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乡的几位前辈

我写这个题目，为在报上读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际在长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忆，述及当时湖南教育界和几位前辈，不由我不记起同一时代在嘉兴的几位前辈。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的前一代闭关自守之风，而出来唤醒世人，致力教育后辈。不过我是女子，活动和处境与男子不同，家长和社会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触不广，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辈。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几位前辈，为几个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寻常的。

我所从第一位男教师是汪京伯（镐基）先生，在同街吴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董先生受姊氏之托，教育她的嗣子寿康，寿康我们后来称他银哥，系独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邻访求同学之人不得。政孚先生首开风气，将自己的小女儿六弟送去同堂读书。六弟名志中，与我同岁，于是董、吴两家家长想着来邀我，我父亲母亲答应让我去，这是嘉兴亲友间第一家男女同学。汪先生在吴家大厅的一边，一天到晚带着我们三个学生，六弟还只启蒙，银哥已开讲《孟子》。我在他们之间，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听解释《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书是不解释的。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学陆军，我们初次懂得留学和陆军的意义，先生要放下我们而走，定是一件前程远大的事。

这时敖梦姜表兄出私资办一学校，这学校后来化为“蒙养学堂”，最初没有名称，租屋在芦席汇。招生招到我家里，梦姜对我父亲说：“德叔（父亲小名德），大弟（指我）应同男孩子一样读书，求新知识。”我父亲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紧邻，故虽属旁亲，往来甚密。芦席汇的同学，我们事先一点不知道，父亲听梦姜的话答应我去。我们这条街上，当时只有我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每天走半里多路去上学，有时母亲给我坐渡船的钱，则少走一座桥。芦席汇本不是住宅区，学校在一处很旧的房子，我们只有一间讲堂。何故设校于此？是否要打破读书只是士大夫家的风气？都不得而知。房子虽破，但课桌黑板，先生与学生面对上课，先生立而学生坐，则与我以前读书的规矩和形式都不同了。我是十来个学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装，长袍马褂。我要改称梦姜为先生，他叫我依旧称他大哥哥。大哥哥和一位韩先生轮流上课，他们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办法很少次序，大半学生未有史地常识基础，他们却津津述美国独立、自由钟、波兰瓜分和清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大哥哥善于讲这些故事，家长查问，我们读书很少，而我们听故事懂得很多。他有时坐着画画给我们看，叫我们学，但没有讲过基本入手方法。没有琴和其他乐器，但吟或唱的机会甚多。“四万万人，都是黄帝的子孙，要同心，要同德，恢复故土”，是他带我们唱的一首歌，那是显然革命口气，亦没有人注意我们。一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得了个儿子，在黑板上写“弘德、毅生”四个字，是他给长子的名和号；还说倘有第二个儿子，将取名“弘权”，随解释“德”“权”“弘”“毅”等字的意义。这段不按轨道的教育，我曾向同乡的人谈过。民国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电政司一个嘉兴朋友说起有敖弘德为母老请求他调，公事从湖北某县来，我托其打听敖君家世。其后政局变，我离开北京时无有消息，不知其是否梦姜后人。

韩先生我不知其名，他与梦姜一样热心，但神气是沉静的，教我们不久，回家病逝。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说他是忧时之士。他留给我们两首歌，无谱，但亦抑扬而唱，我寻声追忆出来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错算计，把国民公产，儿孙私据。千世万纪，淘多少枭雄闲气，到如今，故址纷纷，何限秦头汉尾。

两山夹带路逼窄，如往而回转折百，忽见老牛驾车来，运输米粟载充积，进步难兮进步迟，终不退兮终不息，不问千里更万里，能自极南达极北。

韩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着如念词曲，有时同我们一起玩时亦哼着。唱后一首时，常在我们面前踱方步，摹仿那老牛之状。我当时并不明白歌中之意，他的神气使我在解事时回想，而亦了解了词义。因韩先生的病故，而梦姜大哥又是喜活动的人，他要离开嘉兴，芦席汇的书房停办，搬到董政孚先生家大厅，称曰“蒙养学堂”，即在吾家对门；我自然照样去读书，这是我初次进的有名字的学堂。蒙养学堂学生加多，分了班，定出课程，添请教师。常川住校是一位从南翔请来的张仰枫先生，他是有过经验的小学教师。壁上挂满本国和世界地图，还有人种物产分布图。有一架小风琴，沈心工先生编的唱歌集中歌曲，大家都会唱起来，走出走进听到：“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张先生带着学生捉迷藏、抢四角；他亦讲故事，《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拉成长篇说书，说得有声有色。我没有上着张先生其他的功课，但在游唱和听说书队里，常常放了学还不肯回家。一向夹在比我年纪大的人中间，只有这一时期我尽了童兴，玩得很够。我不知这个学校的经费来源，亦没有听到母亲说过我的学费，偶有一次看见政孚先生从里面出来递给张先生一个纸包，大概是薪水。梦姜大哥的弟弟竹民三哥教我们珠算，三哥经常是在家纳福的人，可能敖家董家与这学校都有点关系。后来这个学校归政孚先生一个侄儿接办，我已经不在那里。君怡进的“养英学堂”就是由此而来，是一普通收费的学校了。我在蒙养学堂时，讲堂里最得益的是教文史的沈驾山先生，他常常伸缩国文历史混合教授，使读文时见内容，读史时有文味，将干燥材料变得引人入胜。

我们住的一条街柴场湾，因为有了蒙养学堂，成为儿童世界。每天出入其间者，女孩不少于男孩，引得年纪大一些的女子亦跃跃欲试起来。政孚先生三个女儿志华、志新、志中，甥女吴振华即寿康之姊，侄女文英，我的八姨母敬诚，都曾在家里——半从师，半自修——读过书，想要合起来照学校的读法。我曾经在吴家附过学，她们都认识我，父亲母亲正觉我在蒙养学堂玩得多而读书少，愿我加入，于是我又回到一间终日坐着的书房里。书房开始设在文英家，后又搬到吴家，请教师分班次，均由政孚先生做主。在吴家时，我们一共七个人，文英没有参加，七个人共分两班，志华、八姨和我一班，其他四人为一班。国文教师陈莲史先生膳宿吴家，以吴家大厅的一角为教室，凑现成桌凳，三人二人分坐，我坐在陈先生最近，独占一条小桌。

我十二三岁的两年，就这样每日在陈先生的座旁，年长的同学都是自动好学，我跟着受提携。政孚先生自己教我们地理，他看我们七人等于自己女儿的扩大，不受一点酬谢。逢年节，母亲叫我捧只鸡，或者佣人帮我提瓶酒送去，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受。范拱微先生教我们数学，要走相当一段路而来。有一个时期他自己办一女校，搬在敖竹民三哥家，很希望我们几人并入，而我们自有其乐不去，他照旧来。偶然得到物理实验用具，不惮带来试给我们看。范先生亦不受酬谢，他就是后来在佛学界闻名，著作很多的范古农居士。

陈莲史先生是我在家乡所从年纪最大的老师，他其时大概有五十多岁，布衣布鞋，神气朴实。他不像汪先生的年轻要顾前程，亦不若董、敖、范诸先生的家境甚好，可以自由用其心力。他是一位职业教师，而以教书为乐。他住在吴家，每日比我们先进书房，后退出，课余喜欢有谈无谈，谈的多半是掌故典故，不拘一格。我们书房里有四个剃发梳辫的人，陈先生和吴寿康是男人，董志中和我是女孩男装；在清廷治下，凡男子都这样装束。一日，他哼出一首诗来：“一念从君积已深，于今地下好相寻。儿曹莫漫收遗骨，留触人间起义心。”是清初一位不肯剃发而被斩的人临刑时口占，宁死不剃发就是死不投降的表示。我后来看《朱舜水集》，他在日本收了不少忻慕中国文化的弟子，当时秉日本国政的德川氏待以宾师之礼，特许其晚年从中国召一孙子侍奉；他写信给孙子，如果已经没有明朝衣冠，宁可他穿日本吴服来见，不愿其穿清人服装，可见汉人痛恨改装的心理。二百余年，我们拖着辫子，竟习以为常了。

陈先生批我们文卷与别的老师不同，他舍得给圈，起码是圈，常常双圈密圈，发见我们许多好处，使我们忽然提高自信心。他一面加圈，口里自言自语念康有为的诗：“南国菁华发达先，本来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东风再弄权。”若干年后，我与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识，还背得出这几句。陈先生没有教我们做诗，但他常以浅近易懂的诗句代话，或作话题。

此时梁任公先生的书在嘉兴已甚风行，《饮冰室自由书》成了我们课本论题，《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戊戌六君子传》读得唏嘘慷慨。读过任公文章后，我很觉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后来与膺白同认，我和他，还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书影响而趋向革命。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原是鼓励志气多于研究学问，读任公书，他的笔下带着热情，而志气原亦需要学问。我自陈莲史先生教书时起，读任公书，卅年后在其身后，还读他那篇带病而写由他兄弟续成的《辛稼轩年谱》。宋代词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诗和稼轩词的。任公所举中国历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荆公和张江陵，本人的集，别人所作他们的年谱，亦曾一再读。

当年嘉兴城里常举行一种会课，等于会考。地点大半在精严寺，有时亦借私家住宅。程度分初级、二级、三级，自由报考，列前茅者有奖品。我第一次报名初级，得奖地球仪一架，未曾得过见过，视如至宝。母亲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后即令我跳出二级而考三级，曾敷衍过好几次。一次，在塔弄张子莲先生家会课，作文题为“《原法篇》书后”，我不谙题目出处，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监考屠保三先生不愿给大家失望，做主临时改换题目，我十分怏怏而归。父亲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陈莲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访录》来。明儒我本只知崇拜阳明，渐渐地认识清初黄、顾诸贤，恍然以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我尤慕梨洲弟子万斯同，修明史而终为布衣。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从宁波寄来的请帖，请参加重修万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礼。这类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后经打听，知有人发起重修万墓，膺白曾以我名赞助。因他不久卧病去世，此事竟无机会向我说明。

约在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之春，一日，我姑丈陆和卿陪一女客来到吾家。除续弦姑母，姑丈从未有陪女客来吾家之事，这位女客即是别号“鉴湖女侠”，作“秋雨秋风愁煞人”诗句的秋瑾。她貌不美而甚清秀，态度文雅，不施脂粉，穿黑色长袍，说话是绍兴口音。我母亲准备茶果，与姑丈寒暄时，秋君同我谈读书，问我年纪。临行执我手，要我同唱“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酣未醒……少年努力须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之歌。想不到不过年余，她为徐锡麟案余波，被绍兴知府满人贵福，拘捕斩首。其时我已在天津读书，官立学校不敢讨论时事，我看报见她供词和照相；她的照相一是留学日本时穿着和服，一是临刑跪绑之状，她最后的请求是免其裸体。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说不上私交，但眼见这样一个女子受极刑，对这张被绑跪着待死的相片，愤怒与同情不能遏制，私自蒙被大哭。徐锡麟和秋瑾二案，乃辛亥以前报上载得最详最多，且引起妇孺同感的事。我始终没有机会向姑丈打听，他那次陪秋瑾来吾家，是有意无意？

五六十年前，在我极小的范围内，所可记忆的几位前辈，境况好与不好，都不自闲逸。历史带给他们内忧外侮，他们自己都没有受过新教育，然而被时代所警醒。他们拿自己摸索所得，无条件给他们的后辈，他们尽了对时代的责任了。现在，人人以生活为第一，而生活亦愈复杂愈艰难，没有止境。然时代正还十分需要这种无名的启后工作，社会更需要有这类无心插柳之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