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摘谬》重燃经师大梦

叶德辉之所以全力与远在苏州、上海的另两位叶氏后人合作，促成了这样一部两百年前的文人争论著述最终以铅字排印的方式公诸于众，绝不仅仅是追怀先祖高风、刊行家藏珍本这样一种单纯的文人心态使然，这恐怕还要和他一贯主张的“经学第一，经亡则国亡”的经师思想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汪文摘谬》是一部论战性质的意气之作，叶氏先祖的这股“意气”在叶德辉身上得到了完整的继承，甚至于扩大。当年叶燮之所以写《汪文摘谬》，正如其“汪文摘谬引”开篇所言，“六经而后，先秦百家诸子之文，其体递降，而变为唐宋大家之文。自是以至元明作者，大约多本于前人，所就虽各不同，然不能创造而别有所谓变体也。”在叶燮看来，六经之后，文运递降，至多到唐宋八大家时为止，已无再行创造之可能。后世所作的任何文章，都不会脱离“经”这个范畴，一旦脱离还要自称“大家”的，不但可笑，而且可恨。必须要加以指摘，诚如自称大家的汪琬，就是这样应该加以批评和揭露的无知文人。

叶德辉校点本《汪文摘谬》

在叶德辉看来，眼前的这一片纷纷乱世，何尝不充斥着如汪琬一样不尊经典、妄称大家的无知、无耻之徒呢？

早在戊戌变法时，叶德辉就逆颇得时势的新派而动，对康、梁学说颇不以为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他看来，本身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经”；《孔子改制考》，他认为，不过是康有为借题发挥，为其新政张目而已。这种托古变革的方式，虽然变革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他是赞成的，可是这种篡改经典为己所用的不严谨之学风，却是他深恶痛绝的。他对康梁学说的不以为然很快转变为坚决抵制。随之而来的阻止友人研读康梁学说，公开辩难，攻讦时务学堂种种“意气”之举，在这些种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不合时宜之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叶氏那根叫做“经师”的脊梁骨所在。

据说，当时康有为对湖南新法推进阻力之大也颇为恼火，于当年(1898年)8月上旬曾密奏光绪帝，希望通过朝廷来镇压以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当年8月10日，光绪帝降旨查办湖南反对派，旨曰，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好在只过了三天，据叶氏言，“孝钦垂帘之电至，余遂获免。”逃过了康梁新派的追剿，又捱过了辛亥革命的大乱，叶氏的经学之梦却远没有知难而退、适可而止。他的经学热情在看到先祖两百年前那一场激烈文诤之际，似乎又重新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