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知识、问题与方法 - 问题与方法

导言一个属于“当代文学”的问题

城市文学是一个属于当代文学的问题。这不仅是要与现代文学做一个历史划分，而且与相关的西方理论、海外汉学区别开来。只有在此范围，才能显示近30年国内城市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进而言之，它的真正意义无法建立在目下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地理不断扩张的现实基础上。而现已形成的“现代性”思想主导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正是理论牵制于现实，以致社会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知识不断涌入的结果。事实上，处于前者之为今日跨学科的思想引擎下，“城市文学”毋宁附庸。故而随着研究的兴盛，理论的建构却深处危机。不仅迄无“城市文学”的基本定义，而且研究对象亦日渐消隐，以至于近年时有“无法现身的‘他者’”、“到底在谈论什么”、“看不见的城市”等论说。

这种根本问题的缺席，使得知识理论本身成为更需批判和检验的。首先即是还原历史情境，追溯自身的文学批评史线索。而“城市文学”之深受现实世界的牵制，将由此显示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经天纬地、堪称“世界观”的思想大限。它不仅为判断“城市文学”属于“当代文学”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支持，而且以这世界观在全球化时代的重现，凸显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整体思想处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批评，因此特别体现了知识的时代性更替，由之带来西方理论运用的芜杂、生硬，进而是作品批评上的焦点游移、偏至，以至于压抑、脱离文学文本。这意味着我们的批判不仅应当同时是一种“当代文学”整体观的建立，而且必须走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宏大框架的突围，直至能够将之解构、还原于阐释—现实世界的关系。此方可能辨析中国城市文学理论的独立申诉，而我们研究的意义亦当在此。

事实上，近30年在阐释理路几经转折、断裂的知识状况下，唯此宏大框架一以贯之，并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来临之际全面重伸。作为前30年当代历史文化的投射，它产生了如此根本的思想制约，以致形成“城市文学”的经济决定论。而这首先意味着一个近切关涉现实世界改造的庞大知识体系，以至思想、意识形态系统的包围。1998年李洁非的长文《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即展现了其强大的思想框限力，并以大篇幅的社会历史文化论述，宣示文学的“外部”重新入主文学理论。在此，“城市”的阐释，不仅引出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横，而且由此确立了以“工业化”革命为标志、完全经济基础意义上的“商品”“物”作为基本理解。而正是经由这一有关改造世界的现代知识谱系查验，古代、以至近现代中国城市皆以其政治及权力的主导性质，排列在外。相应的，自古至今也就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城市文学，而以延安文艺为开端的前30年当代文学，更是莫若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排斥货币权威及商品原则的突出体现。唯20世纪20—40年代“新感觉”派为代表的上海文学，或能与此之“城市”相称。无疑，只有这样的历史逻辑，才足以凸显90年代城市文学兴起的革命性意义：“毋庸置疑地击败了乡土文学作品，第一次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主位。”进而，可将这一切归于正在现实推进的“几千年历史上具有根本性的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基础变革，而非，——按该文明确表述，归于文学的“内部”。而在由此带来历史进化的乐观中，最终，城市文学的未来亦只有一条标准：现代主义流派为顶峰标志的19、20世纪西方文学。

在此，“城市”虽为“背景”，却已具有经济决定论的强力，并因特别针对前30年当代文学而表现出政治—经济相互超克的思维惯性和震荡。此即“城市文学”产生的场域。而重要的是，这个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宏大框架的决定论，具有高度的现实合理性。在所谓商品、市场经济成为一时代之普遍话语，迄今为20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文化全面转型的历史学前提下，这种尚未被“现代性”的新经济知识理论主导的论述，至少为文学的“内部”留下了一席之地。事实上，当批评家在文学创作“奔向都市”的潮流中，亦发现“经济”作为“元话语”的形成，就意味着顺服这一历史条件，几乎别无选择。1998年叶中强的《想象的都市与经济话语的都市》，即在承认“都市”作为中国现代性诉求的历史主义理性之不可逆前提下，分析了这一新的元话语形成，并试图进行理论的提升。在此，这一理性、也是历史标杆的树立，正检验出“都市”与作家的经验世界、文化记忆，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和震荡，以致出现种种事实与价值的悖离。其中，乡村—都市更是形成了鲜明二元对立，甚至带动80年代传统—现代、愚昧—文明价值秩序的整体反转，从而指意新兴的城市文学根本是一次文明范式的变革。而显然，在作家们的创作中，城市之“罪恶”，成为了这次文明冲突的预设。所谓经济的元话语，正环绕“物”作为“罪恶”的指征而形成。它以“物”化形象及欲望场景主导作家们的都市想象，甚或将都市的物质空间作为“营构其特定的文本‘格式’……的建材”，以致表现出“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偏执”。而该文努力亦在于破解“物”的拘囿，从而将“经济”的理解引入最为广泛、足以相应于经济基础的更高“文化”范畴，最终确立“城市的价值源泉”。

这一由“经济”而“文化”，以至重寻“价值源泉”的思路，不仅可以预示后来文化研究的兴起，而且将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的出现，推向了一个事关价值系统重构的高度。这是富有见识的。它恰恰表明以现代物质文明批判为指向的文化研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在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贯穿的当代历史文化及其关于现实世界改造的庞大知识体系之前，所谓现代性不仅只能是远为派生的思想理论，而且作为历史的负载。事实上，该文的“文化”思路，已经与80年代“寻根”文学为代表的“文化”热产生了关联。其中无疑存在一种不可克服的经验，并使得“城市文学”首先处于与“乡土文学”的紧张中。而真正的问题是，“经济基础”在此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决，必然对此新的“文化”价值走向产生强大规范。关于“资本主义”的旧有意识形态，将构成“城市文学”价值的先验否定，从而导向“经济”之于“文化”的再度围截。

故此，在经济、政治—经济的知识系统挟制及其历史负轭下，“城市文学”分裂为何谓城市—何谓文学，以致前者的理论申诉远远压倒后者，就可谓必然。而试图通往新的价值源泉的“文化”，则因此困窘于“经济基础”的地平线。事实上，今天的城市文学研究比“见物不见人”的文学创作，更深地陷入了物质文化的批判和研究，以致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失明。2006年陈晓明的《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作为一篇运用后现代理论及其语言、符号化阐释，试图为文学申诉的论文，即在评述创作现实与历史时，反照出这一境地。在此，后现代理论首先以其时代的近便，将“城市”的阐释由原先基于工业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推升至“符号生产”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确定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性质。而消费景观及其背后的符号生产，正构成了城市之为“物”的世界。这对于“物”作为“经济”理解的观念坚固，无疑起到消解功用。问题是，“经济基础”在此已然先在决定了文化的性质、标准，以致“城市文学”只能是此一物质文化景观的反映、升华，因而必将该文的总体论述引向褊狭。事实上，正是这一“经济”的符号化阐释，使得城市—乡村这一关乎民族文化整体性质及其现代变革深度、走向的基本架设之间，显示为“乡土中国”更加难以跨越的历史文化鸿沟。按其论证，这一符号化的城市存在本身及其中生存经验的表达和反思，对于“乡土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曾经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是后来的“人学”、现代主义，都将与之发生历史和美学的冲突。进而言之，城市文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以上可见、或潜在的前提与立论，该文通贯检索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现城市文学始终只是作为“他者”“幽灵”存在。直至20世纪90年代“激进的消费主义时尚文化”出现，才有了“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对城市的表达”，而“美女作家”群正成为历史的选择。甚至，因其杂有“去民族/国家性”的女性身体叙事策略，她们的创作亦非“纯粹”。

无疑，当理论走向这样的历史虚无，就成为逻辑对于历史的连续删削。而这与其说是该文后现代理论的解构功用，不如说，在“经济基础”已堪称“城市文学”第一推动的理论情势下，恰恰因此触及了这一基础的虚弱、动摇与不可靠。唯此，它才足以历史的断裂来阻碍一切价值的最终建立。而何谓文学作为更古老、深远的文艺论题，在“城市文学”遭遇严重的压抑，就具有这样的批判意义。它将以时间维度上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丧失，显示价值根本的毁损。在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构造的当代历史文化，正成为传统的横切。它不仅体现为来自现实世界改造的空间性持续强力扩张，更造就了直线行进的时间观念、以至不断革命的文化逻辑。而自身传统的丧失之在全球化时代显现，因此恰恰表明，正是前30年针对“资本主义”的当代思想文化批判与历史的彻底脱节，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决定论及其世界观式笼罩。故而，城市文学研究日益拘囿于物质文化的“空间”，而“时间”作为更深切、根本的现代性量度却近阙如。2008年徐健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城市叙事中的时间母题》，可谓之一记。

而在此更重要的，这一出于前30年当代文化回流的世界观式笼罩，实质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宏大框架内引导了思想与现实之间一次重大的边界跨越。所以，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实行能够造成如此全面、深切的震荡，以致由此框架不断生产逻辑—历史的脱节、时间—空间的错位等，终于显露“城市文学”内部的分裂。城市—文学、城市文化—文学，即其所生产、衍生的次级论题。而时间维度上自身传统的丧失，尤其将城市文化—文学引向了事关价值系统重构的中心。在此，城市—乡土、特别是“左翼”文学这一无法规避的历史性对立，正以根本的内在价值冲突，成为“城市文学”边界、基础的不断冲击和洞穿，以至横跨地理空间，凸现价值—事实的悖反。显然，这里要求的是判断力，并且在一系列理论关系的重整中，指向一种层级、秩序的立体架构，而非网络式的平面延展。唯此能够引领我们的批判，走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宏大框架的解构、还原，突破其世界观式的思想垄断。由之建立起高度认识论的“当代文学”整体观，在近30年连番遭遇历史的转折、知识的更替及价值的跳荡中，辨析脉络、剔抉源流、清理问题层次。

在此，20世纪90年代的确构成了一道分水岭。随着新一轮改造世界的社会历史文化动荡与西方知识理论的空前引进，城市及“城市文学”崛起。然而，当80年代足以在整体观下获得起点的意义，则可发见其研究由隐至显，却恰恰走向了思想的逼仄。1983年北戴河的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基于题材的解禁，首次提出了该问题。在此，“工业题材”“车间文学”作为“城市文学”的近前历史前身，正显示了来自“经济基础”的领域切割。它的解禁，因此带来如此巨大的理论辐射力，不仅迅即涵盖了正在萌发的种种文学现象、思潮，而且指向更深远、以至古代的中国城市文学传统接续。1986年回顾新时期文学十年时，其巨大的涵容和体量，按张韧的《现代城市意识的失落与寻求》论述，甚至使得理论批评界遗憾地发现“城市文学”竟是作为文学整体的“一半”失落了。这一对于创作现实的评判，显然出于“现代城市意识”“现代意识”的普遍缺乏与社会经济变革不相适应的宏大视野，并在该文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马克斯·韦伯这位后来被认为最能代表“现代性”的社会学家论述。这不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的理论超前，使得所谓“一半”的失落，恰隐喻了“城市文学”所在场域之深广。

这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申诉自由是有限的，也是更可能的。1988年蒋守谦的《城市文学：一个有意义的文学命题》，正是基于城市文学创作现象的丰富，强调了理论界定的重要性，并试图破解这一命名的题材论束缚。在将一般“工厂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城市平民题材”归于“广义的”同时，该文特别区分了一种“狭义的”城市文学。在此，不仅作品人物—城市的“关系”成为重点，而且因为这一人物浸润于地域历史文化氛围而与城市不可再分。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邓友梅《那五》、刘心武《钟鼓楼》等一批作家作品。其审美价值已非题材标准可以评判，以致城市文学的命题，按其论述，只有在一个“文学研究的动态系统”方能得以真正界定。显然，正是“狭义的”城市文学出现，将整个问题引向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接续。这几乎是从一开始就预示了界定的不可能。

重要的是，这种文学的申诉自由，已经探测到“城市文学”可能的理论前景。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见城市文学问题先后与“改革文学”“现代派”，尤其是“寻根”文学等思潮、流派发生了广泛的关联与纠葛。90年代“城市文学”的崛起，因此可以指征这些消失的思潮和流派作为80年代文学史脉胳，已经存留其中。1990年南帆的《文学：城市与乡村》，即表现了这一文学时代的交替、混杂与十字徘徊，而城市—乡村亦因之凸现为当代文学史演变基本、也是最后的架构。正是通过它的透视，80年代主要思潮、流派及其外的大部分重要作家，都聚集于此。而对于城市的“敌意”，则构成了焦点，由此反映出乡村的“家园”梦。这里不仅包括“归来”派作家张贤亮、“寻根”文学代表作家莫言、韩少功等，而且王安忆、张辛欣、王朔等作家的创作，亦莫能外。重要的是，该文能够通过美学的疏解及文学史溯源，最终将这些“城市寓居者”对于“故乡的情感记忆”，安置于美学—历史本有的距离。至此，城市—乡土文学尚未形成紧张的二元对立，并展现了80年代“纯文学”理论最后、也是最大的开放。

这标示历史的转折，更是思想对于现实、历史认知的一个临界。从此，作为现实边界一次重大跨越的震荡轨迹，“城市文学”尤将以“经济基础”的世界观重现而走向逼仄，不仅再不能沟通“乡土文学”，而且失去现实的基本认知力。而这恰恰体现在思想向现实的连续妥协。近30年城市文学问题生发地由北向南的地理空间转移，正可构建这样一个观察与批判视角。以史称“八五新潮”的年份计始，10年为期，迄今共有三次较集中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高潮，终于将上海及上海文学推向了前锋，成为现今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历史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派”的真正崛起，以至造就中国城市文学理论的独立。它到底作为1992年“南方谈话”的直接结果，而非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这就使得80年代从问题的最初提出、《城市文学》期刊首创，到大多讨论的组织，皆出于北京中心的方域，并非自然。之后发生于90年代的地理空间转移，恰可能蕴含着思想理论的绝壁，以致诉诸现实的解决。而奥妙在于，正是最早创办了《特区文学》、此时方崛起的城市“深圳”，成为这一根柢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以政治强力干预现实世界所留下的文化标记。

因此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多地展开的城市文学讨论中，相比广州、深圳“新都市文学”的先锋旗帜，上海以“文化关怀”为宗旨的“新市民小说”倡导更多表现出被动和保守。而背后正是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足以对基于现实巨变的“城市文学”价值形成根本的究诘。1995年周介人的《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即以其独有的当代文学整体观，带来了这样的理论启示。该文由当下文学创作出现的一种新锐市民意识，不仅发见“民间—市民”作为接续“更为古老的传统”的可能，而且以之为当代文学继“革命”“启蒙”之后的第三次范式转变。而作家王朔的小说正是作为此一范式的重新演绎，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精英意识”之外“异峰突起”，以致形成了整个知识界的冲击。在此，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背景的交织，足以引出“城市文学”所在场域的深广构成及其内在价值冲突。故而该文进一步论述，这先后继起的三大范式皆有自己的“余数”和内部“不可化约的矛盾”，以致形成当代文学史上各各不同的“盲点”“不见”和“误区”。

这毋宁暴露了自身传统的根本丧失，由此导致“经济基础”的世界观重现。事实上，后来的城市文学理论建构愈益聚焦于现代物质文化的研究和批判，并强烈排斥传统的参与。因此，随着世纪之交“现代性”作为新经济知识的引领及文化研究的理论风行，“城市文学”只能更深地处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框限及其分裂中。以下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化—文学论题，即显示了由“经济”而“文化”之于“文学”的层层制约与不断加深。无疑，当一切都指向何谓文学的理论压制，就不仅表明传统的丧失，而且恰恰反证文学是一切社会历史存在中最具超越和普遍性的，它根本属于时间。其直接表现，则将是“现实主义”的纠缠。

（王进撰）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弋舟、蔡东等：《当我们谈论新城市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凭着气质和气味来感知新城市文学》，《山花》2013年第15期。
殷国明：《“大流转”：中国都市文学的梦想与纠结》，《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
相应于本文着重的知识理论批判，以下对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世界观等特属前30年当代历史文化范畴的概念运用，主要在其形式、概念、逻辑层面。“当代文学”概念亦然。
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叶中强：《想象的都市和经济话语的都市——论当前文学文本中的一种“都市”及其元话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
参见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徐健：《论20世纪中国文学城市叙事中的时间母题》，《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幽渊：《城市文学理论笔谈会在北戴河举行》，《光明日报》1983年9月15日。
吴英俊：《城市文学理论研究的良好开端：北戴河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侧记》，吉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论稿》1983年总第10辑。
张韧：《现代城市意识的失落与寻求》，《花溪》1986年第6期。
南帆：《文学：城市与乡村》，《上海文论》1990年第4期。
可以重要会议为标志：1987年太原的“城市文学理论讨论会”（见《城市文学》1987年11月号相关报道）、1994年南京的“中国城市文学研讨会”（见《钟山》1994年第4期）及1996年上海的“‘新都市文学’理论研讨会”（见《特区文学》1996年第6期）、2003年上海的“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学术研讨会”（见《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等。
《城市文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7月，由山西太原市文联主办。本卷收入的陈辽《城市文学刍议》一文，即发表于其创刊号。
《特区文学》杂志创刊于1982年年初，由深圳市文联主办。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特区文学》1994年第1期推出“新都市文学”讨论专栏，期约3年，影响及沪（见本卷收入的《为了诗意地居住在新都市——’96“新都市文学”理论研讨会纪要》）。而《广州文艺》在1990年即推出了“都市文学笔谈”专栏。
见《“新市民小说”征文暨评奖启事》，《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该活动系《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杂志联合举办。
周介人：《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