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书叶漫评

艺术家的童心—读丰子恺《缘缘堂随笔》

在中国现代艺术家中，丰子恺先生该是最富有童心的一位了。

生前，他就曾这样感慨：“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见我，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往往觉得奇怪而大失所望……想一想，我明白了。我的身体老大起来，而我的心还是同儿童时代差不多。因此身心不调和，使人看了奇怪。”

事实上他也的确令常人奇怪：他爱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他知道孩子们在想，眠床里可以生花草、飞蝴蝶，凳子的脚可以给穿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他能画出《花生米不满足》、《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之类童心盎然，令人怀疑系出自儿童之手的漫画……

他阐明自己创作漫画的动机无非是家庭亲子之情，即古人所谓“舐犊情深”，而且自以为卑微琐屑。但每一个真正了解丰先生思想的人都知道，他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好多好多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在周围一群真率的儿童生活中梦见了自己过去的幸福，觅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他企慕他们的生活天真、艳羡他们的世界广大，他认为“世界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他佩服小女儿瞻瞻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就是从这份童心出发，丰先生成就了自己的伟大。正如《缘缘堂随笔》的日文译者吉川幸次郎所评价的那样：“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

在铜臭气愈来愈浓、人情味愈来愈薄的现代文明社会，童心之于艺术家就显得尤为珍贵。其实本来每个人都多少有点童心的，“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可是为什么到头来童心却变成“物以稀为怪”了呢？这就显出了艺术家的修养，见出了艺术家与常人的分别。因为大凡艺术，总是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常人只能困于世俗事务而不能自拔，只有艺术家才能完成这种超越，他凭借的就是童心——一种伟大的对人类的爱，一种回归自然的天性（事实上，儿童和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无所谓回归不回归）。

当然，童心的实质并不是指一种生来就有的先验的观念，而是指人们对于社会人事的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反应。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童心绝不仅仅是自我的表现，更是对于万物普遍的爱和对于人生的纯真向往。

从这个角度来说，童心应该不只是艺术家的专利，而应成为每个人的精神中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丰先生说：“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但愿人们对童心不再感到奇怪的日子早点来临。

原载《四川日报》1991年4月28日

猛虎与蔷薇——读余光中散文

我们大多数读者是从“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 也听见/沙 也听见”以及“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等诗句里认识余光中的，后来才知道他“右手为诗，左手为文”，散文也写得好。惜乎选本不多，就笔者目力所及，只读过他的几篇小品，如《我的四个假敌》、《宛在水中央》、《在水之湄》、《牛蛙记》、《听听那冷雨》、《借钱的境界》等，即如此，也早已为其作品中四溢的才气所熏醉。不过，跟读梁实秋一样，总感觉机巧有余而厚重不足。及至读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最新选本《桥跨黄金城》，才似乎窥到了余光中散文艺术之全豹，不，用他的话说，是全虎，是细嗅蔷薇的猛虎。

虎有威猛之气。当余光中驾着他的小道奇疾驰在辽阔的美国西部的时候，当他饮过嘉士伯啤酒开始浮想联翩的时候，当他陶醉于山、海、塔、高速公路等雄性意象的时候，余光中就是一头威猛的老虎。在《高速的联想》一文中，他说他崇拜速度，并引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话：“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兽欲。”诗人的余光中或许永远不会说出“我倒觉得你（指夫人）煨得更腴了，雄得一塌糊涂！”或者“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等痛快淋漓的话，但在散文家的余光中说来却显得本真、有人情味。文人不是阉人，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应该是最健全、最富生气的人，是猛虎。

当然，这仅仅是浅层意义上的猛虎气。余光中的散文是以想象富赡、节奏紧张、内蕴深厚、造语奇特见长的。他的散文内容不外游记、咏物、品藻人物、家居感受、文艺随笔等几类，但他是带着他全面、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凝重的历史感进入他的意象世界的，所以他可以面对星空作逍遥游，面对莲花而意兴遄飞，从李白、杜甫到米芾、苏轼，从可口可乐到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从盖提斯堡的古战场到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纵横开合，火花迭现。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这种语言的密度是才气，是历史的厚重感，是猛虎气。

“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余光中散文有其阳刚一面，也自然有其阴柔一面。以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听听那冷雨》为例，语言之迭宕、意象之开合，无不透露出他的猛虎气，但就“冷雨”这个整体意象来说，它毕竟是阴柔的、古典的。

与余光中的诗相比，他的散文的涵盖量更为广阔。有传统的乡愁，也有对沉重历史的回忆，有对自然山水的礼赞，也有对现代文明（如噪音、空气污染）的哀叹。在他的《不朽，是一堆顽石》、《伐桂的前夕》等名篇中四处浸润了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等终极性命题，体现出一位散文大家的本色，确如一只警醒的猛虎；其散文中俯拾即是的诗意语言，诸如“如果你此刻拧我的睫毛，一定会拧落几滴蓝色”、“那夜的月色特别清亮，好像一抖大衣，便能抖落一地的水银”、“有时索性走在轨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长梯”等，不正如路边蓬勃着的芳香无比的蔷薇么？

余光中在自序中评价这个选本，“于我的散文艺术，有相当的代表性”，看来他是满意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内地出的多种多样的港台文学选本，似乎这类反映全貌、遴选精当的集子太少了些吧。

原载《博览群书》1996年第9期

蓝田日暖玉生烟——臧克家散文的艺术特色

臧克家是以诗名世的。可能由于他的诗名盖过文名的缘故，他的散文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他曾自言：“诗与散文平分秋色”。有的评论家说他“散文与诗一样美”，也有的说他“文胜于诗”，但对他的散文成就与艺术特色大多没有做具体深入的研究，而是停留在泛泛之论上。本文从其作品文本出发，力求较为全面地展示其散文的艺术特色，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为人生”的文艺观，奠定了臧克家散文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臧克家出生在一个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里，但他的感情却在农民一边。他说：“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我的诗生活》）正是这种经历，使他从骨子里认同 “文学研究会”“文艺为人生”的主张。后来他有幸接触到“文研会”发起人茅盾，感到这种主张恰合于他的心意；加之“文研会”另一位发起人王统照是他生平最亲近、最佩服的同乡前辈，因了这些因缘，他选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必然的，也是自觉的。

如果向更远追溯，我们可以从臧克家的作品中看到白居易的影响。臧克家的祖父就喜欢白居易，他回忆说：“但是他喜欢诗，高了兴便收起那副冷面孔，放声朗读起《长恨歌》来，声音里饱含情感，显然他已进入了诗的境界，另是一个人了。他自己写诗也学白乐天。” （《我的诗生活》）而白居易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艺术主张，和“文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实践，所以臧克家的散文中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无病呻吟，当然更没有酥胸玉腿，他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是文坛老友的喜怒哀乐，是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悟。这就是臧克家散文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二、臧克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臧克家不是那种卖弄才情的人，他的散文很少掉书袋，读起来如饮白开水，但细细品过，会发现里面有深厚的生活，有真挚的情感。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那就是可贵的平民情怀、“情”字当先、擅写细节与特点以及质朴的文风。

1.可贵的平民情怀

中国传统的散文，多的是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就是到了现代，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这样以底层百姓为主角的散文作品也并不多见。臧克家的散文则在这一领域做了较大的开拓。

他的散文以写人为主，他写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社会底层的农民、普通市民，另一类是他所熟识的文坛新朋旧友。前一类量不大，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舟子》、《老哥哥》、《六机匠》、《野店》，后来的《博士之家》，数量上只有十几篇，但这批作品的质量很高。尤其是《老哥哥》和《六机匠》，这两篇散文即使放到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大背景下来衡量，都有它们应有的位置。臧克家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爱农民，我爱农村，爱得深沉，爱得心疼。可是，如果你问：你最最亲哪一个、爱哪一个呢？一个是“老哥哥”，另一个是“六机匠”。（《关于〈老哥哥〉》）“老哥哥”是在他家做了五十多年长工的李姓农民，辛苦了一辈子，老了没有用了，被祖父赶出了家门。臧克家舍不得他走，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他为老哥哥写过一首诗、一篇散文，还有一篇创作谈，结果“一文三洒痛哭泪”。六机匠是他家的另一个佃户，是个故事坛子，是臧克家走上文艺之路的启蒙者，坚实能干，却被逼得没有生路。这两个人物可不是孤立的个体，臧克家是把他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命运的缩影来写的。

《博士之家》是臧克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写了新时期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如住房拥挤，“有书，摊不开，有心，也展不开。”文中毫不掩饰地讽刺一些所谓的“人民公仆”对国家未必有什么贡献，却一掷千金，趾高气扬，进而强烈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其情可悯，其心可鉴！

臧克家散文中也有一部分是写风景的，他写风景跟一般人不同，经常于风景中见出人世间的沉重。从文人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描写有时是很“煞风景”的，但从平民的视角来看，难道不正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控诉吗？比如《舟子》中他写诗意与现实的对比：一方面是“欸乃一声山水绿”，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三更画船穿藕花”，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文人雅兴；另一方面却是各样舟子艰难困苦的生活：为了一点钟两毛钱的收入，再美的风景，他们也没有欣赏的雅兴。“一张破网就是全份的产业，富贵的年华都从网缝里漏到水流中了。”最后他还忘不了诘问一句：“‘欸乃一声山水绿’，你看是有诗意的不？”这样的描写，没有对底层生活的深切同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在《镜泊湖》中，他写道：“湖山是美丽的，然而它是血洗过的，因为当年这一带经过不止一次的战斗，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丽，格外动人！”这是只有平民视角才能看取的风景，文人士大夫是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写的。他们看到的只有浪漫只有诗意只有弦歌阵阵只有舞姿翩跹，平民生活离他们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这正是臧克家散文的可贵之处。他也多次表述过自己的这种情怀，他说：“创作要服务人民，作家应深入生活，不屑于小曲独唱，幽暗自赏，搔首弄姿，自作多情。忧人民之忧，喜人民之喜。” （《“八五”述怀》） “我的心不在山水花草之间，而在人民大众的海洋之中，在伟大时代风云变幻之际。”（《我的心愿——序〈臧克家散文〉》）

2.“情”字当先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写诗如此，写文章也是一样。

“我的散文作品，缅怀亲友的占比重相当大。写得比较能动人的是那些交深情深的人物。有的相交几十年，不但对他的人格性格深刻了解，甚至笑容与愠色，一闭眼即活现在眼前，使我内心为之大动，热情为之奔腾。有时出现这样情况：一文未成，三次痛哭，快步跑到卫生间，扭开水龙头以冷水浇面。要写出叫人感动的文字来，自己一定先感动过。” “就是写景，也必须首先有情。山水宜人亲，没有这个‘亲’字，山，是冷冰冰的石头，水是‘氢二氧一’。”（《多写散文少写诗——〈臧克家抒情散文选〉代序》）这里说的“一文未成，三次痛哭”指的是《老哥哥》。在该文的最后，他写道：“又是秋天了。秋风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经能赚银子了，老哥哥可还能等得及接受吗？”臧克家小时候曾答应赚钱为老哥哥养老的，这么多年了，他没忘这件事，这份情愫叫人如何不泪垂？在《六机匠》中，他追问：“这样一个坚实能干的人失去了织布机，失去了佃地，关东的一条生路又被截断了，一个人孤独得像一只被剪去了翅膀的飞鸟，哪儿是他的去路呢？”

臧克家的确是个写情高手。他有这样的经验之谈：“写回忆文章，必须富于感情。思往昔，念亲人，表敬意，抒缅怀。人如在，心如倾。写时为之大感动，然后才能大动人。如果仅仅冷冷静静，条陈旧事，虽多何足贵？虽细不足珍。”（《怀人集》前言）解放后，他写了大量文坛故友的怀念文章，最感人的当数写王统照的《剑三今安在？》，写闻一多的《海》，写叶圣陶的《昆仑飞雪到眉梢》，写茅盾的《往事忆来多》，写吴伯箫的《五十二年友情长》，写何其芳的《抬头看手迹，低头思故人》等篇什，这些文章好就好在他写出了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不是泛泛之交，不是世俗之交，而是君子之交，是莫逆之交。这种情就像陈年老酒，放到多少年之后打开，依然醇香动人！

当然，真挚的情感同样弥漫在臧克家写景、写物的散文中。在《毛泽东向着黄河笑》中他回忆了亲见1938年花园口决堤时的情景：“举目茫茫，一片黄汤。树木的梢头挣扎出水面遥遥地向人招手。日用家具像小船随波飘荡，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的，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的屋脊鱼群似的掠船而过。”读这样的文字，你才知道什么叫“笔端含情”。还有后来写的《我爱雨天》、《炉火》、《我和孩子》等文章，都表露了作者对安静生活的向往，对有活力、有个性生活的执著和对孩子们的挚爱。尤其是《书的故事》，从“文革”期间的“焚书”到新时期的签名售书，写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也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惜书爱书的深情。

3.擅写细节与特点

臧克家在他的创作谈中提到过写人物的诀窍。他说：“写人物，要注意细节，即小事，见精神。”（《多写散文少写诗——〈臧克家抒情散文选〉代序》）有很多人物的闪光点正是从一些小事，从一些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比如，他写王统照在病床上托自己弄一千元，为的是替山东图书馆买书。当时王统照咳嗽得很厉害，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公益事业，王统照的性格与人品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还善于抓住人物身上的一些特点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如，他写李健吾的大笑，“他每次来我家，人刚入小小庭院而轰笑声却已经进客厅门了。健吾的笑，是热情的爆炸，是心灵的强音，是他爽朗性格鲜明的特征。一想到健吾，就想到他的笑——开心的笑，使人愉快、受到感染的笑。他的笑，像重磅炸弹，威力无穷，严封的郁闷，无头的苦恼，一闻笑声，粉然而碎。他的笑，令人乐观，使我振奋！记得当年我赠了他一首小诗，仿佛是这样：‘脚步阶前落，笑声已入门。狂飙天外至，万里无纤云。’”（《一个勤奋乐观的人——悼健吾同志》）

很多读者可能没有见过李健吾，但通过这段描写，对李的性格大概也了解个八九分了。再如，写叶圣陶为了节省汽油，在耄耋之年宁愿挤公共汽车访友；写茅盾着重写他的谦虚、平易；写闻一多则侧重写他的火气、热情和正义感。

前面已提到过，作者早年对底层人的生活相当熟悉，《野店》中的一段描写可以成为最好的例证之一。作者写野店的常主顾车伙子进店吃饭，“半斤一张的大饼，包着大块肥肉的包子，再要几头大蒜，一块还没腌变色的老白菜帮子。吃起来有点可怕。不，不能说吃，应该是说吞。看那个劲，饼如果是铁的，肚子一定变成熔炉。饭后为了消暑，走到水瓮边去，捧着大瓢的生水往下灌，声音咚咚的可以听好几步远。”这种描写之所以生动，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4.素朴的文风

当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的时候，茅盾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只是用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其实，素朴的文风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中，散文也是一以贯之。读臧克家的散文，如饮白开水，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而有味，而且回味无穷；如在深海航行，表面波澜不惊，然而内蕴深厚；如入人物画廊，算不得浓墨重彩，但个个形神毕肖。在《我的心愿——序〈臧克家散文〉》中他写到：“对散文，我个人的看法只有几句话：散文不散，精心锤炼。生动活泼，亲切耐看。”这个标准表面看来不算高，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就是这个道理。

如臧克家所言，他的这种文风有《四史》、《史记》的影响，也有白居易的影子。白居易要让不怎么识字的老妪都能读得懂自己的诗，臧克家的散文也绝少掉书袋，多数文章平白如话，质朴自然。但因为他有诗的素养，所以很多语句简洁、凝炼，蕴含丰富。

三、待开掘的意义

臧克家最早发表的处女作，既不是诗歌，也不是诗论，而是散文，是1925年在《语丝》杂志发表的一封与周作人的通信，从193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乱莠集》开始，他生前共出版了近二十部散文集。

很多论者已经意识到他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但普遍认为他的诗歌高峰屹立于解放前，诗名掩了文名；他的散文高峰则突起于解放后，文质胜过诗质。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臧克家的散文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解放前，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社戏》、《拾花女》、《舟子》、《老哥哥》、《六机匠》、《野店》、《蛙声》、《回首四十年》等作品为代表；另一个是解放后，以《怀人集》为代表。解放前的散文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从思想到文采，其质量丝毫不亚于他在新时期的散文作品，只是由于人们对他晚年怀人的作品较为重视，不免轻疏了他的早期作品，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臧克家散文待开掘的空间还有很多很多。

当年，臧克家曾引用李商隐的两句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他说：“我希望，我们的诗句如同沧海明珠；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好似蓝田生烟的美玉。”（《多写散文少写诗——〈臧克家抒情散文选〉代序》） 蓝田生烟的美玉是个什么境界，或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那就是散文要美，要给人温暖，要积极向上，要温润流畅。

“蓝田日暖玉生烟”，臧克家的散文做到了，它的确像一块日暖生烟的美玉，像价值连城的和氏璧，我们且不可等闲视之。

寂寞学术 悲凉人生——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学术是寂寞的，而政治是热闹的。寂寞的学术(尤其是纯学术)和热闹的政治(指狭义的政治)本可以相安无事，但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学术不关政治，而政治偏要“关心”学术。打个比方，学术如一安静的处女，政治则或如一热情的媒婆，总爱找上门来喋喋不休，或如一性欲狂，必施强暴而后快。

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人，不难觉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与学术，尤其如此。

学术是如此的寂寞，又如此地遭受骚扰，何以还有那么多的人安于此道呢？这除了与一个人的性情秉赋有关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陈寅恪先生讲了一辈子的：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陈寅恪曾多次提到并引述他于1927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铭。铭文要旨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在评述王国维的精神世界，其实又何尝不是陈寅恪自己心迹的流露呢？

1953年10月，陈寅恪被列为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人选时，他面对前来邀他北返赴命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即多次引用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并强调指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独立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基于这种操守，陈寅恪提出了他赴命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种条件，不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在今天看来，我想大多数人也会惊得目瞪口呆。

从政治角度看，这些要求无疑显得幼稚可笑;但从学术上说，它们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只能也必须尊奉一种主义，这无可厚非；但作为一门学术，则应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陈寅恪对马列主义并无偏见，他早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这一点，与那些从来没读过马列却常拿马列当棍子打人的政客相比，显然是一种更符合马列的态度。

陈寅恪终于没有重返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而是留在了遥远的南国。这使他在有生之年，比北京的学者少了一份汇入新时代大潮的喜悦，但同时也少了许多是非冲突的烦恼；多了一份寂寞，但也多了许多自由。尽管他的书房和陈毅、陶铸、胡乔木、郭沫若、周扬等要人结过缘，也曾给权倾一时的康生吃过闭门羹，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孤老头子和他的助手在里面一个口述，一个抄写，反反复复，字字斟酌。这就是陈寅恪在盲目膑足的晚年，还能完成《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煌煌百多万言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妨想想，与此同时，北京的多少文人、学者，正忙着学做一些日后连自己都汗颜不已的应景文章呢!

但陈寅恪的生命终究是悲凉的。这一方面来自他的身世之叹，所谓时运不济；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盲目和膑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失落。

陈寅恪，作为湖南省巡抚陈宝箴之孙，“晚清四公子”之一陈三立之子，又娶台湾省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筼为妻，其世家遗风可想而知，惜在1898年，陈寅恪8岁时，祖父和父亲同被清廷宣告“永不叙用”；1937年，父亲又因国家受倭寇之辱，绝食而死。陈寅恪自然会有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之所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再加上自身的盲目和膑足，这不是命运的捉弄是什么？但最最令他心痛的是：无法在学术上一展雄才。

以陈寅恪之涵养，何至于借陈端生和柳如是来阐述自己的生命感和历史感呢？说他大才小用，一点都不为过。在正常的学术环境里，即使陈寅恪已盲目、膑足，但如果配备足够的助手，由他定选题、出主意，各助手或搜集资料，或实地考察，再写出几部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类的扛鼎之作，当不是难题。他在晚年向人表达想写写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历史时，是多么地有心无力!

多少学问永远留在了陈寅恪的脑中!而这些，单靠助手黄萱，或程曦，或高守真，或“三个半护士”，又是怎样地杯水车薪！而且，完稿于1954年的《论再生缘》，在1962年，竟因康生的一句话而使出版胎死腹中，直到1978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分两期在国内首次刊出全文，此时距陈寅恪去世已有9年；完稿于1964年的《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即《柳如是别传》），更是在1980年，才得以由蒋天枢编入《陈寅恪文集》出版。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缺乏助手和难以出书更令人心伤的呢？可这些，偏偏让国学大师陈寅恪全赶上了！

如果说，这是陈寅恪那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凉，那么，当今天的学者还在抱怨寂寞而不是安于寂寞，当学术著作的难以出版依然让教授们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不是我，是风？——读《反思郭沫若》

反思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提郭沫若。有人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的成就和失误都达到了他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程度。成就不好说，他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都是文革前的产物，文革中硕果仅存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对杜甫的诋毁，今天看来显然有政治投机的成分；而他的失误的典型性，则随着时光的推移显得越来越突出。

从世俗的意义上讲，郭沫若是唯一一个以胜利者的姿态度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的时候，在不少人不堪屈辱、自杀明志的时候，在更多的人噤若寒蝉、喑哑失语的时候，郭沫若却不仅稳坐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宝座，而且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尽管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郭民英）精神分裂，在军队中自杀，另一个（郭世英）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但这点冲击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相比，也就算幸运的了。

今天的反思者多认为郭沫若的迷误在于“高处不胜寒”，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是为了仕途才出让自我，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最根本的，我认为这仍是一出性格悲剧。关于郭沫若的性格，研究者们多注意到他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一面，却较少关注他的前后一贯性。事实上，青年郭沫若的嫖娼狎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与他晚年的媚上欺下，逢场作戏，善作翻案文章是有某种内在关联的。毛泽东说自己有一种“猴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郭沫若则更像一条变色龙（他生于1892年，属龙），为了永远居于主流政治立场，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色彩。一会儿吹捧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并穷数年之精力写作《武则天》以献内廷；一会儿又笔调陡转，“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解放前，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文革初起时，他率先表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至于他写的为数甚繁的对毛泽东肉麻吹捧的诗词以及“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之类应景作品，都与形势逼迫无关，而完全是邀宠媚上的侍臣伎俩。借用一个旧词，或许称郭沫若为“御用文人”更为恰当。

但我们必须看到，郭沫若毕竟是“五四”精神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十年浩劫中人格丧失殆尽，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他在历史剧《屈原》中借屈原之口表达过这样一段意思：“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应该死的时候，又不能够慷慷慨慨地死。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

文革把郭沫若给糟蹋了，把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给糟蹋了。但文革也凸现出顾淮、遇罗克、张志新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他处于怎样一个时代。

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到郭沫若是可以有多项选择的：他可以像被解职的文化部部长茅盾那样，以沉默来表示自己对文革的抗议；他可以像陈寅恪那样固守文化家园，追求“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至不济，他也应该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为保护自我拍拍领袖的马屁也就罢了，却犯不着在解放前夕以一篇《斥反动文艺》，把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整得半辈子受屈辱；犯不着在批胡风、批邓小平等运动中卖命似地冲锋陷阵；更犯不着时时处处以政治来强奸学术，以领袖的好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这并非苛求。我们没有让郭沫若去学屈原，学老舍，学顾准，我们只要求他葆有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或许他希望得到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他丧失了最重要的——良知。拉贝莱说：“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这话完全适用于郭沫若以及许许多多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郭沫若给我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

一、与时俱进并非知识分子的优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批评群体，应该和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看清各种弊端，不至于被权势所左右。否则，在乱世如“文革”，“风派”人物最终也会找不着北，被历史的主流所遗弃；在治世如今天，跟得太紧也容易变成“喇叭筒”而失掉自我。

二、“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的权利”（《人权宣言》）。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伤害别人。你可以为了保住乌纱而选择沉默，却不可以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三、学术与政治永远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学术为政治服务”云云，最终会导致学术品格的丧失。学术不必指责政治，政治也不必强奸学术，两者各行其道则皆大欢喜。

死者长已矣。但如果我们不善于从前人身上吸取教训，谁也无法保证我们会不会在某个类似的时刻重复与前人相同的错误。在郭沫若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拿郭氏“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之类笑柄作为美谈，有的反思文章却往往流于漫骂，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是浅层面的。本文不想告诫什么，只希望能让那些低吟“不是我，是风”的文革经历者们从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忏悔：

“是我，不是风。”

原载2000年第6期《杂文月刊》

同样是书生——读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百年人生丛书》共三本，分别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韦君宜的《思痛录》和吴冠中的《生命的风景》。看完《思痛录》，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化的良心》，以表达我对韦君宜女士和所有自觉忏悔自觉反思的知识分子的敬重之情。可是看完《毕竟是书生》，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别人的反应。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为什么说“毕竟是书生”？书名取自一幅挽联。1980年，曾为梁效成员的魏建功先生去世，王西征先生的挽联中有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 周先生认为可以用“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概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甚至也可以用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毕竟是书生”，是一种感喟。说白了，就是历尽沧桑般地承认书生的名字是弱者。为何有这样的感喟？因为周先生在“梁效”期间做过点事。而周先生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澄清这段经历。其实事情并不大。在儒法斗争期间，他写过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在“梁效”后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的注释工作。他当时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还说：“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迟谢（指迟群和谢静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他进一步解释：“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当他写到“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周先生欣慰的心情。

是啊，毕竟是书生，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要是政治家就好了——但政治家就不会被利用吗？周先生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在他失宠的时候；而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何曾说过“毕竟是书生”呢？

有人在感叹自己的书生身分，可是也有人一直以自己的书生身分而自豪。他就是邓拓。毛泽东对邓拓有两个评价，一个是“书生办报”，一个是“死人办报”，意思大同小异，都是说邓拓不听自己的话，不会来事儿。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刘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以反冒进为主。邓拓知道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意思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苦思冥想。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刘少奇和周总理那边又无法交待。而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邓拓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可以避免特别醒目，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谁是谁非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真理显然是站在书生一边，而不是在政治家那边。邓拓有一枚图章，“书生习气不可无”。这样的信仰，令今天的我们仍然唏嘘不已。

曾几何时，为什么人们一提书生，就会联想到“软弱”、“迂腐”等字眼？为什么在今天仍有“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提法？因为从世俗的意义上讲，书生一无权，二无钱，只有一点虚名而已，而这点虚名，在当权者看来，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媒体赐予的。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一直标榜而很容易被当权者甚至是文人自身所轻视的——“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这，才是书生所特有的东西。所以一方面鲁迅先生指出：“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陈寅恪先生也说，“弦箭文章几时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评价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中国的脊梁；陈寅恪先生有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这样一对比，书生的高下尊卑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是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有两种迥乎不同的选择，原因很简单，陈寅恪先生所谓“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用的是现代语汇，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就是看你胸中是否有那么一点浩然气。有没有那么一点浩然气，就决定了是感叹“毕竟是书生”，还是固守“书生习气不可无”。陈寅恪先生当年认定周一良教授有“曲学阿世”之嫌，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吧。

书生不是借口，书生不是遁词。我们应该还书生以清白。

原载《杂文月刊》2000年第9期，入选《世纪末杂文200篇》

文化的良心——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与《思痛录》

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本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前者被认为是一部未被阉割的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作品，后者被称为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除了真实，这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革命。当然，革命与革命不同，前者是两个政权更迭期间发生的暴力革命，后者是一个政权内部发生的从肉体到灵魂的革命。人们习惯上以为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革命才会惊心动魄，然而，中国的“文革”纠正了人们的这一思维偏颇。

先说高尔基眼中的“革命”。《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副标题：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1917—1918年，高尔基作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对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动荡作出了及时的反应，留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80篇言论，平均每月5篇。这些言论，体现了高尔基对暴力、战争、政治、革命、文化、自由等诸多问题的人道主义的思考。今天看来，他的一些观点不无偏颇，比如他对于政治的狭隘理解，对于革命的负面效应的片面夸大，对于革命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等等问题的看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很大的距离。即使是他标举的科学、艺术、文化、理性、美、爱、关心等概念，仍带有浓重的人性论色彩。他的言论的主题是“革命”，但中心词却是“文化”，“革命”是作为“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之所以反对革命，就是因为革命毁灭了文化，并把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当成了廉价的炮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高尔基毕竟是一个作家而非职业革命家，他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与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列宁在1918年8月20日《致美国工人的信》中曾对此作过透辟的阐述：“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尽管作为人性论者的高尔基有着这样那样的偏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本书中发现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而且客观地讲，这类真理在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比如，他的对于言论自由的强调，对于文化救国的见解等。他说：

“在我们罗斯（俄罗斯的古称），关于文化应当无休止地讲，永远无休止地讲。”

“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

“文化工作要高于政治工作。”

“就像科学是世界的头脑一样，艺术是世界的心。……任何东西都不能像艺术和科学的影响一样，如此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灵魂变得正直。”

“唯一能够解放人并把人变得崇高的革命应当在人的内心进行，只有通过使人消除陈腐思想的霉斑和灰尘的途径，才能完成这一革命。”

高尔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掌握这些真理，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批判者的形象出现的，而这，正符合西方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他说：“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不合时宜的思想》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社会的良心、文化的良心，并不为过。

再看韦君宜所描写的“革命”。与高尔基的当下思考不同，《思痛录》是在多年之后对历次革命的追忆。它更重史实，较少评议，但字里行间浸透了她对革命与文化的焦虑。她写了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写了作为农民和政治家的陈永贵的尴尬，写了军代表进驻出版社之后的种种劣行。她要告诉人们，这些革命的本质都是对文化的戕害。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反文化的大革命、没有文化的大革命。十月革命对文化的局部破坏，与中国的文革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革命，所以韦君宜比高尔基便多了一分情感：忏悔。在经过一次次整人、被人整的“革命”之后，一个人能有真诚的忏悔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大彻大悟更是难上加难。作家牧惠的一段回忆可以佐证这一点。他与韦君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中宣部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当时围绕白桦的《苦恋》该不该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韦君宜做了这样的表态，她说：“在公共汽车上，人们说，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在文革这样惨痛的经历之后，人们也许会变得清醒一些，其实不然。文革过后，我们分明看到，除有的人大彻大悟外，有的学会了明哲保身，有的变得噤若寒蝉，有的更加善于见风使舵。所以1981年的韦君宜有这样的文化良心，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谈了这么多“文化”，有人会说，康生、“四人帮”等也算是文化人，但整起人来，不是比谁都野蛮、都没有文化味吗？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良心。有文化的不一定有良心，有良心的不一定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有良心，像高尔基、韦君宜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原载《文汇报》1998年11月5日，《杂文选刊》1999年第1期转载

可贵是书生——读袁鹰《两栖人语》札记

一

两栖者，编辑兼作家之谓也。用在袁鹰身上，再合适不过。但他至今认为自己是业余作者，这与他一贯谦虚的品德是一致的。反映在这本书中，我们注意到，名为《两栖人语》，实际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他做编辑的一面，而作为作家的袁鹰，表露不多。

作为编辑，就免不了和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作家们打交道。袁鹰从1945年12月进入报界，先后在上海的《世界晨报》、《联合晚报》、《解放日报》供职，1953年初调到《人民日报》，直到1986年底退休，前后达40年。他写了领袖人物毛泽东、陈毅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诗作的背景；写了他身历的几位领导兼师长姚苏凤、陈翰伯、魏克明、胡乔木、邓拓；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三位主任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还写了他与著名作家夏衍、冰心、巴金等人的交往。这些文章，从编辑的角度着眼，从小事写起，比如，写陈毅的不忘欠债、稿酬只要一家、篇幅由编辑部定，写胡乔木、邓拓的才学品行和精通业务，写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的字迹工整，写茅盾、夏衍、冰心如何用新闻稿的背面或普通稿纸写作等等，意在展示他们耀眼的人性光辉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古人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前辈的熏陶和滋养，尤其是在他成长的初期，长者的一句话、一件小事，就有可能直接影响他整个的生命轨迹和人格构成。袁鹰有幸，得以结识这么多的才俊之士——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正直、善良，有思想涵养，有书生意气；但另一方面，同样有幸和这些先辈打过交道的，不少人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有些人甚至是交道只管打，假、恶、丑照旧做，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个人的造化和修炼，在于他是否也是一个“臭味相投”的书生。

二

几年前，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的一次春节茶会上，作为老领导的袁鹰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人民日报副刊是反映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当时虽有所感，但体会不深。看完《两栖人语》，对这句话的蕴涵才有了切实的感受。

这本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谈论杂文和杂文家的命运的。那是一段知识分子的伤心史。先是1957年的“丁酉之难”，杂文界受到牵连的就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这些是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过作品的。从全国范围看，就难以数计了。其后，1962年５月到12月，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在人民日报开办《长短录》专栏，结果在文革初期，这些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吴晗和孟超两位遭迫害至死。袁鹰先生不只一次地追问：他们反党吗？党报的杂文到底应该怎么写？他思考的结果是：“大家沉醉于虚假的、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间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渲染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

当然不仅是杂文，整个党报副刊，乃至整个党报的宣传，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个“度”的问题。多少年报海沉浮，多少次世事沧桑之后，袁鹰先生指出：“所谓‘禁令’云云，有的也是自禁自律，自己给自己设下一个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真的大胆往前迈一步，也未必就会怎么样。禁区是人设置的，也是人突破的。”这样的经验之谈，对于那些不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办报上，而是用在琢磨领导的意图，考虑领导的好恶，怕这怕那的新闻主管来说，会不会有所启迪呢？

三

曾几何时，“书生办报”与“政治家办报”竟成了一对对立的语汇。现在想来，如果胡乔木、范长江、邓拓等人都只能算书生而只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人才算是政治家的话，那么群众宁愿让“书生办报”而不欢迎“政治家办报”，因为这样的政治家不过是政客和党棍而已。书生何罪？以最低标准——书呆子来说，他们不会逢迎拍马，不会落井下石，不会干任何对不起人民的行径，更何况像胡乔木、邓拓这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的书生，他们只会对人民有功，对社会有利。

谈到邓拓，袁鹰写道：“邓拓首先是革命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谈到讽刺诗作者易和元（曾岛）时，袁鹰做了这样的评价：“易和元首先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投身革命多年的新闻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位讽刺诗人。”读《两栖人语》，我觉得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袁鹰。他首先是一位对党怀有无限忠诚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兢兢业业的新闻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尽管他和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在共和国的非常时期，饱尝了屈辱和磨难，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刻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种真正共产党员的情怀，一种难能可贵的书生意气。

文章的最后，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么一本16万字的书，竟出现错字、漏字、颠倒等错100余处，我看这套“红嫁衣文丛”的责编和校对真该向当年的“做嫁者”袁鹰诸先生学点“技术”，学点“心术”了。

1999年1月26日

那一代人的幸与不幸——读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鹰的名字是和《井冈翠竹》一起深深印入脑海的。没承想多少年之后，我参加工作走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在部里的新年茶话会上，来了一位胖胖的、和蔼的仁厚长者，同事们纷纷起立，叫他“老田”，老田微笑着与众人一一握手，其情融融，其意殷殷，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老人坐下后，同事告诉我：这就是袁鹰，他的本名是田钟洛，报社同仁便都叫他老田，做过多年的文艺部主任。

著名作家袁鹰和文艺部主任老田，到这时才重叠在一起，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的身边就有名人。

后来接触多了，他的人格魅力——正直、宽厚、豁达、勤奋、敢讲真话、乐善好施等一点点散发出来，感染着我的心灵，也算是弥补了未能与老人共事的些许缺憾。

几年前，袁鹰先生的《两栖人语》出版后，蒙他见赠，对他的报人生涯略有了解；及至这次读《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算是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这位前辈在报社三十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幸与不幸。

袁鹰先生从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到1986年底离休，其间30多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具体到意识形态，具体到文艺界，说那时的人民日报文艺部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并不为过。从1951年批电影《武训传》，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胡风，1957年杂文界的“丁酉之难”、大跃进，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到十年浩劫，天安门事件，新时期思想大解放，波谲云诡，风雷激荡，可以说从未消停过，而很多批判是由《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的。袁鹰先生作为历史见证人，认为自己能亲历世纪的种种狂风骤雨，烈火严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是一种幸运，一种机缘。西方人称新闻是时代的了望哨，从这个角度来说，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漩涡中心，对于一个渴望平淡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是不幸的，但对于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则是大幸。

袁鹰先生的幸还在于他长期作为党报副刊的一名负责人，得以有较多的机会经手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诗，而且注意到这些革命前辈的诗词手稿，从不用打字稿、秘书抄录或复印件，一律都是亲笔手书，直接寄到编辑部，很少寄给个人，将自己看作普通投稿者一样，并无特殊之处；有幸与文化官员周扬、胡乔木有近距离的接触；有缘和冰心、夏衍、赵朴初等文化老人时相过从，感知他们的人品、文品；更有幸结识邓拓、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等一批有书生气质和文人风采的上司，领略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样有幸在拨乱反正期间组织撰写、编发了大量反对极“左”路线的文艺评论和副刊文章，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是经他发表的几篇“问题稿件”，如乐秀良《日记何罪？》（1979、8、4），有名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980、10、8）和绍兴五中老师章玉安的诗《假如他还活着》（1980、10、20），在今天读来，犹觉振聋发聩，让人不由佩服他当年的魄力与胆识。

作为一位过来人，袁鹰先生的这些回忆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愤；多了一份忏悔，少了一些辨白。这是穿透历史风云的文字，是穿透个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过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读懂了当年的隐隐风雷，读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开十年浩劫不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艺战线上刀光剑影，寒气逼人，一个小小的文艺问题动辄上纲上线，或把人打成反革命，使文艺界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灾区，吓得众人噤若寒蝉，文艺园地日见荒芜。从批《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文艺界人士普遍感到脑袋上顶着一颗雷，不可能放开手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

其次，如此过度重视文艺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说真话倒霉的现实。这部书中，牵涉到杂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从胡乔木、夏衍等人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难”，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一直到赵丹的遗言，我们发现由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杂文尽管一直被奉为经典，但真正的鲁迅风杂文带给作者、编者的只有灾难。不仅一大批杂文作者，像邓拓、巴人、吴祖光、邵燕祥等先后罹难，编杂文的陈笑雨、袁鹰等人也备尝苦果，陈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过多年，袁鹰先生痛定思痛，剀切陈辞：“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袁鹰先生问得好，可是他赶上了那样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选择时代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个时代，不管它好也罢歹也罢，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改变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这是人的运。袁鹰先生赶上那样一个幸或不幸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儿还是吹鼓手，都坚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和文人品格，为周围的人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就凭这一点，他有理由赢得我等晚辈更多的敬重，也值得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员深长思之。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5日

胡耀邦的常识理性——读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读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不禁被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勤奋好学、开拓创新、呕心沥血、清正廉洁的形象已然让人感动，而他在非理性年代所葆有的常识理性，更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烛照读者的心灵。

1965年1月29日，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指出要把道路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区别开来，他顺手拿起讲台上的有个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么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他的意思是说，对待一个文艺工作者，要善于用其长，而不是老盯着人家身上的缺点不放。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他们的创作能量。

1966年初夏，《北京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胡耀邦听后，嘿嘿一笑，幽默地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他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去古脊椎研究所检查工作，听说研究室里的化石保管不善，便说：“搞古脊椎的，化石破坏了，你们还研究谁去？你们这个所，要高举骨头前进！”在一个事事突出政治的年代，他说要“突出鼻子”；在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前进的年代，他却提要“高举骨头前进”，这些口号不是他故做惊人语，更不是说他不懂政治，而只能说明他更尊重科学。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解决右派问题上是非分明，当改正的右派突破五十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1984年底，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在重庆一名干部来信上批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度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便宜占呢？”胡耀邦在这些问题上的果决勇敢，一方面可能与他本人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亲身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处处替别人着想，有拯万民于水火的恻隐之心。

1986年4月，他在河北省易县向各级领导干部谈话时指出，我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并风趣地说：“新鲜经验只能够在实践中产生，不可能在中南海产生。中南海能产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产生鱼，鱼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嘛！”

胡耀邦还有很多常识理性，比如，以“两个不管”对“两个凡是”，推动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理论问题要勇敢”、“改革困难，不改革就更困难”等等，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只不过是常识理性而已，可是在“左”的流毒根深蒂固的时候，在习惯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些提法则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不仅冒着掉乌纱的风险，而且可能是生命的代价。一个人如果不是发疯，他多多少少总应该有一些常识理性的，听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些口号，就应该知道它们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在现实中也行不通。一亩地能产上万斤、十几万斤粮食，一个人能饿着肚子闹革命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信，就有人奉若神明？原因在于“个人崇拜”盛行，说真话遭殃。只有一个脑子在思考的民族是可怕的——当这个脑子健全的时候，什么都好说；一旦这个脑子出了毛病，那么全民族都要跟着疯狂。可贵的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不少精英站了出来，以他们的胆识和良心撑起了一个民族精神的标杆。这些人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梁漱溟、马寅初、顾准，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不肯举手的老党员陈少敏，有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还有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在政治开明、经济腾飞的新时期，我们的常识理性是否可以休息了？不然。胡耀邦推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提出的“四个有利于”的标准，不都是我们党在新时期作出的理论创举吗？为什么在今天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受到了普遍的指责？人们或许不懂他们的高深理论，但人们知道，如果中国平均一个家庭拥有一部汽车，那么全地球的石油都不够中国汽车喝；如果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教育产业化就是要让穷人上不起学，住房改革就是要让工薪阶层买不起房，那么改革的意义何在？如此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能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吗？这明显不符合人的常识理性嘛！好在还有很多有识之士在呼吁、在谋划、在奔波，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殚精竭虑，为了托起祖国的明天而呕心沥血，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胡耀邦，一个逝去的背影，个子不高，却须仰视才见。他的雄才大略难以企及，那么学一点他的常识理性如何？

柔和的心与柔和的美——读《严文井选集》

两卷本、八十万字的《严文井选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祝贺严文井同志九十华诞献上的一份礼物，也是送给广大读者的一份丰厚的精神食粮。

毋庸置疑，选集是一个作家创作的精华。收入《严文井选集》的童话、寓言、小说、散文、文论、序跋、书信，浓缩了作家在各时期、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字里行间，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那颗无比柔和的心。这份柔和，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未泯的童真，是饱经沧桑后的澹定，是历尽风雨后的宽容。严文井是以其想象丰富、充满哲理的儿童文学名世的，在那个由小面人、小老鼠、小松鼠、蜜蜂、蚯蚓、大雁、鸭子、小公鸡、小蚂蚁、蚊子、小猫和浮云、风、小溪流、向日葵、石头，还有小孩子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组成的童话、寓言世界中，他向我们讲述了要勤快不要懒惰，要勇敢不要胆怯，要正视困难不要逃避躲藏，要乐于助人不要见死不救，要积极向上不要贪图安逸，要踏实工作不要自我膨胀等很多质朴的人生道理，这些道理是以柔和的语调，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中显现出来的，而不是站在高坛上的枯燥说教。在他的眼中，不仅小动物们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

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严文井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童心不只是在创作儿童文学的时候才显现，而是已经化为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六一节快到了，有位阿姨要他对孩子们说几句话，他最想说的竟是请孩子们“帮助我做个好孩子。”这话表面看来像是老顽童的玩笑话，其实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话语，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严文井从周围孩子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小的方面如教他跳皮筋，大的方面如乐于助人、文明礼貌等优良品质，都曾深深地感染过他。

他柔和的心，同样流露在最能显示作家本心的散文创作中。在那个散文名篇《我仍在路上》中，他把自己的心捧给读者：“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

和鲁迅评价陶渊明一样，严文井并不是浑身静穆，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或者说，他的那份柔和，丝毫不影响表现其思想的深刻性。当读到“中国这块土地，产生不了堂吉诃德。我们的国情只允许产生阿Q。”“书毕竟不是柴火的代用品。我的希望是：人们既有柴烧，也有书读，只是不要皇帝。”这类句子时，我们会为之击节叹赏的。他还有更为含蓄的金刚怒目，甚至带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他在一个新年祝愿中写道：“说实在的，我还有些奢望。比方，一般的‘倒爷’变得心慈手软，而‘官倒’们忽然都变成大大小小的雷锋……”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感到我快要变成辣椒了，我的心不是那样柔和。”这些话适足以反证出他的单纯与善良。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或者说“表里如一”、“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这些话用在严文井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早就有人称他是“风格家”，这种风格可以看作是他柔和的心的外化。他的童话、寓言、小说、散文、序跋乃至文论，体裁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量使用诗化的语言、具音乐感的语言。这种文体风格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可以追溯到“公安三袁”的“性灵说”、魏晋的小品文甚至更远。作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一脉，这类风格的作品奏出的可能不是黄钟大吕、瓦釜雷鸣，而是一支小夜曲、一首奏鸣曲，但它的美是谁都否定不了的，那是一种淡淡的、柔和的、有点蓝色的美。它有着别样的感动人心的力量。

两卷选集算不得厚，也不必求厚，就像严文井笔下的那条小溪流，涓涓流淌，永不停息，他的作品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还将继续滋润下去。

2005年3月27日

圆融贯通见学问——读《南怀瑾讲演录》

2004年到2006年，国学大师南怀瑾应内地邀请，先后在上海、海南向知识界、工商界、传媒界作过五次讲演，后由人整理成《南怀瑾讲演录》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这有点像北大面向公司老板办的国学班，也许北大由此获得的启示也说不定。区别只在于南大师是真正的大师，只拿很少的讲课费；所讲的知识是真正的国学，不是鸡零狗碎。

此前，南大师在内地出版的著作已然不少了，据我所见，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历史的经验》、《禅话》等十几种之多，他老人家说自己一辈子只写了两三本书，其他的书都是由学生根据讲课、演讲记录整理而成。

照这个说法，老人为什么只写两三本书？依他的国学功底，像某些作家写长篇小说那样，洋洋洒洒，写个二三十本应该不在话下吧？可老人说，古人拿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的学问，只留下一两本书。释迦牟尼一辈子没有写一个字，可全世界的文化里面，他的经典最多；老子只有五千言；孔子述而不作，只有一部《论语》。他的解释是，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写能影响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书，“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老人的抱负，也是老人的境界，他点醒了沉湎于“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的芸芸众生，至少对于我这样一个以写作糊口的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既是国学大师，谈文化教育就是不可回避的话题。老人痛感近一二十年来，我们自己的文化没有根了。西方文化没有好好接受，中国文化的精髓——经，也没有几个人读得懂。他说：“我常常感到，国家亡掉了不怕，还可以复国；要是国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远不会翻身了。”这样的论断，只有浸淫于传统文化很深、传统文化已化入其生命的人才可以说得出，说出来也才有分量。谈到教育，老人说，现在小学生背的书包那么重，他们小时候读书，尽玩的。他一辈子在外面卖弄的，就是十三岁以前的东西。比如《资治通鉴》，十三岁以前，他已经圈点过三次了。那时，书背完了就玩，到处玩，哪里像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辛苦。他八九十岁了，看报还不用戴眼镜。现在的小孩子绝大多数架个眼镜。国家一旦有事，这些人怎么出来当兵打仗啊？先要报告敌人慢点放炮，说我眼镜还没戴上，那行吗？还有就是考试，一路考下去，把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人格都磨光了。“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考试就是消磨天下英雄气。他说，现在的教育，变成商业行为了。校长、老师大家是在出卖知识。观诸现实，年年提素质教育，年年谈为学生减压，可是小孩子的书包究竟减了几两？学生戴眼镜的比例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社会、学校、家长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吗？

历史人生，是南大师讲演中的又一个重要话题。老人做学问，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参悟出来的。他结合了自己的知识积累、人生阅历，再加上自己的体察、静悟，所以他的学问圆融贯通，不玄奥，不凝滞，而是活泼泼的，有充盈的生命痕迹。比如，他强调要有忧患意识，“一辈子太享福，太顺利、太平安了，没有忧患意识，像吃了毒药一样，把自己毒死了。”他强调“势”，说：“一个时代的潮流，一股社会的力量，当这个力量来的时候，你跳不出来就会被他埋没了，沉下去了。……用兵也好，做事业也好，‘势’最重要，重点在把握‘转’字。”他讲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说一个知识分子的养成有四个字：卓而不群。“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

学问的圆融贯通，还体现在大师的调侃和幽默中。老人说自己平生“一无是处，一无所长”，是调侃；他解释“男婚女嫁”是男的昏了头，女的就来嫁你了；把男的看住，当猪一样养就是“家”，也是调侃。他还拿税务员调侃。说一个苏联大力士在上海表演，把水果的果汁挤干后，扬言说谁能上台再挤出一点，就给他五十大洋。有个抽鸦片驼背的老头子走上台去，愣是挤出了三滴水。大力士有些不解，问：“我挤完了，那你怎么还会挤得出来？”老先生回答：“因为我是收税的。”幽默的例子更多。他说：“人家都讲我信佛教。我说没有，我真正信的是睡觉。”“明清两朝，皇帝跟绍兴师爷共天下。现在有的人跟秘书俩共天下。”谈中国传统文化时，他打比方，说孔家店是粮食店，因为粮食人人非吃不可；道家是药店，生病就得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佛家是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做学问做到这个份上，才是真正的化境吧？

我们常常说杂文要杂，提倡学者杂文，读了南怀瑾的书，其中的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了。

良心、血性PK昏庸、腐败—评王开林《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

当年一部《河南人惹谁了》惹起了全国的热议，如今，王开林又出版了一部同样为地域文化张帜的著作《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想必也会让很多人议论纵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人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不会有什么疑义。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黄兴、蔡锷、宋教仁、谭嗣同到魏源、陈天华、齐白石，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更不必说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当代雄杰了。

在这部集中展示湘人特质的书中，作者撮取了26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剖析，试图通过这些个案，让人们了解到湖南人的蛮、辣、勇、智是怎样炼成的，体悟到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人物性格的共同特点）和多样性（人物的多重性格）。所以，我们不仅看到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杨度等众多熟悉的身影，也看到易顺鼎、八指头陀等一些陌生的面孔，甚至还有叶德辉这样的痞子学者。因为本书的主旨在于展示湘人的性格特点，并不在于为人物树碑立传，所以作者在刻画每个人物时，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突出其身上的某一个或几个特点，从而使全书的主题更为鲜明，读来饶有兴味，而且印象深刻。

捧读此书，在慨叹湖南人“火辣刀刚不怕死，荆天棘地敢争先”的性格之余，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湖南人的良心、血性与晚清、民国政府的昏庸、腐败PK而落败的结局，对于当代乃至后世会有怎样的启迪？

“良心、血性”是蔡锷在总结曾国藩、胡林翼二人文治武功时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曾、胡二人本为书生，却可以跻身中外名将的行列，就因为他们有良心和血性，从而使他们身上的可能性发展到绝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良心和血性当然不止见于这两位湘人，在蔡锷、唐群英、易顺鼎、八指头陀等人身上都有相当精彩的展现。比如，蔡锷作云南都督时，特别关心民众疾苦，云贵两省的商贾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座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却将这笔款子用于赈恤两省的饥民，他说：“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还将自己的薪俸由600元减至60元，以苏民困。

再比如，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纲草案中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唐群英率女界代表据理力争，向宋教仁、林森发起质询，两人以沉默作答，唐群英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二话不说，便左右开弓，当众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有，别号哭庵的易顺鼎极力追求当时的名伶金玉兰，以重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只求与美人见上一面。谁知守身如玉的金玉兰一听易顺鼎的大名，立刻把他和轻薄之徒联系在一起，拒绝见面，让易顺鼎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年仅26岁的金玉兰因患白喉去世，时任印铸局代局长的易顺鼎听说尚未装殓，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才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易顺鼎进入内室，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减于当年哭母的水平。由于他素日体虚，这一哭之后，竟然染上重病，委顿了很久才痊愈。

敬安和尚笃信佛教，燃顶时，头上灼了48个香疤，从脖子到腹部还灼了108个香疤，两臂更是体无完腹。在宁波阿育王寺，他从手臂上割下四五枚铜钱大小的肌肉，置于佛前长明灯的灯油中；接着，又毅然将左手的两根手指在长明灯上烧断，这就是“八指头陀”名称的由来。这样的血性实非常人所及！

不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超卓的良心和血性，湖南才可以涌现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一批中兴名臣，使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多撑持数十年之久；才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第一：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第一人魏源，出使欧洲的第一人郭嵩焘，为维新变法流血的第一人谭嗣同，留日学生中为正义事业愤然蹈海的第一人陈天华……

人不可能选择时代，但是人却可以选择面对现实的方式。生逢乱世，是像湖南人一样葆有一份良心和血性，还是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答案是清晰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份良心和血性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当它们遭遇昏庸、腐败的围剿之时。下述英才的“非正常死亡”足以说明一切：

光绪11年，左宗棠听到《中法条约》签订的消息，气愤填膺，连呼：“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久不要，我从南边打到北边。我要打，皇帝没奈何！”因为恶气攻心，他呕血数升，猝然而逝。

中法战事爆发之后，年逾古稀的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衔主持中越边境的军事行动，所部大将冯子材等人相继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他正要乘胜收复越南的时候，李鸿章却见好就收，上演了胜方急于媾和的怪剧。彭玉麟郁闷之外，又受瘴毒侵袭，从此一病不起。

还有谭嗣同、陈天华，因患胃出血而英年早逝的黄兴（42岁），因肺癌、喉结核病逝于日本的蔡锷（34岁），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派人暗杀的国民党的智囊宋教仁（32岁）……更令人激愤的是八指头陀的屈辱而死——1912年，出任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的八指头陀，眼见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攘夺僧产、毁坏佛像之类的事情，他受湘中宗教界人士的全权委托，到北京与内务部礼俗司司长杜关当面交涉。在内务部，杜关的态度既强硬又恶劣，说僧产原本得自募化，充公没什么不合理的。八指头陀予以分辩，把杜关驳得无词以对，这混蛋官员恼羞成怒，诟骂之余，竟动手抽了大师一记耳光。八指头陀受此屈辱，当晚胸膈作痛，第二天一大早就圆寂了。可是像杜关这样的货色，在某高官的庇护下，居然可以毫发无损，“好官我自为之”。

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接下来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屈辱的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一条致胜之路？有识之士在思考、在探索。

湘人章士钊说：“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政治为枝叶，人才为根本。”胡林翼说：“凡办事，首在得人，……地方之事，以十万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为之而有余。”合肥人李鸿章更是自负得要命：“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只有一个人认识到人治、德治的局限，把目光投向了西洋的法治，他就是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他说：“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可惜他的话没有谁能听得懂。

没有法治，再多的良心和血性都将归于浪费。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地失算。”读了王开林这部书，如果我们不能透过这些个案，引发对法治、体制等问题的思考，那么我们的阅读就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原载《啄木鸟》2008年第6期

不只是图一时嘴皮子快活——评潘多拉杂文

写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文章时，他叫潘洪其；写杂文时叫潘多拉。写杂文的潘多拉，名气比写评论员文章的潘洪其大得多，个中原因不好说。一般人可能会想到评论员文章的官气对杂文写作的“腐蚀”作用，而我则看重新闻操练对潘多拉杂文写作的助推意义。

何以言之？自鲁迅先生肈始的现代杂文队伍中，有相当一批人有新闻、出版等行业的从业背景，当年鲁迅、唐弢、夏衍等都做过编辑；后来的邓拓、林放是名报人；当代的牧惠、邵燕祥、舒展、鄢烈山、朱铁志、潘多拉也都是新闻工作者。或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他们能比普通人更早地获取信息，更多地占有资料，更快地做出价值判断，更全面地评判是非。读潘多拉的杂文，我常常佩服他对新闻素材的占有。把潘多拉先后出版的《即席发言》、《英俊的丑角》、《中国魔盒——潘多拉大战腐败》、《宁可信其有》、《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等书中的杂文按时间顺序梳理的话，中国十多年来发生的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新闻事件几乎都有涉及。从王海打假到张金柱死得其所，从“焦青天现象”到吕日周的舆论监督，从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到“小燕子”气死历史学家，他的酷评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国际、文艺等诸多方面。这除了得益于个人的勤奋，还有就是做评论员所练就的新闻敏感，使得他每临大事，都想即席发言。对着那些靶子，射出的或是单发或是连发，投出的或是手榴弹或是集束炸弹，总之是不肯轻易漏掉。如果漏掉了，他会于心不忍，会觉得失职。往高里说，这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吧。

潘多拉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激情四溢、雄辩滔滔，读来痛快淋漓。很多论者都指出他的杂文没有“口将言而嗫嚅”的可怜相，而是口无遮拦，汪洋恣肆。潘多拉有个外号叫“反腐斗士”，在刺贪刺虐打死老虎时，火力凶猛，所向披靡。这一点不难做到，难的是在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件时，他依旧能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这是和中国古代“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格格不入的，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说自己写东西解决不了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只是图一时嘴皮子快活，为了尽可能多地发出一些“真声音”，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些自由的思想、活跃的空气。“图一时嘴皮子快活”，这也很好，但潘多拉杂文毕竟不是泼妇骂街，不是北京“的哥”的时事侃谈。他的笔端固然常含激情，却也不乏理性。他把普通观众对荧屏皇帝剧的痴迷称之为“精神纳税”；说《实话实说》栏目的一些嘉宾满嘴官话、套话，并不证明他们是伪君子、两面人，因为这些话是他们内心真实的表述，所以也应该算是实话；说“我们这些聪明人很多时候不是不明‘死理儿’，而只是不愿意为了‘认死理儿’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没有人甘愿为了坚持原则付出代价，久而久之，原则也就形同虚设。”从而领悟到一个民族为什么离原则越来越远的道理；说“愤怒是一种权利，表达愤怒就应该是一种自由”；还有他对减免农业税、对新闻立法的呼吁，对高薪养廉的肯定等等，无处不显示出他的深刻的理性和具前瞻意味的思想锋芒。

要说潘多拉杂文的缺点，就是他太过善良，有时太过情绪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比如他说：“别对教育太绝望了，教育再腐败也腐败不到哪儿去”；他奉劝各级官员要“好德如好色”，提高道德自律和生而为人的尊严感；他对官员“有罪推定”的假想（这不仅不合于现代法理精神，而且绝无操作的可能）等，都是我不敢苟同的。但仔细想想，一个人连缺点都这么可爱，这个人不是更可爱吗？

原载《北京日报》2005年10月31日

“唯一律”之外的真声音——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

曾经以为在时评的强力挤压下，杂文已到了苟延残喘的时候；曾经以为卓有建树的杂文大家们已经偃旗息鼓，走向仕途或者下海经商去了；曾经以为在“说了白说”的现实窘境下，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放弃了言说，放弃了思想……读完刘成信、李君、王芳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我如释重负，如获新生。

客观地说，选入该书的大多数作品我是读过的，但没有如此系统、如此以史的眼光去阅读它们。这个选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社会进程的独特视角，我要说，它比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更能集中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生活变迁尤其是人们思想解放的全过程。它让我们看到后鲁迅时代，杂文作家们如何以自己的目光观察社会、关注生活、思考人生。尽管他们思考的广度、深度、细腻度不尽相同，但他们拒绝平庸、拒绝“唯一律”、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部书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文章对封建专制进入了深入的剖析，从廖沫沙的《议论皇帝好》、秦牧的《皇帝瘾》、王春瑜的《“万岁”考》，到邵燕祥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季羡林《漫谈皇帝》，再到李兴濂《“站在笼子里”的美国总统》，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作家们的现代意识是怎样由觉醒而走向深化的；而《谈独立思考》、《容忍与自由》、《唯一律癖》、《犬儒的刺》、《“还我头来”！》、《“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说真话之四》、《失语》、《“精神保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名篇对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今天读来，犹感振聋发聩，特别是胡适《容忍与自由》一文的思想价值，远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还有许多作品揭开假象，回归常识和理性，如《二狗哲学》、《改写叶乔波》、《荒谬的苦难美学》、《李逵：淳相的嗜血者》、《我们的孩子如何长大》等作品，揭示了苦难对人性的扭曲，重提人的生命、平等、尊严等普适价值；《盛世略编》、《回望农民》、《盛世下的沉思》则对所谓盛世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本书主编的文体意识，亦值得称道，于是我们读到了刘征、苏中杰等人的非常规杂文，也读到了一些比较好玩的杂文。这些作品告诉我们，杂文没有程式，杂文可向寓言、戏剧等许许多多的兄弟文体学习。

不过，以我的目力所及，我觉得余杰的作品入选太少，而阿敏、童大焕未能入选，是真正的遗珠之憾。

更高的规律——读《瓦尔登湖》

徐迟先生在美国作家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一书的译序中，提到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说《瓦尔登湖》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这是对的。这的确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是一本须静下心来才能读懂的书。有些人因此把梭罗和“隐士”、和陶渊明连在一起，这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真实的梭罗不同于任何一个隐士，和卢梭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这一点，徐迟先生是交代清楚了的，可惜常为一般读者所忽略。他说：“决不能把他（梭罗）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这不是老庄的无为无不为，更不是政治上的以退为进。那是什么呢？是一种实验，一种生命的实验。

这些年来，探讨生活方式的书越来越多了，有妙悟人生的，有潇洒人生的，有闲适人生的，甚至有无聊人生的，而梭罗，则可以称之为实验人生。

1845年3月尾，当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建造他的森林小屋的时候，他绝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大自然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要验证一下作为个体的人能否过一种简单而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与世俗生活相比，是否具有更高的价值。他的实验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做起，并且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房屋的最低造价、种豆的收入和各项支出等一大堆统计数字，结果表明，一年的收支基本平衡，单就种豆一项而言，还略有赢余。

这个实验之所以可信，还在于它不是短期的、度假性质的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的两年多的日子。从1845年7月4日住进木屋，至1847年9月6日最后离开，梭罗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畔，与禽兽为邻，与寂寞为友，与春天共眠，与严寒抗争；他津津有味地看蚂蚁打架，他畅然会神地倾听天籁之音，他饶有兴趣地探测湖底的形态，他认认真真地记录湖水的结冰开冻；他劳作，他访友，他读书，他深思。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梭罗写下了这本“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徐迟语）的《瓦尔登湖》。

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比如，“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100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同样的环境，同样以种植为生，梭罗可以悠闲度日，而生活在美港湖畔倍克田庄的约翰·斐尔德却“继承了他那爱尔兰的贫困或者贫困生活，还继承了亚当的老祖母的泥泞的生活方式，他或是他的后裔在这世界上都不能上升，除非他们的长了蹼的陷在泥沼中的脚，穿上了有翼的靴。”拿同样多的钱，梭罗能亲手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斐尔德，却只知道把它们悉数交到房主的手中，还要为了茶、咖啡、牛油、牛奶和牛肉等疲于奔命——难怪有人说，“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芸芸众生中那些被房子、车子和票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人们，不就是当代的约翰·斐尔德吗？再想想电影《老井》中那些安土重迁、固守贫困的乡亲们，不也是这类难以上升的人吗？

比如，“我们说，只能这样子生活啊；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惯于安分守己的人们，又有谁去尝试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这样的话，大约是不可能出自一个隐士之口的。正因为梭罗不是一个隐士，他才会在以两年多的湖畔生涯验证了一个人完全可以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之后，坦然离开了瓦尔登湖，重新回到社会中间，开始同样伟大的实验——比如著述《消极反抗》，支持黑人领袖约翰·布朗等等；正因为他不是一个隐士，所以在《瓦尔登湖》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项项有趣的生命实验报告，而不是像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那样，除了对世俗的诅咒，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叹息。虽然其散步之五和散步之七与《瓦尔登湖》情调稍近，但纯色则不如后者远矣。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梭罗走向瓦尔登湖畔的时候，是28岁；而卢梭孤独散步的时候，已然是个60多岁的老者了。两人的心态不同，他们提供的人生坐标当然也就会有所偏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