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题增补”与“同类增补”

——《乐府诗集》歌辞编排方式

何江波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41002）

摘要：《乐府诗集》主要有两种歌辞编排方式，即“同题增补”和“同类增补”。“同题增补”是在一个曲题之内，以时间顺序编排乐辞、拟作；“同类增补”是在一类曲题之中，分乐辞、拟作两部分各自单独排列。《乐府诗集》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最为合适的方式编排歌辞，实现乐辞与拟作相得益彰的表现效果。

关键词：《乐府诗集》 编排方式 “同题增补” “同类增补”

作者简介：何江波，男，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乐府学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乐府诗集》收录的歌辞主要分两类：一为入乐歌辞，一为文人拟作。如何合理编排这两类歌辞，是《乐府诗集》成书的核心问题。《四库全书总目》称：“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诚乐府中第一善本。”^[1]王运熙先生认为《乐府诗集》“各曲调歌辞，先列原作与古辞，之后按作者时代先后列各家仿作，可以由此考见各曲调歌辞的渊源演变”^[2]。《四库全书总目》和王运熙先生都指出一种编排方式：每个曲题之内，依时间顺序编排入乐歌辞及文人拟作，即“同题增补”。但《乐府诗集》是否只有这一种编排方式？以时间为序的编排方式是否有特殊情况？古辞、乐辞、本辞之间关系又如何处理？将每类歌辞作为整体来看，是否有不同的编排方式？其实，涉及乐辞与拟作关系时，《乐府诗集》主要运用“同题增补”“同类增补”两种编排方式，在此基础上以时间先后编次。

一 同题增补

“同题增补”是《乐府诗集》歌辞编撰的基本形式，以时间顺序为主要标准，即在原有歌辞顺序基础上逐篇补充，可称之为AA⁺/BB⁺式。

（一）相和歌

“相和歌辞”编排方式为同题增补，如《度关山》有魏乐所奏、魏武帝所作，又有诸多拟作，作为同题作品附录于后。其具体形式如下：

由上表可知，“相和歌辞”以曲题为经，将同题、变题等拟作汇集起来，同时以时间为序，依次著录。这种编排方式清晰地呈现同题、变题作品创作主旨的承袭与演变，极大地便利后世创作及学者研究。

另有古辞与乐辞分离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古辞即为乐辞。但有些乐曲的古辞与乐辞并不统一，如《薤露》虽有古辞，但魏乐所奏乃曹操所作，古辞未注明演奏情况。如此则古辞居前，乐辞、拟作随后，仍以时间顺序为主。

又有乐辞与本辞同录者，则乐辞居前，本辞居后，如：

可见相和歌中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为乐辞居前，拟作居后；第二种为古辞居前，乐辞、拟作居后；第三种为乐辞居前，本辞居后。《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清商曲

“清商曲辞”中，“吴声歌”拟作较多，“西曲歌”部分乐曲有拟作，整体来看仍是“同题增补”编排方式。如：

除此之外，琴曲歌辞、近代曲辞等均为“同题增补”编排方式，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总体来看，“相和歌辞”基本涵盖了“同题增补”编排方式的不同情况，由众多例证可知，“同题增补”以补充为主，基本保持原有的乐辞结构顺序。

二 同类增补

“同类增补”是一种特殊的编排形式，其主要考虑为保存文献原始性，在原有歌辞之后整体补充，可称之为AB/A⁺B⁺式。

《乐府诗集》采用“同类增补”编排方式时，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乐辞前标明乐类，拟作前亦标明乐类，以作区别。如“汉铙歌”乐辞结束后，又有“汉铙歌”，高出拟作题名一格，其余“同类增补”歌辞均同此例。稍有特殊者，“齐隋王鼓吹”，拟作前为“齐鼓吹”，当为简称。

（一）汉铙歌

《乐府诗集》所收“汉铙歌”共两部分：一为“古辞”，一为“拟作”。其编排方式为：十八首“古辞”居前，后世拟作以题名为序，附录于后。拟作共收录《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斑》《临高台》《远期》等十二曲及《玄云》《黄雀行》《钓竿》三曲。

由上表可知，《乐府诗集》集中收录“汉铙歌”古辞，保持古辞整体性，然后逐篇收录后世拟作，并收录《玄云》《黄雀行》《钓竿》等拟作，附录于后。其编排方式明显为AB/A⁺B⁺式。

（二）齐随王鼓吹曲

“齐随王鼓吹曲”解题曰：“齐永明八年，谢朓奉镇西随王教于荆州道中作：一曰《元会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钧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猎曲》，七曰《从戎曲》，八曰《送远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钧天》已上三曲颂帝功，《校猎》已上三曲颂藩德。”^[3]由解题可知，谢朓所作共十曲，《乐府诗集》作为整体收录，在歌辞之后收录李白等人拟作。其编排方式亦为AB/A⁺B⁺式。

（三）梁鼓角横吹曲

《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台》《胡遵》《利丘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驱乐》《紫骝马》《折杨柳》《幽州马客吟》《慕容家自鲁企由谷》《陇头》《魏高阳王乐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4]所有乐辞居前，拟作单独附录于后。

《乐府诗集》收录二十一首乐曲，即“梁鼓角横吹曲”（表中1—9）、“胡吹旧曲”（表中11、13、15）、“又有”（表中10、12、14、16—21），拟作部分收录未见乐辞之《雍台》，《白鼻騧（）》出于《高阳乐人》，《古今乐录》曰：“《高阳乐人歌》，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騧》，盖出于此。”^[5]同时将北歌《木兰诗》作为同类一并收录。

（四）《江南弄》《上云乐》

1.江南弄

《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又沈约作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亦谓之《江南弄》云。”^[6]

2.《上云乐》

《古今乐录》曰：“《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一曰《凤台曲》，二曰《桐柏曲》，三曰《方丈曲》，四曰《方诸曲》，五曰《玉龟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7]

虽然《乐府诗集》解题曰：“《上云乐》又有老胡文康辞，周舍作，或云范云。”^[8]但在体例上有“上云乐”三字高于曲题一格，作为分隔符将乐辞与拟作分开。所以周舍所作《上云乐》亦属拟作部分。其余均按乐辞顺序逐次排列。

（五）梁雅歌

“梁雅歌”仅有李白一首拟作，仍然遵循“同类增补”编排方式。

（六）拂舞

“拂舞”乐辞部分收录晋、齐、梁歌辞，拟作部分冠以“拂舞歌”，高出题名一格。

（七）白纻舞

“白纻舞”体例与“拂舞”相同，乐辞收录晋、宋、齐歌辞，拟作前冠以“白纻舞辞”，高出题名一格。

（八）套曲

以“四时”命名的乐曲，如《子夜四时歌》《四时白纻曲》，因其套曲性质，适合整体收录、整体补充，故采用“同类增补”编排方式。

由以上各类乐曲实际情况可知，“同类增补”与“同题增补”明显不同。“同题增补”是在一个曲题之内，以时间顺序编排乐辞、拟作；而“同类增补”是在一类曲题之中，分乐辞、拟作两部分各自单独排列，拟作顺序与乐辞顺序保持一致。“同类增补”具有“层累型”特征，乐辞与拟作之间具有明显的界限。

结语

“同题增补”和“同类增补”是《乐府诗集》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最合适的方式编排歌辞，实现乐辞与拟作相得益彰的表现效果。“同题增补”的突出特点是一首乐曲的线性变化，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呈现拟作的承袭与演变；“同类增补”的显著特征是尽可能保存文献原始性，如“梁鼓角横吹曲”部分，三部分乐辞拼合而成，虽然有同名之作（《紫骝马》《地驱乐》），但仍两存之，而非合并。这表明《古今乐录》中即如此，幸因“同类增补”得以保留。两种编排方式并用，说明《乐府诗集》在编撰过程中对所见文献有所甄别和取舍，尽可能体现各自的特点。

[1]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中华书局，1965，第1696页。

[2] 王运熙：《郭茂倩与〈乐府诗集〉》，《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27页。

[3]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79，第293页。

[4]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2页。

[5]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第362页。

[6]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十，第726页。

[7]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十一，第744页。

[8]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十一，第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