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彼得堡去

1893年夏，列宁感到，地处偏僻、没有大学、工业很少、无产阶级不集中的萨马拉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他需要更广阔的活动天地和更多的精神食粮，渴望到政治更活跃的中心城市去。这时，恰巧因弟弟德米特里考入莫斯科大学，列宁一家准备迁往莫斯科。经过考虑，列宁决定不去莫斯科，而到思想和革命中心——彼得堡，一则他担心因自己的政治活动牵连家人，再让母亲担惊受怕，二则莫斯科被彼得堡人称为“大乡村”。

在去彼得堡途中，列宁在下新城逗留并结识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尼·斯克沃尔佐夫、米·格·格里哥里也夫、谢·伊·米茨凯维奇等人，从他们那里得知去彼得堡的秘密接头地点，同他们商定了以后与下新城革命者秘密联系的办法。他们让列宁捎一封给在彼得堡大学学习的同乡米·亚·西尔文的信。

23岁时的列宁

1893年9月，列宁来到了彼得堡，沙皇保安局立即把列宁的行踪告知了警察局。列宁先住在谢尔吉也夫斯卡亚街58号20室，后来又迁到驿站街4号11室。9月15日，列宁注册为穆·弗·沃尔肯什坦律师的助理，在那里进行法律咨询，会商和处理案件。

在西尔文的帮助下，列宁很快和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不久加入了彼得堡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认识了列·波·克拉辛、斯·伊·拉德琴柯、亚·列·马尔琴、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安·亚·瓦涅也夫、彼·库·查波罗热茨等人。时年已23岁的列宁，身材消瘦，一副黑黑的面孔，前额长得宽大凸出，犹如苏格拉底的头型，由于过度用脑而使头发过早地脱落了，一双聪敏的深褐色眼睛透出智慧之光。这个形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很快一个“老头”外号便在小组中流传开来。

市场问题是当时小组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克拉辛是小组中大家公认的负责人，他提议举行一次“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会，由他本人作专题报告。他先用四开的本子折成两半，在半页上写上自己报告的正文，另一半留给大家传阅报告时写上自己的看法。列宁看后在空白处认真地写上了自己的许多反对意见。克拉辛忽视了技术的因素，认为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第一部类的积累不依赖于消费品生产，否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的正确结论，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全国各个经济领域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国内市场。克拉辛口才较差，照本宣科地把自己的报告读了一遍。会上列宁作了发言，委婉地指出了克拉辛的理论错误，提出小组的每个成员应当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机械的公式和本本出发。他用流畅的线条描绘了随着商品经济排挤自然经济，农民破产、发生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和生成的过程。列宁指出，“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和社会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3]，人民大众的贫穷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和条件。大家听了列宁的发言后，都觉得耳目一新，认为列宁在整个问题的看法上都令人感到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环境和发展中考察现象的。这样列宁一下子成为小组中大家瞩目的人物，从此小组经常以列宁所作主题报告为中心内容组织小组讨论。

1893年秋，列宁把他在会上作的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加以修改和补充，写成了《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

在彼得堡，列宁无论是出行还是交友，都十分慎重。因为他深知自己是被警察不断监视的“危险”人物。他既反对那种不管实际空谈乱叫的知识分子，也不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那些具有村社传统的农民身上，又不指望那些盲目牺牲生命、单枪匹马干革命的民意党人能完成革命任务。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未来在于正在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应当团结那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当时沙皇政府和警察机关把民意党人作为主要危险，而把社会民主主义进行和平宣传的“危险”看得小得多。警察局长兹沃梁斯基说过：“这一小批人，要说什么时候能起作用的话，那得50年以后。”所以列宁利用大好时机，积极地投入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运动中。

从1893年秋天开始，列宁先后与普梯洛夫工厂、谢勉尼柯夫工厂、奥布霍夫工厂、托伦顿纺织厂、拉菲尔烟草厂等厂的先进工人和政治小组建立了联系，并亲自领导了涅瓦关卡、彼得堡和维堡区以及瓦西里耶夫岛的工人小组，通过出席他们的会议和交往座谈，准确地把握了工人的痛苦、欢乐、需求，以及对工厂制度、现政府、社会主义的态度。

给工人小组上课是列宁联系工人群众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上课中，列宁常常向工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如：你们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厂里工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你们在读些什么书？等等。这样列宁在了解这些情况后，讲课就有了针对性。在讲课过程中，他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尤其是工人的实际结合起来，用身边和生活中的例子来讲解，显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因而深得工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尽管被繁重的工厂劳动累得精疲力竭，但工人们总是挤出休息和睡眠的时间来参加学习。后来有不少工人成为坚强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如瓦·安·舍尔古诺夫后来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之一，巴布什金成为列宁的学生和亲密助手。工人巴布什金在回忆当时列宁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情形时说：“讲稿人不用任何讲稿给我们口述这门课程，他常常设法引起我们的反驳，或是使我们展开争论……这样，我们的课程就十分活跃、有趣，使我们听了都想成为一个演说家；这种讲授法是使听课者理解问题的最好方式。我们大家对这些都很满意，经常叹服我们讲师的智慧。”^[4]

随着政治鼓动工作的深入，群众性的工人罢工运动广泛开展起来。1895年11月，托伦顿工厂的工人为抗议厂方的压迫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了罢工，列宁起草了“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的传单，传单上列举了由列宁精心收集的有关托伦顿工厂工人劳动繁重、工资微薄、饥寒交迫的困境，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传单在工人中反响很大。

罚款问题是当时所有工人都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1886年当局颁布了新罚款法，对厂主对工人随意罚款、高额罚款进行限制和明确规定，对工人作出了很多有利的让步。很多工人认为应该感谢政府，感谢当局的仁政，对此感到很满足。对此，列宁及时写了秘密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指出工人应该感谢的不是当局，而是同工厂主进行坚决斗争的自己的同伴，只有当工人发动大规模罢工和斗争，如暴动、捣毁工厂和机器、焚烧货物和原料、痛打厂主时，政府感到了害怕，才作了让步，这种自发经济斗争取得的胜利说明，工人们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同时列宁还强调，仅仅把仇恨和愤怒发泄到某家工厂或个别雇主身上是不行的，而要去“反对全体厂主，去反对整个厂主阶级”，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因为政府制定法律就是便于厂主处罚工人，维持工人对厂主的依赖关系。另外，列宁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告诉工人如何自觉地对付每一次罚款，如何选择方式去抗争。

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同时，列宁感到民粹主义在俄国仍有很大市场，它是马克思在俄国深入传播的一大障碍，因为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看不到俄国社会的需要和工人的斗争需求。1894年1月，列宁利用探亲之便专程去了下新城和莫斯科。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秘密会议上，列宁作了评论瓦·巴·沃龙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一书的讲演。沃龙佐夫是当时著名的自由民族主义作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年轻人对他很尊敬，他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坐在“贵宾席”上，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列宁到会场后，先站在通向另一个房间的房门口，首先和一群年轻人说了几句令人捧腹的笑话，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过来，会场中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会议开始后，沃龙佐夫首先发言。他认为，俄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走的道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行不通。如果把“过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搬到俄国，则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听了沃龙佐夫发言后，几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上台驳斥沃龙佐夫的错误观点，虽然他们慷慨陈词，充满激情，但缺乏逻辑力量，论证显得苍白无力，引来了台下阵阵议论和摇头叹息声。沃龙佐夫甚是高兴，用一些揶揄的话奚落了几位青年，让他们趁年轻多学点常识和知识，几位青年面红耳赤。列宁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滔滔不绝地反驳了沃龙佐夫和民粹派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列宁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什么都应该了解认识，其中也包括真正过时的、贫乏的、常常是荒谬的民粹主义理论，尤其那陈腐的经济理论！为了今后少出谬误，我奉劝报告人及诸位，还是坐下来认真深入地研究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辩证法来充实自己的头脑。

列宁的发言顿时使会场热闹起来，有人打听发言人叫什么名字，有人大声叫好，有人斥责列宁口出狂言。对年轻后生的“无理”宏论，举止庄重的沃龙佐夫坐不住了，由原来的倨傲敌视态度变为不得不把列宁作为一个对手认真对待。为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沃龙佐夫又提出了一大堆“科学根据”。于是双方唇枪舌剑，列宁用更加尖锐的词句和一些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慢慢地，对方的声调开始降了下来，话也说得有气无力，最后竟慌乱起来，终于败下阵来。最后，沃龙佐夫显得“大度”地说，他不计较列宁对他的抨击，同时承认对列宁热情自信，有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记忆力和概括力，感到“很激动和佩服”，相信“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

会后，各个青年小组热烈地议论这次辩论，“神秘的彼得堡人”舌战民粹派理论大师的新闻在莫斯科知识界不胫而走。许多人抛弃了民粹主义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也因此成为包括反对派在内注目的明星。

从1893年年底开始，自由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谢·尼·克里文柯等人在《俄国财富》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依然固执于错误的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系统”的责难，尤以所谓民粹派“思想大王”米海洛夫斯基为甚。他们宣扬，是否合乎人性应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准，“杰出人物”可以按“自由意志”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而马克思并没有创立新的历史观，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与渊博知识、与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马克思的辩证法也不过是黑格尔三段式的重复，而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传播很快，并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而是它给人们描绘了一个远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并未重新审查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样一种理论竟迷信透顶。他们还极力美化自己的一些理论，硬说马克思主义想把“每个农民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煎煮”，手工业是“人民生产”“人民制度”，而资本主义工业是人为的，不是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因此他们自诩为“人民之友”“人民的思想家”。

列宁看后十分气愤，在小组其他人的一致要求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写出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1894年春该书出版时，列宁讲明该书的写作目的是：第一，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揭露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小市民思想。小册子共分三编：第一编批判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丝毫不取消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规律而且汇合到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俄国社会经济制度既然是资产阶级的制度，那么，“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5]。第二编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尤沙柯夫的经济理论，这一编后来遗失，至今没有找到。第三编考察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论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纲领和策略，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工农联盟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纲领的反动实质在于它抹杀农村中的阶级对抗，呼吁政府采取自由派的温和的治标办法，使半农奴制永恒化，说明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已堕落成为小市民机会主义；工人阶级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统治的领导力量；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把工人武装起来，把自为的经济斗争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书中列宁十分中肯地告诫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要研究俄国的经济现状，“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就”^[6]。总之，《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而且实际上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篇宣言。

1894年出版的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胶印版）封面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列宁还同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部分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流派，因在合法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观点的文章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米·伊·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尼·亚·别尔嘉也夫等，出版《新言论》杂志、《开端报》和《生活》杂志，早期代表作是1894年司徒卢威写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合法马克思主义”虽然赞赏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的论断，并据以批判民粹主义，甚至一度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同路人”，但是，它声称不受马克思主义的“约束”，用改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经济唯物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片面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赞扬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894年秋天，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讨论上，列宁就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一书作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专题报告，指出他们虽然“同民粹派决裂”，但仅“意味着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不是“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895年春天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收入了由列宁撰写的化名为克·土林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为了揭露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在哪些地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章中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民粹主义观点作了对照，逐段评述了集中反映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观点的《人民园地上的新苗》一文。在前几章中，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批判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学观点、经济观点和政治纲领，认为民粹主义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它的纲领中带有许多空想、反动的成分，但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条文应肯定，不能全盘否定。列宁指出，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是从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出发。客观主义只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作抽象的超阶级的解释，过分标榜客观性，在证明资本主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宣扬为合乎理性的全人类利益，把资本主义的进步冒充为普遍的永恒的进步。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的攻击，列宁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与科学性一致的原理，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立场上”^[7]。

当局检查机关在审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后认定，这本文集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的有害倾向”，尤其克·伊林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坦率、最完整的纲领”，因此把这本文集列为禁书，予以没收销毁，最后这本文集保存下来的仅仅有一小部分。1907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十二年来文集》，加了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后来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成为许多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纲要。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和前面所述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论所谓市场问题》《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是列宁早期的四篇著作，纵观其内容可以看出，年轻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有深刻的研究，而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具体实际，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

为了密切与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联系，了解西欧工人运动的情况，1895年2月中旬，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成员共同参加了彼得堡会议，列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派遣一名代表出国。由于人选问题存在分歧，决定由彼得堡和莫斯科各派一名代表出国。列宁作为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被派遣出国。

当时列宁正患肺炎，4月底，他以病后疗养为名申请出国被批准。当局立即就列宁出国一事通令边境线各卡注意，国外的俄国间谍机关也奉命对列宁的活动和国外关系进行严格监视。

5月，列宁取道奥地利，直奔瑞士的日内瓦，目的是会晤“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成立于1893年9月，它翻译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出版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文集，还专门为工人出版通俗小册子，特别是出版了普列汉诺夫撰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民粹派的错误理论。另外，还拟定了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纲领草案，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基础，向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因此，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俄国革命者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日内瓦，列宁设法找到了在萨马拉时熟识的好朋友阿·亚·舒赫特一家。舒赫特不主张到普列汉诺夫家去，因为后者的住宅已经受到俄国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少俄国来访者回国后就遭到了政府的逮捕。当普列汉诺夫听到从俄国来了一位被沙皇处死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亲弟弟时，十分高兴。

会晤按事先的商定在兰多尔特咖啡馆举行。列宁在一张圆餐桌旁会见了这位比他大14岁，在他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列宁向他介绍了喀山和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情况，普列汉诺夫也应列宁的要求讲述了70年代民粹派宣传活动的情况。会谈中列宁拿出两本从彼得堡带来的书交给他，一本是胶印版的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本是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他们的交谈引起了一个“顾客”的注意。事不宜迟，普列汉诺夫建议列宁到密探较少的苏黎世去，并商定在那里的一个劳动解放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得家碰头。

列宁很快来到了苏黎世。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提议下，他们去距离苏黎世不远的阿福尔特恩乡间度过了一个星期。列宁以他那异常的博学和充沛的精力给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在给妻子的信中讲，列宁“很聪明、很有教养、很有口才。在我们革命运动中有这样的年轻人，真是万幸”^[8]

普列汉诺夫

阿克雪里罗得

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

。会谈的结果，双方对重大的革命理论和战略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劳动解放社也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将在瑞士为俄国革命者定期出版《工作者》丛刊。通过这次会面，列宁更加坚定了筹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心。

为更多地了解当地工人运动的现状，6月，列宁去了巴黎。在那里，列宁会见了马克思的女婿、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拉法格。他从拉法格那里了解到恩格斯病得很重，经不起打扰，因此取消了去伦敦拜谒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巨匠的计划。另外，列宁在巴黎阅读了格·列弗兰斯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纪要》一书，并作了摘要。

最后列宁去了柏林，投宿在斯普累河附近的摩押俾特区福伦斯堡街12号。这里虽属城郊，但动物园和火车站都在周围，有贯穿全城的铁路，火车每隔5分钟启动一列，进城非常方便。这样，列宁就经常去戏剧院广场（今为倍倍尔广场）的皇家图书馆看书，在那里研究国内得不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因为买书太多，他不得不写信向母亲请求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他在柏林期间还重点研究了西欧工人运动，并参加那里的工人集会。晚间，他通常到各处走走，考察柏林的社会风尚和市民生活习惯，并借机学习德语。他觉得到各种民间的娱乐场所游访，要比到博物馆、剧院和商场等地方去更有意思，更能了解到市民社会的真实情况。

四个半月的出国旅行结束了。列宁感到满意的是，他不仅完成了任务，扩大了视野，而且从国外带来了一只带夹层的箱子，在夹层中间装满了秘密书刊。

在通过海关时，警察发现了列宁的箱子有夹层，但警察局企图以箱子为线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监视大批领取和散发秘密书刊的人，争取一网打尽。之后，警察加强了对列宁的监视。

1894年秋天后，工人运动活跃起来，对此，列宁提出了进行鼓动的倡议，推动小组成员过渡到同工人群众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彼得堡的警察面对范围日益扩大的秘密传单感到十分头痛，采取了更加严密的监视措施。为了避免更大的危险，列宁要求大家在私人交往中避免犯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毛病，没有真正的事要办，不要你来我往“开怀畅谈”一番。为了谨慎起见，小组成员都起了外号，列宁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瓦·瓦·斯塔尔科夫叫“捷姆利亚尼卡”（维维），古楚尔人扎波罗热茨叫“古楚尔”，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叫“苏斯利克”（黄鼠），瓦涅也夫叫“米宁”（地雷），米·亚·西尔文叫“波扎尔斯基”（烈火），等等。

随着“鼓动”工作的深入，组织扩大了，除了中心组之外，还发展了庞大的外国组织，即由宣传员、技术员、秘密书刊的保管员和传递员、联络员组成的若干个附属小组。列宁要求各小组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组织成员按区分组；第二，严格划分每个成员的职责和在党内应尽的义务；第三，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相互往来；第四，任何私人通信都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就尽量避免或主动或被动、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地泄露机密，发生意外。大家认为，列宁是整个小组中最通晓秘密工作的人：他熟悉有过道的院子，善于巧妙地愚弄暗探，教大家怎样用化学药水在书上写字，怎样做暗号，还想出了许多绰号。有一次，列宁被一个密探死死盯住了，费了好大劲也未甩掉。在绕弯子、兜圈子的过程中，列宁仔细观察这个“尾巴”盯梢的“规律”。当他发现密探躲在一幢房子深深的门洞里时，就迅速地绕过大门，跑进了这幢房子的入口处，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在那里别人看不见他，而他透过玻璃窗却什么都看得清。他从那里看到，“尾巴”发现列宁一下子不见了，赶快从躲着的地方跳出来，东瞧瞧，西望望，急得东奔西窜，一副猴急相，而列宁坐在圈椅里忍不住乐起来。

1895年秋天，列宁回国，他向国内沿途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成员介绍了西欧工人运动和劳动群众社的情况，从国外带回的大批书籍也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广泛流传着。

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成员中（从左至右，坐者是：瓦·瓦·斯塔尔科夫、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列宁、尤·奥·马尔托夫；立者是：亚·列·马尔琴科、彼·库·扎波罗热茨、阿·亚·瓦涅也夫）（1897年2月）

回国后，列宁已感到当时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活动方式已不能适应俄国工人阶级的迫切历史任务。他写道：“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他积极地着手巩固和扩大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到工人区去，召开各种会议，在各革命小组中间“穿针引线”。不久，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20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12月，这个组织命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实行集中制、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协会的宗旨是：把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等而开展的经济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因此协会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形。协会由列宁、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也夫、尤·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分设三个区小组，通过有先进觉悟的工人和若干工厂挂上钩，工厂设有收集情况和散发刊物的组织人员，在一些大企业中还建立了工人小组。

“斗争协会”成立后，具体地参与并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印发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和提高他们革命意识的传单。

1895年11月初，在“斗争协会”的领导下，托伦顿工厂有500名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协会印发了《纺织工人要求什么》的传单。不久列宁写了第二张传单《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为写这张传单，列宁费了很大心血。列宁让人找来一位工厂的产品验收员，从他那里收集了不少宝贵的材料，接着又派了两个同志扮成女工深入工厂，掌握了有关工人生活、罚款和工资额等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商品名目”这样的“小事情”也注意到了。传单列举了列宁细心收集的有关工人困苦生活的事实，号召全体男女工人支持罢工，指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传单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应，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斗争协会”政治鼓动过程中，列宁的秘密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起了很大作用。在小册子中他通俗地为工人讲解了工人都十分关心的罚款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厂主怎样剥削工人、无产者应该用什么方法斗争。列宁指出：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所有的差别只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而现在是受卢布鞭笞，要改变这种状况，工人只有一种自卫方法，那就是联合起来，同资本家和法律所规定的不合理制度做斗争。

1895年8月5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去世。列宁惊悉后，怀着十分悲痛而崇敬的心情，为“劳动解放社”不定期文集《工作者》写了一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悼念文章。标题下列宁引用了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诗作为引子：“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在文中，列宁扼要叙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对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对恩格斯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科学的评价，认为恩格斯是继马克思之后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随着“斗争协会”作用的增大，莫斯科、基辅、土拉等地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团体和组织。为加强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协作和联系，列宁决定秘密出版《工人事业报》，作为协会刊物。

列宁为《工人事业报》创刊号写了几篇文章：《告俄国工人》（社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等，在工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列宁在《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中写道：大臣们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们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首先被炸的是政府；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们才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