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未经的年代
——张悦然《茧》

很久没有长篇问世的张悦然，最近推出了《茧》。《收获》主编程永新的一句评语，点出了张悦然此次的突破，当然“突破”在某些时刻暗指着过去的遗憾：“青年作家不仅挑战自己，更挑战历史和记忆。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

对于写作群体进行代际化的划分，得出的特点常常会以丧失个体丰富性为代价。张悦然既往的创作具有着“80后”作家惯有的“内向性”，但她的“内向性”又有着属己的特征——虽然也执着于个体的世界，却并不依托于切实的经历或是经验，用她的话来说：“与现实关联很小，就像我自己搭建的一个空中花园，很美，很梦幻。”而当她开始放宽视野，将取景器面向已成云烟的历史时，却反而开始接地气——试图写一段带着体温的往事。

《茧》讲述了两个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李佳栖和程恭，冥冥之中产生了交集，之后却意外地发现两人的祖辈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恩怨纠缠。双方的爷爷，一个是功成名就的院士，一个是人事不省的植物人，二人的命运交错，却暗藏着一个惊天的真相……于是，两个年轻人追寻着前人的足迹，试图靠近真相，但最终的命运还是逃不开先人遗留下来的罪与爱的影响。《茧》的写法很特别，李佳栖和程恭分别以叙述者的身份，交替出现，只是在各自的叙述中还预设了一个诉说对象——“你”，这意味着，程恭和李佳栖又交替着作为对方的聆听者出现。他们诉说着各自的经历，与对方相关的，或是无关的。就在这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互的叙述回合中，他们二人与家人复杂的纠葛以及前辈的恩怨开始慢慢显出轮廓，而恩怨的背景年代——“文革”时代的气息也就此氤氲开来。

这种偏于书信体的文体，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张悦然靠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特有方式——第一人称，让我们有直接代入感：在不同的章节中，“我”有时是程恭，有时是李佳栖。我们会自动地随着章节的演进，站在程恭或是李佳栖的角度，感同身受于他们各自的情感和体验。这种交错的认同感，在最后二人命运的秘密浮出水面时，将小说的内在冲突推向了极致。并且，第一人称的叙述，看似是真实的代言，却同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我”只能知道部分的事实、视线必然是受限的。但这正有利于小说人物探寻真相时的抽丝剥茧。而同时伴随出现的第二人称“你”，又将我们推远，我们刚刚认同过的对象，此刻已经变换为听众的位置，这种拉近后的推远，有效地营造了小说的“饥饿感”——让读者不自禁地要接洽起许多细节，并且，将其间的缝隙填满。张悦然曾经谈到，她在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中，融入了许多真实的个人经验和童年记忆，小说中的许多地标都有原型，甚至故事中的重要情节——“钉子事件”也是她听来的故事。虽然整个故事是想象出来的，但张悦然要探究的是落在现世尘埃里的情感挣扎。现实的细节，以及我们一开始在书中捕捉到的少年的朦胧情怀、成长的琐事和烦恼，都是张悦然熟悉并且自信的切口，她选择了一个自己亲近的角度，轻轻地但是自信地靠近那个已经被无数人描述过的年代，去触碰一个更宽阔的题材和世界，她够机智也够从容。

或者，更深一层说，张悦然的重心并不在于描绘那个历史年代，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她聚焦的是人性真实的弱点和困境，那段历史（除了“文革”，《茧》还触碰了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热潮等）是被裹挟进来的背景——张悦然尝试要在特殊的背景中触碰人性的维度，历史便这样不请自来了。当然，用想象的方式体验历史，其局限性几乎是肯定的，但是与历史相关的小说的要义，也许并不在于是否能真的“还原”。我喜欢张悦然笔下那些过去的年代，仅仅是因为面对这些，她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说到底，对于写作者而言，小说就是一个容器，永远无法脱离如何安放自己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