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有“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之评语。冠以各时代的“党”、“浮”、“荡”、“怪”四字，在概念上非统一标准的评语，仅为捕捉到某一现象后所附的印象批评式之语而已。然它亦反映出了时代的一个侧面。若如此，“元和之风”所重之“怪”乃何指？姑自揣度，当指脱离规范且突现的不可思议之力。在南朝宫廷文学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美的规范，虽被骈文以及近体诗所继承，然而，自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变革及由科举产生的士人阶层介入官僚社会，新的文学价值处于不断地寻求探索中；新时代的士人阶层开始追求与自己的要求与感性相契合的文学样式。这虽是与新时代相契合的规范的摸索寻觅，其中，打出前所未有的文学个性旗帜的动向，亦变得十分活跃。或许正因为这一动向以突显的方式出现，所以才带来“怪”之品评。

元和时期文学的魅力，在于怎样从以贵族为中心的诗坛上培养起来的、充满形式美规范的文学传统中挣脱出来，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这一继承与发展的磨合中，每一个体都着重强调自己在文学上的独立存在性。安史之乱后，社会制度迥异于前代，新的社会秩序在形成。其中，自我文学主张渐次转变为各自新的文学尝试，纵有离奇古怪的露骨表现，亦不曾立即被扼杀铲除。由此，任想象自由翱翔、大胆构筑虚构的文学世界以及勇于挑战儒教禁忌、正面展示爱情主题就成为可能。尽管并非所有的尝试都被认可，而且即便在当时，一边接受各种评价的同时，未能留存于后世之尝试并不在少数，然而，确实开辟了下一时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尝试亦有相当数量存在。元和中人所探求的文学发展方向、建构的充满个性的世界，影响着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宋代以后的文学所继承。

本书着眼于以元和时期为中心的唐代中后期新诗的发展动向，探讨了孟郊、刘禹锡、李商隐的诗作以及关于妓女的作品。之所以如此选择，因为这些诗人与作品充分体现了当时诗坛所涌现出的新倾向。

正像韩愈“横空盘硬语”之评，孟郊在诗中大量使用了生硬奇崛的诗语，即便在“尚怪”的元和诗风中，亦独树一帜，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极为个性的世界。以往的研究，常常把着眼点置于他的《游子吟》等乐府以及主题为咏怀陈思的古诗上，本书将他与韩愈联袂所作的联句，以及拥有独特风格、题材广泛的组诗看作一展其诗能之处，并以此探讨为轴展开论述。

刘禹锡前半生与柳宗元、后半生与白居易最为亲密。他虽不具有二人那么突出的个性，却向人们展示出了自己富有才智、内容宽泛的活动。以往，《天论》中的合理主义思想以及以《竹枝词》为代表的词作尤为引人注目，这也的确是他文学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却不可忽视他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所开拓的新领域。本书围绕他居于朗州、连州时所作的乐府的个性风格、以《金陵五题》为中心的怀古诗所具有的崭新性、以及他与白居易唱和诗所具有的意义分别进行了论述。

李商隐运用富含典故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开创出既往不曾出现的崭新诗风。对此，已有众多研究存在，本书着重论述了他青年时代创作的七律《牡丹》。从这首其早期创作的、被誉为充分发挥了“濑祭鱼”似的独特表现手法的作品中，可以窥见通向其后来创作的《锦瑟》等诸作品的发展途径。本书通过对这首诗的分析，对此手法进行了阐释说明。

妓女在入唐以后，其角色承担与以往有了显著不同。通过以科举考生、官僚为客，与他们进行诗歌唱酬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即便在游戏中，妓女富有机敏才智的对话亦被尊崇。也就是说，在她们原本拥有的“艺”、“性”上，又增添了“才智”这一新的素质要求。由此，才有李冶、薛涛、鱼玄机这些名垂青史的女才子的登场、以及与妓女进行唱酬的诗歌的大量留存。元稹、李商隐、杜牧等人的爱情诗、温庭筠的词亦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若论及中晚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而以温庭筠为中心的词的发展同样不可割舍。缺此论述，实缘于作者的笔力不及，乃本书的一大缺憾。然而，孟郊与韩愈、刘禹锡与柳宗元、白居易过往甚密，通过对孟郊、刘禹锡的阐述多少亦可见他们与这些重要作家的关联；虽然李商隐与温庭筠、杜牧未被确认有过亲密交往，但是与围绕妓女的一系列作品一同，亦可捕捉到晚唐时期的文学特征。据此，本书试从与既往将主要作家置于中心的论述相异的角度，对中晚唐时期的文学状况与个性作了探讨阐述。

斋藤茂

2006年12月于神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