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舞台空间虽小，却使我品尝到了人生百味。我感到真正的强者不是要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所压倒。当你拼命工作、全心投入创作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最纯真的幸福降临，会感到生活原来如此美好。无论面对什么诱惑，我也不舍心中的追求，不舍我的戏剧舞台。

为你而来

金秋十月，人们常讲是收获的季节，但是，不能忘记这之前有过多少艰辛的耕耘和劳作。我此生为了在话剧舞台上有所收获而努力过。历经几十年的拼搏奋斗，我终于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踏踏实实地走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天遂人愿，那天，北京的天格外蓝，云朵如絮，连空气都透着清新。

“祝贺你夏君，你用《女强人》这部外国戏拿到‘梅花奖’，这是‘梅花奖’设置以来的首次，不容易啊！”这是评委王育生老师的声音。

“祝贺夏君，你是东北话剧界第一个拿到‘梅花奖’的女演员！”这是评委黄维钧老师的话。

接着，一双大手捧着“傲雪梅花”的奖盘走了过来，恍然间，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在中国剧坛璀璨娇�的“梅花奖盘”，此刻竟然捧在了我的手上，心中不禁希望陡增，生命有了更强力的支撑。一时间，许多往昔的回忆一下子涌进脑际，泪水不由自主流了出来，脸上却是幸福的笑。

我不知怎样讲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是摇篮，是梦想。我不知怎样讲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在很近很近的地方，这就是缤纷绚烂的舞台，这就是令我心驰神往的戏剧梦想。

戏剧，你让我痴，你让我狂，你让我有了今天的金色记忆。

行者篇：一路艰辛，一路风景

启蒙者

我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有人说从事艺术的人主要靠天赋。如果要说所谓的天赋，那得先从我的父亲谈起，因为他是我美梦成真的引路人，我的启蒙者。

父亲是胶东半岛牟平人。当年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在山东老家读过私塾，念过小学，1947年参军，后来当了大连市民政局干部。他会拉胡琴，并经常在《大连日报》上以笔名“夏天”发表报道和文章，堪称高产通讯员，在大连市民政史上是值得提及的角色。早在山东老家的村里，父亲就是个文娱积极分子，拉二胡，唱京剧，有时还演地方戏和文明戏（又称新剧，中国早期话剧），加上在烟台念过书，受过城市文明和进步思潮的熏染，在农村算得上是个文化人。陈毅在山东招兵时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进驻了上海。他在部队文工团搞过戏剧和歌曲创作，曾创作过小话剧，写过歌词，编写过《如何简易识简谱》的小册子。他还自学拉小提琴，是文工团小提琴演奏员兼乐队指挥。听父亲说，当时长影乐团的总指挥尹升山就是他的老师。在师文工团，他还和铁牛、仲星火等人一起工作过。

应该说，我在姐弟五人中更多地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文艺细胞。而父亲也把他的理想和对未竟事业的希冀放在了我的身上。严格意义上讲，是父亲把我带进舞台，让我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舞台这一方天地。

儿时的记忆至今鲜活。那三层小楼下的大空地，就是观众席；临时用小桌、木板搭建的小舞台，就是我理想驰骋的天地……

父亲经常教我唱《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以及《红梅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歌，还不时用二胡伴奏。父亲很严厉，我唱不好或不用心时，挨揍也是常有的事。

光阴荏苒，磨不掉父母养育的辛劳；岁月如梭，擦不去兄弟姐妹的天真稚气（前排右起：父亲、大弟、母亲、小弟；后排右起：大姐、我、妹妹）

父亲母亲非常好客，周末家里常会聚一些朋友。父亲要我唱歌，在客人面前清唱一段，以博大人的欢乐。我最乐意的是，唱好了，客人连连夸奖，父亲脸上会呈现出有成就感和十分欣慰的样子，偶尔还会奖励我一根两分钱的冰棍。最不乐意的是，一有客人来就要唱。烦了的时候，我就特意唱走调，让父亲难堪。耍弄这样的小伎俩，必会换来客人走后挨板子的结果。我的手掌被打得生疼，母亲便来护着我，可打总是免不掉的。

出生六个月

邻居都知道我爱唱爱跳，那阵子我也算是个人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怯场，敢于当众表现，在父亲的调教下，我也变得善于表现。当时我就是因为唱歌表演而受到父亲宠爱的，他总让姐姐和妹妹多干一些家务活，我为此沾沾自喜，在姐妹们面前颇有些自傲。

我家住在大连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幢日式建筑的三层楼上。每逢夏季来临，广场附近便成为一个小小的欢乐港湾，街坊邻居自发地用小板凳和破长条椅支起了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邻居们纷纷举家前来占据最好的位置，一场便民惠民的演出就要开始了。父亲担任总导演兼琴师。母亲则做一些类似剧务、舞台监督兼服务员的工作，她时而催场，时而用大水壶跑前跑后地为大家的大茶缸子里续水。父亲先咳嗽一声，接着琴声一响，表演就算开始了。我走在临时搭建的颤颤悠悠的小舞台上，给大家鞠一个躬，就唱起了“洪湖水啊浪打浪”“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手拿碟儿敲起来”等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并一首接一首不停地演唱。掌声、叫好声一次比一次响，路人驻足围观，场面越来越大。后来，小舞台搬到附近胡同里一座独立的敞开式庭院里，那里就成了那条街上名副其实的“民众音乐剧场”。那时的周末只休息一天，每逢休息日人们便早早吃完了晚饭，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等待欣赏这个没有经过任何装饰的小舞台上的“演唱”，演员就是“夏家的五姐弟”。每到这时，整个庭院就洋溢着祥和与温馨、欢乐而惬意的氛围。这台“小晚会”够丰富多彩的了，有独唱、二重唱、京胡独奏、小提琴独奏和二胡演奏，还有京剧选段。最精彩的当属压轴戏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我扮演阿庆嫂，弟弟扮演刁德一，父亲扮演胡传魁，我们一下子就把晚会推向了高潮……我居然成了小巷舞台上的“角儿”。

5岁时父亲开始对我进行较为正规的训练，教我识简谱、唱歌。为了让我练好歌，父亲还特意准备了一把小木尺，如果我唱错了或偷懒耍滑了，他就用小木尺打我的手心，以作惩戒。那一下子足以让我刻骨铭心。为了练好《南泥湾》，我也不知挨了多少打，为这事，一向善解人意、从不和父亲吵嘴的母亲竟气势汹汹地和父亲吵起架来。后来父亲又让我学琴，反正学的样数越多，我挨打的次数也越多，以至于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一见父亲放下碗拎起二胡，我的身子就抖作一团。

我那时年幼，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打疼了就跑到厕所里把门一关，对着墙壁悄声骂父亲：“坏爸爸，坏爸爸！”气急了，我还会跺着脚再来两句：“坏死了，坏死了！”父亲对子女教育的严厉和偶尔简单粗暴的方法使儿女们都惧怕他。记得有一次我练得实在太累了，就趴在楼上的护栏边观看楼下的小伙伴玩耍，他们玩得那么有意思，那么开心。强烈的诱惑让我忍不住了，索性也溜到楼下去玩，边玩边担心被父亲发现，因为一旦被父亲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邻居小伙伴都知道父亲的严厉，很仗义地主动到父亲下班回家的路口站岗放哨，一见到父亲的身影便像电影《鸡毛信》里“推倒消息树”一样给我发出信号，我就赶紧往楼上跑，然后扯着嗓子使劲唱。

一般来讲，这种方法倒也奏效。可是有一次，我正玩得起劲，听见有人喊：“冬子，你爸回来了！”我吓得撒丫子就跑，结果刚跑到二楼，就被邻居家门口的垃圾桶绊了一跤，一个跟头摔出去老远。我忍着痛爬起来接着跑，可是刚刚上三楼推开家门，就听到伙伴们在楼下喊：“冬子，快出来吧，整错了，刚才那人不是你爸！”我一听，嘿，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才看到腿上被磕出个口子，鲜血沾满了裤脚。

9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到市少年宫参加考试，我唱的是最拿手的歌《南泥湾》。少年宫的一位资深的声乐老师听完后对父亲说：“这孩子音质好，很有发展前途！”他当即收我为徒。更让我欣喜的是，声乐老师不仅让我参加“六一”儿童节演出，还让我担任领唱。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第一次站在真正的舞台上，那绚丽的灯光、宽敞的台口、绛紫色的大幕、高高的合唱台阶……我就像小鸟一样站在高高的枝头上，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么多的合唱队员，声乐老师竟然让我这个新学员来领唱，幸福感、自豪感在心中油然升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这偌大的舞台充满了特殊而神奇的向往，不仅不惧怕，反而期盼着天天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那次演出之后，我的自我感觉变了，回家后抑制不住激动，对父亲讲述了初次登上舞台的一些感想。父亲发现，一夜之间他的女儿似乎长大了许多，艺术潜质开始彰显，他决定再也不督促我练功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每天早晨五点就自觉起床到楼顶的小平台上练习发声、练习舞蹈基本功……那把曾经令我胆战心惊的戒尺也从此下了岗。

青涩时光

后来学校成立宣传队，我入选了，可父亲不同意，他怕我学坏，因为那时是“文革”期间，社会挺乱的。但我就喜欢参加宣传队的演出，那时不懂什么叫表演，登台演出或练个节目什么的，是真心投入。不吃饭、少睡觉可以，不让我演出绝对不行。有时演出遭阻，我便去哀求母亲，常以多干家务活为条件。母亲心软了就对父亲说：“你把孩子调教得整天唱这唱那，孩子真要去了你还打秃噜，能说得过去吗？”父亲无语了，我就开始哭鼻子抹泪，父亲不答应我就一直哭下去。“叫她去吧！”一听父亲同意了，我顿时破涕为笑，一个高蹦起来：“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中学时，我身体很单薄，父亲和母亲怕我会下乡插队，因为父亲经常下乡，赈灾救灾是他的工作，他对农村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一合计，决定带我参加艺考，不论什么地区的文艺团体来大连招考，他们肯定都不会放过，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艺考之路

应该说，我的艺考之路一点儿都不顺利，我也不了解干文艺、吃文艺饭会如此艰辛。记得总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来大连招考的时候正赶上强台风在大连登陆。那天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母亲心疼地劝父亲这天就不要去了，可是父亲想了想，最终还是咬牙拖着我冲出了家门。只可惜，总政文工团和其他招考单位一样，虽然觉得我的条件不错，但还是怕我年龄太小没过变声期，一再安慰父亲，说等到我16岁以后再来招我。父亲也只能带着遗憾领我回了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16岁那年，辽宁歌舞团来大连招独唱演员。我像所有青春萌动的少女一样，也挺喜欢文艺的，尤其喜欢唱歌，心想如果能考上歌舞团当一名歌唱演员该有多好呀。那天我正在少年宫上声乐课，我唱了一首《台湾岛》，少有的女中音音色引起了辽宁歌舞团老师的注意。下了课，我和另外三名同学被留下，参加发声、音域、乐理之类的考核。好一番折腾，第二天又接着参加考试。不到一周时间，那位辽宁歌舞团的老师竟拿出政审表让我填写，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妈。爸妈接过政审表，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看得出来，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这一年我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总算有了结果。

没几天，父亲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大连话剧团也要招生了。可我觉得没意思，话剧不就是说话吗，只要会说话就能演戏。但是父亲喜欢话剧，他是大连话剧团忠实的观众，他执着地让我报考话剧团。我打小就听他的话，实在没招了只好顺从。父亲便匆忙给我准备了一篇课文让我背，我背得差不多了，他又嘱咐了一番，随后就领我上路了。

当时，大连话剧团在青泥洼桥原动物园对面的艺术剧场，考试内容是朗诵和即兴表演，当场给我的题目是《痛失亲人》。也许是一波三折的求艺路让小小年纪的我感触太深了，谁也没有想到，我话未出口已热泪如雨。这引得考官们颇为惊奇，他们深受感染，大笔一挥，一试通过，让我准备二试。在众多考生中其貌不扬的我竟爆了个冷门。

未料二试我说什么也不干了，原因很简单：那些考话剧团的女孩又高又漂亮，和她们一比，我顿时一点点优越感和自豪感都没了，简直就像一只丑小鸭！一试回到家，我一头栽到床上大哭，父亲母亲见此情景，表现出从没有过的冷静，他们毕竟是过来人。父亲一把拖起我：“还想干文艺吗？”“想。”我哭着说。“想，就继续好好考，不要管其他的！”父亲的口气有点儿要“爆炸”，我惧怕了。母亲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还真奏效。我抹干眼泪继续参加考试，二试就这样也通过了，我兴奋得都睡不着觉了。

走上艺考之路

第三试，剧团领导开始分工负责辅导学生，负责辅导我的是当时话剧团的副团长田奎一。他给我找了一首诗《王大妈的话》，出的小品题目是《报考前夜》。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首诗——《王大妈的话》。田团长先给我讲王大妈的故事，让我体会作品，然后给我排练。他很瘦，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让我有些害怕。他耐心细致，一句话、一个标点地给我指点，鼓励我大胆放声朗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父亲不放心了，他怀疑这么晚了我可能排完走了没碰上，就和门卫打了招呼上了二楼办公室。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琅琅的读诗声，他放慢了脚步。他没有想到，已经晚上十一点了，这么一个权威人士还在给一个初来乍到的小毛丫头尽心尽力地指导。三试这一天，我自信大方地走上了舞台，充满激情地说出了《王大妈的话》，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评委，三试通过了！

历经近一年的折腾，终于到了最后一关。最后一试，也是决定命运的最为重要的一关——化妆造型，这是选择话剧演员角色类型必考的一关。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化妆间的角落里愣愣地瞅着别人，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扑扑直跳。忽然，一位老师走到了我的面前，打量了我好一阵说：“夏君，我要把你化得最漂亮，希望你能考上！”

果然，那天我一出场，台下便议论纷纷，考官们交头接耳。我害怕极了，心想这下可完了，近一年的努力全砸了，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就在这时，考官发话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上了妆貌若天仙，是大青衣的胚子，好好培养，将来是个角儿。”我一怔，暗暗地庆幸，瞬间调整了状态。这一次我表现得从未有过的好，也许正是化妆造型让我找到了自信。后来进了话剧团才知道，这位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的是团里资深的表演艺术家刘雪芳老师。

好事成双，就在考上大连话剧团几天后，辽宁歌舞团的录取通知书也发了下来，我被同时录取了。大连话剧团的领导找到我的父母做工作，父母对我也难以割舍，生怕我远离他们，最后决定让我放弃歌唱。就这样，小时候梦寐以求当歌唱家的梦想破灭了。应父母之命，我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从此迈进了话剧的艺术殿堂，开始了话剧表演的征途。

我的母校大连第十六中学专门为我召开了隆重的庆功会兼欢送会，我带着幸福喜悦的心情和美好的憧憬，进入了大连话剧团。

冷板凳和大熔炉

剧团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也是枯燥的。进团后我发现自己的年龄最小，身体也没有长起来，还是唯独从学校直接考进来的学生，而其他的哥哥姐姐都来自工厂、农村及其他不同行业。仰脸看着他们，人家要个有个、要样有样，都陆陆续续接到角色上戏排戏了，只有我在学员班里坐了整整一年的冷板凳。除了有时练练发声，练练形体，我只能坐在剧场里看演员们演戏。说实话，头一两年里，我的感觉就和童话里丑小鸭的感觉一样，那种落魄失宠的痛楚，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偶尔人手不够时，他们也让我跑个龙套，如果机会好的话会给我一两句台词。演话剧不说话那就是一个哑巴，演员不上戏，团里没人搭理你。

细心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不时鼓励我：“千年的小溪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孩子慢慢来，别上火。”父亲见到我情绪低落，有些后悔了，他想起辽宁歌舞团的老师曾说“夏君天生就是女中音歌唱家的料”，也许应该让女儿去那里……当父亲十分郑重地和我商量，试图了解我的真实意愿时，我回答：“不，我要坚持！爸、妈，你们的女儿不会让你们丢脸的！”因为我懂得，我能够走到这一天，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艺考就像大浪淘沙，一批批地考，一次次地被刷掉，最后我们这一批被话剧团录取的只有三个人。我要珍惜，我要刻苦，我要努力。

团里新学员渐渐多了，就正式成立了学员班。我们天天住在剧团里，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演员王会安老师和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张春莲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负责日常的形体、台词训练。排戏时大家都要去看，开座谈会时都要谈感受。那时，团里经常邀请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来为我们上表演课、台词课。我是采用笨鸟先飞的路子，一早上班报到之后，立刻就跑到剧场二楼走廊练功。除了绕口令，父亲还给了我一本古诗集让我练，我不管看不看得懂，一气背了近四十首唐诗。我收拢心思，下定决心，几乎每天早来晚走，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辛苦，有时练得嘴和舌头都木了。母亲看我吃饭不得劲，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谎称没事。就这样我的台词基本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以后表现人物的语言张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老师后来专门表扬我的台词功夫，并撰文称道。

和李默然老师在全国残运会上演出

尝到甜头后我没有止步，反而更激励自己刻苦练习研究台词语言。当时我们团的导演有黎军、王成斌和李启昌，王导和黎导都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学院来华执教的专家培养出来的，他们对演员台词的要求极其严格。团里的老演员的声音根本不用麦克风就能给观众强烈的震撼。即使是嗓音一般的老演员，也能让坐在二楼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得真真切切。当时人人都羡慕这些老演员，我也深受这些老同志的榜样力量和敬业精神的影响，苦练基本功，从不放弃每一次、每一时的排戏和看演出的学习机会。

第一个角色

参加剧团的第二年，我一下子长高了5厘米，体形也发育得舒展开来。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为了训练学员独立创造角色的能力，团里决定排一部话剧《板仓风雨》，全部起用青年演员进行教学排练。我通过了考试，黎军导演让我饰演女主角杨开慧。

终于有机会排戏了，我兴奋得难以入眠。心性极高的我购置了精美的笔记本，准备记录下导演对角色的分析以及对剧本的阐述。我蓄满了力量记下了几乎一本子的笔记。当我捧着上面写满了角色小传和剧本体会的笔记本交给导演时，他不屑一顾地给出了四个字：“抽象概念。”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重新交作业。”

导演的评价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因为当时我对话剧演员应如何体验角色、怎样有效地开启创作舞台形象的门径，基本上一窍不通。开始时我只是从概念上去理解杨开慧，认为她是个民族英雄，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等。因此，表现出的形象是一个苍白的空壳：慷慨陈词，腰板挺直，没有潜台词，没血没肉。导演直言这个角色太不鲜活，简直就不是“人”，要求我把英雄人物生活化，在平凡中见伟大。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创作角色的艰辛和困惑。我非常害怕导演把我换掉，让我失去这个角色，因为坐冷板凳的滋味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心里都酸酸的。

于是我不断地请教老师们，他们也喜欢勤学好问的年轻人。他们从剧本的历史背景、人物类型乃至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倾囊相授。但他们没有手把手、一招一式地教，说是怕我在表演上留下毛病，以后就不好改了。他们在排练中时而为我着急，时而让我转换思路，有位老师急了，就从家里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籍拿给我看。

这本书让我如获至宝，我以为有了它，表演创作上的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书里的内容理论性太强，我急得半夜三更在家里哇里哇啦地边哭边跺脚。楼下邻居火了，上楼砸我家的门，吓得我蹑手蹑脚地从门缝里偷看。父亲满脸带笑，作揖打躬直赔不是。

邻居走后，我以为父亲又要对我发火了，谁知他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有耐心，拿起书看了之后对我说：“你不要死记硬背，要和创造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首先要想杨开慧她是人，是有情感的女人，不要去想她是个英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里有两个字很重要，那就是‘体验’。有了真正的内心体验，然后把它转化融合到外部动作之中……”父亲手捧着书一直给我讲着，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通过一个阶段导演的耐心启发、老师们的细心帮助、排练场上的反复磨合，懵懵懂懂的我终于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微妙之处：只有外在形式准确揭示了特定内容的时候，这样的体现才具审美价值。杨开慧不是挺胸抬头的塑像，我开始一句话、一个潜台词地体会，安下心寻找杨开慧的内心轨迹，全身心地体验着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平实心怀。我的头不那么高扬了，语调也不那么激昂了，形随声走，声随心走。黎导乐了，老师们的心放下了。我这才明白，其实内心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我在体味导演阐述、深刻认识剧本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人物的二度创作。

这个戏的排练让我初次品尝到了话剧演员的不容易，真的不是会说话就能演话剧。后来演了几个戏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话剧演员创造角色是依据自身的感受来找寻人物感觉的。所以，我那时面对角色创造总有无数个问题和疑惑向老师们请教，慢慢地再通过排练反复磨合，有时如梦方醒，有时也叫导演批评得“体无完肤”，心里就想这活也太难干了，还不如当初上辽宁歌舞团，兴许就不用遭这个罪了。有时人物感觉一下子找对了，导演表扬一番，我的心情顿时为之开朗，又由衷地对导演产生感激之情。

这个戏让我在剧团的学员队伍里“小荷才露尖尖角”，也使我懂得了演员的基础理论及基本功的重要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成为我的行动指南。

严师指路

随之而来的是《定点》《中流击水》《小站》《万水千山》《占领颂》等剧目的排练演出。对我而言，这是使我获得锻炼提高的难得机遇，我被选入这些剧组，未必是因为我有多大优势，而是我肯下苦功钻研、加倍付出的努力得到团里老师们的肯定。我前进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受到呵护、培养的结果。我特别想念已故的导演、艺术家王成斌老师，大连市戏剧创作室曾为王导出版了一本纪念专辑《追寻艺术之光》，我在书中写了一篇文章——《我是王导的学生》。

1975年，在《万水千山》中饰演李凤莲

我是王导的学生。当我用这句话作为怀念王成斌导演的文章题目时，有朋友对我说这个题目太浅白，没有文学性，我却笑着摇摇头。我的心告诉我，虽然王导只在两年间给我排了三台戏，但是这三台戏的经历却够我享用和怀念一辈子。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王导就离开了我们，我无缘再接受他的教诲，然而他对我的教诲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我是他一辈子的学生。

感谢《板仓风雨》，它让我有幸结识王导。记得演出时，我要多紧张有多紧张，演出结束了，黎导笑呵呵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知道谁表扬你了吗？王导也来看戏了，他说你有潜质，好好发展吧。”

听了黎导的话，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王导和黎导一样，都是我们剧团的大导演，省内省外都有名气。黎导为人特和蔼，见谁都是笑眯眯的。王导可不这样，他素以严厉著称，导戏永远不离开那把藤椅。他把藤椅放在艺术剧场大舞台中间，佝偻蜷曲在里面，远远望去像一尊雕像。别说他给我们排戏，就是远远地望着他，我们都大气不敢出。团里的老演员都有些打怵他，更别说我们这些学员辈的小演员了。听说他表扬我了，我心里除了惊讶竟没有多少兴奋的感觉，我可不敢想象王导如果给我排戏，我会是什么样子。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王导就让我进了他的剧组。那一年话剧团全力以赴排重头戏《太平庄》，准备到省里参加汇演。王导安排我做了《太平庄》B组的女一号——一位农村妇女玉梅，为的是让我向A组的老演员们学习。

那是1978年初春，王导到底要给我排戏了。我紧张得中午连饭都吃不下，晚上回家对父亲说了这事。父亲笑了，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说：“我们这出戏满台子都是大演员，那些大演员都怕王导，我如果上了台，还不叫他吓死呀。”说完这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父亲更乐了，他说：“严师出高徒，你就跟着王导好好学吧！”

1976年，在《占领颂》中饰演郑华

1981年，在《命运》中饰演秦颖华

回到剧团走进排戏大厅，我心里一直发怵，不敢正眼看王导和其他老师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了半天，才找了个犄角旮旯坐下。王导看出我胆怯的心理，瞪着大眼睛对我说：“这出戏老演员不少，你要好好跟他们学，说不好这台戏公演时我真就叫你上！”“我的妈呀！”我在心里又惊叫了一声，“王导呀，你可别忽悠我！”

实际上，我很快就将这出戏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王导在排戏的时候我就在台下认真地看。饰演玉梅的是黄老师，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一个著名的演员。我把她表演的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甚至把她台词重读的地方也记在心里揣摩，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悄悄地练，躲在二楼走廊练。

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一天，黄老师家里有事没来，中午剧务老师走到饭堂找到我说：“夏君，下午上戏，王导通知的。”说完二话没说就走了。我吓了一跳，立刻一粒米都咽不下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让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的我更蒙了，支支吾吾地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舞台上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农村小土台，玉梅躲着自己的丈夫走过来，这是她第一次亮相。我从边幕条那边上来，心想一定按着黄老师那样演，可是事与愿违，我一走上台，两条腿就软了，脚也不好使了，平素所练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停顿了几分钟。就在此时，我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样的心理支撑着我，让我半睁半闭着眼，一点点地挪到了土台子上。我想停下来，可立马想到，在王导的排练场上，王导没叫停下来，谁也不准停，有天大的事也必须继续演下去。我只好继续在土台上走场，两条腿也继续瘫软着。好不容易王导叫了停，我呆在台上等着挨批，王导却叫大家休息。大家都有说有笑地休息了，我却还在台上发呆，两条腿一个劲地哆嗦。

这时，场记上来小声对我说：“王导对你的表现可满意了，他说玉梅就是你啦！”“怎么可能？不是你听错了吧？”场记说：“没错，王导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表演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老天爷，万万没有料到我竟歪打正着，导演说我的状态就是这个戏规定情境下的人物状态。紧接着一次又一次地重来，重来，重来……反反复复十几遍，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默默地上场亮相。现在我知道了，这是导演在帮我确立人物形象，感觉找准了，状态对了，人物就出来了。一点一点我开始放松了。

话剧作为一门艺术，真是深不可测。王导所说的潜台词、行动线，我一概不懂。但是，王导一直对我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演。”我也不管自己想的对不对，怎么想就怎么演。后来一位老师表扬我说，王导看中我的也就是这一点，我就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演，不会不懂装懂，更不会装出很会表演的样子。

其实我对人物的认识、对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的分析并不具体，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被王导严厉地说来说去。他这样教我，我还搞不明白，王导就火了：“你是一块大海蜇啊，你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吗？你就任着别人把你摔来摔去，摔得粉碎吗？”听到这样的话，我在台上委屈得哭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休息的时候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戏总算排到第三场了，我仍然在台上煎熬着……