为毕生的事业，而非谋生的职业，可谓是师者楷模，于今风范犹存。

李庆贤曾说，“我是千千万万教师中最普通的一个”，当他这样向人们述说自己时，人们无不向他报以尊敬之情。年过八旬的他，还将自己每年讲课的笔记整理成《大学物理自学丛书·力学》出版。

父亲一辈子献身高等教育事业，给李乐民以巨大影响，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学校当老师的重要原因。

李庆贤对子女从不言教，只用身传，于无声处给子女春风化雨般的熏陶。李乐民兄妹三个人的教育处于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不强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

虎父无犬子，他们几个也都很争气：长子李乐民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八十高龄还在科学的道路上奔跑前进；二子李悦民是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已经退休的他退而不休，近年来一直在一家少儿杂志做动物学科普的专栏作者；小女李慧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上海一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父母、李乐民、彭水贞、女儿、弟弟、弟媳、妹妹（后中）1960年于南京

1932年是农历壬申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国的宿敌日本在经济大萧条中遭到重创，急需开拓海外以获得充足的原料、劳动力和销售市场。在这种危机解决思路的指导之下，加紧侵华步伐成了“东洋人”的不二选择。

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依然多灾多难、金瓯破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年前的“九一八事变”致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元旦刚过，日本人攻占了东北重镇锦州，短短6个月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日本人之手。不反抗、不拿起武器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唱着这首流亡曲的东北人民深深地体会到了亡国奴的切肤之痛。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将膏药旗从东北插到了东南沿海，开始大举进攻上海。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用达姆弹向上海发动进攻，并疯狂轰炸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非军事目标，此即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中的十九路军敢死队

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英勇作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不屈和血性，也狠狠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狂妄。

同时，上海的日资工厂工人举行抗日同盟罢工。社会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

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士气高涨、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多次进攻。日军不得不三易主将，数次增兵，但还是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国民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人妥协退让，也不增派援兵，中国守军寡不敌众，防线最终被日军突破而被迫撤退。

在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列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走上谈判桌。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协议，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所设防。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莫不痛心疾首。

战争的硝烟弥漫了上海周边地区，生活在距离上海120余千米的江南小镇南浔的人们也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让他们振奋万分。战事扩大，轮船停航，南浔没有报纸。他们利用镇上唯一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和记录新闻，办起《南浔无线电消息》简报，关注战争的最新进展。人们还将南浔水蜜桃装运上海，慰劳前线抗日战士。

这时，在东吴大学任物理系系主任的李庆贤教授，从苏州回到了家乡南浔。他的妻子金羡贞已经怀胎十月，而立之年的李庆贤即将要做父亲了，这让他既万分紧张，又无比兴奋，更多了些许的担忧。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朝不保夕，过了今天谁又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呢？

李庆贤回到南浔的几天，家里宾朋满座。乡亲们不时询问这位留美博士，日本人会不会打过来？什么时候打过来？我们能打赢日本人吗？美国人会帮我们打日本人吗？国联会主持公道吗？李庆贤常常苦笑着不知如何作答，他也无法回答。

1932年5月28日，李庆贤正和几位南浔高等小学的同学喝茶。李庆贤父亲从家里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李庆贤起身作别同窗，慌慌张张往家里跑，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他乐开了花，脸上的愁云也散去了许多。近日来一直笼罩在李家的紧张、焦虑和不安，随着这个新生儿的一声啼哭，也烟消云散了，迎来的是一片喜气。

“庆贤，给孩子取个名字吧！”虚弱的妻子对他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李庆贤看儿子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晨星，不禁念起孔夫子的话来，“就叫乐民吧！”

中国有着独特的姓名文化，给子女取名字，往往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殷切期望。苏洵给儿子苏轼、苏辙取名字颇费苦心。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篇散文《名二子说》，来解释“轼”“辙”的微言大义。

“乐民”，在这个炮火纷飞的动乱岁月中，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了！人民的快乐幸福，是无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享有的。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李乐民享有了快乐幸福，并且投身通信领域的研究，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为人民享受便捷的通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乐民出生后不久，李庆贤就将他们母子俩接到了苏州。一年后，李庆贤的次子李悦民出生。他们全家都住在东吴大学里面，妻子金羡贞在家带两个孩子，李庆贤就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睡都得靠李庆贤一个人撑着，让这位留洋博士感到压力巨大。

每天，当妻儿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李庆贤已经早早起来，准备一天的工作。每次走出家门的时候，他都会看几眼熟睡的孩子们，心里默念着你们要乖点，听妈妈的话。李庆贤经常是囊中羞涩，虽说不富裕，但偶尔还是会给李乐民兄弟俩买些玩具回来，怜子之心溢于言表。

有一天傍晚，李乐民和弟弟正在家门口玩，等爸爸回家吃晚饭。突然，两个大大的吹气娃娃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抬头一看：“爸爸回来了！”两个小家伙抢过吹气娃娃高兴坏了，喊着爸爸真好、爸爸真好！

看到两个儿子天真烂漫的嬉戏，李庆贤一整天的劳累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可爱的孩子，贤惠的妻子，让李庆贤倍感温馨。

妻子金羡贞善良节俭、操持家务，她对孩子们关怀备至，和孩子们说话总是和风细雨，更是从不打骂孩子们。每天晚饭后，她就把孩子们哄到一边，或带孩子们玩耍或给他们讲故事。以便丈夫一个人在家好备课、批改作业等。盛夏的晚上，孩子们在她宽大的蒲扇下安然入睡后，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休息。

李乐民和弟弟在苏州东吴大学宿舍旁（1936年）

有了这位贤内助，李庆贤才能腾出精力一心一意工作。在李庆贤的主持下，东吴大学的数理系改为物理系，建系之后的各项工作也都如李庆贤预想的一样走上了正轨。但是，平静的生活不久就被打破。蓄谋已久的日本人在北平策划“七七事变”后，又在南方再造事端，上海这个远东炸药桶终于被引爆。

豺狼横行，国之将倾。1937年8月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的中国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上海当局随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并立即向上海增派军队。

8月13日，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揭开了为期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之序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据战后统计，中日双方共投入一百多万兵力，在海陆空全方位交战。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上海战事再起，毗邻的苏州亦成为抗战的前沿阵地。11月中旬，日本占领上海，并沿长江一路西进，苏州不久也沦陷于日本人之手。

李庆贤所在的东吴大学开始迁校复课工作，寻找一个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地方，以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

东吴大学大学部迁往湖州东吴三中（即东吴大学湖州附中）上课，东吴大学苏州附中迁到南浔镇借邱家祠堂上课，李庆贤以桑梓关系，兼顾两地校务，并兼附中物理课。

小小年纪的李乐民回到了家乡南浔，每天生活在战争的恐怖里。每当听说日本飞机要来轰炸，他就和弟弟躲在桌子底下。有时一躲就是大半天，蹲得双腿发麻。呼啸而过的日本军机，像是面目狰狞的魔鬼在狂笑。

到处都在传说日本人要到南浔来，街头巷尾议论着东洋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妄图以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从而征服中国。

日本人即将占领湖州，南浔也不能待了，李庆贤不得不再次携家逃难。“一国尽乱，无有安家”。李庆贤和东吴大学的部分师生撤退到安徽南部的黟县坚持办学。

李庆贤一家人从水路经新安江，坐船前往安徽黟县。

李庆贤站在船头，看着清澈见底的湖水里各种各样的鱼儿在欢快地游玩，全无船上逃难之人的烦忧，他是多么的羡慕啊！自己5岁的长子李乐民、4岁的次子李悦民，还有刚满周岁的小女李慧民，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得不四处逃奔。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每每想到这里，他就不住地摇头叹息：国之不幸，亦家之不幸！

李庆贤他们要去的黟县地处皖南山区西部，因黟山（黄山）而得名。在黟县的时候，李庆贤和妻儿等住在一间小屋，加上刚满1岁的小女儿，5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舟车劳顿加之卫生条件差，李庆贤腿上生了脓疮。李悦民挨着他睡，小孩子睡觉滚来滚去的，常不小心把疮踢破。李庆贤常常从睡梦中痛醒，而后就再无睡意了。

白天，李庆贤去学校上课，金羡贞在家带小女儿，李乐民和李悦民已能调皮地到处跑了。虽然农村在鲁迅的笔下是衰败而萧条的，但是在李乐民的眼中则不同。他对这个完全迥异于苏州和上海的世界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绿色的郊野、色彩斑斓的植物、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等等，如同美丽的童话世界。他和弟弟常常去附近的山上抓松鼠，有时还从清澈见底的小溪边捡回五颜六色的鹅卵石，逗妹妹玩。

一同前来黟县避难的程小青、周瘦鹃和东吴大学的教授们，常常聚在一起，秉烛长谈国家时局，抒发对日寇侵略下生灵涂炭的不满和愤恨。

1937年的冬天特别阴冷，12月13日，南京被日本人攻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师长谷寿夫指挥日军在南京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千年古城南京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满目疮痍。南京城里到处是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南京成为真正的人间地狱、一座死城。

虽然处江湖之远，虽然位卑言轻，但程小青他们未敢忘忧国之事。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是迟早的事，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丧尽天良的日本人会屠杀我30多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日本人原想以此逼中国人低头，但他们错了。“血债终究要用血来还的”。

李乐民和弟弟、妹妹

在上海做律师的大舅舅告诉他们，呆在安徽也不是长久之计，劝他们早点来上海租界。在公共租界里，日本人毕竟也不敢太胡作非为。恰好李庆贤在上海的银行里存了些钱，回上海可以租个好点的房子，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

安徽的黟县农村也并非“不知魏晋、无论秦汉”的桃花源，在外敌入侵的乱世中也找不到这样的桃花源。

1938年年初，李庆贤一家历经艰辛，辗转迁回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只有公共租界还在西方列强控制之下。四面都是沦陷区的上海租界成为著名的“孤岛”。

不久，东吴大学的部分专业开始在上海租界里复课。李庆贤披星戴月地在多所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教书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李乐民有时一整天都看不到父亲。

回上海后，李庆贤租了一个位于三楼的房间。李乐民和弟弟、妹妹三个人在家里打打闹闹，吵得楼下的人意见很大，房东就下了“逐客令”，让他们搬家走人。

“孩儿们，我们去换个大一点的好房子，怎么样？”从不责备子女的李庆贤笑着对李乐民他们说。

“好！”小乐民低着头答应，似乎有点懊悔，以后就很少和弟弟、妹妹打闹了。

李庆贤在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810A找了一栋独门独户的房子。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卧室，一楼半是个小阁楼。客厅不能睡，阁楼又小，一家人只能挤在二楼的卧室，三个床铺几乎占满了整个卧室，五个人睡起来还是很拥挤。后来祖父来了就更加拥挤了。

祖父在家无事，有时带李乐民去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玩，有时也去离他们家200余米远的跑狗场——逸园跑狗俱乐部消遣。这个俱乐部是旧上海有名的三大跑狗场之一，也是有名的赌场。在另外两家跑狗场被取缔后，逸园赛狗的场次有所增加，达到每周举行四天、每天赛十多场。

每场赛狗比赛一般有六条狗出场，比赛开始前，狗被关在铁笼子里，外面标着名字和号码，赌客们可以任意选购狗票。祖父有钱的话就会买几张狗票，然后带着李乐民坐在大看台上，和其他赌客们一样，给自己买的狗呐喊助威。祖父喊“一号加油”，李乐民也跟着喊“一号加油”；祖父喊“六号加油”，李乐民也跟着喊“六号加油”。

按照赛狗规则，如果赌中了可以赢少则几十块、多则三四百块钱，但是这种机会是少之又少的，李乐民就从来没有看到祖父赢过。

李庆贤是从来不进跑狗场的——没有时间去看，也没兴趣去看。他整天早出晚归，除了在大学教书外，还在中学兼课并当家庭教师，以贴补家用。由于劳累过度，李庆贤有一次下班回家还晕倒在路上。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李乐民一家吃的是配给米和苞谷粉。米很碎，日本人又故意在米里掺了沙子和碎石。李乐民就经常帮母亲把米放在桌子上，然后从中将沙子和碎石一粒粒地拣出来。在他幼小的心里，已经感受到弱国受欺辱的滋味，“东洋鬼子太坏了！”他好想快点长大，拿起武器将侵略者赶出神州大地。

日子在孩子们眼前，总是飞奔着过。李乐民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年的9月，李庆贤和妻子商量将儿子送到哪所学校读书比较好呢？上海著名的私立位育小学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位育小学成立于1931年。当时，实业界、教育界人士穆藕初、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人痛感国难日深，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巩固国本，决定创办一所小学。这就是著名的私立位育小学，校名取自《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的“位”“育”二字。

位育小学第二任校长杨卫玉曾经说过，位育的教育重质不重量，每级学生不超过30人，重身心发展，不徒重读死书。位育小学的课程充实、教学有方，教学质量在上海有口皆碑，每个新学期都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5岁被送到海星小学去读书。读到五年级时，他听人家说位育小学是怎样怎样的好，心里非常羡慕，拼命地同母亲吵闹，母亲没办法只好送他去位育小学。

1937年6月的《位育校刊》第四辑里，有篇名为《我们的位育》的文章，是邹家华写的。他在文章里说：“每新学期开始，许多小朋友争先恐后地来报名，结果因教室狭小，不能尽情地收纳，只好败兴而回。近年来，学校当局有鉴于此，特由校董会决定在拉都路、西爱威斯路口，再建造新校舍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