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电影

1964年7月

对于符号学分析，电影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拒绝的。根据您的看法，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也许应该从符号学计划谈起。符号学这个术语和这个计划源于索绪尔：他预言过有关所有符号的一种普通符号学，而语言学则是这种符号学中的一个部分——由于语言学已经得以构成，显然它是非常早出现的部分。根据这一计划，人们可以想象逐步地挖掘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一定数目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的不同，主要在于其符号的实质^[9]不再是分节的发音。人们可以考虑其能指是由物品构成的一些基本系统。人类学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一领域（借助于系绳、石块、折断的树枝等建立的交流系统）。但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像我们的社会一样复杂的社会特别是一个大众社会时，“物品”即“有意蕴的材料”这种概念，就变得非常受抵触，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这些物品服务于一些信息的交换，尤其是一些次要信息的交换。于是，人们便注意到，借助于物品进行沟通，只有在这种沟通被言语活动所代替的时候，它才具有某种丰富性。物品应该由某种话语承担起来。例如，在研究像服饰或食物那样的物品系统的时候，人们很快就注意到，只有当人或报刊在谈论服饰或食物时，这些系统才是有意蕴的。甚至就在这一点上，尽管符号学尚未建成，人们却可以考虑，虽然它在当前社会里还没有特定的对象，但它是否已经被承认。原因是每当一种沟通系统根据不是言语活动的一种实质得以建立的时候，不管怎样，这种实质都有被言语活动所替代的某一时刻。在此，人们重新发现了我们文明的基本地位，那就是，尽管有着图像的侵入，但我们的文明是一种言语文明。也正是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符号学计划是否将很快受到超语言学的威胁？因为超语言学将承担起人们的所有话语，而人们正在谈论对象、正在借助一种分节的言语来使对象有所意味。如果我们回到图像方面，明显的是，图像是一种神秘的对象。那么，图像有所意味吗？这是一个人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是现在，人们只能为其指出一些困难、一些不可能性和一些阻力。图像对于把自己变成意指系统的最大阻力，是人们称之为与分节的言语活动不同的类比特征。图像的这种类比特征，是与其连续性特征有关的，在电影的情境里，这种连续性特征不仅包含着空间，而且被时间的连续性即图像的接续性所强化。然而，当语言学家考虑语言的一些边缘系统的时候，例如动物的言语活动或是肢体言语活动，他们便注意到，象征系统及类比性系统都是贫瘠的系统，原因是这些系统几乎不包含任何组合规则。类比性使得丰富和精巧地组合有限数量的单位几乎成了不可能，因此，在此之前，语言学家们已经拒绝把那些象征集合——蜜蜂的言语活动、乌鸦的言语活动或者还有肢体的言语活动看作是言语活动。我把象征理解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类比关系，因此，它可能会避开语言学，而且甚至避开一种严格的符号学。但是，不应该因此而放弃这一计划。因为，在一部影片中——而我说的还是一种工作设想——当然有着对于现实的一种类比性再现活动，但是，在这种话语被集体所讨论的情况下，它便包含着并非直接是象征的但却已经是被解释的甚至是被赋予文化了的、被约定俗成了的一些要素，而这些要素可以构成强加在类比性话语之上的一些二级意指系统，我们可以38将这些系统称为“修辞要素”或“内涵要素”。这些要素有可能构成我们可以使之成为符号学的一种对象。

这么一来，在界定外延与内涵这两个层面时，就会出现困难。

显然是这样的，影片是以难以分辨的方式来介绍这两种要素的。例如，我最近看到了一部商业影片《里奥追踪》^[10]。那好了，这样的影片充满了文化符号：当人们看到巴西建筑设计师的时候，注意到他在某种程度上“满身”都是符号，这些符号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异想天开的建筑师，是一位工业上的骑士等。他的长发，甚至他的口音、他的着装、他的房屋等，都像是符号那样在起作用。但是，这些符号，我们只能在被摄影机所选取的一种有趣的连续性中才能体验得到。不过，一旦我作为分析者的言语活动可以使这部影片所提供的一定数量的表面或现象获得概念化，便有了符号推断。

为了使符号有所意味，您认为语言上的替代是绝对必要的吗？

这是另一方面的困难，因为这就要求，进行分析和借助他自己的言语活动而使符号出现这种区别的人，应该具有关于符号学分析的完整理论，他在任何时刻都应该明白分析者在其所描述的系统中的位置，因为他必须命名这些系统。他要使用一种元语言^[11]，哪怕就是为了命名那些所指。如果我要命名巴西建筑设计师的长发、服装和举动意味着什么——概括说来这种情况表现出了拉美建筑者勇于探险的一种概念——我就不得不使用非常具有文化即非常“智力的”一种言语活动。对于符号学分析来说，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同时，这又是对于这项研究有效性的一种考验。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在人文科学里，只有那些在思考其对象的同时也思考自己言语活动的科学才是多产的。

历史上的首例，是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真实的一种看法，它思考说出看法的人。第二个例子，可以说是精神分析学，因为人们在不考虑分析者在精神分析系统中所占位置的情况下，就不能进行精神分析……我们不能只用一套普通的纯粹外延的术语即一种单纯的术语，来从语义上分析像电影这样的对象。

在电影使用多种意蕴实质——我们仅提及语言实质和像似实质——的情况下，难道就不会提出另外的问题吗？在这些不同信息之间的结构关系里，难道就没有问题吗？难道一个单位不只是在内涵层级上形成吗？

直到目前，这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同时，人们意识到，在程序方面的决定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一方面尝试重新构成一种对话系统，另一方面重新构成图像系统，随后建立扩展到这两种次要系统的一种系统，或者以一种格式塔心理学^[12]观点进入全部的信息之中，以便为其确定一些新颖的单位，在目前需要这样做吗？人们在这一方面并不是非常确定。某些美国人，尤其是派克^[13]，初步研究过这个问题。派克曾考虑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境，在那些情境之中，有一种举动与词语的混合，这是一种补充性系统，而其实质有别于这些系统。

既然存在着只使用传播实质中一种实质（例如广播）的系统，那么，您难道不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可能是更为合适的吗？而有些影片，它们实际上并不使用语言上的接替。

正是这样，我最近在私人放映圈内看到了巴拉捷的短片《未来的夏娃们》^[14]。讲的是为商店制作模特的故事，而且没有什么评论。但是，一方面，其中的音乐显然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没有评论就像是某种东西的能指那样在起作用：这又为影片增加了某种含混性、某种非人性……我认为，应该首先只对图像做些研究，最大限度获得那些意指，也就是那些俗套。我们可以取用几部商业影片，从中找出那些“内涵成分”即象征-文化符号，随即为其制定出总表，然后也许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建立有关影片的某种修辞学。说其是修辞学，几乎是在贬义的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它是各种信息的一种俗套化夸张手法，随后，我们只需探讨偏离这种修辞编码的影片。我一一观看了《里奥追踪》和伯格曼的《沉默》^[15]。明显的是，从修辞学上分析《沉默》，比前一部片子困难得多。因为在伯格曼的影片里，修辞学，作为全部被俗套化的符号，通常为了迎合另外一种更为个体的和精巧的修辞学，而不停地被挑战和偏离。因此，我们从现在就可以考虑，符号学分析的出路总有一天会是在美学方面。

您主张从“唯一的图像”方面入手。这样一来，是否就需要为了一种纯粹视觉上的消费需要而构想一些影片呢？也就是说，构想无声电影，而那样，就会提出一种历时性研究的问题。或者是否需要使用一些其音响要素被弃置一旁而不顾的当代影片呢？

我认为，在研究之初，应该不去考虑历时性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选用10部左右两三年前的商业影片。例如，我们可以选取几部由贝尔蒙多^[16]参与演出的影片：三四年以来，求助于贝尔蒙多，涉及公众和读者在编码方面所具备的大体一致性，根据阅读单位，人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推论一种编码单位。对于让·迦本^[17]，也是如此……人们从不考虑通过演员来实现一致，不过，这是公众一致性的一种很好的社会学要素，借此也可以获得解读方面的一致性。当然，大脑中还会出现其他单位，但是，那些单位更为复杂。例如美国西部片，或者是“非常法国式的”喜剧，在那些喜剧中，让·迦本通常扮演先生，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典型的法国社会领域。

为了在电影内部确定各种语义场，您不认为可以按照普洛普^[18]的做法来进行功能分析吗？因为这种分析也许让我们发现，借助于不同类型的电影，能在美国西部片、侦探片等影片中发现等值的功能。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努力研究影片修辞学，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有关不连续符号、内涵要素的汇编名单。对于这一点，语言学家们称之为聚合层面：人们会尽力重新构筑词汇。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种研究方向，这一方向在于重新构建叙事结构，即重新建构苏利奥^[19]所称的“故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普洛普对于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20]、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的研究成果。这两种类型的分析，尽管具有相同的复杂性，但是它们并不混同。这种功能分析也许比修辞学分析更为重要、更为丰富、更为急需。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大体可以猜想到，影片在操作方面是怎样制作的：它是某种“调整”，是对于情境和动作的某种分配网系，因为有什么样的情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接替，而人们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依次类推。这就是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所研究的东西。因此，叙事都有着宽泛的情境和动作的结构网。但是，由于这个网系是由人物即普洛普所称之戏剧人物支撑的，所以，每一个人物都是通过一定数量的符号归属来确定的，而这些符号本身也属于符号学。例如在《里奥追踪》中，情境最终是可以动员占据某种地位（这里没有文字游戏……）的某位X先生的一种时刻，而这也没有离开结构的层面；但是，从您把这位先生确定为工业巨头、冒险家、有着多种头衔的巴西建筑师的时刻起，您就使得一些符号学成分介入了进来。这位个体的属性并不是主要的，他首先被他在叙事中的位置所确定。只是在随后——当然理想地讲是在随后，他才被“拒绝”，他才构成聚合体（paradigme）^[21]。在次要人物的情况里，也许有点复杂；但在主要人物的情况里，就很容易看到一种可能的类型学。在由贝尔蒙多扮演的人物中，聚合体变化不大，变化出现在网系层面上。

还是根据普洛普的思想，人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影片被分摊到一些范畴之中了，那些范畴本身并不单单是电影方面的，那些范畴中，人们还会看到民间故事、连环画、电视节目等。

绝对是这样。因此，所有的研究在其面前都有重大的未来，而特别是在对叙事形式的结构分析领域之中。因为在分析影片、广播连载小说、大众小说、连环画甚至是杂闻或过往或以后的举止等的时候，人们也许会找到相同的结构。于是，人们最后见到的是人类想象的一种人类学范畴。

不管怎样，电影作为社会学产品还是非常有别于民间故事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多影片有意识地得到了生产和制作，为的是满足公众真实的或假设的需求。最后，甚至就在进行这种研究之前，难道就没有可以取用的一些预防措施吗？

您提出的问题是根本性的。而且在眼下，我还不能回答。实际上，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一种关于想象之物的人类学是否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在一部影片和一些古代故事中最终能重新发现那些相同的结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学层面的一种重大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将一切归于社会学。因此，这一赌注是很重要的，这的的确确是一种赌注，因为在目前我们说不出任何东西。由此，产生了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这种张力。似乎应该知道，叙事的某些形式是否是某些文明所特有的。

因此，您指出的所有研究方向都是建立在某种假设基础上的……

当然是。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能避免。这是一种起步假设，我们可以说，这种假设应该将其基本的勇气归功于索绪尔在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划分。人们在区分编码与信息，而这种划分是非常解放性的。符号学事业或结构主义事业并不否定社会学分析的必要性。它们都只是在分析的整体之中明确各自的位置：于是，社会学变成了探讨“言语”“信息”的科学，并研究其各种情境、各种社会语境、个体的和文化的各种要素等。在社会群体层面上，有一些或多或少成为俗套的、或多或少被编码的“言语”习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此，现在，人们非常看重“个人习惯语”、文学上的“写作”概念，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就是语言与言语之间的“潜在编码”和中间状态。在电影中，也有潜在编码：有一些针对某些领域的影片，因此其结构要归因于这一或哪一领域。但是，在此之外，也许有着有关人类想象之物的一种重要“语言”。所说的问题，就在这一点上……

《图像与声音》（Image et son），1964年7月，菲利普·皮拉尔（Philippe Pilard）与米歇尔·塔迪（Michel Tardy）整理

[9]实质（substance）：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指的是言语活动的外在物质表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颠覆了传统的观念，把“形式”（forme）确定为内在的结构，把建立在形式基础之上的“物质表现”确定为外在的，因此，根据这一定义，“实质”就表现为语音、语调甚至可以包括意义。——译注

[10]《里奥追踪》（L'Homme de Rio）：法国1964年生产的影片，导演是菲利普·德·布罗卡（Philippe de Broca，1933—2004）。——译注

[11]元语言（métalangage）：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指外在于被分析对象的一种分析性言语活动，诸如各种理论等。——译注

[12]格式塔（Gestal）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兴起于20世纪初的德国，根据其原意，也称为完形心理学。完形即“整体”，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形状或形式，二是指一个具体的实体和它具有一种特殊形状或形式的特征。——译注

[13]请参阅肯尼斯·派克（Kenneth Pike）的《语言和统一的人类行为结构理论的关系》（Language in Relation to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u，Glinsdale，1935）。

[14]《未来的夏娃们》（Eves futures）：法国影片，1964年由雅克·巴拉捷（JacquesBaratier）导演。——译注

[15]《沉默》（Silence）：由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图林（Ingrid Thulin）1963年导演的影片。——译注

[16]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1933—）：法国著名电影演员。——译注

[17]让·迦本（Jean Gabin，1904—1976）：法国著名电影演员。——译注

[18]普洛普（Vladmir Propp，1896—1970）：苏联文艺理论家。——译注

[19]苏利奥（Etienne Souriau，1896—1970）：法国哲学家、美学家。——译注

[20]参阅普洛普《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学》（University Rechearch Center in Anthropology，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21]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指在组合关系轴上占据同一位置且可互相替换的处于对立关系的两个成分形成的结构体，例如正与反、好与坏、惬意与不悦等。此处，指的是人物的“确定”位置与其在变化中被“拒绝”的情况之间形成的状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