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先唐文学研究 - 第一章先秦岭南文学

第一章先秦岭南文学

南岭是中国南部最大的山脉和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它西起云南的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南岭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南岭山地雨量丰沛，有不少著名江河发源于此。北坡除了潇、湘两江，还有资水上源夫夷水、湘江支流舂陵水和耒水，以及与贡水合成赣江的章水。南坡的河流更多，发源了桂江、贺江、武水、浈江，等等。“五岭逶迤腾细浪”，南岭的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尤以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个山岭最为著名，故又称五岭。岭南指的是南岭以南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以及海南全境，也包括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岭南也包括曾经属于中国皇朝统治的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岭南是中国一个特定的环境区域，这些地区不仅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广西位于全国地势第二台阶中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地处两广丘陵西部，南临北部湾海面。整个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山岭连绵、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呈盆地状，有“广西盆地”之称。广西周边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接壤。东南与广东省省界长约931公里，东北与湖南省省界长约970公里，北面与贵州省省界长约1177公里，西面与云南省省界长约632公里。西南与越南边界线长约1020公里。大陆海岸线长约1959公里。东西最大跨距约771公里，南北最大跨距（南至斜阳岛）约634公里。

广东是中国大陆南端沿海的一个省份，位于南岭以南，南海之滨，与香港、澳门、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接壤，与海南隔海相望。广东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风格。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就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商周时期，广东先民便与中原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闽、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公元前222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象郡辖今广西西部和越南的中北部，今天的广东省绝大部分属于南海郡。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说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骆越与西瓯构成了今天壮族的主要两个支系，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尤其是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骆越人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从远古以来，就有十分丰富的文学活动。春秋时期，有越人为楚国鄂君子皙拥楫而歌；著名的左江崖壁画，证明自古以来广西人民就能歌善舞。正是由于广西先民对歌舞的钟爱，才出现了后来名闻天下的有关刘三姐的传说与山歌。“骆越”、“西瓯”、“苍梧”分别是岭南百越族的一支，百越文化是岭南文学的文化母体，“楚奏越吟”，古代岭南文学在令人魂牵梦绕的越吟声中揭开了帷幕。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古代岭南是一个独具特色、自成体系而又相对封闭的地区。这一地区北有南岭山脉，成为与中原地区交通的天然屏障；西北有云贵高原，阻隔了通往云贵川的道路；东南濒临浩瀚的南海，对外陆路至此而断绝。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交通工具极其简陋的状况下，岭南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交往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降及周代，岭南与中原联系更加紧密，西周的青铜器文化大规模地传入岭南地区。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影响了岭南文学未来走向。春秋以后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楚国应该是主要的媒介。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深受楚文化影响，楚文化成为岭南文学与中原文学的重要纽带。从出土文物来看，岭南少数民族也曾有文字的萌芽，但在岭南少数民族文字成熟之前，中原政权通过军事手段将汉字输入岭南，土著文字的发展至秦代戛然而止。虽然有证据显示，先秦时期汉字既已传入岭南，但尚没能成为当地广泛运用的交流工具，自然也不会产生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因此，和中原上古文学一样，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学主要有神话和诗歌。

第一节先秦岭南文学的母体——百越文化

在岭南这片红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普查组在桂林南郊独山甑皮岩发现了一处内涵比较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经发掘和年代测定，证明大约从距今12000年前甑皮岩就开始有人居住。此外，在市内叠彩区的宝积岩、西郊甲山乡唐家村的轿子岩、南郊雁山区李家塘村的庙岩、临桂县二塘乡太平村的大岩，也都发现了原始人类活动的遗迹。1980年在柳州市鲤鱼嘴遗址发现6座屈肢葬，1986至1988年在高要县（今肇庆市鼎湖区）广利镇蚬壳洲遗址发现24座屈肢葬和蹲踞葬，广西南部邕江和左江沿岸地区，如横县西津和秋江、邕宁县伶俐镇长塘、南宁市青山、武鸣县岜勋、扶绥县江西岸和昌平乡敢造、崇左市和平镇冲塘等地也发现了大量蹲踞葬和屈肢葬。

春秋时，北方人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许多部落统称为“百越”。“百越”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说：“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皆粤分地。”颜师古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百粤即百越。从地域上说，现在的云南西部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这样一个弧形地带都是百越集团的居住地。北起长江流域，南至红河三角洲，东至滨海，西到四川，到处都有越人居住，统称之为“百越”。“各有种姓”，说明百越集团虽然部落众多，但由于地域广阔，他们各自为政，从来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越族的分布很广。因为居住的地域不同，所以他们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居住在浙江省一带的称东瓯越；居住在福建省境内的叫闽越；居住在广东省一带的叫南越；居住在西江流域一带的叫西瓯越；居住在四川、贵州一带的叫夷越；居住在红河下游一带的叫雒越。关于雒越人，《水经注》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缓。后蜀王子将兵3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雒越之雒，其来历似与“山麓”、“雒田”有关。《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张守节《正义》云：“岭南之人，多处山陆。”陆即今之山麓。“陆梁”为古越语“雒佬”之转音，岭南越人自称。岭南多丘陵，其间谷地称山麓。岭南人多处于山麓间，垦食山麓之田，故谓之雒人。“雒”或作“骆”，《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骆越又称瓯骆。瓯，据刘师培《古代南方建国考》云：“瓯以区声，区为崎岖藏匿之所。从区之字，均有曲义，故凡山林险阻之地，均谓之瓯。南方多林木，故古人谓之区，因名其人为瓯入。”先秦广西的一些原始居民被称为“骆越”，属于百越民族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是越人在东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虽然它曾称霸于中原，但仅仅是百越中的于越所建立的国家，并没有统一整个百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勾践立，是为越王。”《吴越春秋》也有记载：“少康……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始受封。”这些记载讲述了越国的由来：越王勾践祖先是夏禹王六世孙少康的庶子无余。夏禹王东巡，死于会稽，葬在稽山，距夏都甚远。少康恐对禹的四时祭祀无人主持，于是把他的庶子无余封到这里来奉承香火，以免绝祀。无余到会稽后，不仅没有改变土著越人的习俗，反而自己也文身断发，披草莱，融合于土著民族。尽管如此，无余还是带来了夏氏集团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这里建立起了城邑。勾践既是夏后氏的子孙，当然不是越人的祖先了，因此颜师古特别强调越非禹后。越族不是华夏族后裔，只能说明浙江越人中有少数华夏人的血统。越国出越人而得名，并不是有了越王才有越国。越至立国到灭亡，经历六世，据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公元前334年，楚威王攻越，杀死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四散的越人有一部分进入两广，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当地的文化生产水平。所以罗香林《广东通志民族略·族系篇》认为：“广东一省原为苗民丛集之地，大约荆楚的三苗族……当嬴秦之时，已多徙入于云、资、桂、粤各地”，“楚人灭越，越人逃之南服，居址定后，遂抉其较高文化，部勒土著，自为君长，以是而百粤的苗蛮和摆夷始与越族人互相混化”。可见，先秦的岭南居民，除了土著，还有后来迁徙来的越人。

百越是个庞杂的族群，具有共同的体质特征（南亚蒙古人种体质）和共同的文化特征（几何印纹陶文化）。百越文化，是源于我国东南沿海诸河流域和珠江流域两大水系的原始文化。百越文化如同百越概念一样，包含多种特性文化，形成于不同的时间序列，存在于辽阔的南方大地。百越文化的创作者古越土著，在与他族的交流过程中，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则逐渐成为近代壮、傣、布依、侗、水、仡佬、毛南、黎、苗、瑶、畲等民族，成为藏缅语族、孟高棉语族中部分民族的主要族源。后来，他们中的不少民族和外族，不断地走出或走进百越地界。百越文化的传统，也成为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不断发扬光大的跨国文化。

百越文化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音乐更可以追溯至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七千年前的骨哨。1973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出一百六十件骨哨，骨哨以鸟类肢骨制作，管身凿一至三个音孔，吹奏时能发出酷似鸟鸣的简单音调，是古越人模拟鸟鸣捕鸟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骨哨中，有些腔内还插有细骨，吹管时抽动细骨，即可形成曲调，与今日杭州西湖随处可见的“竹哨”极为相似。比较中推测，竹哨的前身是骨哨，可能就是古代乐器箫笛类的雏形。骨管音哨，当是竹管或芦管乐器的先声。当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单管乐器（笛箫类）和编管乐器（芦笙类），理应是百越文化创造者们对于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产生在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骨哨已不仅仅作为劳动或狩猎的信号，由于产生了简单的音调，因而已成为原始乐舞中草创的吹奏乐器了。从乐舞同源说推测，距今七千年河姆渡文化遗存之多孔骨哨应是古越这块文化沃土上乐舞文化的最早实证。

远古时代，各氏族均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及其乐舞。例如，黄帝的《云门》、挚的《玄鸟》、尧的《咸池》、舜的《韶》等。其中，挚氏族的《玄鸟》，对后来百越文化的形成可能有一定的影响。音乐学家杨萌浏（1899—1984）指出，这个氏族“以鸟为图腾，把黑色的鸟（玄鸟）象征一年四季中春分、秋分等节气。上述葛天氏《八阙》中的第二曲《玄鸟》就是崇拜这种图腾的乐舞”。挚，少皞氏，东夷部族首领。其后裔的一支与古越先民有关。《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都有大禹为“大越海滨之民”治水及“使百鸟还为民用”的记载。《博物志·异鸟》和《吴越备史》甚至说：“鸟为越祝之祖”，“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说明居住大越海滨的越族先民，是鸟图腾崇拜的民族之一。广西境内曾广泛流传着一部创世史诗《布洛陀》，布洛陀，壮文记音为bouq loegh daeuz，意思是“鸟的首领”，可能是古越先民鸟图腾氏族对其首领的称谓。壮族还有一首著名的古歌《百鸟衣》，也可印证越人曾有过鸟图腾的习俗。今人不妨以越歌与越人崇鸟习俗试着逆向考察，也许能找出音乐史上的《玄鸟》乐舞与百越文化的联系。

远古流传至今的《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据音乐学家王光祈考证，此歌与现代闽浙一带的畲族民歌在词句结构上完全一样，并进而推论，他们在旋律进行上也极其相似，音调也非常接近。王充《论衡·艺增》说《击壤歌》起于尧舜时代，尧舜相继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其中舜“曾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以上所述之福建、浙江，苍梧，均属上古时代越人先民生息之地。虽然不能因此断定《击壤歌》源于越地，起码说明《击壤歌》曾在越地流传。

百越民族向来能歌善舞，《河图玉版》就记载了远古时期越地同宗教仪式有关的民间乐舞，“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防风氏是古代越族的一支，《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浙江三·湖州府》武康县封山下曰：“今县境即古防风氏封守之地也。唐时改此为防风山。又禺山，在封山东南二里，相传防风氏都此。”又提到“风渚湖”：“志云：湖即古防风氏所居之地。”《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古歌被音乐史学论著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南方民歌。这首古歌虽然只有一句，但反映了涂山女对禹质朴而强烈的思念之情，其中的两个虚词必然配合了婉转起伏的旋律以抒发歌曲旖旎缠绵之情，说明旋律性己逐渐成为原始音乐的重要因素。闻一多先生《神话与诗》在谈到无具体内容的两个叠韵虚词“兮猗”时认为，这种从心底发出的感叹声“便是音乐的萌芽……”。关于涂山地望，自古众说纷纭。《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苏鹗《演义》云：“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今浙江绍兴），二者渝州（治今四川重庆），三者濠州（治今安徽凤阳），四者《文字今义》云‘嵞山，古国名，夏禹娶之’。今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当涂县也。”《说文》：“嵞山，会稽山也。”嵞即涂。《越绝书》卷八：“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县五十里。”认为涂山即今浙江绍兴境内的会稽山。因此有人认为《候人歌》是远古时越地涂山一带的歌谣。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范蠡进善射者陈音，勾践询以弓弹之理，陈音在应对中引用了一首相传是黄帝时期的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说它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陈音为楚人。另外从弹弓的制造材料也可以推测，这首歌谣当产生在适合竹子生长的中国南方。因此有人认为，《弹歌》可能是古越先民的猎歌。

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作为一个典故，“庄舄越吟”表达的是不忘故国家园、爱国怀乡的思想感情。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珪，富贵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庄舄，战国时期越国人，曾仕于楚，病时越吟，寄托了对故乡的思念。古代岭南文学就是在令人魂牵梦绕的越吟声中揭开了帷幕。

第二节先秦时期岭南文学中的中原因素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古代岭南是一个独具特色、自成体系而又相对封闭的地区。这一地北有南岭山脉，成为与中原地区交通的天然屏障；西北有云贵高原，阻隔了通往云贵川的道路；东南临浩瀚的南海，对外陆路至此而断绝。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交通工具极其简陋的状况下，岭南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是非常困难的。从考古发掘的原始遗迹来看，这一地区的原始社会文化具有明显的特色，如干栏式建筑，广泛使用蚌器，渔猎采集也发达，等等。干栏式建筑适应了岭南潮湿多雨的气候，蚌器的广泛使用和渔猎采集经济的发达也是本地气候温热、动植物资源尤其是水产资源丰富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由于闭塞隔绝和崇山峻岭的自然地理环境，古代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缓慢，文明远较中原落后。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已出现了国家，建立了夏朝。在物质文化上，已进入青铜时代，经历夏、商、周以及春秋时期，约一千五百多年。可是岭南直到殷商晚期，才产生青铜文化的萌芽，比中原要晚一千多年。秦汉时期的中原内地，青铜时代已经远去，青铜器使用已退居于次要地位。广西的越人社会则是另一种情形，青铜文化的传统依然浓烈，生活中还广泛使用青铜器，除了大量生产铜鼓以外，还创新羊角钮钟、附耳铜桶，漆绘铜器和錾刻花纹铜器也别有风格。

尽管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岭南相对闭塞隔绝的状态，但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交往却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有记载，在考古实物资料上也有证明。我国不少古籍都有关于“南交”、“交趾（阯）”情况的记载。《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大戴礼·五帝德》引孔子的话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厉”。《尚书·尧典》记载：“申命羲叔，宅南交。”《墨子·节用中》：“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韩非子·十过》记由余答秦穆公：“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淮南子·修务训》：“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者，放勋。……申命羲叔，居南交。”又说舜命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还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据《淮南子·修务训》所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古本竹书纪年》则更明确地说舜葬于苍梧。关于夏禹，《吕氏春秋·求人》说：“禹东至欂木之地，……南至交趾孙朴续樠之国，……”上述多种文献，都提及神农、颛顼、唐尧、虞舜、夏禹抚有交趾或南交之事，或谓他们曾亲到该地，或谓他们派人前往该地。还特别记载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的一段史事。所谓“南交”或“交趾”泛指岭南地区。“苍梧之野”，一说在湘、桂、粤交界的九嶷山，一说在广西的苍梧。有些学者根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在九嶷山旁边标注有“帝舜”二字，认为“舜死葬的苍梧已接近广西，甚或已深入广西北境”。传说舜南巡守，有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随后南下，途中闻舜崩，乃投水而死，成为湘水神。她们哭舜泪洒染竹成斑，此即斑竹之由来。斑竹亦称泪竹、湘妃竹，产于湘桂地区。九嶷山有舜源，有娥皇、女英等峰，显然是为了纪念虞舜及其二妃而得名。桂林市东郊有尧山，唐时曾在此建有尧帝庙。城北又有舜山，亦称虞山；山麓有潭，名舜潭；山中有岩洞，名韶音洞。在广西、广东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纪念舜的文物遗址。从这些民间传说和文化遗迹来看，我们虽不能确指舜所死葬的“苍梧之野”的具体地点，但可以推断其大致范围当在今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东部及东北部一带地区。按照以上说法，则在三皇五帝和夏禹时代，中国疆域已至岭南，岭南和中原之间的门户已经开启，岭南地区的居民与中原的联系和交往已渐次开始。

三皇五帝都属于传说中的人物，我们自然不能把传说当作信史看待，以为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的疆域果如以上文献所言。顾颉刚先生说：“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他们争战并吞的结果，从小国变成大国，才激起统一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建立四十郡的事业。”“《禹贡》上的九州，一般人都认为夏朝的制度；其实夏朝的地盘只占得黄河的一角，哪能有这样伟大的计划。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成立于统一的意志之上的。”夏至战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夏以前的远古时期。很显然，当时尧舜禹的统治范围还远没有到达岭南地区。关于尧舜禹等“南至交趾”、“南抚交趾”的传说，“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我国南方越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往来，以及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史实”。因为是传说时期，如果把岭南和中原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看作某帝王或某时之事，自然不完全可靠；如果把它们看作某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现象，则是可能的事实。

《淮南子·泰族训》：“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初大臣伊尹曾受汤之命，下令四周各方国贡献土特产给商王朝：“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瞂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断狗为献。”这里提到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都属于江南百濮、百越系统的先民。《吕氏春秋·本味》篇载伊尹说汤，亦曾提到“越骆之菌，鱣鲔之酱”、“南海支秬”。商朝势力远及东南沿海和岭南，这一点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明。在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区的商代遗址中，都可见到殷墟文化的成分。尤其是东南、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和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更明显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湖熟文化的特征与中原文化多相似之处，它是一种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江西省清江县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陶器，如鬲、甗、豆、罐等，与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形相似；青铜器中的工具、兵器和礼器，器形也与中原地区的相同。在湖南发现商代文化遗址有二十余处，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多达三百多件，地点遍及湘北、湘中和湘南，最南已到衡阳和常宁。从衡阳、常宁溯湘江而上到达广西，不过几天的水路。在漫长的年代里，商文化包括青铜器，由黄河流域依次向南传递，传入岭南是完全可能的。在广西兴安、武鸣等地，曾先后发现商代铜卣，其造型、文饰和铭文，均为黄河流域风格。这些器物很可能是从中原经两湖而传入广西的。

降及周代，岭南与中原联系更加紧密。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灭商，周康王时发动对边远方国的战争，其子昭王更亲征荆楚，结果溺水而死，全军覆没。宣王中兴，又对西戎、淮夷和荆蛮用兵。《诗经·大雅·江汉》：“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当时周朝疆域很广，以至于周人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观念。为了加强对广阔疆域的管理，西周建立了畿服制度，将王畿以外的地区，按其与王朝关系之亲疏和距离王都之远近，划分为若干等距离的大区域，各负责轻重不同的职贡。自王畿向全国四周辐射，直至周势力所达到的边远地区，依次为甸服（王畿）、侯服（王朝所封诸侯）、宾服（方国服属王朝者）、要服（少数部族接受约束者）、荒服（少数部族居荒远者），合称五服。关于服数，还有九服之说。《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广西通志》：“广西舆地，三代时盖藩服。”有向周朝进贡的义务。

《韩诗外传》卷五记载：“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也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往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越裳献白雉的故事说明，西周初期的政治影响远及于岭南的边远部族，边远部族也对中原王朝心向往之。为此，周朝特设职方和象胥二职掌管四方之事，《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才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又《秋官》：“象胥掌蛮夷、闽貊、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逸周书》和《竹书纪年》都曾记载成周之会的盛况，《竹书纪年》卷下：“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01年），于越来宾。”于越为古越族的一支，活动于今浙江境内。接着，周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1000年），“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四夷之中，自当包括岭南的越族在内。这里说的“来宾”，并不是普通的应酬交往，而是含有政治上的附属和经济上的纳贡。《逸周书》就具体记载了成周之会各方的贡献，其中提到“欧人蝉蛇”、“且瓯文蜃”、“若人玄贝”、“自深桂”、“仓吾翡翠”，“欧人”、“且瓯”、“若人”、“自深”、“仓吾”，据孔晁注皆为越人，《逸周书》称他们为“南人”，并特别强调“南人皆北向”。

和商代相比，西周的青铜器文化以更大的规模传入岭南地区。例如广东信宜出土了西周铜盉，广西忻城出土了西周铜钟，都不是本地铸造，而是从黄河流域传入岭南的。广西全州县零陵故城遗址发现的陶鬲，其形制与文饰特征和西周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显然是从中原传入。此外，广西北部地区还有大量几何印纹硬陶文化遗存，不少陶器的文饰也是模仿中原西周青铜器。至于两广地区受中原西周文化影响而自制的器物，那就更多了。如广西荔浦、陆川出土的铜尊，灌阳、横县出土的铜钟，都和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

春秋战国时期，越族更积极地参与中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百越民族聚居的吴国和越国，崛起于我国东南，令各诸侯国瞩目。春秋晚期，吴国曾称霸一时。孙武原为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吴王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巫臣、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的努力下，吴国日益强大，曾经北上黄池，争霸中原。勾践灭掉吴国，也曾与诸侯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成为一时霸主。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在位）时，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被杀，越为楚吞并，“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另有部分越人则迁入岭南，与当地土著越人融合。春秋以后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楚国应该是主要的媒介。

第三节楚文化对岭南先秦文学的影响

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诗经·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楚人最早活动在荆山，早在汤建立商王朝时，楚就臣服于商，承担起朝贡义务。但那时的荆楚仅仅是一种地域概念，居住着许多部落和大小邦国。从楚国的历史来看，楚应是商朝荆楚的主要部分和核心力量，说明楚有绵长的传说史。西周初年，楚与周王朝关系比较密切。《史记·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可见早在周灭商前，楚就归附于周了。鬻熊卒后，其子孙奋发努力。《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人的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于天子”。《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周天子的册封，实际上是对楚人久住丹阳的既成事实的认可，名虽为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虽然如此，楚人总算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开拓、发展的契机。自熊绎从荆山定居到丹阳，是楚国早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楚国所处的丹阳，实际上是百越等少数民族与楚人的共同杂居之地。周成王将这块鞭长莫及的荒凉之地封给熊绎，实际上也是深知熊绎熟习各少数民族风俗，对巩固南方能起到一定作用。楚人正是利用这块无人问津的蛮荒土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早在楚人先君鬻熊在荆山创业之时，楚人就与临近的越人交往密切。楚人也以蛮夷自居，“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说明楚人在生活习性、文化品位上与中原保持一定距离，而与百越民族极为相似。正因为楚人在文化上接近百越，因此“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百越之地广袤千里，政权又极其分散，这给楚人拓展疆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熊绎五传至熊渠，拉开了拓展疆土的序幕。《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楚国就是在不断征服这些百越部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楚武王时，国力加强，自尊为王，进一步开拓疆土，“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吞权、州、蓼等国。文王继承武王遗志，迁都于郢，伐申伐蔡，灭息灭邓，楚国逐渐强盛起来。楚成王即位后，“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周天子眼看着众诸侯相互吞并，却无力制止，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暂时的统治，也只好听之任之。对于楚国的尊崇和进贡，周天子也很高兴：“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国的扩张使得中原诸国为之侧目，尤其是向北发展、问鼎中原甚至使周天子感觉到强大的压力和恐惧。中原诸国只希望遏制住楚人向北发展的趋势，而对楚人向南的扩张却听之任之，甚至幻想楚人能抚有夷越而“无侵中国”。就这样，楚人不但逐渐将疆域扩充到中原腹部，也渐次将百越纳入自己的版图。至楚庄王时，楚国势力达到顶峰，曾观兵于周郊，问鼎中原。楚威王时，更是“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马万骑，粟支十年”（《战国策·楚策》）。楚国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最强盛时疆域据有湖北湖南两省的全部及河南、陕西、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一部或大部，其影响及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淮南子，兵略训》说：“楚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势力可与中原诸侯相抗衡。楚成王时，在周天子的认可下，楚国对今湖南、江西两省的越族大举进攻，“于是楚地千里”。楚悼王时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传》）。今湖南全境并入楚国版图。楚威王时，“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此时江南百越之地，大部分已为楚所有。

楚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周初楚国所处的丹阳，实际是百越等少数民族与楚人的共同杂居之地。春秋战国时期，与楚国经常发生关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濮”、“越”、“巴”、“蛮”。周宣王时，楚君熊霜之子叔堪曾“避难于濮”（《史记·楚世家》），蚡冒时，楚国“始启濮”（《国语·郑语》），也就是说开始侵夺骚扰濮人。到了武王时，“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也就是占领了濮人的土地。《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杨粤即扬越，鄂在今武汉附近。刘向《说苑·善说》载鄂君子皙泛舟时，有“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楚悼王时，吴起在楚变法，国力大振，“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苍梧的范围，一般认为未逾南岭，但已达南岭山脉的九嶷山附近。考古发现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制的“鄂君启舟节”铭文也载：“上江，内（入）湘，庚（商），庚（商）阳；内（入），庚鄙；内（入）资、沅、澧、（油）。”这其中有关湘水沿岸的交通路线记载较详，反映出当时湘水比资、沅等其他几条水道更为重要，应是楚人南下五岭的主要水道。据谭其骧先生考证，见即今湖南湘阴县湘水西岸濠河口与乔口之间；阳即汉洮阳县，今广西全州湘水上游支流洮水（今黄沙河）北岸；鄙当汉代便县，即今湖南永兴县耒水中游北岸。鄂君的水程西南路入湘、入耒，航线遍布于今鄂西南、湖南大部分，远至广西边境。楚国在湘水、离（漓）水分水岭附近设有阳（鄂君在此地免税），这与西汉马王堆帛画地图所记桃（洮）阳当指一地，此说应无误，则楚南界已达南岭。可见，早在战国中晚期，楚国的官商船队就经由湘、资、沅、澧诸水，远达沅湘上游及五岭地区经商，最远可达阳等五岭关口。结合包山楚简来看，楚人主要是由环洞庭湖各县邑和湘水沿线而南达五岭的。值得一提的是，《史记·甘茂列传》载，公元前305年，楚灭越国，“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濑湖”；《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安府横浦关》：“或曰即楚之厉门”，并认为徐广注释“似误”。实际上，楚之厉门不在粤赣交界的横浦关，而在离（漓）水支流懒水（荔江），即今广西荔浦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相关图页也标绘于此。果真如此，则楚南界关口已过南岭，湘水——离水通道已经形成，楚人势力已经深入现在的广西地区，广西地区的越人成为楚国众多民族中的一部分。

先秦时期，百越在扬州之南，故又被称作扬越。《尚书·禹贡》载禹敷布九州，“荆及衡阳惟荆州”。古代广西属于九州中的荆州。《桂林风土记》：“按《地理志》：桂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越，七国时服于楚。”《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克郑，郑襄公肉袒牵羊求臣于楚，“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郑襄公说“宾之南海”，说明当时岭南已纳入楚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年的征战中，楚人与百越民族相互往来，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给越人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首先，楚国境内的百越民族与岭南的百越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民族信仰方面极为相似，楚国境内的百越受华夏文化的影响，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于境外百越，使境外百越对华夏文化有所认识，从而加强了对华夏民族的联系。其次，随着楚国军事实力的强大，楚人也常想征服岭南，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版图。在楚国与百越交界的边境上时有战争发生，有些地方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在军事力量抗衡的时段里，楚国也同境外百越保持政治外交，商贾贸易的往来。在战争和和平的各个环节中，许多楚物流入南越，而南越诸物也进入楚国。再次，在秦军并吞楚国的同时，许多楚人逃入境外百越之地，与百越人民杂居，百越民族接纳了华夏民族，更进一步加强了百越民族与华夏民族的结合，在广西、广东的出土文物中，也常有楚国器物甚至中原器物出土，这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百越之地的。

先秦时期，百越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观念。楚人把他们纳入以国家为机构的奴隶社会行列，迅速改变其社会结构，对他们进行“王化教育”，灌输他们“大一统”的思想，使他们从原始部落迅速进入奴隶制乃至封建制度的国家。楚人也给越人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楚、越的交往是多方面的，既有战争时期的攻城略地、物质争夺、人才得失，又有和平时期的结盟交往、礼品赠送、嫁娶婚约。这些人才、物质的得失，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交流。文种是楚国人，后为越王勾践重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文种之言：“因越践臣种奉先人藏器，甲十二领，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文种赴越，带去了铁器，导致了铁制农具的运用和耕作技术的变革。楚人伍子胥辅吴时，曾领导筑城。《广东新语·宫语》云：“越宫室，始于楚庭。”城市建设与设计恰恰楚是能者，伍子胥赴吴带去了楚国的经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越通婚事例：楚庄王“左拥郑姬，右抱越女”，《列女传》记载有“楚昭越姬”，“楚昭越姬”是越王勾践的女儿。楚越通婚是两国结盟的产物，随着通婚而来的是两国婚俗、礼乐的交流，珍奇宝物的交换。血缘关系的确立，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从考古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楚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楚式鼎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春秋中期以后，楚式鼎为束颈、折肩、高足、壁渐改直、体态精巧，与吴越铜鼎有明显区别，但到春秋晚期，已有吴国贵族仿造楚式鼎，如陕西凤翔高山王寿出土的“吴王孙无土之月豆鼎”，鼎附耳、子母口、深腔、蹄足，盖的中心有环。从铭文看是吴器，但上述形制则是楚的风格。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楚文化不是封闭体系，而是开放体系。早先它接受了商周文化和吸收了江汉流域的蛮夷文化，逐步造就了自身的特征。楚文化在影响百越文化的同时，越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知识也常为楚人所吸收。早在楚国轫起之时，楚人就懂得利用百越的资源武装自己。熊渠伐扬越，至于鄂，鄂是扬越的经济中心，这里有最大的红铜生产基地，楚人得到了扬越提供的大量红铜，从而促进了楚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春秋时期，吴越兵器甚为精良。吴戈，又称为“吴钩”，是盛行吴越地区的锐利兵器。楚人为了富国强兵，也学习吴人的先进技术。《楚辞·国殇》云：“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描写楚人手执吴戈纵横中原的战斗场景。这里的吴戈不应理解为战利品，而应该看作楚人仿造的吴式兵器。在《楚辞》的《涉江》中，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的诗句。越人善于用舟和习于水战，《淮南子·齐俗训》云：“越人善于用舟。”《越绝书》卷十则有着更生动的描述，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楚人征战江南，必须学习吴人的造船、驾船技术。

古代楚粤（越）同属“南蛮”，且地域相连，族群文化交流频繁，以至于后人将粤歌也称作楚歌，如宋代做过番禺县尉的诗人方信孺《南海百咏》，其中有诗云：“石鼓嵯峨尚有文，旧题铜鼓更无人；宝钗寂寞蛮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这里的“楚歌”当为粤歌。岭南越族积极参与楚国的政治文化活动，先后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知名人士。《广西通志》说：“自会稽以南，踰岭皆粤地也。秦汉之先，盖已有闻人者。”其中南海高固曾为楚威王相。《读史方舆纪要》：“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萃谷于庭，逐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五羊城”即“南武城”，又称“楚庭（亭）”。万历《广东通志》曰：“开楚庭，曰南武。”嘉靖《广东通志》曰：“楚亭郢在番禺。”岭南古城“五羊城（广州）”的出现正是楚越（粤）文化交流的结果。《广东通志》卷四十四：“周高固，粤人。周显王时，楚子熊商灭越，兼有南服，是为楚威王。固以才能归楚，为威王相。时铎椒为威王傅，以王不能尽观《春秋》，採取成败，凡四十章，为《铎氏微》，由固进之。以故文教日兴，五羊衔穀，萃于楚庭，南海人画图以表固功。”《百越先贤志》卷一：“高固，世在越，称齐高傒之族。”高固的先祖是齐国人，高氏先后数代人渐次由中原迁往岭南，至高固为楚威王相，参与楚国高层决策。屈大均《广东新语》尝云：“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但屈氏所谓的“文事”并非著述，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他说：“即高固为相，尝以《铎氏微》进楚王，亦未闻有文可称。吾尝谓广东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谓其能以《春秋》事君也。”《汉书·艺文志》著录《铎氏微》三篇，并云：“楚太傅铎椒也。”屈氏所谓的“文事”乃是儒学的传播。高固一生固然“未闻有文可称”，但他将铎椒《铎氏微》推荐给楚威王，至少说明高固对于历史典籍《春秋》应该是相当熟悉的。

第四节先秦时期岭南的语言和文字

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岭南先秦时期居住着许多部落，他们在一个地区，同劳动和生活，自然就形成一种语系，现在我们称之为壮侗语族。

壮侗语族和汉语有所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壮侗语族的语言多用“倒装”构词法，如汉语说“白菜”、“青菜”，形容词在前，主词在后。壮侗族语则称“菜白”、“菜青”，主词在前，形容词在后。又如汉语常说“鸡肉”、“猪肉”，等等，壮侗族语则将限令词置后，语序变成“肉鸡”、“肉猪”等等。又比如汉语常说“你先走”、“你后走”，动词放在副词之后，而壮侗族语却是动词放在副词之前，变成“你走先”、“你走后”。地名也常用倒装构词方式，如汉语常说“某某村”、“某某圩”，而壮侗族语则说成“村某某”、“圩某某”。其次，壮侗族语对植物的称谓常常冠以量词，如“羊”称“都羊”或“多羊”，“稻”称“古候”，“树木”称“果菲”，“豆”称“枯都”，“棵树”称“姑马”，等等，其中“都”、“古”、“果”、“枯”、“姑”等都是壮侗族语中的植物量词。另外，缺少送气音也是壮侗族语的一个特点。汉语中的“怪”、“快”，“狗”、“口”，“罢”、“怕”，“记”、“气”，“扯”、“者”等字，壮侗族语读这些音很难分得清，究其原因就在于壮侗族语缺乏送气音的习惯。

壮侗族语在我国古代汉语词汇中屡见不鲜，如《诗经·豳风》有“七月流火”，“火”字据朱熹《诗集传》“叶虎委反”，音“毁”；又《诗经·周南》“王室如燬”，《释言》：“齐人谓火为燬。”《尔雅》亦云：“燬，火也。”可见《诗经》中的“火”又可写作“燬”，均念作“毁”，壮语谓火为“菲”，“菲”、“毁”音同。《诗经·小雅》有“不遑将母”和“民之父母”等，“母”字朱熹《诗集传》均注为“叶满彼反”。陈第《毛诗古音考》亦云：“凡父母之母，诗皆音米，无有如今读者。”壮语谓母为“米”，正同。《诗经·小雅》：“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毛诗古音考》：“取读后去声。”今壮语谓取曰“欧”。又《列子·黄帝篇》：“川瓦抠者，巧以钩，掸以黄金抠者。”“抠”音“欧”，注：“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也。”均与壮语同。《诗经·大雅》：“乃积乃仓，乃裹餱粮。”“餱”或写作侯，均注音“侯”，壮语谓米、谷为“侯”，谓稻为“侯那”。《诗经·秦风》：“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笺云：“特，百夫中之最雄俊也。”《广韵》：“特，雄也。”《广雅》亦云：“以牡为特。”可知“特”为男子之美称。壮族男孩初生小名往往称“特某”，女孩称“妲某”。《广韵》《集韵》《韵会》皆云：“妲，当割切。”商纣王有美女曰妲己，壮语的“妲某”（有时写作“”，读音与妲同），是女子的美称。又《诗经·邶风》：“如有隐忧。”传云：“隐，痛也。”壮语谓痛为隐。《周礼·地官》：“遂人：四里为酂。”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作管切，又作旦切。”壮语呼村为“曼”、“板”，音近。楚人名渊为潭，亦与壮语同。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语言差别很大。《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颜氏家训·音辞篇》亦云：“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尽管如此，随着文化交往和融合，各种语言之间势必互相影响和吸收。我国民族的融合是以汉族为主体进行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以后，当然要将汉语的某些语言吸收进来，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词汇，作为扩大交往活动的工具。在越族与汉族漫长的同化过程中，越族吸收保存了部分汉语上古音，同时沿袭着本地区特有的构词方式，逐渐在岭南形成了具有自己语言特点的壮侗族语系。

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创造。中原地区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但从甲骨卜辞的发现看，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所以，《尚书·多士》记载周公代表成王向已失去政权的殷遗民发表训话时，就说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话。在壮族创世史诗《摩兵布洛陀》中有如此记载：“城寨着了火，烧甘歌干栏。帝王书烧尽，古文字烧光。命帖变火灰，七十捆古书，四千象形字，灰粉随风扬……”；“始祖送福分，进门必兴旺。进门必热闹，他造古文字。始祖造干栏，造‘寄’‘桥’经传。造了蒙童训，‘生字’书满堂……”《布洛陀》是壮族著名的创世史诗，它用神话的艺术手法反映壮族远古祖先对天地起源、人类来源、物种起源的质朴认识，曲折地反映了早期的氏族社会生活，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壮族先民早期的生活状态。其中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族先民对文字的创造和运用。有人认为：“早在汉文传入壮族地区以前，壮族先民就开始了创制文字的艰苦探索。”广西钦州市大寺镇那葛村马敬坡出土的—副商代石磬上有一些刻划符号，“这些符号还不能确定是文字，但它作为一种文字的萌芽形态，则是没有问题的”。在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出土的西周墓的石磬上，武鸣县马头、安等秧出土的战国墓陶器上以及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陶器上，也都有一些刻划的符号。从这些符号来看，瓯骆的确萌芽过本民族的原始文字符号，但严格说来，刻划符号只是文字的萌芽，还算不上是定型的文字。

春秋时期的楚与吴越都采取了中原的文字，即殷人和周人的文字。笔画的构成和书写的风格虽然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差异，但无关宏旨。楚器的铭文和吴器、越器的铭文都有瘦长娟秀的特色，这是中原文字没有的。

广西墓葬中出土的许多文字资料，皆为汉字。如1971年广西恭城县加会秧家出土“告”铭提梁铜鼎，经鉴定时代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通高14.5厘米、口径17.2厘米、足高7.5厘米，半环耳，浅腹，圆底，三足细长外撇，器内底铸以“告”字。此鼎器形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器身却铸有汉字铭文，由此可知，先秦时期汉字已传入广西。1976年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不少器物上有汉字铭文。如一环钮筒形铜钟，正面篆刻“布七斤”三字。“布”是汉时布山县（今广西贵港市）之省称。又有一越式铜鼎，器囗沿内侧亦刻“二斗少半”四字。另一越式铜鼎口沿外侧刻“二斗二升”四字。一铜桶腹上部刻有一“布”字，桶耳下方刻有“十三斤”三字。“布”自然指产地或使用地布山县，“十三斤”则为此桶自身重量。又一汉式鼎，盖面一侧刻“析”，另一侧面刻“布”；腹外壁口沿至凸棱间一侧刻“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半升”；另一侧刻“一斗九升”，腹下部刻“布”字。“析”即析县的省文，汉之析县在今河南省郏县；“蕃”即蕃禺的省文，汉之蕃禺即今之广州；“布”是“布山”省文，即今之广西贵港市。由器铭可知，此件铜鼎曾在楚地析县使用，后来传入南越的蕃禹和布山。另外一件汉式鼎亦在盖上刻布，腹外壁凸棱上刻“布”、“析”、“析二斗一升”、“二斗大半升”等铭文。玉印一枚，印面篆刻“夫人”二字。“从器志”木椟一枚，面、背共八栏372字，墨书，字体为秦汉之际通行的带有篆书笔意的隶书，内容是开列随葬器物的清单。罗泊湾一号墓主人可能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的高级官吏，或说为西瓯君，说明秦统一后，汉字在广西的推广与普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为了获得岭南越地土特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公元前218年派尉屠睢、赵佗率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征伐百越民族。为解决转运军饷困难的问题，秦始皇命史禄开凿灵渠以通粮道，从公元前217年开始，历时三年，终于完成。公元前214年，又命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终于打败了西瓯族武装力量。随即挥戈南下，征服骆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地区。秦始皇统一岭南，把岭南正式划入中国的政治版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以后，广西、广东和海南地区就正式成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越族人民也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从出土文物来看，岭南少数民族也曾有文字的萌芽，但在岭南少数民族文字成熟之前，中原政权通过军事手段将汉字输入岭南，土著文字的发展至秦代戛然而止。古壮字是古代壮族人民用来记录壮族语言的一种文字，在壮族地区曾被称作“方块字”、“土字”或“土俗字”，壮族人民称之为Sawndip（“生字”）。古壮字的来源，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是借用或仿照汉字而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字，产生于两宋时期。宋代范成大曾在桂林为官，所著《桂海虞衡志》说：“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区皆然。”韦庆稳先生认为，汉族文人学者在两汉时代开始用汉字作音符来记录壮话，但这些音符的使用还带有偶然性。这种用作壮话音符的汉字，并未在壮人中间通用，甚至壮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到了唐代，这种标记壮话音读的汉字，才开始当作文字应用。到了宋元明七八百年间，才在广西壮人中间逐渐通行。古壮字大约在唐时开始通行，壮族民间的许多唱本，就是用这种土俗字记载下来的。可见，在汉字传入之前广西没有成熟的可以用来文学创作的文字。

第五节先秦时期岭南的音乐和诗歌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劳动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岭南的少数民族大多能歌善舞，壮乡有“歌海”的美誉。岭南各族人民对歌舞的爱好既出自天性，也有其历史渊源。坐落于广西宁明县左江岸边的花山岩画，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壁画上的人物图像众多，而且一律作双手曲肘上举、两脚叉开半蹲姿势，排列整齐，队形多变，有呈横排、纵排的，也有众多的人物围成圆圈形，动作整齐划一。每一组画面都有一个形体高大、身佩刀剑、头戴羽毛或高髻的正身人像，其身旁或前面画有一面内带芒星的铜鼓或羊角钮钟图像。这是典型的集体祭祀舞蹈场面的形象反映，是舞蹈过程中对其代表性舞姿的定格式写照。画面中心形体高大、装饰与众不同的正身人物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和主持祭典的巫师，同时也是集体舞蹈的领舞者。其旁侧的鼓或铜钟，是节律和伴奏舞蹈的乐器，犬类图像是瓯骆人的图腾崇拜物。众人在巫师的带领下，随着激昂洪亮的鼓乐节奏，狂欢起舞。动作刚劲有力，粗犷豪放，具有原始古朴的风格。

“远古时代的歌舞总是互相结合的。”随着原始舞蹈的发展，各种敲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也在岭南应运而生。1957年钦州县大寺镇那葛村马敬坡上发现一枚石磬，由青黑色石灰岩制成，通体磨光，形制呈长体三棱形，长53厘米，宽17厘米，厚2.4厘米，上部中间钻有一小圆孔，供系索悬吊，敲击时音质清脆悦耳，其形制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商代石磬相似。这是广西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打击乐器。铜鼓是广西壮、侗、瑶、苗等少数民族非常喜爱的一种乐器。1977年在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晚期墓中出土了一面铜鼓，说明广西之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铜鼓是作为乐器出世的，它的主要用途当然主要是作乐器演奏。古书是把铜鼓归在“蛮夷乐器”类的。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就说：“蛮夷之乐有铜鼓。”《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唐代东谢蛮宴聚时“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欢”。宋代的《太平御览》和《文献通考》两部类书，都把铜鼓收在乐部。《太平寰宇记》载：宋代越迤人“亲戚宴会，即以割笆、铜鼓为乐”。明代魏浚《西事珥》也说“夷俗最尚铜鼓，时时击之以为乐”。田汝成《炎徼纪闻》载，明代仲家“俗尚铜鼓，时时击之以为乐”。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乾隆年间编纂的《贵州通志》卷七说仲家“岁时击铜鼓为欢”。贵州苗族也是“好吹芦笙，打铜鼓为欢”的。可见，铜鼓在中国南方一些民族中是一种很普遍的传统乐器。早期铜鼓主要用作乐器，发展成熟后也作为祭祀器、陈列品，具有礼器和权力重器的功能。裴渊《广州记》谓“有鼓者，极为豪强”；《隋书·地理志》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京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明史·刘显传》甚至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铜钟也是打击乐器，在广西的恭城、灌阳、忻城、宾阳、横县、南宁等地均有发现，形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铜钟相似。瓯骆故地的先秦铜钟虽系内地传入，但当是瓯骆人已有这种需要才会引进，并且运用于祭舞与音乐的伴奏。羊角钮钟是瓯骆民族自己铸造和使用的一种富有地方民族风格的打击乐器，其功用与中原地区的铜钟相似。在瓯骆故地的广西浦北、容县、贵港市等地均有发现，在浦北还发现五个大小依次的羊角钮编钟，在宁明县高山崖壁画上也出现挂于架上的四个羊角钮编钟图像，并且与欢歌跳跃的舞人相伴，说明其钟是在隆重、神圣的祭祀歌舞中用以礼神和伴奏。在南越国时期和西汉早期的墓葬里，还发现有木鼓、瑟、竹笛、椌、筑、角、钹等乐器。这些乐器虽然发现于南越国或西汉早期的墓葬，但其器物应是在此前已经使用无疑。从先秦时期岭南各族人民使用的乐器，可以想见当时音乐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世俗音乐，即所谓的新声受到当时人们极大的欢迎。《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当时出现一些杰出的民间歌唱家，如《孟子·告子》载淳于髮对孟子言：“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列子·汤问》载：“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从上面一段记载，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城市中间，有以教唱为职业的人，也有靠歌唱维持生活的人。宋玉《对楚王问》曾云：“有客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徴，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和宋玉时代相距不远的荆轲亦会唱“变徵之声”，《史记·刺客列传》：“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徴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就当时演唱技巧而言，无论是远在南方的楚国都城郢还是属于北方的燕赵大地，都已注意到通过对徴音的变化或修饰来提高演唱的艺术效果。

刘向《说苑·善说》记载了一段关于春秋时代楚国鄂君子皙在游船上听榜枻越人唱歌的情景。刘向在文章中，通过楚大夫庄辛之口，描绘了这场富丽豪华的舟游盛况，紧接着这样写道：“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昌州州堪。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输，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榻脩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越人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但因为“越人”概念过于宽泛，拥楫而歌的越人到底属于百越中的哪个分支，两千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值得庆幸的是，《说苑》不但保存了“楚说”之后的《越人歌》，而且还用汉字记录下来原歌的“音”，为探索拥楫越人的身份提供了线索。壮族学者韦庆稳根据原歌的歌词，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剖析和探究，根据音韵学家对汉字的上古音拟构把歌中每一汉字的中古音和上古音（即隋唐时代的音和周秦时代的音）用国际音标记下来，然后与有关的壮语词逐个对照，得出的结论是：原歌的记音与壮语译音基本上是相同或相近的，而且构词也很有壮语的特点。

继韦庆稳之后，侗族学者也对《越人歌》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认为“这首歌无论就其音译、义译，或韵律、格律、语言结构，或记音方法似与侗同”，“那位拥楫而歌的榜枻越人和那位精通越、楚两族语言的越译，很可能都是侗族的祖先”，“《越人歌》也当是侗族的古代民歌”。就族源上来讲，壮侗都是西瓯、骆越的后裔，属于同一个语族，所以《越人歌》可以说是壮族的，也可以说是侗族的，甚至可以说是岭南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古老民歌。

《越人歌》“是瓯骆时代壮族先民遗存下来的唯一有文字记载的一首民歌”，这首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又是即兴之作，但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它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南音”的一部分，先秦岭南地区的音乐和中原音乐是同步的，所以才能博得鄂君子皙的注意和激赏。其次，歌词非常优美。作者以歌代言，对“今晚”的此情此景进行了非常恰当的概括，抒发了自己躬逢其盛的深切感受，话虽不多，但感情发自肺腑，溢于言表。这首歌的歌词的旖旎缠绵，与后来南朝的吴歌很相似。第三，先秦岭南诗歌用当地语言演唱，外人需要借助翻译才能明白。《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颜氏家训·音辞篇》亦云：“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语言差别很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长驱而入郑都外郭，见内城的大门还开着不禁犯疑，于是“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也。’”子元和身旁的人用楚言交谈，无疑是不想让郑人听明白他们谈话的内容。由此可知，楚言和中原语言是不易相通的。楚语和中原语言不同，和越语差别也很大，所以鄂君子皙才需要“楚说”之后才能明白“越人歌”的含义。《韩诗外传》卷五记载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我们可以想象，先秦时期的岭南民歌传至中原，不仅需要“楚说”，还要由“楚语”进而译为“雅言”，才能为中原人所理解和接受。第四，先秦岭南诗歌很可能没有文字记录，只是口耳相传。从地下考古的结果来看，瓯骆的确萌芽过本民族的原始文字符号，但只是一些刻划符号，严格说来只是文字的萌芽，还算不上是定型的文字。春秋时期的楚与吴越都采取了中原的文字，岭南大约也如此。1971年广西恭城县加会秧家出土“告”铭提梁铜鼎，经鉴定时代为春秋时期。此鼎器形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器身却铸有汉字铭文。由此可知，先秦时期汉字已传入广西。汉字在广西的推广与普及是在秦统一岭南之后，而将汉字作为传播文化的工具则迟至东汉后期的士燮。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士燮初开学校，“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则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通，而音不同”。据《越南通鉴》说：“感于越人学习汉音之困难，乃将音韵译为越声，平仄俱有一定方式，音韵不变，而判别显然，其译法颇为技巧，越人之所以能吟诗作对，皆得力于此。士燮并创‘喃字’，假借汉字片段，演为越字，此种字多半是形声，半是会意。”按照越南史学家的意见，“喃字”可能是由士燮创造的。先秦时期岭南土著文字还很不成熟，汉字又没有被普及和广泛使用，用文字记录诗歌自然也无从谈起。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创作的《越人歌》能流传至今，实在是一种奇迹和偶然。

先秦岭南文学尽管鲜有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作品，但从百越文化的繁荣和拥楫越人动听的歌声中，我们依稀看到岭南先民载歌载舞的身影，感受到他们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

第六节岭南文学中的神话

“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可以推定，汉字传入之前的岭南文学和中原上古文学一样，就文学形式来讲有神话和诗歌。部分神话在后世或用“生字”记载下来，或以口头形式流传至今，而诗歌绝大部分失传了。

神话作为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是一种“‘关于宇宙起源，神灵英雄等的故事’（A．Lang）”。对于世界形成和人类起源的探索，构成了创世神话的基本主体。《艺文类聚》卷一引三国时人徐整《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田，阴浊为地。盘古生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大地混沌如鸡子”的观念，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东西方不少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有象征着宇宙开端之核心的“蛋”即“圆”的意象。从鸟、蛇等动物由蛋孵化而出的直观印象中得到启示，由此联想到天地开辟、万物化生之前的混沌状态，进而生发出带有哲学意义的“蛋”的具体形象，这种思维的混沌性、象征性、神秘性和借助直觉来传感和领悟的特征，体现了原始思维的本质。

盘古是华夏大地多民族、多区域共同塑造的神话人物，是中华共祖之根。从黑龙江到南海之滨的海南岛，从秦岭、西蜀到千里东海沿岸，在我国五十多个民族、地区流传盘古开天辟地造人类的神话传说。盘古神话与当地的山川风物密切关联，民间祭祀盘古的习俗延续至今，其中岭南地区的盘古神话群尤为丰富。茅盾先生认为：“徐整是吴人，大概这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当时就流行在南方（假定是两粤），到三国时始传播到东南的吴。如果这是北部和中部本有的神话，则秦汉之书不应毫无说及。又假定是南方两粤地方的神话，则汉文以后始通南粤，到三国时有神话流传到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蓝鸿恩则进一步指出，盘古神话是珠江流域原住民——壮族先民俚僚的神话。广西几位学者通过几年的深入调查和考证，作出了“广西来宾市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论断。徐整作《三五历纪》，实际是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盘瓠或盘古的传说，综合了古神话里开辟诸神的面影，再加上经典中哲理的成分和自己的推想，才塑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的盘古，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老祖宗。茅盾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中说：“我们现在的神话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的混合物，所以我们的片断的开辟神话也是混合物。始创天地的盘古神话，本发生于南方，经过了中部文人的采用修改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神话。”“所谓盘古神话，实际上就是汉族文人记录整理少数民族相关神话并加入汉族文化的理念而形成的有关开天辟地创世、化身创世和洪水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它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典范。”盘古神话与女娲神话、伏羲神话嫁接、融合，在西亚神话传入中国之后，又吸纳了西亚神话传说的内容，形成了新的盘古神话系统。融合之后的盘古神话几乎包含了对自然万物与自然现象、人类起源的全部解释，这种开天创世的宏伟气魄广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填补了中国远古开辟神话之缺。因此，盘古神话不但是岭南先民对世界最初的解释，也是中国上古神话重要的篇章之一。

神话的产生固然很早，但用文字记录下来却较晚。尤其是广西地区的神话，受文字因素的影响，许多著名的神话，如《保洛陀》、《星屋的故事》、《布伯》、《侯野射日》等，迟至20世纪中后期才被整理记录下来。

保洛陀又名陆驮公公，是流传在桂西壮族地区的一个上古神话。神话说：古时天地分为三界，天叫上界，由雷公管理。人间叫中界，由保洛陀管理。地下叫下界，由龙王管理。那时的天地也很窄，天只有三尺三高，地只有三尺三厚。三界的人讲话，彼此都听得很清楚。水由上界供给，火由下界供应，三界的人互相帮助，彼此都很和睦。

管理中界的保洛陀，是个很聪明和很有才干的人，大家有什么纠纷，都来找他解决。那时的鸟兽和草木，都会说话，也和人一样能随便走动。人的孩子捏死了幼兽或打破了鸟生的蛋，鸟兽来找保洛陀诉苦，保洛陀叫人离开森林，搬到平原来住，用芦草盖房子，用树皮做衣服，种植五谷、杂粮，以饱饥腹，人才逐步安定下来了。

但森林里却不平静，牛、马、猪、狗，经常受到老虎和狮子的袭击，也找保洛陀去诉苦，保洛陀便教它们去和人交朋友，帮助人耕田种地，驮运东西，看守门户，于是这些兽便成了人的家畜。只有鸟类只吃不做，吃完森林的果实后，便飞到平原来吃人种的五谷，和人经常发生争吵。于是保洛陀便定下一条规矩：人有人话，鸟有鸟语，互不相通。还有一条是不做工不得食。从此，鸟类便不会讲人话，也不敢成群结队来平原吃五谷了。

这个神话还说：因为那时的天地太低，保洛陀的徒弟，布伯和他的妻子，每天劈柴时斧头碰着上界，打桩和纺线经常凿穿地层，引起上下两界的人日夜埋怨。为了解决这个纠纷，保洛陀叫上界的人把天升高，叫下界的人把地加厚。三界的人讲话，便彼此都听不见了。人们要水，要火，便打锣击鼓，让上、下两界的人知道。由于保洛陀整天为三界以及鸟兽和人解决纠纷，他自己连房子也没法去盖，所以一直住在洞里。

这个神话朦胧地反映了壮族始祖在原始时代的生活。保洛陀的形象，实际上是对原始人的艺术概括。构成这个神话的哲学基础，是原始人中的“万物有灵论”。

《星星的故事》，是古代壮族人民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幼稚的解释。传说，在古代，太阳、月亮和星星是一家人，太阳是父亲，月亮是母亲，而星星则是他们的儿女。太阳是个毒辣的父亲。每天清早起来，就开始吃自己的儿女，许多星星被太阳爸爸吃掉了，鲜血流满天空。所以，早晨天边泛着红霞。月亮是个慈祥的母亲，每逢晴朗的夜晚，她便带着儿女出来散步。星星围着妈妈哭泣，这眼泪便是树木和草地上的露水。一到天亮，太阳出来，星星便躲开了，晚上仍然围绕着妈妈哀诉着，哭泣着，提心吊胆地眨着眼睛。

古代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解释自然现象。大概在古代壮族社会中，曾经经历过一个吃人的野蛮阶段，所以，在神话里便留下了这一痕迹。

《布伯》是壮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上古神话。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布伯的故事，是作为雷王的故事的一个部分，由师公（巫师）的唱本保留下来的。

布伯，传说是保洛陀的徒弟，保洛陀死后，便由他掌管中界。有一年，天下大旱，人们设祭坛向天祈祷，雷王因嗔怪人们没祭祀他，便关闭了蓄水的天池。布伯见求雨不灵，上天去找雷王，他把雷王捉住了，限他三天之后下雨。雷王假意应允，等布伯走后，暗中磨斧，磨凿，要劈死布伯。布伯预先知道了，将水中的青苔铺满了屋脊，雷王踏上青苔，滑跌在晒坪上，被布伯用鸡罩罩住了，关在木笼内，然后上圩去买盐和瓦缸，准备把雷王杀了腌起来，请乡亲们来吃雷王肉。布伯行前叮嘱他的儿女——伏依兄妹，不要给雷王喝水。雷王很狡猾，趁布伯走后，哄骗伏依兄妹，给他喝了一口潲水。雷王喝完潲水，马上恢复了力气，冲开木笼，准备逃走。逃走前，拔了一颗牙齿，送给伏依兄妹作为酬劳，让他们赶紧种在土里。雷王回到天上，马上打开了天河，顷刻间，暴雨倾盆，把人间全部淹没。人们逃上竹排，雷王的兄弟——龙王，派锯鱼锯断了所有木排，人们全部都被淹死。布伯坐在一条木碓上，和雷王与龙王战斗。他砍断了雷王的一只脚，后因寡不敌众，木碓又被锯鱼锯断，也淹死在水里。伏依兄妹在洪水前，将雷王的牙齿种在土里以后，马上生出一条瓜藤，上面结着一只葫芦。洪水淹没人间时，伏依兄妹便坐在这个葫芦里，锯鱼来锯这个葫芦，葫芦底团团转动，不能锯破。后来洪水退了，人世上只剩下伏依兄妹两人，仙人劝他们结婚，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像磨刀石一样的怪胎。伏依把怪胎斩许多碎块，撒在野外。过了几天，所有肉块都变成人，于是人类又重新繁殖起来了。

广西壮族聚居的地区，大部分属亚热带气候，每年四至十一月为台风季节。台风来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七八月间洪水泛滥，经常酿成水灾，故壮族地区普遍敬奉雷王，并有雷王和龙王是两兄弟的传说。

伏依兄妹结婚，重新造人的故事，是我国南方各兄弟民族普遍流传的一个史前的民间传说。伏依即伏羲，东汉武梁祠石室壁画中，有伏羲和女娲的人首蛇身的交尾画像。中间有一小儿，左向，手曳二人之袖，经学者研究，证实两人为夫妇关系。兄弟姐妹间互为婚姻，在原始社会里，是一个普遍存在过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国史学家范文澜对此有过一段评论。说：“庖牺（伏羲）氏与女娲氏，或说是兄妹，或说是夫妇，如果不当作两个真实的人，而是当作人类婚姻制度的某一发展阶段来看，兄弟姐妹通婚的血缘家族，在原始人中间是存在过的。比较男女游离，不媒不聘那种没有任何限制的杂婚，它是家族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这种婚姻制度在长期中经过若干次改进以后，将会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始祖母的母系氏族制度。”

《布伯》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史前社会这段历史的真实，并通过布伯这个艺术形象，反映了古代岭南地区的先民在和大自然作斗争时那种勇敢、顽强的精神。

中原流行过后羿射日的神话，在岭南各地也广泛流传着人类英雄射落太阳的神话，不过人名不同，故事内容也不尽一致而已。流传在广西龙胜一带的叫《康特射日》，流传在广西东兰一带的叫《郎正射日》，流传在广西龙律一带的，则叫《侯野射太阳》，前两者是叙事长歌，后者才是口头传说。

传说在古代，天空中有十二个太阳，晒得天下大旱，禾苗枯槁，人们去求侯野，侯野张弓搭箭，将十二个太阳射掉了十一个，最后一个害怕被侯野射死，便躲进海底去了。天地间，顿时昏暗，人们纷纷去找侯野，侯野便叫母鸡驮着公鸡（一说是鸭子驮着公鸡），到海里去请太阳。太阳听到侯野不再射它的保证，才敢公开露面。

从许多类似的神话故事来看，中国各地都曾经历过严重的旱灾，所以神话中才出现有“某某射日”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希望征服干旱的愿望。

“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人类童年时代。”“神话的诞生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即生产力极为低下、意识原始、思维幼稚。随着自然力的实际上被人类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就汉民族的原始神话来看，许多著名的神话在先秦已经著录。也有一些神话，是在汉代或汉代以后才被记载下来。但原始思维不仅仅见于原始人，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相反的情形。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的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中，常常（也可能是始终）在同一意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以上所举流传于广西的神话被记录下来的时间很晚，多数迟至20世纪的中后期。从内容上看它们是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应该属于原始神话，但若由此认定它们都是产生在汉字传入之前，却也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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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出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陶器。这种陶器烧制坚硬，犹如瓷器，故名硬陶。陶器表面拍印一些方格纹、圆圈纹、曲折纹等几何形纹饰。由于它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因此人们把出有这种陶器的古代文化称为印纹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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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国语·吴语》。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军沿水路北上，会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封丘），欲争中原霸主之位。会盟尚未开始，越人已趁吴国空虚攻入吴都，夫差封锁后方消息，对晋以武力相胁，最终得以主盟。黄池之会并没有给吴国带来实际利益，反而加速了吴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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