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情爱美学的共有经验}

在1913年的一辆从萨拉托夫至莫斯科的火车上，马雅科夫斯基为了表达自己的深情，对他身边的女伴说：“我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这句话后来成为马雅科夫斯基一首长诗的标题。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人类处于情爱状态时的共有经验：柔软、轻盈、飘浮、蓬松。

云，聚散不定，高高在上，难以把握。但它是柔软的，正如每一个爱着的人都有一颗柔软的心。“我”爱“你”，“我”才会因“你”而柔软。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语音，闻到“你”的气味，整个人便变得飘忽而轻盈。纵观世界，无论种族与肤色，所有有关神的描绘皆具有诸如此类的元素：云朵、天空、飞行以及站立在云朵之上的神。这告知我们，所谓神，便是永久地处于情爱状况之中的人。

泰戈尔在一首诗里如此安放他的情爱对象：“呵，回来！让我审视，把你摄入眼底，用花绳系紧，牵入心房。从此朝朝暮暮，你安卧在我柔软的情爱之床。”聪颖的读者马上会发觉，这几句诗中，心房便是泰戈尔柔软的情爱之床。爱的柔软是心的柔软。柔软是一种温馨的情感经验，轻盈是它的同谋，坚硬是它的反义词。爱赋予人以神性，并将人神性化。艺术品在观看者那里能否引起共鸣，根本在于：这艺术品是否道出了人类共有的基本经验，是否潜藏着一颗深沉而柔软的心。

一位画家有没有爱心，可以在他的画作中看到。安格尔深爱那悬壶而倾倒的女人，于是画面中的女体从脸蛋到四肢皆闪烁着阳光照射过云层的轻柔光亮。在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中，他的妻子加拉频频以女神的姿态出现，尤其是《波特黎加特圣母像》，达利表现得更为直接，他把加拉描绘为一位怀抱圣子的圣母。达利的画作再次告诉我们：爱一个人，便是将对方神性化的过程。颇多人喜欢达利的名作《永恒的记忆》，却无人能道出这幅画在公众间唤起共鸣的真正原因。这幅画中，三个软绵绵、黏嗒嗒、流体状的钟表，分别悬挂在赤裸的树枝、摆放在宽敞的平台上、佩戴在横躺在大地上的女性的头颅上。这流体状的时间，是达利的时间、情欲的时间、柔软的时间、神一样的时间，更是人类情爱经验中共有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是永恒的时间。我们只要稍稍留意，便会发觉，这幅诞生于1931年的作品，是达利与加拉相遇两年之后的作品。这个时候，是他们情爱的蜜月期，是艺术家达利的情爱柔软期。达利所画的流体状的时间，表现的是蜜一样的时间，更是情爱中妙不可言的柔软时间。

一位作家有没有爱心，可以在他的文字里看到。一个爱心丰溢的人，即使是批评，亦不会过于严峻。譬如罗兰·巴特的批评文本，便是爱心丰溢的文本。这些文本，有着喃喃耳语式的真理，更有着令读者怦然心动的柔情。罗兰·巴特拥有一颗纤细而柔软的情爱之心。暴戾的文字，基本上是爱缺乏者所书写的文字。暴戾有一种非人的钢筋水泥般的坚硬品质。暴戾以柔软为耻，并摧毁柔软。因没有柔软之心，文字便呈现出屠刀般伤害一切的暴力。卡尔维诺一直强调文字的轻盈。轻盈，是柔软的另一面。“我”柔软，所以“我”轻盈。轻盈更是沉重的反义词。一些文字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对自身的确信，譬如《圣经》，譬如但丁，譬如尼采。怀疑主义者的文字，大多是天使般轻盈的文字。但文字如何轻盈，怎样轻盈，不仅仅是对话语之石的试炼，更与作者的文学修养、个人气度、是否拥有一个开放而丰溢的灵魂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爱，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暴戾。画作的暴戾：波普艺术家在不停地重复自己的那张男性面孔。话语的暴戾：作家的语言中充满不容置疑的对自我的确信。这些人有过爱吗？有过柔软的情爱经验吗？如果说他们有，他们也多半爱的是他们自己（不停地重复自己的面孔与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话语是自恋的同一表现）。在指斥公众庸俗的同时，艺术家需要反思的是自身是否给过公众引发共同经验的空间。画家以可见的形象之美引起公众潜意识的共鸣，作家依靠的则是语言。作家之中的作家则是诗人。诗人是话语的使徒。诗人是依靠语言来言说不可言说之物、不可言说之事、不可言说之经验的人。

与“穿裤子的云”轻盈、蓬松、飘浮的情爱状态相反，父母死于集中营的犹太诗人策兰，苦难的过量使得他对高浮于空、太过柔软温馨的情爱似乎不敢多有期望。即若如此，他亦祈求爱人以洁白之雪的柔软来款待：

你可以充满信心地

用雪来款待我：

每当我与桑树并肩

缓缓穿过夏季，

它最嫩的叶片

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