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见

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称为“光复”，“光复”二字，妇孺可晓，不烦解释。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复”之义。我当时亦在少年群中，随众鞠躬，隐约听读祭文之一人。当时的兴奋与满足，是生平难得有天真无忧的一次。后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系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称“革命”而不言“光复”。这面五色国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义，亦有其甚远用意，系折衷革命后众议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后来重新易帜，而成现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五色旗在国际上代表中华民国十七年，在后来从不断发生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上看，则缺少了这点精神上维系，亦有点可惜，而且当时如何不想出一个另外有联系性的象征来。

武昌起义，各地初用黄帝纪元。改用阳历出于沪军都督府一个参谋沈虬斋（云翔）的临时动议。沪军是筹备南京成立政府的后台，沈君见其时上海外侨准备过年，触机想到改用阳历，大总统在元旦就职，更加“作始维新”的气象。以其意告之参谋长黄膺白（郛），膺白即为陈都督英士（其美）起草电南京，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沈君浙江吴兴人，二次革命后在沪，被袁政府人诱出租界枪杀。

我个人直接承前辈志士之教，倾心革命久矣。武昌起义，不旬日，即与同辈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摇旗呐喊不成熟举动，所见地方在沪宁、沪杭二铁路沿线，将约略述于后。我们初见革命领袖们，以为书上读过的志士豪杰均在是，国家前途有无穷希望。我曾读书于袁项城所倡办的北洋女师，他来学校参观，或学生岁时往谒，我屡为同学代表致辞。监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带我到他书房，问话蔼然可亲，我尚只十三四岁，因同情戊戌政变之故，不能释然于心，非校命，务避接近。辛亥革命结果，我所梦想之志士，让政于我所疑惧之枭雄，颇不安于怀。然终觉豪杰哉民国之人，共和不当谦让为治耶？民国前途自无量！

辛亥革命斩断几千载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乃以民国始终扰攘之故，这件空前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永留建国光彩。其经过，亦因民国第一个政权——北洋军阀系——之有意抹杀而暧昧，第二个政权之过分归功于一点而垄断。致使烈士们活泼的碧血，全国可勃兴的民气，皆成刹那彗星，堕地无光。

我读过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冯自由《中国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馆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和一些零星纪录。亦曾有愿写一篇辛亥革命鸟瞰，为参考得失之由。愿大才小，岁月蹉跎，迄未成功。在我所读书文中，似有关军人之事和名较少。此系事先军人须特别秘密，少有纪录；且辛亥甚少战事。然当时比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陆军学生出入其间。我所认识膺白的陆军同学，多与辛亥革命有关。大半能文，而纪录极少。民国十四五年李晓垣（书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见其接吴绶卿（禄贞）夫人函，为女公子婚事与商可否。我素知李先生参黄克强（兴）先生戎幕，辛亥与克强先生同事汉阳，同事南京，癸丑（一九一三）失败后同在东京，同在美国，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强先生逝世未离左右。克强先生自黄花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汉阳，癸丑在南京，每役皆躬临前线，每役皆败，未尝诿过于人。我最后一次见他在东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饭，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庄，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妹为照料家务。饭毕，他递竹篮里一方小手巾给我，我见他右手仅有的三个指头，而他写的字还永远那么好。我几次怂恿李先生写克强先生传记，至谓义不容辞。至此，我又知李先生与吴家关系，朋友为遗族决儿女大事，其交谊可知。辛亥吴禄贞以新军第六镇驻石家庄，其实力与形势，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冲淡北洋系势力。吴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势相差更远，于辛亥成败关系甚大。我又怂恿李先生写吴的事，以助辛亥史料。李先生言，当世人写当世事太难，且多顾忌。写当世事诚难：从纸面寻材料，尚只须判断取舍安排；从胸中寻材料，则立场视线好恶宽窄均足以为梗。写史修练与做人修练同，永无完满之时，做到几分是几分而已。

我今写《回忆》，只是个人片面知见。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国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为有限。当时文告及南北议和条件，世多知之，惟清室优待条件，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摄阁时修改；其修改要点与辛亥不同处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为民国公民，其二，优待岁费自四百万元减为五十万元。辛亥时，原条件在上海有人以为四百万元岁费太高者，汪精卫（兆铭）言若相持下去，人与物的牺牲要多少倍于此数，卒定稿。

实际辛亥革命，自民国前一年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阴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时期先后仅四个月又二日。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锋。革命战事只两处：一在汉阳，一在南京。其在汉阳者，先由革命军占领，其后清军由北京南下，革命军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谋举事不成，致清将张勋得负嵎固守。革命军集各省联军之力，击退张勋，占领南京，建立民国临时政府。攻南京时，惟浙军一支队最称劲旅，是清末有训练之新军。汉阳与南京两处战事都不过匝月，两处一得而一失，使双方形势保持平衡，各知相持无把握而倾向和议。当时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优势，各有弱点，而第三者成举足轻重，其势如下：

（一）为革命对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后去世已两三年，此时的隆裕太后系光绪之后，与幼帝宣统均在位不久：以个人言，二人均是极可怜人物。其他皇室亲贵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题目，为国家而不是对个人。朝廷主战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战最力之良弼，尤足丧清廷之胆。自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或“独立”观望，清廷再欲镇压革命，已不可能。清军虽一战而夺回汉阳，据知当时海军萨镇冰（鼎铭）态度，军人以失去战斗力为止不能不战。他是讲原则，等待发完其最后一颗炮弹，故军舰尽其最后之弹即不拟再战，欲用汉人打汉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为革命党本身。攻下南京为革命军第一胜利，获有组织政府之重心，然军力财力均已竭蹶万分。“响应”与“独立”各省足壮声势，而自顾不暇，亦不尽属同心。武汉有首义之功，黎元洪被推为副元帅副总统，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民族英雄，报上言论亦以武汉为多，然发言甚于负责。上述提议用阳历的沈虬斋先生，一日在办公室看见报上许多文章，对众说他亦要发个通电，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国父老兄弟姊妹衔名后，其电文曰：“我是好人，你们莫反对。”这不过是一滑稽讽刺，然可想到当时“做事的人”和“说话的人”责任不平均。克强先生在汉阳督战，当时众募之众，没有训练，被北洋节制之师一击而败，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转以津浦路为北伐路线，这些都是临时的推演，并无预定之总战略。南京之后台为上海，上海对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为容纳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为效力，士商之直接参加革命者，如李平书（钟珏）先生、沈缦云（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赞助者如张季直（謇）先生、赵竹君（凤昌）先生等；而犹太富商哈同之别墅爱俪园，时为各方聚会之所。这点成就，由于历年舆论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诸先生的《民立报》，尤富有少年气概。这支发扬鼓励的笔，一般人已为之感动有素。又由于当时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的胸襟宽大，善于周旋士绅。英士先生在社会与王一亭同辈，以先识其公子故，称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进，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为支持四方。革命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马首是瞻，仿效上海军政府组织法。革命近于人自为战，但亦一盘散沙。浙江革命后组织，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蓝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学兄》文中记辛亥（一九一一）一节曰：“膺兄既毕业于日本……其关心最切，联系最密者，则故乡之革命策动也……清廷起用袁世凯，驱其北洋久练之众……直压武汉，革命势力岌岌其危……陈公英士已在上海准备响应，浙江内部亦已筹画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镇举事不密，为张勋铁良等所败，于是武汉之势益孤，各地响应之呼声虽盛，而实力莫举。膺兄与英士先生遂决举平时苦心准备之沪浙两地，相继起义，时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则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参谋，接洽颇审。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视听所系全国金融总汇之上海，则武汉新挫之众，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师，何以收容，而袁世凯等之赞成共和，更岂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与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其入同盟会系膺白所介绍。辛亥浙江起义，由上海密运武器到杭，均预置其寓所，攻南京时为浙军参谋，作战计划是他所拟。

上海对南京临时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总统府庶务之微，均为第一准备站。战事若再延续，最急切的责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为兵站总监，筹备北伐后方之事，而膺白乃沪军都督之参谋长也。膺白所领的一师兵，本隶沪军，为第一师，克强先生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改为第二十三师，隶中央政府。廿三师原来驻区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渐渐进驻南京，故后来留守府及江苏都督府的卫队都有廿三师的兵。膺白往来沪宁，日不暇给，铁路局为之添开夜车。黄伯樵先生《怀黄膺白先生》文：“克强先生在南京组织元帅府，并筹备组织临时政府，余亦效奔走于其间。政府成立，大总统孙公与陆军兼参谋总长黄克强先生，均时时以重要国事咨询先生。其时上海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沪，顾此失彼，因由沪军都督府商于当日之沪宁铁路当局，行驶夜车；京沪路之有夜车，实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强先生在汉阳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师，后来南北议和，没有战事，故亦未见战功。惟有两点非常之事，其一自请解散，其二出了国家不世之才。朱铎民（镜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黄膺白先生》文：“诸藩归政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基点，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式之国家者，实皆出自当日诸藩热诚爱国，以军政大权举还国家之所赐。膺白先生当辛亥……统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师请，以为军权归还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远大，爱国之热诚，当世宁有其匹，惜乎继起无人。”若以后来癸丑（一九一三）成败论，则这一举是书生之见，功过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贡献为本身秩序安定。其他各省在短期内易长之事频见，人事纷更，即浙江亦未免，独上海有始终如一之健全组织。上海贴近租界，国际观瞻所系，自发难以至结束，无扰乱可与人以口实之事，此亦不能不归功于上海当时有一支节制之师。廿三师虽属新练，然士兵系浙东纯朴农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备出身，都受过专门教育，亦大半为同盟会同志。张岳军（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师，蒋先生（时犹名志清）的一团则由宁波而来会合。当时一般组织，不免才散而逾量，独廿三师有精选集中之效。其后编遣之易，亦因当事者均有国家观念，不以一点武力为已足。

上海虽对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贡献，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仅一商埠而不是一宝库。短期间，一家惟一的商办银行“信成银行”，其协理沈缦云先生为上海革命后财政司长，发行沪军军用票以致信成银行破产清理。中山先生抵沪之日，宁沪同志望眼欲穿，急于知海外归来，有何外交助力和华侨捐款。二者为革命党所急需，而后者尤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实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战，开始议和，捐款并无所得。

（三）再说握北洋新军实力之袁世凯。所谓北洋新军系指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一系，亦即其后来为祸中国二十年的北洋军阀。袁初在天津练兵，后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军队长期在其个人势力下，不与其他新军同类。又因近在辇毂，举足轻重，亦较其他军队形势重要。戊戌政变之前，光绪擢升袁氏，谭嗣同深夜造访，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顽固之西后；而袁终泄露机密，致变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远遁，光绪幽闭终身。迨宣统继位，系光绪之侄，载沣摄政，系光绪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贬袁归田里已三年矣。武昌起义，清廷无法应变，而北洋新军在肘腋间，遂不得不起用袁氏。旬日之间，命为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为内阁总理大臣。湖广者，革命起义之处，节制各军者，期北洋新军之用命，总理内阁则交付政治谋议和矣，可见时势之急转直下。袁未必忠于清室，亦无情于革命，然为大义不能篡清室，为人心不能打革命。于是挟革命之势以迫清帝，恃北洋新军之力，使革命胜负不可知，而双方均不得不就其范。观吴禄贞之被刺，与滦州起义不成，显然革命势力不许延至近畿之意。最后由北洋新军将领联名请清帝退位，还有旧交故吏种种策划，终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线索可寻。

除以上三个势力皆不能战而只能和，尚有两个势力促成辛亥和议：其一为南北士绅，其二为外交团。士绅如张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诏，列名南京临时政府，曾以个人资格借款充政费，然系袁之故交，后为进步党重要阁员。外交团在中国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国民气不可遏，革命军且首先表示承认条约义务，故沪汉各国领事严守中立，然亦劝南北息战言和。中山先生最后协议五条，其中要点皆欲以外交团作证为保。一条曰：“清帝退位，袁世凯即须知照驻京各国公使。”又一条曰：“文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然后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其不信任与不得已，可以见也。袁在报告清帝退位诏同时，电南京托故不能南来就职，盖南来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据。其电曰：“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若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惟须审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来就职，致有北京兵变之事。欲为借口，祸及民众，其存心决不离老巢可知。

我今离开政治层，述辛亥革命时一般民气。上章说过我母亲带我二妹性仁下乡讲说革命不是造反，光复是拿回祖宗之物，请大家帮助革命军，获得乡下人同情之事。吾家女仆周老妈妈曾以工资购买浙江铁路公债，至此又以工资捐助革命军饷。沪杭宁沿线各地朋友谈及家乡之事，多相类似，有力者踊跃出财助饷，讲演者有乡人煎汤以慰劳乏之事。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九亩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戏开风气称，这时任何团体借用剧场开会，或请演义务戏助捐，有求必应。社会轻视伶人心理，自革命时起开始改变，初次听见年轻的世家子呼演员为某先生某伯伯，与革命有关的演员弃掉艺名而用本名。武昌起义系每人用白布缠臂为号，凡准备响应者均预购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数倍。杭州光复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由上海暗运手枪炸弹，装在铺盖内亦无人查察。逃难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为可怕的事。社会上很少人谈未来政权，亦很少听见人受指导而革命。报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击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中国人普遍的朝气和热情，再无过于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师地理教师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滦州革命未成，被捕斩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黄君守瑾，曾欲聘为儿媳，黄家因事未允，至此黄君自愿许婚，料理白先生后事，奉养孀姑。我从白先生学时不长，闻黄君事常挂于怀，后知黄君之夫白君在冯玉祥军中任事，当亦为滦州关系。北方同学因在官立学校，一向不问时事，四年前对徐锡麟、秋瑾之案，未动于衷，此次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归，或往来南北，携带禁品，不辞艰险。同学陈翠琬、于士嘉等由沪带炸药赴津，装置如送礼之糕点，我见到她们工作，还有李钟和亦在内。前述直隶方伯旗人增韫，在保定以育婴堂转变成一女学校，增韫自己的女儿与育婴堂女孩，同以“钟”字排名，而均无姓，钟和与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学生，她后来转到天津女师的。天津同学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响。

我虽望国家之改革久矣，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亦不知“同盟会”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我参加革命行列。我父亲一次有病，曾对母亲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儿，不由我不自励，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辞而奋发，这时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壮丁。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亲信托的人，家里宅大人多，我去添热闹而不怕拥挤，我在上海必住其家。我说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隐夫人，诸妹婉青、淑青、蕙青热烈赞成之情形，与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从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惭愧而亦感动，受此敬意。上述为发沪军军用票而致破产之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信成协理沈缦云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为革命直接损失之巨，以周氏为最。我到沪之时，上海尚未光复，寄母见我奔走，照顾甚于平日，我的远方朋友来，她留宿留食。到冬天，她见我所携寒衣不多，而我往来的朋友多穿甚朴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缎羊皮袄要我穿着，事后知全家只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装，她用更好之物品换来。又拟做丝绵背心，谓枪弹不能入，一若我真将出入枪林弹雨中，亦未计在枪林弹雨中还穿绸缎皮袄？如此未上前线而作英雄，言之犹愧，然不厌言之者，于以见素不问外事之前辈和同辈，在光复之际，如何尽其热诚赞助参加的人。

我们不期而遇的有几个学校的朋友，或素识，或相闻知。天津女师的郑仲完（璧）、陈允仪（淑）与我姨母葛敬诚、敬和等，上海爱国女学的曾季肃、范慕英，北京女师黄绍兰等，后来又加入苏州振华女学倡办人王谢长达等，又加入胜家缝纫女学吴振球等。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范慕英是我在家乡从学数学的范拱微先生之妹，本为体操教员，主持战斗之部。王谢长达年最长，为许多同人的母执，主持募饷之部。还有爱国女学的杨兆良，她们认识上海很多殷实商家，她们挨户去募捐，平常都难得上店的。吴振球本教缝纫，她借得机器，主持缝纫之部。主持看护者谁，已不能记忆。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肃手，众推为团长，她是曾孟朴先生之妹。团成立后，呈报沪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仿制服和募捐略有成绩。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时，曾想我们中有否谙西文之人，从军为外报记者翻译，事未实现。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期。在沪在宁，同人一律睡地铺，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用。在军事团未成立时，我们一群人大半未满二十岁，自觉年轻未有社会经验。一日仲完告我，张默君（昭汉）是她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师，比我们都成熟，请来指导最好，我欣然愿同往苏州沧浪亭访她。我在苏州景海女学，她是我的前辈。景海是一教会学校，以英文为重，而对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颇给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读中文时间，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与我均是此类学生。我进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武昌起义，我即日离校赴沪，学校平日，不得家长关照，不许出门，此时不加干涉。我到车站，原拟乘早车，但是日久候而车不至，或车过而不停留，直至晚间始得上车。与默君相值于候车室，又同挤上一节车，时间甚长，一路谈革命，竟无人注意我们。惜这次与仲完到苏州访她，她有比我们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来。

军事团在最后一段时期，曾季肃辞去，同人推我继任，故议决结束，系经我手。我们看和议告成，不宜再虚掷时光，大家同意解散。想起成立时曾报告沪军都督府，则解散时亦须去申报，上次报告时有仲完参加，故此次由我与仲完二人同去，接见我们的很巧是膺白。我们报告团事终始后，我曾述一向对革命的理想，和几个月间见革命的情形，这段无意中对辛亥革命的临别赠言，竟成为我们相互认识的开始。我的五舅湛侯和堂兄阜升都与膺白同学，但我们系初次见面。数日后，膺白到七浦路周宅，送我一册他所译樱井忠温著有关日俄战争的书，日文原名《肉弹》，中文称为《旅顺实战记》。

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仲完她们在天津还有半年功课未毕，她函请校长提早复课的稿子是我代草。我读德文时，住上海七浦路周家为诸妹补课，诸妹在附近爱国女校读书，我去听其国文专修班的课，主持者是蒋竹庄（维乔）先生，与我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同事，竹庄先生建议我学英文，预备考官费留学。我自己本在前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革命后，我仍存此希望，故亦仍回苏州去了。

补记

我写了《辛亥革命知见》后，几年间，陆续看到听到许多当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事，三处相关联的事。上面我已很强调：南京光复为辛亥成败关键，而上海尤为关键之关键。我读了这些史料后，增加了我理论的根据和材料的补充。

关于理论者，有人以为光复上海有比陈英士先生更多劳绩，沪军都督不必定属之陈先生。我以为陈先生所影响者，不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复没有那么快，而浙军之攻南京，亦无此后台。关于史料者，我看到了本来知而不详，不敢轻于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忆》中最需要充实的材料——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两个问题本属二而一。我不惮烦节录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与浙江》一文，以下简称“葛文”。

读者注意：杭州光复虽由于浙省“新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起了助威促成作用。攻克南京虽大部由于浙江新军之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又加入了最后的冲锋。我推测，这敢死队不但是陈先生的关系，还是蒋先生的关系。膺白我没有听他说过，我知道的是他与浙江武备同学的关系。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军，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数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孙中山先生对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还有像徐锡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党人或挺身赴难，或振臂疾呼，激发了其时的知识青年，同样对人们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这也都是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还有若干人，他们所作所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其事迹在当时却似东鳞西爪，后人记载亦仅若隐若现，使我这个身与其事的人自觉不能已于言。谨记录当年有关数人的若干事情以及浙军的杭州起义，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经过如次，亦仅勉记所及而已，至于传闻臆断之说，则宁付缺如。

葛文所特别涉及的人有三个：一、伍元芝，二、蒋尊簋，三、黄郛。

伍元芝号兰荪，江苏上元县人，前清进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他可以说是浙江新军中革命思想的播种者。他在武备学堂经手招收的学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则科和两班速成科。这三期正则科的学生是全校最优秀的，也是后来在革命事业中最为积极，最为得力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先后调进了新军部队，充当各级军官，有的还去担任文学堂的教师。武备学堂大柱上有一副对联是伍所撰写，联曰：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这寇盗满中原的“满”字是双关的，与联语的含义是何等胆大心深，给青年学生以教训刺激。数十年之后，我还先后听到看到过几个武备学生背诵此联，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旧感忆录》里葛敬恩、赵正平两个人的文章，与最近我在台湾晤见的沈子万（鹏）先生，他已八十二岁高龄，还口述此联不误。

伍总办对学生中思想前进，好学奋发的人，都是十分奖掖鼓励，多方照顾。他不待他们毕业，提前保送出洋留学，膺白即其一例。

蒋尊簋号伯器，浙江诸暨人，他是体育名家，毕业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回家路过杭州，那时浙江体育会适开运动大会，公请他做了运动会总裁判。有一次他自己表演体操，观众大为称赞。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他应浙江巡抚张曾之聘，担任浙江新军第二标（团）标统。他开办一个弁目学堂，以训练初级干部，还调请了本省武备出身许多学生为第二标主要干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负责训练一个区队，除一般教练之外，还在课堂上教“野外勤务”一科。“野外”就是战地，其后辛亥革命浙军援攻南京，得到实战经验。浙江省第一次征兵，实际还是募兵，全省因武备、弁目学堂与蒋伯器关系，应征的人蜂拥而至，不多时即征足逾额。他另外成立一个学兵队，调葛任这学兵队区队长。所有这些部队中，文理通畅思想进步的人很多，后来浙江成立二十一镇（师）时，隐隐成了全镇的骨干。

浙江新军成协（旅）时，协统一席应该属于蒋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杨善德来浙充任协统。杨以剪辫子为革命党象征，而第二标自标统蒋尊簋以下全是光头。杨还要部下见上司请安打千，犯过要跪下打军棍，有意同新军为难。同时，浙江遵照清政府规定，成立了督练公所，重重上司，使蒋做事十分为难。又因徐锡麟、秋瑾案发后，外边多知蒋和他们是熟人，蒋感觉难以做下去，乃辞职而去。

在光绪卅三年（一九〇七）秋，蒋去直隶河间府参观大操时，得知江苏省第九镇亦已编练完成，是年亦在举行大操，特电浙推派葛敬恩、朱瑞、陆殿魁、柯勉等前去参观。第九镇大操所举行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正是辛亥年浙军与清军激战处，而朱瑞与葛即是浙军攻南京的司令与参谋。

黄郛号膺白，浙江杭州人，葛文言：

他光绪卅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我们开始认识。我为二年级，他虽长我九岁，却是一年级新生。我因见他为人慷爽，学识优良，对他很是钦佩亲热。他在诸同学中不久便成为突出人物，并且为学校当局所赏识。他在校二年，未及毕业，即破例膺选提前派遣留日……黄在留日时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他每年回来时常和大家集会几次，讲讲日本的国情，远东和国际形势等。他把在日时自己所编译的书刊送给大家看。尤为重要的是他暗中收集了好几种有关战时勤务的秘刊，给我们中间若干人慎重保管阅看，这对我们在辛亥年初出茅庐的作战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介绍我入同盟会。由黄引进加入同盟会的人很不少……到了辛亥那年，黄的官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少校，但在军谘府内却受到同僚们的重视。清廷亲贵们企图了解党人的内情……不知为什么竟糊里糊涂挑上了黄郛……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同陈其美合作起来……他们以浙江新军为后盾。当上海光复的前夕，黄郛凭借他和浙省新军中人过去的关系，他自己并派人去杭州再三敦促杭州方面军人同时行动，在鼓动和组织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