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流人的境界

李清照有诗云：“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在这句诗中被形容为“第一流”的就是被称为“冠中秋”的桂花。只要是在桂花盛开的季节里，无论你是悠闲，还是奋进，抑或是苦闷，都能感觉到一种“情疏迹远只香留”的畅快。那么，第一流的人又是怎样的呢？李敖曾描述过第一流的人的境界：

“第一流的人会忍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趣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能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的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也不能过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一定是个珍惜时间、不浪费生命的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他只知道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时间对他来说极为宝贵，他的目标通常是如何在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最大的价值。

第一流的人也一定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古往今来，善战者、善治国者莫不以大局为重、为要、为上、为本。所以第一流的人也应该是做大事且不拘小节之人。他善于从整体出发，善于从长远计量，然后全力以赴，最终改变大局。

第一流的人也是无情的人，他只站在真理一方，为了捍卫真理他可以抛弃各种人情。他也是一个讲究原则的人，为了原则他也可以不要所谓的“良心”，他不会“良心上过意不去”，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所以第一流的人做事都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第一流的人也是能保持本色以及真性情的人。他不会溜须拍马、不会曲意逢迎，也不会勉为其难。他按照自己的“心”来生活，不隐瞒自己的真实需要，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不为别人而活，他是非分明，待人接物公正公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的人生信条。

总之，第一流的人做第一流的事，他有高远志向，他乐观，他宽容，他有智慧，他只做实事，他正直，他谨慎……这些标准，你又能做到几条？第一流的人不易做，但却不是不能做，先从做第一流的事开始，日积月累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也在向“第一流”的道路迈进。

◎大德不可忘

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细行”，在小的行为上，小心翼翼，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来看他，他就不及格。以日本的广田弘毅为例，他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在东京大审时被绞死。死前他的太太先自杀殉情，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上断头台。

——李敖

这句话中李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光注意细行是不够的，还要注意自己的大德，甚至可以说大德比细行要重要。中国人一直以来在道德问题的看法上似乎都有些矛盾。看法之一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问题，那么在道德上也是不足取。另一种看法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只要把道德上的大的方面把握住，小的方面也就可以不必苛求了。李敖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日本战犯广田弘毅作为例子，先阐明在他上绞架以前，他的太太先行为他自杀殉情，这说明在“细行”上广田弘毅完全符合作为一个好先生或是好丈夫的条件。但他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这一点也是不可否定的，他对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他在“大德”上是不及格的，也是不足取的。这里再举另一个例子，明朝有一个破山和尚，有感生灵涂炭，于是为民请命，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杀无辜。而张献忠命令他的手下拿出牛羊猪肉，然后对破山和尚说：“你只要吃了这些肉我就封刀。”破山和尚大义凛然道：“老僧是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毫不犹豫地就把那些肉吃了。从和尚戒肉这样的“细行”来看，破山毫无疑问是有瑕疵，但是从为了百万生灵这方面来看，破山可以被称为“大德”方面的楷模。

李敖想要表达的这种大德重于小德的想法颇有一番道理。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生而为人是不可能完全尽善尽美的，因此有了“人无完人”这一说法。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区别看似很明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者之间似乎也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两者的界限并不分明。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好人做了一件影响很坏的坏事，而因为这件坏事引出了许多世人所不能容忍的恶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这个好人当做坏人来对待，这就是所谓的“失大德”。由此可见，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差别只有一步，要跨过这一步，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上文中提到的“小德出入可也”是想说明那些时不时有所出入的小节是不影响一些君子或是有德之人的为人。比如，精忠报国的岳飞，颠沛流离却至死不屈的文天祥等，这些人在少年时代都做过一些被道学家划分为“离经叛道”的事，但这些事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不失大德的君子。相比之下，有许多古代的君王，比如南唐后主李煜、唐玄宗李隆基、明朝崇祯帝等，这些都是极有才华之人，李煜的词，唐玄宗对音律的贡献，崇祯帝在画工以及陶瓷方面的才华，都由于他们的亡国或统治不力而完全被抹杀。许多帝王将相都是如此，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仅限制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还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身份虽然富贵但是福是祸谁也说不清。再看看另一种类型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汉高祖刘邦都可以被称为一代名君，说其名垂千史也不为过，然而他们也有兄弟相杀的“玄武门之变”以及“背信弃义，杀戮功臣”的名声，这些可以用“坏”来形容的名声并没有遮掩了他们的“日月之明”，反而更能显得他们光明磊落，有帝王风范。这样想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如果当上皇帝的是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当时的秦王李世民，那么还会有贞观之治的出现吗？说不定大好的江山会完全毁在李建成的手里。汉高祖和明太祖都有诛杀功臣之名，清朝的傅以渐就说过这样的话：“汉有韩信，明有蓝玉，读史至此，诚可感叹。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伊始，若无约束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功劳，骄纵横暴，民生凋蔽，也不能立国长久。明太祖，汉高祖，诛杀功臣，虽千古叹为寡恩，其实也是明，汉开国之功，所以能够速就的原因。”说到这里就能看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可谓极有道理。而为了能更进一步地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以及重要性，李敖再次显示出了自己善于考据的特点，又再接再厉地举出了更多的例子：

“再以德国的史匹尔为例。他也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帮助希特勒侵略的元凶。纽伦堡大审时，他看到集中营犹太人惨死的照片，他自认有罪。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被判了二十年。他的太太一直等他出狱，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坐二十年牢。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逾闲’的。”

“大德”与“小德”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大局”与“小节”，注重“大德”就是顾全大局，不拘小节。所谓大局，通常指人们所作出的决定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为整体利益着想，而不是为个人谋利。可以说，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顾全大局，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必须要做到能以海量的胸襟去作一些常常被人们认为是“过分理性”的决定，或者是抛开自己的自尊忍受他人的侮辱。这样做的理由就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就是说想要顾全大局，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不拘小节，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鸿门宴》中就有类似的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句话的具体意思就是做大事之人不必顾忌细枝末节，行大礼之人也不必计较一些小的谦让。因此，想要成就大事，必须善于取舍。

古往今来，有多少成大事者都是因为善于取舍且不拘小节而获得了成功。矛盾随时存在，现实存在的事物中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个人是不可能将所有事情都全面顾及，做到面面俱到的，因此只有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上，确定“大事”、“大德”的重要地位，做到不拘泥于小节，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完全投入解决事物的主要矛盾上。一句话，要想更快地获得成功就要减少细枝末节等小事的阻碍。曾国藩就坚持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定准做事的方向，不要把心思都花费在小事上，做事情时一定要抓住根本，搞清主要矛盾，从大局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次，曾国藩的《曾氏家书》中就有许多信条被后人们奉为经典。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与吴国斗争失败后在吴国甘当奴隶这点可以看做是“小节”，之后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十年之力，最终一朝灭吴，成就立国大事。类似这种不拘小节、最终成就大事的例子还有很多。韩信不拘胯下之辱这样的“小节”，最终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爱因斯坦不拘不修边幅、衣衫褴褛这样的“小节”，最终提出相对论……这些成大事者都志不在小，他们看得更远，从大局出发，不拘小节，最终获得巨大成功。而一些过于注重细节之人，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可以说是事必躬亲，“军中罚二十以上必亲览”，他要管理太多的琐事和小事，完全没有做到区别取舍，没有搞清楚国家的“大事”与军中的“小事”之间的关系，最终因为劳累过度而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果。这些事例说明的道理仍旧是要想成大事，就要不拘小节，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分散精力在完全不必要的小事之上，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达到最终目标。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企业管理当中，一个企业管理者若想取得成功，也要做到不拘小节。德力西集团的总裁在谈到如何管理好企业时就说过一定要从各种繁琐的管理事务中脱离出来，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来为企业把关，而德力西集团正因为坚持了这个原则，才能多次进入全国民营企业的前十强。所以说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想要成大事，就必须要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大局为着眼点，善于取舍且不拘小节。唯有如此，个人才能达到最终目标，企业才能在市场领先，国家也才能飞速发展。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上面提到了顾全大局以及不拘小节的问题，又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是一句充满了科学哲理以及辩证法的话，完全值得借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它讲的是“全局”与“一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局与小局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域”服从“全局”，“小局”服从“大局”。如果一个人只能看到眼前这块小小的局部，只能看到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利益，也就是“一域”蔽眼，不见全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样做不但会影响大局，就是小局也会被搞砸；相反，如果能做到从宏观或全局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你一定会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怀以及气势，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扩展自己的胸襟，打开自己的视野，在更宽广的空间范围中寻找并把握更大的机遇，只有谋全局者，才能因势而上，最终赢得发展。而“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讲的则是“万世”与“一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所谓发展其实指的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指的就是“万世”，也就是长远，经得起考验。如果不谋“万世”，竭泽而渔，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想要发展当前，就必须着眼长远。

总之，小德与细行固然重要，但大德亦不可忘。虽然想要达到“大德”的难度比达到“小德”要难得多，但是，谁又不想被人们称为一个“大德之人”呢？

◎原则性问题无情面可讲

我一生中，因为我的质直与坦白，得罪的朋友颇有几位，我都顾不得了。我爱护朋友，但我更爱护真理。当朋友背离真理的时候，我会修理他，无奈下笔时分，未免眼中含泪。诸葛亮斩马谡，是眼中含泪的，诸葛亮的伟大不在公事公办，他的伟大，在可以徇私却不肯徇私，他当时要徇私，大家也没话说，但他不肯，所以有挥泪之斩。诸葛亮的挥泪之斩，表现出来的，是公私既分明又兼顾，也就是真理友情既分明又兼顾。这种作风，我最欣赏。

——李敖

李敖的确很能得罪人，那是因为原则与真理对他来说尤为重要，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触碰了他的底线，哪怕是朋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提笔而战。李敖也认为，捍卫真理、保持原则也是一个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形态的、批评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像李敖这种公私分明到不讲情面的人现在已经相当少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品格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古人就非常讲究铁肩担道义，而今人则讲究主持正义，古往今来这些都是检测社会是否公正的必要法则。烟云变幻的历史，沧桑莫测的人世，只有正义与正气能够长留人间，正义一直是人心所向，正义也一向是公私分明，不会因私废公，更不会因公废私。

公私、义利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传统道德、人格以及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私关系上，通常要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甚至是公而忘私。而在义利关系上，通常要做到舍利取义或者是重义轻利，也就是说为了道德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第一要义就是人们要如何摆正公私义利等方面的位置。想要公私分明有几点是必须要做到的。其中一点就是必须具备一个独立的人格意识。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这点，没有具备独立的人格意识，那么他就不会用理想状态下的那些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就算要求了也会很难做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一直着重强调拥有集体主义的人格意识，从小就教育人们一定要把集体的、全局的利益放在任何事情的首位，这样一来“天下为公”的传统氛围就这么形成了，这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典型的一例：遏制甚至抹杀个人对私利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追求私利也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抑制，但是必须正当地发展。如此想来也是，凡事都要对比才能出结果，如果没有私利，哪里又有公义？可以说私利就是公义的根本，但是这样说并不代表人就应该先满足私利再满足公义，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保障公义这个大前提下，正当且有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可以说大公无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状态，是被人们普遍憧憬的，但要清楚，想要达到这种状态也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要做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公私分明。中国是一个重视人情，甚至可以说是讲尽人情的国家，李敖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一切要靠‘拉关系’、要靠人际关系好才能办事的现象，是可耻的！因为它把‘人情’高过‘是非’，又违反公平原则。中国人最易犯此病。结果人的精神、时间都花在做公关、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面，一切都讲关系才能过关了，这成什么话啊！”可以说在中国人情第一，在这里人情会成为一个人所有行为的重要基础以及行动原因。在现实背景之下，谁有关系谁就能活得自在。当然，在这里并不否定那些靠自己本事单打独斗闯天下并且成功的人。但是谁又能做到有关系不利用，只靠本事吃饭呢？这样的人恐怕很少，不过也确实让人佩服，但是心中的苦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总之，在现实社会无论你要做什么，总是会习惯性地先捋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研究一下这个关系能起的作用有多大，这恐怕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有关系，我们在做事方面就会有信心得多，一旦没有什么关系，在做事方面总会感觉单薄无助，无人依靠。这不能怪任何人，同样做一件事情有关系的成功率比没关系的要高得多，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且古今通用，皆是如此，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例如清朝时期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是靠长辈介绍才能成为军机大臣穆章阿的门下，而晚清的重臣李鸿章也是经人介绍才成为曾国藩的门生，再接着，没啥本事的袁世凯也是靠他叔父的介绍才到了李鸿章的门下做事，特别是这个袁世凯，无论是学习还是科举，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如果不是李鸿章的提携重用，他最后能凭借位高权重搞出那么多鸟事吗？如果不是有人情关系，袁世凯很有可能还要在不得志的黑暗中徘徊很长时间。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尽管对于人情关系的约束开始增多，但是也不能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仍然是生活高下、前途逆顺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个道理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所以不管是谁，大概都会拿出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人与人之间相互攀比，关系硬不硬也成了一个项目。关系广大、认识“有用的”人多的，通常都会被认为是能力非凡、有本事，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一些钦佩、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情绪，如果有可能，就会立即上前将这人拉为自己能够依靠的力量。总之就是认识的人多了，办事能相互有个照应，就好像走了个捷径，比靠自己走弯路要省力多了。官员们对这个道理更是认识透彻，实际操作水平也会更高，能够很有技巧地处理工作方面以及与领导联络感情方面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只是干好工作是不够的，与上级搞好关系才是双保险。关系好了，工作有点儿失误没关系，关系不好，工作上只要出了一点点问题，也能让你倒大霉。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这与西方的许多国家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种状况呢，归根结底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曾长期处于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结构下，人们生活艰难，大部分人都处于弱势地位，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照成为必须，一直到现在，这种必须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处处需要别人关照、需要感情的时代。这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一个潜规则，这也是中国社会运转的一个根本因素。那么，在这种几乎到处都是“讲人情”的社会背景下，李敖是如何保持他维护真理、公私分明的态度而不动摇、不改变呢？那就是“没良心”，这里说到的“良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良心”，李敖是这么解释的：

“所谓‘良心’，是古今中外人士最爱谈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十分不通的大题目。我所以说这个题目不通，乃是因为‘良心’是根本不存在的。一般人误以为人类先天性有‘良知良能’、有‘是非判断’……其实这些都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统统都是后天习俗与教育的产物，标准也因时空环境而不同。例如：中国的女人，会因丈夫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是沙特阿拉伯的女人呢？却会因丈夫没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见‘良心’云云，实在是后天学到的传统标准，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宝贝。

“因此，当一个人用‘凭良心’做标准来做人处世的时候，他一定该当心，该仔细检讨检讨这个‘良心’是什么？检讨以后，他自然会发现这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实在非常含混，非常模糊不清。如果他稍有方法学的训练，他会很容易就发现，所谓‘良心’，只是传统标准的反射而已；所谓‘受良心驱使’、‘受良心责备’等等，也只不过是受传统标准的驱使和责备罢了！

“做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该用知识和理智去订立新标准，去判断是非善恶，不该再用‘良心’一类的不通词汇来判断。我希望我们是‘没良心的’一代，那个时候，我们所作所为，大概也不至于‘丧尽天良’吧？”

所谓良心，从字面意思看，就是良善之心。但是事实上，并不是一切的善心都可以被称为“良心”，同理，也不是所有恶行都能用“没良心”来概括。比如，一个人看见他人悲哀却无动于衷，看见他人有难却不愿救助，这样只能说他没有“同情心”；而一个人如果损人利己，在公共场所任意胡为，只能说这个人没有“公德心”；一个人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干一些大家认为不要脸的事，或者是置舆论于不顾随便做坏事，那叫没有“羞耻心”。也就是说这些行为都不能称其为“没良心”。只有那些见利忘义、吃里爬外、卖友求荣、知恩不报的人，才被斥为“没良心”。打个比方说，一个人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后来这个帮助过他的人有困难了，而这个受过帮助的人明明自己有能力，却不肯施以援手，反倒作壁上观，装聋作哑，那就可以说他没有良心。再来一个例子，一个男人在落难的时候得到一个女子的关怀以及体贴，后来这个男人发达了，却没有报答那个女子，反而攀龙附凤，甚至休妻再娶，这也是没有良心的体现。由此可见，所谓良心，是一种专门用于人情回报的东西，属于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李敖所提倡的“没良心”根本不属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没良心”的范畴，他完全没必要担心别人会说他“没良心”，当然，他也从来没担心过。

李敖的朋友不多，但是敌人可是数量庞大到让人数着都手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李敖“没良心”且讲原则太多，他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失去的，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反而认为这是检验友谊质量的一个好机会：

“从谑画的角度看，我这种四处树敌的作风，岂不也正是检验‘朋友’、验明‘朋友’的好法子？如果‘朋友’是这样伪善、胆怯、骑墙、闪躲，这种朋友，也真可有可无了，他们不敢和我做朋友，说破了，我又何所惜呢？

“我常笑我自己说，别人整天做公共关系讨好人，我却整天破坏公共关系批评人，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窝窝出现，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我真‘阔’得很呢！

“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因为我争是非、不讲俗情、不肯做乡愿。我的敌人十之有九都是小人，如果我的朋友不勇于做君子(战斗性的君子)，不敢和我做朋友，我觉得我该就此人我两弃，也不错啊！

“王尔德说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年纪愈大，愈觉得他这种严格的择友标准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该改为：我疏远了他们，他们仍挺身为真理而公然站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希望在这种悬格甚高的标准下，去自勉勉人。”

李敖会这么想主要是由于他一直认为“人缘太好，会对真理构成妨碍”。由此可见，在李敖心里真理与原则更重要，因此所造成的“孤独”并不能影响他维护它们的决心，李敖甚至举出了许多“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决心：

“人生百年，缘归一梦，猿鹤虫沙，例皆尘土，但在百年孤寂之后、尘土长封之时，总希望有些永存的功业与交情留为雪泥爪印。吾爱吾师，尤爱真理。

“老子李耳，主张‘以德报怨’，孔夫子就大加抨击，他质问：若不辨是非地对有怨于你的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又该怎么办？又‘何以报德’？

“孔夫子这种‘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是西方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一般以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是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堪伦理学’中，并没这样的原文。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两者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真理。

“古今中外，热爱真理的人，无不在真理面前，对老师痛苦地义无反顾；孔夫子热爱真理，他‘背弃’了老子；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他‘背弃’了柏拉图；梁启超‘背弃’了康有为；卡尔•容‘背弃’了弗洛伊德；章太炎‘背弃’了俞樾；周作人又‘背弃’了章太炎；周作人的学生又继续‘背弃’，当真理跑得比老师快的时候，又怎能不作清楚的选择，清楚的‘背弃’呢？”

李敖是一个强者，因为他敢于在真理最孤独的时候守住孤独。面对“良心”与“人情”，李敖积极抗争，因为真理与原则存在于他的心中。追求真理的道路是无尽头的，他依然坦然接受这一切。李敖忠于自我也忠于真理。无视别人的疏离，继续享受孤独。要知道，疏离，不会让人沉沦，只会让人更坚强；孤独，也不会让人发疯，只会让人更执著。

◎浪费生命是一种罪过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地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作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李敖

就如李敖所说，第一流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做无聊事情的，因为他们不想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只做自己觉得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所谓生命无非是我们还活在人世间的时间，因此也可以说浪费时间就是一种自杀行为。想到死的确会令人感到不快，因此大部分人都会不惜一切努力或金钱来求得保全自己生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时间就是生命，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于自己浪费一个钟头抑或是一天时间却往往毫不在意呢？为什么常常会忘记生命本来就是由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天一点一点组合起来的。因此，浪费一小时或者是一天的时间就等于浪费一小时或一天的生命。无论如何都要记住一句话：浪费时间完全就是一种罪过，你会因为这个罪过受到与自杀一样的惩罚。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人生短暂，不过只有几十年，而我们必须把这几十年中将近一半的时间用在睡觉上；把吃饭的时间都加起来也要花去好多年；平时上厕所、逛街、换衣服等琐碎小事又会花去许多年；如果你还热爱旅行的话各色水路陆路的旅行之后又是好多年的时间没有了；各种缓解压力的娱乐项目自然也不能少，不管你是自娱自乐，还是娱乐别人，还是别人娱乐你，又花掉了几年时间；过年过节的没个庆祝活动也不行，这个每年必有，也要算；人不可能一生无病，养病也要花去几年时间……朱自清就曾感叹过时间在琐屑的事情中溜走：“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去，从我的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如果假设我们的寿命是一百年，将上面这些已经算好一定会花出去的时间减去，你会发现，能让我们好好工作的时间大概只有十多二十年吧。你又能保证在这些时间里你都一直进行有效的工作吗？算完这些，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心甘情愿、随心所欲地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了。作家邓拓曾说过：“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时间宝贵，失去将不再回来，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做有效的工作。如果时间利用得当，产生的利益将是无可估量的。《教育论》的作者斯宾塞也说过：“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由于人生短促，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从道德方面来看，恰当利用时间是有很多好处的。懒惰会让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而人就是最容易在这个时候犯错的，“每天不浪费或不虚度或不抛弃剩余的那一点时间，即便只有五六分钟，如得正用，也一样可以有很大的成就。游手好闲惯了，就是用着聪明的才智，也不会有所作为”。雷曼如是说。所以，如果你热爱生命，就请不要浪费时间。

李敖是一个很会利用时间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李敖的口才极好，不管是什么观点，经他一说就完全变样了，他会说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原有观点早就被他批驳得动摇而破碎了。李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是因为他的时间都用对了地方：“因为我午夜梦回，一一长考或细查过人间每一个大问题和小问题，我的博学、用功与好头脑，使它们深入；我的文笔、口才与幽默感，使它们浅出。我又独居，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不打牌，不跳舞，不看电影……我全无嗜好，只有专注地工作、工作、工作，我像一个清教徒似的律己甚严也责人甚严，所以我有是非，有成绩。我的本领非偶然可得，也非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可得。所以你们不必觉得奇怪。”宝贵的时间必须用来做正确而有必要去做的事。不过既然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与其从其他方面拼命挤时间，为什么不能从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方面入手呢？第一流的人在工作和做事方面也是很有效率和速度的。我们可以具体来研究一下。第一流的人其实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习惯，那就是找出重点，这个重点的内容就是影响工作进展的关键点以及各种阻碍、绊脚石，把这些重点找出来之后就要设法控制住它们，既是为了更快更轻松地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不让那些绊脚石阻碍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流的人做起事来总是让人感觉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的轻松愉快。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做事的秘诀，他们善于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情中挑出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就好像为一个杠杆找到一个适合它的支点，就这样，不用花多少力气，只需要用手轻轻一压，就能轻松地移动原本要花大力气也不一定能动一下的东西了。同理，在工作方面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在工作或做其他重要事情的时候无法把握这项工作或事情的关键，结果只可能事倍功半，往往在你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以及物力的同时，收效却与你的付出成反比，完全不尽如人意。因此，第一流的人在工作时的特征之一就是他能迅速了解事物的本质以及关键之所在。第一流的人在工作时能够分清主次轻重，他们很擅长分辨事情的重要性，绝不会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比如将紧急的事情错当成重要的事情。判断一件事情是否要马上处理通常会从两个因素考虑，一个是这件事情是否紧急，另一个就是这个事情是否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很紧急那就意味着需要立刻关注这件事情，一般来说，紧急的事情外在的表现都很明显，也就是说紧急的事情都很显而易见，是呈显性的。这样属性的事情容易造成我们的压力，这种压力会让我们迅速对其采取行动，但是这种采取行动的行为却可以说是被逼迫的。大部分紧急的事情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很有意思或是容易完成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它们并不重要。通常对于紧急的事情我们会迅速作出反应，但殊不知，反而是那些重要却不紧急的事情更值得我们投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主动性抓住难得的机会，这样可以促进事情的进展。相反，如果我们不让自己积极主动起来，就很难发现重要的事情到底重要在哪里。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把紧急的事情与重要的事情搞混。所以，一定要记住，想要确定一件事情是否重要就要考虑这件事情完成之后的结果应该是怎样的。所谓重要的事情就是指一些对你的优先的目标、价值观以及使命有很大帮助的事情。第一流的人做事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能分辨出重要的事情并能集中精力将这件事情完美解决。歌德就提醒过我们：“做最重要的事情，可千万别被那些最不重要的事情随意摆布，永远不要。”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虽然很容易，但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完成的价值不是很大。如果你经常很轻易地就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那么你就应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好好评估一下大概要花多少力气能完成这件事情，而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你又能获得多少价值，这样想想，你应该就能冷静下来了。因此，为了你每天都在减少的时间着想，也为了能让你的时间得到最大限度、最有效的利用，抛开那些不能带给你很大成果或收益的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想要完全抛开这些事情是很有难度的，但是只要你自己愿意或多或少你总能放下一些事情，哪怕你只放下这些事情中的一半，你都能发现你的时间充裕了许多。所以，如果你的面前正放着一堆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先考虑一下或者是先问问自己，到底哪些事情最重要，然后优先处理这些重要的事情。如果放任那些所谓的“紧急”的事情左右你的行动，你的生活就有可能充满危机。与“第一流”这个标准就更是无缘了。

总之，想要成为第一流的人就要先在时间以及工作问题上努力鞭策自己，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做你自己

匈牙利政治家噶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像，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萎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

——李敖

一个第一流的人也是一个能保持本色、忠于自我的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做好自己。俗话说得好：做事先做人，成事先成人。由此可见，做人与做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先把做人做得有分寸了，做事也才会变得有分寸。要怎样做才能是做人有分寸呢？坚持自我，保持本色。不需要刻意去模仿或迎合他人什么，只要做好自己就行。这样才能让别人从心底认可你，不会给他人一种造作的感觉，办起事来自然也会更加顺利。那么，要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不盲从别人，要走自己的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盲从，不要跟着别人的脚步走，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进步。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论述一个人如何能够成才时，说过一句千古明言：“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句话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坚持不懈，同时也要坚守自我。其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的做人原则可适用范围是极为宽广的。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每个人的自身，都将随时面临所处环境的改变甚至是各种诱惑的吸引。那么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时，我们是要做随波逐流之人，随大多数人的看法变化而变化？还是拿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样的勇气来“坚守自我”，保持自己的本色呢？从古到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无论是强盛的唐朝早期与中期，还是后来的明朝早期，抑或是清朝的早期，当时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坚守本国自身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包容并蓄地吸收外来文化。再比如，三国时期，英豪四起，群雄逐鹿。当时的曹操北踞中原，对江南虎视眈眈，曾修书一封告知孙权曰“与将军会猎于吴”。听闻消息吴国朝野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有人主张应战，也有人主张投降，议论纷纷。吴主孙权是主战派，但朝臣张绍等人却竭力主张孙权降曹。谁也说服不了谁，关键时刻孙权拔出佩剑，砍下桌案一角，斩钉截铁地对劝降者说：“孤意已决，再有言降者，如斯！”于是才有了赤壁一战的辉煌，正因为孙权的保持自我、保持本色，才有了曹军的“樯橹灰飞烟灭”，也才有了曹操败走华容道的场面。为什么吴国能在群雄争霸的局面中占据三足鼎立中的一席，能够成就霸业？从孙权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中就能看出来，一切不言而喻！关键时刻还是要相信自己，自己给自己一个明确答案。当断则断，勇敢地保持本色、相信自己，不轻信，也不盲从，这也是存在于大部分伟人身上的一种品质。就如同悬崖上的青松，暴风雨中，它没有像矮草那样跟着风向走，趋从于风向；下雪时，青松亦不会轻易被雪压折枝头。想要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就必须锻炼出不轻信，不盲从这种宝贵品质。

古往今来，有多少伟大的改革家与政治家都做到了“坚守自我”，做到了“走自己的路，不盲从别人”，如商鞅、王安石等至死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改革措施；还有很多的大诗人也是如此，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宁愿一辈子过着流放、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见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军事家也是“坚守自我”的代表：孙子、孙膑、刘伯温等，他们能在军事史占有一席之地，与他们的不轻信盲从、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坚守自我、保持本色的毅力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的一些历史人物们之所以称其伟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保持“坚守自我”的品格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改变。

我是我，你是你。为何非要按照别人的标准或眼光来改变自己呢？做人是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自然你活着也不是为了其他人。为了他人而活岂不很累？在平时的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必要太过于在乎别人怎么说。人生旅途只有短短几十年，为何不让自己更快乐一些呢，自己能为自己而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爱默生就说过：“在每一个人的教育过程中，他一定会在某时期发现，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不论好坏，他必须保持本色。”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自己有自己的性格，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观，自己有自己的本色。面对复杂的环境，很多人非常容易地就迷失了自己，但有人却坚守自己的想法。在人生的岔路口，到底应该何去何从，究竟是追求大同还是保持本色？其实大多数时候人们总是在过分压抑自己，这会让自己迈向另一条岔路。从另一方面来看，人的错误是永远都犯不完的，而人生的负担可以说是你想要多重就有多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一味沉迷于犯错的苦恼与生活的负担中，为什么不保持自己的本色，在个性张扬之中活出只属于自己的精彩呢？生活的环境看似很复杂，但你只要做到保持自己的本色，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切很简单。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你那都是别人的想法，重要的是你要能自己欣赏自己。做到我就是我，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了，每个人虽然都不是完美的，但却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如何，无论面对什么情况，要做的就是保持本色，做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