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家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其发展、演变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社会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人类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李大钊曾说：“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组织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¹⁾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家族文化也便随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是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

余姚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素有“文献名邦”、“东南名邑”之称，这自然离不开余姚历代名门望族所作出的贡献。邵氏便是其中之一。

余姚邵氏子孙努力学习《诗》、《书》、《易》、《礼》、《春秋》，随后“隆制科之选，斌斌文学应运而起”⁽²⁾。从永乐辛卯年开始，邵氏子孙登科的“蝉联不绝，甲于海内”⁽³⁾。邵氏家族中爵位尊显之人亦不胜指屈，“或宰邑，或治郡，或居翰苑，或屏藩臬，或秉文衡，或提刑宪，或慷慨建言，或巡抚巡按”⁽⁴⁾，为人皆刚正不阿，勤政爱民，为后代树立了榜样。清代余姚邵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他们居家为孝子，步入仕途则为廉吏，既爱民又忠君，是余姚邵氏族人的骄傲。不管邵氏子孙处于人生的何种阶段、何种位置，他们都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多有表树。“邵氏人文之盛，所云无负于学术，有益于国家矣”⁽⁵⁾，这是很公允的评价。

容建新曾说：“家族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研究，细碎而烦琐，但对宏观研究有积沙成堆、集腋成裘之功。”⁽⁶⁾我们只希望通过基础性的研究，用真实的笔触记录下邵氏家族曾经的过往，曾经的足迹和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以景慕前修，志勉后进。

在《清代余姚邵氏家族》中，我们依据的主要是清代邵曰濂、邵友濂续编的《余姚邵氏宗谱》(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同时辅以历史材料(如《思复堂文集》等)，多角度验证。邵忠是邵氏迁居余姚的始祖，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余姚邵氏宗谱》即三大房所修。综合邵宏璧等人辑录族谱的主张，我们这里讨论的“清代余姚邵氏家族”，建立在亚一、亚三和亚六房上，而不再细分三房。

第一节　家庭与家族

西方语言中的“家庭”(family)一词源自拉丁语，指居住在一所建筑物里的人们的共同体。而汉语中的“家庭”可有三种含义：其一指家中；其二指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成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其三指院落、庭院。在家族史的研究中，我们一般所说的“家庭”则取第二义。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人们最基础的婚姻、经济和社会生活单位，“就其一般性的特征来说，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⁷⁾。家庭既是个婚姻生活单位，也是个经济生活单位。前者需要按照社会既定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规范生活，孝敬老人，养育子女，加之正常的两性生活；后者则是家庭成员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所需，并同时符合同居、共财、合爨的特点。

“族”有“丛集”、“聚集”之义。《庄子·在宥》：“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家族”就是许多家庭的聚集。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多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后代，他们或者已经分居、异财或各爨，形成了很多单个的家庭，但还是世代相聚，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如徐扬杰所说：

要构成家族，第一必须是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从男系计算的血缘关系清楚；第二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办法，作为处理族众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第三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系统，如族长之类，领导族众进行家族活动，管理族中的公共事务。不论哪个历史阶段、哪种具体形态的家族组织，这三个基本特点都是缺一不可的。⁽⁸⁾

家族又称宗族、户族、房头，其中的个体成员称为族人或宗人。家族是具有突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虽然家族还不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在地方权力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从根本上说，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即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数个分别具有同居、共财、合爨特点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分居、异财、各爨的群体，于是便由聚集的“家”形成了“族”，也就是“家族”。

本书所指“家族”含义较宽泛，没有将“家族”和“宗族”加以区分，反而采取简单的处理办法，即“家族”=“家”＋“族”。“家”指“家庭”，是同居并有共同财产的近亲血缘团体；而“族”则涵盖了“家族”与“宗族”的含义。

第二节　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研究现状

伴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家庭家族制度的重大变化，运用近代史学观念，加以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进行的家族研究也逐渐展开，成果丰硕。从断代上看，主要集中在宋代⁽⁹⁾、明代⁽¹⁰⁾和清代。清代家族研究多侧重于望族研究，如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代家族研究论文有90余篇，探讨的问题多集中在清代家族组织制度(包括祠堂、族产、族谱、家训等)、清代家族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主要是个案研究及对家族兴衰原因的分析)、家族教育与科举、家族人口与婚姻、家族文化与观念、家族文学与艺术等方面。

就清代余姚邵氏家族来说，目前所见主要是置于整个浙东史学宏大背景下展开的个案研究，集中于邵廷采的史学、理学研究和邵晋涵的史学、经学研究。另有关于政治家、外交家邵友濂的数篇研究论文，而鲜见邵氏家族其他成员研究。至于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整体研究，目前未见。

第一，关于邵廷采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共有4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对邵廷采的研究，分别是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和内地。

研究邵廷采的日本学者是和田歌大学潼野邦雄，其著作《邵廷采的思想形成》(未见)。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邵廷采在香港学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978年，何冠彪完成硕士论文《邵廷采思想研究》，钱茂伟在《浙东史学研究述评》⁽¹¹⁾中对该论文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因主要在香港地区流传，致使外界鲜有人知。数年后，《邵廷采思想研究》一文的主要内容被独立为4篇文章单独发表，即《跋邵念鲁年谱订误》(《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书全祖望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后》(《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兼辨黄宗羲与邵廷采之学术渊源》(《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明末清初思想家对经学与理学之辨析》(《九州学刊》1989年第2期)。其中《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对上自章学诚，下至陈训慈所述的清代浙东史学源流提出了不同见解，影响很大，成为日后挑起内地学者展开邵廷采研究的引子。

邵廷采的学术研究也引起了台湾学者的注意。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胡楚生专力于清代学术史研究，写有《邵念鲁<学校论>析义》(《清代学术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胡楚生学生吴季霏的硕士论文《论邵念鲁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于1987年成稿，肯定了邵廷采在学术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地位，后被分成《邵廷采在史学方面之成就》(《“建国”学报》1999年第18期)和《邵廷采对理学发展之见解》(《“建国”学报》2001年第21期)两篇文章发表。1989年台湾大学吴志铿发表《邵廷采的史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9年第17期)认为邵廷采开辟了“藏理学于史学”的新路径，启发了章学诚的义理史学。

内地的邵廷采研究是由何冠彪直接挑起的，缘起于《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在该文中，何冠彪对邵廷采下启章学诚表示赞同，却并不认可邵廷采于黄宗羲的继承，进而挑起浙东学派谱系之争，随后浙江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回击。先是文善常于1988年写成硕士论文《邵廷采史学思想研究》，随后沈敏之发表《关于<浙东学派问题平议>的商榷——兼论邵廷采的史学思想》(《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提出浙东学派间的师授关系，除及门亲炙外，还存在私淑的重要观点，因此将邵廷采列为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之后钱茂伟的《也论邵廷采的学术成就》(《浙江学刊》1994年第3期)可以看做是沈敏之文章的继承与发展，他从邵氏学术的渊源、邵氏治学的风格和邵氏学术的内容倾向三个方面肯定了邵廷采确实是浙东学派的一员，确有承上启下之用。唐燮军的《邵廷采史学述略》(《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对邵廷采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经史合一的观点，并指出邵廷采的思想虽夹杂着陈旧、落后的观点，但进步仍是其思想主流，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亦不容低估。2004年王绪的硕士论文《邵廷采学术思想述论》完成，结构与钱茂伟文相近，内容仍主要围绕20世纪80—90年代的争论展开，指出邵廷采虽与浙东诸学者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组织严密而延续不断的学派，因此邵氏所谓承前启后的作用便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初，还有钱茂伟的《姚江书院派和邵廷采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丁国顺《自称“姚江末学”的邵廷采》(《浙东学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外，还有由邵廷采研究进而至姚江书院派研究的。像何冠彪《邵廷采思想研究》、诸焕灿《黄宗羲与姚江书院派之异同》(《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徐仲力《姚江书院述略》、张克伟《姚江书院与清初王学》(台湾《中国国学》第21辑，1993年)等都是结合《思复堂文集》研究姚江书院的单篇论文。2005年，钱茂伟经长期研究，出版《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强调将视野置于王学史演变中加以考虑，指出“要搞清姚江书院派的出现及其学术宗旨，必须将它放到晚明浙东王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一目了然”。《姚江书院派研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较为系统地梳理姚江书院派历史的专著。

另外，还有一些围绕邵廷采著作的零星研究。研究《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的，如钱茂伟《邵廷采<西南纪事>与<东南纪事>研究》(《宁波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研究《思复堂文集》的，如楼笑笑《邵廷采及其<思复堂文集>的史料价值》(《浙江档案》2006年第6期)、《试论邵廷采及其<思复堂文集>的史学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等。

第二，关于邵晋涵研究。

关于邵晋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上，成果不多。

较早研究邵晋涵的是山东大学黄云眉(1897—1977)，他在1929年完成《邵二云先生年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1933年)，为现代人研究邵晋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第一篇系统性论述邵晋涵史学成就的是仓修良的《邵晋涵史学概述》(《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文章肯定了邵晋涵对《旧五代史》的辑佚之功，并论述了邵晋涵的史学思想。随后，南开大学南炳文发表《邵晋涵》(《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从更宽的视角讨论了邵晋涵的史学成就，包括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改编《宋史》、熟悉明清史等，并总结了邵晋涵成材的四个客观条件。宁波大学朱依群有四篇关于邵晋涵史学研究的文章，即《邵晋涵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秉公笔存直道史以纪实——浅论邵晋涵的史学思想》(《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文质因时——谈邵晋涵的史文思想》(《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初探邵晋涵修<宋史>的宗旨》(《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论述了邵晋涵的史学基本思想和价值，还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了其编修《宋史》的宗旨。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亦在邵晋涵的史学研究方面用力颇多，发表五篇文章，即《晋涵史学批评述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邵晋涵学术述论》(《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邵晋涵对宋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邵晋涵与<宋史>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2期)。

其他探讨邵晋涵史学方面贡献或成就的论文还有：浙江社会科学院王凤贤、丁国顺的《史书纂修专家邵晋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政治大学杜维运《邵晋涵之史学》(《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四川师范大学燕朝西《邵晋涵的生平、著述及其史学成就》(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04年硕士论文)、安庆师范学院邹斌和方薇《邵晋涵的“良史”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

侧重于邵晋涵文献研究的，如徐州师范大学杨绪敏的《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总结了邵晋涵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台湾师范大学林良如的《邵晋涵之文献学探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2年硕士论文)则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备的专论。

另外，还有专门针对邵晋涵著作的研究，山东大学张涛的《邵晋涵与<南江札记>》(《浙江学刊》1995年第3期)探讨了《南江札记》中文字或史实的真实性问题，条分缕析，多有独到之处；天津图书馆苏虹的《关于邵氏<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5期)通过《分纂稿》和《总目》的对比，充分肯定了《分纂稿》的价值；浙江工业大学张永红的《邵晋涵四库史部提要的目录学价值研究》(《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针对邵晋涵编纂史部提要的目录学分析，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与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汤城的《邵晋涵与<史记辑评>》(《东岳论丛》2007年第3期)认为邵晋涵在明代邓以赞《史记辑评》的基础上，辑成的新版《史记辑评》，为后来的学者研读《史记》提供了便利条件。

除史学、文献学外，邵晋涵经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李嘉翼的《尔雅正义》研究：《论邵晋涵<尔雅正义>的地名训诂特色》(《汉字文化》2008年第2期)和《论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成就》(《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作为清代余姚邵氏家族成员，邵友濂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邵友濂曾任台湾第二任巡抚、驻俄参赞和谈判代表，目前所见研究主要围绕其所任官职展开。如镇江市博物馆《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书中的沙俄侵华史料》(《文物》1976年第10期)、邹宇庭和秦钟权《沙俄侵占中国伊犁的罪行——读<邵友濂信札、奏稿>笔记》(《扬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7期)、邓孔昭《试论台湾第二任巡抚邵友濂》(《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10期)、王秀俊《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被拒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蒋宗伟《试论清末台湾铁路的修建——以经费筹措为中心的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2期)等。

上述研究成果多为单篇论文，主要侧重于清代余姚个别邵氏家族成员在相关领域的成就和贡献。设想一下，如果能将邵氏家族成员置于清朝这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并结合家族环境、学术环境等对个体的影响，定能将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家教、家风、政风等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基本材料

一、研究思路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家族的历史是由家族中的人创造的。

清代是余姚邵氏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余姚邵氏后裔用他们务实的精神、做人做事的原则续写着家族发展的辉煌历史。通过家谱，我们看到了邵氏家族的兴衰变迁，也进而感悟到人类生生不息的发展规律和被历史记录下的每个鲜活生命的活动踪影。本书对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研究便主要建立在对邵氏家族家谱的细读上，同时佐以其他历史资料、文献语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还原出一个较为真实的家族面貌。本书既有像家风、家教、政风这样面的研究，也有像邵廷采、邵晋涵、邵友濂这样点的研究。

不过，但凡家谱，总有歌功颂德之嫌疑。客观来看，作为私家编纂的家族资料，为敬者讳，家谱中作伪之处在所难免。正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指出：“一般的族谱总是要为本家族扬善隐恶，夸大以至编造本族的煊赫历史和优良传统。绝大多数族谱认同主流文化，按照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的形象，规范先人的言行，而将真实掩盖起来。”⁽¹²⁾因此，我们在根据家谱对清代邵氏家族进行具体、系统研究时，定当以此为鉴，以求尽我辈之所能，尽可能地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清代余姚邵氏家族全貌。

二、基本材料

国有国史，州有州志，家有家谱。

家谱又作谱牒、族谱、支谱、家乘、宗簿、宗谱等，是一个家族曾经过往历史的反映，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式，是十分重要又珍贵的史料。历史上很多文人都曾论及家谱的重要性，像元代诗人陈方说过：

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则是祖者，人之天也。不祖其祖，弃乎天矣；祖非其祖，拂乎天矣。非贤者能若是乎？殆见诗书之泽、科第之源，由此而绵衍无穷也。⁽¹³⁾

邵氏子孙向来十分重视宗谱的编纂和保存，他们把编修家谱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必经多方调查以求客观真实，“恐不肖者，援别派以乱真，而责各房之贤者遍察”⁽¹⁴⁾。清代余姚邵氏后裔曾有数人致力于编纂家谱，像邵宏璧、邵维馨、邵宏仁、邵向荣等。

邵宏璧曾著族谱五十卷，他在《谱序》中说：

我闻诸古谱以定昭穆，尤当别异同，以异为同，罪浮于脱略。⁽¹⁵⁾

邵宏璧所编族谱集数家之大成，可惜尚未付梓，便在洪水中失其大半。所幸部分手稿得以保存，其后邵维馨在编写家谱时，很多内容都取材于邵宏璧。

邵维馨曾辑录宗谱计55卷。邵维馨从小痴迷读书，为学博览古今，品行端方。他非常喜欢阅读秦汉以前的著作，行文中颇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的风韵。20岁时，邵维馨曾用赵国麟的假名字参加科举考试，“得补博士弟子员”⁽¹⁶⁾。他还拜清代经学家毛奇龄和邵廷采为师，“文名遂啧啧传江左”⁽¹⁷⁾。

邵维馨一生笃志力学，却从未满足。其精神追求的归属，最终落在家族宗谱的编纂和修订上。邵维馨“十六七岁便以辑录宗谱为己任”⁽¹⁸⁾，平时更是有意识地搜集宗谱旧本及邵氏宗人收藏的先辈们的诰、敕、传、状等，并当做宝贝一样精心珍藏，期望有一天能把它们录为成书，继续传给下一代。像邵宏璧所修宗谱，邵维馨都曾仔细拜读。每每看到同族中的老人，邵维馨都会上前询问，以完善宗谱内容。即便是那些又聋又瞎的，他也百问不倦。要是看见同族中的孩子，邵维馨更是必询其名。邵维馨还经常到书店去，一旦看见有补足邵氏宗谱内容的书，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要是身边没带钱，或者钱不够，邵维馨就把衣服抵押在那，求之若渴。

邵维馨辑录的55卷宗谱，其内容始自先祖邵雍十世孙邵忠，“规模大而纲目举，条分缕析、备极详细，自成一家之书，足以传后”⁽¹⁹⁾。主要包括：《光裕世表》八、《人瑞世表》一、《俊秀世表》五、《选举世表》三、《仕宦世表》二、《封赠世表》一、《邱墓世表》二、《祠位世表》二；志有：《大事志》十二、《坊表志》二、《门第志》一、《堂构志》一、《迁居志》一、《官职志》四、《典籍志》一、《艺文志》二、《宗器志》一、《世家志》一、《岁时志》一、《宗祠志》一；书有：《婚礼书》一、《丧礼书》二、《祭礼书》二；列传有：《孝义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方者列传》、《日者列传》、《货殖列传》、《烈女传》，以《六叙传》终。

虽完成宗谱的编纂及修订，但邵维馨本着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并没有立刻拿去付印，而是将校订的工作交给了邵向荣。他对邵向荣说：“俟余十年，学识有加，笔坚而洁，为更定之，付枣梨可矣。”⁽²⁰⁾在随后的数年中，邵维馨一边充实《醒斋文集》，一边完善宗谱内容，包括《宗支辨》、《贻编》、《外编》等。不想，宗谱还未付梓，常年的劳累便导致邵维馨心脏病突然发作。当时，邵向荣人在都下，未能及时将邵维馨一生的心血珍藏起来，后来都被非同宗之人拿走，下落不明，着实可惜。

如今我们虽已无法看到邵维馨所修宗谱的全貌，但他持之以恒的态度及其融入宗谱修订中的一片尊祖敬宗之志，会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不能忘怀。

另外，像邵氏子孙邵宏仁也曾编修家谱。

邵宏仁，字元朗，住在姚江清风里。邵宏仁从小就随祖父宦游四方，游览过江淮、秦晋、闽蜀的美丽风光。凡是沿途所见所闻，邵宏仁都信手将其记录下来。同时，邵宏仁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习惯，就是每到一处，“求索者只异书、残编、断简，如是者三十年”⁽²¹⁾。这样的习惯也为邵宏仁日后修订邵氏宗谱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支持。邵宏仁“著姓汇，续闻见，录越郡贤书、姚江文献、邵氏宗谱”⁽²²⁾，全部手抄，多次易稿，成书共500余卷，身后还有诗集十卷，为邵氏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邵宏仁编修《邵氏宗谱》(余姚)现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外，邵曰濂、邵友濂主修的《余姚邵氏宗谱》中也有多篇传记为邵宏仁所作。

不单单是邵氏家族中的男子，即便是女子，她们也有着强烈的保护家族宗谱的意识，张夫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张夫人是邵麈亭的妻子，她从小天性孝敬，嫁给邵麈亭后恪守妇道，对公婆顺从服侍，在余姚当地名声远播，贤声夙著。同治元年(1862)四月，西方殖民势力入我国境。张夫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想起邵氏十世祖邵富十旧家谱的抄本还放在家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万一遗失，那可是对邵家列祖列宗大逆不道的行为啊！于是，她拖着受伤的身体，在贼人惊扰之下，费尽周折，将旧家谱妥善转移到安全之所，使之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十世祖邵富十本是余姚人，后来入赘到平湖，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后来邵氏后裔在修订家谱时，“支派仍得与姚江合”⁽²³⁾，致使世系的先后相承、条理清晰、分明，全赖于此旧家谱。要是没有张夫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其保护起来，很多线索都将中断而无法衔接。对此，张夫人的确功不可没，此乃邵氏之福。

本书所论清代余姚邵氏族人的生平、事迹等，其材料来源主要是(清)邵曰濂、邵友濂续编的《余姚邵氏宗谱》，同时辅以其他文献资料。《余姚邵氏宗谱》记录了余姚邵氏的家族世系，通过传记、墓志铭等形式留下了家族中个体的行动轨迹。不管是淡泊明志的、用心于科举的，抑或是乐善好施的普通邵氏子弟，还是为浙东学术、甚至中国学术史作出突出贡献的精英们，透过发黄的纸背，他们的人格魅力、精神感召力便有如巨大磁场一般将我们笼罩，吸引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同时也净化着我们。家谱中收录的如墓志铭、传、行状等多为墓主后代邀请亲朋好友所写，撰写者多是同时代具有一定身份或地位之人。因此受个人感情因素影响，可能较多赞扬、溢美之词，甚至有隐恶扬善之嫌疑，或者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但主要事实的客观性是不能否认的。

《余姚邵氏宗谱》的主修邵曰濂是同治七年(1868)进士，副主编邵友濂曾任台湾布政使、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在当时有一定的声望。因此，这部家谱“体例严谨，编排得体，绝无攀附之风，堪称良谱”⁽²⁴⁾。正如俞樾在《重修余姚邵氏宗谱序》中所说：“今邵氏以先贤之后，世有达人，为之后者，乃能绍承世德，振起家声。即斯谱观之，而其后人之多贤已可见矣。吾是以知邵氏之兴，未有艾也。”⁽²⁵⁾该宗谱的书签亦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所题。

在这部宗谱中，收录了很多文人墨客为邵氏家族撰写的文章，使家谱增色不少。不仅提高了家谱的品位，同时也显现了清代邵氏家族显赫的社会地位。单单是为家谱所作的序就有数十篇，如南宋宰相陈康伯《邵氏宗谱序》、汪彻《邵氏谱序》、张九成《邵氏族谱引》、谢谔《题邵氏宗谱序》、许衡《邵氏家谱跋》、杨溥《邵氏重修族谱序》、王英《邵氏族谱序》、陈方《邵氏谱跋》、张孚敬《邵氏谱序》、陆龙其《邵氏宗谱序》、赵申乔《邵氏宗谱序》、张廷玉《邵氏宗谱序》、叔芳《邵氏族谱世系述》、邵宏誉《邵氏续修家谱序》、惪容《谱由》、惪容《原谱》、邵洪庚《重修宗谱序》、邵宏仁《重修宗谱序》、邵廷采《邵氏族谱序》、邵承明《重修宗谱世系序》、邵宗铣《余姚邵氏宗谱辨》、邵宗鈗《续修余姚邵氏宗谱世系序》。

掩卷而思，从历代众多学者对邵氏宗谱所作之序，可以想见邵氏家族的深厚渊源。从宋代邵雍的善养其亲、忧国忧民，到其作为邵氏儒宗的渊博学识、志豪力雄，邵氏后代子子孙孙的厚积薄发便不难预见。自南宋以来，邵氏后裔参加科举、立言立行、立德立功，一直延续数百年，这些可为大事者，竟是同族同宗。他们可以千百年如一日、千百家如一家、千百人如一人，这也正是邵氏家族千年来积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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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0—301页。

(2)(明)陈有年：《余姚邵氏簪缨题名录记》；(清)邵曰濂：《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二，1888：1。下文注释所见宗谱与此同，只标卷数和页码，宗谱名称和年份略。

(3)(明)陈有年：《余姚邵氏簪缨题名录记》，贻编卷二，第1页。

(4)(明)陈有年：《余姚邵氏簪缨题名录记》，贻编卷二，第1页。

(5)(明)陈有年：《余姚邵氏簪缨题名录记》，贻编卷二，第1页。

(6)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6期。

(7)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8)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9)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

(10)白宝福：《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中国史动态研究》2010年第2期；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钱茂伟：《浙东史学研究述评》，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

(12)葛剑雄：《在历史与社会中认识家谱》，《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3)(元)陈方：《邵氏谱跋》，谱系，第12页。

(14)(清)邵向荣：《庠宾宏璧公传》，贻编卷四列传，第22页。

(15)(清)邵向荣：《庠宾宏璧公传》，贻编卷四列传，第22页。

(16)(清)邵宏仁：《文学醒斋公传》，贻编卷四列传，第55页。

(17)(清)邵宏仁：《文学醒斋公传》，贻编卷四列传，第55页。

(18)(清)邵向荣：《醒斋公后传》，贻编卷四列传，第57页。

(19)(清)邵向荣：《醒斋公后传》，贻编卷四列传，第57页。

(20)(清)邵向荣：《醒斋公后传》，贻编卷四列传，第57页。

(21)(清)徐葆光：《邵莱园先生传》，贻编卷四列传，第61页。

(22)(清)徐葆光：《邵莱园先生传》，贻编卷四列传，第61页。

(23)(清)邵文骅：《平湖张夫人传》，贻编卷七淑媛，第47页。

(24)励双杰：《慈溪余姚家谱提要》，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5)(清)俞樾：《重修余姚邵氏宗谱序》，《邵氏宗系汇集》，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