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176个被告人

文_刘子珩

一

卜英贵66岁，年轻时是木匠，喜欢做家具，一辈子都是家里顶梁柱。现在，儿女都成了家，他带带孙子，本可以享受人生了。他住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小区。这是2016年10月4日，很平常的一天。他打算出趟门。

出门时是上午10点多。儿子要加班，他和老伴儿准备接孙子去亲戚家吃饭。老伴儿的手机坏了，卜英贵让她先走，自己去趟手机店。屋外气温凉爽，湿度很大。据说有雨，但一直没下。蓝色T恤外，卜英贵套上了一件灰夹克，牛仔裤，蹬一双黑布鞋，下了四楼。

认识卜英贵的人都说，这是个叫人喜欢的老头儿。在澡堂子里泡澡，他是个话痨，老哥们儿就爱听他吹牛。老年大学里，他参加各项演出，组织大合唱。因为经常锻炼，身体还不错。两年前，他和儿子去泰山，碰上缆车停运，父子俩徒步登顶，又徒步下山，只花了一天。儿子喘着粗气自愧不如。

卜英贵骑着电动车，去了中国移动手机店。手机店在一个小区楼下，伊顿公馆28号楼临街店面，靠近十字路口。离家不过数百米，他常来办业务。

橘黄色的电动车停在门口，卜英贵进了店。两天前他刚拿到这辆车。以前的车骑了七八年，刹车坏了都不舍得扔。赶上国庆节做活动以旧换新，他换了新车。现在，手机店也在做活动，他想换一部新手机。

离开手机店是10点50分左右，他刚走，店里的女员工听到门外传来响声，像是电动车倒地，还有砖头的声音。她怕自己的车倒了，让一位顾客帮忙看下。顾客出门向右看了眼，没发现什么。女店员不放心，自己出了门，向左看了看。顺着视线，离店不远的地上，卜英贵躺在那儿，一摊血。电动车也倒了，旁边两块碎砖头。她听到有人说，楼上掉下一块砖，刚好砸到了这个老人。

10点55分，女店员拨打了120，一分钟后又拨了110。

几乎同一时间，手机店旁一家餐馆的员工也在报警。他听到餐馆外“嘭”的一声，重物倒地的响声。他出门，看见老人的头部全是血，听说是被楼上掉下的东西砸到了，这才发现地上的红砖。

女店员后来说，看到砖头时，她想到这是“一般家庭装修都会使用的”。

二

警察到来之前，崔水保已经排查了一次现场。

崔水保60岁左右，是这个小区的物业保安。那天上午他正在巡逻，听班长说28号楼1单元下有人被砖块砸死，要赶紧排查一遍那栋楼，有没有可疑人员。

28号楼紧邻小区大门，有两个单元，东西并排。从1单元进去，穿过大厅，右边是两部电梯，左边是楼梯间。它有33层，除一层是商铺，其余都是住宅。一梯三户。中间那一户单向朝南，其余两户南北通透。在电梯与楼梯之间，有一条走廊，尽头是朝北的公共阳台，阳台下方是街道。

崔水保坐电梯上了33层，然后从楼梯一直走到1楼。他统计有5户正在装修。此外，在29层的公共阳台，他看到了几块砖头。

2902户家里有人，崔水保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位中年妇女。崔水保告诉她，楼下有人被砖头砸死了。女人说，老崔你不要瞎说。崔水保让她自己看。她走到公共阳台往下瞧，只见一个人倒在地上，边上还有电动车。

崔水保征得女人同意后，进了屋。男主人也在家，他们的女儿正在写作业。崔水保没发现异样，离开了29层。

与此同时，保安队长唐家苗正从家里赶来。他住在附近，同一个开发商的另一小区。接到安全主管电话后，他直奔28号楼1单元。此时，物业已紧急封锁了该单元前后大门，不让人进出。唐家苗带着另一个保安，又上了33层，开始重新往下排查。

排查中，两人发现3001户在装修，已经到了木工阶段。在29层，他们也看到公共阳台上有几块红砖，被水泥粘在一起。他们觉得，这很像砸到死者的砖头。他们也进入了2902户，但同样没新发现。

排查到23层时，他们看见民警到了现场，便直接下了楼。排查过程中，除了上述三户，其余房间无人开门。

三

伊顿公馆的底商，还有一家中国移动手机店。老板娘叫熊莉，一位本地农村出来的中年女人。10月4日，她和丈夫在店里。临近中午，有人进店交话费时说，不敢去28号楼下的移动店，因为门口砸死了人。熊莉不信，跑出去看。向左走，没多远有一圈人围着。她探出头，看到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熊莉后来半开玩笑似的对周围熟人说，他要是到我店里，就没这事了。

这家手机店位于18号楼，就在28号楼旁边——两栋楼之间，隔着小区大门。门前是一条商业街，东西向近千米，密布了三家移动手机店，还有几乎同样多的联通和电信手机店。

伊顿公馆是商品房小区。西边一路之隔，是个回迁房小区，卜英贵就住在那里。像是某种彩头似的，那个小区叫凯旋豪庭，听着气派。开发地产的公司也确实气派，将周围一大块土地都买下了。伊顿公馆和凯旋豪庭，还有别的几个小区，都是他们的项目。

2010年，伊顿公馆刚刚开盘，熊莉就看中了这里。那时他们一家人在外地打工，有意回芜湖。丈夫的姑姑住在附近，极力推荐他们买过来。夫妇俩一看，小区绿化真不错，离市区也不远，价钱可以接受，就决定了。

楼市的火爆超出想象，光是拿号，就排了两天队。这一度让他们觉得，自己买到了好楼盘。夫妇俩选择了28号楼1单元901，是临街住宅，图的是方便。2012年交楼后，他们租下18号楼一间临街商铺。店铺不大，不到20平方米，一个月租金3000元。他们做了中国移动的代理商。

那天看完热闹，回到自家店里，熊莉想，小区楼上掉东西不是一两回。有次她把被子晒在外面，晚上回家发现破了碗口大的洞，看起来是被烧的。她猜测，这是楼上有人扔烟头。但她也知道，吃了哑巴亏，不会有人管的。她又想起店面门口，曾经有个啤酒瓶掉下来，砸得粉碎。有人报警，警察挨家挨户去敲门。但无人承认，这事不了了之。

住得越久，熊莉越发现，小区的生活质量与它的外在美观极不相称。最早那家物业公司，疏于管理，路上停满车，甚至绿化带都是车，行人无法走路。2015年，业主忍无可忍，上街维权，又成立业主委员会，换了一家新物业。

新物业刚来，着手整治停车和绿化。熊莉看得满意，补交了拖欠许久的物业费。但一年后她再次停缴。原因是家里卫生间渗水，她让物业来看。催了几次，除了没完没了的登记，没有回音。

如果有钱，熊莉早就另买别处，但是她日子紧巴巴的。同质化店面太多，导致收入大减。移动公司要她贴活动海报，她先问，要不要交钱，要交钱就不贴了。现在有人被砖头砸死，熊莉暗想，物业这下逃不了干系。

因为经常不在家，熊莉和丈夫都没被警方询问过。

四

120急救车赶到现场，诊断卜英贵已经死亡。

几天后的尸检报告确认，死者顶枕部可见头皮挫裂创，全颅崩裂，左颞顶骨广泛性粉碎性骨折，等等。一切都说明卜英贵符合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这意味着，卜英贵的死亡确由高空坠物所致。

民警到了现场后，首先要求物业对28号楼1单元进行封闭。不久，增援赶到。民警们分成两组，从顶楼至一楼，以及从一楼至顶楼，逐层勘查这个单元。

经过现场勘查，警方在1单元一共确认类似红砖六处。除正在装修的3001户外，其余的都在公共空间，分别是29层公共阳台、27层楼梯门后、2602户门口、10层公共阳台，以及5层公共阳台。

其中，在29层公共阳台，靠南墙有两块水泥砖头，东侧地面平放一块水泥砖。并且，阳台东北角地面有一处灰尘印。而阳台北侧栏杆表面，则发现一处可疑斑迹。警方得知，29层的红砖正是从2902户移出。傍晚时，2902户一家人来到派出所做笔录。

最先接受询问的是8岁的谢欣。根据事后警方的调查情况，谢欣是此次重点询问对象。因为是未成年人，询问时她的妈妈在一旁。

谢欣说，她上午在家里睡觉，妈妈回家后叫醒了她，也不知道是几点，起床后跑到走廊透了一下气，随后就被妈妈拉回家了，写作业。然后小区的物业就到她家了。

“在走廊那里有几块砖头，你看见了没有？”警察问。

“我看见了，”她说，“这些砖头一直在走廊那里。”

“你在走廊透气的时候有没有拿这些砖头？”警察问。

“没有，我没有拿砖头。”

“你有无往楼下扔物品？”

“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往楼下扔，”谢欣说，“我知道往楼下扔东西是不对的。”

在随后的笔录中，谢欣的妈妈声称她上午买菜回家是10点1刻。洗完脚，开始烧饭。11点40分左右，崔水保来到家中。警察问她：“2902室外面走廊地上的红砖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红砖是很大一整块，是好几块红砖用水泥拼接在一起的，长方形，是我之前的2902室的租户放在走廊阳台那里的，具体是哪里的砖头我也不清楚，”她说，“我是听房东讲的。”

谢欣的爸爸是最后被询问的。他说房子是向工友的姐姐租的，9月底刚搬来。对于今天上午的经历，他所言与妻子基本一致。对于门口的那一堆红砖，他说“是简易装修的房间做灶台用的，具体是什么时候放在那里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住之前已经在那”。

警察问：“案发后，你从楼梯口往下看现场时，看到位于楼梯口的那些红色砖头跟你之前看到的是否发生变化？”

“这个我真没有注意，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他说。

问询之后，三人均未发现可疑。警方得出结论，2902户“未见异常”。

与此同时，警方调取了28号楼1单元的监控录像。1单元共有三处摄像头，分别在一层大厅与两部电梯中。在查看了10点至11点的监控后，警方注意到，602户的叶子巍较为可疑。

叶子巍只有9岁，他从家里被警察带走，并在当天傍晚接受了询问，父亲陪在一旁。

按叶子巍的说法，他早上8点多起床后，家中只有他一个人。9点半左右，奶奶买菜回来。10点半，他出门找同学玩，去了同一单元的2502户，但同学不在家。他坐电梯到了1层，想出门玩一会儿。他过了马路，在小卖部附近碰到了两个同学，在喷水池附近聊天，聊了飞机什么的。大约11点半，他准备回家吃饭，路过大门，看见围着很多人，没敢多看。后来是到了1单元一楼，透过玻璃往外看，刚好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好多血。

他接着说：“到了下午，警察来我家，把我和奶奶带到派出所。警车到派出所的时候，我奶奶和我说，让我讲谎话，就说我在家看了一上午动画片，还说楼下死人这个消息是我听大姑爷说的。但是我不想讲假话，我就没有按照奶奶的说法说。”

“你奶奶为什么让你对警察说谎？”警察问他。

“她想保护我。”叶子巍说。

警察提取了叶子巍的DNA血样，让他回家。后来，调取小区监控录像时，警方发现叶子巍在10点35分离开小区，直到事发仍未回来。警方最后认定，叶子巍“排除嫌疑”。

五

28号楼1单元902住着两个老人，女儿不住这里。老人叫林毅东，63岁，多年来习惯每天健身，胳膊粗壮，老伴儿有时会陪他去健身，有时在家带外孙。

搬来伊顿公馆之前，林毅东住在老旧的社区。一共三楼，他住一楼，憋屈了很多年。由于建筑密度大，一楼日照短，只有正午才有阳光。每年梅雨季节，屋里返潮，一地是水。老天爷不照顾一楼，楼上的人也欺负他们。垃圾随手扔下，稀饭吃不完直接倒下，招揽成群蚊蝇。林毅东有时看到，抬头呵斥。对方只是赔笑，行为却不变。他知道，楼上不是存心耍坏，就是图方便。可这更糟糕，更改不掉。现在，那个老旧社区就快拆了。

买房时，林毅东看中了这里的物业。2010年，伊顿公馆二期还在建，但物业管理严格，进出都要登记。小区绿化也好，有花有草，还有喷水池，像个公园。开盘价4500元，林毅东买时，涨了1000。两个月后，突破6000。这个涨幅在安徽一个地级市的郊区，算是很大了。购房者被激怒，砸了售楼部。

2012年，林毅东拿到钥匙，小区还在扩增。物业果然没令他失望，事事过问，即便装修也规定只能在白天8点到17点。四周工地嘈杂，老两口却觉得欣慰，从此能住在有素质的地方。老伴儿的姐姐后来也在这里买了房。

问题是在真正入住后发现的。一楼几家饭馆，鼓风机日夜不停，顺着厨房外的细长天井，油烟向天上冲。老伴儿说，扔片蒜皮都掉不下去，会往上飞。他们找物业反映，毫无效果。

物业日益松懈，陌生人径直闯入，干扰生活，又不见身影。门外的垃圾、纸盒、水瓶拿走后，其余的被随意丢弃。有时菜放在走廊，进屋转个身，菜不见了。小广告在门上贴满，被铲下，又被贴满。

单元楼也很复杂，很多业主不住，把房子租出去。二楼开设棋牌室，聚集的赌徒让老两口感到不安。按摩店就在903户，那个阜阳人让老两口来试试。他们瞄了眼，屋里全是床，狐疑地关上了门。

到后来，伊顿公馆被传销组织看中，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小区挂了很多鲜红的横幅，号召大家举报传销。28号楼内，就有几处传销宿舍。成群结队的人进楼，成群结队的人出去，说着晦涩的方言。一位父亲让儿子回家，劝不动，急得哭喊。警察也发公告，抓了一批又一批人。

出事后，警察常来小区。一周后，林毅东在家里做了笔录。他期待真相大白的一天。

六

警察对28号楼的询问，仍在继续。

这栋楼发现类似红砖的地方一共有六处。除了之前2902户，警方还询问了1002户母女，以及3001户的装修工人。

1002户的母亲说：“昨天上午我10点30分才起床，起床后吃完早饭大概11点多，我就准备去带我家小狗洗澡。到楼下发现就不给出门了，我才晓得有人被砖头砸死了。昨天上午我丈夫一早就出去钓鱼了，到下午5点才回家。我女儿睡到11点多才起床。”

警察问：“你家门口公共走道上的砖头花盆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我2012年搬来的时候好像就有了，具体没在意过。”

“你有无往楼下扔东西？”

“没有。”

3001的装修工人，主要是做木工、吊顶工作，他姐姐也在那里打打下手。他说：“我和姐姐是早上7点半到的，开始工作。到了11点多，物业保安来敲门，问我们是否从楼上往下扔东西了，还讲下面砸死了一个人。开始我们还不信，但是我们往下面一看，发现的确有人躺在楼下，才知道保安讲的是真的。到了下午2点多钟，我们才离开房间回家吃饭。”

警察问：“房间有一些砖头，是怎么回事？”

“那些砖头是房东堆的，砌墙用的。我们是木工用不到，没有动过。”

事后统计，在28号楼1单元，警方共做了64份笔录。无笔录的，涉及空房及无人在家，警方均电话取得联系。

3301的住户是买的房子，平时一家三口，她说：“我丈夫那天上午8点就离开家了，只有我和女儿在家。女儿10点30分才起床。她起床之后我就开始打扫卫生。大概11点多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对门3303的叔叔，告诉我讲楼下有人被砸死了。我当时不知道，就跟他一起去看了下才知道出事了。”

3303的住户是个66岁的老人，他在事发当晚对警察说：“我和妻子、儿子住在这里。昨天我儿子去宣城看望我儿媳和孙子，今天17时许回到家。我老婆昨天下午回娘家，至今未回。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在家。早上7时许，去了趟菜市场，回来就没有出门，就自己在家看看手机打发时间。再烧了点饭菜中午自己吃。吃完以后，睡了一觉到13时许醒。我下楼去交话费，得知楼下有人死了。但是死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问，但听人说好像是被砸死的，其他的我不清楚。”他也没看见任何人向楼下扔东西。

501户一共住了四个人，一对夫妇和儿女。警察问男主人，当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左右家里是否有人，他说，除了儿子，其他人都在家。

“当时你们在做什么？”

“都在睡觉。”

2501户一家三口，在小区住了三年多。女主人说：“我当时在家，在玩电脑。我大概是8点多起床的，我女儿9点多起床的，我丈夫7点多起床去买菜到9点多左右回家的。我们一家就一直在家看电视，玩玩电脑，没有出门。到了上午11点多，我女儿在QQ群上看见楼下有人被砖头砸死了，我才晓得出事了。”

“你们有无往楼下扔物品？”

“没有，我们一家人都没有扔物品。”

2301户住了三个年轻人，都是安徽工程大学的学生，租房是为了考研。其中一个22岁的男孩说：“今天上午我一直在家睡觉，到12点多警察敲门，我才起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也是上午在睡觉，另一个早7点就离开了，晚7点才回来。

2002户住了一位79岁的老人。他说：“这套房子是我购买的，居住有三四年了，但是住得少。10月4日家中无人，我和妻子从2016年10月1日至10月5日一直在上海。”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卜英贵被砸死后的第三天，在事发地周边，警方张贴悬赏通告，向群众募集相关线索：“2016年10月4日早上11时许，一名男子路过我辖区伊顿公馆28幢1单元门面房时被空着落下的砖头砸中头部，现特向广大群众募集相关线索，对能够提供线索的群众查证属实后给予现金奖励。”

其中一张通告上，有处错别字被涂，“空着落下”改为“空中落下”。

此外，考虑到商业街对面的伊顿公馆北区11号楼正对着28号楼，警方也走访了11号楼3个单元，与192户中的69户见面并询问，是否观察到案发时的情况。但所有人均称没有。

案情陷入了僵局，所有嫌疑都被一一排除，警方多次走访均无突破。

七

凌晨1点，老婆孩子熟睡时，章骥起了床。他已经习惯如此作息——9点睡，1点起，中午补回笼觉。简单洗漱后，他下了楼，保安已从楼下撤岗。前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时，保安把一层大门封住。他听说有人被砸死了。

28号楼1单元601是章骥两年前买下的，花了大部分积蓄，又按揭三十年。那时，他们一家从东莞打工回来。准确说也不能叫回来，他是安徽人，但不是芜湖人，老家在阜阳。孩子就要上学，没有东莞户口，公立学校不接收。大哥在芜湖卖菜，他跟着大哥也来芜湖卖菜。

无论如何，他终究有了一套体面的房子。三十多层的大楼顶天立地，外立面有驼色方砖，远看像洒满夕阳余晖。

再往前十年，章骥来过这里，杂草疯长，农房破旧，马路烂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片荒废。怎么起了高楼，自己又住进了高楼，这就算是城里人了？章骥不这么想。即便是城里人，他也把自己看作最底层，起早贪黑，辛苦卖菜。

章骥当初选择卖菜，是觉得不上班自由，时间能自己支配。真的做了，才发现错得离谱。菜没法当天卖完，剩的往后摆，上压下等，第二天不卖就浪费了。他不舍得，因此除了过年那几天，他几乎不休息，生病也要扛着。

菜场离伊顿公馆一公里，再远一点是批发市场。都不是本地菜，从甘肃的蔬菜基地来，货车要开一天半。章骥也不喜欢本地菜，理由是长得丑。顾客买菜都是看面相，又直又翠的黄瓜，像玉雕一样，一下就能出手。歪歪扭扭的本地黄瓜，放烂了也无人问津。从批发市场拿菜，再回菜场摆菜，是早上4点。老婆起床，来菜场帮忙。过不了多久，第一批顾客就会出现。

楼下有人被砖头砸死的事，章骥没放在心上。反正不是自己干的，他想，而且有的是证人。像很多人一样，他觉得自己只是看客。

八

国庆之后，芜湖秋意渐浓。秋天之后是冬天，再之后是新的一年。28号楼1单元的日子回到以前的样子。有的租客搬走了，有的业主卖了房子。砸死人的事，若有若无间已渐渐淡去。

熊莉早上8点上班，晚上9点回家。她还想停缴店铺的物业费，原因是卫生间倒灌粪水，物业仍然不管。拿钱不办事，这是她对两任物业的共同看法。

林毅东依旧健身，健身房的人不时问起，案子破了吗？他只能摇头。老伴儿每天在家，守着固定几个电视台。芜湖台是身边事的投诉，安徽台是省内新闻，江西台有档“金牌调解”，专门解决家庭纠纷。“金牌调解”是晚上10点后的节目，通常她8点多睡觉，第二天看重播。

章骥卖菜两年，认识了很多人。一个经常来买菜的妇女说，自己是死者的妹妹。从她那里，章骥偶尔会打听些情况，但对方又说不出来。后来他听说，警察逮住了某个人。和所有道听途说一样，这无法被证实。

他们都没料到，2017年3月，天刚刚开始暖和，事情出现了巨大转折。28号楼1单元被贴上法院告示，除了一层商户，整栋楼都成了被告。死者家属要求民事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26671元。不久，法院的传票送到了各家。

原告的法理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原告代理律师李长志认为，在警方没有破案的情况下，“可能加害”这四个字，决定了被告的范围。于是，28号楼1单元的业主、租户、置业公司、物业公司，一共176位，都是被告。

看到告示的第一时间，被告中很多人不服气。他们认为，即便有法可依，但被告范围也应该扩大。住户们称，现场排查时，无论是保安还是警察，都在关键处有遗漏。

比如，33层往上是天台，经常有人晒衣物。从那里，28号楼两个单元可以互通。此外，通过电梯和楼梯，可从28号楼到地下车库，整个小区在地下是互通的。如果真的存在抛砖者，他完全可以从这两处离开1单元。如果不存在抛砖者，那死者死在了03户的正下方，几乎是两个单元交界处，2单元住户也不应该被排除在被告名单外。

短暂的惊愕之后，1单元住户中有人牵头，试着把大家组织起来。先是组建QQ和微信维权群，然后几位热心的住户开始扫楼，挨家挨户敲门，告知开会讨论相关事宜。

林毅东爽快答应。对于成为被告，他愤愤不平。在他观念中，被告要被写入档案，影响提干入党，业主是他女儿，声誉会受极大损失。

熊莉猜测，砖头只能是装修户才有。她丈夫说，警察既然知道谁在装修，为什么不抓起来审，不信审不出来，“就像猫吃了东西，会发虚的”。

章骥觉得冤枉。他不懂，自己天天卖菜，怎么就成了被告，还要赔钱？

会议是在业主委员会办公室开的。住户们气愤归气愤，但真正参会的，并没有多少人。平时相识甚少，这次为召集住户，组织者受了不少白眼。

应对官司需要找律师，组织者最初估计，每户大约平摊100元费用。虽然钱不多，但交钱的户数不足一半。后来律师实地了解，认为辩护难度大，提高了费用，就更是应者寥寥。一些业主不住楼内，一些人觉得与己无关，还有人说，赢了跟着沾光，输了一起交钱，总之不多掏一分钱。

九

镜湖区法院的一审开庭时间，是2017年7月25日。被告太多，旁听席也成了被告席，座椅后贴有名字。但开庭时，稀稀拉拉的，没坐满。法院原计划要开四天，最后两天就结束了。

很多人提交了不在场证据。

403户提供了考勤表和单位证明，“上班时间为8：00，中午在食堂就餐，未离开工厂”。

1103户递交一份证人证言，说一家四口“在10月3日凌晨6点由伊顿公馆家中驾驶车外出。沿吴宁长深高速于11点30分至江苏省灌南县惠庄小区参加乔迁喜宴，晚宿留其家中。次日受邀，10点30分到达其家中并吃饭，下午2点后离开返家”。

他们同时递交两份10月3日的交警罚单做物证。一份是超速，罚50元记3分。一份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罚200元记3分。

2802户夫妇说他们自2014年开始在杭州工作。他们证据事无巨细，法院打印出来共有38页。有宿舍同事与保安做人证，也有事发当天在外游玩的照片做物证。照片中是背影的，又单独拍下背影的背包，注明“下图中背的就是此包”。照片中只有下半身的，又单独拍下衣物，注明“衣服鞋子就是下图中的”。

物业公司为了证明“管理一直尽职尽责，受到广大小区业主的好评”，证据中包括多面锦旗照片，其中一面写着：“为业主不惧艰险扑烈火奋勇争先”。

熊莉本可提交店内监控作证，但监控保留期限是一周，在法院需要时，早就没了。林毅东一家没有提交任何材料。他们觉得，提交证据本身就不公平，同住一栋楼，都没有扔砖头，不能因为不在场，就不摊钱。章骥找两位人证写了证明，章骥夫妇“在2016年10月4日上午6点至11点30分这一时间段内，二人一直在菜场内卖菜”。

所有证据都被原告代理律师李长志一一驳回。“即便不在家，也不代表高空坠物的隐患与你无关，”这是他的辩护意见，“除了高空抛掷的物品，还有可能是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庭审第二天下午，法院宣布休庭。庭外有记者采访，能言的住户做代表，讲了两句。

章骥从法院回来，他告诉老婆，暂时没结果。老婆说，她在菜场碰到一个邻居，邻居说，去不去法院无所谓，判得不好就上诉，反正不能给钱。被这么一说，两人觉得，好像也可以。

等待复庭的日子里，28号楼1单元的住户意兴阑珊，不再议论对策。几天后，维权微信群里，有人发了一张图，是阳台上的一截烟头。他怒斥是谁干的，还往下扔东西，就不怕着火。回应者寥寥。又过了几日，再没人发言。现在，群里的新消息，多是小道新闻、搞笑视频，以及心灵鸡汤。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警方的询问笔录。

傻妹

文_罗洁琪

一

我第一次见到傻妹时，她独自坐在超市门口的水泥阶梯上，把头埋在膝盖里，用手指逐个抠着脚趾缝，搓着脚皮。那是5月25日下午3点多，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的城中村，让人总想躲在某个阴影下面，又要提防脚下的垃圾和头顶上乱七八糟的电线。路上行人不多，看商铺的和开摩的的人漠然张望，大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

当我和她的奶奶走近时，她刚好抬头，眯着眼睛，看了过来。本来几乎静止的身影，突然活动起来，举起塑料拖鞋，在地上用力地拍了几下鞋底，再把光脚塞进去。她抬头看了一下我，指着旁边快餐店的广告牌，用粤语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台湾卤肉饭的图片，一盘鲜红的肥猪肉和白花花的米饭。

去餐厅的路上，我悄悄地打量着她，仿佛在寻找一个谜底。与其说她是个少女，不如说是少年。她和其他17岁孩子一样，手里随时握着手机，还有一个新的充电宝。1米5左右的个子，穿着蓝黑相间的迷彩服和绿色的校服裤。圆圆的脸蛋，又长又浓的眉毛，短发很厚，没有层次，是随便剪出来的轮廓。皮肤晒得黝黑，身躯结实有肉，嘴唇薄，嘴角微微翘起。看上去只是个孩子。说话的时候，露出两个黄褐色的牙根，是门牙断了一半的残骸。

快餐厅是明快的黄色调，座上没有顾客。一个大嘴巴的女服务员站在点餐台后面，迎面而笑。我问：“你认识她？”

她侧眼看了一下傻妹，笑着用手比划：“她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候，我在阳光商城上班。她跟奶奶在路上捡垃圾。”

傻妹拿着菜单点餐，用手指戳着不同的图案，换来换去。她奶奶有点尴尬，大声吆喝：“就要那个，不要换了。”奶奶说，傻妹以前不能进这个快餐厅的。有个经理禁止她进来，曾打过她，还报警要拉她走。奶奶对那个经理说：“如果你要打她，有本事就干脆打死她。”

等饭菜的时候，傻妹把餐桌上的座位牌放倒又扶起，放倒又扶起，又在桌上敲打，最后揣在怀里说：“我要把它拿走。”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手机自拍，对着奶奶拍，对着我拍，然后让我们看她手机里的照片，是各种歪歪斜斜的镜头，是路边的各种人。奶奶60多岁，脸上满是一道道的皱纹，木然对着镜头，没有笑过一次，重复说着“拍什么拍，费电的，还要找地方充电”。手机是她第二个孙女用过的，充电宝是辉哥给傻妹50元买的。辉哥是番禺本地人，一个有钱的老板，以前经常在奶奶干活的大排档吃夜宵。他认得傻妹，常常给钱，出手阔绰。

傻妹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卤肉饭，喝可乐。奶奶喝套餐里的乌鸡汤，用纸巾擦了嘴巴，递了一张新的纸巾给傻妹。傻妹没用，塞回去，拿奶奶面前用过的纸巾擦了脸上的油，然后把碗一推：“饱了，不吃了。”奶奶说：“别浪费了，还有那么多。”傻妹没吭声，把白灼生菜盘子里的酱油倒进饭里，用勺子使劲翻了几下，重新吃起来。吃完了，奶奶又塞一张纸巾给她。傻妹又塞回去，伸手拿奶奶用过的纸巾胡乱地在嘴上和脸上擦了油。

我对奶奶说：“傻妹很听话啊。”

“如果她不听话，我就说我不管她了，我去死了，她就害怕了。”

为了向我证实，她对傻妹说：“奶奶去死了，好不好？”

“不好。”

二

去年9月18日的夜里11点多，傻妹被人强奸的时候，奶奶还在回家的路上。

过去的二十多年，奶奶一直在大石街道附近的大排档洗碗。傻妹十几岁时，曾跟着奶奶干活，用水洗刷碗碟上的残羹和油腻，奶奶再洗第二轮。洗了两个月，老板一分钱都没给，她再也不愿意去了。今年，奶奶62岁，已是老人，很多大排档不要她了，更加不欢迎傻妹跟着来。

后来，她在4公里之外找到一家汕头牛肉火锅店，远一点，傻妹找不到她，工资是2000多元。每天早上7点多，她走路去上班，家里留一锅白粥给傻妹。她还有两个孙女，是死了的小儿子留下的，一个约15岁，在上学，另一个约9岁，寄养在广西的工友家里，这两年因不够钱寄过去，暂时辍学。下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她不想来回走路，也舍不得坐摩托车，就等到夜里9点多下班，才一边捡垃圾一边回家。12点左右，她洗完澡，再去超市门口的夜市找傻妹。

那天下班后，她没去捡垃圾，去了一个私人诊所看病。输液完，已是深夜11点多。从外面的马路拐进来就是狭窄的巷子，有昏暗的路灯，小制衣作坊、台球室和冰饮小店。再拐过一个垃圾堆，就是她租的小平房。红砖垒砌的墙，一张铁皮门，整片的水泥瓦，能防风，但是不能挡大雨。经过台球室时，一个邻居对她说：“傻妹被一个男的拉走奸了。就在市场尾那里。”她说，当时懵了，哭都哭不出来，就是流着眼泪说：“咁阴功（缺德），傻妹还是细佬仔（孩子），连傻妹都搞。”她慌慌忙忙想跑步过去，可是一个踉跄，差点扑倒在地上。台球店的老板开动了摩托车，让她赶紧上来。

傻妹坐在一个牛杂店里面的床边，上身裸露，只穿了裤子，是治安员来到之后帮她穿的。奶奶见状，就着急地想找衣服给她穿，在凳子下面找到，全湿透了。她说，可能是那个男人对傻妹泼水了。

事后，傻妹也说不清楚细节，详细复述超出了她的智力。当奶奶问的时候，她指着那个50多岁的东北男人杨玉才回答，他给她喝酒，将她衣服脱光，让她用口含他的“鸡鸡”，还用“鸡鸡”插入她的小便处。奶奶发现她的脖子被抓伤，有淤血，下身有血迹，浑身都是酒味。她愤怒地冲过去，操起拖鞋底就想掌那个人的脸。旁边的警察拦住了她，她只能用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警察说：“我们都认识傻妹的。这个人渣，留给我们处理吧。”

城中村的治安员和警察都认识傻妹，她在那里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出生后不久，她爸爸就病死了，妈妈“跑了”。直到5岁她都不会说话，走路也走不好。奶奶每天骑着三轮车去大排档，让她躺在里面。她说，傻妹很听话的，除了饿了、拉了，或者被别人打得很疼，才会哭。也有邻居提醒她，不会哭的孩子可能是“脑子不够数”，可是她也没有钱带她去治疗。

慢慢地，在她出租屋附近的一些人都习惯了喊她“傻妹”。曾有很多人劝奶奶把傻妹扔到广州的马路边算了，养大也没什么用。奶奶说，毕竟是亲生的，舍不得。很多年以后，傻妹学会了走路和简单的表达，她就不再跟着奶奶去干活，而是在城中村到处走，见到陌生人就说，“姐姐，给我一块钱”，“我饿了”，“给我买肠粉”，或者“哥哥，你好靓仔”。这是她很重要的求生本领，有时候，也让她陷入不可预测的陌生人险境。

三

出事那天，城中村的某个族系的祠堂外面有人在跳广场舞。那个祠堂有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木门，青石阶梯。阶梯外面是一个宽敞的广场，有一些社区的健身器材。晚上，傻妹跻身于人群中，来自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罪犯杨玉才在旁边喝酒。后来，他交代说，他在一个小便利店买了一瓶白酒和一瓶饮料，一个女孩子过来讨饮料喝。那个人就是傻妹，他们此前并不认识。傻妹对她奶奶说，当时那个男人给了她三元钱，让她跟他回去出租屋。她就去了。

那个出租屋是一个还没开业的东北饺子店。谁也不知道杨玉才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城中村。5月26日夜里，我找到了饺子店的房东陈小姐，一个已经做母亲的年轻女人，平常做桶装水生意。她自建的楼房，她住楼上，楼下铺位出租。店铺唯一的门口就是一个铁闸门，朝着马路，杨在里面铺床睡觉，在外面放了冰柜、餐椅，打算做生意。租户和房东是隔绝的，房东从巷子里的侧门上楼梯。那天晚上，她在楼上闻到很浓的酒味。但是，她没下楼看，她知道这个新来的租户很爱喝酒。

2016年9月1日，一个倒闭的牛杂店老板把这个地方转租给他。按照当地行情，“押二付一”。他付了3600元左右的租金，陆续买了很多旧的厨具和桌椅回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店里，半个月还没开业，只是常常喝酒。马路对面的便利店老板娘说，那个人经常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门口阶梯喝酒，然后在别人的店铺门口找人说话。别人不想应付他，他就骂，一骂就是半个小时。他常常去她那里买珠江啤酒。城中村的超市一般开到凌晨3点。那个人搬来之后，如果老公不在，她就会害怕。对此，房东陈小姐也有点知情。她说，还来不及提出解除租约，强奸案就发生了。

那个爱喝酒的男人没敢对周围的女人下手。他把傻妹带到了那个肮脏混乱的出租屋里，强迫她喝了白酒、半瓶桂花酒，自己也喝了白酒、桂花酒和珠江啤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用DVD机播放着黄色影碟《金瓶梅》，让傻妹一起看。

夜里11点多，有男群众去村里的治安队报警，说饺子店的男人拉一个智障女孩回到出租屋，两个都没穿衣服。治安队的人马上过去，房间亮着灯，敲门没人应。窗户里面拉了窗帘。从窗帘和墙壁的缝隙，看到床上有两个人头在动。叫房东下来开门后，他们看到那个男人上下身都穿着衣服，但是比较凌乱，看上去是刚穿上的，裤子的拉链还是敞开的。傻妹在床上朝内侧躺着，上身赤裸，下身用一张被子盖着。

几个月之后，房东请了一个建筑工人处理了杨玉才留在店铺里的物品，发现冰柜里的东西全长了蛆，行李箱里是凌乱的衣服，里面裹着一瓶敌敌畏。那个长得非常健硕的工人给我看了当时拍的照片，他至今存在手机里。

“他留着敌敌畏干什么呀？”

“不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四

从广州3号线地铁的大石站出来，走过几百米绿树掩映的公路，就到了傻妹所在城中村。沿路有一长排的黄色共享单车和带着帐篷的摩的，这是最潮流和最传统的广州城市标志。经过两排热闹明亮的商铺，再走进去，就是昏暗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再有小巷子左右延伸，像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从下午6点多开始，大石地铁站就开始有密集的人流涌出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汇集，戴着耳机，背着电脑包，有情侣，有孕妇，还有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子。

3号线是广州地铁的重要干线，连接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天河城。从天河城到大石才七站地铁，可是20分钟路程的两端是相差悬殊的房价。番禺县被划为广州的辖区后，大石镇就变为番禺区的大石街道。大石街道的中心区域有连锁百货，大型超市，建材批发市场。公路的两侧是修剪整齐的绿植，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在绿植的背后，向内延伸十几米，就是城中村。

傻妹所在城中村，以前是大石镇的一个村。那里曾是稻田成片，池塘边栽着香蕉树。约十年前，3号线地铁通到这里，之后田地和池塘都被填成宅基地，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在楼下的路边，横着竖着各种牌子，用大字写着“出租公寓”，夹杂其中的，是各种便宜的木桶饭、川菜馆、肠粉店和各种炒菜的大排档。每个月花500元左右，就能住进配备齐全的一居室。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就像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有个村代表说，现在，有三万多个外地人，只有三千个左右的本地人。

下班回来后，他们会去大排档吃饭，或者去马路对面的夜市逛逛，那里有十元一双的丝袜、潮流的手机贴膜、可水洗的文身贴、便宜的T恤、银饰耳环、水果摊和热气腾腾的肠粉大排档。

请傻妹吃完台湾卤肉饭的第二天，我站在一个卖内衣的店铺门口，远远地看着傻妹在夜市里晃荡。5月的夏夜，暮色刚起，华灯初上，她在一个三轮车水果摊旁边，不停地翻弄人家的水果，偶尔被卖果人劝住。她一直在那里磨蹭，后来得到一根长竹签串着的水果吃。随后，她又站在一个卖银饰和水洗文身贴的地摊前面，随意地拿起东西，放在手里看。卖货人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厌恶地赶傻妹走。傻妹不加理会，顽固地乱动。那两个女子瞪圆眼睛，怒视着她，威胁她。傻妹悻悻地走开。

然后，傻妹到了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那里。她姓张，来自湖北，她的出租屋就在傻妹家附近，彼此隔一个转角。她在夜市摆地摊已经有十七年了。她说，周围的人都笑话她说，她是傻妹的亲妈，因为傻妹喜欢来找她，讨到好吃的，也会分给她吃。深夜，奶奶找傻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问她。有时候，是她们夫妇俩把傻妹送回家。她说，傻妹其实不傻，见到有城管来没收地摊，也会跑着来通风报信。

我搬了张圆凳子坐在张阿姨身边，和她聊天，看她卖袜子。天色越来越黑，她吩咐傻妹“点灯”。傻妹就熟练地接了电源，按了开关，灯泡立刻照亮了摊子上的各类袜子和内裤。

我问她：“傻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教她的。”

她问：“傻妹，你中不中意阿姨？”

“中意。”

“阿姨累了，帮我捏脖子。”

傻妹在她肩上胡乱使劲地敲打。

她说，疼了，疼了，再不听话，阿姨就回去了。

傻妹就面无表情，习惯性地说：“不要。”

她说，傻妹奶奶人好，春节从老家回来，有什么好吃的，就会让傻妹送过来。她丈夫站在地摊旁边，抽着烟，乐呵呵地说：“傻妹现在能养活自己了，起码不会挨饿了。陌生人一般都情愿给她一块钱，不愿意被她烦。我工厂里的一个女的，女儿是脑瘫的，十几年了，都是被锁在屋里的。”

在夜市摆地摊的人，在傻妹小时候跟着奶奶捡垃圾时，就见过她。她们都是外来人，都在城中村租房，已经习惯了傻妹的烦扰，也习惯了分她一口吃的。

傻妹出事的9月，张阿姨有事回湖北老家了，没在夜市。事后，傻妹让夜市的其他人给她拨了微信视频。她记得傻妹对手机屏幕喊：“阿姨，有坏人，我好疼啊。你快点回来。”

五

出事的晚上，傻妹就见了法医，鉴定结果是处女膜新鲜破裂，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中度精神发育迟缓。天快亮时，才回到家。

第二天，傻妹没去超市那边玩，在家整整睡了一天，也许是难过，也许是疲惫。接下来的几天，她有点反常地哭泣，问奶奶：“那个坏人抓到没？”除此之外，没有更加激烈的行为。

谁也不知道那件事对傻妹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她和奶奶的日子在表面上很快就恢复如常。她也毫无芥蒂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她认识的人，卖袜子的张阿姨，卖香烟的姐姐等。在采访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傻妹的心理变化，可是又不敢直接问。

我问她：“你觉得坏人多，还是好人多？”

“好人多。”

“那你觉得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坏人多。”

曾经有社工介入了这件事情。在广州，每个街道都有社工。大石的妇联帮助傻妹奶奶对接上社工。她们属于番禺区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政府购买了她们的服务。20个左右社工，服务大石街道30万个常住人口，力所能及地做一对一的服务，有时候组织社群活动。

社工的办公室在江边，有石阶围栏。年逾四十的韩社工穿着水粉色连衣裙，在大厅的木桌旁，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曾在外企工作，因为曾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帮助，她放弃高收入的工作，转做社工回馈社会。韩社工和另一个同事负责傻妹的个案，为此写了很多文书，走访了多个职能部门。她很关心傻妹以后怎么能避免二次伤害，最希望政府能把她安置进工疗站，那是官方专门为精神残障人员设立的机构。可是，傻妹是外地人，不是广州户籍，不符合安置条件。

韩社工觉得律师和检察院提供了很多帮助。她联系了番禺区法律援助处，为傻妹找到了陈仲英律师，免费代理刑事附带民事的起诉，向法院请求精神损失费20000元和医疗费、监护人误工费等，共计22000多元。开庭前，律师曾和被告进行调解，希望他看在傻妹受到伤害的份上，能尽量多赔点钱。可是，被告说：“她惨吗？我比她更惨。”律师说，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特别想上去狠狠打他一顿”。

5月9日下午，我去律师事务所采访陈仲英时，他刚好通知傻妹奶奶来签收一审判决书。她请亲戚开车过来的，穿着黑白红花的短袖衣服，光脚穿着拖鞋，因为腿疼，走路有点瘸。

陈仲英告诉奶奶，那个男人被判了五年半的刑期，法院没有支持精神损失赔偿，总共的医疗费和误工费等赔偿只有1832元，问她是否接受，要不要申请检察院再提起抗诉。她说不认识字，也不懂法律。律师说，他估计，杨玉才也不会有什么财产了。就算法院支持了几万元的赔偿，也是无法执行的。至于刑期，检察院建议法院判三年八个月到五年六个月，法院已经判最重的了。

在律所的会客室，我们围着会议桌而坐，奶奶在我的身边。在桌底下，两只光脚交叉重叠着，右手执笔，拿着律师给她的确认书看了很久。她并不认识字，只是很认真地端详着那几行白纸黑字。最后，她一笔一画地签名了，在写日期时，不会写“日”，就画了个圆圈。

临别，律师给了她约3000元的捐赠款，那是陈仲英在律所内部发动的捐赠。他说起傻妹第一次来律所时，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哥，能不能给我一点钱。”他答应了。那次会面可以称“乱七八糟”，傻妹根本无法专注于谈话，在会客室翻动一切东西，嬉嬉闹闹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心生怜悯，而且想信守那句看似轻率的承诺。他说，这种心情，是家里有女儿的爸爸才能理解。

案件结束后，番禺区检察院特别从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基金里拨了3.5万元给傻妹的奶奶。这是韩社工帮忙申请的。陈律师还帮忙联系了广州市天河区天祥关爱服务中心，一个专门帮助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公益组织。傻妹得到了3000元，而且记得一个姐姐曾来看望过她。

前年春节，奶奶带傻妹回家，有人热心当媒人，找了一个50多岁的相亲对象。那个男人认为，傻妹尽管智障，但是好歹能生育。可是傻妹不愿意，要跟着奶奶回广州。她说，奶奶不能死。

六

农历五月初一，我到了傻妹遇见罪犯杨玉才的祠堂。那天恰逢当地赛龙舟，氏族的长者们在阶梯上的门口摆了个小桌子，在红纸上一笔笔地记着族人的捐款，从五十到几百元不等。几十个大圆木桌摆在广场上，每桌配着十张椅子。很多中年妇女在准备当晚的“龙舟饭”，把褐红色的桌布铺在水泥地上，中间是砧板，用菜刀麻利地剁着鸡和猪脚，肉碎和肥油飞溅，一派过节的喜庆景象。祠堂广场有铁网围成的外墙，墙外一直有十几个外地人在打牌，聊天，抽烟。

我在祠堂的门口坐下来，心里琢磨着怎么表明自己的身份，让当地人谈谈傻妹的事情。我问一个妇女，是否有外地人来参加氏族的“龙舟饭”。“外地人怎么会来呢？他们一般只是在外面看热闹。”

外地人只是他们的租客。后来，我遇到一个有干部身份的本地人。我问他，是否嫌弃有那么多外地人过来？他说：“是这些外地人养活我们本地人。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建的房子就没人住了。”

我想请他在路边的小商店坐下来，好好说一下当地的情况。可是，每个店铺都狭小局促，不适合谈话。他邀请我去他出租的楼房，那里的三楼是闲置的，等着儿子结婚时用，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了。

我迟疑了一下，跟着他拐进了一条又一条的巷子，两边都是自建楼房，渐渐离开了商店密集的街道。当地的楼房普遍用电子锁，而且在家门口和楼房里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他一边走，一边捡起一些空的食品袋和牛奶盒，握在手里，再扔进某个垃圾聚集的地方。我不知道巷子的尽头在哪里，只是觉得越来越寂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走到某个楼房面前，他用电子钥匙感应了一下铁门上的电子锁，就开门进去了。一楼和二楼，分别有三套出租的公寓，两居室是550元，一居室420元。这是巷子深处的房子，比商铺附近的公寓便宜了100多元。

二楼的两居室门口摆满了孩子和大人的鞋子。那是一对外地夫妇，在马路对面卖手机配件，有两个孩子。其他两间一居室，好像各是一个建筑工人租下来的。有时候，他看到他们拿了工地的石灰桶回来。有时候，他们会半个月都不回来。在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个闸门隔开，上面是他留给儿子的婚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改革开放了十年之后，他们所在的村开始给每户分宅基地。后来，各自家庭的经济能力有了变化，宅基地在村集体内部流转，有前瞻眼光的人开始买地建房，成了那个地方首先富起来的人。

约十年前，从天河开过来的3号线地铁开通后，这个地方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村里人担心以后政策会有变化，在2008年集体决定，要保障本地人享受终身利益，杜绝外地人进来均沾利益。那一年，所有活着的、有本地户口的人都享有“终身股”，当时共有2100个。后来，无论生老病死，这个名额一直不变，去世的名额由其继承人继续享有，后来出生的，不能加入这个行列。2100个名额一直享受着后来的拆迁补偿，村里有了房地产项目后，更享受着和开发商“三七分成”的利益。

这些利益，都和傻妹这些外地人无关。

七

在一个木桶饭快餐店，我向一个年轻的男子打听傻妹的事情。他说：“我们只是回来睡一觉，不关心这样的事情。”我坐在他对面，他吃着小炒肉饭，我点了凉瓜牛肉饭。他的眉毛很粗很长，轮廓清晰，20多岁的模样。

两年前，他从中山大学那边的康乐村搬过来。那里整治城中村，所以很多私人制衣坊迁移到番禺区的城中村，租一栋自建楼房的一楼，改造成一个小厂房。很多工人就随着搬过来，在这里重新租房子。

他说自己是用电脑设计服装的。那天是周五，他轮休，所以下来吃快餐，这是他常来的小店。他说，商店楼上的出租屋会安全一点，虽然房租贵一两百元。他有一个西安工程学院的同学今年毕业，过来广州找工作，也托他在这个城中村租房子。他说，他的同事都有八九千的工资，哪怕成家了，也不想在广州城区租房，孩子在老家，还要寄生活费，想省下钱，以后去中山或者佛山等二线城市买房。

下班后，他经常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好，可是关起门，自己好歹有一个私人空间。第二天，他们通常打包一份早餐，就去上班了。

“在这里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有些老乡会凑在附近住。”

“除了老乡之外，在这个城中村会认识新的朋友吗？”

“不会。”

他吃完先走了。后来我去结账，老板娘说，他已经帮我结了。

“可是，我和他不认识的。”

“我看你们一起在聊天的，就收了两个人的钱，29元。”

“他知道吗？”

“知道。”

后来，老板娘怕他回来要多收的钱，让我一定要留下微信，说万一要还饭钱。我留了。一个月过去了，她没找我要钱。

吃完快餐，我再去看出事的牛杂店。我问了对面的大排档，那里的服务员说出事的晚上，她们没开业，不知道情况。“我见过很多次那个智障的女孩。可是这种事情，哪有人会讨论？”

和牛杂店相邻的超市、马路对面的烟酒店的老板，都说从来没听说那条街上发生过强奸案，也不认识智障女。城中村的商铺流动率很大，一两年就倒闭，转租。在那条街上，只有一个开业到凌晨3点的超市老板知道这个案子。案发那晚，警察和治安员过去的时候，有些人在围观。他在看店，就没有过去。他说，事情过去后，再也没有人谈起。

八

最后一次在城中村采访时，我想在离开大石之前，再去夜市看看傻妹。傻妹穿着一身绿色的校服，手里拿着一张十元钱。我问她，这是谁给的？

“辉哥。饮料钱。”

“你刚才见过辉哥吗？”

“是，”傻妹又说，“你帮我买衫。”

“你最喜欢什么衫？”

“校服。”

“你很想读书，是吗？”

“是。”

“你没去祠堂吃龙船饭吗？”

“没去。”

“为什么？不敢去，是吗？”

“是。”

我着急回家，就跟傻妹告别。她坚持要送我出去。她拉着我的肩膀。第一天见面时，她是有点小心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地铁口。

她喊着不远处的一辆摩的：“要坐车啊，这个女人。”

我说要走路去。她坚持送我过马路。过了马路，她突然对着一个派出所的牌子笑。第一次见她那天，奶奶就说了，傻妹每次走到这里，都会看着派出所的牌子笑很久。

我问她：“警察是好人吗？”

“是。”

后来，她带我去了另一个我没去过的祠堂。那里也有一个小广场，摆满了酒席，龙舟饭已经到了尾声。在那里，我见到了穿玫红色T恤、带着金表的辉哥。在一个吃完饭的饭桌上，还有两瓶没喝完的大可乐，傻妹过去拿了，说要给阿姨喝。

走到外面的马路旁，她又要送我去地铁口。我说：“如果你跟着来，下次姐姐就不和你玩了。”

她不再闹了。我不放心，要看着她过马路，让她先走。她站在斑马线上，跟着人流一起过去了，离我远了。在模糊的暮色里，我看着她的身影，绿色的校服，两只手提着沉甸甸的可乐。

一部国产电视剧的诞生

文_谢丁

《潜伏》播出后，全国各地四处拿奖，孙红雷拿得最多。有次在山西太原，剧组全班人马去领华鼎奖。颁奖结束，回到酒店后，大家到孙红雷房间喝酒，都很高兴。按理说，《潜伏》拿奖早已不是意外，都有点疲了，但导演姜伟那天尤其高兴。他喝了很多酒，满脸笑意。他对姚晨说：“今天最开心的，就是你拿了最佳女主角。我这个心，总算圆满了。”姚晨之前总是提名，却从未拿奖。此时离播出已一年多。后来大家都说，这是姜伟最开心的一天。

但拿了这么多奖，姜伟从没拿过最佳导演奖。拿得最多的，是最佳编剧。虽是编剧奖，但他每次上台致谢，第一句话，感谢的总是小说作者龙一先生。如果观众有心，会发现《潜伏》片头字幕首先出现的，也是巨大两个字“龙一”——这在电视圈也是少见的。

《潜伏》之前，除了圈里人，很少人知道姜伟。这个戏一出来，所有人都找上门来。姜伟却换了个手机号，躲起来了。朋友都说，他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喜欢。

龙一说，由这几件事，可见姜伟是个君子，是有古人之风的。

《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人选问题上，姜伟最先考虑的是辛柏青和朱媛媛两口子，觉得辛有文人气。结果碰上他们生孩子。早期并没想到孙红雷——“说句不好听的话，没敢想！”姜伟担心太贵。后来孙红雷有了兴趣，但先要和姜伟单独谈谈。

姜伟喜欢吃海鲜，两人约了个海鲜馆。孙红雷一上来就说，他喜欢这个剧本。那时剧本还差两集没写完，姜伟说，这男主角带点文人气，还有点胆小，唯唯诺诺。孙红雷说：“这个好办，我能演。”两人又要了瓶五粮液。那顿饭吃得特别长。出了门，姜伟在车上醒了半天酒，感觉这事就敲定了。

剧本构思时，姜伟就没想过余则成是个智勇双全的共产党人。他觉得他走入革命阵营就是个误会。在大纲阶段，姜伟就想把他写成胆小鬼。他对孙红雷说，为什么大牌演员不能演傻帽，都得演牛人？余则成就是个小人物。在站长面前，都是点头哈腰的。在剧本里，余则成在情报站里行动时，姜伟从没用过褒义词。有次他写：“看着陆桥山远走的背影，余则成无耻地笑了。”他用了很多贬义词去提醒演员，这个人物不能跑到牛人那边去了。

开拍后，孙红雷很快找到了感觉。姜伟问他什么感觉？孙红雷说：“我就看你，就照你那个样演。”这什么意思呢？姜伟后来剪片子时，发现有几个镜头，余则成和他真的很像，像得一塌糊涂。那时他还很瘦。

戏拍到一半时，有天晚上又去喝酒吃饭。孙红雷说，老姜，咱俩是一种人，特别像。姜伟说，你身上的流氓匪气我可没有。孙红雷说，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姜伟后来说。

姜伟以前写过诗。《潜伏》的台词都干净、简练，全无一句废话。孙红雷刚进组时，说一定要把姜伟的剧本改一次。“好啊，你改吧。”姜伟认真地说。孙红雷拿了剧本回酒店，研究了一晚上。第二天，问改得如何？“没劲，没成就感，”孙红雷说，“我就改了六个字。”从此再也不提改剧本。

姜伟最开始写剧本时，比如《让爱做主》，台词和现在还不一样。他说那是郎朗型的，舞台感有点重。但也有人偏好这种台词，比如当时的导演张建栋，他很多戏都让姜伟写。制片人也喜欢，还大段大段地在别人面前背诵过姜伟的台词。朋友们有时会说，姜伟的戏里，有很多莎士比亚的路数，话剧型的，好像并不是很生活。但你总能在他的剧本里，看到一些警句——这在电视圈也是很难得的。

写得越多，姜伟就越朴实。“多写无益，少写，写精一些，”他说，“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台词，就争取有点趣味，如果没有趣味，那就争取有点意义。”

姜伟在电影学院讲剧作课，有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台词不等于说话。台词得有道理。他说，现在很多年轻编剧把台词理解为说不完的话。

搞文学的人，那身功夫转到编剧上，台词是可以看出来的。对文字表达的逐字逐句推敲，是老派文学传统的基本功。一个优秀的编剧，在关键的地方，台词拿捏得很准。谢晋拍《芙蓉镇》，男女主角分手时，姜文说，要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只有那些有思想深度、有人生阅历的人，才会在这个关口，放上去这么一句有分量的话。”姜伟说。

当年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姜伟也算是个老大哥。1993年考进导演系念研究生，他已31岁，比周围同学都大，老成持重。用林黎胜的话来说，他们都不是这个圈子的世家子弟，所以很珍惜机会，做什么选择，都比较务实。林黎胜和姜伟同一届，是理论研究室的，也是后来《借枪》的编剧。

姜伟考大学，考了三次，才去了曲阜师范学院读历史。毕业后又想着留在家乡济南，因此选了个不喜欢的工作，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一待就是七年，无聊死了。他想着要么考托福，要么考研。有次一个同学说要考电影学院，觉得他也适合，自此这念头就扎根在他心里。但姜伟是比较谨慎的，怕这是一时头脑发热，于是自己给自己降温，少想这事。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愿望反倒变强了。

考研也是有准备，一步一步来的。第一年，他参加考试，没抱希望。因为电影学院考题从不外漏，之前他无从下手看书。他进了考场，第一件事就是把专业试题抄下来。带回去复习。第二年就考上了。

在学校里，姜伟就是个万事通。什么都知道。林黎胜说，姜伟完全能参加电影百科知识竞赛，记忆力特好。“八十年代以前的所有中国电影他都了如指掌。哪个人演的，台词是什么，他全通。”他对苏联电影也很熟悉，尤其是那些精彩的瞬间。后来写《潜伏》，他从记忆里调出了两部戏。一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一是朝鲜的《无名英雄》。这两部戏都有大量的旁白。

《潜伏》也用了旁白。

姜伟毕业后留校。留在教务处，发电影票。每个月500元。“能屈，才能伸。”林黎胜说。但行政工作也有个好处，能摸透体制内的人是怎么玩味说话的。《潜伏》里充满了这样的台词，话中有话，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一副老机关单位的派头。

演站长的演员冯恩鹤，生活中是个性情中人，但他在部队待过，还当过领导。“你让他演一个官僚，他其实太清楚了。简直小菜一碟。”姜伟说。

学校也是机关。有些东西不必亲自经历，你也能联想、推断出来。“如果从20岁，我就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去混行政，也许能混出体面来，”他说，“但是太难受。”

懂得混，而不混。这是真的看透。

一年后，姜伟就回到了导演系当老师。

姜伟第一个剧本就是电视剧。山东电视台一熟人，介绍他去写《阿里山的女儿》，真人真事，讲一个台湾高山族女人，嫁了个大陆军人，1949年初到了山东，当老师，一直待到七十年代。她的故事，和国民政府溃败至台湾，是反着来的。姜伟可能觉得有趣，和林黎胜一起写了这个剧本，最后还拿了个“骏马奖”。那时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刚毕业，抓到什么就拍什么。姜伟拍过很多广告。上学时，他就是班上拍广告最多的人。

他们都不想搞电影。那时电影也少，不怎么受待见。他们也不喜欢当时那些电影人的做派。觉得电视圈更朴素，也更务实。

真正进入电视圈，全靠张建栋。他拍完《刑警本色》后，如日中天。好多项目找来，其中一个是改编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张建栋就找了姜伟做编剧。写这个剧本（《让爱做主》）时，姜伟开始留心编剧这一行。关注谁是最有名的，东西写得如何。和很多编剧聊天。慢慢地，他有了自己的判断，对这个圈里的水平高低，大致有了认识。

“好像这一行还挺好混的。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他说，“我觉得以我的水平，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以混口饭吃。”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筹拍时，制片人张静先找的张建栋。她那时正着急，原先写剧本的人，死活写不出来了。张建栋说，你运气不错，姜伟刚好有空。张静就约了姜伟，在小西天宿舍门口的小饭馆碰面。谈吐间，张静觉得姜伟是个严谨的人，听起来很靠谱。张静是湖北孝感人，这也是她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剧。她想要做一部戏，“家庭暴力”。说完就出差去山东了。第二天下午，她就接到了姜伟的电话，说：“你回来吧。我可以做。”

此后十年，张静和姜伟一直合作。《绝对控制》《沉默的证人》《迷雾》，直到《潜伏》和《借枪》。姜伟后来笑称，张静应是很早就觉得他有戏，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了。

张静是看上了姜伟的为人。她其实很少看剧本，凭的就是直觉和眼光。一路合作下来，她喜欢姜伟是个重承诺的人。“他说能，你就可以放心了。”姜伟做事，也不喜欢三心二意，从来不会同时接好几个活。一件事干完，再想另一件。在做完之前，任何人找他去做另外任何事，他都不搭茬。

姜伟总说：“我的脑子没那么多，等我做完这个，再说下一个。”

姜伟做事之认真，也是出了名的，绝不会偷奸耍滑、不出行活。在电影学院，姜伟一般周二或周五有课。张静和朋友们都知道，前一天下午就不要去打扰他了。他在家备课。上课的时间是雷打不动不能被干扰的。姜伟常说，他是教育界的，不在娱乐圈。

不过，他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姜伟毕业后这十几年，正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商业化进行得很顺当。姜伟说，中国写字的人，估计就数电视剧编剧赚得最多。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本写完，姜伟拿了稿费，存银行里也不知道怎么用，就去买房子。那是2001年左右。他算了一笔账，付了首付，按揭贷款每个月差不多还7000块，一年不到10万。写剧本，一年20万肯定是能挣的。他就跑到电影学院对面，看了两天，就订了一套170多平方米的房。图省事，上班方便。直到今天，他有时还在这套房写作。

电视台买节目，预购电视剧，主要依据就是看剧本。南方电视台总编室的华明说，评价剧本有三个层次。一是情节，收视率的保证。二是人物形象鲜明，观众才会关注角色命运，追着看。好剧播出后，留下的都是人物。三是文化品质、信息量和趣味性。上述三点，《潜伏》都符合。

《潜伏》火了后，林黎胜有时笑赞姜伟，说你这是抽了很多人一记耳光，对方还不知道怎么还手。“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和电视圈，这个戏就是个反讽。”因为太好，几乎是完美，人家找不到下手批评的地方。很多观众看了《潜伏》，再去寻姜伟以前的戏，才发现原来都不错。有人据此认为，姜伟一定是个悬疑大师，喜欢看侦探小说。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虽是反家庭暴力，但其实也是悬疑惊悚路线。那次是姜伟和薛晓路一起写的。两人刚好碰上了，都对那种东西感兴趣。姜伟说，他们并非故意做成悬疑，起初只是喜欢那样写，觉得有意思，会好看。后来写的剧本多了，回头看，才发现都有悬疑的影子在。但这影子从哪里来的？姜伟也说不明白：人的个性中，有些选择，真推不出理由来。

圈里人都知道，姜伟擅长写情节剧。但他的情节和别人也都不一样。都是警察破案，姜伟却总要出新。他在《沉默的证人》中写出了犯罪心理学——那时这词还不像现在这么热。他说，我就想写个坐在办公室破案的故事。

“我喜欢的东西，一上手就想往偏走，”他说，“我写戏没有堂堂正正的，可能就是不喜欢那么亮。喜欢哑光的东西。”

后来有观众反馈，说《沉默的证人》看到一半，就猜到了结局。姜伟有点受刺激，就费了大力气，写出一部《迷雾》，做了一个巨大的局。悬念悬到底，不到最后，谁也猜不到凶手。在豆瓣和贴吧，这个戏至今仍被人讨论。一个一个情节被人拿出来分析，也找不到破绽。

但《迷雾》在电视台播出时，收视率却不好。姜伟又受了点刺激。一度，他不想写剧本了。只做导演。

姜伟起初不太适应做导演。《让爱做主》拍摄时，张建栋让他做B组导演，一个月后就被人换了。他有点心灰意冷。都说他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其实是他不喜欢。剧组是个临时停留的地方，人际关系多，是非也多。他自然不习惯。

后来拍《绝对控制》，他又去做B组导演。第一场戏是毒贩子交易，是个过场戏，没有主要演员。制片人张静以为，半天足够拍完戏。结果，剧本里半页纸，姜伟拍了三天。他把那场戏拍成了激烈的枪战，像电影一样，一举奠定了这部戏不同于以往的公安文戏。后期剪辑时，张静去看，剪辑师把姜伟拍的那些片段拿出来，说：“你看他拍的，多好！”

《绝对控制》最后一场戏拍完，张静就决定投资，让姜伟自编自导《沉默的证人》。很多人都说她是冒险。“哪有风险？”她说，“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部戏对姜伟很重要。他第一次独立当导演，题材也是他自己喜欢的，剧本好几年前就开始写了。等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因此在导演这位置上，他得做一些妥协。他说：有些事想想很难，做了可能也没那么难。比如一天三顿饭，每顿饭桌上都是不同的十几个人，想想都头大。但真要往那儿一坐，聊完两个小时也就过去了。

姜伟是求安静的人，喜欢独处。有时，他独自在家写写看看，到晚上才发现一天都没出门，门还是反锁的。“这个性格，很多人说不适合做导演？”他说，“其实，有意的调整是可以做到的。”

张静说得更好：“懂多大的人情世故，就能成多大事。”姜伟如果不懂，能做成今天这样？

姜伟做了导演，才知拍别人写的剧本有多痛苦。尤其他还有一点创作洁癖。并不是别人写得不好，而是合适不合适。可是，他自己写，自己拍，到最后又可能完全没新鲜感，激发不出创意。

《潜伏》最开始是找了别人写。结果没写出来。小说中的“假夫妻”关系是个亮点，姜伟认为很有原创性，以前没人这么写过。他对军统那段历史也有兴趣。再加上张静不停地逼，他就又提笔了。

他写东西，对环境没什么要求。刚毕业时，他就在教职工宿舍的筒子楼里写。关键是心态平和，心情舒畅，哪儿都一样。写之前，自然要磨蹭一段时间。不过，剧本这东西，一半是写出来，一半是改出来的。

写《沉默的证人》时，有次他写了前三集，拿给薛晓路看。她看完后说，不好，怎么那么格愣？不像他以前的东西。姜伟回头就把剧本全删了，只留下三个字：“第一集”。

无论哪部戏，姜伟写作时，心里都会有个模拟演员，想着应该让谁谁谁来演这角色。梁朝伟和张曼玉，都曾是他的写作模特。当然最后没一个兑现。再比如写《浮华背后》，女主角是按照赵薇来写的，想着是个小燕子的形象。最后敲定演员，却是袁立演了那个角色。

写作最怕的是重复。每写一个新剧本，姜伟对自己的要求，是必须有点新意。

当然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迷雾》他写了两年。碰到过不去的写作坎，他就给张静打电话。张静两口子就从武汉老家飞到北京。到了晚上6点，接上姜伟去吃饭，喝酒，瞎聊，凌晨1点再放姜伟回家。每天如此，连续一星期。

张静说，那时她在北京还没有家，就去找个有电视的包房。天南海北一顿胡聊。也看球赛，足球、斯诺克。什么都聊，八卦、车轱辘话。直到姜伟哪一天突然说：“我好了，你们走吧。”张静夫妇又飞回武汉，带孩子，打麻将，等着。

要是某天姜伟说，剧本写完了。张静就带着人马，找个酒店，开始约演员。白天姜伟接着改剧本，下午6点就去酒店看演员。等正式开了机，张静带着全家人连同保姆孩子一起跟过去，守着拍戏。《迷雾》是在青岛拍的，张静的孩子因此还在青岛上了几年学。

每次写完剧本定稿，姜伟都有一种解放感。他就打电话四处约人吃饭喝酒。

喝酒是姜伟生活的一部分。和写作一样。

姜伟的电视剧，没有一部是亏钱的。他曾说，写剧本首先要考虑好看。收视率高了，才能有下一步。无论如何，得对得起投资人吧。但在中国做电视剧，有时也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险。

2004年，《沉默的证人》正准备播出时，突然来了政策，说涉案剧不能上黄金档。姜伟也傻了。张静那时候特别崩溃，都快疯了。老公对她说：“着什么急？姜伟不是还要给我们写一个吗？到时候再赚回来。”那年夏天，张静从武汉飞到北京，下了飞机，姜伟正紧张地等着吃饭。姜伟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两口子是我见过的涉案剧制作人里，最踏实最淡定的。”

张静说：“不是还有你吗？”

姜伟其实很愧疚。他认为张静支持他拍了这个戏，却播不出去。后来好几年，有人找姜伟写剧本拍戏，他都一概回绝。他总说：“《沉默的证人》肯定让张静赔了，我得再拍三部戏，让她缓过来。你们谁也不要来找我。”

后来发现，那部戏不仅没赔，还拿了好几个地方的收视冠军。

张静的弟弟有次问她：“你们对姜老师怎么这么好？”

她说：“姜老师跟任何人说，我给你做一个戏吧，那其实就是在帮你挣钱。”

姜伟上课时曾说，如果一个编剧，他的喜好正好符合大众，那他是很幸运的编剧。他自己喜欢，观众也喜欢，收视率就高。

这样的人，就是编剧天才，命中注定是当编剧的。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沉默的证人》《迷雾》，强调悬疑、心理的东西，是因为姜伟喜欢。他还有一种自己与自己较劲的习惯，不管大家爱不爱看，他一定要做个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要有点个性。

姜伟说，无论写什么，剧本或者小说，总归有个才情的痕迹。但是呢，电视剧这么公共快餐的东西，才情、个性，不能压倒共性。无论如何，你得好看啊。

在此意义上，《潜伏》似乎刚好。

最后一个故事。

《潜伏》关机的前一天，大家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场记、统筹、制片主任等等，所有人都到了。姜伟那天很不开心。他一直对某个工作人员不满意，张静让他换人，他又不想换，说一旦换了，就毁了人前途。他已忍了很久，那天实在有点受不了了。他喝了点酒，黑着脸，说：“不行，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得骂一个人。”

“你骂吧。”张静说，然后大家都期待着他骂出一句特别脏的话。

“你大爷的。”姜伟说完了。

大家互相看了看。就这句？

“就这一句，”张静后来说，“那是我认识姜伟至今，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脏话。”

姜伟，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编剧，导演。编剧代表作品：《潜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沉默的证人》《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