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话”的接受史意义
——《醉翁亭记》接受史的四个时代

陈文忠

引言

中国文学，体制繁多，界律精严，分茅设，各自为政；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词以抒情。如果说词是娱乐文体，诗是严肃文体，那么文则是崇高文体；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同时，授受相随是中国文学的显著特点，诗文创作与诗文评写作的双线并行、互为推进，构成中国诗文史的独特景观。唐诗宋词，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唐诗宋词的接受史，已日益得到学界重视。然而，作为崇高文体的“古文接受史”，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历代文话”的接受史价值，远没有“历代诗话”那样得到应有的发掘利用。本文拟借《醉翁亭记》接受史这一学术个案，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界同好有兴趣利用“历代文话”这笔宝贵资源，深入展开“古文经典”接受史研究。

《醉翁亭记》的千年接受史，经历了由质疑、讥病到辩护、赞颂的曲折历程。具体而言，可分为特点鲜明的四个时代，即宋代之“讥病”，元明之“辩护”，清代之“细读”，现代之“追问”。全面考察《醉翁亭记》跌宕起伏的接受史，有助于深入把握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者命意，也可由此见出文学观念的微妙变化，见出文评家的识见和经历对文本解读的深刻影响。同时，借助这一学术个案，有助认识以文章评点为内容的“历代文话”所具有的接受史意义。

一、宋代之“讥病”：“以文为戏者也”

《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均作于庆历六年欧阳修滁州太守任上，故一并被后人称为“太守之文”。《醉翁亭记》的接受史，可谓落地开花，一俟写成，便为时人传诵。然而，“时人传诵”并非“一路歌颂”。《醉翁亭记》的千年接受史，经历了由质疑、讥病到辩护、赞颂的曲折历程⁽¹⁾。

《醉翁亭记》的宋代接受史，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期，在欧阳修的同辈与后辈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评价；而后辈苏轼的一个“戏”字，则奠定了两宋此后二百年《醉翁亭记》的接受基调，同时又对元明清接受者的评价和阐释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除作者本人，欧阳修的挚友梅尧臣，当是最早读到《醉翁亭记》的“理想读者”。梅尧臣的《寄题滁州醉翁亭》诗可以为证：

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爱泉清，每来泉上醉。醉缨濯潺湲，醉吟异憔悴。

日暮使君归，野老纷纷至，但留山鸟啼，与伴松间吹。借问结庐何，使君游息地；

借问醉者何，使君闲适意；借问镌者何，使君自为记。使君能若此，吾诗不言刺。

欧阳修题名“醉翁亭”，留下了一诗一文，诗是五古《题滁州醉翁亭》，文即《醉翁亭记》，诗文写成，便寄给挚友梅尧臣。梅诗《寄题滁州醉翁亭》，可谓一诗两和，而以《醉翁亭记》为主。梅诗开篇的“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爱泉清，每来泉上醉”，以及“日暮使君归，野老纷纷至，但留山鸟啼，与伴松间吹”，便是《醉翁亭记》开篇和结尾的檃栝；而“借问醉者何，使君闲适意；借问镌者何，使君自为记”，前者的“闲适”，当指文章命意，后者的“记”，则点明《醉翁亭记》。因此，梅诗可视为《醉翁亭记》接受史的开篇，它以“平淡”之笔，描述了第一读者所获得的最初审美印象。

欧阳修同年题名并作记的还有“丰乐亭”及《丰乐亭记》。欧阳修把此文寄给了另一位挚友苏舜钦。苏氏便有《寄题丰乐亭》唱和，诗篇结曰：

名之丰乐者，此意实在农。使君何所乐，所乐惟年丰，年丰讼诉息，可使风化。

游此乃可乐，岂徒悦宾从，野老共歌呼，山禽相迎逢。把酒谢白云，援琴对孤松，境清岂俗到，世路徒冲冲。

苏诗对“丰乐”的命意作了进一步发挥，对欧阳修的政绩作了高度评价。梅诗着眼于使君的“闲适意”，苏诗着眼于使君的“丰年乐”，着眼点虽不同，肯定赞赏的唱和之意则一致。

为什么欧阳修把贬谪滁州后写的两篇文章，分别寄给梅尧臣和苏舜钦？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中，欧、苏、梅三位是彼此知心又知音的亲密文友，诗文唱和，是他们日常的交流方式。宋诗中苏梅并称，即由欧阳修提出。两年前的庆历四年秋，欧阳修在赴河北途中，写了一首《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评赞了苏、梅诗歌的特点，同时表露了对二人的思念。诗篇结曰：“苏豪气似烁，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二子双凤凰，百鸟之嘉瑞，云烟一翱翔，羽翮一摧铩，安得相从游，终日鸣哕哕。相问苦思之，对酒把新蟹。”此篇写夜行之景，抒怀旧之情，论二子诗风，既是一篇美妙的抒情诗，又是一篇精确的风格学诗体论文。“相问苦思之，对酒把新蟹。”如今，虽在贬所，却得山水之乐，故新作写成，寄给知心朋友，既可相与赏析，亦可解相思之苦。梅、苏二位，随即寄诗作答，赏佳文，慰老友，自在情理之中。不过，在相与唱和的诗篇中，不可能对文章作深入的解读。

同辈的唱和，是一种感性印象，理性批评的，始于后辈文人苏轼。《东坡题跋》卷一《记欧阳论退之文》曰：

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有一士人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亭》。”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²⁾

此则跋文包含丰富内容。首先，这是一段辩诬文字，既为韩愈辩诬，更为欧阳修的论文之语辩诬；其次，在为欧阳修自评语辩诬的同时，间接提供了《醉翁亭记》在当时的接受反应，“平生为此最得意”，即使不是欧阳修所说，也反映了一般士人的看法；再次，苏轼叹愍“世人识真者少”，提出了自己对《醉翁亭记》的看法，即“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即玩弄辞语的游戏之作，并不奇特，更称不上“平生为此最得意”之文。

苏轼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又是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北宋文坛领袖。因此，苏轼的八字评语，奠定了两宋《醉翁亭记》的阐释基调，并成为《醉翁亭记》真正的“第一读者”。宋末黄震《黄氏日抄》评《醉翁亭记》曰：“以文为戏者也。”《醉翁亭记》苏轼之后二百年接受史，基本上围绕一个“戏”字展开。“戏”在何处？约而为四。

其一，“戏”在文体。在宋人看来，《醉翁亭记》名为“记”，实为“赋”。陈师道《后山诗话》曰：“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南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引用《后山诗话》后写道：“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号醉翁之故耳。”虽充满回护之意，还是认定“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

古人论文，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体不正则文不论矣。而《醉翁亭记》，主观的议论多于客观的记述，以赋为记，是为变体，所以“戏”在文体。

其二，“戏”在文辞。这就是通篇使用的二十一个“也”字。“文以载道”是古文运动的核心口号，欧阳修亦以“道德文章”著称于世。如今的《醉翁亭记》，用一个“也”字贯穿全篇，故作姿态，刻意为之，岂不“游戏于文”？《桑榆杂录》有一则逸闻：“或言《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欠之。’荆公大喜。”⁽³⁾荆公是否有此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透露出，时人已把《醉翁亭记》的“也”字作为笑谈之资。其实，即使把此作视为“文中极品”的今天，也应客观地说，二十一个“也”字所造成的吟咏句调，固然使全文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仍不免稍有故作姿态的痕迹。

其三，檃栝为“戏”。檃栝词为苏轼首创，即将前人经典性诗文剪裁改写成词的形式。两宋分别有两位词人把《醉翁亭记》檃栝为词。黄庭坚的《瑞鹤仙》便是《醉翁亭记》的檃栝。词曰：

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　　游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筹觥也。喧哗众宾欢也。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也，太守乐其乐也。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南宋林正大的《括贺新郎》也是檃栝《醉翁亭记》。两首檃栝词，两点相同：一是用语和词境基本相同，且都以“环滁皆山也”开篇；二是均为檃栝体兼独木桥体，即通篇以“也”字押韵。可见宋人对此文特点印象深刻，檃栝为词，也不忘“也”字。

其四，优劣比较。即“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曰：“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谓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黄庭坚确认并赞同王安石的看法，认为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胜过欧阳公的《醉翁亭记》。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文章更合“记体”而文辞更为严谨也。

《醉翁亭记》的两宋接受史，整体而言有三个特点：从接受主体看，北宋多于南宋，评论者多是欧阳修的同辈好友，或是后辈中的诗文名家，包括梅尧臣、苏舜钦、曾巩、富弼，以及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秦观、陈师道等等，诸家虽褒贬不一，但在作品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一个接受高潮；从阐释重心看，基本围绕苏轼“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八字展开，苏轼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醉翁亭记》接受史上真正的“第一读者”；从文本解读看，大多止于审美印象的概括而尚未深入文本内部，对文章命意、艺术技巧等深度解读的问题，少有关注者。南宋楼昉或许是个例外，其《崇古文诀》评曰：“此文所谓笔端有画，又如累叠阶级，一层高一层，逐旋上去都不觉。”楼氏从吕祖谦学，并师法吕氏《古文关键》编《崇古文诀》，是南宋著名文评家。此语精辟指出欧文在艺术描写和艺术结构上的特色，但“笔端有画”、“累叠阶级”，仍失之笼统，有待后人作进一步诠释。

二、元明之辩护：“文章中洞天也”

《醉翁亭记》元明两代的接受史，是质疑两宋、为之辩护的历史。不过，历史是一条长河，抽刀不可能断水。为《醉翁亭记》的辩护，实际上从宋末就开始了。

宋末文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就对欧文充满了回护之意和赞美之情，并进而举出富弼寄欧公诗为自己看法辩护。其曰：“富文忠公尝寄公诗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也与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盖谓公寓意于此，故以为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岂不知记体耶？观二公之论，则优《竹楼》而劣《醉翁亭记》，必非荆公之言也。”在他看来，《醉翁亭记》是“直出茫昧，前此未有”的前无古人之作，因此，相传的“优《竹楼》而劣《醉翁亭记》”，“必非荆公之言”。遗憾的是，他对于“前此未有”的独创性，尚未作进一步的学理阐释。

真正旗帜鲜明地回击宋人、为之作学理辩护的，是金朝文评家王若虚。他在《文辨》中写道：“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所谓“宋人讥病，何害为佳”八字，颇有力排歧见，重写历史之势，同时也开启了元明两代的辩护史。如何辩护？元明的辩护，与宋人针锋相对，亦可约而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