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刍议

陈辽

去年八月，几个文艺单位在北戴河联合召开了城市文学讨论会。今年七月，《城市文学》月刊正式出版。近几年来的城市文学创作实践，向文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亟待正确认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学才能健康地、迅速地发展。

一、什么是城市文学？目前对这一问题尚无意见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有两种意见，我认为是片面的。一种意见是，凡是写了工人和工厂生活的作品，就是城市文学。不错，工人是我国城市居民中的主体，在城市里工厂比较多，但写了工人和工厂生活的作品，并不全是城市文学。过去不少作品把对工人的描写局限在车间内，对工厂生活的描写局限在工厂的生产活动中，并没有把对工人和工厂生活的描写和整个城市生活的描写联系起来、交织起来，那就只是“车间文学”或“工厂文学”，还不能算是城市文学。另一种意见是，只有写城市里的职工、干部、知识分子以外的市民生活的作品才是城市文学。不错，在我国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中曾经出现过大量反映当时市民生活的作品，也就是那时的城市文学。在那里，只有市民，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工人。但是，那时市民是城市居民中的主体，而现在职工、干部、知识分子以外的市民在城市居民中却只占少数。以为只有写这些市民的作品才是城市文学，而把描写城市里的职工、干部、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排斥在城市文学之外，那就把城市文学的范畴大大地缩小了。以上两种意见，表面上看截然相反，但在无视近几年来的城市文学创作实践、简单化地理解城市文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从最近几年出现的文学界公认为优秀的城市文学作品（如陆文夫的《围墙》和《美食家》，邓友梅的《画儿韩》和《那五》，程乃珊的《蓝屋》，蒋子龙的《开拓者》和《锅碗瓢盆交响曲》等）来看，今天的城市文学就是反映以工人为主体（干部、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城市各阶层人民生活的、表现社会主义的城市意识的文学。城市文学的这一新概念，既有助于纠正上述两种片面意见，也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学与过去时代的城市文学严格地区别了开来，为城市文学的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

二、如何反映今天的城市生活？今天的城市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们实际上引导着农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由于城市生活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对城市生活的艺术反映，也就必然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反映农村生活、部队生活的文学有所不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城市文学作品来看，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大致有这样三种形式。一是系列式。陆文夫的城市文学作品可为代表。他从五十年代的《小巷深处》《荣誉》起，到六十年代的《葛师傅》《介绍》《牌坊的故事》、七十年代末的《特别法庭》和《献身》，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小贩世家》《围墙》《美食家》，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城市居民的作品。如果单独地看其中的每一篇作品，题材是各种各样的，但把这些系列作品放在一起看，却恰好表现了我国城市工作的三起两落和城市生活的历史变化。二是分解式，即在统一的总主题下面，分解为各篇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可以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画儿韩》《那五》《烟壶》等为代表。邓友梅有志于写北京的风俗画，当北京市的“书记官”，于是他在“北京城市生活喜剧”的总主题下面，分别创作了多篇反映北京居民生活的作品。三是综合式，即在一部或一篇作品中综合地反映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可以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开拓者》为代表。随着今后城市文学的发展、繁荣，必将创造出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的更多形式。

三是城市文学如何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问题。各地方的城市，本身就是“四化”建设的基地或核心。反映城市生活的城市文学，要为“四化”建设服务，那是确定无疑的。通过城市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为“四化”建设服务，那是和其他社会主义文学一样的共性；及时、迅速地反映城市生活，提出对“四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这又是城市文学的显著长处。《围墙》尖锐地提出了人们往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问题：清谈多误事，实干招是非，帮助了人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阅读了这篇小说后，决定把这篇小说作为干部必读材料，可见这篇作品对“四化”建设直接起了推动作用。《蓝屋》向青年人提出了两种人的价值观、两种人生观的问题，帮助青年人确定自己在“四化”建设中的位置。《画儿韩》是一幅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的绝妙风俗画，但也提出了必须在“四化”建设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各个人的专长的问题。此外，如《美食家》揭示城市生活的变迁，写出了我国城市的现实主义历史，揭露旧社会，揭批极“左”思潮，歌颂新中国，歌颂三中全会路线，它对“四化”建设之能够起到直接服务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用多种笔墨描写城市生活的问题。现代城市既有急管繁弦、金鼓齐鸣的一面，又有宁静恬适，轻歌曼舞的一面；既有千帆并进、万马奔腾的一面，又有夜静更深、沉思默想的一面；既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一面，又有流水叮咚、细流潺潺的一面；既有兴会淋漓、欢欣鼓舞的一面，也有忧从中来、彷徨寂寞的一面。因此描写城市生活，不能只用一种笔墨，而必须运用多种笔墨。但从目前的城市文学作品看，一般写工业建设的，都是浓墨重彩，粗线条的；而写城市居民生活的，又都是清淡平和，细描细写的。这就有点单调。其实，工业建设也不是始终紧张热烈，而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大喜大悲、急剧变化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所以，描写城市生活，该粗则粗，该细则细；粗中有细，细而有劲；粗要粗犷、粗豪，不要粗疏、粗糙；细要细致、细腻，不要细软无力；在粗、细结合中创造出多种笔墨。陆文夫的城市文学作品所以耐看，就是因为他根据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需要，有粗有细，融两种笔墨于一炉。《葛师傅》中写葛师傅再次巧车大活塞，大起大落，笔力雄健，令人目眩神动，心潮澎湃；《围墙》之写讨论如何修建围墙时的古典派、现代派、取消派的三种意见，却又细细道来，一笔不苟，使人击节叹赏，品味不已。但在《葛师傅》中也不是一味大刀阔斧，也有对葛师傅起初不肯接受任务时的语言和行动的细致描写；《围墙》也不是自始至终细琢细磨，其中也有对马而立与房屋修建站打交道时的粗线勾勒。也只有运用多种笔墨，才能艺术地反映出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内容。

五是城市文学风格的百花齐放问题。所谓风格，无非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他所描写的艺术内容的统一。由于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他从自己的创作个性出发寻找和发掘的生活内容不同，因此，成熟的作家必然会形成他自己所特有的艺术风格。我们高兴地看到，城市文学作品已经有了多种不同的风格。陆文夫的亦庄亦谐、有酸有甜、婉而多讽、幽默风趣的风格，邓友梅的平淡含蓄、清新隽永、色彩明丽、从容沉着的风格，蒋子龙的高屋建瓴、气势雄伟、豪放多姿、激昂慷慨的风格，就都是为读者所称道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的，但是，目前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城市文学作家还不多。这是因为作家寻找题材，而题材也寻找作家，只有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他所表现的题材内容相一致时，才能创作出有风格的作品，而有些作家却缺乏自知之明，尽管写作多年，并不了解自己的创作个性适于表现何种题材的城市生活内容，而是看到哪种题材“热门”就写哪种题材，于是没有风格或风格不鲜明的作品也就常见了。

最后是城市文学的地方特色问题。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特色，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的特色；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不一样，钢都与煤都又不相同。如何写出不同城市的特色，又是城市文学必须解决的课题。陆文夫的城市文学作品所以广泛受到好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把苏州市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典章制度、故事传说、山川景物、小桥流水，都栩栩如生地写出来了。邓友梅之写北京，蒋子龙之写天津，程乃珊之写上海，同样是如此。城市文学之有无艺术生命力和艺术生命力之久远与否，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碾玉观音》《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之所以至今仍脍炙人口，原因之一，就是这两篇作品把当时杭州的城市特色，传神地摹写出来了。但我们的有些城市文学作品则不然。读完了那篇作品后，还不知道作品中的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城市，究竟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是生产城市还是消费城市。如此城市特色不明的作品又如何能吸引读者并长存下去呢？所以，我们的城市文学作家又必须在加强城市特色上下功夫。

自然，要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城市文学，需要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但我认为，如果对上述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学作品将会又多、又快、又好地创作出来的。

（原载《城市文学》1984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