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走上了这条路……

拐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上了一道坡，又一道坡。沿着一级一级的石板路，从从容容地走进了一扇白墙青瓦的房门之内。青石柱垒成的房门上重新描誊过的“风香亭”三个古朴、苍劲的大字，像火苗一样跳进了我的眼帘。啊，风香亭，又见到您了！

甩掉一把汗水，我在这座饱经风霜的古亭前站住了。亭子刚刚维修过，被飘雨洗得砖块脱落的墙壁粉上了石灰，一幅大红对联张贴在门框两侧：三上三下家变穷，风去风来亭又香。好像是印证这对联似的，这时，一阵山风穿亭而过，把一股浓郁的山茶的芳香送进我的肺腑，甜美极了！多年不香的风香亭，真的又香了，这引起我多少感慨啊！

“那位同志呀，在外边站着做么子，进来歇一歇，喝杯凉茶吧！”

一个老妇人的声音闯进我的耳鼓。我定睛一看，只见茶亭内厅的门口，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向我打招呼。呵，莫不是茶亭大婶？细一看，真是她。我冲口问道：“茶亭婶婶您好呀！”

“好啊，好啊。你是哪个呀？”

不知是老太太的目力不行了呢，还是这二十多年生活的风霜改变了我年轻时候的相貌，她认不出我来了。

“我是三伢子。”我说。

“哎哟，是三伢子呀！你回来啦，快进来坐。”她摇晃着身子热情地迎上来了。

这一瞬间，往事，像扑面的山风一样来到了我的面前……

十二三岁的时候，风香亭就成了我最亲密的伴侣。那时，我常和父亲去三十里外的窑山里担石炭。这道山，是担炭回家翻的最后一道山，也是最陡的一道山。每当日头斜西，艰难的脚步送走了一级一级石梯，我便走进了这座山顶上的亭子。这时，我筋疲力尽，口干舌焦，放下担子，便一屁股坐到亭子里的石凳上。每每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婶子从茶亭里面的房子里走出来，端上一大瓷碗清茶递给我：“三伢子，口干了吧？”我几口喝下这碗清茶，动情地想：这座茶亭太伟大了！这位大婶太可亲了！

这座古亭，这位大婶，就是如此感情深沉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大些了，从老辈人口中得知，这风香岭是我们这片村寨去小镇、上县城的必经之地。从前，岭上没有这座亭子。进出这座山岭的人们，每走到山顶，口干舌燥，真想喝口茶水啊。后来，几个村寨的人计议，凑款在山顶上建了这座亭子，并开垦了几亩山地作为茶亭的财产，谁上山守亭，山地就归谁耕种。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原来守亭的茶亭老倌去世了。这时，带着两个半大的儿女守了一年寡的五婶请乡亲们荐举她上山守亭。于是，她上山了。村寨里的人亲切地喊她“茶亭婶子”。土地改革，茶亭的几亩山地正式分给了茶亭婶子。工作队和农会的同志还上山给她家送来了一份斗地主的胜利果实呢。

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我从这里上县城去念中学。三个月后，我回家来，亭子萧条冷落，茶亭婶一家不见了。听人讲，她单家独户住在山上，耕种着几亩入了公社的山地。上面怕管不死火，担心她在山上发展资本主义，于是把她全家调到山下的公社万头养猪场养猪去了。那年，山上的几亩地里长着极好的红薯，也没有收，就让它们烂在地里了。从此，这几亩上好的土地荒芜了。亭子里的大茶缸也被哪个调皮角色倒翻过来，在底儿上敲个大洞。茶亭没有茶了，风香岭不香了……

“喝杯凉茶，打打口干吧。”

这时，茶亭婶婶端着一碗清茶来到我的面前，我双手接过来，看着满碗的香茶感慨地说：“真是风去风来亭又香了！”

“你看到这对联了？”茶亭婶婶笑着问。

“写得不错呀！”我赞叹道，“谁写的？”

“我那个当民办教师的女婿。”茶亭婶婶很是兴奋，“舞文弄墨我不懂，可写的全是实话。这次，我是第三次上山啦！三上三下，把我的家坑穷啦。老话说：火搬三回熄，家搬三回穷啊！”

老人的几句话在我的心里掀起多少波澜！1958年后，我离别村寨，上学、当兵、坐机关，很少回乡了。但是，我断断续续地打听到了一些有关茶亭婶子的情况。她大炼钢铁那年下山后，不久就过苦日子，吃树根、野菜了。1960年，她搬回山上，把荒芜的几亩山地翻耕了，种上玉米、红薯、稻谷，连夺几年好收成。分的粮食多了，过了几年好日子。史无前例的年代来了，她家又被撵下山。在山下待了两年多，她自己又偷偷搬上山来。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把她一家“割”了下去。这些年，把山上的人折腾苦了，把山上的地也折腾苦了。人下山后，离得远，队里顾不上这几亩地，放上种子就很少管了，产量低得可怜。

“如今好啦！”老人的眉头舒展开了，“上头的政策送我们回山上来了。山上的这几亩地全包给了我们家。去年，一亩产了两亩的粮。一家四口人得了三千多斤粮食，卖山货还得一千多元钱，买回了一台电视机，住在风香岭看得到北京的戏啦。这日子过得真比蜜糖还甜。我看管茶亭，供给行人的茶水，队里还要给我报酬，我哪里肯收！山上有柴有水，烧点茶不费大事。人人都是要出门的呀……”

老人无声地笑了，笑得像风香岭遍地皆是的茶花。这是发自农家人内心的欢笑啊！我捧着老人递给我的这碗清茶，美美地喝了一口。茶，甜进心头，香入肺腑。啊，山乡人，富有了；风香亭，又香了！

(原载《文艺生活》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