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故土

1905年1月9日早晨，雾气茫茫。彼得堡的街头聚集着大约20万人，熙熙攘攘。他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带着家属，按照格·阿·加邦牧师的计划分别在9个点列队站立，然后跟在三色旗、圣像、沙皇肖像的后面，唱着祷歌，列队向冬宫行进。加邦领着队伍规模最大的纳尔瓦工人，手里捧着有成千上万人签名的向沙皇呈递的请愿书。请愿书上写道：

皇上！我们，圣彼得堡城各等级的工人和居民，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的双亲，到你——皇上——这里来乞求公道和保护。我们贫困、备受压迫，我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劳动负担，我们被人辱骂，不把我们当人，对待我们如同对待应当忍受自己的苦命而默不作声的奴隶一样。我们都忍受了，但是我们更被推进赤贫、无权和愚昧的深渊，专制和恣肆压抑着我们……我们的忍耐达到极限了。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死倒比继续忍受难堪的痛苦更好。

接着，请愿书陈述了人民的经济、政治要求，提出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实行大赦，召开根据普遍的、平等的、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

当队伍行进到冬宫入口处时，军警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枪，鲜血染红了积雪的广场，死伤46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惨案，从此也揭开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序幕。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于3月发布敕令，宣布成立一个咨议性的杜马，给予人民有限的参政权。

当时，列宁在瑞士日内瓦，得知1月9日事件后，就敏锐地指出了革命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他在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写了《俄国革命的开始》一文，指出：“我国工人阶级英勇开始的推翻俄国沙皇制度的事业，将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为了指导已开始的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于1905年4月12-27日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拒绝派代表参加大会，谴责这次大会是非法的，并自行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代表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通过决议，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尽管斯大林这时的活动还只仅限于高加索地区，但他也预感到了革命风暴的来临并积极地投入了这次革命，这时候他的参与主要不是以实际行动而是以理论著述表现出来的。

早在1905年1月8日，即“流血星期日”的前一天，社会民主党高加索联盟就发表了题为《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作者就是斯大林。他在宣言中肯定地说，“沙皇专制制度就要失去它的主要靠山，它的‘可靠的军队’”，“这个政府，现在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要失去它的立足地了”，因此，“现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时候了！……俄国像一支装上子弹、扣起扳机的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叫作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

高加索尽管远在俄国南部，但却是这次革命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早在1904年12月底，巴库石油工人就举行了大罢工，迫使雇主与工人签订了一项集体协议，这在俄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罢工发生的时候，斯大林正好在高加索地区作巡回演说，反对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亚美尼亚的半民族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者。罢工发生后，他中断了演说旅行，来到巴库，领导了罢工。当1905年革命开始后，高加索地区的工人、农民备受鼓舞，革命运动高潮迭起。为了应付革命的威胁，沙皇政府的内务部就放出“黑帮”来对付革命者。在巴库、第比利斯，石油工人罢工后不久，“黑帮”就开始活动，在那里煽动民族仇恨。2月13、15日，斯大林为第比利斯委员会分别起草了《各民族友爱万岁！》和《告公民书：红旗万岁！》两份传单，揭露沙皇政府“用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离间俄国各民族”的反动政策，号召推翻沙皇政府。

5月，斯大林写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小册子，用俄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出版。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坚决维护列宁的基本论断，即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党的教育和领导才能取得革命觉悟。阐述了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原理，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同时还尖锐地批判了俄国经济派的错误，并对饶尔丹尼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饶尔丹尼亚不得不在其主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著文答辩。8月15日，斯大林在其参与主办的《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刊登了《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两篇反驳文章。当时就已大名鼎鼎的饶尔丹尼亚都与之公开论战，表明斯大林已不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无名小辈。

7月，斯大林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一文，强调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必要性。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现已进入大家都承认的必须武装起来的时期。然而仅仅意识到武装的必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直接地清楚地向党提出实践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委员会应当立刻着手就地武装人民，成立专门办理这件事情的小组，成立各区收集武器的小组，设立制造各种炸药的小工厂，制定夺取国家的和私人的军械库和兵工厂的计划。”

斯大林的文章不仅在高加索而且在国外也受到重视。1905年7月，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名义写信索取一本《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并要求定期寄送俄文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列宁对斯大林的小册子和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以及直截了当地阐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做法很高兴，对斯大林驳斥饶尔丹尼亚观点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尤为欣赏，称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

1905年10月17日，迫于革命运动特别是全俄十月总罢工的压力，沙皇不得不签署宣言，答应“赐给”人民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国家杜马改为立法机关，没有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无效。12月11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

10月17日宣言发布后，各党派从秘密转为公开，并新成立了“十月十七日同盟”（也称“十月党”，由自由派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组成）和立宪民主党（由自由派地主、中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组成）。在一段时间内，出版自由了，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也开始公开印刷和出售。在彼得堡有马·李维诺夫和列·克拉辛编辑的《新生活报》、托洛茨基主编的《开端报》，在第比利斯有斯大林和邵武勉联合编辑的《高加索工人小报》。在编辑报纸的同时，斯大林也写了不少文章和传单，主张积极抵制杜马选举，说这种选举只会转移人民对直接进行革命行动的视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专制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自由民主共和国”。

1905年11月底，斯大林参与筹备和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会上，他被选为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12月12-17日，斯大林化名“伊万诺维奇”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党代表会议。

这是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党的统一、土地、国家杜马和武装起义等问题，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恢复党的统一、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决议，并认为“应当在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组织起义”。这次会议是在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正进行得紧张激烈的形势下举行的，所以代表们在讨论时很激动，会议气氛非常热烈，但会议记录没有保留下来。对这次会议，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满怀深情地回忆说：“真可惜啊，这次会议竟没有记录下来！这次会议开得多么热烈啊！那正是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每个同志都充满了无比的热情，大家都准备着参加战斗。在休息的时候，就学习射击。”

斯大林去塔墨尔福斯参加党代表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从狭小的外高加索出国，也是他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党代表会议上亮相。他以前只读过列宁的著作，从没亲眼见过列宁本人。说实在的，他早就想见见这个伟大的人物。这次他真的如愿以偿了，他亲眼看见了列宁，但现实中的列宁似乎与他想象的不一样：

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而且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斯大林的这番话，一方面反映了列宁那谦虚朴实、平易近人的作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斯大林身上的“土味儿”。但斯大林当时毕竟已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在党内也逐渐受人注意，所以，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全国性会议，就被选入起草“抵制杜马选举”决议的委员会，并被选入负责审编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

在塔墨尔福斯会议期间，莫斯科武装起义正在全面展开，所以，会议于12月17日匆匆结束，代表们也都分散到各地参加武装起义。当斯大林返回第比利斯后，莫斯科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了，革命的浪潮已经退去。他写了《两次搏斗（论一月九日事件）》一文，对从彼得堡的游行到莫斯科起义失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当需要不断地进攻时，却采取了防御态势；缺乏领导和有组织的行动，而这是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裂造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迫切任务应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政党”，“组织武装起义”和“坚决执行进攻政策”。

如果说斯大林在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上还只是位听众的话，那么在1906年4月10-2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则似乎变了一个人。他是作为第比利斯唯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比利斯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1名，其中10名是孟什维克）出席大会的。

斯大林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大会时仍化名为“伊万诺维奇”。他相当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并被选入因需要审查大会代表选举资格而成立的一个技术性委员会。当时斯大林还不到27岁，面对党内最知名的成员，他一点也不感到紧张。他在会上就策略问题作过几次发言，支持列宁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想法。

这主要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当时列宁主张在一切权力交给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化，而孟什维克则主张土地归市政局（地方自治机关）所有。斯大林在4月13日第七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修改土地纲领》的演说，明确反对这两种主张。他说：“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并不和上述现象相抵触，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完全没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从这个观点看来，土地国有和土地市有都是不能采纳的。”

斯大林当时持这个观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是刻意反对列宁。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是“做实际工作”的，“理论修养不够”，认识不到土地国有在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性。他承认自己错了，犯了做实际工作的人不关心理论问题的通病。这也难怪，斯大林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一直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他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是农民那渴求土地的声音。还在参加大会之前，他就写过《土地问题》《论土地问题》等文章，明确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因为“农民想把土地收归己有，农民想分配自己夺得的土地，他们做梦也梦见这些土地是自己的财产”。

在大会上还讨论了关于党是否参加杜马选举的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交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中明确反对参加杜马选举，但列宁最后还是投票支持大会通过的决议，同意“在所有将要举行选举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不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力求把自己的候选人选入杜马去”。对此，斯大林表示反对，没有投票。7-8月，斯大林在《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小册子中，仍然坚持“革命的主要场所是街头而不是杜马”。

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斯大林仍然化名“伊万诺维奇”，代表第比利斯党组织，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出席大会前，斯大林遇到了一点麻烦：孟什维克怀疑他的代表资格有问题，怀疑他能否得到高加索党组织的支持。当时在他的家乡，孟什维克占优势，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要想得到支持确实不容易。诚如高加索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本次代表大会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邵武勉所说的：“高加索孟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在高加索的压倒多数和正式的统治地位，尽一切努力阻止布尔什维克当选。”但最后还是允许他参加大会，但只有发言权。

但是，斯大林这次出席大会时只是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他在这次大会首次遇见了他未来的政治大对手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后，匆忙赶到伦敦参加大会的。托洛茨基后来说，斯大林当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不仅在普通党员中，甚至在出席大会的300名代表中，他也“名不见经传”。他声称，他本人是在很久以后读鲍里斯·苏瓦林的《斯大林传》时才知道斯大林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但斯大林在这次大会上显然注意到了托洛茨基，并对他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话很反感。斯大林从伦敦回到巴库以后，在《巴库无产者报》上发表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长篇札记中公开提到过他，称“托洛茨基成了‘漂亮的废物’”。

在1905-1906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队进行了许多次游击发动，以及剥夺、没收政府和私人钱财的活动。在外高加索地区，这种活动搞得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1905-1908年，有案可查的抢劫、没收活动就达1000多起。斯大林与外高加索地区的抢劫、没收活动有何关系？他本人是否亲自参与过这种活动？这个问题至今仍令许多人感兴趣，也是斯大林生平历史中的一个谜。后来在涉及这一段历史时，斯大林本人一向采取规避的态度。例如，1931年12月13日，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机敏地问过斯大林：“在你的生平历史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你对斯杰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有意思的强盗’抱什么态度？”斯大林详细谈了俄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因素，也同样巧妙地避开了他在没收活动中的作用问题。他笑着交给路德维希一本小册子，说这个小册子可以使路德维希了解全部内容，结果小册子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1905-1907年间是主张开展游击发动和剥夺的。他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的中心思想就是武装发动、抵制杜马选举，斥责孟什维克的温和主义策略。斯大林认为，在武装起义和沙皇制度中间，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谁若脚踏两只船，谁就是出卖革命。谁不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因此，他认为，必须毫不妥协地开展街头发动、武装剥夺专制政府的斗争。

当时，为了筹集经费，列宁和大部分布尔什维克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主张有条件地进行游击发动、没收政府和私人的钱财的。1906年4月，布尔什维克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提交的决议草案中说：“党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或靠近党的战斗队的游击性战斗发动在原则上是容许的并且是适宜的……为了夺取敌人（即专制政府）的资金作为起义之用而进行战斗发动也是可以允许的，然而必须特别注意，尽可能少侵犯群众的利益。”1906年9月，列宁在《游击战争》一文中也写道：“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20多万卢布，莫斯科87.5万卢布），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

但是，到了1907年4-5月的伦敦代表大会（“五大”）时，布尔什维克的提案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提案中说：“在现时缺少群众性的爆发革命的条件下，进行游击发动是不合适的，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思想上同这种发动展开斗争；即使在群众性革命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容许游击发动，这种发动也只有在地方党委会倡议、区域中心机关准许并加以严格监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代表大会经过讨论，通过的决议规定：“党组织应当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反对游击发动和剥夺行为，并向工人群众详细说明这些手段在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是毫不中用的，对革命事业是十分有害的；禁止党员参加任何游击发动和剥夺或协助这些行动。”斯大林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面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游击发动问题上的策略转变，他不知说什么好，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言不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高加索地区的抢劫没收活动并没有停止，著名的“埃里温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1907年6月12日，出席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没有完全回到国内，在第比利斯的埃里温广场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银行抢劫案。一名银行出纳员在两名警察和五名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把成千上万的卢布运往国家银行时，突然遭到武装袭击。这次袭击计算得很准确，抢劫者轮流投掷了好几枚炸弹，三名护卫当场炸死，约有50人受伤。一袋钞票（装有34.1万卢布）随武装抢劫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立即在俄国乃至欧洲引发了轩然大波。不久查明，这次袭击行动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干的，并很快将这笔钱转移到了国外。由于这笔钱数额大，所以不容易在事先已得知其来源的外国银行中兑换。有几个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就是在企图兑换这笔钱时被捕的。

这次活动是一个名叫卡莫的人干的，这种事他干了很多回。卡莫是谁？《苏联大百科全书》设有一专条介绍卡莫：真名捷尔-彼得罗相，1882年5月生于哥里，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一些秘密印刷所的组织者，1905年在第比利斯领导工人战斗队小组，1906年3月首次在彼得堡会见列宁。为了保证党的经费，1905-1907年组织了一系列剥夺沙皇国库钞票的活动。曾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后在外高加索工作。1920年被孟什维克逮捕，获释后在巴库参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21-1922年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1922年7月在第比利斯死于意外的车祸。

卡莫——这个名字在当时一些布尔什维克中并不生疏，他和列宁一家有不少交往。关于他，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有一天卡莫到我们这里来，他穿着高加索的民族服装，用餐巾包着个圆形的东西。食堂里的人都放下饭不吃，打量起这个怪客来了：“带炸弹来了”，大概大多数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那不是炸弹，而是一个西瓜。卡莫给我和伊里奇带来了礼物——西瓜和一种糖渍胡桃。“婶母要我带来的。”他有些羞怯地解释说。这个勇敢无畏、意志刚强的战斗队员，那时是个非常纯真的人，是个有些天真而且温柔的同志。他非常喜爱伊里奇、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在库沃卡拉的时候，他常到我们那里去。他和我的母亲处得很好，他给她讲自己的婶母和姐妹的事。卡莫经常从芬兰到彼得堡去，总是随身带着武器，妈妈每次总是特别关心地把手枪牢牢地系在他的背上。

斯大林当时是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他对卡莫在外高加索的抢劫没收活动不会不知道，他与卡莫也不会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现在还不清楚，斯大林为什么后来总是回避这段历史。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以杜马中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搞“叛国政变”、阴谋反对沙皇为由，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选举法，史称“六三政变”。“六三政变”标志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最后失败，从此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斯托雷平奉行“先安内后改革”的方针，一时特务、宪警、战地法庭、监狱和绞架布满全国，革命者到处遭到迫害。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革命的失败也导致了党的队伍的分化。党内出现了以唐恩、马尔托夫等为首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他们主张取消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停止秘密的革命活动，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召回派，他们否认革命低潮，反对改变斗争策略，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停止进行一切合法斗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中派，他们宣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共存。此外，还有主张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造神说”，以及主张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如不绝对执行党中央决议就把他们从杜马中召回的最后通牒派等。列宁不断同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斗争，澄清党内的混乱思想，实行策略转变，使干部转入地下，把秘密斗争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

正当俄国全国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之时，巴库仍不时冒出革命的火花。1907年9月，巴库举行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初选。斯大林写了《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斯大林改变了过去坚持的抵制杜马选举的看法，主张社会民主党利用杜马进行合法斗争。

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于巴库的拜洛夫监狱。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这时却关押了大约1500人。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上或楼梯上。除个别罪行严重的犯人的房门锁着，其他的门都敞开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可以在院内、房子之间自由地走动。死囚和其他犯人吃住都在一起，而处决的地点就在院子里，所以牢房里总能听到被处死者的哭喊和呻吟。当人们看着可能是刚刚待在一起的人被带到院子里绞死的时候，他们的神经就非常紧张。但斯大林却镇静自若，据当时与他关在同一个监狱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回忆说：“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是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他深信世界语是未来的国际语言）。”他有过坐牢的经历，更有过革命斗争的磨炼，对监狱里的这些，他早就习惯了。

在狱中，斯大林利用闲散时间读书，不断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1908年11月9日，斯大林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2月底才到达流放地。

1908年斯大林被捕后宪兵管理局为他登记的材料

斯大林在流放地待了4个月。6月24日，他逃了出来，先到彼得堡，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为他安排了住处。他在城里待了几天，通过阿利卢耶夫同秘密的党总部取得了联系，并在那里弄到了一张假身份证，化名“扎哈尔·格利哥里·迈里基扬茨”。他在彼得堡时还得到了一个非正式的任命，担任国外出版的党中央刊物的高加索通讯员。

7月上半月，斯大林以这个假身份证来到了巴库。他在巴拉赫拉纳油田找了一个房子住了下来。到巴库后，他发现这里的党员普遍存在着消极情绪，而且人数也大大减少了，只有二三百名布尔什维克和大约100名孟什维克。他到巴库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着手《巴库无产者报》的复刊工作。这一报纸是1907年6月20日由斯大林主编出版的，在他被捕流放后，这一报纸就停刊了。斯大林把报纸复刊当成头等要事。报纸很快于8月1日出刊了。在复刊后的头两号（8月1日和8月27日）上，他发表了题为《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的社论。文章认为，党目前正经历着危机，“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严格地说，过着共同生活的统一的党，也就是我们大家在1905年、1906年、1907年引以自豪的那个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文章在提出克服党和群众彼此脱节的办法时，指责了包括列宁在内的流亡国外的党的领导人。他说：“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一方面是《无产者报》和《呼声报》，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它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在这里，他把列宁主编的《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办的《呼声报》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列宁当时是在国外领导着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活动的领导人，这一点斯大林当然是清楚的，但他在文章中却挑战性地提出，要从俄国工人中培养“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并说“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对于如何找到克服党内危机和使党组织涣散的办法，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治本的办法”，即“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这个报纸成为联系党的各种工作的中心并在俄国国内出版”。

在8月27日的《巴库无产者报》上，斯大林还以巴库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内意见分歧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斯大林既赞成列宁在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对召回派、取消派、最后通牒派等派别的思想斗争，又反对列宁为首的多数派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把编辑部内的少数人（实际上指波格丹诺夫，代表召回派）从布尔什维克中清除出去的做法。在这里，斯大林采取的是调和的立场。

早在1908年6月，斯大林在写给旅居瑞士日内瓦的友人米·茨哈卡雅的信中，就把列宁反对党内召回派、取消派、造神说、最后通牒派等派别的斗争说成是“杯水风波”，号召相互斗争的各派别联合起来，“缓和布尔什维主义中某些尖锐的论点”，吸收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中的“好的方面”。1911年1月24日，斯大林又从流放地索利维切戈茨克给弗拉基米·博勃罗夫斯基写信说：“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波’，我们当然已经听说了：以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为一方，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联盟为另一方。工人对前一联盟的态度，据我所知，是友好的。但总的说来，工人开始对国外表示轻视，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去发疯吧；在我们看来，谁珍视运动的利益，谁就工作吧，其余的也就随着解决了。’我认为，这样最好。”

这封信当时受到警察的暗中检查。在奥尔忠尼启则任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期间，这封信于1925年12月间发表在第比利斯的《东方曙光报》上。

斯大林在信中的这些话如实地传到了列宁的耳朵里，这使列宁也想不通。有一次看戏出来，列宁叫住奥尔忠尼启则，他们两人在巴黎的大街上边散步边谈。突然，列宁问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您知道‘国外的杯水风波’这个词吗？”奥尔忠尼启则知道斯大林的那封信，试图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真不应该！但柯巴是我们的同志！我与他关系很密切。”

列宁皱着眉头，说：“您说‘柯巴是我们的同志’，也就是说，他是布尔什维克，不会做得太过分。但他的摇摆不定，您怎么就没看见呢？‘杯水风波’这种不伦不类的玩笑说明柯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成熟。”

但是，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他长期在俄国从事实际工作，与那些侨居国外的理论家存在认识上的差距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当时党内许多比斯大林有名的人也有过迷惘，走过弯路。总的说来，斯大林是支持列宁的。1909年11-12月间，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了一系列《高加索来信》，扼要介绍了高加索采油区、工会和地方政府及当地的民族关系、地下工作、社会主义者的合法活动等情况，尖锐地批评了孟什维克取消派。他在这些信中表明的基本态度与列宁完全一致。

1910年1月22日，巴库委员会通过了由斯大林起草的决议，要求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代表会议，以便“把（领导的）实践中心转移到俄国来”，“创办在俄国国内出版的、由上述实践中心编辑的并和各地有联系的全国指导性的报纸”，在最重要的工人运动中心创办地方机关刊物。

正当斯大林忘我地工作，准备在巴库石油工人中发动一次总罢工的时候，1910年3月23日，他再次被捕，被囚禁于拜洛夫监狱。8月27日，高加索总督发布判决令，命令他回到索利维切戈茨克继续完成其流放期，在5年内禁止在高加索和俄国其他大城市居住。9月23日，斯大林又北上，踏上了他熟悉的旅途，10月29日到达流放地。这一次他没有打算要逃跑，本来要逃跑也很容易，他自己在12月31日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就说：“我还有6个月期满。期满之后，我就可以完全听候使唤。如果实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

他为什么不想逃跑？这也很难说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服满刑期后，活动起来要自由些，“一个合法的人机会更多一些”，尽管“伊里奇等人要我不等期满就到两个中心之一去，但是我希望完成我的期限……但是如果非常需要人（我正等待他们的答复，那么当然我将溜之大吉……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真闷得慌，我简直要闷死了）”。但斯大林最终还是服满了刑期，一直到1911年6月27日。

1910年斯大林被捕时宪兵登记的档案

斯大林在1911-1912年期间居住的沃洛格达

由于禁止他居住在高加索和俄国任何大城市，斯大林就选择了比较靠近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沃洛格达作为栖身之处。从此他离开了生活、战斗过的故土，虽然是被迫离开的，但客观上也为他带来了机遇。

《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始（1905年1-3月）》，莫斯科1955年版，第28页。译文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88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6-69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1-78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2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89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55-177页。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13-121页。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9-186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9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01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55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3页。

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第124页。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第125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9-100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2-252页，以及其他文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30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04、213页。

参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莫斯科1973年版，第282页。

参见《回忆列宁》第1册第386页。

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第159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41-148页。

参见伊·莫·杜宾斯基-穆哈泽《奥尔忠尼启则传》，莫斯科1963年版，第92-93页。

伊·莫·杜宾斯基-穆哈泽《奥尔忠尼启则传》，莫斯科1963年版，第91-94页。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01页。

斯大林在流放地给莫斯科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信。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