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七十年代的城

1. 演习

那时午后北京的街上十分寂静，没什么行人，某个角度看上去好像就我们几个小孩走着。插队的插队，下干校的下干校，清理阶级队伍，“地富反坏右”都走了，街道干净，阳光几乎主宰了一切，我们走在街上几乎像幻觉。我们去永定门捞小鱼，可能的话还要到二道河逮蛐蛐。

从我们所住的前青厂胡同到永定门外是一段遥远的路程，不过我们已走惯了，这对我们没什么。那时没有坐公共汽车的概念，就是走着，到哪儿都是走。我们前青厂胡同往东走就是琉璃厂，衔接处是个有点繁华的小十字路口，由琉璃厂、前青厂、南柳巷、北柳巷构成，后来才知道《城南旧事》电影拍的就是我们这一带，当年林海音住在南柳巷，现在那儿还有她的故居。小时候许多掌故都不知道，就那么懵懵懂懂长着。

我们过了十字路口，穿过黑白影片一样的琉璃厂就到了南新华街。这儿是一个更大的十字路口，再往东可以走到大栅栏、前门，往左便是天安门。我们不过马路，而是拐弯向南，走上一站多地便到了虎坊桥。虽然只一站多地，但两边分布着北京密度最大的小胡同，有的胡同堪称迷宫，绕来绕去很容易迷路。但我们从来没迷过路，就像你不能想象鹿兔子之类会在森林迷路，就算偶然进入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大杂院也不会。这种大杂院院中院，院套院，院中有胡同，胡同中有院，甚至还有一段小河，一个亭子，许多大树，走起来简直如入梦境，但总会走出迷境，最终出了大院或许会来到一处大街上。我们像若干小动物钻出，往南走向虎坊路、陶然亭、游泳池、永定门、护城河……这段路很长，对走路的孩子而言是一段单调且又酷热的路。这段路没有胡同，都是楼房，有公共建筑，也有简易住宅楼，楼虽不高但在那个年代已迥异于低平的胡同，感觉既新鲜，又单调，又异己。所以走起来特别累，不像胡同千变万化，又熟稔于胸，走起来不累。

虎坊桥到虎坊路不过一站地，陌生的高大建筑依次就有北京工人俱乐部、科技展览馆，然后是一长溜儿浅黄住宅楼，《诗刊》就在这片楼里。八十年代初我曾怀着朝圣的心情去《诗刊》投稿，编辑部一屋子人都吸烟，烟气腾腾，几乎看不清具体的人，放下稿子就走了，可以说所有人都接待了我，也可以说没任何人接待我，说了不超过两句话。《诗刊》对面是前门饭店、光明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是一座黄色大楼，正方形，有十层高，非常雄伟，是当时整个北京不多的几座高楼之一，周边也是那时不算多的居民楼，同样是浅黄色，不是后来的简易楼，不知什么人住那里。紧邻光明日报社大楼的是友谊医院，当时叫反修医院，也是一片苏式楼群。那时若有灾病，除了去琉璃厂的椿树小医院就是去友谊医院，在友谊医院的长廊与高旷的就诊大厅，总有一种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从虎坊桥到虎坊路，短短一站地，集中了如此多的公共建筑以及单元楼，在整个北京也不多见，使南城在那时的北京并不显落后，甚至倒有一种先进，一种贵气。这里离天桥不远，多是五十年代的建筑，应是对天桥的超越。时至今日这里格局变化也还不算太大，也堪称另一个老北京了，楼房的老北京。偶尔到这儿，充满回忆。

对孩子而言其实当时最显眼的还不是光明日报社大楼本身，而是大楼顶部的怪异的防空警报器。步行的我们，远远就能看到那闪光的在楼群之上最高楼上的警报器，如果不是那几乎在云端上的警报器，我对光明日报社大楼的印象也不会那么持久地尖锐、恐怖，警报器在珍宝岛之争后总是提示着轰炸，突然袭击，漫天飞过的敌机……警报器的样子本身就十分怪异，四个喇叭抱团分别朝四个方向，金属光波闪着环光，别说响，看着都觉得恐怖。

那时建筑物上的警报是分级别的，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市的，光明日报社正方形黄色大楼上的警报是最高级别，它一响就说明整个北京甚至中国拉响了防空警报，反正据说整个北京都听得见。的确，一旦拉响，它的声音非常难听、恐怖，让人翻肠倒肚，恨不能把胃吐出来。据说不用机械而是人工手摇，开始慢，然后越摇越快，声儿也越来越长。那时区域性的防空演习比较多，是家常便饭，全市性的演习不多，时间主要在1969年后，或再晚些，因为晚些北京的防空洞已挖好。演习主要是有序地进防空洞，扶老携幼听从指挥。我们院很小，但也挖了个洞，只有两个洞口，相隔不过十米，由于和别的洞不连着，反倒觉得特不安全。像延安的窑洞一样，院子里家家玻璃都贴上了米字条，有人连屋里镜子都贴上了，照镜子跟精神分裂似的。

全市演习一般头天就通知下来，让下午谛听全市防空警报，做好一切准备，只要一听见光明日报社方向防空警报一响就立刻进洞。有的人还要演习卧倒，对空射击，大概是不同于普通百姓的民兵吧。意思是那样，手里并没有枪，或者找个扫帚代替，局部演习时我们都乐，但全市演习时没乐。下午三点我们院的人都屏息凝神坐家里，有人已弓起了腰，弓了好半天，简直像雕塑。谛听着，谛听着，甚至所有人都像雕塑了，每条街道，每个街区，工厂、商店、学校、幼儿园，全都谛听着。终于，来自虎坊路黄色大楼顶上的警报慢慢地拉响，不知谁发出了第一声叫：响了！响了！真的响了！响了！人们冲出屋子，掀开防空洞盖子，排着队，有人拿着枪（帚）负责指挥，并高喊口号：“大家不要慌，有毛主席保护我们，什么也不用怕，我们会打回来的！”警报器的尖叫声太瘆人了，指挥者的声音充满悲怆，一如电影《南征北战》撤退时赵玉敏对百姓说的。没人笑，尽管拿的是帚，但没人笑，主要是警报器的声音太让人难受了，因此大家听到铿锵的声音一时心里暖洋洋的。

战争，战争，那时北京战争的主题是那样鲜明，像家常便饭，做梦都会梦见原子弹氢弹下来，唐山地震北京也有隆隆响声，开始许多人以为是苏军坦克呢。反复的防空演习演练着，神经异常脆弱，因此从虎坊桥到虎坊路，几乎一直本能地盯着大楼之上的警报器，想不看做不到。午后又是那样静，很怕突然防空警报响了，因此我们走在黄色大楼下都静悄悄，仿佛怕碰了什么一下响起来。直到过了虎坊路、北纬路，到了太平路上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心才放下来。待走到绿莹莹的陶然亭公园，心已像腿一样奔跑起来，公园树上的鸟儿也不过如此。我们忘记了敌机、原子弹……

2. 鱼

从前青厂到陶然亭，还有一条小路，就是穿胡同，从一出门往南拐的东椿树走到西草厂，再穿过一系列胡同，像魏染胡同、果子巷、迎新街、南横街、南堂子、儒福里，就到了陶然亭。这条路与琉璃厂、虎坊桥、太平街、中央歌剧舞剧院这条路实际上平行，到了陶然亭自然汇合在一起，像小河与大河的汇合。在这儿继续向南，过游泳池到永定门，过桥，穿铁道，进入乡村，直到二道河。

那时一过护城河就是城外，城外就是乡村，是大片庄稼地，当时北京离乡村田野就是这么近，几个十来岁孩子走着走着就到了农村。为什么叫二道河？护城河在北京算一道河，但一般不这么叫，不过要从这儿论。过了护城河的下一条河就是二道河，三道河，当然还有四道河五道河，但太远了又不这么论了，而且这些河流已有了自己的名字。虽是远途，除了不坐车，甚至连水都不带，也不带吃的，渴了就到附近的院子、单位或工厂找自来水喝，饿了呢，就是饿着。通常要是捞小鱼到护城河就不走了，要是到二道河逮蛐蛐，还要走一大段乡野之路。

护城河两岸区别很大，对岸就是农田、乡村，这岸就是城市，排污口也主要在这岸，一河之隔的京城泾渭分明。只是捞小鱼我们通常就在这岸，对岸的烟树、庄稼地、农舍无论如何让我们感到陌生，仿佛另一个国家。有些陌生会进入梦，有些永远不会，也不知为什么。我们每人一个捞小鱼的瓶子，仿佛就是因为瓶子我们才在此岸，七斤还有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小渔网，就是弯了细铁丝，缝了一块布；文庆虽然没网但也有块手绢，系上四个角也可捞。我就是一个瓶子，一双手，除此一无所有。家里没大人的孩子总是比别人缺什么，哪怕最普通的东西也往往没有。虽说春天小鱼儿特别多，一群一群的，不过用手抄也像打捞梦一样，总是两手空空。特别羡慕文庆、七斤，但我也只能更加聚精会神，他们用小网、手绢布在水底等鱼群过来然后突然抄起。我则把两手埋伏在水下，鱼群过来，动作不能太快，太快鱼和水一下就都散没了，慢了也不行，水虽在鱼早跑了。这样不断总结、调整，一次次失败，两手空空，不是水没了就是一条鱼也没有。事实上就算让鱼从手上经过已很不容易，要非常静，一动不动，鱼非常贼，常绕道而行，尽管如此极偶尔时我也能抄到一条。七斤抄的是最多的，其次是文庆，我最多一次抄过三条，更多时一条没有。

护城河边，七十年代，芳草萋萋，两岸尚未覆砖，还都是泥土，就这点而言这并非是城市与乡村泾渭分明的一条河，甚至此岸的排污口也统一在泥土上。排污口多是大小不一的洋灰管，也有红砖砌就年代更久的污水口，污水涌流，奇怪的是小鱼还能活，甚至更加活跃，在某种颜色的水中它们就像在云中。常常麻雀就在我们的专注的头顶上掠过，好像就因为我们是小孩，飞得特别低，呼呼一道风过去，简直欺负人。有时我们会看它们一眼，有时看也不看，视它们为无物，有种浑然的隔绝。世界或许就该是这样，人和自然物就应该没关系。水泥岸是愚蠢的，水与水泥是两种事物，但水与土不是，河没有了自然的泥土还叫河吗？就算植了树也像是假河。

七斤会分一些鱼给我，这样我的瓶子也不会空空如也，三个人的瓶子都很有内容。但捞鱼回来的路上并不轻松，主要是会挨劫。当然也是孩子劫孩子，这种事任何时代都会有，就连动物世界也是这样。别小瞧小孩劫小孩，孩子的世界也是小社会，也相当残酷，就感受而言，孩子残酷起来比成人世界还不留余地，还直截了当，所谓的童真世界，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绝非一面，尚有“童恶”一面。这种恶并非学来，而是与生俱来，劫钱、役使、威胁、恐吓，任何有兴趣的东西甚至没兴趣的东西他们都劫，就算实在没什么可劫的也要欺负你一下。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而且也像动物世界一样再小的动物也不会俯首就擒，会本能地警觉，逃，玩命地跑。因此有时我们远远地本能地就觉得前面有什么不对，并没发现什么，但会立刻停下，观察一下，确定没危险了才会再往前走，同时仍准备着随时奔逃。

有时判断不清，我们会在某个地方等上半天，有时干脆掉头而去，假装走另一条路，好骗过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实没别的路，劫道的人也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有时我们觉得已骗过“掠食者”，结果“掠食者”会突然得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拼命地跑，挣脱，被抓住是实在没办法的事，虽然不会被吃掉，但和吃掉也差不太多，反正魂儿是没了。当然，通常逃生总是快于追击，且又是同类生物，因此我们真的被劫还是少，我们或是避开，或是骗过对方，或是飞也似的冲过封锁线。其实人在儿时就得有这样的训练，说得客观一点，童真有，丛林法则更有，这才是童年真实的世界。

3. 废品站

过了永定门护城河，对面有一个废品市场，由铁栅栏围着。路在这儿分成了两条，到前面不远又合在一起。透过栅栏可以看见里边成堆成山的废品，锈迹斑斑的大铁锅、水桶、自行车、三轮车，以及电线、破收音机、建材、铁器，什么都有，物质匮乏年代那儿的物质世界之丰富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每每路过都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我们很少进去过，一来我们的目的地不在这儿，二来也因为兜里没一分钱。没钱的人会对许多有兴趣的事物没兴趣，看看就走了，有种匮乏的冷漠，哪怕那儿是天堂或童话世界。一度这里因为卖二极管三极管电阻什么的，还有半导体喇叭等，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太神秘了，我们也进来过几回。类似这样的地方我们还去过校场口的车子营，那是城里胡同中的一个最大的废品市场，那时样板戏《杜鹃山》刚上演，学校组织唱，我们经常起哄地改词儿唱：“老五叔，指航程，七姑走向车子营，车子营啊——”老五叔、七姑是电影《青松岭》里的落后人物，经典台词是“我那点榛子？”“卖了”，我们经常学。

车子营与我所住的前青厂琉璃厂一样，明代已成巷，而且离得很近，不过几条胡同，走路用不了二十分钟。但车子营属于宣北坊，明嘉靖三十二年加筑北京外城，一共设了“七坊”，其中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白纸坊等都在宣武区内，“宣南”一词也由此而来。至清代车子营多车马店，其时已开始称车子营。车马店，南来北往，交易自然活跃，这里最终诞生一个城内的废品市场也不是没有一点渊源。许多年后回忆，当年我会把城外的永定门市场与城内的车子营市场搞混，这就更有意味：以废品而论，其几乎无限的丰富性使得北京在这一角有了一种超前的自由的诗意。废品站给那时闭塞又同一的北京提供了很多异样的东西，大概因为是“废品”，在这儿买卖东西不算“资本主义”（我们唱“七姑走向车子营”不是没有道理），而事实上许多不是废品的东西，人们也借废品概念拿这儿来卖，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自由市场。自由借助了“废品”得以实现，一方面自由是人的根性，无孔不入；另一方面又是多么具有反讽意味：自由成为废品还成其为自由吗？

但不管怎么说，废品站是人们唯一能够享受自由的地方，所以来的人特别多，买卖非常活跃，可以把任何东西在这儿卖掉，这意味着在这儿也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废品嘛，“我买的是废品。”“我买的是废品”，废品，一个绝对的理由。所以那时就连高科技的半导体元器件也可以借助概念卖，可想而知这里还有什么不能卖的。而我们这些孩子，之所以对半导体元器件感兴趣并不是因为科学，而是北京那时流行自攒半导体。老百姓自攒半导体也是管控的结果，因为当时商店卖的半导体只有两三个管，一个二极管两个三极管，或两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收到的台数很少，而且主要是收不到“敌台”。“敌台”那时是一个诱人的概念，也是人们听到不同声音的渠道，虽说危险但也是人所共知，谁没听过“敌台”呢？因此又不算什么。而自攒的半导体可以是四个管的，五个管的，甚至七个管的。七个管的那时就可以称王了，有短波，能听到密度很大的许多外国台，许多语种，钮稍一旋就一个台，“敌台”不必说了，已是次要的，主要是可以倾听世界。北京人渴望了解世界，一个北京人如果不了解世界就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后来的改革开放、拥抱世界，在七十年代的民间就已萌芽，因为早已在倾听。

能攒半导体的人当然不是一般人，得是有点“水儿”的人，我们院一个邻居的亲戚在七机部工作，七机部在北京当时名气非常大，好像北京的知识分子（特指科技人员）都是七机部的。对我们七八户的小院而言来自七机部的人格外神秘，七机部又是保密单位因而更加神秘。七机部的那个亲戚在我们院一路领导新潮流，最开始他能自攒收音机我们已觉不得了，接着他攒了一台五个管的，且款式新颖，喇叭也特别讲究，声音清晰，质感悦耳，再后来他又攒了一台七个管的……我们院里有的人就跟着学，攒不了五个管七个管的就攒两个管的，他只有初中文化，我们开始都不相信他，他买了电烙铁、锡丝、烙铁油、二极管、电阻、电容、线路板、外壳——都是在永外、车子营买的。常从他们家窗户里飘出一股股电烙铁油味，有些呛人，但我觉得很好闻，这是我们这个小院从来没有过的味道，历史上也没有，和整个小院历史传统完全不相干。

因为电烙铁，玻璃板也就应运而生，电路板要在玻璃板上焊接才行，否则易失火，而且有了玻璃板透着专业。当时不说别的，光是那套家伙就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我们觉得他疯了，有病，这是另一种感觉，不说它了。反正幸好有七机部的亲戚不时点拨他一二，有一天在七机部亲戚不在的情况下他的房间竟然发出了伟大的声音，所有人都熟悉的播音员夏青的声音。我们拥向了他的房间，就好像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样。我们欢呼，有人激动得流下泪水，看到某种也事关自己的希望！没有文化也能干事。这就是民间——民间有巨大的活力，只要给出一点自由的空间，像永外车子营那样的空间民间就什么都会创造出来。当然了，只有极少人具有某种偏执的天赋，然而对民间而言也用不着太多这样偏执的人，有个别便足以激活民间。

在攒半导体的影响下，当时有一阵最流行的实际是攒耳机子。攒耳机子很简单，人人可为，不用二极管三极管，也不要电烙铁、焊油、线路板，只有两个黑色的听筒，从车子营或永外买现成的，回家只要扯上根铁丝就能听了。铁丝拉得越长越高声音会越大，越清晰，听的台也越多，有时也还能听到“敌台”！最强大的敌台不是“美国之音”，那时好像根本没有“美国之音”，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广播……”说完这两句话会有一段像卸货一样“哐哐”的音乐，听上去非常不同，甚至很可怕。一般不敢多听，听上几句赶快拨掉。但过一会儿又会再听。

我没攒过半导体，对我来说耳机子印象太深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铁丝也就是天线连到了院里晾衣裳的粗铁丝，收听效果奇佳，声音一下大了很多，又正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广播……”吓了我一跳。1996年我首次出国，俄罗斯远东第二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个黑龙江边漂亮的大学城，但是到了宾馆却让我大吃一惊。房间仄小，一张单人床，一套很小的桌椅，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视、电话、卫生间，没有拖鞋，没有牙刷，在一切都没有的情况下居然有一副耳机子，就挂在墙上！耳机子一下子把我拉回过去年代，想起自己当年听“敌台”情景。

“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广播……”

1996年中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要说宾馆，就是各家各户也都是二十英寸的彩电，而这里的耳机子像停留在我们曾有的史前时期，曾有的车子营、永定门废品站的自由时期。我在房间听了好一会儿，只有一个台，永远是音乐，我真想在这儿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广播……”

但是没有，是柴科夫斯基，老柴。

心静下来。

4. 冰

永定门外，有一处冰窖，总有三轮车从这儿往城里运冰。蹬三轮车非常吃力，一般车上要装四五块冰，死沉死沉的。有时冰上盖着黑麻袋片，有时盖了一半，一路走一路化，留下长长水渍。蹬三轮的人路上挥汗如雨，脖子上通常挂一条白毛巾，面红耳赤，脑门发亮，由于汗水的原因眼睛很黑，但眼白却很耀眼。冰运到京城各大菜市场副食店，那时副食商店没有冰柜，夏天的肉就靠这些冰镇着。

冰窖附近完全农村景象，除了黑色路面，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茁壮的玉米、稻草人。几乎看不见村子，仿佛这一带就是冰窖区。路边分布一些高低不一的黄土墙、残垣断壁的土屋。没有门，只有门洞，每个门洞里面都有地下入口，三轮车从里面出来，一辆接一辆，一个夏天也不止。有时还有解放牌大卡车进入，拉出一大车冰，不知这么些冰拉向哪里，送往部队或有当兵站岗的大院？也像三轮车一样一路滴水。到二道河逮蛐蛐的我们路过这里会停下找些冰吃。别看上面残垣断壁，里面却如此巨大，完全是冰的世界，冰多了也有一种辉煌与震撼。特别是冰都处理过，有着人工痕迹，都被切割成统一大小，从下到上码放，每块冰都有一米见方。这里太凉爽了，里面的工人都穿着军大衣，我们则是小裤衩背心，一会儿就冻得不行。每次我们都是很快取些碎冰带到外面吃，不敢在里面多待。

这些冰来自哪儿？天然就在这地下？难道是冰矿？但当时我们想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太小了，一切对我们都是天然的无可置疑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以前的事，甚至也不知道当时的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北京还有个冰窖口胡同，知道了清代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上说：“当年周成主命凌人掌冰，岁十二月，敕令斩冰纳于凌阴。凌阴者今之冰窖也——藏冰之制始此。”指出西周时期周成王就已指定专业储冰官员于每年12月份制冰，取冰，将其切开，储于冰窖之中。又查到《诗经》中有云：“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至少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看，冰激凌起源于中国，前面提到周朝帝王为了消暑纳凉令人凿冰藏冰，消暑享受，到了唐朝已开始加糖入冰，长安街头已出现制售冰饮和冰食的商贩；宋代市场上冷食花样繁多，冰里已加水果或果汁；南宋已掌握用硝石放入冰水作为制冷剂，以奶为原料边搅拌边冷凝制作冰酪的方法。冰酪是现代冰激凌的最早起源，它的制作方法已经与现代冰激凌十分相似。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把这种制造冰激凌的方法带回意大利，西方才有了冰激凌，逐步发展，流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