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曾记载的名字
——张翎《劳燕》

《劳燕》的封面上印着它的英文译名A Single Swallow，孤独而决绝，似乎更符合小说主人公阿燕的命运和性格。这是一个女子与三个男人间的纠葛和传奇，因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而更显回肠荡气。日本人的入侵，让阿燕家破人亡，身心重创。与她曾有婚约的刘兆虎，一心想去参军，音信杳无。阿燕辗转跟随美国传教士比利学医，并因此结识了美国援华军人伊恩，而她的虎娃哥（刘兆虎）正是伊恩部队里的学员。看似柔弱的阿燕，骨子里却蓄满了坚韧、智慧和力量。于是，在这错综的关系中，三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男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阿燕身上那不同层面的魅力所俘获，但最终又因为各种原因离开阿燕。在他们的世界里，阿燕有着不同的名字——阿燕，属于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虎哥；斯塔拉，属于救她性命，并从她身上感受到生命的纯洁和能量的牧师比利；而温德，则存于伊恩的世界，在他眼里，这是一个自由勇敢如风的女子。

然而，有的小说，是经不起概述的，那样会隐去小说本身太多的锋芒。就像上文的归纳，不论如何努力地要做到得体到位，一面对洋洋洒洒的作品，终究还是显得苍白和普通，不足以让人意识到这是部多么慑人的作品。用“慑人”一词，是因为整部小说的架构和叙述角度的特别，它们让这个故事在其内容之外，更散发出意味深长的感染力。

小说以牧师比利的自述起首。平静的口吻，慢慢讲述自己的过往，关于来历，关于如何从家乡美国来到中国。然而，当懵懂的读者跟随波澜不惊的叙述一路往下，以为这是一则普通的“回忆录”，却突然发现，比利已经死了！这是比利的亡灵在回忆生前轶事！一切变得扑朔而抓人。而勾连起故事的线索，是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在日军投降那天立下的死后魂魄在月湖相聚的盟约。所以，比利之后，伊恩和刘兆虎的出现，意味着他们也相继而亡——他们的亡灵来赴约了。这是一个多么荒诞又耐人寻味的设计。就这样，小说以他们三人交错的自述为主脉，又间或杂有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献资料，或是转换至画外音般的第三人称叙述，各种声音纷至沓来，复杂而又丰满。但在蔓生的藤蔓中，最终的核心明晰了然，那就是三个男人与阿燕在抗战背景下的相遇直至战后的跌宕命途。

从不同角度或是不同人物的叙述来多视角地描绘主题人物和事件，是小说叙述中并不鲜见的策略。然而这一次，作者的独到在于她依傍的是三个死者的讲述。本该诡异的叙述，格调却又那样平和，平和得就像我们在听邻居讲述昨天回家路上的见闻——尽管他们与阿燕的故事，分明搅扰在抗战岁月的烽火里，惨烈而惊心动魄——正是这样的平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那段特殊岁月的距离。战争的硝烟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让人动容的人性力量。或者说，正是残酷绝望的战争，让人性深处的丑恶和良善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而命运将这三个男人编织进阿燕的人生，似乎正是为了显露她不凡的生命底色。

埃科曾经谈到，在阅读小说时有一个基本法则，即柯勒律治所谓的“悬置怀疑”——明知书中是个想象的故事，但不可因此认定作者在说谎。“我们接受虚构约定，然后假装书中所述都曾真的发生过。”而能将读者裹挟入小说的虚构世界的，必定是作者超然的叙述技巧以及能引发共鸣的故事内核。《劳燕》做到了，这个虚构的故事有着太多真实可感的细节：关于爱情的美好和幻灭的，关于苦难来临时的绝望和希望的，关于那场永不能忘却的战争的……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意动用了许多真实性的元素，比如伊恩的家书以及报纸对伊恩的特写，似乎是想证明那个故事曾经真实存在过，但分明，以亡灵之口来叙事的手法从一开始就在提醒我们，虚构是这个故事的宿命。正是这样的似是而非所产生的张力，让这未曾真实发生过的一切，有了体温，我们于是在阿燕流离辗转的故事中越陷越深。

小说中甚至还出现了伊恩的军犬和阿燕的狗之间的爱情故事，并且以狗的口吻来叙述各自跟随主人的见闻，当然，要义在于从侧面抖搂阿燕的行迹。但此刻，既然生死无界，人与狗又为何不可通灵呢？

越是明知虚构，却越容易感同身受，甚至是对于这两条狗的讲述。我们被封闭在作者虚构的世界里，但就着作者指引的方向，看到了太多真实。这个虚构的世界超越了许多的边界，用埃科的话来说：“添加了新的人物、特性与事件到这一整个真实的宇宙”，因而“一个虚构的宇宙并不因故事结束而终结，反而无限期地延伸”。

这个用最荒诞的手法写就的故事，最终指向了一种更深层面的真实——那是神秘的、永恒的，关乎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终极命运的。所以，国界也好，生死也罢，乃至不同的生物族群，都不过是这终极命运的一环。而我们每个人，正如书中所写“对命运的强悍和个人的无助都毫无所知”。阿燕和刘兆虎、比利、伊恩，他们也许真的以某种方式存在过，一如小说最初发表在《收获》时的题记：“谨将此书献给那些纪念碑上不曾记载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