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救世主的幻想。”“坦率地说，我曾经幻想自己是某种神灵，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我现在已经是教皇的上司了。”

——索罗斯

1 改变大富翁游戏的规则

如果一个孩子声称自己像上帝，你会怎么想？

年轻的索罗斯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布达佩斯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看起来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拥有很多朋友，热爱运动，行为举止和同龄孩子别无二致，可如果他声称自己像神灵，又该作何解释呢？

现在我们只能引用成年后的索罗斯的话了。成年后，在索罗斯看来，如果任何人将他在童年时的话当真，认为他确实觉得自己像神灵，那是十分荒谬的。但同时，我们又在疑惑，为什么索罗斯就没有资格这么想呢？

成年的索罗斯没有给出任何迹象或者公开否认他不再坚持这些狂妄的信念了，他只是暗示：一个人要想相信自己像神灵，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说实话，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救世主的幻想，我知道自己要控制这样的想法，否则会惹祸上身。”

1987年，索罗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炼金术》（Alchemy of Finance）中用这样的一段话，来解释他的这些幻想。他坦承，作为一个年轻人，拥有这些信念是多么的痛苦，对他来说，这个秘密十分沉重，他不愿意与人分享。“当我承认我心里有过分夸大自我重要性的想法时，相信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坦率地说，我曾经幻想自己是某种神灵，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他继续写道，强烈的现实感让他意识到这些想法很不正常，有种负罪感，他只好将它们小心地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这也造成我长大后，在很多时候生活得并不愉快。”最终，他自己承认了这些想法，至少自己能坦诚面对这些想法，这让他感到快乐了许多。

在年轻的时候，索罗斯曾认为自己如同神灵，所以在21世纪初，当有人称他为魔鬼的时候，就显得很有讽刺意味。在这些人看来，索罗斯为极左的政治事业提供援助，试图以此来破坏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索罗斯是否真的认为，成年后他在金融和慈善领域的领袖地位与自己孩提时代的幻想类似？很多年后，索罗斯努力纠正着人们的想法，他的“救世主的幻想”并不等于他认为自己像神。他坚持“救世主的幻想”，其真正意义在于，他感到有责任为别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索罗斯长大后，很少再谈论这一想法，他未曾公开解释过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看作神。如果你再逼问他，他可能会解释说，那只是个玩笑，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像神。甚至，他到处拿自己童年的感受去开玩笑。有个记者曾建议，索罗斯应该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索罗斯反问道：“为什么呀？我现在已经是教皇的上司了。”

索罗斯将自己童年的幻想当作秘密深藏心底，无怪乎童年的故友都不记得他曾说过自己像神这样的话。在这些故友的印象里，索罗斯在童年时就喜欢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他长大后，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当索罗斯说自己像神的时候，他其实是故意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比别人优秀。他们好像是在为索罗斯的夸大其词道歉，他们想告诉人们：索罗斯不是真的认为他自己是神。

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样说道，索罗斯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说他是神，而是他认为他能跟上帝通话！另外一个则认为索罗斯仅仅是想表达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说自己是神，其实是打个比方，就像其他人可能会把自己比作拿破仑一样。

可以说，认识乔治·索罗斯的人似乎都想把他拉回现实。好像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中，有人认为自己是神灵。如果嘀咕这种想法的不是索罗斯，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他的同事和朋友肯定会说那个人是疯子。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对待索罗斯，毕竟，索罗斯是让他们敬畏的人。

是什么激发了年轻的索罗斯拥有这样的想法呢？或许是父母的感染。索罗斯的父母确实很宠爱他。但是，父亲提瓦达（Tivadar）和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也宠爱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仅仅因为父母的宠爱，年幼的索罗斯就觉得自己像神。

1930年8月12号，乔治出生于布达佩斯，他有个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Dzjchdzhe Shorosh），后来将名字改成乔治·索罗斯。尽管他的名字在匈牙利语中的发音是索拉什，他却让美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直接称自己为索罗斯。

他唯一的兄弟，是比他年长2岁的哥哥保罗。

不管提瓦达·索罗斯有什么过失，他还是为自己的小儿子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提瓦达曾是一名律师，在索罗斯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这段磨难塑造了他的性格。他曾经在俄国生活了3年，从1917年革命开始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局势极为动荡。在国内战争时期，他逃亡到西伯利亚，希望能在那里生存下来。对当时的他来说，只要能够生存，做什么他都愿意。事实上，他确实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是多么让人讨厌的事。

在讲述这段险象环生的历程时，提瓦达告诉索罗斯，在革命年代，一切皆有可能。尽管这并不是生存的诀窍，但是父亲的话却深深地烙印在儿子的心中，并伴随他一生。索罗斯逐渐认识到，父亲非常聪明，甚至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他以智取胜，比许多同时代的人都机灵。年轻的乔治对父亲充满了崇敬。

比索罗斯小一岁的费伦斯·内格尔（Ferenc Nagel），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居住在布达佩斯。内格尔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在著名的匈牙利灯具制造商通斯拉姆公司（Tungsram）就职。1936年，他与索罗斯在卢帕岛（Lupa Island）上初次见面，卢帕岛是多瑙河畔的一个避暑胜地，距索罗斯和内格尔生活的布达佩斯往北有一小时的车程。据内格尔回忆，一旦情形不对，提瓦达总会有办法处理，“他从来没有被真正的打败过”，这正是提瓦达对儿子的影响，务实精神也是父亲留给他的宝贵财富。

对于这一点，索罗斯本人也承认：“要问父亲站在革命的哪一边，嗯，当然是站在两边。为了生存，他必须这样做。”父亲具备了生存者的品质，这一点对索罗斯意义重大。生存对索罗斯人生有着崇高的价值。

提瓦达性格的某些方面在战争期间令人钦佩，但是在和平时期，这些性格特点却黯然失色。的确，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卢帕岛的居民来说，提瓦达不再是个英雄式的人物了。提瓦达的皮肤有些黑，黑头发、黑眼睛，他的样子很帅，拥有运动员般的强健体魄，并且酷爱运动。他目光灵活，挥金如土，对于艰苦的工作兴趣索然，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年轻的索罗斯说：“我父亲并不工作，他只是在赚钱。”

内格尔清晰地记得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夏天，提瓦达·索罗斯准备去工作的情景。

每天早上，提瓦达都从卢帕岛上的家里出发，乘坐7点钟的轮船去布达佩斯上班。

内格尔回忆道：“当他听到船要来了的时候，提瓦达会穿上裤子，开始刮胡子，走出来家的时候，刮胡刀还在手里，在去往轮船的路上以及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他还在刮，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睡到最后一刻。对于一个律师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他总是非常非常的狡猾。”狡猾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按规则出牌，寻找捷径。

当回想提瓦达逃避艰苦的劳动时，索罗斯比其他人更能认同父亲的生活方式。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父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确很少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件坏事。提瓦达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在自己身边，索罗斯很喜欢这样。他喜欢和父亲交谈，喜欢从与他的谈话中学到东西。别人觉得提瓦达花钱大手大脚，但索罗斯却不以为意。对于索罗斯来说，父亲钱多钱少都无关紧要。提瓦达不经意间向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伴随他终生：“我所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为了钱，而赚钱是没有用的，财富对人来说，有时可能是个负担。”

对于提瓦达这样将物质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的人来说，有太多的金钱反而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会诱使人们渴望得到过多的财富。而财富太多可能会使人变得脆弱，生存就会变得更困难。提瓦达将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传给了索罗斯，并且影响了他一生。后来，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却对此毫无兴奋感。

索罗斯潜心投入慈善事业，并且事必躬亲，这充分证明了索罗斯对于赚钱没什么兴趣，但是能亲自深入地去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困难，这让他感到欣喜万分。

提瓦达给小儿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予他很多关注。提瓦达经常和索罗斯谈话，向他传授一些人生秘诀，索罗斯渐渐理解了这些秘诀，并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除了给儿子自我价值感，提瓦达也帮助孩子建立了自信心。他坚信，索罗斯终究会学会如何克服困境，如何应对混乱的局面，而且索罗斯还懂得了，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非常规的办法。

在提瓦达教会小儿子生存艺术的同时，母亲伊丽莎白向他传授了对艺术与文化的品位。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都是伊丽莎白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她也试图培养儿子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索罗斯对母亲有着深深的依恋，他喜欢素描和油画，不太喜欢音乐。而他后来对于慈善的兴趣似乎也来源于伊丽莎白对于慈善的兴趣。尽管，他的家人都说匈牙利语，索罗斯最终还是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西摩（Yehuditte Simo）是索罗斯童年时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她住在布达佩斯。她在20世纪90时年中期回忆起索罗斯时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卢帕岛时就认识索罗斯和他的父母。

据她回忆，伊丽莎白活得并不轻松。

提瓦达花钱很随意，大手大脚，对工作漫不经心，这使得家里总是充满了紧张和压力。尽管伊丽莎白尽量克制，但是这种紧张还是时不时地浮现。伊丽莎白很小巧，看起来很文弱，浅色头发，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她悉心照料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经营着家庭，而这个家不像犹太家庭，更像匈牙利家庭。就像很多居住在匈牙利的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一样，提瓦达和伊丽莎白都明显地对自己的宗教感到不自在。索罗斯后来对人说：“我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里，但事实上这个家却是反犹太的。”

索罗斯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金色的，这些像他的母亲，不像黑黑的父亲，因而索罗斯看起来不太像犹太人。当别的孩子告诉他“你不像犹太人”时，他会眉开眼笑。没有什么比别人说他长得不像犹太人更能让他高兴的了。

提瓦达很不喜欢犹太教，他甚至想成为一名基督教会成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让索罗斯从士兵那里要烟，然后提瓦达会把烟斗交给犹太人的店主。提瓦达这样做完全是让作为异教徒的自己表示出与犹太教的团结一致，对他来说这样会更安全。

尽管乔治·索罗斯想努力地脱颖而出，但在童年时代朋友们的记忆中，他不是一个太突出的孩子。他可能将自己想象成神灵，但是他的朋友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神的特质，即使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综合所有人的叙述来看，乔治并不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很聪明，并且常常能展现出主动性。在他10岁的时候，他编辑了一份叫《卢帕之音》（Lupa Horshina）的报纸，并亲自撰写了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在夏季里，他将报纸卖给卢帕岛上的居民，得到了一点点回报。内格尔回忆说，索罗斯敢于与长辈对抗，“他认准一个事，就会据理力争。他个性很强硬，很专横，咄咄逼人。”

年轻的索罗斯很擅长运动，特别是游泳、帆船和网球。卢帕岛上有两个网球场，供40个家庭使用。他不喜欢橄榄球，觉得那是一项中上层阶级的运动，不适合他。他对各种各样的游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一种叫资本的游戏尤其让他着迷，这是匈牙利版本的大富翁游戏。从7岁开始，他就和其他小伙伴玩这个游戏，毋庸置疑，他玩得最棒。最差的则是乔治·利特文（George Litwin）。后来，乔治·索罗斯成了金融巨鳄，而利特文则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童年时的伙伴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资本游戏中的长盛不衰让索罗斯感到乏味，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刺激，他引入了新的规则。其中的一条便是增加证券交易，使游戏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了金融家的索罗斯回到匈牙利，他再次找到内格尔，当被内格尔问到如何谋生时，索罗斯笑着问他：“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资本游戏吗？今天，我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布达佩斯，年龄到14岁才能入学。对于贫穷的家庭，早一点送孩子上学是非常困难的。

米克拉斯·霍恩（Miklas Horn）是布达佩斯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和索罗斯一起上的小学。1940年他们初次见面，当时两人都是10岁。同一年，他们转到了国立学校，这所学校是专为中上层阶级设立的，在接下来的6年里，霍恩一直都是索罗斯的校友。

读小学时，索罗斯热情开朗，这也是为什么他和霍恩不是好朋友的原因。“乔治非常胆大，又爱社交，而我当时很安静。他喜欢和别的男孩打架。事实上，索罗斯学会了拳击，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在索罗斯的学校，所有的年级都被划分为两个班级，犹太人在一个班，非犹太人在另一个班。乔治和霍恩当然都在犹太人的班级里。霍恩清楚地记得，当时犹太和非犹太的年轻人发生过很多的摩擦和冲突。虽然，拳头并不是反犹太情绪的产物，但是孩子们都记得大部分打架都发生在犹太人和反犹太人之间。米克拉斯·霍恩说：“你能感觉到争斗的背后存在的反犹太主义，这样的打架其实是带着政治意味的。”

年轻的索罗斯也参与了打架，但是他的校园暴力并不是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霍恩表示，乔治小心谨慎地让自己不要和任何一边走得太近，他和两边都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尽管成年后的索罗斯喜欢将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是他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想不起当时他擅长哪一门功课。据米克拉斯·霍恩说：“乔治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学生，属于不上不下的那种，但是他能说会道。”

帕尔·泰坦伊（Pal Tetenyi）当时也在这所国立学校上学，跟霍恩一样，他记忆中的索罗斯也仅仅是个普通学生。有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1942年春天，当时他和索罗斯都是12岁。

当时，索罗斯和泰坦伊参加了一个童子军集会，在该会上宣布成立世界语协会。有意参加该协会的人需要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放在了一个长凳上。索罗斯很喜欢恶作剧，他一把抓起那张纸，让泰坦伊没法签名。“索罗斯非常爱挖苦人。我怕他会取笑我，我想报复他，所以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们俩在长凳下面扭打起来，但是很快他们就尴尬地发现，老师正站在他们的身后，怒视着他们。因为打架，每个人都得到一次书面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了，当时的乔治年仅9岁。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因为当时纳粹对匈牙利还没有构成威胁。布达佩斯的居民生活依旧。在前苏联军队入侵芬兰后不久，乔治从当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援助芬兰的呼吁。乔治冲到那家报社的办公室，要响应这一呼吁。这让报社的编辑们印象深刻，一个9岁的孩子想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实在是不同寻常。为此，编辑们写了一则报道，讲述小小的索罗斯造访报社办公室的故事。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德国入侵匈牙利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乔治·索罗斯和其他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战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2 纳粹铁蹄下的生存

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1943年的生活出奇地平静。此时，盟军已经在意大利南部占领了一个据点，而他们的战斗机也盘旋在布达佩斯的附近。虽然布达佩斯还没有被攻击，但欧洲其他地方硝烟四起，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危险也在步步进逼，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战火会蔓延到匈牙利。人们害怕空袭的临近，城市面临着煤的短缺，学校也随之关闭。

到了1944年的春天，整个欧洲大部分犹太社区被纳粹摧毁了。匈牙利有100万犹太人，是东欧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惶恐不安，因为匈牙利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摧毁的目标。到处流传着奥斯威辛集中营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苏联军队向西推进，但是他们是否会突破纳粹的要塞，及时救出匈牙利的犹太人，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噩梦即将来临。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索罗斯一家住在卢帕岛上，他们离得太远，听不到也看不到从布达佩斯附近到南部展开的可怕事件：德军的坦克驶过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纳粹正在入侵，这是一次“和平的”侵略：没有枪声，唯一的声音就是坦克链条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隆隆声。很快，街道变得空无一人，人们都躲到了家里，等到确定外面安全后再出来，他们最需要做的是手中牢牢抓住一部能和外边保持联系的电话。

和许多布达佩斯的人一样，索罗斯相信纳粹的入侵不会太长，最多不会超过6个星期。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纳粹已经在其他地方节节败退了，这场战争风波似乎要平息下来了。

6个星期是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6个星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的知道。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同时要找好藏身之处。待在大街上只有死路一条。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区分为梦想派和现实派。梦想派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直到3月19号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相信希特勒的军队不会进攻。

甚至当纳粹的坦克已经开进布达佩斯的街道，这些梦想派们仍旧执迷不悟，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对于犹太人而言，事情不一定会变得那么坏。他们还在幻想，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遭迫害的报道不太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会结束的。

现实派也相信，战争很快会结束，但是他们也相信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地方的大屠杀的报道，他们只是在思考，这场战役是否能及时结束，使他们免于遭到类似的迫害。

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到提瓦达·索罗斯的耳朵里。从十几年前纳粹掌权之后，他就一直在担心，目睹着纳粹如此猖獗，他们的暴力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他担心纳粹的魔掌最终会伸向匈牙利，伸向布达佩斯和他的家人。

提瓦达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他发誓，这一次也要帮助他的家人渡过难关。他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担忧，因为早在战争爆发时，他就已经卖掉了一些房产。他的超级自信感染了家人，他的泰然自若、冷静处事让索罗斯、保罗和伊丽莎白都感到慰藉。当时13岁的内格尔回想起父亲在那年春天玩的那个感伤的猜谜游戏——预计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会在战争中被迫害，当时内格尔的父亲预测有一半的人会被消灭，接着，他的父亲吸了一口气，说：“但索罗斯一家绝不会这样。”提瓦达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存家，他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有40万名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杀害了，这一事实印证了内格尔父亲的预言。活下来的人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忍受了许多个胆战心惊的日日夜夜。

当纳粹当局将分发驱逐通知的任务交给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时，委员会又将这项可憎的任务交给了儿童。

乔治·索罗斯就是当时被招募送驱逐通知的儿童之一。在委员会的办公室，索罗斯接到一些写有人名的小纸条，每一张纸上都有规定，纸条上的人务必在次日上午9点前到拉比神学院报道，并且要带上一个毛毯和2天的食物。

索罗斯想听听父亲的建议。他将名单交给父亲看，父亲的表情很痛苦，因为他意识到纳粹正在围捕匈牙利的犹太律师们。

他告诉儿子：“去送这些通知吧，但是要告诉每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乔治·索罗斯遵照父亲的叮嘱去送通知，但是他发现，有些人不准备躲避纳粹，即使这样做将意味着被驱逐出境。他们觉得，如果纳粹规定犹太律师们要被驱逐的话，那这就是法律，而法律就必须要遵守。

有个人说：“告诉你的父亲，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违法。”

在恐怖的年代，提瓦达·索罗斯是位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面临着死刑，如果纳粹发现乔治·索罗斯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也可能被处死。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噩梦可能会突然变成事实。

提瓦达告诉儿子：“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占领，因而常规的做法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的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

提瓦达解释说，这个“不正常的情形”意味着索罗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有时可能是看起来不诚实或是违法的行动，纳粹在布达佩斯的占领使得这样做成为合理公正的。

提瓦达安排了索罗斯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情形”下的生活。为了确保儿子不会被纳粹当局带走，提瓦达贿赂了一位匈牙利政府官员，使索罗斯可以扮作匈牙利农业部的非犹太官员的教子。提瓦达还为儿子购买了假的身份证件，这些证件是生存的关键。

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以雅诺什·基斯（Janos Kis）的名字生活，提瓦达还给这位官员的犹太妻子提供经济支持，使她能够躲避纳粹。在后来，乔治·索罗斯将父亲的这个行动委婉地称为一笔“商业交易”。

提瓦达贿赂的这位官员负责没收犹太人的家产，而这些富有的犹太人都被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了。

乔治·索罗斯跟着这位官员在全国走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被抓到的话，就死定了。”乔治·索罗斯说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一些特别的表情来表示当时的处境到底有多么危险。

尽管索罗斯有假的身份证件，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害怕被发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躲起来。他们其中一个藏身之处是地窖，地窖周围被坚固的石墙挡着，唯一的入口需要通过蜿蜒狭窄的石阶。在地窖里面，有一个可以藏匿的好地方，空间更大，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索罗斯一家就躲到这个藏身的地方。

索罗斯一家总共有11个藏身的地方，他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待在朋友家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突然撤出这个地点。当时年仅14岁的索罗斯应该切实感到了惊恐，但到底是否如此也无人知晓，因为他后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

的的确确，对于索罗斯而言，这一年似乎是“一次大冒险”。有一次，提瓦达和索罗斯恰巧躲在了同一个地方，他们都有假的非犹太身份。他们俩交谈着，但不是以父子的身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的真实的身份。

还有一次，索罗斯一家躲在一个地窖里，为了消磨时间，索罗斯、保罗和提瓦达打起了牌。赌注是一些糖果。当索罗斯和保罗赢了的时候，他们总是吃完他们的战利品，但是，或许是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技巧，提瓦达自己赢了的时候，却不会吃掉他的那份。

乔治·索罗斯觉得1944年的战争经历回忆起来简直让人激动，他后来将这段时间描述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感觉自己就如同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忘记了战争，感觉不到其他人感到的那种恐惧。有提瓦达在身边，一切都大不相同：对于父亲，索罗斯非常引以为傲，受到提瓦达自信的感染，索罗斯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不管提瓦达看似有多少明显的错误，他教会了乔治重要的一课——如何生存。

可以冒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提瓦达每一天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这让他相信，大多数其他的风险也是值得去试试的。

冒险的时候，不要孤注一掷。不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冒险，那是很愚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逃避纳粹的时候，乔治·索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但是当他接受假的身份证件时，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

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有更多的自由。他不用再做生死攸关的选择了，他可以冒险，却不会孤注一掷，他要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

在1992年，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曾告诉一位电台的采访者说：“我很关注生存的客观需要，我不会去冒可能毁了自己的风险。”

世界大战还教会了索罗斯另外一课。

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对未来都有期望，但是这些期望不一定和世界的实际运转相吻合。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他后来要探索的领域，以此形成了他关于人类的知识，后来则形成对金融市场的理论。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后，犹太和非犹太的学生不再分成两个班上课。这时的乔治已经15岁了，和其他从纳粹创伤中走过来的学生一样，索罗斯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在很多学生的心中，战争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明显了的痕迹。帕尔·泰坦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说：“班级纪律非常差，许多人都带着枪上学，它好像表明我们已经成熟了。但是，其实这很幼稚。”

1945年春天，卢帕岛的居民，包括索罗斯一家战后第一次回到这个岛上。他们相互交流着战争时期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如何逃生，聊一聊近期计划，这些计划都与他们觉得战后的匈牙利会发生的一些情况紧密相联。

每个人都在挣扎，都在犹豫不决：现在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吗？已经逃过了纳粹的迫害，匈牙利人不想送走了狼，又迎来了虎，过上另一种险恶的生活。如果新的政府像纳粹当局一样对待它的公民的话，看起来最好是离开这里，而且越快越好。

可是新政府是友善的还是充满敌意的，这还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敢肯定前苏联在匈牙利政府中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索罗斯家的朋友中有些人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事实将会证明，前苏联比纳粹要友善得多。但是其他人对此却嗤之以鼻，深表怀疑，并加以冷嘲热讽，他们准备收拾行囊，趁着还有可能获得护照的时候离开。

乔治·索罗斯就属于后者，他感到是时候离开匈牙利向西进发了。1947年的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上路，而他的哥哥保罗则迫切地想完成工程学的学习，因而在匈牙利又待了一年。

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去了伦敦，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而言，伦敦是个很有魅力的城市。由于父亲的帮助，索罗斯拥有了足够的盘缠。但是，到了伦敦，他基本上必须自力更生了，他唯一的经济来源来自一位姑妈，可是她已经定居佛罗里达了。

索罗斯原本以为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会很快乐，但事实上他发现自己的钱实在少得可怜，又孤身一人，自然没有办法享受到这座城市能提供的快乐。在伦敦的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一段最艰难的时期。他孑然一身，几乎一文不名，但是，他仍然努力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索罗斯坐在伦敦的咖啡屋里，半开玩笑地对自己是：“现在的你已经跌到谷底了，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棒吗？因为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上走。”

当然，“跌到谷底”并不是一个很棒的感觉，一个18岁的年轻人所能做的就是从一份临时工作换到另一份临时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够时来运转。他曾经在伦敦梅菲尔区的一家叫夸格利诺（Quaglino）的餐馆里当过服务员，梅菲尔区是伦敦著名的上流社会活动区，贵族和电影明星在这里吃晚饭、跳舞、过夜生活。有时，身无分文的索罗斯吃一点剩的空心甜饼维生。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很嫉妒一只猫，因为那只猫吃的是沙丁鱼，而他却根本吃不上。

索罗斯干了一个又一个兼职。1948年夏天，他参加了土地援助计划，做了一些农活。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成为金融巨鳄的索罗斯，在当时还组织了一次罢工，目的是让农场的工人能够按件计酬而不是按天计酬。得益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工人得到了更高的收益。在萨福克郡（Suffolk），他帮人收苹果。他也曾做过油漆工，之后他向朋友吹嘘自己的油漆技术不赖。

事实证明，打零工、贫穷和孤独毫无乐趣可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索罗斯都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从这段经历中，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害怕再一次跌到谷底，已经跌到过谷底一次，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

3 影响一生的导师

1949年，乔治·索罗斯注册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众所周知，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一家享誉盛名的教育机构，无论是想要寻得一份好工作，还是开始个人学术生涯，这里都是理想的去处。这所学校吸引了众多的留学生。一般人认为这所学校有社会主义倾向，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Laski）在该校授课。乔治·索罗斯既希望得到务实的经济学训练，同时又迫切地希望研究国际政治的趋势。

索罗斯听过拉斯基的几次课，而且选了约翰·米德（John Meade）的一门课程，约翰·米德后来在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索罗斯后来承认：“我并没有从那门课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所学院也是很多非主流的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家园，比如主张自由市场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这2位大师对于索罗斯后来走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了索罗斯在20世纪80—90年代，积极地推动着将封闭社会转为开放社会的计划。

这所学校的老师中，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卡尔·波普。尽管波普以科学方法的理论闻名，但是他发表于1951年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为索罗斯的知识生活奠定了基础。

对于年轻的索罗斯而言，阅读这样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本质的书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经历过纳粹的独裁统治，现在，他在英国初次尝到了民主的滋味。他急于将自己的个人经历放到知识背景中进行审视。而波普的书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认为，人类社会只可能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成为“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事情。第二种便是“开放社会”，这样的社会中的居民没有民族主义和种族战争，而这两样都是典型的封闭社会的产物。在开放社会中，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相互冲突的信仰都不必相互调和。波普指出，不管开放社会如何“不确定、不安全”，都要比封闭社会优越得多。

索罗斯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本科课程，但是他决定继续待在伦敦经济学院，直到1953年春天拿到学位。鉴于自己比较熟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索罗斯找了波普做导师，他希望能够从这位大师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提交了几篇文章给波普，两人一拍即合，波普成了索罗斯的导师。

1994年春天，已是92岁高龄的卡尔·波普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回想起40年前，乔治·索罗斯出现在他办公室面前的情景：“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能请教您一些问题吗？’他是个非常好学的学生。我写了一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他对此印象深刻，他经常跑来和我交流，跟我说他的想法，我不是他正式的导师。如果今天他称我为他的导师，那这是他人好。”

虽然索罗斯对波普很崇拜，但是这位年轻的学生却没有给老师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听着他要说的，但是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没怎么听说过他。”

波普对于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他鼓励了这个年轻的学生认真思考世界是如何运转和发展的，并用可能的哲学思想来对此进行解释。

波普这位哲学大师想将自己的智慧传给一位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兴趣帮助索罗斯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进展。哲学并不能指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赚钱，不管是卡尔·波普还是其他人的哲学。

但是，对于乔治·索罗斯而言，哲学恰恰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假以时日，他将会从抽象的理论转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会研究关于知识的理论，他关心人们如何思考，人们为什么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从这些理论中，他又会创立新的关于金融市场如何运转的理论。

在以后的人生中，索罗斯不断地提到卡尔·波普，将波普视为启发他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开放社会事业的根源。波普的理论无意中帮助他形成了用来在华尔街赚取财富的理论。

这时的索罗斯没有财富，身无分文的他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尴尬和难堪。索罗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为了在学习时能够得到经济资助，索罗斯找到了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可是该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的理由是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只援助有收入的工作者，不会向学生提供援助。面对这样的解释，索罗斯觉得根本没有道理，却也无可奈何。

接着，在一个圣诞节假期，索罗斯来到火车站，当夜班搬运工，很不幸，他折断了腿。现在的索罗斯很需要钱，考虑到这次他在火车站有了一份工作，他当然有资格从犹太人保护委员会那帮“混蛋”手中拿到钱。

他又回到了犹太人保护委员会，这次他已经事先编好了一个故事。他告诉委员会，自己身处困境：腿断了，但因为自己属于非法务工，所以不能申请国家援助，实际上自己还是个学生。委员会勉强同意给他一些帮助。为了拿到资助，他被迫拄着拐杖爬上3楼。

过了一段时间，委员会不再向他提供资助。于是，他给委员会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告诉他们，虽然这样他也不至于饿死，但是他觉得很受伤，难道这就是一个犹太人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同胞的方式。

这封信有了答复。索罗斯的信让他如愿以偿，委员会又恢复了他的每周补助，而且，最棒的是，这次的钱直接邮寄给他，而不需要他再费劲地爬上3楼的办公室。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钱，但是仍然对早些时候受到的无礼待遇耿耿于怀，于是在他腿上的夹板取下之后，他搭便车去了法国南部，回来之后才通知委员会可以不用再寄钱过来了。

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他的态度让他很不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仍然对所有的慈善机构心存怨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建立自己的慈善项目之前，他先要克服自己对慈善机构的“相当大的成见”。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习帮助索罗斯克服了一些孤独。他仍然很贫穷，但看起来过得比以前开心了。有一年暑假，他在伦敦一个较贫穷的地区找到一份做室内游泳池服务员的工作。因为来游泳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索罗斯有足够的时间去旁边的公共图书馆阅读。他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这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阅读书籍，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后来，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立，但是他很享受畅游在思想的世界里，他喜欢写作。或许他可能成为一位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但那时的他，还不太确定。

索罗斯很容易想象到自己继续留在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大学教授，或许就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能像波普那样把自己的见解呈现给全世界，就像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那样，那该多好啊！有时候，他又梦想着自己成为另一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达到这位举世闻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的高度。这就是乔治·索罗斯努力取得知识成就的开始，知识成就成为他人生和职业生涯中的主题之一。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要失败了。

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都在苦苦思索着一堆哲学问题。他对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感兴趣。他甚至提出了自认为非常杰出的发现：“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关于世界的看法都有缺陷，抑或是歪曲的，尔后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歪曲对于塑造事件本身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书，书名叫作《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概念。但因为对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太满意，他将手稿搁置下来。十几年后，他想重新拾起这本书，当他觉得“我理不出以前写的东西的头绪”时，就又放弃了。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不太可能成为教授了。索罗斯认为，这次写书的失败使得他决心放弃哲学而转向赚钱。

无论索罗斯多么想从教，他都得谋生，而且是尽快赚钱。他现在已经22岁了，尽管他渴望对人类的知识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必须先填饱肚子。经济学的学位对此却没有什么帮助。他做了一切自己所能找到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手提包销售员，地点在英国的海滨度假胜地布莱克浦（Blakpool）。

生意十分难做。为了吸引顾客，他必须先让别人相信自己和其他销售员并无二致，但是这对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外国人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向店铺批发自己的商品也让他很苦恼，店家可能都不需要这些商品。有一次，他跟一个小店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可是这家店里杂乱地堆满了没卖掉的商品。索罗斯心想，这人完全不需要我的手提包，然而，他还是压制住自己的这些想法，并且告诫自己不能流露出个人感情。他把商品卖给了这个老板，但是他心里的内疚却久久地拂之不去。

可以说，对于索罗斯这样最终从事投资的人来说，伦敦经济学院是个很好的培训基地。然而，关于金融市场，索罗斯在学校却什么也没学到，只知道金融市场的存在，仅此而已。但在毕业之际，他已经感觉到投资是个赚钱的好领域。为了跨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写了封信，希望他可以转运。当SF银行（Singer&Friedlander）给他提供了一个见习生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了。

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十分繁忙。索罗斯觉得很有吸引力，于是成为了一名专做黄金和股票套利的交易员，这个职位要做的就是从不同的市场差价中获利。事实上，他的表现并不出色，但他喜欢金融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让他兴奋异常。或许对他来说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可能会更刺激，但是此时的他更需要养活自己。在这里前景很乐观，索罗斯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引人入胜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这段经历一般被认为大部分是失败的，这一点连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但是，有一个人却要为他辩护，这个人就是埃德加·阿斯泰尔（Edgar Astaire），伦敦股票经纪人，在那时他们俩就认识了，后来他又成为了索罗斯在伦敦的合伙人，“他从来没有安定下来。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在这个行业中你什么也做不了，年轻人不允许做任何事情。”

不管怎样，1956年，这位年轻的投资银行家相信，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于是，他远赴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