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机遇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虽然胜利了，但苏维埃俄国百废待举，许多问题亟须解决。虽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但苏维埃政权仍然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挑战。前方还在打仗，严重威胁着年轻的苏维埃的生存。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很忙，斯大林也如此。

斯大林的第一个任务是组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说是成立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连办公房也没有，牌子也没有地方可挂，人手更是不够。在最初，斯大林得到了佩斯特科夫斯基的帮助（他是一个波兰的老革命家，曾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二月革命后获自由，参加过十月武装起义），是佩斯特科夫斯基主动来找斯大林的。

“斯大林同志，你是不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佩斯特科夫斯基问。

“是的。”

“可是你有一个委员部吗？”

“没有。”

“好吧，我为你搞一个委员部。”

“可以，可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目前只需要一个委托书。”

这时，不愿多费话的斯大林前往人民委员会执行办公室。几分钟后，斯大林拿回了一份委托书。

佩斯特科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有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墙上贴了一张纸，上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办公。

办公需要一些最起码的费用，没有钱，怎么办？那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把银行收归国有。佩斯特科夫斯基问：“斯大林同志，在我们名下一分钱也没有。”“你需要很多钱吗？”斯大林问。“在开始时1000卢布就够了。”“那你1小时以后再来吧。”当佩斯特科夫斯基1小时以后再去时，斯大林叫他向托洛茨基借3000卢布。斯大林说：“他有钱。他在前外交部中找到了钱。”那时托洛茨基是外交人民委员。于是佩斯特科夫斯基到托洛茨基那里借了3000卢布，算是最初的办公费用。

斯大林身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起草的第一个重要文件是《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11月2日，他与列宁共同签署了这一宣言。宣言中规定，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享有主权，俄国各民族有自由的自决权，可以分离和组成独立的国家，废除一切民族的和宗教的特权与歧视，少数民族和种族集团可以自由发展。

11月14日，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12月18日，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并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为此，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屈服。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18日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这次大会还通过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联邦机关的决议。

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国家建设和稳定的大事。在俄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很严重。这一点在斯大林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他在对待乌克兰的态度上就是如此。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1918年4月3日，列宁主持的人民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乌克兰人民书记处（即乌克兰苏维埃工农政府）特别代表团的声明的决议和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布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独立的共和国的决定。决议对乌克兰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群众的英勇斗争表示赞赏和同情，称他们现在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先进部队。而斯大林却于4月4日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拍发了如下电报：“不要再玩弄什么政府和共和国游戏了，似乎是够了，该是丢掉这种游戏的时候了。”这使乌克兰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很气愤。4月6日，乌克兰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斯克雷普尼克给莫斯科发了封电报，对斯大林的做法表示抗议。电报说：

我们必须对斯大林人民委员的做法表示坚决的抗议。我们必须声明，乌克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书记处不会以俄罗斯联邦这个或者那个人民委员对我们的态度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们是代表乌克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这意志已体现在第二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里。像斯大林人民委员发出的声明是破坏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并直接帮助了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敌人。

不过，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公务太多，民族事务只占了他很少的时间。他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这一工作。正如列宁后来所说：“‘机遇’使他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斯大林于1919年兼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20年起改为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但斯大林在当时根本没有时间管工农检查院的事。而越飞当时很想得到这个有权威的职位，他多次给托洛茨基写信，请求托洛茨基推荐他。“如果说为了事业可以把斯大林从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的岗位撤下来，因为他在任何岗位都有用，而在工农检查院却不工作。那么，毕竟不能把契切林从外交人民委员的岗位上撤下来，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更有用。”越飞也给列宁写过信，对党中央不考虑他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工作经验，经常把他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表示不满。列宁给他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回信，说他的问题只能用“机遇不好来解释”。

斯大林的机遇确实不错。在那个非常时期，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各种问题亟待解决。托洛茨基忙于外交事务特别是与德奥同盟国谈判事宜；斯维尔德洛夫忙于党务工作，常常找不到他，他从1917年“六大”以来一直负责党的书记处；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诺根等人由于主张成立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与党中央发生分歧，短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因此，斯大林一度成了列宁身边少有的关键人物，更确切地说是列宁的重要副手。这一点甚至连托洛茨基也是承认的，他说：“在那个时期，列宁非常需要斯大林，那是没有疑问的……他起了参谋长的作用。”1917年11月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央常务局，成员由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四人组成，常务局成员有权在其他中央委员不在斯莫尔尼宫时决定“一切紧急事务”。这实际上等于正式肯定了斯大林在列宁身边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与列宁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列宁也确实需要斯大林的帮助。据佩斯特科夫斯基说：“列宁连一天都离不开斯大林，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斯莫尔尼的办公室得到列宁的庇护。在一天当中，列宁要把斯大林叫出无数次，或者到我们办公室把斯大林带走。斯大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

作为列宁的重要副手，斯大林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在关键时候支持列宁。

1917年11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政权的组成问题发生分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列宁和党内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但党内一小部分人如加米涅夫、米柳亭、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等人表示愿意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形成中央内部的反对派。他们的主张受到列宁等党内大多数人的批评。11月2日，中央还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但他们拒不接受批评。11月3日，列宁起草了中央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要求少数派以书面形式保证服从中央的决议，斯大林等大部分中央委员在最后通牒上签了字，但反对派拒绝提出书面保证，于11月4日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

11月8日深夜，人民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授权列宁、斯大林和陆军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同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通过直达电报进行谈判。列宁曾在7日签署了给杜鹤宁的电报稿，命令他立即向交战国司令部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令其随时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谈判的进展情况。但杜鹤宁既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为合法的全国政府，也不接受进行停战谈判的建议。11月9日凌晨2时，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一起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通过直达电报质问杜鹤宁将军，为何拖延停战谈判。杜鹤宁一再回避对政府命令作出明确的答复。当坚决要求他立刻开始停战谈判的时候，杜鹤宁断然拒绝服从命令。因此，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宣布解除杜鹤宁的总司令职务。凌晨4时30分，他们驱车来到陆海军电台，通过广播，宣布已解除杜鹤宁的职务，由克雷连柯任最高总司令。

也正因为斯大林的这种特殊角色，当列宁由于疲劳过度，于12月24-27日同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亚一起在芬兰“哈利达”疗养院度假时，斯大林临时代替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并在其间主持召开了两次人民委员会会议。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期间，列宁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签订和约，以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整顿和建设国家经济，组建红军，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但托洛茨基在和谈中则主张不战不和；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战争，以推动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斯大林一度也持中间立场，甚至说“可以不签订和约”。在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在历次讨论有关和约的会议上都投票支持列宁的主张。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期间的托洛茨基（右）、越飞（中）（1918年1月初）

后排右起：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前排左起：加米涅夫、越飞。这是1918年3月3日他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期间的合影

1918年3月3日，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现场

此外，斯大林在这一时期还参与了诸如解散立宪会议、（与布哈林一起）起草《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和独立起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等工作。

应该说，斯大林在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的工作中，已表现出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办事富有成效的实干家。在列宁身边工作的这些日子里，列宁对他的能力和工作作风已有所了解。显然，列宁在许多方面是赏识他的，这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列宁对他的重用看得更清楚。

1918年的布哈林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49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29-30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69页。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101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69、582页。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下）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