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世纪

1959年

世纪中叶，一个被希望是女孩的婴儿诞生。那时男孩多，颜色差不多，大大小小，模模糊糊，满街筒子滚土豆，也分不清谁是谁家的。女孩也有，少，或者不怎么出来？我们家邻居，12345678只有4和5是女孩，剩下的全是男孩，他们的爹是蹬三轮的，每天出车，后面一帮一帮的。院里有个叫“二轴子”的是他们家姨夫，整天骂“我操你结结（姐姐）”，我们都挺怕他。小七子小八子跟我差不多大，声音尖尖的，一身胎毛，就差四脚儿走路，其实也真差不多了。别说，小七子小八子后都人模狗样的，开公司，当了什么老板。外国人没法理解中国，一来二去，怎么就成了？

我也是男孩。我在母体中一直是女孩，一落地，真够讨人厌的。街上去吧。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就多了个小东西。我对那小东西又厌烦，又恐惧，有一次参观收租院，看了那些大斗进小斗出后，我做了个怪梦，梦见我那小二突然长得像一条蟒蛇那样长，我不知怎样处置，害怕极了，就缠在身上，缠呀缠呀，我要死了。此后长达十年，我一直担心小二长得像梦中那样长，想起来就担惊受怕。我喜欢看女伴撒尿，特别是她们穿着小花裙子撒尿，我不敢离太近，怕滋一脸，她们尿尿就像泉水一样，无忧无虑，我还得掏出来，扶着，常不小心尿一裤，冬天凉，我的棉裤结过冰，硬邦邦的特不舒服。我梦见自己有了一条花裙子，高兴极了，梦醒后看见自己的破黑裤衩，上面有盐碱地似的尿碱。为什么男孩不能穿裙子？我跟我妈要，说得我稀里糊涂，总之是不行，我多了些东西，一切就都不一样。我长得像那种最脏的土豆，女孩们常蔑视我，动不动就不理我了，说我姥姥死了该！我姥姥刚死，就不愿她们提这事，一提这事我就气得没话说。我上学时同桌是个女孩，可恶极了，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偷别人的橡皮铅笔说是我干的，她做证明人，不仅如此还和前后的男女生合起伙儿来陷害我，告到老师那里。我有口难辩。她想出各种花样捉弄我，我怕她真是怕极了，很长时间她是我最大的恐惧。她的东西掉到地上都是我给她捡，小心翼翼地给她，那时每周各小组给每个人评优良中差，评到我她总是第一个发言，“中！”，没有差，“中”就是全班最差的了。无论我做得多好，打扫卫生，手背后跟上刑似的坐一个星期，捡她掉的东西，但总是“中”，她说“中”就是“中”。她如此歧视我，老师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五年级了我才加入红小兵，差不多班里最后一名，比我闹得多的人早就入了。我觉得老师是不可思议的，我是特老实的孩子，想得到帮助，可老师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是与不公正、无是非标准、不负责任连在一起，我对老师这行一直不大恭敬大概就源于此。我搞不清是不是我因为是男孩的缘故，可我的同桌对别的男孩也不这样，有厉害的男生，她也常哭哭啼啼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自卑，愤愤不平。别的男孩也挺棒的，这教育了我，使我无法再把自己的自卑与无能归结为是男孩。我不再喜欢女孩，也不做女孩的梦了。我是男孩。你要像个男孩。这就是我的童年，迷雾般的童年。

1969年

我们几个凑了不到一毛钱，到商店买了七支烟，八达岭，或者红叶的，我记不太清了，总之是那两个牌子中的一个。我们在上学路上，在西琉璃厂的铁胳膊胡同吞云吐雾，我们练习吐烟圈儿，我吐得不是最圆的。有一次A说，你丫臭大粪，现在女的才吐烟圈儿呢，男的应该吐烟棍儿，穿女的烟圈儿。这是最新的说法，我们欣然接受，从此不再吐烟圈儿，改吐烟棍儿，可烟棍儿实际上更难，别说再穿烟圈儿了，我们谁也没做到，后来不了了之了。我剃了光头，我们几个都剃了，叼着烟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新换了班主任，是个老太太，姓管，这“姓”就让我们不高兴。我们喜欢十七岁的女班主任，喜欢她骂我们，手指点我们的脑门儿，气她，她留下我们还给我们糖吃，高一高二的学生骚扰她，听说要“拍”她，我们要跟他们玩命。姓管的老太太挺厉害，从小学来的，上来就想震住我们。我们几个光头在大门口堵住所有的男生，连班长、中队长、大小干部一网打尽，一起迟到，到教室门口一起喊：“老管！”震得四邻教室的老师都出来看。反师道尊严，教室玻璃都砸了，没几张课桌盖子不是掉的，冬天，糊着报纸上课，暖气让我们敲打漏了，一地的水，桌子盖漂起来。老管率女生向外扫水，我们就堵，向里扫，老管一脚踩在桌子盖上，像小车似的滑在水里。老管原来赌气不信教不了我们班，这回她一气之下绝望地走了。想想那时我们真“生”，怎么那么生？心中的“魔鬼”一旦出来，人类有时就难以辨认自己。

初三时班里从农村转来个学生，姓关，我们叫他“关农”，关农家住大栅栏附近，有一次关农说胡同里几个小子劫了他，我们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出动，带了家伙儿，一帮人就去了他们家，到了挑头的那小子家把那小子臭揍一顿，还砸了他们家。打架斗殴是经常的，争强斗狠，满嘴黑话。我们班连续换班主任，后来一个东北兵团回来的家伙儿接了我们班，一米八几的个子，往讲台上一站，不像老师，出言不逊，姓星名旭，我们叫他腥鱼。我们掂量了半天，第一天没动。第二天我们的L被这家伙儿找茬儿训了一顿，让L滚出教室，L不出去，他动了手，我说了一声“上，×××的！”我们五个狼似的扑上去，扒在了他高大的身躯上，他一个转身我们全倒了，爬起来又冲上去，特猛，又倒了一片，教室大乱，女生鬼哭狼嚎，腥鱼的衬衫被我们扒下来，我们终于搬倒了他，一场恶战，直到学校教育组来人方才平息。之后他把我们留下来谈判，说黑话，讲起哥们儿义气，还要请我们吃饭，始料不及，受宠若惊，都傻了。老师与我们从来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居然和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政策对我们十分优待，爱来不来，想走就走，不用交作业，只要平安无事，课能上下去，怎么都成。我们踏实了很多天，来来去去，挺没劲的。腥鱼抓紧时间做瓦解工作，找我谈了几次话，平起平坐，讲一些特浅的道理，我觉得也对，还夸了我几句，最后以班里“军体委员”一职相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破罐破摔的人，小学时别说当干部，红小兵都一直都不让入，现在我要成班委了！凭什么？如此器重我，肝脑涂地无以报效！就这样，我被轻而易举地“招安”了。

那时正评水浒批宋江，我成了宋江，可当时没觉得。我真的管起了弟兄们，谁上课捣乱我先不干了，都知我狠，我呢也是又打又拉，官面我弹压他们，底下我们又混做一团，抽烟，外面打架。我不能失了他们，我拥兵自重，贼性难改，后来反了好几回，都被腥鱼哄好了。课我上不下去，就开始看闲书，三国水浒让我入迷，剑侠公案，说唐隋唐，西汉演义，虽说是闲书，传奇中的英雄却也让我雄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还多亏了这些闲书，1978年我高考死里逃生，翌年二月以313分上了分校，摇身一变，一个玩闹成了大学生，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弟兄们聚首，举杯豪饮，满嘴脏话，好学生坏学生殊途同归，人们惊异。我报名高考时老师拒绝了我，以为我起哄，我一瞪眼，他给了我报名表。

1989年

我来到一条大的湍急的河边，沉思良久。放弃吧，我对自己说。

我决定接受报社对我的安排，去办广告公司。别无选择，放下诗歌，我成了一个广告人。我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诗歌语言变成广告语言而感到无耻，诗人枯萎，长出广告人的大脑袋。后来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更深刻的变化发生着，更多的事物需要我们去理解或加深。1998年当我把公司的车、手机、各种财务报表、账目、资产、全套设备、公章以及与职务相关的一切便利移交给别人时，我意识到什么东西回到我身上。其实它早就敲我的门了，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才退出公司舞台，我干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很出色，为单位创造了千万计的效益，退下来哪那么容易？可笑的竟是一个谁能接我的问题拖了我两年，而且人们觉得我不可思议，多好的差使，总经理，市场经济的潮头。但我必须退出了。转眼我已是沧桑之人，我已不再年轻，四十岁了，一种呼唤让我回去。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并非我要对历史负责，但我必须对自己负责。世事变迁，历史不再是一辆古代战车的轮子，个人化时代的到来让历史已不可逆转，个人将构成历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1997年的一天，我驱车去一家饭店谈一笔广告生意。车在建国门桥堵了很久，到了长安街仍是一尺一尺地蜗行。长安街宽广但却是一条让所有驾车者都望而生畏的行车路线。我驾驶的是一辆米色的法国雪铁龙车，这种流线型、可升降的车型原本为高速路预备的，现在却陷于塞车的泥淖。挨到东单，进入银街，九十年代的饭店、写字楼，玻璃幕墙极尽人们所能想象的梦幻与奢华，车流堵得一塌糊涂。还有一刻钟时间，饭酒已近在咫尺，可我仍不能保证五点钟以前能到达。事情就发生在这最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的车经过一家装潢考究的音像商店，左近还有一两家，同时放着嘶声、哭泣或歌唱，那时我对街头商店的音乐麻痹的程度已到了充耳不闻境界，但这一次不同，我听到了不同的东西。从嘈杂的音响和交通噪声中我听到一缕高远的清音若隐若现。车几乎停顿下来，我听得很清楚：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地想

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地找

阿姐啊

一种迷失，完全是个人的迷失。许多年了，遥远的我在呼唤我。我是那离家之人，迷失之人。我好像回到了童年，回到我那梦想成为女孩的幼年。西藏，我曾经为了诗歌一直追寻到那里，在西藏高原整整隐居了两年。那是1984—1986年，巨大的孤独和自然界的伟岸真正磨洗了我，就好像一个人在冷水里整整浸泡了两年。二十五岁的我，像淬火一样，身体发蓝，定型于冰雪高原。《阿姐鼓》穿越时空，十分偶然在商海人潮中一举照亮我，我觉得自己身体透明，闪闪发光。那一时刻我找回了自己，或者说神召回了我。世纪末叶，我重新拿起了笔，仿佛孩提学步，回到世纪中叶我出生的时候。新世纪与我无关，我将依然活在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