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1942年，胡适作为驻美特使以及驻美大使在美国，不懈地向美国国民陈诉中国彻底抗战的决心，最后终于等来了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由日军挑起的“柳条湖事件”的当时，胡适并没主张抗战，却主张了议和。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变化的核心问题。那么，为何他当初不是主张抗战而是主张议和的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改为主张抗战了呢？关于胡适从议和转向抗战的变化问题，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先行研究了。其中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指出“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余英时举了两点根据。

其一，是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写给朋友王世杰（当时的教育部长）的长信。即“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紧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等。胡适希望王世杰将此信转告蒋介石等政府要人。

其二，是胡适1935年7月12日的日记。日记中他写道：

到苏俄大使馆，会见大使鲍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Дмитри Васильевич），同饭畅谈。他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余英时根据日记上写的胡适“承认他的话不错”，指出：这就表示他已经深切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和平终不可得”。因此，余英时作出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不能根据后来的档，甚至胡适自己的话，断定他在抗战之前的六年中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后（即‘八一三’之后）才转变到‘和比战难’的观点。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本稿以余英时所提出的这两个证据为中心，同时通过检证胡适此则日记的前后，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试着厘清他的主张变化过程。为了阐明这一点，所用的基本资料应该是《日记》以及《日记》中所附信件，但先行研究中，除了余英时以外，这些资料都没被引用，所以在本书中，笔者将以《胡适日记》为基础资料进行探究。

一、胡适之主和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贯主张通过外交与日本谈判，主张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悬案。希望在与日本谈判期间，中国全力致力于军事设备的近代化，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阴谋。

胡适的朋友翁文灏

但是，对于胡适的对日主和的态度，在自1951年的胡适批判运动中，在强烈批判他的亲美思想和行动的同时，也批判了他在抗日战争时，逃避与日本作战，提倡“和平论”的主张。那为什么胡适会有如此引起公愤的主张呢？此原因在于，除了他早年就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军事的力量远不能与日本对抗。

余英时说：“胡适之所以有此根深蒂固的忧惧与1933年和蒋介石的一次对话有很大的关系。”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去保定处理军务。胡适与翁文灏、丁文江一起去访问了蒋介石。胡适在1933年3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点见蒋介石，谈了两点钟。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中略）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我又问：三个月后能打吗？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余英时认为，与蒋介石的这次会谈对胡适的影响很大。因为蒋介石是全国的军事统帅，他已经判断中国还不能和日本打“近代式的战争”，那谋国者就不能将国家的命运轻易地孤注一掷。所以这就加深了胡适避战而谋和的意识。

二、友人书信之往还

笔者通过胡适给朋友王世杰及罗隆基的信，试图探明一点，即胡适在1935年6月到7月间，他的主张是否从议和转变到了抗战？

首先，看看胡适和王世杰之间往来的信件。

胡适在1935年6月连续给王世杰寄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在6月17日写的。因为胡适未曾复写此信，所以没有原文，但是关于这封信的内容，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有提到。在该信中，他写道：

我共写了三函与雪艇（笔者按，即王世杰，字雪艇），第一函因为赶快车，未曾留稿。大意为“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的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

我举一例为伪国（笔者按，指傀儡满洲国，下同）的承认：我提出的代价有三：一为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为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为日本自动的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种种条件，如平、津、沽、榆一带的驻兵，及铁路线上我国驻兵的限制等等。人或笑此三条件为绝不可得，我不信此说，至少这是我们应有的讨价。如中东路岂不是已在日本手中了，又何必出价收买，更何必与苏联谈判至两年之久？谈判至两年之久，即是苏联外交的大胜利了。

同人或谓伪国的承认在今日已不值钱。此亦大错。何不看看中东路的交涉？中东路的让与，与伪国的承认，其重轻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伪国之承认关系全世界五十个国家的公议，岂无出大代价的价值？日本人也许宣传他们不重视此举，此是狐狸攀不着葡萄，只好摇头说葡萄是酸的，他本来不想吃！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后略）

在这封信中，胡适对抗日战争问题主张“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提出了“原则为求的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的解决方案。可知胡适是以通过与日本进行公开交涉谈判来换取和平为第一要事。这个方策，本书按照胡适的说法，称其为“有代价的让步”策。

胡适给王世杰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6月20日。在信中他写道：

我所以有公开解决悬案之说，正虑此次敌人必有如矶谷所公然发表的“伪国承认”一类的要求，尤虑我方在枪尖下步步退让竟连这一类的要求也不明不白的让步了，而自己一无所得……我曾有长函与兄等，略述鄙见，认定此回的事全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我以为，与其这样糊涂送礼，不如公开的交涉一切悬案，尚可以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此时尚有可争的机会，若再待华北全去，则伪国承认的问题将不成问题，而变为华北伪国的承认问题了。（中略）

故我深思远虑，此时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

1．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2．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我们必须先做意大利，而后做比利时。我们第一个做比利时的机会已完全过去了。此时虽欲先做比利时，势有所不能。现在敌人逼我做意大利，做三角同盟中的意大利，我们只能将计就计，努力利用这个做意大利的机会预备将来做比利时。此时若不能做意大利，则敌人必不许我做比利时。此是极重大的一个观点，千万请吾兄慎重考虑。如荷同意，或如蒙认为有一顾之价值，千万请设法使蒋先生知道此意。（后略）

适之 二十四，六，二十

从这封信的第一段可知，胡适主张“公开解决悬案”。在信的后半部，他主张说：首先我们要成为三角同盟的意大利，将来，我们要像比利时一样作抗战的准备。

对6月17日和6月20日的这两封信，王世杰作了如下的回信：

适之兄：

两次手书均诵悉。兄所示论自皆出自苦心孤诣。然杰再四思考，默审实际情势，终觉未妥。（中略）

故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本亦决不因伪国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则我国政府，一经微示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中略）至于第二函所言当做三角同盟中之意大利一节，则兄所比拟亦颇与事实不合。日人之倡同盟协定者，其内容即与日满协定同；军事、内政将无不受其控制。（中略）我焉得有做意大利之可能，焉得有“十年喘气”的可能！（中略）

故从种种方面考虑，弟意不外两点：一则交涉应公开；一则应切切实实的准备做比利时。（后略）

弟雪六月二十八日

上述王世杰的回信，胡适附在1935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胡适因没有收到给王世杰的前两封信的回信，所以就在1935年6月27日给王世杰寄了第三封信。此第三封信，胡适关于解决中日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内容如下：

雪艇兄：

前上两函，都未蒙赐覆。今天写此函，是要从别一方面着想：——从反面设想——另画一个国策。

前函已说过，今日为国家画策，必须假定①在眼前日本的独霸东亚是无法能制裁的，②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

今画第二策，仍假定此二事。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

今日我们决不能梦想坐待别国先发难。最容易发难者为俄国，但苏联是有组织的，有准备的，所以最能忍耐，最能弯弓不发。其余为英美，他们更不愿先发难，这是很明显的。此外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日本先发难，一是中国先发难。

日本早已发难了，因为我国不抵抗，故日本虽发难了四五次，而至今不曾引起国际大波澜。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的决心不可。

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我们必须准备：①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②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③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凡此三大项，当然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牺牲，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敌人的大动员与财政上的开始崩溃。

在这个混战的状态之下，只要我们能不顾一切的作战，只要我们在中央财政总崩溃之下还能苦战——我们可以在二三年之中希望得到几种结果：①使日本军队征发到多数人民感觉战祸的实在，②使日本军费加重到人民感觉财政的危机，③使满洲的日本军队西调或南调，使苏俄感觉到有机会可乘，④使世界人士对于中国表同情，⑤使英美感觉到威胁，使香港菲律宾感觉到迫切的威胁，使英美不能不调兵舰保护边远东的侨民与利益，使太平洋海战的机会更迫近。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我曾说过，日本武士自杀的方法是“切腹”，但武士切腹时必须请他的最好朋友从背后斫其头，名曰“介错”。日本固然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可惜中国还不配做他们的“介错”。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

苏俄共产革命推翻政府之后，印脱离协约国，而与德国单独讲和，订立Brest－Litovsk（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二，几乎把大彼得以来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苏俄终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战。在那四次白俄大乱之中，最吃紧之时，中央政府所能统辖的土地不过七省而已！人民之穷苦固不用说，中央政府有时拿不出一块金卢布。苏俄三年多的苦战最可以做我们今日的榜样。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苦痛。

当前的问题是：我们的领袖人物有此决心否？有此准备否？有此计画否？

公等为国家谋虑，不甘屈辱，固是可敬佩。但不甘屈辱必须有不屈辱的决心与筹画。公等如不甘仅仅做误国的“清流党”，必须详细计画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又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必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廿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本作苦战的计画。他的全副精神用在“剿匪”上，这是我们知道，又能原谅的。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预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

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

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恐怕在今日要双管齐下，一面谋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气，使我们把国内的武装割据完全解决了；一面作有计画的布置，准备作那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

此信不是取消前二函，只是补充前二函所不曾说出的部分。吾兄倘认为有一顾的价值，请平心考虑此三函，暂时摆脱一切事务，为国家做一个全盘的计算，然后为当局恳切进言，打破那“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迷梦！

胡适 廿四，六，廿七夜

在这封信里，胡适已经预想到了列强参与的世界大战或者太平洋战争将会爆发之事。并且这个前提是：中国要有单独的，要作“绝大牺牲”作战的觉悟。（以下称此策为“日本切腹，中国介错”策。）

在这封信中，胡适专门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指出通过长期抗战，才能有促使英、美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从以上言词，很多人推测此时胡适开始变成了主张抗战。对于胡适的这封信，王世杰的回信如下：

（前略）另一派人则认为除大妥协外无办法，近乃活动甚力。前途动向自仍视蒋先生决心如何？兄等观察较能冷静而深刻；假使兄第三函所言有实现可能，则政治组织、财政、外交、军事等等各当如何，盼酌示。（后略）

名“洋”（王雪艇）七月十一日

根据王世杰的回信内容，可知王世杰很明显不是妥协派，他对胡适的第二策“日本切腹，中国介错”很感兴趣。的确，胡适给他的第三封信，似乎在主张着抗战。王世杰认为胡适在主张抗战也不难想象。可是，他错解了胡适的本意。胡适的本意到底在“有代价的让步”策上呢，还是在“日本切腹，中国介错”策上呢？以下试图通过他给罗隆基的信件来进一步解读。

1935年7月26日，胡适给罗隆基写了信，信中说明了他真正想要跟王世杰说的意思。具体内容如下：

（前略）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

我的第二方案（第三函）是从反面着想，另定苦战四年的计划。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如列宁对德讲和，割地了，又赔款了，终于免不了三年多的苦战。此是眼前史实，不可不记得。况且我们必须有作长期苦战的决心，方能希望得着有代价的交涉。必须使人感觉我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有计划的，然后人家肯出代价。若一切无条件的让与，则人家当然不愿出代价，也不用出代价了。故第二方案是终不免的一个步骤。

雪艇诸人只赞成我的第三函；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如苏俄在这三四年中，天天用外交作掩护，实行其备战的工作。此是最可借鉴的政治手腕，我们不可不深思。

雪艇诸人赞成我的“公开交涉”，而抹去我的“解决一切悬案”的一句，他们尤不愿谈及伪国的承认问题。他们不曾把我的原电及原函转呈蒋先生，其实这是他们的过虑。他们不愿我为主张妥协者张目，其实我的第一方案亦不是妥协论，乃是有代价的公开交涉，与妥协论者根本上大异也。

此函补说未留稿的第一函大意，也请你带给蒋先生一看。（后略）

适之 廿四，七，廿六

在这封信里，很清楚地说明胡适在主张着“有代价的交涉”（“有代价的让步”策），另一方面，也主张着必须要有抗战的觉悟。但是胡适没有主张马上抗战，目前还是要公开交涉，以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为第一，如果得不到这一个喘气的时间的话，以这个假定为前提，从反面设想了主张必须要做抗战的准备。他在结束了与王世杰往来的这三封信以后，还依然在主和。例如，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特别强调：“雪艇诸人只赞成我的第三函；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这就是他还在主和的证据。又比如像他在信中所说的一样：“雪艇诸人赞成我的‘公开交涉’，而抹去我的‘解决一切悬案’的一句。”因为胡适觉得他们（雪艇诸人）错解了自己的本意（即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才是最重要的，尽可能以议和为优先的这样的本意），所以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还特别强调着这一点。

三、与苏联大使的会谈

胡适在1935年7月12日的日记中，的确写了他也赞同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意见。余英时说胡适“已深切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和平终不可得’”了。不过，笔者在此要提一个略为不同的看法。首先看一下他当天的日记如下：

到苏俄大使馆，会见大使鲍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Дмитри Васильевич），同饭畅谈。他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10年或20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如果仔细来分析此则日记的话，引言的部分，可以推测是鲍格莫洛夫大使叙述的部分。胡适在这个日记的最后，只写了一句“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以此亮出自己的观点。可以推测胡适对鲍格莫洛夫大使的全部言词表示同意，所以胡适说的“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绝不是只对“但和平终不可得耳”这一点表示同意。可以说，胡适同意鲍格莫洛夫大使的言词中也包括了“应该与日本妥协”这一点。因为胡适并没有扔掉议和主张而转变为抗战。为什么呢？因为鲍格莫洛夫大使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此话意思是：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的话，那么让步也可以考虑的。这样的想法，正好与胡适的“有代价的让步”策非常相近，也与他的议和主张基本路线一致。因为俄罗斯大使表示了与自己同样的见解，所以胡适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在1935年7月末的时候，胡适依然还在主张议和，这个看法应该是没有错的。有关这一点试着从其他的资料来分析一下。

四、主和之日记

胡适坚持议和意见，从1935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也可证实。这一天的日记如下：

中午博生请吃饭，听陈公侠（仪）与李择一谈，似乎现在蒋介石做了行政院长，决心要与日本政府作最后一次（？）的亲善交涉的尝试。陈仪大概要去日本一行，也许是大使？

公侠是一个好人，他认定中国不能与日本作战，故决心要讲和。他的精神也可佩服。

由这则日记可知，胡适对有与日本讲和决心的陈仪的精神感到佩服。由此可见，此时胡适依然还是以和平为主的思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如此状态下，胡适等议和派还觉得应该避开对日本作战，还打算着与日本交涉。胡适1937年8月6日的日记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①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②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③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①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②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由以上日记可以看出，胡适在1937年8月6日还在考虑与日本和平交涉。这个见解，其实也代表了当时主和派的基本主张。由此可以认为，胡适开始考虑主战的时期，至少在1937年8月6日以后。

五、主战之日记

蒋介石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决定全面抗战。从此以后，胡适的主张也由和平交涉转变成了抗战。在1937年9月8日的日记中，胡适明确地陈述了抗战的观点。当天的日记转录如下：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在此则日记中，胡适强调自己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没有错，由此话也可明白他在8月初还在主张议和。而且，他看到了第二次“上海事变”中的中国军队的奋勇作战的情景，于是，胡适承认自己以为中国还没有力量与日本抗战的想法是过虑的了。由此可以认为，此时，胡适已经由主和转变成了主战。

小 结

纵观以上的日记，可以认为，对胡适来说，要从议和转向抗战的主张变更，需要相应的准备。笔者认为胡适得到的这个确信是：经过了在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当然，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也提高了，而且当时，也是日本的近卫内阁已明确表明了撤回抗日战争不扩大方针，表明正式侵略中国的时期，所以也有使胡适不得不站在主战立场的外在的时代背景。

也有研究者以胡适在1935年6月27日提出要作“绝大牺牲”的觉悟抗战策略的信件为根据，认为胡适在1935年6月27日当时就已主张抗战。不过，在这封信的开头他写道：“前上两函，都未蒙赐覆。今天写此函，是要从别一方面着想：——从反面设想——另画一个国策。”由此也可知道，胡适给王世杰写了两封信（主张议和内容），但都没有收到王的回信，胡适以为自己的主和内容被否定了，所以他认为有必要考虑另外的方案，不是议和的方案，即如何促使世界大战发生的从反面设想的方案。这个设想，不管从在信件中所占的比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设想的具体内容来看，都令人以为胡适真的已经在主张抗战了。但是，他在信件的结束部分说：“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出的抗战设想完全是他站在“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的假设上的。当然，他的根本旨意应是“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由此可知，胡适在这个时候依然在主张着议和。

这1935年6月27日的信之要旨，与其说在主张抗战，还不如说在于他指出了主战派还没有抗战“决心”（觉悟）。胡适经过仔细的考虑，明确地认为“若要作战”，必须有“混战，苦战，失地，毁灭”的“决心”（觉悟），批评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没有觉悟的首脑机关还抱着“‘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根本就是不对的。其实，最重要的是，通过写这封信，使胡适自己也更明确了“决心”（觉悟）的重要性。即，他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说“根本错误心理”一样，要使“和”成功也需要有“战”的决心，可以说胡适此时已经确立了“和主战从”的想法。而同时，如果光从“战”的决心来看，确实正如余英时所说的，“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可以说，胡适在这个时期，一边主张议和，一边也开始有了对“战”的决心。但是，正像给罗隆基的信中所强调的“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只是第一方案（公开交涉，争取喘气的时间）的后盾”一样，可知胡适在1935年7月中，依然在主张议和没有变。

简单地归纳一下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主张变化如下：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柳条湖事件”开始，到1937年8月6日，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胡适的基本路线是主张议和。但是，中间1935年6—7月萌发了抗战的决心。至1937年8月13日，看到上海“八一三”（即第二次“上海事变”）的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勇敢抵抗日军的情景，毅然扔掉了议和，主张抗战，进而变为彻底地全面地支持对日抗战。

1. 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五出使美国（1937—1946）》，《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出版社，2004年，第51—52页。
2. 引号为笔者所加。
3. 是主张跟日本议和的意思，以下略称“主和”。
4. 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东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第16页。
5. 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68页。
6. 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7. 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8. 罗隆基（1896—1965），作为评论家、政治学者，杂志《新月》主编，与胡适同属“新月派”，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因批评国民政府而被除名。1953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后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批判。
9.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1—532页。
10. 矶谷廉介（1886—1967），日本陆军军人。结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7期。自认为“中国通”，曾任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等，1936年3月23日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11. 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12. 胡适著，曹伯言语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4—506页。
13.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9—512页。
14. 关于蒋介石的对日战争态度而言。
15.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2—534页。
16. 指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17. 佐藤一树：《日中开战后における胡适の和平工作活动に关する考察》，《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4年1月，第21页。
18. 胡适口述，唐德刚注释：《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