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

贺伟^[1]

【内容提要】 宋本《陶渊明集》收录有《四时》《蜡日》，以及《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三诗，关于这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学界颇有不同意见。在对以往研究成果梳理、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四时》为陶渊明摘录顾恺之《神情诗》中的某些语句，重新组织编排后的面貌，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性质；唐宋典籍引用此诗时，要么将其视为顾恺之所作，要么题作陶渊明，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由其特殊的文本生产机制造成的。《蜡日》主旨比较明确，主要写蜡祭这天与亲友的燕饮之乐，蜡日与亲友集会燕饮是六朝社会的习俗，同题诗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常见，没有什么政治影射；诗末二联暗用桓温、孟嘉关于“酒有何好”“酒中趣”的讨论，借以表达与友人蜡日酣饮、飘飘然忘乎所以的乐趣，主旨跟《饮酒》其十四一致。《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为咏物之作，主要写对松树的咏赞之情，不是齐、梁时期盛行的娈童之作，也没有“早年自况”“期望后生”“养生”“游仙”等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四时》 《蜡日》 《杂诗》

在现存魏晋作家别集中，《陶渊明集》最接近原始面貌，也最为流传有序。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唐代之前就已至少存在四种陶集，即六卷并序目本、八卷无序本、萧统本、阳休之本^[2]，它们均属于抄本陶集，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社会上盛行藏书刻书的风气，刻书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宋代又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宋人追求平淡诗风，对陶诗非常推崇，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刻本陶集大量涌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存的宋刻本《陶渊明集》收录诗作120余篇^[3]，其中包括《四时》《蜡日》，以及《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三篇。关于这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就争论不休，至今仍没有定论。

一 《四时》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一作寒）松。（《四时》）

关于此诗作者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陶渊明作。宋代汤汉把《联句》《问来使》等疑非陶作的篇目从正集中剔除，附存于卷末，而《四时》保存于正集内，可见他认为此篇是陶作。宋人郭祥正《青山集》卷三○有《广陶渊明〈四时〉诗》一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有“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渊明诗，绝句之祖，一句一绝也”^[4]之语。清人温汝能《陶诗汇评》：“古人诗句，多有同时而后人误入者，亦有此诗而彼摘用者。惟此四句，酷类陶体，非靖节无此超警之作。陈（倩父）评谓其辞春夏而居秋冬，当求之比体，则断为陶作而非顾作，似无疑义。置之靖节集中，谁曰不宜？”^[5]他们都赞同《四时》作者是陶渊明。

2.顾恺之作。宋刻递修本、曾集本此诗题下有注语曰：“此顾凯之《神情诗》^[6]，《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艺文类聚》卷三引此四句，同样题作“晋顾凯之《神情诗》”。《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许彦周诗话》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此顾长康诗误编入彭泽集中。”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例言”：“陶集窜入他人之诗，如《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四句，乃是晋顾凯之《神情诗》。”^[7]

3.汉代无名氏作。《北堂书钞》卷一五○引古诗曰：“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8]《北堂书钞》在引录时，凡称为“古诗”者，例指古诗十九首中的篇目或汉代诗作，据此“春水满四泽”似为两汉佚名作品。

4.南北朝人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录《考余一》：“《四时》一首，亦辑在陶集中，而非陶作。……按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此首并非陶作，误入陶集耳。”^[9]

还有一些学者持谨慎态度，暂时存疑，不下论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陶诗汇注》提要云：“《四时》一章，但据许顗《彦周诗话》，定为顾恺之诗。而恺之诗于古书别无所见，似尚当存疑，未可遽删也。”^[10]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艺文类聚》卷三只存此四句，题作《神情诗》，且注明为‘摘句’。此诗题下小注，未知何人所加，所谓‘此顾凯之《神情诗》’，亦只可聊备一说，未必可信。兹据各宋本，仍存此诗于卷三末。至于是否渊明所作，姑且存疑。”^[11]

上文就学界关于《四时》作者问题的争论，择要做了梳理介绍。下面对上引几种代表性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四时》为陶渊明所作的观点，有版本依据，现存几种宋本陶集均收录此诗，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悦编订陶集时很可能也录有此诗^[12]，这说明至迟在宋初，陶集中已载有《四时》。从措辞上看，此诗多有与陶诗语词相合者，尤其是“泽”“云”“月”“松”等意象，在陶集中频频出现，即便是伪作，在文本上也没有明显缺陷。

《四时》为汉佚名作品或顾恺之所作的观点，都有文献依据。如果仅从成书时间来看，《北堂书钞》为虞世南任隋秘书郎时编，早于《艺文类聚》。但今存《北堂书钞》文本并非原来旧本，有不少残缺脱误之处，而《艺文类聚》较接近原貌。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寻求其他相关佐证。从诗作内容观之，此诗写一年四季的自然风景。汉代五言诗整体数量本就偏少，以自然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作更是迄今未见，而东晋诗歌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已较为常见，从诗史背景考虑，此诗产生于东晋的可能性更大。再就创作主体来说，顾恺之是著名画家，爱游山玩水，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之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3]这种纵情山水的经历，加上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使顾恺之有写作山水诗的能力、动机和素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辑录顾恺之佚句“丽春绝众卉”^[14]一则，亦是写春天的自然风光，与《四时》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一致。因此，《四时》为顾恺之所作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为汉人所作。

桥川时雄认为《四时》系南北朝人作，理由是“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他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而是根据诗歌发展史做出的一种推断。其说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四时》形式上的两个特点：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笔者发现具备这两个形式特征，且与“四时”主题接近的诗作只有两首^[15]，它们分别是王微的《四气》和宋孝武帝刘骏的《四时》，此二诗全文依次为：

衡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16]。

堇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餐。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17]。

刘骏的诗作题目虽为“四时”，诗中也依次有春、夏、秋、冬四字，但主要写膳食，而不是自然风景，与陶集中的《四时》内容差异明显。相较之下，王微的诗作写“春华”“夏翳”“秋风”“冬雪”，跟《四时》主题颇为相近。

诚如桥川时雄所言，现存的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诗作，比较盛行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人写作。但王微生活的时代与陶渊明相距不远^[18]，既然他已写有《四气》，就不能排除在他之前的陶渊明或顾恺之有创作《四时》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最初产生到被模仿接受，再到被广泛运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有时这一过程很短暂，而有时却相当漫长。

综上，《四时》的作者，除汉人所作不能成立外，顾恺之、陶渊明、南朝人皆可备一说。如果从成书时间来看，当以《类文》《艺文类聚》所载的顾恺之为准，题作《神情诗》；如果从诗歌发展史和《四时》本身的形式特点来看，南朝人创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从现存的宋本陶集和诗中的词语意象来看，也不能断然否定其必非陶渊明作品。这三种观点看似相互冲突，但转换一下思路，也许可以将之贯通起来。

《艺文类聚》引用《四时》时，文末注有“摘句”二字，此二字颇应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摘句”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贵族讲经活动中的一种行为，由相关人员负责摘录主讲者精彩的言语议论。《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19]二是摘录诗文中的警句，加以吟咏赏玩。《南史》卷七二《丘灵鞠传》：“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20]此处《艺文类聚》注语中的“摘句”，显指后者。

宋刻递修本陶集《四时》诗题下有无名氏注曰：“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21]《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三百六十二卷，可见《类文》在宋时尚有流传，宋人还能读到其大体完备的文本原貌。庾自直为颍川人，历仕陈、隋，生平事迹见《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如果陶集“《类文》有全编”“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的注语不误，“春水满四泽”应为顾恺之《神情诗》的语句，且篇幅原本不止四句。^[22]

或许出于对“春水满四泽”四句的喜爱，陶渊明把它们从顾恺之原来的诗作中单独摘出，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并改题为“四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四时》文本面貌。到了南朝，由于对文学新变的自觉追求和诗歌形式的强烈兴趣^[23]，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新奇形式受到时人青睐，士人开始大量写作“四时”“四色”“四气”等“四体诗”^[24]，诗歌体制也逐渐固定下来（五言四句，每句写一事）。需要说明的是，与后来王微、范云等人创作“四气”“四色”诗不同，陶渊明只是从前人（顾恺之）诗作中摘出四句，重新编排，这种行为虽然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特点，但并不具备完全的独创性，也因此唐、宋典籍引用此诗时，要么将其视为顾恺之作，要么题作陶渊明，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由《四时》特殊的文本生产机制造成的。

宋刻递修本《四时》，诗末引录宋人刘斯立语云：“当是凯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绝，居然可知。或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25]说顾恺之根据陶渊明《四时》足成全篇，显然有待商榷^[26]，至于说“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二 《蜡日》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一作葩）。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一作知）明多少，章山有奇歌。（《蜡日》）

此诗写作时间，逯钦立、袁行霈、龚斌均阙而不言，王瑶将其系于南北朝宋永初三年（422）：“‘蜡’为年终祭名，这诗当为岁暮时所作。诗中有‘章山有奇歌’句，《山海经》说‘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奇歌’当为神仙所唱。则本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但《读山海经》作于孟夏，此诗则作于岁暮。今依之同系于宋武帝永初三年。”^[27]他断定《读山海经》写于永初三年的依据是：“发端一首写隐居读书的乐趣，以下即分咏二书中所载的奇异事物，最后一首则以论史为结，说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盖慨叹于晋室的灭亡；因知十三首是一时所作。其中第十一《巨猾肆威暴》一首，显然是为刘裕弑逆而作。……诗中开首就说‘孟夏草木长’，则本诗当为零陵王被害的次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二二）所作。”^[28]

与王瑶不同，逯钦立把《读山海经》系于晋安帝义熙四年（408），龚斌系之于义熙三年（407）。袁行霈系之于义熙二年（406），理由是：“‘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之生活相近。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看来，显然是闲居躬耕时所作，而且生活尚有余裕。”^[29]逯、龚、袁三人的系年虽有差异，但基本接近，都认为是陶渊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不久后作。《读山海经》其一整首诗洋溢着读书的乐趣，诗人心情怡然自得，说明当时生活较为充裕，这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非常接近。陶渊明晚年生活状况恶化，很多时候无酒可饮，甚至乞食度日，《读山海经》不应写于晚年。

《蜡日》诗文本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梅柳夹门植”，二是“章山有奇歌”。

1.“梅柳夹门植”一句，是陶集中唯一一处提及“梅”的。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之前，汉、魏诗歌中基本不见有用“梅”者，即便两晋，除《子夜歌》《西洲曲》等民歌外，文人诗作中也很少使用“梅”意象。到了刘宋，鲍照诗较多使用“梅”，有名作《梅花落》，但整体上看，写梅的诗篇在宋、齐时数量仍不多。直到萧梁时，“梅”作为典型的文学意象，才广泛进入时人创作当中。而“梅柳”作为一词连用，是唐以后才出现的情况。

假如《蜡日》确为陶诗，根据“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可知陶渊明居所的门前，左右两边栽种有梅和柳。按照逯钦立等人的意见，《读山海经》写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后不久，再结合王瑶认为的《蜡日》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它们描写的居住环境应当一致。《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陶渊明居处的自然环境为：榆柳栽在屋后，桃李种在堂前，林木绕屋而植，而不是“梅柳夹门植”。由此可见，《蜡日》与《读山海经》《归园田居》《和郭主簿》并非作于一时，它们关于居住环境的描写，存在明显出入。

2.“章山有奇歌”一句，历来难解。^[30]明人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章山，一在建昌府城东北，一在临江。”^[31]逯钦立曰：“章山，鄣山，即石门山。《水经注》二十九‘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下入江南陵，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32]袁行霈先引《山海经·中山经》“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美石。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进而又说“末二句费解，姑存疑可也”。^[33]不管“章山”指“石门山”还是“鲜山”，以上学者均没有讲通“有奇歌”三字何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