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通

傅雷家书(平装版) 作者:傅雷,朱梅馥,傅聪 著;傅敏 编


第六通

此信根据不久前发现的傅聪原信,并参考了父亲寄给萧芳芳母亲的抄件。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批注:“新西兰五月二十日邮戳,上海五月二十七日到。”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我在艺术上能够不断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感受力和直觉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透入他们的内心比西方一般最世故的听众更加深。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心心相印(与听众的精神沟通)的体会呢?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个性去强迫群众接受他所给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音乐是水平式的,不知从何处流出来,也不知流向何处去,“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艺术家和听众之间也是水平式的关系。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伯特、柏辽兹、萧邦、德彪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就深度而言已登峰造极。

而我们的诗词、绘画,甚至建筑,或者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远景,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笔所能写出来的。

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我先在意大利,在佩鲁贾和米兰附近一个小城市布斯托·阿西齐奥开两场音乐会。我在意大利很成功,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在雅典只有匆匆两天,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音乐会很成功,听众热烈得不得了,希腊人真可爱,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阿富汗没有去成,在飞机上,上上下下了三天,中间停到苏联塔什干一天,在那里发了一封信,不知为何你们会没有收到。然后在曼谷住了一星期,住在以前在英国的好朋友王安士家里。泰国的政治腐败,简直不可设想,我入境他们又想要敲我竹杠,我不让,他们就刁难,结果弄到一个本地的英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来签保单才了事。要他以价值一千万英镑以上的全部资本作保,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价会这样高!听说泰国政府对中国人处处刁难,最坏的是中国人改了名字的变了的泰国人。泰国因为国家富,人口少,所以尽管政府腐败,人民似乎还很安乐,他们是温文尔雅的人,很随和,老堆着笑脸,真是大自然的孩子。那里天气却真热,我在的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热得真是什么事也没做已经累死了,音乐会的钢琴却是出人意外的好,我所弹过的最好的钢琴之一,音乐会是一个欧洲的音乐团体主持的,还带一种他们特权的俱乐部的气味。我很生气——起初他们不大相信会有中国人真能弹琴的,后来音乐会大成功,他们要我再开一场,我拒绝了。以后在东南亚开音乐会,要由华侨来办,不然就是这些中间人渔利,而且听众范围也比较狭隘。后来,在马尼拉的经验更证实了这一点。马尼拉的华侨热情得不得了,什么事都是他们做的,钱都是他们出的(虽然他们并没亏本,因为三场都客满),可是中间的经理人骗他们说要给我每场一千美金,实际上只给我每场三百,你们想气不气死人!可是我的伦敦经理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我更无从知道,签了合同,当然只好拿三百了。这些都是经验,以后不上当就好了,以后去马尼拉可和当地华侨直接联系。顺便一提,我遇见林伯母的弟弟,他也是音乐会主办人之一,和林伯母很像的。华侨的热情你们真是不可想象得到。马尼拉的音乐水平不错,菲律宾人很有音乐感。

在新加坡四天,头两天给当地的音乐比赛做评判(钢琴和唱),除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其余都平平,尤其是唱的,简直不堪入耳。后两天是音乐会,所以忙得没有多少时间看朋友,刘抗伯伯和他的表兄弟陈……(记不清了)见了两次,请了两次饭,又来机场送行,和以前一样热心得不得了。

在香港半天就见了萧伯母,她和以前一样,我是看不出多少分别,十七年了,恍如昨日。芳芳长得很高大,很像萧伯伯。萧伯母和她一个朋友乔治沈送我上飞机,因为飞机机器出毛病,陪着我在机场等了一个下午。

我六月四日将在香港一天开两场音乐会,你们大概已经听说了。我在新西兰最后一场是六月二日,所以三日才能走,这样反而好,到了就弹,弹完第二天就走,就不给新闻记者来纠缠了。

新西兰可是大大的出乎意料,我一直想象这样偏僻的地方一定没有什么文化可谈。我发觉不论好、坏两方面,都很像英国,食物跟英国最差的一般坏。可是很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在惠灵顿我遇到一位音乐院教授佩奇教授,他和他的夫人(画家)都到中国去过,是个真正的学者,而且阅历很广,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深刻。新西兰和澳洲完全不一样,澳洲是个美国和维多利亚式英国的混合种,一股暴发户气味,又因为是个大陆,自然就自高自大,同时又洋洋自得,新西兰像英国,是个岛国,面积不够大,够不上自高自大、自鸣得意,但是与外界隔绝,远离一切,那儿有更多的空闲,更多的空间,人似乎思索得更多。思索才能真正给人文化。

我五日离香港去英前,还可以和你们通话,你们看怎么样?可以让萧伯母转告你们的意思,或者给一封信在她那里。

我一路收的评论,等弄齐了,给你们寄去。再谈了,祝你们安好!

儿 聪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年届八旬的傅聪仍活跃在世界乐坛(二〇一三年)

母亲俯视父亲给孩子写信

父母在寓所小花园(一九五三年)

哥俩在寓所小花园(一九五三年)

按聪所谓“水平式的”,大概是“横的、纵的” 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都出以不知不觉的渗透。就是从水平面流出来,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傅雷注

原意是地平线。——傅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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