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恋与自杀}

人类有潜在的表演欲，就连爱情亦不例外。很多时候爱情的姿态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求爱者在大街上单膝跪地，被求者感动不已。被求者感动什么呢？感动自己到达了古典剧场的中心，做了回主角，吸引了众多的视线。四周是黑压压的观众，在见证、同谋、赞美着这份爱情，于是被爱者与爱者的表演欲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如若说求爱是喜剧的场所，那么失恋便是悲剧的所在。“我”失恋了，“我”瘦了好多。“我”面容憔悴，不苟言笑。“我”成了悲剧中的一个角色，对着舞台表演着悲痛。这是“我”应有的表现，因为所有的爱情小说、文艺片都是如此描述的。“我”戴着悲伤的面具前行，告诉世人，请世人怜悯“我”。同时，“我”依靠这些悲痛形成控诉之文本，控诉着被爱者的罪行：看哪，“你”，就是“你”，将“我”害成了这个样子！

失恋者一般在一系列自我悲伤的符码下，寻求控诉与解脱。倘若失恋者找不到适当的舞台来博取被爱者或观众的怜悯，便会导致疯癫，甚至是自杀。失恋者的自杀方式大抵分以下三种：事先张扬的自杀；偶然情景唤起的自杀；因了对爱的绝望，而有步骤地选择了自我毁灭。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爱者，他对被爱者以及周遭的人声称，“我”要为被爱者去死。这是一种提前的死亡控诉，它指控被爱者是个潜在的犯罪分子，是“你”在谋害“我”，“我”的肉体与灵魂将会因“你”而消失。这是一种事先张扬的自杀。这种自杀行为是情爱学中的恐怖滑稽剧。它的恐怖性在于爱者在以死相挟。死亡宣言在此幻化为一把利剑，刺向被爱者的心口。它的滑稽性在于，爱是双方的事情，如若被爱者根本就不爱爱者，爱者的死亡控诉便等于强加于被爱者的罪行。可很多事先张扬的自杀者根本无法意识到该情景的滑稽本质。正如苏联时期的一则行为艺术般的广告—为了推销可可，万·古坚商行居然请死囚犯临死前高喊一声：请喝万·古坚的可可茶（自杀者：请爱我，我要死了）。

2011年年底在网络上传播得沸沸扬扬的杭州弃妇自杀事件，因死亡、展览遗书、原地复活三部曲，完全成了一部荒诞剧。义愤填膺的网民站在道德高位上暴跳如雷地指斥出轨的男子与魅惑人的狐狸精，给自杀者洒以同情的泪水。谁知没两日，自杀者原地复活，并跑至电视台现身说法地做情感节目。这是一个标准的双重讹诈案例。该案例中，事先张扬的自杀者先以“我死给你看”讹诈一个已经不爱她的人，而后假死并公布煽情的遗书来讹诈嗜好在别人的私生活中充当道德裁判的公众。在我看来，这种事先张扬的自杀者，具有极端强烈的表演性人格，他（她）常常有将自己置于舞台中心的欲望，他们强烈地渴望公众与爱人的目光围绕着他们旋转，他们的自我人格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之上。别人的视线，是他们的空虚精神的食粮。

《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安排在爱与世俗中挣扎的安娜最终选择卧轨自杀。在我看来，安娜的自杀当属偶然情景唤起的自杀。出来寻渥伦斯基的安娜行走在火车站，“突然间回忆起她和渥伦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这个闪回镜头是死亡的召唤，它使得安娜在刹那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死亡是她唯一的解脱和选择。“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这个时候的安娜是快乐的，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说：“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这句“我要惩罚他”，是爱里颇为严厉的控诉，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你是有罪的。我将以死亡的方式占有你，渥伦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